稀世珍珠(史葛玛丽亚修女传)-圣人传纪-天主教图书中心

    一九一七年至二二年的革命与内战将一百多万俄人逐出家园，使其流离失所。此时欧洲还在抚平自己的战争创伤，不大可能善加接待他们。幸而他们也无意久留，无非呆上三二个月，最多一年，只等布尔什维克政权垮台了就要回去的。这不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许多政府也如此认为，它们的幽灵仅仅是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而己。

    一九三二年初，就有一个这样俄侨家庭来到巴黎。他们无声无息的抵达，只有移民局的官员记录在案二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史葛莉萨，她的母亲碧苏菲，她的第二任丈夫史葛丹尼，儿子尤拉和两个女儿。她三个孩子中，甘娜是大女儿，而娜佳则是年龄最小的女儿。甘娜生于俄国，出生的时候，母亲莉萨初次的婚姻已经破裂，她与前夫从分居走向离婚。娜佳则生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建立的王国，出生不久后全家迁居法国。

    他们走的是其它许多人走过的路。从黑海东海岸诺罗西斯出发，南行至当时独立乔治亚孟什维克共和国第比利斯，最后西取道君士坦丁堡到达贝尔格莱德。旅途的某些部分比较平安，某些部分则多灾多难，不管如何总归是令人不快的逃亡，背井离乡前往异域，谋求无法与老家相比的前景与前途叵测的容身之处。

    他们在迁徒过程中，首先碰到，是旅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路。在诺罗西斯克，当库班地区的内战在一九二0年三月临近结束的时候，人们纷纷逃离。史墓莉萨好不容易弄到的船票，有孕在身鲍莉萨就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统舱里面，随行的有她的母亲和她的女儿(当时还是她的独生女)，一老一小相互依赖看管照顾。由于内战的缘故，莉萨跟她的丈夫婚后不久就分开了。丈夫的离别无疑使她心情沉重，但如今她倒是害怕在这一片混乱的统舱里万一早产，那可了不得，随后那些艰辛的旅途，在一九二0年至三二年间，还没有一次比得上她开始难民生涯之初的一段非人的遭遇。

    幸而，尤拉于一九二0年四月平平安安生于第比利斯郊区。几个月后，她的父母在君上坦丁堡团圆，他们在那里总算找到丁一个宜人的寓所暂居。不过君士坦丁堡不可能满足好几十万俄国难民久留的要求，尤其在那时运不济的苏丹王朝末日将至的关头。史葛一家于是藉助一九二二年新设的「内森护照」再度飘泊。

    他们来到法国后，没有解决经济困难。莉萨因不停的缝纫、制作玩具和设计丝巾花样,永远地搞坏了她的近视眼。这样所赚来的辛苦钱，连同她丈夫当代课教师的收入再加上库班流亡政府象征性的俸禄，全家的日常收入总也不超过每天十五法郎。等到史葛先生够格当上了出租汽车司机，于是有了每天四十至五十法郎这一笔更加稳定和宽裕的收入后，他们一家的穷困才有所缓和。却不料刚要好转的家庭经济状况，又被小娜佳的得病全然地化为乌有。

    父母认识到她的病情的严重为时已晚，发病之初，看来有道理认为，她的病情只不过是二五和二六年之际的寒冬令全家人所患上的流行性感冒的后遗症。然而即便在这营养不良的家庭里，娜佳不断的消瘦也开始引起恐慌，尤其因为没有哪一位医生能够作出诊断，或开出有效的处方。当一位青年医生第一次出诊便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灾的时候，小娜佳的病已经十分危急。

    娜佳随即被巴斯德研究中心收容住院观察。亏得米契的遗孀从中说情，莉萨方才获得许可留在娜佳身边看护。她在医院里度了二个月的漫长时间，亲眼看着她心爱的小女儿一点点垮不去。母亲的看护有她作的六幅蜡笔画记录不来，她在一旁一一描画女儿的肖像用以排遣一个母亲的忧愁。这些写生画刻划了一个发烧的神态与平静的女孩的憔悴容貌。其中有三幅注明创作于同一天的不同时刻：那是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也就是娜佳死去的一天。

    娜佳的夭折，在她母亲的一生中，是相当意料之外的。莉萨当时草草记下的一段话便有所流露：

    多年来我不曾晓得，事实上我从来不曾明白，忏悔的意义，而今我却被自己的渺小吓呆了。

    在娜佳身边，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是曲曲折折地绕着偏僻的小径行走。而今，我要走上一条真正的纯洁的道路。这不是厌世，而是要为死亡辩护、要理解死亡和接受死亡。

    没有什么思想能够比「彼此相爱」这四个字更加伟大而贴切的表白信仰，只要爱到底，爱得没有例外。整个人生惟其如此才会明亮，否则使会令人厌恶，成为累赘。

    她因而自责过去所走过的弯路，因而重新探索一条走向未来的正道。她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如今三十四岁。还有十九年要活。

    此后的岁月证实她当时的信念，娜佳的死亡是挑战，是转折点。在不面一段引文中她有感于娜佳的死亡，而区分二种不同的哀悼：

    有些哀悼者局限于他们的慈悲，正当而寻常：多么不幸!谁想得到呢?我不久前还看到过他，怎么会死呢?谁是他的医生?等等。总而言之，他们无非是陌路之人。对其他的人来说，死亡不是一个哀悼的问题，死亡在他们眼前。是蓦地打开了通往，永恒的大门，这时整个自然的存在失去了它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昨日的法律不再生效，欲望业已淡化，虚无替代了意义，另一层虽则还不可思议的不同的意义，却突然令死者背上长出翅膀。一切的希望、计画、习惯、谋算、尤其是人生的意义，一下子进入了黑暗的墓穴。有鉴于此，一切需要重新审查或者加以否定，需要估量是否谬误和腐败。

    探访究竟带来什么呢?哀悼吗?不!它更甚于哀悼!因为启示世间万物的真谛。一方面，我们觉察到一个先前是活人的遗体，一切造物的必死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觉察到赐予我们生命的、火热的、无孔不入消耗一切的安慰者——天主圣神。但这样的感受能否超越死亡则是另一个问题：

    他们终究会说时间对于一切不幸的疗效——难道不可以更加确切地说成「时间对于一切不幸的麻醉」吗?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地恢复正常。灵魂回复到原来的蒙蔽状态,通向永恒的大门重新关闭。

    尽管如此，一个人有可能接受新的天命，将自己交付在永恒者的手中,不再具约束力的需要，叫人重新坠入日常生活，坠入对日常事务庸庸碌碌的处理中。让一切听其自然，则天主的永恒生命使会偏布一切，只要个人不再惧怕，不再逃避自己，不再否认他那可怖的命运，不再摒弃他本人的哥耳哥达，不再拒绝他本人所自愿承受的十字架。

    我深信，任何人，那怕只有一次体会过这种永恒的感受。任何人，那怕只有一次懂得他要走那一条路。任何人，那怕只有一次觉察到走在他前面的那一位。一个人将会感到很难偏离上主的道路——一切的享受对他无非过眼烟云；一切的珍宝为他全都一文不值；而且一切的伴侣尽是多余，如果他在他们的中间看不到那唯一的伴侣，承受其十字架的那一位。

    这种感受是没有商量的，她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这种天主在灵魂中丰富的探访好比瘟疫,好比滔天的洪水,好比熊熊的烈火那样地遍布灵魂。」她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一首诗，也同样地表明此种深切地感受：

    我自以为是富人，

    一个活着的孩子的母亲。

    但主啊，我必须渐趋于贫穷，

    直到那最后审判的时刻。

    无论喂养的是什么，灌注的是什么，

    所有世俗的希望、欢乐与恐惧，

    将它们从我枯竭的心中连根拔除吧!

    并且让耶稣主宰一切。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她已遭受过第二次的经历，一九三五年七月，她那二十一岁的大女儿甘娜突然决定返回祖国。首先，在托尔斯泰（是斯大林新政权下最得宠的作家之一，又是莉萨旧日的一个朋友)的庇护下，甘娜发现自己不难适应新的生活，也不难找到愉快有益的工作。但一九三六年六月却有她突然死亡的消息传来巴黎。在那阴沉的一年，人们自然会怀疑甘娜可能是遭到清算了。结果，事实却表明，她是死于斑疹伤寒，而且死在家里，然而这一补充的信息并未给母亲带来多少慰藉。

    首先，甘娜的母亲觉得自己不能节哀。「我再一次不能明白，不能相信」，她当时的一首诗如此地表明此种心境，「我又一次觉得眼前一团漆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痛心的时刻」，那位告诉她女儿死讯的传教士写道:「她一言不发走出门外奔向街头。我担心她会投入塞纳-马恩省河自杀。」过了很久她才回家，却已「惊人地平静不来」。

    她没有去到女儿墓前，在那黑暗的墓穴里，昔日的「计划、习惯和谋算」可能已经埋没。在遥远的巴黎，举行了一次追思弥撒代替葬礼。弥撒中莉萨始终跪着祈祷。参加追思弥撒的同伴谈论她的镇定自若，尽管是多么的悲凉。「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她向一个朋友诉心。「漆黑的夜。心灵极端的孤寂。黑暗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唯有遥远的某处投来一线微光。我现在终于明白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感受表现在诗集中并不奇怪，甘娜死后不久所出版的诗集，有<论死亡>的整整一篇，作为一系列献给甘娜本人诗篇的陪衬。但诗集中很少透露她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这并非因为她沉默寡言。相反，她跟多数的人们相处融洽，热情地投入他们的话题，嘴上老是挂着她那幽默顽皮的微笑，她看来高高的个子，俊美，健壮，充满活力。人们对她的印象是有真诚、坦率、大方而又随和的个性。

    然而，只有那些深入了解她的人才能察觉到，在她的孤独的身影中，平静地保留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与感情。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她对那先后死去的一双女儿的无尽思念。甘娜有同母异父的妹妹娜佳：娜佳的全名叫做阿娜丝塔西亚，俄文意为「复活」。

    史葛夫妇是在俄国内战的非常境遇中萍水相逢而仓促结婚。史葛夫人是黑海沿岸阿那帕镇的行政长官，而史葛先生则在新成立但为时甚短的库班反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阁员。迄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临近这个政府的末日时分，他即将出任库班Kuban的当选总统。夫妻双方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其个人情感和文化素养上的歧异，在随后流亡国外的那些寒冷凄清的日子里，愈来愈难堪地流露出来。

    史葛夫妇一心一意要让娜佳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小娜佳去世时，这对夫妇对于亲生的小女儿——娜佳共同的目标与想法。相形之下生母和继父对大女儿甘娜的态度就不大一样。夫妇不相同的表现与态度，愈来愈严重，到一九二七年已经不可收拾。他们终于同意分居。因此史葛丹尼从他们安顿在牟顿那潮湿的底层寓所搬出去，为他自己另觅住所，并带走了儿子尤拉。

    同时，他的妻子得到了新职，将她给带上正道，也就是她哀悼娜佳时，曾经想要走的那条道路。

    这不是一条文学道路。革命前她已经出版过两部诗集，第三部诗集则要到一九三七年才发表。流亡生涯早期她也曾试着写小说。但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她发表的作品差不多全针对社会问题和神学问题，大部分具有实用性。她正是在这一领域发现了她的使命。

    得以涉足此新领域、新活动的体系，起初是由一九三二年建立的流亡团体——俄罗斯大学生基督教（东正教)运动所提供的。这个团体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都有活动中心，总部设在巴黎。但设在大都会的活动中心无法顾及零星遍布欧洲各地许多工业落后地点的俄国流亡者，这个问题很快就受到重视。于是便任命了一些「巡回秘书」，将该运动的传教、教育和慈善活动推向内地各省，那些偏僻的角落，对此会感到更加迫切的需要。被任命的「巡回秘书」（一九三0年)史葛莉萨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流亡法国的俄罗斯人中的巡行，使得她较少接触知识界人士，而更多地联络流离失所的贫民，陌生的环境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怨天尤人或者垂头丧气。在他们中，酗酒往往是自我解脱的寻常手段，自杀率也很高。她撰写的文章〈法国的俄罗斯流亡地理〉为流亡者的报纸提供了凄凉的一页。不过她坚持认为，即便最腐败堕落的流亡者，毫无疑问地仍然还保留着人性的尊严。

    「他们堕落吗?」她问道：真的堕落。

    「腐败吗?」活生生的腐败。

    「酗酒吗?放荡吗?骗人吗?行窃吗?」是的!是的!

    「他们还算是人吗?」他们是无可否认十足地被遗弃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只有通人情、具人性的话能够挽救他们，才可以抹去谎言淫行的的痕迹。

    莉萨会发现，她有能力说出这样的话。她也会发现，无论她那出身于地主乡绅的家庭教养、大学教育学历或曾经出入于彼得堡文化精英的社交生活，都没有在她自己与目前接近的人们中间树立壁垒。

    事实上，她被指望在里昂、图卢兹或者斯符拉斯堡一些流亡者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但当地的情势往往使讲座黯然失色或者干脆取消讲座。「经验教导你去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处境。」她对一位朋友作了如此的解释：

    我发现自己正从一个正统的讲师变成一个忏悔师。因为一旦熟悉了我的听众，我们使会坦率地交谈，谈起流亡生活或者过去境遇。我的同伴无疑会觉察到我善解人意，于是便会试图在演讲后一、二分钟的空档找我单独谈心。门外会排起队来，把我当作一个专门听告解的神父。总会有人想要向你倾吐他们的心事，向你倾诉他们多年来的沉怨积郁，向你忏悔折磨他们良心的内疚。在这样的陋巷中谈论对神、对基督或者对教会的信仰完全是没有用的。此时此地所需要的不是传教，而是最最简单的一件事：同情。

    缺乏同情心，彼此之间简直是无法沟通。当她到庇里牛斯山区矿坑，前去访问在那里非人的生活工作条件的流亡者，想要对他们作一次演讲之时。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敌意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个矿工竟然说，要是她去擦地板，那倒还用得着。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将此话当真，在擦地板时，却把一桶水泼翻在自己身上。他们坐着、瞧着。那个讥讽我要求擦地板的人忽然脱下他的皮茄克递给我，说道：「你湿透了，穿上吧!」于是冰雪消融，当我擦完地板，他们围着我坐在桌前，拿来晚餐，我们使一边吃，一边谈心。

    这次访谈结束时，一位矿工吐露说，那一天他本来已经准备自杀的。因她的来临而迟延，但可说只不过是他的自杀打算。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简直荒谬。」莉萨救助了他，收拾好他的行李，把他送到图卢兹的朋友家中。他们欢迎他住下，不久便使他恢复了活下去的自信心。

    这是一次不引入注意却富有成果的会晤，虽然——可能是因为——没有发表演说。日后她继续在适宜的场合发表演说，但却愈来愈珍视和寻求像这样不期而遇的个别访谈。

    这样的的过程通常不顾风险。「我记得第一次相遇是在廿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惠德林顿写道：「那时她刚刚从马赛归来，她巡访马赛是为了去那里救助几个鸦片瘾君子的俄国知识分子。她总是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冲进老城的一个鸦片窟，把那几个俄罗斯青年强行拖了出来。」因为处理最无诗意的案例，需要最无诗意的决心。

    困难在于，责任一旦担当起来，就非得坚持不去不可。她注意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我给予他们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她说：「我找他们谈话，然后就离开他们，忘记他们。但我现在已了解为什么这样做总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你生生世世的关照。你非得生生世世地照顾醉鬼或者跛子，无论这事多么烦难。」有关这样的想法，在她巡访期间所写的诗歌中中反映出来：

    我又要离开了，更糟的是，

    还要奔向那更加遥远的地方。

    不管你如何地费心尽力，

    一颗心总装不下一个世界。

    无论她的帮助是多么的有限，去帮助也就等于去发现。她逐渐逐渐地建立了一套操作准则，她的操作准则与那些专业社会服务人员的工作规则少有雷同。但是这套操作准则使她在未来的岁月熟悉自己的工作。这套准则基于天主「按祂自己的肖像」所创造的人格尊严的确认：

    如果有人从自己属灵的世界转向他人的属灵世界，他会遇见一个启发灵感的、令人敬畏的奥迹。他会接触到天主真实的肖像，接触到天主降生成人的本相，从而接触到天主的「道成肉身」和「人性的神圣奥秘」的。他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天主的启示，他也会尊重天主在他的弟兄内所显现的形象。只有当他意识、察觉和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在他面前才会显现另一个奥迹——一个要求他作出更大奉献的奥迹。他会觉察到这位天主的肖像已被邪恶势力所掩盖、所扭曲、所坫污。于是便会为了恢复天主的肖像而去与魔鬼战斗。

    这是一场要求自我克制的战斗，参与战斗的任何人「绝不该怀有私利私欲」。基于同样的理由，绝不该对受难的感受抱有无聊的好奇心。相反，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力图重视和感受他人内心之所感受，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外加的教条主义应当避免，把他们的种种需求简缩为很少的一般水平，可能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式和局部的疗效。然而，同样有害无益的是柔顺的、感情用事的做法。原谅他现在的一切，甚至其精神上的累赘。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要用关心、冷静和爱来求得平衡」。但这种爱务必遍及一个人的全部身心。俄国东正教从前却常常忘记了，人们的肉身也像灵魂一样，需要照顾：

    人们对待同胞的肉身应该甚于关心自己的肉身，基督的爱教导我们，既要给予同胞属灵的礼物，也要给他们属肉的礼物。我们应当向他们献上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衫，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个人的施舍和范围更加广泛的的社会服务，二者同样有价值，也同样需要。

    她的巡访证实了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信念。但是（虽然她定期为克伦斯基的报撰稿，却很少顾及他们的政治主张。一种迫切的，尤其是宗教的使命感在支撑她的工作。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首诗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使命感。在这首诗里，她有一次通过法国的火车旅途的梦境中，突然转化为神之临近的敏锐意识。

    断断续绩的梦，内心深处的音乐。

    然后一切奥秘中的奥秘豁然开朗。

    就在眼前彰显。

    万军之主厄罗亨驾临。

    但我能成就什么呢?万能的主。

    我岂不只是他人口中的号角，他人手中的剑?

    是让湍滩加速了的一股急流呢?

    还是盯住人类负罪的一个讨债人?

    然而注定要我走窄路。

    「去吧!去哩试一下贫民和流浪汉的生活。

    永远永远地靠拢他们

    ——也成为我的世界。」

    自以为人间人、自以为他人手中的剑的感觉不曾在她的心目中消失。在同年所写的另一首诗中，她自问：「主呀，我是什么人?」］而又自答：「一个传播主恩，散布火花的妄想者而已。」她在一九三四年告诉一位朋友：「天主业已将我成为一件工具，使他人因我的帮助而兴旺发达。」

    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圣者传记选集中，以自己的方式强调这个「工具论」的重要性。她写到九世纪的约纳修，为一位少女驱魔，他情愿将纠缠这位少女的邪魔转移到自己身上。她也写到三世纪的纳福勒，与萨里修传教士的毕生友谊，在一次无谓的争吵中破裂。萨里修固执己见，不肯和好，反因争吵所生的骄气导致背教几致殉道；然而纳福勒，尽管受到先前的好友怒斥蔑视，却情愿为他而过、代他赴刑。

    虽则她所讲述的是古代格式化的版本、老套故事，但她却注意到了这些故事所显示的灵光。这些文字发表的前一年，娜佳的死已经激起她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想法，认为在生活中，像古代圣者那样的自我牺牲，对现世也有实用价值。几年后，甘娜的死又一次产生催化剂的作用，终于使她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基本的抉择。

    甘娜是安葬在巴黎附近的圣冉纳维大教堂的俄国坟场。后来有可能在同一坟场的另一部分购得一块更好更具有永久性的墓地。但是法国法律规定，棺材出±和栘葬须有死者母亲在场。莉萨因而再次经历了葬礼的整个过程，又再一次经历了葬礼所产生的后果。

    正在追随女儿的棺材迁移新址的那个时候，她终于认识到这一次重新安葬所激起的精神性的调整规模。她那孩子的死出乎意料地丰富和扩大了她母亲的职责：「而今我体会到了一种崭新的、奇特的、广义的、含孕一切的母性。我从那坟场回来时好像成了另一个人。我看到了眼前一条新的道路，看到了人生的新意义。」这是一种挑战性也是难以确定的前景：「为天下人子之母、当一切需要慈母般的关切、或庇护的人们。」即便如此，三十年代早期写的一首诗，已经对她所谓「广义家庭」的说法有所表明：

    你把我引向他们：

    收养这些人吧!连同每个人的挂虑。

    让他们变成你的血液，

    你的骨中骨，你的肉中肉。

    我收养他们的时候，

    把他们的一切视为自己的一切。

    他们的傲慢、漫无目标，

    无穷尽的争斗伤害、孩子气的胡闹。

    主呀!叫他们不要再任性妄为，

    沿着那遍布死亡的道路走去。

    我（遵主嘱)以母亲的身分为他们说情，

    他们的诱惑让我来肩负吧!如同我自己!

