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是圣道明的一位非凡神子，道明会菲律宾玫瑰省的一位历史学家曾对他说以下的话：“他是自天而降于人世的圣宠活像，不分种族或肤色。他是上天光明之神的缩写，这光明照耀着不同的地域，使我们的灵魂同化，改变我们的本性，使人的思想及心灵天主化，使一切事物都因这精神反照而升华，并变成无比的美善。总之，他是中国献身于教会及修会的伟人。”

    这位非凡的人物诞生在福建省罗家巷，罗家巷分外巷和里巷。里巷即是罗氏的出生所在地。在行政区域方面，属福安县管辖；在教会方面，属于福宁教区。

    这位大宗徒的生平迄今为止乏人彻底研究，如有关他的出生时日、史学家们尚且无所适从。在他的悠久光荣的一生中，仍有许多的日期，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幸运的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料来澄清许多极为重要的事迹和日期，来认识这位如此享誉人世的人物。

    关于他的生日，写他传记的人各执一词，罗主教本人于一六八八年十月三日的一封信上，曾自称那时他已有七十三岁。因此，他的出生日期当上溯至一六一五年。

    罗文藻，乳名罗才，字汝鼎。他虽出生于贫寒，但却是一个廉洁的教外人家。在不久之前，他出生的简陋屋子还在。几年前，人们还认识一位青年，他是罗家的后代。相传罗文藻少年时代曾过着放鸭的艰苦生活。可是这个贫穷的放鸭人非常聪明，并有超人的头脑。他的温良可爱的性情，以及纯洁无暇的灵魂，更使人爱慕不已。

    莫拉肋及马礼雅两位神父来到福安，是上主的祝福（主历一六四三年七月二日）。方济各会神父魏尔德说马礼雅神父于一六三三年给罗文藻领了洗。假如这个日期是对的话，则那时他已经是望教者了。宗教信仰，应当是由高奇神父或他的一位传教员给他讲授的，原来那时马礼雅神父对语言还没有达到教授教礼的程度，虽然我们假定他是于一六三三年给他领洗的。然而马礼雅神父却说是一六三四年由他付了洗。无论如何，付洗者是上述方济各会神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纪念他的修会省名‘圣额我略省’，就以‘额我略’作了罗文藻的洗名。

    罗文藻对那位神父的感激之情是如此的诚恳，并毅然离开了家乡、亲友及一桩很美满的婚事。形影不离地做了他志同道合的同伴，协助他到处传扬圣教，且受尽了各种苦难，还把自己的家产也全部交给了马神父，虽然并不算多，因为他的家本来就是相当清寒的。

    罗文藻很可能于一六三六年伴随着马礼雅及狄叶滋)二位神父来过台湾。因他没有跟马礼雅神父到巴达维亚（爪哇）及马尼拉，他是一六三七年才到达那里的。那年九月，文藻也没有跟着狄叶滋神父回大陆，因为同年六月间狄叶滋神父、方济各会的神父马方济及雅郎达已经起身往北京去了。假如罗文藻来过台湾的话，他很可能跟雅琅达及马若望二位神父同时回到大陆，他们是一六三七年封斋期时才到达福建的。

    其实，文藻及上述两位神父于一六三七年：圣安多尼庆节第八日（六月二十日）才由福建动身的，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北京。那里的耶稣会士汤若望表面上很亲切的接待了他们，并劝他们去高丽宣传福音，及协助他们，但是以后他就离去了。

    圣方济各会的两位会士把自己讲道的计划奉托于天主。根据许多档的暗示：当时有人不但图谋把他们赶出北京，而且迫使他们离开中国。不单是他们，就是道明会神父也在被逐之列，这些神父从来不曾到过北京。

    事情果然发生了，两位方济各会士忽然被衙役们所包围、被捆绑、受凌辱，并以可耻的方式把他们押运到福建。当他们被押解的时候，有北京传教士们所派的几位教友跟他们一起南下。道明会、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不少档都提及此事。为响应北京朝廷的预定计划，在福建也掀起了一场可怕的教难。教难的箭头是指向方济各会及道明会传教士的。他们都受了不少的折磨，其中有三位神父是传教士中最先被逐出中国的。

    罗文藻及另外两个同伴跟两位方济各会神父受了同样的苦。他们中的一人发表声明：“他们——差役，把自己的证人——两位同伴（都是教友）捆绑起来，并在他们的颈项上套了一条锁链，就这样被押运到一个菜园里，像狗一样被绑在一株松树上，而且也不给饭吃……

    一位耶稣会神父到了那里，当着他的面，也把证人绑了起来，颈项上也系了一条绳索。”在声明两位方济各会士被充军福建后，有补充说：“当时，他们也把这位证人及他的两位同伴解送福建，但没有走同一条路线。”

    罗文藻是上述三位同伴之一，有狄雅谷修士作证，他是方济各会士，福建省藤头人。他声称罗文藻到过北京，虽然没有指明日期。可是，他上京的日期只能是两位方济各会士在那里的时候，这也是黎启奥神父所证实的。上述被押解的人由不同的路程到了福建，因为会士们曾先停留在福州监狱。稍后，才启程去藤头。同伴们及罗文藻则直接到了福安。

    一六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方济各会神父奥诺菲、维慈开及马方济被捕，罗文藻及另外两个仆人也被捕，他们都被解运到宁德监狱。在那里，神父及仆人们被毒打了一顿。他们在那个臭气扑鼻的监狱里住了二十三天，寒冷、虫虱、廯疥和饥饿几乎使他们支持不住。之后，他们被带到福州，又被充军到澳门。

    罗文藻从澳门动身往马尼拉，大概是伴随着莫拉肋及狄叶滋两位神父的。一六四０年耶稣升天节，自菲律宾和莫拉肋及马礼雅两位神父一道回澳门，这两位神父是要回罗马的。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在回程中使罗文藻协助他们而带他同去圣京。然而，罗文藻和马礼雅神父在澳门停下了，直到一六四四年十月十日。那时，他便跟这位神父及加拉会修女们——她们被葡萄牙政府所放逐——起身往马尼拉。他们所乘的船遭飓风吹往交趾支那的都隆城——即今的南越北部顺化附近，在那里他们被逮捕，并被运往顺化朝廷。越皇帝待他们很好，只是罗文藻例外，他险些被斩首。一六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动身往马尼拉，于五月二十日到达。

    “罗文藻到那里以后，对我们的修会——道明会——很感兴趣，又因为十分愿意作救人灵魂的工作，就很认真的开始读书。在我们圣道明会院中有人教他西班牙文，教他念和写，由于他十分用功，故在短时期内就学会了，又由于他要求上进，以及希望攻读拉丁文，他获准进入圣多玛学院，虽然不是正式‘学员’，而是旁听者。在学校内，罗文藻不但学会了文规，而且也读了哲学。”

    黎启奥神父也曾记载罗文藻入圣多玛学院一事，不过有关他以前在圣道明会院住过，以及在那里学习拉丁文及西班牙文，则未曾提及。

    他继续攻读，但没多久就被省会长翁