    在她的传记选集中，肩负邻人包袱和诱惑的圣者，多数是早期的基督教隐修士。想到他们的成就会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然而后期的修道生活，是否如所预料的，为她毕生奉献的母性任务提供架构呢?即使能够，她——一位有过二个丈夫(一个已经分居，另一个已经离婚，且全都健在)的妇人——究竟该不该，或者说能不能去修道呢?这样的复杂问题是不可能在国内解决的，尽管后来终于获得考虑。栘葬之后，她便带着这些问题前去求教她的神师波格谢盖和乔治伊夫大主教。

    她有幸得遇这二位导师，首席会长波格谢盖（一八七一——一九四四)这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经济学家显露头角的人物。那时他是个又「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便以一个俄国东正教的神学家来结束他的事业，这完全是当初始料不及的事。他在这两方面都很突出，而且在两方面都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但他工作的独创性始终是他正直和博学的产物。这样的品格和学识促成了他「从马克思主义到理想主义（也是他在1903年发表的一部书的题目)的进步，这也助于他雄辩地游说俄罗斯知识界跟教会修睦和好（一九0九年)，但是后来，却使自己与教会重修于好。在一九一八年那个紧张的夏天于莫斯科他领受司铎职务。他并没有在那里久留。即使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八九九年便因以「修行主义者」论述农业问题，而招惹列宁之怒。作为基督教的卫道之上，他更不能见容于斯大林的新政权。一九三二年一月他终于被逐出苏维埃国度。因而使他有可能在一九二五年加入在巴黎新成立的圣塞尔吉乌斯、东正教神学院教职员的行列。此后他一直留在那里，任该院的院长和信理神学教授，度他的余生。史葛莉萨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他。但不管她如何学得重视神学家波格谢盖的学识（她在神学院听他的讲座，也熟悉他硕果累累的著作)，却是作为司铎的波格谢盖令她格外爱戴敬重。她在他的内里发现了一个良师益友，而波格谢盖虽然有强烈的个性，却从来不以其权威强加于他的学生。他对自由的热情和对个人的尊重，使他成为你坚定的后盾，成为你可信赖的顾问，从不是那种要求无条件服从的太上师尊。

    这所神学院是在伊夫大主教赞助下成立的。伊夫（一八六八——一九四六)是西欧一个重要的俄国难民教区主教，他曾担任过莫斯科教区和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大主教。幸而，这个俄国难民得到一个有经验的行政主管：一九二0年流亡国外前，他已经当过十三年的主教。这段期间在流亡难民教区，他表现表现出一个有见识、有耐心和有策略的神职人员。正如一位司铎曾说：「每个人都可接近他，把任何属灵和属肉的负担放在他肩上，他慈悲地处理每一个的人问题。让人人都可能去顺应内心的召唤。」

    莉萨的这两位神师都准备对她的问题提供不寻常的答案。但二位都不希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周密地研究了自己的计划所引起的种种反对后，认为：「障碍是不可逾越的。」

    至少不难认定障碍并非教会律令所造，第七至第九世纪的〈教会法典〉第十四章（第二条第四款)（此条款令犹斯定皇帝所颁布的第廿二条和第一一七条新律生效)其中对离婚的规定是，婚姻双方的任何一方企图皈依修道生涯。但是作出决定是一回事，征得对方同意是另一回事。史葛丹尼并不热心，需要大主教出面说服。既然不用上法国法院，因此可以较快地加以解决。

    教会准许离婚的公文，甘娜去世周年纪念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发布。接着便开始准备修道誓约：她得到了一件旧的会衣，定了日子。内心思忖着：「一切都清理过了，我的财产清单也做好了，没有什么东西留住我。」

    稍后的某一天，神学院在克里默大街小圣堂的走廊里，史葛尤型莉萨，脱去世俗服装，穿上简朴的会衣，进入圣堂，跪伏于地，成十字形：

    虽是一身洁白

    心里依然存有

    莉萨的名字。从今以后

    我便成了一个修女。

    伊夫大主教亲自主持了修道入会典礼，也由他来发表传统的训诫：

    你必须爱神甚于一切，你对父母兄弟姐妹一切亲人甚至对自己之爱，必不可超过对神之爱。你对尘世及其一切安逸荣耀的眷恋，也不可超过对神的眷恋。你不可逃避贫穷，反要终生安于贫穷。你的善行必须永远专注于为活在天主内的人。你必须记住致命精修圣人，曾经付出劳苦奉献身心生命以臻于至善。你必须在一切事上时刻警醒。你必须效法基督之忠仆忍受一切。因为我们的天主富于慈悲，贫于自存，以使吾等添列于主之国度。因此我们理当效法基督的榜样，为基督的缘故忍受一切苦难，日日夜夜铭记圣训恪守圣训。因为我们的主基督

    亲口教诲：「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玛十六，24-25)你应当随时随地奉事吾主遵行圣训，直到生命终结。

    这个具有挑战性词句的训诫，为她提供了一生的指导方针。回首往事，我们方能看出，这些训诫，是如何贴切地对应于她的未来：

    所以，你必将忍受饥渴、含辛茹苦、忍辱负重、苦难重重，以实现在天主内的生命。当生命中一切苦难交于一身，你必须引以为傲，到那一日，上主必因受此人世之大苦难酬以天国的福乐。

    保守生的名字正式开始启用。在礼仪中主教将莉萨更名为玛利亚，然后把一个十字架放在她的右手中。

    玛利亚姐妹，请接受这信心之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请永远铭记主的教导：「谁若愿意跟随我，就该弃他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主教又把一根点燃着的蜡烛放在她的左手中：

    因主说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在人前照耀，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

    典礼如同开始那样地结束，伴以赞美浪于回头的一首圣歌。赞美诗的前文虽谈到浪子的悔改过程及向父亲的求援，结尾却有他重返家园所引起的浪子失而复得的欢乐。

    对于新生的玛利亚修女，诚如对于那回头是岸的浪子，都有那有待共享的欢乐。原先她打算秘密入会的想法，已经在入会仪式前三天的守夜中被打消。她的朋友仍敦促她忘却过去。「不必藏匿从前的自我形象」，她写道。从前的我所写的东西——「所有已经忘怀的笔记、文章和诗歌」——都该付之一炬。

    幸而她自己从不曾全心全意贯彻这样的破坏念头，也没有放弃诗歌，她仍然继续写诗但秘而不宣。这种策略性的缄默一直要到甘娜去世的时候方才破例。

    不论叫她焚毁旧稿的用意何在——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孕育在一首诗中而有一种错觉，认为有必要采取预防的行动，要她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实际上，她入会修道积极的性质和效果，在此后的岁月中始终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九三三年一月，伊夫大主教在玛利亚修女修会团体的一次周末研讨会上碰到文学家莫索尔斯基,说：「你们看：玛利亚修女剃去了头发，仍然像以往一样地容光焕发。」

    入会十八个月后，她说：一切全部变得简单多了，非常的简单。在此少有客套，事实上根本没有为客套留不余地。」她所谓的「客套」并韭言辞上的表达，也包括任何累赘、失衡或猜忌的行为。

    虽然为她带来新的简朴和平衡的修道誓约，却没有提供她想要「跟穷人和流浪汉一样过活」的方法。她暂住列夫和桑德在克拉玛居处的一幢公寓里。他们供给她房间，为她提供了一个临时的归宿，使她能在那里考虑种的可能性，去拟定她日后的工作。

    伊夫大主教寄厚望于玛利亚修女：「我很高兴!」当她入会时，他写道：「我希望她会成为俄国侨民中进入修道生活的创始人。」在她这方面，玛利亚修女也高度评价大主教的信任和支持：「我最大的欣慰乃是大主教对我所有计划的深切透彻的理解。」她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有他的帮助，人们直能移山倒海，如果赋予这样的心志和力量。」然而双方都还不清楚，在她那些计划，没有一样会引发传统的修道生活。

    一九三二年夏天，玛利亚修女代表俄罗斯大学生基督运动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从前是俄罗斯帝国的二个省份，现在是独立的共和国。那里的东正教修院和女修院依然如故，彼方边境的苏联宗教迫害尚未到达。玛利亚修女因而可以亲身体验传统的修道生活，作为衡量自己的修道生涯。

    她访问的团体包括庇宇克梯策的安息修院以及她的出生地里加的天主圣三修院，所到之处受到盛情的款待。在里加虽则只是短暂的逗留，主人甚至为她特别制定了一件会衣。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她并不以为然。正如她在返回法国的途中如此写：

    修会中无可置疑的有很多虔诚的人，有追随天主的个人奋斗，甚至还可能有好多个人圣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组织，作为一个团体，他们简直一无所有。这些边区的修院具有无可争议的意义，他们捍街圣训，保存大量古代遗留的收藏品，他们保存礼仪中隆重壮观和悠久传统的珍贵宝库。人们可以指望他们世世代代，永远永远地保管不去。人们对他们有所指望的，也只有如此而已。

    在私下谈话中，她把他们斥为「布尔乔亚」，在那样的修会中谁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烽烟遍地，甚至他们不关心世界的命运。」她自己的修道誓约反倒增加了她对迫在眉睫的战祸的忧患：

    他们改了我的名，

    取走了我的姓，

    让我成为天主的儿女。

    这就是我听到的预言，

    当我独处时：

    忧患的日子已经临近，

    已经临近了。

    她抱着这样的信念返回法国，她要创立一种新型的修道生活，来更妥当地适应流亡俄侨的环境和需求。它既不是那种内向的，也不是那种永保无虞的修道生涯。

    人们总会面临二者的抉择：是世俗家园风雨无虑的温暖安适?还是内心只有真实可靠的茫茫无际的永恒。而这唯一真实可靠的东西就是十字架。

    传统的修道团体老在创造、维护和偏爱的，反倒恰恰是前者那种「温暖安适」：

    在多数的情况不，守贞的誓约使没有个人家庭生活的人们投入修道生活。他们不曾建成私生活，他们也不曾领会，个人私生活的绝对独立性，如此她与未世思想领导下的修道精神格格不入。这就造就了一种极端古怪的情势，逐渐改变了修道生涯的根基。

    创立家庭的欲望不仅是满足肉体本能的街动，也不仅是向往爱情甚或向往父性母性的渴望。家庭也还根植于另一种本能，也是一种在人类心理上极端强大的本能：那就是筑巢的冲动。营造一种私生活的冲动——这种私生活是用森严的高墙和结实的门闩闩住家园，隔绝外界世界。一个人随其生活方式的形成，不仅关心他的物质利益，也顾及生活的道德纯洁性，顾及这生活之内在的美。捍卫这种生活不受外界的玷污，而在家室的樊篱之内，声言他的个人的「我」和家属团体的「我们」来抗衡任何外界的「他们」。

    那些完全真诚地恪守贞节誓约的人们摒弃那通常会驱使他们建立家庭的成分：他们只是不要家室，却容纳了家庭生活的一切基本成分。他们要一个有组织的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公共团体的大家庭，用一道高墙围住他们不准外界污染及灾害侵入，他们建立了一种属灵的家庭，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地捍卫着这一大家庭不受外界的干扰。

    玛利亚修女承认，在过去的年代里，有人热中于维持这样的一种大家庭，原也无可厚非。虽然当初已有那些为基督的缘故而修道的隐修士和卫道之士，敢于不按常规，以更大的自由为神和人类服务。然时至今日（她于一九三八年这样写道),这样的「家庭」模式的修行生活，便全然不可取的了。

    当时代本身预示未世事件的时候，当人类正实实在在地走向哥耳哥达的时候，当人世无路可走、无安定可享的时候，在我们今日这样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非把昔日那种守旧的修行精神当作修道制度未来的准绳吗?不，不能。虽然说来很难抗议一个可爱的超脱尘世的修道院家庭所奉行的至善至美原则，但我们必须抗议。有个发自内心的呼声，坚持要摒斥一切的贪婪，不管在这一领域内所生的贪婪还是在别的地方所生的贪婪。

    但不是用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相反，改革需要蛮干和无政府状态：

    向无家可归的人打开你的大门，让外在世界横扫你那美妙的朝拜制度，贬抑自己，空虚自己，叫你无足轻重。不管你多么热心的努力，你的自我贬抑岂能与基督相比?接受那安贫乐道的誓言吧!它将严酷地横扫一切，摧毁一切安逸，甚至修行的安逸。

    有好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一切，并不清楚明白我们周围是异教徒的环境，因为我们受到偶像崇拜的蛊惑。我们的时代既是受苦受难的时代，也就是与耶稣基督的精神一起受苦受难。我们的时代，也是在我们心中横扫世世代代所珍视的稳定、成熟以及神圣的一切。我们的时代，有助我们真正完全地去接受安贫乐道的誓言，有助我们去寻求戒律规条，而不去寻求无政府状态，那种为基督的缘故而蛮干的无政府状态的生活。有助我们不是去追求修道院的樊篱，而是去彻底清除那些分隔我们的良心和世界及其创伤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隔阂。

    事实上，正是这个世界及其创伤把她驱向修行的生涯，因而修行必不能排除或替代外在世界及其创伤。如果她曾经处于一种地位，可让她在个人的修道生涯和大众的服务生涯中间选其一，她必定会选择为大众的服务人生。伊夫大主教随后便承认：「她之所以宣誓修道，目的在于无保留的献身社会工作。」要是她一开始便有此察觉，事后必不至于有所失望。「她将社会工作称之谓『世俗修行』。」伊夫表示：「她以禁欲与内心祈祷为特点的严格修行，不是无法理解，而是视为过时且没有必要之举。我从来不曾想要跟她讲清楚修行的内在意义。」

    不足为奇，「人们要是怀有苦行文献以及修行团体生活的戒律规条所严格规定的修道理想，他们便不可能与她同道。」麦努希娜评论说：「她年纪愈大，灵性愈是成熟，外表也就愈不像是修女。」更确切地，用她自己的话正面地说：「而今修道人只有一个修道院，那就是整个广阔的世界。」同时，「我们涉世愈深，献身世界愈多，我们便愈少有凡俗的成分。因为凡夫俗子决不会将他们自己献给整个世界。」

    玛利亚修女颇为欣赏圣尼古拉和圣若望·佳贤的传说。有一天，他俩回到地球来看看事情究竟搞得怎么样了?他们碰到一个农夫，他的车子陷入泥沟中而不能自拔。农夫要求他们帮忙。佳贤毫无歉意地拒绝，因为他立刻要返回天国，不能弄脏了他那洁白无瑕的袍子，尼古拉一声不响，到齐膝的泥泞中竭尽全力帮农夫把他那辆车子好不容易给拉了出来。当天主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衣冠楚楚，另一个人则满身污泥时，祂下令重修教会年历。所以至今每年两次庆祝圣尼古拉(五月九日和十二月六日)。而佳贤的节日则被贬入二月廿九日，每四年才轮到一次。

    这个故事很配合她的思想。她不喜欢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装扮，穿戴尽可能地简朴。以她的本心，宁愿要一块无可名状的长大帆布，中间为脑袋开个洞，套在肩头披在身上，腰里束根绳子作为腰带。事实上，她那（无论是旧的抑或偶而得来新的)会衣上，老是有工作后留不来的痕迹。因此，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帮助那些陷于绝望无以自拔的农夫。她表示：「这是那种非得「脱去白色会衣』才能帮忙的事儿。有如泰戈尔所说：弄坏弄脏了你的衣服，又何妨呢?」

    何必在此赞美歌唱数着念珠!在四门紧闭的圣殿这一孤寂阴暗的角落，你在朝拜谁呢?张开你的目光看一看：天主并不在你眼前!天主是在农夫黎耕的坚硬土地的地方。天主是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块的地方。天主与他们一起同在太阳下的风雨中，祂的衣襟满是尘埃。脱下你那神圣的会衣，像天主一椽来到尘土上吧!

    超越?何处能寻求超越?我们的主先就心甘情愿地以创造世界为己在，祂跟我们大家永远结合在一起。

    摆脱你的沈思默想，放开你的鲜花和香火吧!弄破弄脏了你的衣裳，那又何妨呢?带着你的劳绿和额头上的汗水去见祂，站到祂的身边。

    「只有经过爱才能走向神的道路，除此别无他途。」她对莫索尔斯基说道。

    当最后审判之日，我不会被质问：我的苦行修习是否成功，祈祷的时候我跪拜了多少次。我将被询问：你曾给饥饿的人食物，给裸体者衣服，访问病人和罪犯吗？只有这些问题才会是我被询问的内容。救世主向来用第一人称「我」来谈论每一个穷人、饿人和犯人：「我又饥又渴，我有病，我身陷牢笼。」想想祂曾经在任何困苦的人们之间所划的等号吧!这个观念深入骨髓，使我内心充满敬畏。

    这种感受充满了她的思想和行动，内中很少存有诵经、祷告、数念珠的余地，取而代之的是工作。这便叫她的朋友庇弟亚夫和毕亚诺夫大大放心不来。他们先前曾担心，传统的修行生活会使她受到束缚，或者会使她感到失望。「我得承认，对她修行的决心，起初不大赞成」，庇弟亚夫写道：「我并不认为修行是她的天性，担心她会碰到森严的教规，而引起麻烦。她那不易妥协的性格，日后也许会被迫放弃修行——那可是不幸的事。」庇弟亚夫和毕亚诺夫怀有这样的保留态度，试图劝阻她成为一个修女，甚至毕亚诺夫故意不出席来抗议，她的宣誓入会仪式。随之而来的是她的修道生活的「蜜月阶段」。然而，「不久之后，热爱自由和叛逆的本性便冒头了。」

    有不少工作要做。廿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政府为政治流亡者提供的方便不少。事实上，一九三九年一份调查结果提到：「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如同法国容纳那么多的难民永久居留。」话虽如此，并非所有的难民都能同样得到益处，在那失业率不断上升的三十年代，法国的处境也令她无法如此的慷慨宽容。不幸的是在衣食燃料方面，申请国家救济的难民往往还缺乏一个固定的安身之所。「流亡者没有固定住所的情况是颇为严重的问题，她必须向私人机构申请援助。」当时已经找到一慈善机构，玛利亚修女还想设立另一所。

    她的第一所房屋在巴黎第七区萨克森邨九号。巴黎第七区是一个富裕的区域，以豪华的荣军大旅馆为中心。她租下这幢房子的时候，并没有可靠的财务支持。「没有关系」，她对一位朋友说：「我们要在水上行走，伯多禄宗徒曾经走在水上，结果并没有淹死。当然，绕道陆地更加安全，但你可能永远达不到目的地。」她在笔记本上记不了类似的想法。

    生活方式有二种。完全合法完全体面地生活，预先衡量谋算，便可以走在旱地上，但也可以走在水面上。那使不能预先算计，唯有以永远的信仰为依靠。稍一犹豫，你使开始下沉。

    然而签约的那一天早晨，她的乐观主义连订金都没有给她带来。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最后一分钟去求助大主教。当这一天结束后，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今天签约租下一所洋洋大观的房屋。直到最后时刻，我还不相信这件事有可能办得到。我紧张得不得了，因为有好多重大问题有待解决，最糟糕的是钱的事情，临到最后一分钟尚未落实。然这一切都已过去(大主教今天给了我五千法郎，我按时付给了房东)，现在我已能在家里过夜了。马上会有好多工作——但都是那种我乐意做的工作，这一切不再是幻想，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简直像是奇迹一般。伊夫人主教是多么伟大的人，这个世界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的理解一切。

    「现在我已能在家里过夜了。」她满怀希望地搬进这幢房屋，然则房屋里连最筒单的家具也没有。只有一架钢琴孤零零地矗立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显得那么地不协调。起初她睡在地毯上，一幅她最喜爱的圣像靠在身边。电话号码簿权充板凳。既没有电，也没有煤气。

    隔壁圣嘉拉修道院的钟声定时鸣响，修女们踏着宁静齐整的步伐在窗前走过前去祈祷，这一景像与她自己所创的「为基督的缘故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一种奇异的对比」。同时，她在孤独的进餐时，引发了对于那位神秘新郎午夜才姗姗来迟的思维。（玛廿五1-13)

    终于，快速地锁了门。

    被忽略的屋子。

    日光几乎透不进那积满尘埃的窗格玻璃

    老鼠在乱草堆里忙忙碌碌。

    我要在四周清除垃圾，

    将桌子擦干净，

    收拾起遗忘了的思维碎屑

    统统付之一炬。

    要把这地方造成一所圣殿，

    不再是不透气的洞穴，而是一个家。

    我要拿盘子来，切几片面包。

    我要在杯子里把酒冲淡。

    我要坐不来，用两只手撑住额头。

    外边的暮色已经昏暗，

    我想起那些愚笨的童女，

    还有她们那灯里少了油的故事。

    太阳慢慢地不山，暮色逐渐深沉。

    随后便是黑夜，默然地咕咕哝哝。

    晨光接踵而至，晨曦中冷气袭人

    我的身子竟无意抗拒睡意。

    只要睡眠不压抑我的意愿。

    地板上冒出寒寂的味儿。

    朦胧间难见窗户框架。

    黑暗是弥漫着深浓。

    精神，此刻强化了斗志。

    静不来：一声敲门。马上是玻晓时分。

    点燃了我那圣像的灯，灯蕊蘸满了油。

    我的客人就在门前。一阵浩风随之而来。

    「被忽略了的家室」很快就变了样。不消几个礼拜，房子里就配备了种种的礼物和他人遗弃的旧货，以及她四处奔走捡来的便宜货。她将这幢房子布置的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心。为前来居留的人们（多数是失业的俄国青年妇女)腾出更大的地盘，玛利亚修女离开自己的房间，睡在锅炉旁。她邀请莫索尔斯基去参观她的「修道室」，还邀他「坐在炉灰当中」：「她将自己挤在锅炉后面的小角落里。一副狭小的铁床架：地板上有个洞，由一只旧靴子塞住：一只老鼠住在里面上诚如麦努希娜所指出：「他自己已经什么都没有，也不再想要什么了。并且她一无所有，连自己的房间也没有，这样的事实反而使她高兴。」

    二楼的一个房间被辟为圣堂，玛利亚修女亲自动手，绘制了一幅圣像屏幕，底层宽阔的餐厅改作公共休息室，这房间也可以作为座谈和讲演的场所。所谓的「座谈」，是可以是随意即兴的家常漫谈。演讲则有波格谢盖和庇弟亚夫这样的非凡人物到场作报告。有时也有周末讨论会。但居留者大多随意参加。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安定温暖的环境。这便是他们的房东努力为他们提供的头等大事。「我累了!」她在给母亲的家信中写道：「但我对自己的事业感到满意。」

    这个事业在二年之内，就超过了上述房屋的规模。再说，创业者心里又有了新的打算，一九三四年九月她要搬到一所更大而更荒芜的房屋。那房子已被闲置多年，座落在较为寒酸的第十五区。许多俄国人住在那地力：不仅因此地段较为便宜，并且失业者还可以领到救济金。玛利亚修女的新址是：罗默大街七十七号，这地址日后在巴黎的俄侨中间变成了一句口头禅。

    然而搬家是一回事，租金则是另一回事。很难再度指望大主教帮忙。何况大主教的援助也无法维持每年二万法郎的开销。「她没有钱，风险很大。」莫索尔斯基在笔记中写道：「但她并不害怕。」因为她有另一种想法：

    你以为我无畏?其实不然!我只知道有此必要，事在必行，在萨克森邮我没有房间自客，目前我喂饱廿五个受饿饥者的人，在那儿我便能养活一百个人。有时简直觉得主抓住我的颈背，强迫我去做祂要做的事，那就是现在这所房子的事儿。冷静下来想想，这样做简直是疯狂。外人也许以为我莽撞。我不介意。我不打小算盘，我唯命是从。

    罗默寓所的院子里有个砖棚。那时留不的一张照片表明那里面有过一辆相当大的车。玛利亚修女将那些破烂货与垃圾一起清除，然后将砖棚改造成一座教堂。她还努力改造这混乱房屋的内部。她擅长刺绣，墙上渐渐地布置了她的绣制品，变得生意盎然：一幅大型的达味绣像用来装饰南墙，一幅洋洋大观的〈最后晚餐〉是在艰难的一九四0至一九四一年间绣成的，安放正门顶部。祭坛布也是她缝制绣成的。

    许多圣像是她自己的作品，也有一些是修女雷林格画的。还有几幅是她俩的合作成果。此教堂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弥撒团体。

    路灯柱上的灯光投射在第十五区五五九号的外表破败的老屋上，使得墙上褪落的粉饰，与玫瑰花饰的灰泥和古典式的壁柱一起，显出其先前的美好光景。如今，处在一个大部分属中下水平劳工阶级的区域内，这幢房子与毗邻的那些建筑物看起来同样不起眼。但它仍与众不同，终究不再隔绝于外面的大世界。相反这幢老房子所提供的欢迎，

    对于那些「生在斗争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自是存败攸关非同小可。

    老房子十分宽敞，然而沾满灰尘、肮脏、破败。然而弥补这一切的，是它的温暖的安全感和安逸感。人们带着这种温暖的感觉，在这拯救性的诺亚方舟里相聚一起，使得他们不必害怕威胁他们生存的炎夏寒冬，风霜雨雪；不必害怕租全过期未付，不必害怕囚失业而贫困的绝望。人们可以在此地等待一段时期，端一口气，姑且客身，直至时机来临重新站起。

    罗默寓所从此成为玛利亚修女的活动中心，以后还有其它的房子先后加入它的行列。各处的宗旨并不全然相同，也不全然成功。第十六区冉拉大街四十三号的一幢房子专门用来安顿无处落户的家庭。第十五区法乌尔大街七十四号更加简陋的房子，则用来安置单身汉，史葛丹尼曾在那儿度过一段日子。更重要的是闹集格朗的一幢宽大乡村

    别墅，先被改造成肺结核疗养院，后作为养老院，在玛利亚所有的设施中享有最最悠久的历史。

    在罗默大街的修道院里，有一个专为穷人开设的简易旅社或招待所，也有一个独立的食堂。到一九三七年，大约有三十六名房客在此寄宿，「其中有些尽其所能地偿付膳宿费用，也有些发现自己连款的半数也付不起，只好用打工来抵食宿」。

    罗默大街七十七号中的妇女之家，附设一个廉价的食堂，开了大约三年的时光，每天总有一百至一百廿名食客在此用用膳。膳费(汤加上有荤的主食)今年（一九三六)秋天从一块半法郎涨到二法郎。食客多半是那些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们。

    不过!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的雇员吃饭是免费的。根据最新消息的记者报导，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廉价食堂共有22，991人吃饭，从该年一月份的八百十四份餐，上升到十二月份的2，815份餐，由此可见这个食堂的知名度蒸蒸日上。但是，这里能够吸引大量顾客的原因，不仅在于食品价廉物美，也不仅在于有位好心的波兰面包师傅，乐意无限量地免费供给面包。这里的食物，也努力地顾及食客的营养与自尊心。

    玛利亚修女不但天天去张罗食物，也着手食品的配制和配给，这些事也占去了她大部分的时间。

    在萨克森邨时，她已建立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天尚未亮，就得赶到酒家区及巴黎那的中央商场。天刚亮的时候，也肩负着一个装满各种杂物的大口袋，施舍给慈善团体或穷人。回程时她的口袋中有丢掉的鱼、骨头、熟透的水果以及去掉精华的蔬菜，她背负着搭乘地下铁的早班车赶回厨房。她也渴望有一辆手推车，因为她觉得自己身上满是鱼腥味。

    她的会衣沾满了尘土，袖口裂开，脚上破旧的男鞋，显得衣衫褴褛，人们已经认不出，她曾经是一位诗人，一位知识分子，曾有过荣华富贵的太太。

    厨房里的事，通常不使她那样操心。早期有女儿甘娜的协助。但是女儿回到苏联之后，就不大容易找到固定的帮手了。炎热的七月的一天，玛利亚修女站在火红的炉边她光着脚光着头，独自搅拌一大锅菜汤。

    有的时候，当厨房里不那么忙碌的时候，她床后楼梯下的小屋权充会客室。来访者要走过门厅进入厨房的阴暗过道来到会客室。

    玛利亚修女住的房间也在楼梯的下面，位于厨房和客厅之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堆满了书籍、手稿、信件、帐单，以及一些杂物，包括一篮子毛线球、一杯冷茶、一幅甘娜画像、书架、碗碟橱以及一只填料绽露的安乐椅，房内没有暖气。门虽设而常开。当玛利亚修女实在很疲倦时，锁上门，坐在安乐椅上说道：「我可不能老是这样，把什么事都接过来，我累了，我真的累极了。」但是锁门也不是个办法。一会儿又有敲门声持绩不断。修女打开门，说道：「原来是你呀!

    来瞧瞧我怎么过活吧!」

    按海格谢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专为迷途流浪者设立的修道院。顾客日日夜夜络绎不断地接踵而至。

    一位俄侨司机猝然而世，他的妻子无家可归，来到罗默。这里没有多余的床位，玛利亚修女便让出自己的床，并安慰他，解除他的痛苦。这样的夜晚却没有累垮她。精神出奇的好：「我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觉得轻得离开了地面，完全奉献自己，以至于毫无保留，这样实在好极了。」

    她在这种情况不所产生的能量，使她想到一句俄国谚语「找不开的卢布」。也就是说，你无论多么想要花掉它，老会收到价值一卢布的零头。这个卢布形成了一种二律背反的定律。

    世人常如此想，如果不断奉献我的爱，那么我的爱使会愈来愈少。如果奉献出自己的灵魂，那么我的精神世界便会彻底破产，不能再拯救任何人。然而灵修生活在这方面的定律却与肉身世界的定律全然不同。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无论给出多少，不仅会复归于原主，好比那找不开的卢布，会归回的更丰富更牢固。总而言之，谁给出爱，使会得到爱；谁使自己贫困，便会富裕。

    但是我们不应将个人这种能量当成财富的终极源泉。「我已经给出了巨大的力量，不是从我而来的。」她在笔记中写道：「这种力量正在压迫着我，我不过是个传声筒，别人手上的剑。这是代价昂贵而又痛苦的过程也会有不可预料的报答。」这是她在一九三七年的一篇(自我奉献的乐趣)的文章中的解释：

    我们知道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真福八瑞，在此刻，我们虽受困于阴沉无望的世界，但已经体会到耶稣许诺的一福祉，只要依靠天主的助佑按天主的意思舍弃自己，只要积聚力量去为邻人献出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不谋求私利地爱人。

    当然她也会如此严肃，以她本身的心理状况去解释自己的工作。

    我不去分析我对人的态度，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我有一种天生的慈悲感。这个慈悲感以沉重的力量来压迫我，驱散了我心中的宁静。如果有人需要我的同情，我便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接济他人，慈悲感令人痛苦，以致不得不寻求这样的出路。

    但不管她的动机何在，家人都忠于她的计划。她的母亲在罗默执事，甘娜也走了，尤拉则还太年青。无法完全依赖家人。

    首先参与她事业的人是曼修艾芙修女，一九三二年她从苏联来到法国。玛利亚修女邀她共事，不久又让她住在萨克森邨。起先玛利亚修女不知底细，劝她成为修女，过了一段时间艾芙修女才透露出她自己早已是一名修女。她在玛利亚修女身边不计报酬地努力工作，一起度过了艰辛的六年。后来她又介绍她的姐妹柯蒂杜洛修女以及一位新入会的奥本勃兰修女一起修行。大主教的期望至少部分能实现，似乎她们正形成一种新型的修道团体。然而，事实上，这一个团体却不成相之间不久就萌发误解和冲突，以致分裂。

    玛利亚修女这积极型的团体，得到艾芙修女的支持。同时她更强烈地感到，需要从天主的力量得到补充和加强，并以此区别于单纯的慈善事业。起初，在萨克森邨，参与弥撒的机会很少。当大主教将盖勒列夫神父派来主持小教堂的时候，艾芙修女就更加高兴了。虽然每逢假日和宗教节日他不一定在，但他还能在平时设立经常性的，几乎是每天都有弥撒。这样弥撒在罗默继续下去，列夫神父一向度清贫的生活，在一间未经装潢，鼠群成患的住屋安顿不来。他在那儿一直住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动身前往伦敦的时候为止。

    艾芙修女是几个经常参与弥撒的修女之一。至于玛利亚修女，她自有其不同的作息制度，因此弥撒的出勤率实在是非常低。即便是主日弥撒的礼拜，她也只来一会儿。因而有许多缘故将她引向泰戈尔诗中谓：「四门紧闭的庙宇里，那孤寂阴暗的角落。」但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工作要做。早晨的一大段时间，要是留在圣堂，便会使得在酒家区捡来的食品没时间整理，使得午餐没时间料理。因此在这方面，她强调的是「教堂外面的弥撒朝拜」，也是一种「从教堂向世俗延伸的朝拜」。那些批判她不参与弥撒的人们，没有考虑到她始终在坚持着「东正教行动」，也就是：我们对邻人的温饱所持的态度时，那些令人厌烦的、庸碌的、时而令人乏味而清苦的常规中，有着与天主交流的誓言。甚至与神交流的虔诚花费也会惹恼玛利亚修女，令她伤心。当她获悉艾芙修女从车棚教堂的捐款中，拿出一笔钱购置弥撒经文的时候，她简直惊呆了。在一个失业和痛苦的年代这样的花费难道是应该的吗?「叫我伤心的是，即使在周围最亲密的人中，我仍能感到我们在一些最基本问题上存有隔阂。」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他们老是唠叨着虔诚、虔诚，然则何处可见那移山倒海的大仁大爱呢?我往前走得愈远，便愈能体会到，只有内心里那种大仁、大爱、大慈、大悲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其余的一切不过是多少有点必要的外在的清规戒律而已。」

    随着时间的流逝，艾芙修女愈来愈表现出她仍旧保持着早期那种献身生活的忠诚，她先前过的那种生活是被俄国革命所剥夺的。她宣誓修行的戈索夫修道院在一九二九年关闭后的十年，没有一家再度开放。相反，玛利亚修女则相信，这一次革命至少给了俄侨一次新的机会去体验教会生活的自由，一种谁都不能不诚实、不负责任地加以忽视的自由。「我们的教会从未这样地自由」，她对莫索尔斯基说道：这样的自由简直叫你头昏眼花。我们的使命便是去显示，一个自由的教会能够创造奇迹。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把新的精神——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大胆勇敢的精神——带回俄国，我们便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否则，我们便将屈辱地死去。」她继续以这种论调写道：

    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流亡将要在宗教的意义上得到肯定。只要流亡生涯坚定地扎根于真正的宗教自由，只要我们的流亡生涯，不屈从于偶像崇拜的邪教诱惑，只要我们的流亡生活屡经波折，而仍能保持一种对人类对神具有同样的人性终极价值及未受玷污的信念。我们知道，过去的宗教自由如何惨遭基督教之外的势力践踏。我们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俄国，无论哪一种政权都会去设立集中营去对付宗教自由。所以，我们更加乐意将所得到的自由这一礼物，格外地看作是天命所归。情愿将我们得到的自由，看得比任何世俗的功名富贵，或者外在的安逸宁静更加可贵。因此，首先要坚定勇敢地捍卫我们的「基督信仰自由」不受攻击，无论这种攻击出自恶意抑或出自无知。其次，要无愧于我们的自由。也就是说，应当去以最大的创造能量充满这一自由，以最真诚属灵的热情点燃这个能量，将此一属灵的热情化为行动，化为不断的爱的工作。

    艾芙修女对玛利亚修女的正直，热情和能力赞不绝口。但却愈发使她们不同的难以调和的个性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艾芙修女所强调的：「基督教会的波希米亚」，没有上级修女在她们中间作出仲裁，因此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的问题从来不曾解决过，甚或从来不曾讨论过。结果使一方对另一方互相感到不快。艾芙修女回忆道：「我害怕玛利亚修女，她也被我搞得精疲力尽。」

    一九三六年吉普林院长从南斯拉夫来到罗默，出任此地的堂区司铎。他却没有带来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伊夫大主教派遣吉普林神父担任罗默修道院院长，是希望以他的榜样来教育玛利亚修女「正确理解修行职守」。事实上，却很难指望博学的吉普林神父，使其铸于传统模式毫不妥协的虔诚，再加上他那喜怒无常的脾气严竣苛刻的个性，会有可能被罗默吸收，从而去内在地改造这样一个团体，而不是使之瓦解。「我们的司铎是个好人」，年青敏感的史葛尤拉写道：「他很聪明，但他太严了。」

    他理所当然地将指导修女走上传统的修会规律为己任。同时他也不够策略的为他的做法辩解：屡次为难玛利亚修女以及所创业的理念基础。

    过失当然不全在一方。玛利亚修女在许多场合中似乎存心惹恼吉普林神父，她仿佛刻意显示她对于神父想要表达的传统的抗议。吉普林神父在罗默呆了三年的时间，然而都是互相误解，及紧张冲突的三年紧张关系。

    食堂里用餐的气氛格外沉闷，吉普林神父总是一声不响地来到饭桌前低头吃饭，然后一声不响地退席。他总是以此显示修院「正当的进食规矩」。同时，也以此流露，食堂给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供应非修院食物的不满情绪。礼拜三和礼拜五难道不是守斋日吗（更不必提四旬斋期了)?他心目中的规矩根本不为玛利亚修女的所动摇。据她说，款待穷人应优先于斋戒：应让堂食堂中那些无家可归的食客感到「他们不是我们的施舍对象，而是我们的客人，与我们修女一道分享食物」。

    吉普林神父即使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也得不到安宁。他房间的底下正好是玛利亚修女的房间，那里有时进行到深夜的聚会让他实在受不了。乱哄哄的交谈，不时夹杂着哗笑，和香烟的味道透过老房子的旧地板，使他跟一个他向来不喜欢的世界连在一起。

    楼下聚会的参与者(天才人物庇弟亚夫、费道托夫)，或者莫索尔斯基，大言不惭地评估世界上各样的要闻大事，实在叫那古板的神父头痛得不得了。

    在他这一面，玛利亚修女有时也被那无谓的对立搞得垂头丧气，甚而陷入绝望情绪。

    一九三九年五月，她写道：

    这三年哪!

    我们各自吃同一条面包。

    我们的看法来自同一个见解，

    我们的地板由一排薄薄的楼梯板相连结。

    有三年的时光，我倾听天花板上的脚步声。

    有三年我们的房子完全像个哑吧。

    我真的怀疑风会将它席卷一空。

    没有出路，也没有胜利可言。

    有一种蛛网在屋里层迭，

    有一种厌尘在空中停留不来，痛苦的：：

    到处留下它的足迹。

    在我的苦恼中，

    我渴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结束一切的缄默。

    这是谁的化工，谁开的玩笑?

    难道天主要以仇恨诱惑我们?

    我的二条腿已经冻僵在这个地方。

    只要能够跑，我要逃出这个家!

    要逃出这个家吗?早在一九三七年，已经对莫索尔斯基说，她有意将罗默大街上的房子转让给其它修女，然后动身，像一个流浪者那样地遍游法国：

    我现在全明白了：基督的教会要不是火刑，要不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此刻只想徒步漫游世界。一面喊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便去接受天主的国。

    同一年她还写道：「虽然我们被召唤，去承受神圣的贫穷，去承受因基督的缘故而愚拙，承受迫害和诽谤，我们却知道这才是基督赐予的天职，基督自居卑微，基督自身饱受迫害、诽谤和贫困。」同时，玛利亚修女老是处在人们的包围之中，仿佛成了骚乱的中心，局面是非常紧张，迫切需要办法解决的。

    艾芙修女已在他处寻求另一安身之处，藉以树立一种更加正规的修会修道生活。在图夏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弗里沃特和圣奥尔本和圣塞吉厄斯会，此团体是弗里主教和伊夫大主教联合支持的，艾芙修女出访英国，为此目的向圣公会若干女修会募集资金。不过，后来玛利亚修女认为事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九三八年秋天，伊夫大主教协助另外几位修女在芒集格朗，建立她们自己的修会。次年，吉普林神父调到神学院，并在那里享有学者的盛名，同时也出任格拉玛教区的首牧。根据伊夫大主教所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经本人同意免去吉普林院长作为罗默的波格诺夫教会牧首的神职。就此结束了这一段令人遗憾的插曲。

    人事纠纷可以遗忘。然这是原则性的纠纷。玛利亚修女将它用来构思成为一个短剧(安娜)，正从苏联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可以看出此短剧作为她的「纲领性作品」，这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我辩解。

    第一幕戏，以一个修女院为背景，表演了安娜和芭芙拉修女之间的冲突。安娜倾心关注修女院外界的苦难。如芭芙拉所说：

    透过她，世俗生活闯了进来，

    带来了世俗的新仇旧恨，世俗的腐败血腥，

    世俗的情欲、世俗的灾难，

    这里一切的一切都被扰乱，变得黑暗污秽。

    如果连修院也要受风暴的冲撞，

    试问何处才能觅得安宁?

    芭芙拉相信，修行清规应能保护修女抵抗外在世界。安娜则坚持基督信仰的入世原则

    「我们的肩头背着世界的十字架。」

    一个来访的修院荣誉院长，被召来在她俩中间作出仲裁，以恢复团体的和睦。他作出决定，让安娜走出会院面向世界：由她去侍奉世人，躬行自己对于修行的定义：「施于主的天堂乐土的肥料，去经受磨炼」。而芭芙拉（在例常的晚餐后)则随着团体进入圣堂。她从不缺一次弥撒。弥撒经文是多么的费解，她总是寻求她宣誓修道的宗旨：不断进一步拯救自己的灵魂。

    第二幕戏的背景转到外在世界。安娜在外界碰到了一个有点像浮士德的流浪汉，他作为撒旦的子民活满三百年。在这二百年中他被授与漫无边际的能力，作为交换条件，撒旦将在他活满三百年后永远占据他的灵魂。这一笔交易容许他在入地狱前在人间找到一个替身。但尽管他许诺权势、财富、美貌和永久的青春，却说服不了任何充当他的替身，安娜当然也不肯。他所提供的荣华富贵的诱惑，对她起不了作用，因为她有力量控制自身，这个力量出于她自由的意志。她甘心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他的生命，由于她付出自己的生命使得流浪汉得到了解脱。他忏悔后平静地死去，安娜则准备受苦受难。

    让她吃惊的是，在第三幕戏中，邪恶对她起不了作用。仁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地狱所不容，她的爱心担当了一个陌生人的罪过，而后又以这种爱的力量不战胜了她代人承担罪过的惩罚。

    这个剧本不曾指责芭芙拉，仅仅暗示她那幼稚的骄傲，和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同样的不无缺憾。正如玛利亚修女在一九三七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不可能去指责那些守旧者，不要求自我牺牲的精神，爱的奥秘使人们走不同的道路。但也不可能对此保持沉默」由此可见，安娜这个剧本中的人物，为作者作了最佳的辩解。

    虽然在背景风格上缺乏独创性，但情节也有意编得不现实。但是，剧本也不难看出，玛利亚修女将自己隐射为安娜，预示她走出腐败苦难的尘世，平静地隐退，进而心甘隋愿地走向在拉文斯勃鲁克落魄和毁灭的历程。

    「我想得愈多，便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行事的方式是正确的，其它的方式对我并不适合。」她说：「正确!但何等的艰难呵!『艰难而且孤寂』，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得完全孤立地在得不到了解的情况不，自行其事，把我的方针自认为一种属灵的努力。一她在笔记本上这样地敦促自己：「这一切并非因为我想要做，而是因为我必须要做。别人会完成这些事，对我来说必须开创这些事，同时并不设定我一定能成全这些事。」「我非常丧气!」罗默的争执达到高潮时她承认过：「我可以作罢，只要我相信我主张的真理具有相对性。」一九三七年，她甚至连圣诞节也相当的低调：

    走每一步都变得那么疲累。

    道路愈来愈险峻，愈来愈孤寂。

    日常的脚步声，

    并不预示永久的福祉。

    但是!二年后她却写道：「我们如果不是投身于紧张的属灵努力，穿越没有人走过的路，坚决摒弃精神的快捷方式，现实的歧途，我们便什么也做不到。」

    为了克服沮丧的情绪，她总是忙着大扫除、拖地板、油漆或者用纸裱糊墙壁。体力的劳累会给烦躁的心情带来些许的平静。体力的劳累尤其是死亡的感觉，甚至是死亡的象征。

    劳累会教育你，不要期望，

    更多的承诺，欢乐或者痛苦。

    让我永久地安睡吧!

    我祈求主来保守我的心灵。

    甚至有意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进入虚无。但总而言之，她似乎精力无穷，永远不知疲倦，用莫索尔斯基的话来说：

    她不承认自然法则，不懂得什么叫寒冷，可以一连廿四小时不吃不睡，她不顾疾病和劳累，喜欢冒险，不知畏惧为何物，痛恨灵还是属肉之任何方式的安逸。

    她有许多非凡的精力用于这样的人，他们因贫困、酗酒、精神病或病痛而不再能过常人的生活。他们在她内发现了她的先知使命，人子会在他们内得以见到耶稣并受到欢迎。

    我寻求歌颂者、寻求先知，

    他们在天梯一旁等待，

    看着有着神秘征兆的彼端，

    唱着我们不能理解的歌曲。

    我却发现人们惶惶不安、孤苦伶仃，

    贫穷、酗酒、绝望、无能。

    他们迷失了他们曾走过的路，

    无家可归，无衣可穿，无饭可吃。

    世上没有先知，只有生活，

    我们必须不断地充当先知。

    结局近了，时间短牙了。

    贺三纳，祢成了一个仆人的模样。

    俄侨中有许多「酗酒、绝望、无能」的人，飘泊到了巴黎的郊区，那儿有不少被遗弃的陋巷，成了棚户区中心。玛利亚修女及其副手会上那儿找到他们，提供食品和忠告，资助和安慰。在许多地方为穷人的孩子们设立了「礼拜四」学校，一所在罗默，另一所在（第十五区)索贝杜瓦大街，第三所在工业区蒙特武日。蒙特武曰学校此后又为一个小小堂区的前身。这个堂区由一位虔诚的司铎主持，他过去是基督新教的牧师，名叫白瓦伦神父。

    但也有许多贫民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只有碰巧才能找得着。至少有些人还会设法到酒家区去。在第一区考待朗大街「金色葡萄」通宵咖啡馆，无家可归的人们只需要花费一杯酒的代价，便可以买一个座位一直坐在清晨。那里不提供床位，也不允许睡在地板上。但他们可以把头放在手臂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我有时跟玛利亚修女上那儿去」。盖勒列夫修上写道：「她总是跟他们聊天，劝他们去她的房子住，在那里，给这些失业的人们提供十分廉价的饭餐。」「我对他们全都怀有母性的感情」，玛利亚修女在笔记上写道：「我真想抱着他们摇着他们睡觉。」

    在那些失业的人们中，她发现有不少的人并不愿意闲逛，然而要领救济金就非得什么都不干，而他们既害怕自由又害怕失去自由所要承担的责任。

    救济金至少可以用来买酒，酒可以使他们逃避现实。「我的朋友死得有福，他整夜酗酒，倒头来好不容易爬着回家蒙头大睡。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敲门时没人应声。往里瞧时发现他身子已经冰冷。这真是你的福分上让我们也这样快快活活地醉死吧!」这样的疯话打动了玛利亚修女的心，她将这些话写进了她的诗里。然而对此蒙难者的关怀，也包含着对他们永久的福祉的关怀。他们的死也许微不足道，对这种死亡的形容在她的诗歌集中明显地缺乏宗教慰藉的意象，但最可卑微的和最可耻的人们，也必将应召到天主的面前，进入众所期待的永恒世界，这是她所强调的。

    她不仅在酒家区一路搜寻无家可归的浪子，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几天不见踪影，与街头流浪者一起讨生活。

    因为将他们带到居留所，管吃管住也未必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处境所特有的不稳定性和非道德性，在一个闹集居留过的肺病人身上可见一斑。一天在宁静的午后，他趁值班修女休息时，偷了居留所里喂养的两头猪，搭上一辆借来的卡车溜了，从此不再露面。

    要说有人欺骗玛利亚修女，这可不是唯一的一次。但无论事情如何令人痛心，她仍不戒备。她情愿冒着被人利用的风险原谅而相信人。

    一九三四年，玛利亚修女为一个吸毒成瘾的女孩免费提供生活所需，而她从甘娜那儿偷了廿五法郎，整个事件没有人不相信是小偷的作案。这个吸毒的女孩成了大家的谈论对象，玛利亚修女悄悄地拿出廿五法郎，塞在沙发不面。晚餐的时候，大家罢在一起，她宣布说发现了丢失的那一笔钱：「你们瞧瞧，自己不先找一找，反而寃枉好人，这是那么不应该呀!」那位心虚的姑娘顿时失声痛哭。

    还有一次，一位当掉缝纫机的女人，失去了谋生工具，便来求助，玛利亚修女动用她支配不的基金去赎回了这架缝纫机，把它带到罗默，给原来的主人使用。那人赚了不少钱，去做别的生意了，并且将缝纫机让给另一个朋友，当玛利亚修女考虑能否要回机器，让其它的人也可以藉以谋生时。她的提议却遭到了护骂和拒绝。玛利亚修女却用俏皮的微笑安慰说：「我们要是什么都没有，她们就没有理由来骂我们了。」

    她的帮助还常令那些受惠不浅的人们怨恨不已。这种怨恨永远提醒人们认识一项事实：「只有给予施舍是不够的，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因为我们如果是出于责任感的施舍或仅是在行动上显得慈悲，受惠者就会在收到我们的礼物的同时收到羞辱、哀怨和痛苦。在这方面，她引用了叙利亚的圣人依撒格)的话：

    真有慈悲心肠的人，不仅拿出他自己的财产终于人。并且遂乐意容忍他人的不义，宽恕他们。谁为自己的兄弟献出他的灵魂，谁就会慷慨行事，胜过那只是以其礼物来炫耀其大方的人。

    再说，她从未忽视这一事实，她的侨胞并非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已经受够了罪，心神错乱，甚至于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即使碰到重大的障碍，也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她补充说：「我们相信我们将会成功，基于真正的基督爱心的事业不可能不成功。」

    她的同事有时候很难容忍她的宽容。当她超出谨慎的范围自行决定的时候，幸亏还有一位头脑冷静的财务总管在她身边。他就是毕亚诺夫。毕亚诺夫的常识使她的热情有健康的出路，对她的莽撞起抑制的作用。从三十年代中叶起，她就一直得益于他的管理经验，那是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领导俄罗斯大学生基督教运动中得来的。尽管他们可能会冲突，她还是懂得去尊重他的忠告，懂得超越他以有些粗鲁的方式去理解他对于穷人的深切关怀，这种关怀比他的言词更多地体现于他的工作中。

    有一回，她定要毕亚诺夫任命某贝族俄侨为新建的闹集——格朗招待所的总管。毕亚诺夫与来人面谈后作出了这一任命。几个月后毕亚诺夫从巴黎来到闹集。有位地方上的商人，在他从公交车走到招待所的途中向他打招呼，问起招待所管理部问欠他廿万法郎的那笔钱。毕亚诺夫不知道还有这笔欠账，立即赶回巴黎办事处，找出账单核对，看起来好像已经付清，于曰正再次赶到闹集质询总管。他承认贪污了这笔款子。毕亚诺夫并没打算采取法律行动。可是他们的经济不宽裕，钱丢得没有道理。很明显，总管必须更换。但是，他把这情况告诉玛利亚修女的时候，她却做出不同的结论。在她看来，反倒是毕亚诺夫的做法不近人情。幸而，闹集的房子不是租给玛利亚修女私人，而是租给她名下的信托委员会。毕亚诺夫的委员会同事们给了他一切必要的支持。

    即便如此，玛利亚修女并没有摒弃她一贯的作风。几年以后，德军占领的时期，毕亚诺夫听说：闹集的园丁吊死了一条狗。他去调查这件事，结果却发现这个人有更多不稳定的状况需要调查。家里储备的食品大量流失，因而查出这个园丁偷了食物拿到巴黎的黑市去卖。毕亚诺夫立即报告玛利亚修女，坚决要求辞退这个园丁。然而他却又一次被指斥为不近人情。

    由于玛利亚修女的宽宏大量，毕亚诺夫在罗默还碰到行政上的问题。有一次，市政府旅游局有位监察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出示旅馆证明和食堂所雇用的四十名工作人员的名单。毕亚诺夫不知道有这份名单，更不知道有这些雇员。玛利亚修女便应召前来并作了解释。据有关法律规定，工作许可证不能颁发给失业者，如果没有某一雇主为他提供工作。但雇主通常不大肯为失业者提供工作，除非后者业已拥有工作许可证明，因为雇主可能抽不出时间去去为他办理新的许可证。失业者就此陷于恶性循环中。玛利亚修女决意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她因而给数目无限的失业者提供在罗默工作的书面许诺，并且盖上毕亚诺夫的办公室公章。「监察部门宽洪大量」，毕亚诺夫在笔记上写道：「她没有受到检察官的公诉，但是她被要求保证下不为例，不再任意颁发书面的工作许诺或类似的证明。」

    罗默实际上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少。其中最卖力（也是最持久)的一个人是维斯阿那托里，他是厨师。这个自我隐退沉默寡言的人，是玛利亚修女从精神病院病人中带来的。他对她无限崇敬。

    一九三八年圣诞的前一个礼拜，玛利亚修女感到又累又闷，便动身前往精神病院，她到那里实地考察，以前只不过偶而去看看。她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有多少讲俄语的病人在那儿，更要紧的是弄明白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出院。她离开巴黎足有五天，出门带行李钱也带得极少。她令人震惊地回到罗默。俄侨报纸(最新消息)很快报导了她在圣斯里收容所的精神病院度过的「困难而有意义的三天」。

    所有讲俄语的病人都是发生革命以后进来的，其中有许多人不是欧战，就是内战的受害者。精神病主任大夫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会见玛利亚修女。因为，医师要治疗他们，先得与他们沟通，然而病人们谁都不会讲法语。事实上，有些病人根本就不说话，还有几个人只说一个字，玛利亚修女遇到一个病人，十七年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块石板，费劲地在石板上写着的一个字——「主」。

    我进去的时候有些天真，原以为可以向他们作一篇简单的发言或讲道。然而一看到我的听众就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儿有个病人做鬼脸，那儿有几个人指手划脚大喊大叫，还有一些人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我只好按姓氏笔划为序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个别谈话。

    有个特别打动她的病人似乎在为好多人说话，他说道：「我很正常。是生活本身疯了。」

    他来自潘姆的一个小村子，那儿与最近的铁路相距八十公里。很容易想像他认为正常的生活方式是：冬天的雪堆、春天的耕作等等。生活确实开始发了疯，自从他被征入伍的第一天起，自从炸垮了人们的身子的第一天起。便是被俘虏，生活在周围谁也不懂俄语的俘虏当中，难道这不是疯狂的生活吗?随后又紧接着释放以后那些疯狂的日子：听不懂的法语，吃不下的饮食，过不惯的生活方式。他缺乏灵活性，无法适应这一切，难以把这种种的事情视为正常。很可能，当初，他要是毛病一发作就能回到老家，现在就不会有精神失常的病症。

    如今，廿年过去了，难道还有病人不能从他们原先那无可挽回的境地有所好转吗?

    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一面在我面前的一张名单上记下他们的各种状况，他们一个个轮流着走到我跟前来，我所抱的能找出一些神志正常的人的希望使愈来愈小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主考，迫切希望学生们通过考试，因而尽可能地提示正确答案，可是他们却无视提示，一错再错。

    她花了一天半的时间跟这些人接触，其结果，五十一名约谈者中，有八名被她试探性地列为不完全正常，也许有轻微的毛病。她建议医务人员可以在次日上午对他们进行检查。

    她自己担任口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一个病例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人家问他年龄的时候，这个病人老是回答：「一九0六年从军。」有如医师所指示，这种现象应被视为他的病症。他对军事的联想，替代了他对出生日期的记忆，这样的事实说明他的头脑只能在战争记忆的框架内起作用，因而形成了他的病态。但玛利亚修女居然能想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常会用从军日期来表达自己的年龄。他便重新构筑问题：从他从军至今有多少年呢?如今的实际年龄又是几何呢?「这样，我想要拯救约谈者的意图便如愿以偿了：他提供了正确的答案，终于被宣告为正常。」

    精神病人终于被定为正常的案例的发现已经足以断言该项调查之必要性，结果又有三名病人判为正常。其中有一个人（时年六十岁)对外界感到恐惧，宁愿在圣斯里担任医院的雇员，另有一人要求出院之前给予非精神病的治疗，其它二人则准备立即出院。「能够在此地有所作为，我感到无限的兴奋。L玛利亚修女对罗默写道：「即便只有三个病人出院已经是一件大好事了。」

    她发表在(最新消息)上的文章提醒俄侨社团注意这样的惊人的可能性：讲俄语的病人中可能差不多有百分之八的比例，该项调查且不限于俄罗斯族也不限于东正教基督徒，也在别处期盼解放。在这同时，这篇文章还强调，有必要对真正病人的需求予以重视。

    我听到他们不时发作的欢笑和眼泪，

    还有他们那些发狂的言论，

    虽然被自己的痛苦悲哀压倒，

    但仍企望为各人奉献我的生命。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一个救援俄罗斯精神病人的委员会迅即成立起来，决定对法国所有的精神病院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在一九三九年中，玛利亚修女亲自考察了十七所病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访问了另外十二所。总计二百名病员中间，「至少十五至廿名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委员会的工作受到法国当局的重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玛利亚修女已经发布信息：（法国)政府答应要建立一个「足以容纳四百名病员的医疗中心」。可惜迅速爆发的战争，使这样的规划付诸流水。

    侨民医疗的需要显然并不限于精神病领域，幸运的是，卅年代法国政府逐步增大了侨民在享受医疗保健方面的权利。这样的医疗保健有若干是他们的应得权益，只要他们经过保险，或者拥有一处固定住所，就可指望国立医院的免费治疗。但是，「那些不曾保险以及没有固定住址的人便很难取得医疗帮助」。

    肺结核是导致多数侨民死亡的病症之一，玛利亚修女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因为自己的女儿便是死于肺病，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经染上肺病，肺结核病人的遭遇尤为不利，因为「法国疗养院因缺乏床位不对外侨开放」，俄国疗养院在奥特勒瓦，则因缺乏基金而无法收容他们。此外，「对于老年病人和慢性病人」则简直完全没有什么协助的办法。

    许多人流浪在外苟延残喘，而后悲惨地死去。即使那些有机会住院的人，也因缺乏疗养院而受到影响。他们面临两种处境：要不是回到他们的日常环境，要不是毫无希望地在医院等死。前一种情况，有可能重病复发：后一种情况则可能反复感染。当伊夫大王教访问巴黎罗歇富库医院时，他遇见二十五名俄国肺痨病人，他们向大主教诉说他们的悲伤和失望。

    我们久留此地，年复一年地徒守四壁。我们知道，唯一的出路只是走向坟墓。我们是被遗忘的一群。红十字会只是偶而给我们每人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不过如此而已。我们中只要有人，哪怕只要有一二人可以去到一个疗养院，就足以活跃我们这种沉闷凄凉的生活，使会抱着治愈的希望活不去。

    人们迫切需要更多的疗养院，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首先在闹集格朗找到比较适合于筹建此类疗养院的地方，先前的奔波则毫无结果，他们终于在这地方发现了已经被毁的乡间房屋。此地可以供给病人休闲的草坪，有维持生计的宽广的厨房，更不用提那个四百棵树木的果园了。以房地产经纪人的话来说，此地「已可现代化了」。但到那儿弄到钱，不仅要租下这房产，还要给予必要的整修和添置设备，将它成为一所疗养院呢?毕亚诺夫马上提出了这些问题。玛利亚修女则置之不顾。认为这个机会不该放过，疗养院必须建立，最低限度的基金也得及时筹措。

    她的鲁莽与一切消极的预料正好相反，结果又一次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她在俄侨的报刊上征求资金和设备。在这同时，俄侨有限的财力物力很快地因得到伦敦、日内瓦和纽约等地的非俄罗斯人和非东正教徒同情者的资助而大为增加。只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新的疗养院就告成立，由伊夫大主教来到闹集主持了成立典体。大主教还为疗养院的小圣堂祝福，那是玛利亚修女在鸡舍的基础上重新改建成的。同时他欣慰地从甘娜处获悉，她的女儿也正在从事同样的事业。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她生命之最后一年的最初几个月内，她正忙于莫斯科一处建筑工地，此处拟兴办一所肺结核疗养院。

    闹集疗养院的创办结果证明，其本身的重要性还不如它作为进身之阶的重要性，由此导向侨民肺痨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在闹集工作时得到了契托诃夫神父的帮助，他是一位年迈的司铎，特别关心在巴黎住院的俄国病人，他曾经以罗默为据点组织了一个义务探望病人的团体。只凭着这三人行的团体，便使得大主教上书法国卫生部长娄方。希望部长先生，因其妻子是俄国人，至少对俄国肺痨病患予以同情的关注。卫生部长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复信「令人意外地亲善」（伊夫语录)，颇难想象接下来的政策改革的幅度。次年一月（在一位新的部长的领导不)在医疗保健方面俄侨突然被授予跟其它居民同样的权利。即使在期待这一政令之时，对方部长已向大主教作出保证，俄国肺痨病人将可以进入国立疗养院完全享受公费医疗。不久以后，罗默社团甚至能将这一规定进一步推广到已向政府注册登记，并获准营业的私人疗养机构。

    这样一来，闹集作为一个疗养院，在创办的一年之内就已显得多余了。不过这地方并未闲置起来。人们不难将其改造成为招待所，在那里三分之一的过客可获得免费接待。德军占领期间，该招待所被占领当局查封使用，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恢复原来的面目，继续原来的工作。工作的性质到一九五0年有所变化，是时该招待所转为「领养老金的俄国老人之家」，此后在闹集格朗市府的支持不，老年之家一直维持至今(一九八一年)。那楼上有一个房间，堆着创办人玛利亚修女的有关手稿、材料和大事记。她的母亲碧苏菲，在此地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年。即便在她九旬暮年，她仍花费许多时间用来整理女儿的手稿，从她留不的抄本看来，碧苏菲的说法很有道理，她认为自己的字显然要比女儿的字写得好。及至碧苏菲去逝(一九六二年)，她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我们继续说玛利亚修女的故事。现在已经到了协调和巩固玛利亚修女负责的各种事业的时候。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她得与莫索尔斯基和毕亚诺夫讨论过「组织基督教社会工作」的事。他们完全了解俄国大学生基督教运动的「失业救济委员会」，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他们却又感到不安，因为这样的工作并未与他们密切联系的运动中引起重要作用。

    在运动中早就有呼声，要求基督教社会工作有更为投入的纲领。列夫神父因而在一九二八年该运动的刊物上写道：

    衣食入住行、父母般的照料以及医疗保健的问题，对俄侨社群的负担比欧洲任何其它社群更为沉重。既然如此，我们的运动难道应该把自己局限于智力问题或个人虔诚的问题上吗?我们难道应该像福音中的司祭和肋未人。在俄侨身边走过却对他们实际的苦难视而不见吗?或者应该像那个好心的撒玛黎雅人，去俯身照顾那躺在路边的受伤人，并用酒和油清洗他的伤口，然后把他带走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们不仅在受苦受难，而且还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死去。我们真的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他建议在运动内组织一个青年团体，专门为这些生活无着的穷人服务：「这样一来，便有可能产生一种新型的特殊类型的宗教生活，要求与修道生活同样多的自我弃绝，但却完全不同于原来的修道状态。」

    只有很少的人注意这样的话，但就在这寥寥数人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协会领袖。他们起先没有想到要与他们的母体（俄国学生基督教运动)分裂。一九三二年玛利亚修女仍在说，要留在运动内部继续从事她的工作。当时她想到一个「新的传教团体，其中无论西欧的教区和团体都可以参加」。一九三五年六月，在运动秘书处的一次会议上，她也提到「运动总体组织的一枝新生萌芽，由独立工作的愿望产生，但仍与运动总体保持密切合作」。结果，新的协会与运动的分裂更形尖锐，更加令人痛心。

    庇弟亚夫所提议的新协会的名字叫做「东正教行动」。它是东正教信仰与生活意识的体现，它注重行动。支持这个团体的主要人物是：哲学家——庇弟亚夫、神学家——海格谢盖、历史学家——费道托夫、文学家——莫索尔斯基和一个诗人——玛利亚修女。虽然他们都是文人，却无意理论眼前现实而平常的任务。玛利亚修女在一九三二年表示：

    我非常清楚，如今任何理论，在价值和需要方面无论多么了不起总不可避免地需要实际工作。无论这些工作如何地微不足道，具体的形势对我们有所要求，我最有先于一切的切身体会。

    「东正教行动」成立的时候，她又阐明同样的思想：「我们承担重要的任务，要认真地对待种种微小的事。」

    一九三五年九月廿七日(举扬十字圣架节)，海格谢盖神父主持了罗默的弥撒圣祭。「东正教行动」便在随后的会议上宣告成立。伊夫大主教出席了成立大会，并祝福了这新协会。成立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协会章程，选出了领导成员。玛利亚修女是主席的当然人选，她的同僚是莫索尔斯基（副主席)、契托诃夫神父（财务主任)和毕亚诺夫（秘书)。伊夫大主教同意担任名誉主席。即便如此，这个团体是否属于教会组织的问题，街待来日定论。最后以毕亚诺夫的话来说：「大体意见认为，虽然我们的名誉主席是伊夫大主教，他以他的名字给我们以极大支持，但我们仍应把宗教的团体视为独立的团体——一个完全自由独立的组织。」

    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光靠散居国外的俄国东正教会来资助这个协会。正如毕亚诺夫一针见血的话：「玛利亚修女满脑子计划，她会实现这些计划需要的资金，我们却没有钱。」英国教会、普世教协和种种国际机构很快地来援助他们。

    英国国教俄国东正教基金会，在其秘书威德林顿的领导不，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四0年法国投降时为止，一直定期给予数目不大的捐助。更要紧的一笔资助（每年约四十万法朗)来自美国YMCA团体，透过保罗、B·安德森的中介，甚至在法国投降以后照样能够按时送达，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军占领维希法国的时候方才停止，透过库尔曼古斯塔夫（在廿年代便经手俄国侨民事务)的斡旋，如今（从一九三六年起)则是国联难民高级委员会的一名高级职员，因而国联本身也开始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起发放拨款。

    这一切真有其重要性，没有这样的支持，「东正教行动」恐怕只能局限于非常狭小的活动范围。然而只要注意活动的财政或行政方面，又将违反其精神。当玛利亚修女回顾协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时，她有如此的想法：「协会的事业注定着仅仅旨在『系琉地』开发」。

    几十午后俄国侨民史会提到我们：东正教行动——一个有力的慈善教育组织。它拥有如此大的旅馆、休养所、学校、营地等；拥有一整套规划，良好的医护工作系统，拥有大量病人、儿童、老人、失业人员等；它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组织了学习班；它的帐目、预算有条有理，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敬重。我们真在这区域取得了最佳的成果。

    「捐赠者」和「接受者」的人格解体，是协会所面临和对抗的同样严重的危险。

    我们应当尽一切的努力保证我们每一赒济是所有需要的人们共同工作，而并非只是某一慈善组织的（部分)工作。在这些慈善组织中，通常有某些人做慈善工作通报他们的上级；而另外有些人则接受慈善后，让路给排着队的下一个人，就不见踪影。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公社的组织，而不是去建立一种机械的组织，我们的公社观念，责成我们这样去做。在这同时，我们信守着适一意义上的人格原则，对我们来说，绝对没有人会变成程序中的数字，其作用只是让我们增添统计表上的数目。我得说，我们决不该给出一小片面包，除非接受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

    这决不是「要求我们保证每一个醉鬼、无赖，都应该在情感上得到大家的认可」。在这些事情上，要「以关怀、庄重和仁爱来达到平衡」。然而，为了追求这样的平衡，「东正教行动」的成员为这样的坚定信念所指引，也就是：「人是天主的肖像和模样，人是圣神的宫殿，人是天主永恒不朽坏的肖像」。正是这样的信念，便得花费资金，必要的话，甚至要付出的生命，也成为正当而必要。

    「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以东正教的精神从理论上研究社会问题。」玛利亚修女在一九三九年写道：「而是寻求将我们的社会思想，尽可能紧密地与生活和工作联系起来。更确切地说，我们从我们的工作着手，尽最大可能寻求东正教的生活与思想中最完美的神学解释。」

    定期的窥会安排在罗默，主日下午总是空出来由精英们做报告，诸如庇弟亚夫、海格谢盖、费道托夫、封达明斯基、弗兰克、西门、莫索尔斯基，或者维歇、鲍利斯。通常有六十多名听众前来听讲。周一至周五的日程则分别被广泛的「传教」课程占据。令人意外的是，居然有专门为未来的唱诗班领唱人和读经员开设的课程。除了在「东正教行动」组织的各种会议外，还有庇弟亚夫一九二二年创办的宗教哲学院的定期会议。庇弟亚夫将这些会议从俄国基督教大学生运动的总部移到罗默.蒙巴诺大道十号。东正教行动与该运动分开之时，创始人中谁都不曾经历像庇弟亚夫那样的痛苦（他将分裂斥为「助长右翼倾向」)，而这一迁移便是他所谓的右翼倾向的体现和标志。「我们与宗教哲学院的紧密联系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文化声望。」玛利亚修女表示：「在另一方面，也可说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规定得太死了，不利于吸引其它意识形态的人们，投入我们的行列或者同情我们。」

    她是希望及欢迎人们正确地批评东正教行动的第一人。「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她在一九三九年写道：「外力（反对者)的攻击，对东正教行动产生的猜忌氛围会使得它进一步成熟。」话虽如此，偏执和恶意的批评则难免激起她的义愤，甚至叫她沮丧濒于绝望。「难道我选择的道路一无所用吗?」她在三十年代早期写的一首诗歌中这样地自问，有一天，她对伊夫大主教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他们外出乘坐巴黎地不铁道的时候。他们的火车正好开到皮夫凯附近，突然从黑暗的隧道中冲出来，一下子豁然开朗：「你看这便是对你的问题的答复。」伊夫答道。

    未来也许会出现光明的前景，但是当时，她的作风却成为巴黎侨民中，那些按时到圣堂望弥撒的虔诚者的绊脚石。许多人因他不守常规而大为不满，他们过分简单化地把这种种的惯例等同于传统：「她难道不是修女吗?人家如何能为她那不正常的弥撒生活辩解呢?还有他那与底层社会的亲切态度?她那一身落迫的会衣?她还抽烟（而且还在公共场所抽)?她对待斋戒的轻忽?她不仅无视清规戒律，甚而门面也不能维持。」右翼侨民觉得她的行为即使算不上共产主义，至少有些社会主义的味道：「且不说其它甚么的事。」玛利亚修女写道：「我们在教会人士看来显得太左，而左派则嫌我们有太多的教会意识。」

    甚至她的亲密合作者，也有些怀疑她的修道与所从事的工作的一致性。毕亚诺夫和庇弟亚夫一开头就对此真言不讳。盖勒列夫神父后来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也说修道生活「并未」在她的生活方式中增加「任何本质性的东西」。然则至少在非本质的水平上，她那修女会服倒颇为有利。「幸亏我穿得像个修女，许多事情便简单得多并且容易办成。」她这样评论道：「在政府机构中一个修女总归比较容易应付情况，容易绕过官样文章直接接触行政当局。」

    很可惜喜当初要是只成为一名教会女执事，她所做的工作便不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她的工作和人们对她的期望也必定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距。然而，虽然革命前夕的俄国东正教教会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恢复女执事这一神职（而伊夫，当时还是一名年青的主教，曾经予以赞成)，但问题最后仍被搁置起来。当时发表了一篇专题研究报告：女执事和修女这两种不同的原则和生活方式(同源同质，但并不完全一样)，若干世纪以来已经合而为一，并入修女的生活。玛利亚修女在某种意义上过的是另一种框架内的生活，评论者对这一事实不以为然。更加令人难以担受的是她对任何框架的藐视，任何有可能掩盖令人不安的真相的逻辑框架还是习惯框架。在他们那个时代，为基督献身的神圣的愚者已被神圣化了。无怪乎玛利亚修女对他们特别地崇拜。这样一位愚者，圣巴西尔的节日（八月三日)，在罗默也隆重地庆祝。

    很难指望玛利亚修女在罗默或别处出席的这样的会议所要说的话会有可能传到远方的反对者，因而有必要求助于印刷品，玛利亚修女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一连几个小时写一篇文章或报告。她的手稿，因她文思和写作的快速而难于辨认，（字迹又因她的高度近视而看不清楚)，字里行间却充满着整齐、简洁、自信和坚定的话。她的诗歌中的描写往往沿用于她的散文。她的手迹本身就给人一种「火山口」的印象，她的作品喷发出了永不降温的熔岩的热量」。

    即便这样的行文，无论多么坚定，多么狂放，也不可能动摇她的思想意志：心目中的读者。

    我们业已被授予自由的礼物，随之来到的是什么义务责任呢?我们不再受到迫害，可以毫无畏惧地写作、发言、工作、公开讲课。在此同时，我们又从古老的传统中解放出来。没有巨大的教堂，没有精装硬面的福音书，也没有修道院的四壁。我们失去了我们周围的环境。这是意外的事故吗?这是偶然不幸吗?这难道是我们生不逢时(的自然后果)吗?在属灵生活的范围内，不存在偶然性，也不存在幸运或者不幸运的时代，却存在我们必须领会的征兆和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因为我们被召唤走向自由。

    既然如此，陈旧的传统不应该任它原封不动。

    我们必须诚实到底，严格到底。必须从我们最深处的习惯中释放那些真正的东西，必须否定自身的任何墨守陈规，否定这些本质上、美学上的渣滓。我们必须谨慎地把内在东正教意识与外在的装璜和服装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被召唤走向，初期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作为教会的成员而在自由中工作。如果我们有必要介入冲突，我们对手的力量是微不足道。我们周围的反对无论是多么微弱，我们都能够而且必须对反对我们的人们表示宽容，然而对他们的想法却要不妥协地不予以宽容。

    否则的话，过分的宽容可能导致背叛：

    在我们尽责的时代，对反对思想的宽容不啻对于我们自身信仰的背叛。我们可以喂饱饥饿的人，安慰伤心的人，跟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座谈讨论，但我们决没有权利服膺对东正教意识的错误理解。而且，凡涉及到其中心思想和事关重要的地方，我们必须不让基督的形象被任何法规、任何沿习、任何传统、任何美学思想，使任何虔敬蒙上阴影。基督最终给予我们两条圣训：也就是对于上主的爱和对于世人的爱。没有必要用学者的规定，使这两条圣训变得烦琐。就基督而言，祂并不以我们的被剥夺、流放、或者习惯的框架来考验我们。当我们发现自身剥夺了先前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时候，当我们被授予令人生畏惧的自由的时候——看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我们不曾想到要寻求祂的地方——去发现祂。

    好多人会不理解这个寻求，因其显得那么不尽人意地微不足道和有失尊严。但是，对于那些寻求基督的人们，那便没有回避的余地：

    自由召唤我们为基督的缘故作愚人，不但不合敌人心意甚或也不合朋友心意，也就是用那种最艰难的方式去发展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自必像愚人那样地生活，因为我们不仅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艰难性，而且也能感觉天主伸手在我们中工作的喜乐。

    既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必需用敞开心和创造性的态度予以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写的一篇文章中，玛利亚修女发表对军事征召和基督徒征召的要求：

    我们需要理解动员的意义，如果被动员从军的战士必须离开他那温暖可爱的家庭，离开他正常的工作，甚而离开他的行业。如果那应征入伍的战士被取消这一切，而且有必要被取消这一切的话，那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被动员，也公须包括对其个人同样严格的要求。在这时刻，基督和赋予生命的圣神要求一个人的全部身心、全部人格。参与国民动员的差别在于，国家迫使我们动员起来，而我们的信仰则有待于志愿者。就我的想法而言，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这样的志愿者自觉地站出来，并且他们是在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的程度上主动应召。

    因为自我牺牲是基督徒自由的终极目标：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希望。这要取决于天主的意旨。但除了天上的意旨、支持和恩惠以外，我们对自己也得有所要求：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无畏地面对最最危难的任务，发动自我律己、自我克制、牺牲和仁爱的椅神，为朋友献出我们的生命，跟随基督的脚步，迈向祂为我们所指定的哥尔哥达走去。

    玛利亚修女有意记录在一九三九年战争开始的生活回顾，她注意到自己的一生前后的历程有着奇妙的相应之处。她所拥有的服务与自我牺牲的情怀始终以完整的形式贯穿她的童年、少年、成年以及流亡时期。

    将来的修会创始人，在女孩碧莉萨身上已经有所显现。她对家乡建造第二所教堂时就表现出积极的关心（她的祖父、父亲曾为教堂的建造奉献)。她也捐献了自己存钱筒里的全部积蓄。未来岁月中，这位忙碌的修女的特色也在七岁的小莉萨身上显现，她曾问母亲，可否让她离家住在修院。她的母亲坚定地回绝这样的打算。一年内她又提出要求一张内部通行证，她打算徒步朝圣，从一座教堂走向另一座教堂，从一处圣地走向另一处圣地。这个要求又一次被母亲拒绝。当她成为一名修女的时候，她依然没有放弃童年朝圣梦想。一九四0年她对莫索尔斯基说：二有机会，我就要回到俄国，去伏尔加地区或者去西伯利亚。在莫斯科我只想呆上一天，探望甘娜的坟墓。然后我便要漫游西伯利亚，成为俄国平民中间的一名传教士。」

    ……

    亲近大地就是亲近人民。亲近人民又转而促进了复兴宗教的志趣。而这种志趣又因战争的爆发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她一度有意不那么引入注目地寻求中世纪的禁欲修炼方式，身上东了一根铅的腰带。

    我买了一根厚厚的铅管，相当重。先用锤子把它给敲扁了，然后把它缝进破布里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基督。求祂显现，求祂帮助我而不光是提醒我祂的存在，而我个人的战争努力仅限于阅读圣者的生平事迹，限于在身上束一根铅腰带，限于跪在冰凉的地板上，不断地热烈地地祈祷。为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为了战争，为了俄国，为了我亲爱的人民，我这样做是必要的。人民所需要的只是基督——我懂。

    这一信念推动她苦行修炼，也促使她有所表现。到了战争中期，莉萨开始预感，会有某种先知性的角色要她扮演。一九二八年七月写信给布洛克，她的使命是冒着敌人射来的乱箭「宣扬神的简单之言」。

    ……

    需求迫使我攀登高峰。命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攀登高峰，而是被授予一种异常的知识与使命：非这样干不可。

    离开了下面的小丘和山谷，我便看出了局限性，而我的信仰可以与知识结合起来。因为我已经数出我究竟举越过多少山丘，从高峰我也可以了解走过多少弯道才能到此。

    有种无可名状的意志，要我重新回到山谷。作为一个朝圣者，我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将我从高峰上拉回来的神秘感向我揭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我不再睁开眼睛摸索前行，不再只凭理性的手段估算前程，而是凭着爱心，慢慢地穿越前程。如果说，人们要我阅读那些尚未出现的篇章；如果说，过去和现在的回忆尚未阻挡我记得曾经越过多少山丘、走过多少弯道。那未，我使可以谦卑说：而今我困难的目标，便是去攀登那些山麓小丘中的第一座山；从那些小山，我会看到太阳如何在山麓间升起。虽然可能未必是我看太阳从地球周界线的彼岸，从那黑暗的不可企及的深处升起来。我也很可能和其它人们一样，在尚未达到从高处看见的边际使已死去。但毕竟近了，那些边际临近了。我的少数同伴们，我要用一种新的语言在祷告中提到你们，你们会认得穿着新装的我；我们注定了永不分离。

    而祢呢?祢把我的命运给了我，祢把明显的一切掩盖起来，好叫我让神秘的一切来启蒙我的心灵，请祢不要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离开我，请祢不要挡住按祢的旨意所使我得到的视野吧!」

    她终于实现了十年前所追寻的渴望，她变得从未有过那样地坚信二条圣经的诫命之间的连带关系（玛廿37-40)，「一个基督徒被召唤从事社会工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她后来这样写道：

    她被召唤去照顾劳动人民的个人生活，为老人提供士计，建造医院，去关心儿童，去反对剥削、非正义、贫困和无法无天。禁欲的控制在这方面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去追逐神秘的思想，因为他们通常只局限于日常事务和日常责任。

    我的主要任务是去捍卫本市的文化设施免遭摧毁，尽可能保障市民们的正常生活，在极端的例子中，将他们从监狱及各种危险中解救出来。这些事晴够烦心的，有时还会格外头痛的局面。渐渐地我们当承认需要处理的问题正在日益减少，随着布尔什维克的控制日益坚定，然而投向我们的人们却变得愈来愈少。

    话虽如此说，倒很快地与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主席布洛塔波夫建立于良好的友谊。

    正因为我追求的目标是捍卫个人，也正因为我舍弃了所有其它的想法，以便全心全意地追求这个目标，我便能在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仇敌身上看到他们的真正人性。」

    在严峻的内战形势不，所谓「个人」与「人性」，本身就是一句题外话，很难抵补这样的事实，这与她青年时代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在阿纳帕所起的作用，已缩小到在无法控制的争端中充当一名仲裁人的角色。她根本无法改善选民的命运，充其量只是帮他们捍卫了已拥有的东西而已。

    在阿纳帖的老家已经不复存在，她的家园也很可能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的战乱中，毁于德国入侵者之手。一九四三年二月，纳粹党盖世太保在巴黎逮捕了这位阿纳帖前任代市长，她立即被押往德国，面对殉难。

    虽然她的劫运早在阿纳帕时期的诗歌中就已初见端倪。诗中是这样写道：

    在无所希求的时刻，

    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我那孤寂的道路。

    我曾经等待回音。

    没有这样的回音：我如今明白了，

    然则为时已晚，境况正在迫近结束。

    永恒之道宁静的回声，

    绿色母亲缄默而神秘的呼唤。

    好比狮坑中的达内尔

    我的心灵准备承受被撕裂的痛苦。

    足下那几头雄狮反倒有意顺服。

    类似的想法在同一诗集的另一类诗歌中，甚至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殉道烈士们的热血

    曾经在这一片不毛之地上凝成怒放的鲜花。

    一头饥饿的狮子正在舐他们的伤口

    而他们勇往直前，自由地迎接酷刑

    就如我们也会如此，靠神的恩典。

    在下面的第三首诗歌中，这一进程明白地被描绘为担负着一个十字架的过程：

    最后的时刻

    我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

    接着便听见鸡叫声。

    我热泪盈眶，痛哭了。

    我又一次惩戒自己的肉体，

    我又一次监禁自己的内心。

    我徒然试图与尘世打成一片。

    我需要重新面对自己的使命。

    聪明的新郎甜蜜的幻梦并非为我而设

    普通新娘卿卿我我的生活也非为我而设。

    一个黑暗的十字架压得我抬不起肩。

    背着它我才发现面前的大路愈来愈窄。

    这些意象有些涉及与第一个丈夫的分居，或像徒劳地进入田野去寻求心灵的稳定和慰藉。虽然受难牺牲的预感直到流亡时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一九三八年她已预见到：「我的终点，是那如火如茶的终点。」这个意象在她当年的另一首诗歌中有所发挥，诗中，叙述她被放在柴堆上当作罪人给烧掉。这首诗的写成时，正是她在东正教会中受到离经叛道的指责，特别心烦意乱的时候。

    审判会在死前进行。

    我将被宣判，被无情地宣判。

    他们会取走

    我美好的会衣，

    同会姐妹们责斥我，

    数说我的罪状。

    我将被判处火刑。

    一九三八年另一首诗歌也表达了这一思想。

    书记官笔录口供，

    法官援引律令，

    他们将我带走，铃声齐鸣。

    吹号手泰然站立，我听见人群咆哮。

    在我面前是一条如火如茶的金光大道

    修士们小心翼翼地维护那神圣的火焰

    我生命火花在那闪烁不定的余烬逐渐冷淡。

    这便是生命终点。

    来吧，二根长而大木头的横竖交叉着，

    来临了，那人生最后的痛苦。

    有多少世纪，人们已不再注意，

    从那未愈的伤口，仍流出滴滴的鲜血。

    如所透露，一九四五年被处决前，根本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不过火倒是在处决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因为她的遗体最终消失在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的焚化炉中。

    在她死后，她母亲对玛利亚早期的诗歌发表了如不的评语：从少女时代起，她使相信自己面前的人生道路上有苦难、审判、惨死和焚化在等候着她。莉萨当时是那么年青动人，那么朝气蓬勃。然而她本人则坚定地相信未来自己的征兆，虽说她一再强调不畏艰苦与死亡。

    当二次大战在一九四0年五、六月份的灾难性岁月将把希特勒的兵团引向法国的时候，她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相反，她告诉莫索尔斯基：「我一点儿不怕苦难，而且我就是喜爱死亡。」

    当生命还未走向完全的时候，就不会在此地算总帐，但一定会在他处算计。在借方的一栏里只列有二个项目：一个人的生，或者毋宁说，一个人的死；而在贷方一栏里却只写着二个大字：「永恒」。

    甘娜死的时候，她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有类似的想法：

    不!死亡!这不是我愈来愈爱的你。

    只有那永恒的生命，才会在此岸生活出最富有生命。

    生活无非是一个死亡的过程。

    「如果德国人占领巴黎，我会跟我那些老修女们一起留不来。」她在一九四0年五月二十一日说道：「是时已经发布阿拉斯和亚眠沦陷的消息，我还能把他们给遣送到哪儿去呢?」有几个朋友劝她离开巴黎：「为什么要走呢?我在此地究竟会受到什么威胁呢?再说，即便事情糟糕透顶，德国人总也不过把我关到集中营里去。百姓们甚至还要在一些集中营里活不去。」如果某种迁移值得考虑的话，那便只有俄罗斯还能引起她的兴趣：「与其饿死巴黎，我宁可暴死俄国。」她直到死始终怀有返回祖国的念头：「战争结束后，我要去俄国。」她在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里对一个难友说道：「那儿是有需要我去从事的初期基督徒教会的工作的：去透过服务宣扬主的名字，去献出一个人的终生结合于故国家园的教会。」

    早在战前，她就意识到将有大祸临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已提到纳粹的威胁：

    现实的基督教会，决不能忽视教会正处在新的且愈来愈危险之中。然而不论这种危险有多么大，不论那新的异教主义用什么灾祸、事变、战争和迫害来恐吓我们，我们至少可以从适一切变故中汲取某种教训：所有状况说明了，人人都须作出自己的抉择，敌人的逼近毫不含糊毫不虚假。

    在对达明斯基寓所议论的团体中，她反复强调，她已能预见有前所未见的大祸即将来临，并且强调说：「文化已经停顿，我们正在进入末世时代。难道你们不曾感到末日已经临近，而且已经『近在咫尺』了吗?」她以默示录的精神作出结论：「我们的目标是加速末日的到来。」她对创造的终极目标显出其独特的关切，似乎是从当日的政治军事演变得到了新的证实与依据。

    话虽如此，德国开战的初步胜利，并没有使她对盟军事业的最后胜利感到失望。一九四0年九月二十日，德、英交战之际，她就要求莫索尔斯基记下她的预言：这些战事无非是春分、秋分时的暴风雨而已，英国得救了，德国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上同样地，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侵苏联的时候，她又说道：「我不为俄国担心，我知道俄国会赢，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无线电里听到苏联空军摧毁柏林的消息，战后便会在历史上出现一个『俄国时期』。俄国会从北冰洋扩展到印度洋，俄国会有伟大的将来，不过那可是一个何等样的血海啊!

    即使是战争最黑暗的日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首用依撒意亚书的经文构思的诗歌，她写道：

    没有星星的夜空，

    远处有一条狗，一声吠叫。

    守夜人便来警告，

    小心窃盗的光顾，

    「守夜人，到天夜还有很久吗?」

    他在黑暗中说：

    「如今还是黑夜!不过天快亮了，

    晨光定会到来，切勿怀疑。]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有一个新的教士来到罗默接替吉普林神父，这位新院长名叫克莱德米神父。如海格谢盖在他到来的那一个写给碧苏菲的信上所说：「他是我心爱的、属灵的儿子和从前的学生。」神父于一九三七年才被授予圣职，此后曾服务于俄国大学生基督运动的圣堂，一九三八年十月起曾在僻远的奥索勒费艾教区工作。他要比玛利亚修女年轻十二岁，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自甘淡泊的人，完全不同于玛利亚的气质。不过，要是不去计较年龄、气质或者经历，那就不能想象还有谁更适当出任罗默修道院长。他埋头苦干、默默地献身于贫穷困苦的人们，使「东正教行动」这团体进入了创始以来的一个新阶段。而玛利亚修女也从他那儿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支持，而感到无比地宽慰。

    一九四0年的复活节，德军占领前的最后一次复活节，在罗默庆祝得特别热烈。尽管战时的限制，那里仍众有数目相当大的人群，午夜时分环绕该建筑物作庄严的复活节游行。象征着「安息日来临的第一次行列，在七天的第一个主日，黎明的时候一到，三位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基督的墓前。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弥撒的第一部分——早课——在修道院的餐厅举行，在那儿安设了一个小圣堂。那些留不来领守夜礼圣体的人，便穿过那黑暗的庭院来到圣堂。

    莫索尔斯基注意到，有一段福音经文的诵读起来像是参与弥撒的人们马上要成为纳粹统治下欧洲的形势：「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在简陋的车库改建的的小圣堂，四壁摇摇欲坠之外，战争是一片黑暗，也就是凄风苦雨的一九四0年春天的一片黑暗。」恰恰相反，在那陋室之中，有着基督复活的欣喜，战胜死亡的胜利。许多蜡烛将节日的光辉投向那些苹果花、白丁香花、百合花和水仙花的花束。克莱德米神父穿着一套白丝绸做的祭袍（玛利亚修女特此为他缝制的)，屡屡使烛光摇曳闪烁，当他向着手捧蜡烛的人们胜利地欢呼：「基督复活了!」也引起传统的响应：「主真的复活了!」玛利亚修女站在祭坛旁边，手捧着的蜡烛光，自不而上地映出她那兴高采烈热泪盈眶的脸容。

    到了战时的复活节，玛利亚修女曾经写道：

    如今，就在此刻，我了解数以百计人们正在送死，我也了解数以千万计的亲友正等待他们归来。我了解母亲们正等候着邮差，他们战战兢兢地捧着一封哪怕只迟到一天的书信。我了解妻子们和孩子们，哪怕是呆在他们宁静的家里，也会有惨遭战争之殃的感觉。

    最后我了解，凭我全部的信仰和上天赋予人类的全部的精神力量所领悟，就在此刻，上主正在走访祂所创造的世界。而世人可以接受祂的巡视，世人可以敞开胸怀，那么短暂堕落的生命将会即刻同化于永恒的深处，那么人类的十字架将会呈现人性和神性的特性：在临死的悲哀中，我们将会看到穿着白袍的天使向我们宣告：「死了的祂已不在坟墓里。」那未人类将会进入耶稣复活的欢乐。

    或者换一种说法：事情也许不会变得比从前更坏，只会跟从前一样。人类将再一次，而非第一次地走向堕落，不去接受或发现任何走向改变形象的道路。没有生气的人类，也许会继绩因些许的成就而欣喜，因些许的失败而失望。人类也许会槟弃其天赋。人类也许会认真地将棺材盖盖在自己头上。

    为了使法国军队中服役的俄国侨民不致忽视走向改变形象的道路，她在〈致士兵们〉的一封信中对他们说：「留心那内心的自我，须知一个人的内心会比他外在的人，承受更大的危险。保重你自己永保你青年时代的纯洁，不要把战争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要把生活中的罪孽和残酷与生活本身混为一谈。」

    巴黎的沦陷（六月十四曰)和法国的沦陷（六月廿一日)突出了她所说的危险。道德的败坏灾难性地加剧了饥饿和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不过沉溺于意识形态的指责未免是一种奢侈，玛利亚修女注意到：「今年冬天会有饥馑。我们必须去拯救那些可能会饿死的人们。」

    夏末临近的时候，巴黎第五区政府当局宣布罗默的食堂为市政府所有，还在那所房于正面挂起了一块赫赫然的招牌——市政府第九食堂。在房子和圣堂之间的庭院里，玛利亚修女设立了一个货摊销售主食，材料都是玛利亚从酒家区找到的便宜货，制成的食品也都以成本价钱出售。

    罗默的日程跟战前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例行的主日庆典活动照常举行，最起码每逢周三、周六和主日都有圣体礼仪。还得天天预备供应穷人的午餐，这就像从前一样地一早先到酒家区走一遭，那儿廉价买到的东西可以用来充实清汤和炖菜，中午在贝格莱大街的市府大楼分发穷人。午后则专门用来填报表和算帐，那是毕亚诺夫的事。玛利亚修女则利用下午的时间去探望病人或者亲自接待来访的客人。晚间依然充满了各种讲座或者各种漫谈，往往还有深夜的出访与来访，常把一天的活动延续到深夜。

    战前的生活方式照旧，但所处的背景已经与昔日不同!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弄到的食物比从前少，而需求的人们则比从前多。给玛利亚修女带来的个人问题也因占领状况而产生不可避免地恶化。因为「这个大都会已将整个大地变成一所监狱。」她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这样写道：「遍地尽是钢器、铁器、铜器的枯燥铿锵声，命令统辖着一切的一切。」

    德军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对俄国入侵，对占领区里的俄国人带来了新的限制。光在巴黎便有将近一千名俄侨被捕。被捕的人中有玛利亚修女的亲密朋友，如封达明斯基和毕亚诺夫。这些人都被解送冈比耶尔的一个集中营，那地方位于巴黎东北，与巴黎相距一百公里。「东正教行动」的其它成员不久也尝了那儿的铁窗滋味。

    六月廿二日被逮捕的人中，克里瓦欣。被关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了出来，回到巴黎不仅想要援助冈比耶尔的囚徒，而且还要资助依赖他们为生的家眷子女。他向史托谢盖求救，史托先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已有多年忙于募集救济金发放给穷困的俄侨，也是他劝告克里瓦欣与玛利亚修女接洽。于是便在罗默秘密设立了一个委员会，除了史托谢盖、克里瓦欣和玛利亚修女以外，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克莱德米修士、葛里奇娜和曼特索菲亚。委员会也组织了食品袋的准备和分发工作，法国红十字会拨给一辆卡车，让他们每周使用一次，把救济食品运送到冈比耶尔。委员会还为囚徒的家属筹集和分发救济金。史托谢盖后来还把这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在纳粹压迫下的其它受害者。

    在这同时，冈比耶尔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从一九四一年八月起，集中营的囚徒被任意选作人质。有好多人随即就被处决。在这样的情况不，封达明斯基终于决心受洗。

    封达明斯基（一八八。——一九四二)是犹太人，虽然说他的信念已经远离他富有的父母所信奉的正教犹太教义。

    封达明斯基的慷慨大方是永不消逝的，自我克制的精神以及对被剥夺的穷困者之天真，纯然认真的关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东正教行动」这一团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很难说谁对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究竟是玛利亚修女对他呢?还是他对玛利亚修女呢?一毕亚诺夫评论说：「不过有一件事绝对可以肯定的，他俩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语言、对基督之爱的共同理想。那时，他还是一个未曾受洗的犹太人，而却能在教会里感受到我们这些传统的正教徒听不到的声音。」他按时前往盖勒列夫修上的法语教区望弥撒,这便可以肯定地说明他的承诺。但是，当人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仍然不领洗的时候，他会把这归之于自己的不配领洗，还会偶或提到他之迟迟不受洗的另一个理由，是出于对妻于的忠诚。他的妻子已死于一九三五年，但生前不曾放弃所属的犹太教社团的依附，虽则他已信奉基督教，而早有意在这方面与她保持一致。这样一种考虑也许涉及更广泛的方面：「虽然他并不特别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却不肯与犹太人断绝往来，尤其是他那些犹太亲友的社交圈子，对于他们来说，宗教和种族的枢纽是不可分的。」但先前不论有什么原因让他迟迟不去入教，现在总已到了必须不顾一切的时候了。

    冈比耶尔集中营有其临时凑合的东正教圣堂，那是一个囚徒申白康神父在一间集中营房里草创的。一九四一年九月廿日，东正教一个重要节庆圣母诞生的前夕，在那里举行了守夜祈祷。接着便是封达明斯基的受洗和领圣振的礼仪。按封达明斯基本人的要求，这个仪式不曾公开。一个犹太人不可能指望因为受洗而受到纳粹当局的优待。尽管如此，事情也还是传开了。那圣堂第二天突然给捣毁了，而新受洗的封达明斯基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便不得不改在申白康神父的监房举行。毕亚诺夫是神父，他回忆说，封达明斯基「脸上洋溢着宁静的喜悦」。「我真的感到很舒坦」，

    封达明斯基那时候给他姐妹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很久以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平静、愉快，甚至快乐。」他在给一位巴黎朋友的信中强调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地领会主恩的真谛，以致于没有必要以语言来表达这种真切的感受。」

    封达明斯基不久就因胃溃疡而住进地方市立医院，这使玛利亚修女可以去医院探望他。他们有一个计谋，打算让他通过自由区飞往美国.这件事已经征得医院同仁的默许，但封达明斯基却予以拒绝，他宁愿毫不引人注目地与他的「骨肉弟兄」共生死同命运。正如费道托夫所记述的：「在他最后的曰子里，宁愿与基督徒共存，与犹太人同死。」

    此后，他始终没有改变初哀。一九四二年八月，从德朗西被放逐到东部的前夕，他拒绝又一次为他设计的逃亡计划。前后两次逃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全是玛利亚修女。令人感动的是，在他写给玛利亚修女的最后一封信中，最令他担心的是，希望他的决定不致为朋友们带来痛苦，他写道：「请朋友们不要为我担忧。请告诉他们我一切良好，我开心极了。我从未想到会在上主内得到那么多的欢乐。」「圣者就是用这样的生面做成的。」玛利亚修女这样地说：「封达明斯基的信使她热泪盈眶。」

    事情原来是这样安排的：那天晚上他本该从德朗西被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巴黎伐德盖军医院。结果，他却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一个自愿的牺牲品死在那里。

    留在巴黎的俄国人必须到一个侨民「领袖」那儿登记。此人名叫杰烈可夫，是一个新来自德国的年轻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法国俄侨事务管理处处长

    这一机构表面上只不过是给俄侨签发毫无害处的身分证。但是(早在宣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法令之前)便已提前将俄国犹太人的身分证分开来另外登记，这自然决不是纯属技术性的区分。去接受一种类型的身分证意味着另一种身分证的分发。玛利亚修女和克莱德米神父对杰烈可夫的要求不屑一顾。不过他们要是置之不理，就得冒着德国安全警察追捕的风险。杰烈可夫威胁说，侨民「凡不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者，将被视为苏联公民」，换句话说，也就是敌国异己分子，法国警察则对此类规定不作任何反应。

    玛利亚修女没有时间应付杰烈可夫的常羽，也没有时间应付他们的主子。她相信希特勒德国是「败坏全欧洲所有泉水和井水」的污染物。在这统治种族的头上，她于一九四一年写道：「站着一个疯子，一个偏执狂这个人应当给送进疯人院，给穿上一束衣，关在软木墙壁的房间里，使他那野兽般的嚎叫，不能随意打扰整个世界。」为一点小事就可能招惹盖世太保的时代，可不容易，也真的太不明智去地写出这样的话来。

    不过玛利亚修女根本无意去顺应占领当局，当德国军官来到罗默张贴海报敦促法国人去德国工厂义务工作时，毕亚诺夫（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从冈比耶尔集中营获释)居然想劝阻他们。玛利亚修女则干脆把那些海报从墙上撕不来。当地得知法郎索瓦——杰拉大街招待所中的有些房客勾结了德国人的时候，她宁可叫「东正教行动」把房子出让给他们。尽管这个东正教团体已经为房产付了租金，其委员会干脆拒绝续租。

    她的直率反映了她的诚实，也显示出她的不够审慎的危险，丝毫不犹豫地对新政权代表们的基本意识提出挑战。她多次接待一个自称彼得斯的德国牧师来访。对方声称关心她的社会救济工作，与她详尽地讨论「东正教行动」的理想。此人终于被认出是纳粹党羽的日耳曼基督教会，致力于清除福音书中所有的非雅利安痕迹。

    「你怎么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纳粹党员呢?」玛利亚修女如此问:他自称来自德占领区，却属于抵抗阵营的来访者。「我对他们有些怀疑。」毕亚诺夫如此强调：「莫索尔斯基也同意这一点。」玛利亚修女则不喜欢她的同事们的过于谨慎。用毕亚诺夫的话说：「她变得愈来愈忧郁，有一次我们在闹集格朗板起面孔争吵了整整一夜。」

    她又一次感到自己被误解被抛弃，有如过去的岁月，于是她用诗歌来考验自己。也承认此种态度令也许使别人感到厌烦。难道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任性妄为吗?她的处境难道不是天主的意愿吗?一九四二年三月写的一首诗如此表示：这么多年的工作必定会使她「堕入孤寂，堕入黑暗」。

    然而次年夏天发生的事，却驱散了她的阴郁，结束了她的孤独感。到了秋天，一个新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已经变得：「喜气洋洋像是发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让她走向英雄的路径。」

    所发生的无非是悲剧性的事件?杰烈可夫的通令已预示这种内涵。因为他们正在周密地布置一次反对犹太人的重大运劲。

    在欧洲德国占区，例如波兰或苏联这些地方，纳粹当局本已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所谓的：「犹太问题最后解决」的暴行。但是，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纳粹还不想激起民怨。数千名德籍犹太人于一九四0年十月被解往维希法国，另有数千犹太难民于一九四0年十一月从法国德国占区被押回德国，这些事件都不希望在法国的犹太居民引起过分的恐慌。尽管如此，纳粹当局也正在针对后者逐步采取种种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不断增加对他们的限制。

    最起码，纳粹当局规定犹太人必须履行登记手续。这便需有一个定义，来限定「犹太人」这个名词。第一道有关的法语法令，沿用一九三五年的纽伦堡法律，于一九四0年九月廿七日发布，其中特别说明：

    那些现在属于或曾经属于犹太教，或者其祖父母一辈中有超过二个人为犹太人者，应确认为犹太人。

    其实现在属于或者曾经属于犹太教的祖父母辈中人均应视为犹太人。

    换句话说，宗教关系须与「种族血统」相提并论。这一定义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经过修正，但宗教问题仍在新的条文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条文的结论是：

    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不，所有现在属于或者曾经属于犹太宗教社团的人均应视为犹太人。

    在东部地区则根本没有发生疑问的余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希姆莱颇为生气地书面训示他的一个下属：

    我非得要你立刻明白，根本无所谓正式发表的「犹太人」定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蠢话，只会困住我们的双手。东部占领区必须清除犹太人。元首把此困难的任务放在我的肩上。谁也不能叫我轻忽职守，我也不能允许任何人讨论我的说法。

    但在法国，所立的法律条文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可以讨论。何况这些条文还留下不少的漏洞，可以让许多公民提出无可非议的要求，而被错划为犹太人。倘能为他们伪造一纸基督教徒受洗证书，以及类似的文书，则便可以充当有力的证据去支持他们的说法。

    因而形成了对于此类证书的社会需求，以保护持有者免除贬抑、隔离和被放逐的厄运。犹太血统的基督徒极愿拥有他们所需要的文书。人们还不断要求罗默的克莱德米神父对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发给证书。

    沉默寡言的克莱德米神父决定与其让求助于他的人冒牺牲性命的危险。不如让自己的生命冒着牺牲的危险。因而做出决定，最为恰当的证件，应能配合教区档案的核查，只要提出证明对象具有罗默教会成员的身分便可。他相信基督本人面对同样境况也会这样地作伪证的。玛利亚修女立即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决定。克莱德米神父的卡片索引于是迅速地容纳了大约八十名「教区新成员」的名单。

    当主教管区行政当局的人真的想要调查他的行动时，德米神父断然回绝。当有人对他相应地签发证书的动机表示怀疑的时候，德米神父为有关档案的机密性争论道：

    有关您要求我提交自一九四0年以来新近受洗的教徒名单，兹不揣冒昧覆述如下：所有那些无论是否因外界环境而在我手下受洗的人们，均因同样缘故成为我的属灵儿女，随即受到我一视同仁的照应。您的要求只可能为外界压力所迫，出于公共秩序强加于您的考虑。有鉴于此，我不得不拒绝提供您要求的信息。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艾希曼的柏林办公室采取一项决定：戴维的黄星（纳粹的行话称之为「犹太星」)，在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早已规定为当地犹太人的识别标记，如今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余德占区所有的犹太人都非得佩带不可。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拖延，终于在法国德占区发布了强制执行的政令，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起实施。这一政令规定每一超过六岁的犹太人必须佩带黄星，每个犹太人被发给一式三份的黄星。使佩带者感到更加难堪的是，他还必须交出一张布匹配给票去交换那三颗黄星。

    无论是犹太人或他们的同胞都没有意识到这黄星政令的阴险含义和潜在威胁。在巴黎以及法国全国都掀起子一股抗议示威的浪潮。非犹太人也去佩带黄星或者故意佩带滑稽的黄星模拟物。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全都引以为荣地佩带黄星，这种事情弄得纳粹当局感到大为墙火。

    玛利亚修女在黄星政令颁布的当天，就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她特地写了一首诗，与她写的大部分诗歌不同，这是一首公开的诗，或者注定要变成一首公开的诗歌。这首诗在巴黎流传（尤其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受到欢迎)，又一次使她那独立的立场惹人注意。

    二个三角形是大街王的星，

    这祖先的纹章并非耻辱，

    它表示一条崇高的道路，

    它象征着一个特选的民族。

    最后那第五段诗与第一段的诗句首尾呼应，并且进一步地有所发挥：

    愿你被打上这一记号，

    被政令打上达味王的记号，

    以你被动的答复显示

    你精神上的自由。

    她把对于犹太人的迫害看作对整个基督教的迫害。教宗碧岳十一世所强调的，「反塞姆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就属灵而言，我们大家都是塞族人。」「根本无所谓基督徒问题」，玛利亚修女对莫索尔斯基说道：「难道你还没有认识到斗争的锋芒正在指向基督教的信仰吗?我们若是真正的基督徒，大家都得佩带黄星。忏悔者的时代已经来临，大多数人会堕入撒旦的诱惑，然而救世主说道：『别怕，你们这少数的一群。』在这场战斗中，『被迫害的教会』，把它从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中分离出来，使它看到了被征服的姊妹。旧约时代的教会也曾受到同样的迫害。在旧约教会与如今被迫害的教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神秘的连带关系。

    事情很快变得很明显，所谓的黄星政令其实不过是一场序幕。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和十五日又发布了进一步的通令，宣布一切的公共场所禁止黄星佩带者的出入，而听有的商店则每天只对他们开放一个小时，起初是限于不午三点到四点。许多犹太人离家外出时，不再佩带黄星或者干脆什么时候都不戴。玛利亚修女如此表示。「反正你戴不戴黄星似乎一样危险」，

    那些尽责佩带黄星的人们，所面临的危险在七月十五、十六日的夜间变得格外危险，因为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逮捕就发生在那夜。占领当局因故推迟这是早已预谋的行动，使得不少有可能遭到毒手的人们预先得到警告。即便如此，仍有大约一二、八八四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其中的六、九00人（包括四、0五一名儿童)被囚禁在距罗默仅一公里格纳奈尔大道的伊弗体育场。随后五天恶梦般的日子里，被收容在那儿的人们只能从唯一的水龙头里得到一点儿水：只有十个厕所给他们共享。许多父母发现简直无法照顾他们的儿女。五天后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些孩子被带到德郎西集中营，再从那儿转送奥斯威辛。诚如拉林格杰拉德所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惨剧中伊弗体育场四、0五一名儿童的情节是一个高潮。」希姆莱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的密令，从此开始付诸实施，根据这一密令，所有法国犹太人均应尽速驱逐出境。

    幸亏她那修女的会衣，玛利亚修女得以出入伊弗体育场。她在一片混乱中工作了三天。尽可能的抚慰孩子、安慰长者。同时将食物分成少得可怜的配额分发众人。据说，她居然能招募到几名清洁工人（负责清除体育场的垃圾)，甚至将四个婴孩放在垃圾箱里偷运出去。然而这几天也令她与所有的囚徒一样，感受到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她只能无比痛苦地注意到，一个姆塞族人在这样的困境会变得多么的卑微无助。

    七日十五、十六日夜间太逮捕的日子里，犹太人开始了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藏身之处和逃亡路组线的浪潮。这使罗默担当起一个新的角色。「罗默已经拥挤不堪」，莫素尔斯基写道：一些人挤在侧厅和货棚里，一些人睡在饭厅的地板上。有一家人藏在克莱德米神父的房间里，另有一家人则躲在尤拉的房间，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我们手头已经发生尖锐的收容危机」，玛利亚修女表示道：「德国人居然还没有来扫荡我们，岂非怪事。」「德国人要是来这儿搜捕犹太人」，有一次她又说道：「我就给他们看看那圣母的圣像。」圣母当然不错」，庇弟亚夫评说：「不过活着的犹太人可真成

    罗默和闹集成为整个法国难民和逃亡路线的复杂体系中的二个联络中心。即使玛利亚修女最亲密的同事，像毕亚诺夫，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客人确切去处（也有好多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用克里瓦欧的话来说：「如今已经不只是物质给予的问题了，当务之急是发给犹太人伪造的文件，好帮助他们逃往南方尚未占领的地区，或是为他们在偏僻的地区觅得一场避难所。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是，要设法安排照应那些被遗弃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是出其不意地在大街上或是突然袭击中被抓走的。」事实上，不仅是犹太人，不仅是俄国侨民在罗默找到栖身之处，那里还有：「我们取得联系的第一批一位苏联逃亡战俘，他在厨房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安全移交法国抗德游击队」，而且他还不是最后一名出现在罗默的苏联逃亡战俘。

    上述厨房的供应则也曾得到抗德人员的帮助。罗默的一名老房客给玛利亚修女联络上了乌格里摩夫及杜当小姐。乌格里摩夫的公开身分是一个面粉厂的工人：「因为我有办法为玛利亚修女弄到面包配给卡，给她供应面粉、燕麦和其它产口叩，并且不时使用面粉厂的卡车。」谁都知道这些物品是专门供给从纳粹魔爪中逃出来的人们，因而不消说是有点冒险的事情。

    像罗默或闹集这样的连络中心，及其与抵抗力量保持联系的方式有其典型性。「有鉴于抵抗活动本身的性质，是透过人数很少的无名小团体，从事默默无闻的任务，他们集会、匆忙疏散、不断的运动与由各大连络点及链状联络网的连系。因此常突然冒出谁也不知的陌生面孔，随即又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默和闹集这二个联络点便在这样的处境不存在到一九四三年二月。

    二月八日是周一，早上，毕亚诺夫在闹集，玛利亚修女则离开市区前往雷弗扬看望她前夫的战时家居。罗默的食堂照例挤满了等候开午饭的顾客。史葛尤经过那儿时，突然被两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安全警官抓住搜集。他们在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个犹太女人（加伏隆斯卡娅)写的一封信，尤拉一向与她相识，经常给她带去勉励和忠告。这犹太女人的信是写给克莱德米神父的，信中没有及时地要求一张受洗证书。信是用俄文写的。侦缉队的便衣领导汉斯·霍夫斯是一个波罗的海裔的德国人，俄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受命驻在罗默也正因为这缘故。此时他正需要这样的信件，于是尤拉便被带到「东正教行动」的办公室。

    尤拉的外祖母一听到外孙被捕的信息便立即赶到那儿，但霍夫曼对他很不客气。「滚出去!」他朝她吼叫：「你们的神父在哪儿?立刻将他叫来。」克莱德米神父到场后，霍夫曼宣称要将尤拉拙押为人质，只要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出现，就会马上释放他的。

    「当尤拉被带走的时候」，碧苏菲随后写道：「他们允许我接近他，我们拥抱，我祝福他，从没想到他这一去竞成永诀。我们人人都宠着他，他是那么地温存、含蓄、谦逊、乐意对任何人提供他的帮助。」

    史葛尤拉的童年是在没有安逸，没有家庭生活的动乱环境中度过的。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父亲则根本不懂得如何疼爱子女。尽管如此，他在少年时代倒能养成一种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于宗教健康的虔诚使得他愈来愈珍视母亲的工作，她也帮忙付出了不少。他怀着热情在索邦学习建筑和城市规划，与杰出的学者莫索尔斯基的友谊，培育了他的信心，扩大了他的眼界（莫索尔斯基曾把他那研究杜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论文献给他)。

    但是，对霍夫曼来说，尤拉无非是一个有用的人质而已，他不令搜查房子，扣押了克莱德米神父和曼德索菲亚的身分证，带走了尤拉。德国安全警察一走，立刻有信使派出去将这一天的险恶事件报告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

    尤拉的被捕不仅意味着丧失自由，数以百计的人质已经被枪杀，玛利亚修女闻讯后于第二天立刻赶往巴黎。她拒绝了史葛丹尼自愿代她前去的提议：「他只会被抓起来当做第二个人质。」德国人照旧会要她到场。所以，她宁自己设法营救尤拉。「必要的话，所有的事情都算在我的头上了。」他陪她上火车的时候，她这样说道：「不要顾念我，希望能放他出来，我很强壮，我什么都受得了，无论如何战争快结束了，头等大事得让他们释放小尤拉。」表面看来，她显得又平静又自信。

    在这同时，毕亚诺夫正在闹集对自己人作临行的叮嘱。他也立刻前往巴黎。

    克莱德米神父和曼特索菲亚的身分证也被扣押，作为要他们次日到盖世太保总部报到的担保品。克莱德米神父以前去过，那是当玛利亚修女一九四二年夏天一度被传唤到那里与霍夫曼无结果地对质时，他曾自愿陪同前往。但是任何一次前往苏珊大街的造访都非同小可，此次毫无疑问地比上次更加凶险。克莱德米神父九日那天一大早就起身去举行为自由人所做的最后一次弥撒。

    在占领时期，克莱德米神父在罗默圣堂旁边用砖瓦砌成一个附加建筑物，作为其小小的圣堂。这圣堂侧堂题献给那殉道的莫斯科大主教圣菲利普（一五0七—一五六九)。题词的确切性如今表现出来：因圣菲利普胆敢批评他的统治者（伊万四世)的兽行，而惨遭杀害。从而「为他的羊群献出了他的生命」。克莱德米神父就在这地方举行了那天早上的弥撒圣祭。这两个嫌疑犯随即踏上漫长的旅途，前往法国内务部，如今成了纳粹安全警察的总部。

    无论如何，安全警察这一次还没有表现出有意认真对付「东正教行动」的任何迹象，即便在前一天的搜查中，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分量的物证。他们找到了大量的新的圣经，但却忽视了英美资助的证据（来自英美的资金直到上年十一月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向罗默修道院)：使曼特索菲亚随后有机会销毁了这一项证据。他们也没有发现玛利亚修女一九四一年所写的〈对欧亚命运的反思〉，此类尖刻批评和嘲弄纳粹体制的文章。二月九日那一天的传讯中，曼特素菲亚面临下面这样幼稚的指控，她觉得不难回避：

    你们有个组织。

    但我们有个教会。

    这不过是个掩护。

    你们现在有权有势，想要怎样就怎样，

    这么说来你认为我们不会永久得势吗?

    那可得看天主的意愿。

    经过进一步的审问后，安全警察释放了她，同时对她今后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这种警告此后又再三地重申，当安全警察发现她仍在罗默担负着总管的职务时，安全警察却没有对她采取行动。可能有一件事帮了她的忙：她早已守法地在杰列可夫办公室做了登记。德国人对于按官式程序照章办事的尊重，带来意想不到的实惠。尽管如此，当罗默的工作最终瓦解之时，女总管仍不得不撤离，跟伊芙修女前往莫集格朗栖身。

    克莱德米神父被连续审问达四个小时。他根本无意为自己辩白。霍夫曼事后在罗默描述事情的经过：他如何愿意给他自由，只要他答应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要再去援救犹太人。殊不料克莱德米神父举起那佩在他胸前的十字架，指着上面的受难基督像反问道：「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也是犹太人?」克莱德米神父立刻被回敬了一巴掌，重重地掴在脸上。「我们可没想抓你们的院长，是他自己讨进门的。」霍夫曼这样宣说：「他硬是说，一旦得到自由他仍会一如既往行事。」

    玛利亚修女抵达巴黎的那一天，她首先去看望朋友们，以便进一步弄清楚罗默事件的真相。她于二月十日回家。霍夫曼到场审讯她。因为尤拉并没有被释放。直至二月十六日晚问毕亚诺夫亲临苏珊大街盖世太保总部说情，尤拉还是没有被释放，毕亚诺夫自己反而遭到逮捕扣押。

    有位德国国家安全内务部警官，在霍夫曼的陪同不，前来巡视维斯科夫斯基正在工作着的厨房。维斯科夫斯基假装毫不在意，德国人甚至没问他一句话。其实他们连这厨子也没有放过。几天以后，霍夫曼便又回到了这地方下令逮捕了他，还逮捕了卡萨契金，那天他不过前来克莱德米家串门而已。

    霍夫曼的作为意味着他相当了解罗默的房客和来访客人。二月事件发生之前，有个女人来到罗默要求栖身。她刚从德国人的拘捕中获得释放，即按她自己所谓监狱的状况，可以听得出，她在那里受到了优待。后来又听说他与霍夫曼颇为亲近，碧苏菲曾警告玛利亚修女要当心：「这女人是个特务。」然而玛利亚修女照例以她特有的风格漫不经心地回答：「随便疑心别人是不对的。」

    日后霍夫曼本人证实这样的疑心不无道理。在玛利亚修女被捕后，对碧苏菲扬言：「我们有代理人跟你们坐在一起吃饭。」「我们留不来的那些人试图猜出这个犹大可能会是谁。」碧苏菲平心而论：「的确有人可疑，但也可能冤枉好人，只有天主晓得。」

    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设想罗默是那一个人的告发而遭到劫运。罗默名声太响，有太多的流言蜚语，使搜捕变得非常之可能。有关罗默的蜚短流长，有不少源于玛利亚修女喜欢以人们的表面价值接纳他们、信任他们。此类流传引起俄侨右翼圈子的恶意。

    霍夫曼慢条斯理地审问玛利亚。然后要人给她搜身：「你教坏了你的女儿。」他朝那八旬老人碧苏菲吼叫：「她光知道帮犹太佬!」当毕亚诺夫后来如此被奚落的时候，他答道：「谁困难就帮助谁，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一个样，提供这样的帮助是任何基督徒的责任。」碧苏菲也以差不乡同样的话答道：

    我的女儿，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她眼里，根本无所谓希腊人犹太人，只有困苦患难的人。你要是遭到什么祸患，她肯定也会帮助你的。

    玛利亚修女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说道：「对!我想我一定会的。」此言令霍夫曼颇为尴尬。

    但他却没有更多的理由再拖延时间了，安全警察的警车早已等在街上。用碧苏菲的话说：

    我们拥抱，我祝福他。我们迄今为止一起过活，亲亲热热的，几乎不曾有过分离的日子。她跟我道别，而且说出了先前每逢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例如：她告诉我我儿子死亡、外孙女死亡的那种时刻。她总要说的一句话：「母亲，请多保重。」

    霍夫曼次日回到罗默，口出狂言：「你永远别想再见到你的女儿了。」

    德国占领当局下令解散东正教行动，该团体的领导人被拘押在罗马要塞，那儿的生活单调而乏味，然而条件却还受得了：「我们四个人全在一起。」玛利亚修女给罗默的信中写道：「我跟三十四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厅里，每天体操二次。我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她又加上一句：「我希望不要老是这样子。」以前那些日子的紧张总算有了结束。毕亚诺夫在操场上看到她的时候：「玛利亚修女兴高采烈和蔼可亲，和以前判若两人，我差一点认不出她来。」

    他们很快就分乎了，二月廿七日，毕亚诺夫、尤拉和克莱德米神父一起被押回苏珊大街安全观察总部，这一次是从那儿转送到同比耶尔集中营。

    我们共约有四百人集中在广场上。克莱德米神父，穿着他那被扯破的黑色会衣，被人当作笑料。一个警察用警棍截打他，叫他犹太佬。史葛尤拉眼泪汪汪站在身旁，克莱德米神父安慰他，说基督本人也曾接受比这更难甚的嘲笑与辱骂。

    克莱德米神父谦卑地忍受侮辱与攻击，毕亚诺夫写道：「然而与他同行人的卑劣，使他感到悲凉与切肤之痛。」

    四月廿一日史葛丹尼来到罗马为玛利亚修女送一个包里。警卫拒收。声称她已被转往别处。当他回到地不铁道时，只见一大客车迎面开来，径向那监狱驶去。一种本能叫他离开火车折回原道，走了不到一刻钟，看见那大客车从要塞中开出来，车中满了唱歌欢呼的妇女。第三辆大车中他发见了玛利亚修女：「玛利亚修女也瞧见了我，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朝我使劲挥手。」她正被转送冈比耶尔集中营。

    冈比耶尔集中营是玛利亚与尤拉最后一次会面的地方。那一天黄昏，外雇的厨房工人离开营地的时候，尤拉混在他们中间，穿越隔离男女囚犯营房的屏障。他俩从黄昏到次日拂晓一直呆在一起。尤拉事后对毕亚诺夫所说：「我俩互相勉励决心无畏地忍受一切的苦难。」特别难忘四月廿二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此种状况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东正教会守夜祈祷的时刻，人们对那冉冉东升的太阳欢呼：「荣耀归于你，带给我们光明的救主。」人们也翘首盼望那：「太阳升起后不再落山」的日子终将到来，那「没有黑夜的天国」终将来临。他们依依惜别后，玛利亚修女仍默默伫立，目光凝视远方，默默地哭泣：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我最亲爱及珍重的朋友」，尤拉给罗默的信中写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在她被遣送德国的那个晚上，我看到过妈妈。她心境非常平静，我相信她具有忍受一切的能力，总西言之我们不必为她担忧。我们天天在饭前祈祷时惦念着她，也惦念着你们，我们天天在弥撒中交流。」

    「我们的教堂是一个很好的教堂。」克莱德米神父写道：「其实那是一个特意改建的营房，这次是凭借几只普通的桌子和行军床搭建成的教堂，这是独创性和虔敬战胜穷困的结果。」克莱德米神父将这句话写在为他妻子所作的一幅画上。

    冈比耶尔的囚徒成为克莱德米神父的最后一个教区的信徒，这种处境下行使牧灵职务的回顾记录，一直被毕亚诺夫终身珍藏。毕亚诺夫在一九四五年获释后写道：

    我认识克莱地玛（即后来的克莱德米神父)廿三年之久，却在他死前的一午才真正地了解他。我们在冈比耶尔集中营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年。我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他度过的那一年真的是天主的恩赐。生命的基本终极问题总是由每个人自行解决的，而只或天主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对于克莱德木神父的体会而言，可以自信地说，天主能够透过他人发言。我从德米神父身上体会到，一个人成为他人的朋友、伴侣和忏悔神父，能够给予人们在精神上、心理上和道义上有多大的支持。如今，在自由的处境中，我倒反而逐渐丧失了因天主的恩赐而从德米神父身上学到的一切，并对这一切的丧失感到悔恨不已。

    尤拉也发现他的被囚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奸处。

    多亏我们每天举行弥撒。因此，我们的生活大为改观。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四个人在兄弟般的仁爱中一起生活，地玛和我相互用「你」称呼，他正在培养我成为一名传教土。天主的旨意需要人们理解。成为传教土是我一生的夙愿，也是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事，虽然我的兴趣曾经受到巴黎生活的压抑，也曾幻想其它的佳境——彷佛这世界上真有什么事业比这更加美好。

    这个团体也同样的博得克莱德米神父的忠诚。当有此机会透过彼得斯牧师的中介、安排、单独释放时，他坚定地答：「不要只为我说情，我是与整个东正教团体休戚与共的。」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遣送至德国劳改。但是尤拉宁愿去德国劳改，而不愿选择与德国当局合作的途径：「几天前他们登记了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给他父亲和外祖母的信中写道：「有人猜想这也许是要将我们征召到弗拉索夫的军队里去。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留在冈比耶尔或被遣送到德国劳改。」四个月后，事实证明，他的方向是德国。

    十二月十六日，尤拉和德米神父被列入至冈比耶尔囚犯的一支队伍，突然被押往布叹瓦德集中营。三星期后，毕亚诺夫也被遣送到那里。但他们很快再次分手。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拂晓，尤拉和地玛要被再次放逐前的一刻，毕亚诺夫曾与他俩匆匆一见。

    这是一个寒冷晨雾弥漫的清晨，周围漆黑一片，强烈的探照灯照着整个营地。铁丝网的另一边站着德米神父和尤拉，他们穿着直条纹的囚衣，脚上各着一只木头后跟的帆布靴子，剪短发的头上扣着一顶贝雷帽，德米神父已经刮了脸。他们匆匆地告诉我，他俩已被列入囚犯的名单，马上就要被遣送到离开布钦瓦德四十公里处的杜拉集中营。我们分手时，他俩要我为他们祝福，我祝福了他们，然后也要求他们为我祝福。他们此后使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之中。

    毕亚诺夫在布钦瓦德一直停留一九四五年四月。当盟军行将迫近时，纳粹当局为尽速出空集中营，下令囚犯们作向死亡的进军的最后阶段，毕亚诺夫被释放，然而他的难友们却无法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幸免于难。

    杜拉是一个设备简陋的集中营。囚犯们被强迫在地下生活和劳动，那儿正在筑地道，建造地下工厂生产V型火箭的零件部。杜拉集中营的死亡率甚至已经成了布钦瓦德营地的口头禅，在设立杜拉的第一个年头，那儿死亡的人遗体是被运送到布钦瓦德火化的。

    史葛尤拉到达杜拉的十天后就开始感染皮肤病，浑身上不长满了疮。他被安置在康复营地，名义上的医务处，实际上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二月六日，集中营将二十四岁的他美其名：「送到地点保密的地方治疗」给处理掉了。当他动身前，先行来到杜拉的卡萨尤里拥抱了尤拉。尤拉处之泰然。

    二天以后，卡萨尤里在同一复营地遇到了老朋友德米神父，他刚刚被准许「休养」：这可以使他因健康不良而免予劳动，然而这样的「休养」来得太晚了。德米神父躺在那营地的泥地上，因为他得了肺炎，已经濒临死亡。在此之前，他已与人谈到自己的极端虚弱和沮丧，有一种被天主抛弃的感觉。此时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一天，囚犯们发给一张卡片让他们写封家信，德米神父在卡片上只字未写，悄然死去。二月十日清晨，他的遗体被卡车运往布钦瓦德火化。

    尤拉在前往德国死亡路上的前夕，所写的一封信，是为朋友祝福并流露视死如归精神的最后遗言。

    亲爱的朋友们：德米神父为你们，也就是为我至爱的朋友们献上祝福，我即将与德米、安德利神父和阿那托里一同前往德国。我绝对地平静，甚而有些自豪得以分享妈妈的命运。我向你们担保，我会自重地忍受一切。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迟早会重逢。此刻我可以完全地坦言，自己已经不再有所畏惧：我担心的是你们。我将完全心满意足地离去，只要知晓你们心情安定，只要知晓你们拥有任何力量都永远无法从我们内里剥夺的那种安息。我请求我无论以什么方式伤害过的任何人宽恕我。基督与你们同在!

    以十年前形容此种放逐的话简言之：「他们去到大地的另一端，一去不复返。

    与尤拉碰面的次日早晨，玛利亚修女与其它二百多名妇女一同被押往冈比耶尔车站，组成编号19，000的放逐，她们是第一批被驱上此一路线的放逐群体。放逐者被密封在运输牲口的卡车里，这一令人惊心动魄的东行旅程，途中既没有水，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延续了整整三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柏林，穿越麦克林伯格省（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地，最终到达菲尔斯顿伯格那阴暗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因其靠近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而声名狼藉。

    玛利亚修女正在此集中营（囚号为19，263)度过了她一生最后的二年。她从未面临过这样极端的苦难。就伊弗体育场那种经历与情况，迄今此种苦难，委实叫人难以思议。

    玛利亚修女具备好品性利于她的生存。她知道自己之所以被捕，此一事实为她的信仰，有可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人间苦难。两个女儿的死亡及罗默所举行的葬礼，使她熟悉死亡的真相。在任何情况不只注重死者的复活，而并不害怕死亡的本身。同时，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的个人经历，已充分发展了自我保重的本能。身心二方面均极强健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天真，毕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她的幽默感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种自卫能力，早在被监禁之前就已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使得她适应缺乏个人隐私和个人安全的生活环境，从容自在地面对个人生活中被人强行攫取的丧失感，这一切的丧失使得她同狱难友迷失方向。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她在奉献生活中有收获。她因而处在一种抵制恶劣环境中的利已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在此地已支配了一般囚犯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仅仅限于求生活动」。

    起初，长达二个月的检疫时期，玛利亚修女这一批新近登记的囚犯被关在集中营某一单元内，以避免他们见到营地的恐怖景像。然而即使让她看到了全景，也不会令她惊讶，因为：

    她从不丧气，从不抱怨，总是欢欢喜喜，我们列队点名需花好长时间，我们在清晨三点就被叫醒，在露天寒冬中站着直到所有营房全都点名完毕的时候。她对这一切处之泰然，老是说道：「完了，就这么回事，总算又过了一天。明天又是原来的老样子。但总会有那么晴朗的一天，一切事全都完结。」

    营地引起友谊的选择性：「此地不可能好坏一个样地传播友谊，我们在营地可以分享的东西少得可怜。每个人大都选择给予支持的人作为他们的朋友。」玛利亚修女不可避免地属于这样的团体。她的背景在集中营里决定了这一团体成员是法国人或俄国人或二者的结合。然而她无意将她所帮助的网络局限于某一国籍、某一党派或者某一宗教。佩里索朗如此说：

    她对谁都好。她的团体宗中任何人，一样地熟悉她。她对谁都一视同仁。她与青年人和老人全都合得来，她既能与持有极端进步政治观点的人们，又能与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相处，她不让任何次要的东西，阻碍她与人们的交往。

    从拉斯洛莎的证实：「她对我们施展了她巨大的影响力，不论国籍、年龄、政治信仰是如何的不同。总而言之，我们都崇拜玛利亚修女。」尤其她关心那些青少年囚犯。据佩里索朗表示：「她张开双肩来保护我们。我们被隔绝于自己的家庭，而她为我们找回了一个家庭。」

    玛利亚修女所施加的影响，决定于她对个人的关心。同时她也做公众代言人或讨论团体的领袖，因而也对整个社群的福利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她那一队囚徒初来几周时紧张的检疫期，她已经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她作了多次的演讲，谈论俄国和东正教教会史。此后正式的营地生活，她仍继续展开这样的活动。

    她经常组织讨论小组，大家围坐在她的草褥上，我也有幸参与。」佩里雅各布写道：「这是可怕的一天终了时的绿州。她会给我们谈到她的社会工作，谈论她所思想的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堂归于好的前景。我们使会问她有关俄国的历史，以及俄国的未来，有关她与那些来自苏俄车队的青年妇女的来往情形，他老喜欢与那些苏联女兵呆在一起。这样的讨论，不论主题是什么，总为我们地狱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解脱，使我们恢复所耗尽的士气，在我们内心中点燃起思想的火焰，这种火苗在恐怖统治的重压下摇曳不定，时时隐隐出现。

    每当这样的座谈结东，「玛利亚修女总会拿出某个囚犯被搜身时想尽方法保留下来的(基督教手册)，选读一段福音书和使徒书信里的经文。我们也会对这些经文分享、默思。我们时常以晚祷来结束这样的聚会。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种非人的处境，每天度过这样的一段时光简直就像是我们的天堂。」虽则她与信徒们一起祈祷、诵读福音经文，另一个囚犯这样记录：「她从不向教外人讲道，而仅对那些追求信仰的人们讨论宗教，使他们更加懂得教义，不仅吸引他们的感情，也帮助他们的理智，去认识和理解这些经文。她之所为，无论如何做法，总会有益于保存，尚未完全熄灭的人性的火焰，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集中营的制度是在扑灭人性的火花，法西斯有意剥夺和贬抑收容者的人性，有意搧起他们的兽性，然后叫他们死于非命。玛利亚修女抵制兽性化的意志和能力表现在她告诉诺索苏菲亚的每一件事情上：

    点名前我在行列里行走暖暖身子。我开始与队伍中的一个俄国女孩交谈，不曾留意有位女警卫就在附近，她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在我的脸上，打断了我说到一半的话。我用俄语继续说完我的话，压根儿没看她一眼，我感觉眼前没有这个人。

    据诺索苏菲亚看来：「给她力量去忍受这种苦难的，决不是那种低下的逆来顺受，而是在她内心生命的完善和丰富。」她相信邪恶力量转瞬即逝。「我时常猜想地狱就在地球的彼岸」，她在集中营里老是这么说，「越过此岸便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永远的罪恶不可能存在。」在这点上她响应了庇弟亚夫的教导，而不同于已适应处境的犯人。他们通常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自身受到压迫而对党卫队员及其帮凶的暴行过分怀恨，诚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二个老犯人的记录，对于那些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他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以致对这些人反而恨不起来，因为仇恨总会包含着某种个人关系：「人们恨一个人通常是恨他的『个人』品质，不大会恨他的『非人性』属性。所谓的『兽性』只会引发恐惧、嫌恶和反感。」

    这不是一个自制的问题，据玛利亚修女看来，离开自己的感受，可能表面上似乎是在捍卫，实质上却是在威胁人性的尊严，这样的麻木也许会起于正常情感身处在集中营某种有益健康的抑制。更加可怕的是将一切污秽习以为常，只要在集中营呆上数周，人们的苦难、疾病、垂危和死亡便会随处可见，不再具有初时那种震撼人心的威力了。

    索苏菲亚向玛利亚修女抱怨过这种适应性的麻木：「我有一次对她说，不但我对所有的一切不再有所感受，甚至整个思想过程都已麻木，逐渐地趋向消亡。」玛利亚修女回答道：「不管你做什么，还得继续思想。在与怀疑交锋的时候，你要想得更广、更深。切勿贬低你的思想，而要让你的思想超越现状，以及超越地球此岸的境界。」

    她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她甚至利用集中营的焚尸炉来提高一个难友的士气。一九四三年四月，拉文斯勃鲁克设置了具有二个焚尸炉的火葬场，到一九四四年年终时又添造了第三个焚尸炉。时至今日三个焚尸炉仍保有着，三个高高的烟囱，不断地喷出一股一股的浓烟，令人想起那越出集中营之唯一可行的路线：「上烟囱」。「每天清晨四点被叫醒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那火红的浓烟，所闻到的第一样气味也便是那焚烧死人的味道。」有个幸存的犯人这样写道：「只有在这里，紧靠着烟囱的上方，那些滚滚的烟火才具有压迫性。」玛利亚修女如此说：「但当这些浓烟升得愈来愈高，就化为缕缕轻云，然后全然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太空。我们的灵魂走的是一样的道路。灵魂一旦离开我们这邪恶的尘世，便会藉着一股非尘世的力量，毫不费力地飞入永恒，在那里享受充满欢乐的生活。」

    「有一次，她十分平静而又严肃地根据当时惊人的死亡率估算，说我们大家都会在五个月内死掉。」诺索苏菲亚写道：「玛利亚修女指着火葬场烟囱冒出的带有红色火焰的团团烈烟，说：『我们全得上烟囱。』我儍乎乎地开始安慰她，她却瞪着我，一脸的惊愕忧伤。

    在进集中营前，她早就写道：

    我们相信。依靠我们信念的力量，可以领悟死亡不再是死亡，死亡会变为永恒的生命，而在人世的磨难也会化为永生之前的阵痛。有时候，当我们那么清楚自己正在走近我主恩赐的永生时刻，以致于我们甚至准备向我们的苦难宣言，但愿苦难变得更加沉重，但愿苦难把我压垮，但愿苦难残酷而又急迫地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的灵魂想要升华，因为我想要获得永生，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小天堂般的子宫里感到压缩，因为我要到我的天父的家去：我准备放弃一切，付出无论什么苦难的代价，以求进入我父那永恒的家。

    她以一张纸条表达同样的想法，要求一个难友诺维科娃背下来，

    如果有可能的话带给伊夫大主教、波格谢盖神父和她的母亲。

    我目前处于这样的状况，已全然接受苦难，明白这一切是我应有的遭遇。如果我注定了要死，我会把我的死看作为上天赐与我的一种福祉。

    承受死亡的这种态度，提高了生命的价值。诚如阿黛露西凭她在奥斯威丰和拉文斯勃鲁克的感受所写的：

    我们每一分钟都有死亡的挂虑，这个挂虑可能只延绩一周、一天或一个小时，因此生命使变得特别珍贵，特别集中，以致摆脱浮面的一切。尽管我们过着畜牲般的生活，这种进入真正生命的洞察力，将我们的个性提高到超越人性的地步。这样的升华因摆脱了死亡的恐怖，变得更加纯洁。我们巳随时准备好，但死亡的准备并未使我们消极，或成为无能的哑者，却因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强壮。死亡近在咫尺，看得见，闻得到。但是我们不再害怕死亡。事实上，完全无拘束的生命只属于那些不再畏惧死亡的人们。

    然则死亡对于玛利亚修女似乎并不那么迫在眉睫。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邮件转运了一个月后，她的明信片到达巴黎：「我强壮又健康。」她以德语书写，并还在考虑工作考虑未来。尽管如此，在集中营只呆了第一阶段的「最不厉害的」八个月后，她仍觉得有必要用俄语加上一笔：「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话虽如此，她还是尽可能地保存体力。事实上的情况是，有一个阶段，她与一位法国犯人在集中营的道路上，来回拖一台沉重的金属压路机，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即使如此，这样的工作不必像别的作业那样地受到严密的监视，中间可有让人喘息的机会。总之，她成功地逃避了其它重活。事实上：「好几次，他们心照不宣地瞒过警卫的耳目，让她呆在营房里根本不出工。」其它的时候，她在编织车间工作，工作尽管乏味累人，但对于肢体生命的威胁，毕竟比集中营周围的森林沼泽地带的工作要好一点。一九四二年夏天，她在集中营的休养所度过几个星期，这个休养与其它休养者一样，不必点名不必劳动。因为那地方当时还不曾变成为个死亡前的接待室。

    玛利亚修女被分配在廿七号营房，在集中营西南角。但她却与其它营房里的犯人取得连系，特别是卅一号营房里的人们，那里住着一些苏联囚犯。那些俄国人乐意进入她的营房：「每当一些人被派往工厂劳动，其它的人便立刻来接替他们。」拉斯洛莎这样记载道：「我不知道玛利亚修女究竟对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出来的时候个个满心欢喜。」当他们怀着压抑的心情来见她，她总会安慰他们：「将他们当孩子般地拥抱。」与甘娜同辈的年青人尤其亲善，她敬佩他们的奉献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她为他们谈论西方生活的方式，讨论俄罗斯过去的历史事件和未来的展望。她还为他们诵读和解释福音经文，当她孤独地躺在休养所里时，那本珍贵的福音被人偷了。

    处于艰苦的情况下食品也非常的少，集中营将偷窃食物与谋杀同罪，是可以理解的。犯人们被告知偷窃食物者，将被处以死刑。即使是最难吃的残羹剩饭都舍不得丢掉。尽管如此，玛利亚修女时而收到他人赠送的食品，她总是小心地存放起来送给别人，这种行为需要非凡的意志力以及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此时，食品的匮乏激发人们不断地梦见美食，不断地闲聊佳肴，人们望梅止渴的幻觉达到了如此，以至于「人们宁可省下最后一片面包，以换取一枝铅笔头一片废纸，用以写下自己平日爱吃的食谱，这种人们视为珍宝的食谱，在一次检查房间被冷酷的女警卫当作垃圾丢掉」。用莫勒米切林的话来说：

    饥饿影响了我们情感，甚至爱心，偷窃渐渐地取而代之。起初，我总是渴望与丈夫儿女合家团圆。最后只梦见我那老伴手里拿着一条大面包。梦中总是担心家里不知道我回去，没有做饭。幻想自己回到家里，见到心爱的家人，可是一看厨房里空空如也，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是多可怕呀!在再往后的幻想，心爱的人全都不见了，只看到各种式样的面包，谁愿给我都无所谓。

    玛利亚修女太清楚这样的幻想会降低一个人的品格与扭曲人际关系：「当人们开始只谈论吃喝或者妄想多领一份饭菜的时候，她才情不自禁地勃然大怒，因为我们已不幸地不再能讨论其它的事了。」

    人们送给她的食物有些是来自各小分队派往集中营外田野里劳改的俄国人，他们能够将田间的胡萝卜或马铃薯偷偷地带回营地。她将这些珍宝藏在一个盒王里，分配给那些真正需要的犯人。收到外界寄给她的食物邮包时，也同样分发给需要的人。犯人们组成小组一起分享这些食物。她也关心不属于这个团体中的饥饿者，至少将自己的一份与他人分享。一位名叫莎莎的女孩，得了肺病快死了，她经常可从玛利亚修女的食物邮包中分到一份额外的食品。只有玛利亚修女的健康完全垮不来的时候，她才被迫放弃施舍，限于自我支持而存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集中营的生活开始在玛利亚修女的身上留下烙印。天天站在零度以下的露天点名，她的腿肿起来越来越软弱。由于行走不便，只好将难友韦伯伊娜当作拐杖。即使如此，她的活力仍然不减当年：「清晨四点时，点名的哨子还没吹响，我们已经起床，一起散步。她会对我们说个不停，讲故事，谈梦想，不断涌现各种计划。例如：她一旦出去，立刻回到拉法伊勒)，写一本谈拉文斯勃鲁克的书。这本书最后无法写成。连她以集中营为主题的二首诗歌都未能幸存。」

    她在集中营中的所有作品，只有一块刺绣被保存不来，那是用巴约挂毯的格调绣上诺曼底登陆场景的一块头巾。玛利亚修女打赌说，必定会有俄国的胜利先于如此的登陆。她的作品，成了当时的没收物，又庆祝了盟军曰后的胜利：「她不站队点名的时刻常做点刺绣，几乎一眼不合地做着手上的针线活。」

    材料足我在集中营用的头巾。染料是从一个波兰的朋友那儿弄来的，她在警卫队的衬衫染料工场工作。绣花的线是剥去表面绝缘材料的电线，利用集中营的机器切割和剥皮。针是从杀人狂虐待狂宾持乌斯的缝纫车里偷来的。我们的难友冒着生命危险想办法弄到这一切材料，制作适幅杰作。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战争已接近尾声。以奴役劳动来夸张德国强权的犯人们，希求希特勒一旦垮台后昭示集中营的真相，使得德国声名狼藉。可是当局开始考虑销毁集中营的档案、设施，甚至杀人灭口。「大约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我们收到希姆莱的命令，要防止任何集中营的犯人落到敌人手中」，盖布哈特作证说：「卡尔滕布鲁纳亲自颁发命令。我无意中听到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二人的电话讨论。」此时，苏联红军日渐逼近，德国当局正实施一个计划，打算清除所有东欧集中营。从那里疏散转移到拉文斯勃鲁克的人们，使得集中营的人口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起急遽增加，也促使以苏伦弗利兹为首的集中营行政当局在希姆莱命令尚未到达时便提前考虑加速处理犯人。

    用韦伯伊娜的话来说：

    一九四四年年未和一九四五年年初，对玛利亚修女来说，乃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们不再收到信件与邮包。集中营的伙食一向糟透，现在就更坏了，每人配给的份量只有以前的一半；卫生保健条件恶劣得骇人。一个单元住八百人，现在增加到二千五百人。一张床睡三个人甚至被虱子咬得要命，伤寒和痢疾成为常见的病症，我们的团队有十分之一的人丧生。

    一九四五年三月，玛利亚修女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危急。据停里雅各布看来：已经到达个人耐力的极限。」

    二次点名之间，她总是躺着，不再讲话，长时间地凝神沉思。她已经不再属于生者的大地。她的脸特别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她那憔悴的面容而是她的面部表情强烈地反映了体内剧烈的痛苦，这种表情已经带有死亡的印证。尽管如此，玛利亚修女并无怨言。她一直闭着眼睛，似乎处于一种连续祈祷的状态。我想，这是她的革责玛尼。

    她的情况并非单纯的走向衰亡，而是她自己作出的灾难性决定的结果：她与其它数千犯人一起领取一张粉红色卡片。卡片中表示自己年迈、有病或者疲劳过度请求减免集中营的日常活动。卡片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颁发，可由犯人们自愿领取。集中营当局还对领取者保证，他们将被减免集中营的日常活动。韦伯伊娜对玛利亚修女领取红卡的决定不胜惊愕，因为集中营的犯人早已具有这样的常识，任何的变化只会愈变愈糟。她却未能劝阻玛利亚修女。那红卡不仅病老弱病痛的犯人带来希望，还让他们享受难得的优惠特权，它也使玛利亚修女不再为德国战争效力。她对伊娜说：「你老是那么悲观，而我总能自得其乐。」

    即使有关最近改建的的「青年营」的流言传播开来。所谓的「青年营」设在距拉文斯勃鲁克本营一公里的东南方向。如笛福丹尼丝的回忆：

    有关新建的青年营组织体制，最乐观的流言。是从官方传布。他们吹嘘那里迷人的景观，担保在那里取消繁琐的天天点名制度。他们说那里的伙食数量多质量多，每人会有自己的一张床。根据切身经验，我们根本不相信当局会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这里的病人常常因要求治疗失眠而被毒死，人们如要赞成或要反对，无非是进入坟墓而已。

    但领取粉红卡片便意味着抛出了生命作赌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起，病人和老人就被迁往青年营。玛利亚修女则是在一月卅一日被带到那儿。到那里的人们，许多人已被屠夫盖布哈特和他的帮凶做「医学实验」重创致残。

    犯人们所猜的结果证明言之有理。青年营纯粹是为了解决犯人过分拥挤的问题而设的「杀人骗局」。那不过是一个小型的死亡营，用以喂饱火葬场的焚尸炉。

    那里的点名仍按老规炬进行，而且一天二、三次，花费时间与本营一样地长，有时甚至整天站队报名，其主要的目的不再是统计活人，而是为了减少活人的数目。每天配给的面包份量从一百五十克削减为六十克。再加上半汤杓飘着几片卷心菜菜汤，这样的伙食也是存心让犯人渐渐地饿死。隆冬时期，雪地里的气温低于冰点（圣诞前夕气温

    更是零不廿六度)，犯人的毛毯、大衣和外衣全被没收，甚至连鞋于和袜子也拿走，因此每天至少有五十名犯人「自然死亡」。但这样的死亡率还不足道，立刻又有了新方法。不但撤消所有的医药供应，而且安排病人强行服毒。每天要筛选出一部分健康状况最差的犯人，押送枪毙或以煤气处决。起初有二辆密封的货车专门设置煤气杀人装置，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拉文斯勃鲁克本营也有了自己的煤气室，每天「容纳」一百五十名犯人，这个煤气室接近火葬场的焚尸炉，有几千名囚犯通过青年营，然则那里的营房却曰渐空荡。

    尽管青年营的条件如此恶劣，玛利亚修女起初仍在埋头做另一件刺绣，这幅绣作刻划了圣母将她钉上十字架的儿子基督紧紧地搂在怀中。在本营她常用面包去交换到针线，而绣制品可换取更多的面包。但这幅绣象隐藏着她心底里的神秘神修的含义，所以人们无论怎么要求她，她都不肯转让：「我们一旦回到巴黎，我会将它作为一件礼品无条件地奉献出来，但这儿可不行。」她说道：「要是我能完成这幅绣象，它会帮我活着离开这儿。要是我做不完，那就意味我会死在这儿。」事实上她没有完成，诺维科娃说：

    「因为她很快就病倒了，据说是肝病，一连几天躺着不动。然后是痢疾，不再进食，希望靠绝食来解救她的毛病。她变得更虚弱无力。」

    在遥远的巴黎市场，她能够取得无数的便宜货去养活别人。在这儿，恰恰相反，当她想要一把木梳来除去头发里的虱子，就必需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即使她是如此虚弱地偶而用一下宝贵的木梳，总还能保持她的幽默感。甚至看着自己骨瘦如柴的身子也觉得有趣。她有时笑着说：「瞧!我们的腿这几天变得多么滑稽，又瘦又细又长，活像小男孩的腿，只有膝头突出来。」不管一切有多糟，她跟人说话照旧带着笑容，她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显而易见。有一次诺维科娃问她：「你怎么想，修女，我们最后会走出这个地方吗?」她答道：「当我们无法走出时，只好让人抬出去了，我深信我们总还会活着，我对此毫不怀疑。」

    事实上，青年营中居然活着度过整整五个星期，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第五个礼拜后，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青年营一批囚犯被送回到原来的本营。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三月三日，似乎是两批犯人的转移：一批犯人从本营转到青年营，另一批犯人则从本营不祥地押送到毛特豪森集中营（三月二日)。果真如此，先前在青年营的一些犯人相信他们已经脱离了死亡：「真不能相信我们中居然有人回得来。」其中有个人对塞维西维娅如此说道：「我从未想到回到本营时竟然会高兴到流泪。」玛利亚修女她们一起回来，被安顿在第廿七号单元。

    韦伯尹哪在第二天找到了她：

    我看到她那形锁骨立的外表的遽变时，简直吓呆了。她整个人的人就像皮包骨头，眼睛正在化脓，身上冒着患有痢疾的人们持有的味道。她第一次对我如此客气温存，显然她也需要别人的温情和怜悯。

    当然，这不只是由韦伯来支持她的肉体了：「我们不要再分离了。」玛利亚修女说道：「我要活不去：你是花岗岩做成的，你会拖着我一路走到底。」韦伯伊娜并未对这样的想法提出质疑。但是，「扪心自问，我这块「花冈岩』究竟能成就什么呢?」

    三月份是加紧点名和筛选的一个月，据集中营副统领施瓦茨休勃)说，二月底苏伦（集中营统领)告诉我们说，他已接到希姆莱下达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所有患病不能行走的妇女应全部处决。苏伦早已预期这样的命令已经在此地执行，但命令的发布，再加上战局的恶化，加速了他原先的步骤。

    列队点名就叫玛利亚修女难以忍受。不过她却有幸博得营中的督导之一的同情。这个女人名叫克里斯蒂娜，据诺维科娃说：「她的卑劣的本性似乎集中了地狱里的全部恶势力。」但她情有独锺，有意包庇她所偏爱的几个犯人，玛利亚修女就成为她包庇对象之一。在克里斯蒂娜特别的关照不，玛利亚修女可以在最后一分钟站起身子应付点名。

    此外玛利亚修女还可以呆在韦伯伊娜的背后跟她背靠背地站立。

    点名现在增加了新的一层意义，点名愈来愈多对玛利亚修女明显不利。杜福丹尼丝瞄述了点名的程序：

    我们整队，一排五个人，一声令下，产、就得有一排人出列。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也得光着腿遂着紧张快速的步子开始行走。我们得向前走上五十码，让那「挑选者」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们的腿。他会不时举手叫停。

    要不然他会挥鞭裁决：向左转的犯人立刻处死，向右转的犯人暂缓死刑。那些死囚的编号随即被摘不取走。然后便有车收容那些死囚，将他们运到青年营或直接送煤气室。

    第廿七号单元的囚犯不再外出劳动。相反，她们被禁止离开本营。她们现在只是在等待下一次点名，下一次筛选，下一次突袭。在一个层次上，可以说：「我们唯一可做的，只剩下开饭后寻虱子，开饭前梦想额外的羹汤这两样事情。」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生活在一种神经格外紧张的状态，神经高度的紧张，再加上饥饿的作用，使人失去了理智。玛利亚修女仍然以默然不语的泰然自若。但在关键的时刻成功地躲过党卫队的耳目。」这样的紧急时刻，在那一个月就出现过好几次。

    三月廿三日和廿九日本营曾发生突击性搜查，各有三辆卡车满载遇难者送往青年营。玛利亚修女得到克里斯蒂娜的庇护，躲在天花板和屋顶之间，所谓「五层楼」，两次都幸免于难。也有几次躲在铺位下而免遭毒手：「但一九四五年基督受难曰，东正教复活节那天，我们便再也无计可施了。」

    究竟是玛利亚修女本人被选中的，还是她主动挺身而出，以替代一位被选中的难友的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同时，她殉道的可能性不应该只考虑最后时刻的因素。在她的思想中，殉道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殉道也许真的是一个终极过程，她那「奉献自我来平息世人的忧患」的承诺，是她决意殉道的主要部分，她的死也是自然的结果。

    当年基督受难日的星期五，向前挺进的苏军重炮的轰鸣此间已经依稀可辨。一辆国际红十字会的白色福将牌轿车停在集中营大门口，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前来谈判三百名法国囚犯的释放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接待，拉文斯勃鲁克的统领推说「很忙」，而他也的确很忙，因为他已经下令下午进行一次筛选，集中营所有犯人务必整队待命。

    主要的筛选者就是拖瓦茨休勃。

    如今已不再会对那些中选的人抱有幻想了，施瓦茨休勃知道这一点。他简直是喜气洋洋，满面春风，当那一排五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客气地倾向我们，用德语说道：「尽管放心向前走」，然后用一种阴险淫邪的目光接着又说：「你们在心惊肉跳，是不是?」

    那些被遣往左边的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他们共有几百人。有些人硬是赖着不走，还有九个人迅速溜走，很快的就被逮了回来。万般无奈的遇难者还想要带着面包上卡车，一上车面包便马上从他们手中被夺走：面包还可另派用途。

    玛利亚修女没有被选。但她目睹难友们的恐慌，试图安慰难友，叫她们放心，因为到青年营未必就是送死。尽管她自己曾活着逃过了那地方的鬼门关，现在她的话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更难让那些倒霉的难友们鼓起勇气来。

    玛利亚修女必定知道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回到青年营，即使不进煤气室也活不了。尽管如此，似乎为了表示：「我可不相信什么煤气室。」，她主动踏进了那些被选中的难友们的行列，去替代其中的一个人。当时有二位目击者这样写道：「玛利亚修女就是这样自愿地献身殉道，为帮助她的难友们走向死亡。」

    佩里雅各布那次整队不在玛利亚修女身旁，她觉得自己的腿也出了毛病，因而想自己也有可能被选中。

    玛利亚修女很可能去替代一个害怕得狂呼乱叫的难友。这种惨状必定会叫她觉得应该慷慨地自我捐躯取而代之。不论如何，玛利亚修女总归是自愿地投入到那一场大屠杀申，藉以有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接受那主的十字架。从她身上散发出天主的和平，并把天主的信息传给我们。

    大蓬车满载囚犯一辆接一辆地驶向青年营。许多人在当天就被押送煤气室毒死。玛利亚修女倒是活着度过了最后一夜。不过她再也没有力量支持不去。她的眼镜被强行取走，使她寸步难行，她便如此地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投入煤气室。那正是复活节的前夕。

    复活节那个礼拜天，法国犯人得到通知，务必于次日早晨集合在营地中心广场。青年营的犯人也得到场。红十字会开始起作用。三百名犯人终于获得释放。

    集中营行政当局企图利用犯人的骨灰肥沃土地，他们将受难者的骨灰沿着斜坡朝附近的一个湖泊一路洒去，其中也包括玛利亚修女的骨灰：「主呀!这不是我。」她生前早就这样写道：「这是一把埋藏所有激情意欲的灰烬。」纳粹当局哪里晓得，像她那样的生命，是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来滋养这个世界。纳粹党徒却错误地将死亡的残忍性与死亡的终极性混为一谈。

    但玛利亚修女相信「死亡已经失去了压倒一切的剧痛」。几年后，她的一个朋友，拉符斯基乔治，在一个简洁生动的梦境中想起了这一诗句。他在梦中看到玛利亚修女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过一片玉米田。他惊奇地说道：「玛利亚修女，你不是值得死了冯?」

    她越过眼镜的顶端看着我，目光祥和而带着政一儿俏皮，一面说道：

    「随便他们怎么说好了，反正你瞧我还活着!」

序	第一章剥夺	第二章改走窄路	第三章修道生涯
第四章罗默大街的房子	第五章东正教行动	第六章第二条诫命	第七章微兆
第八章战争	第九章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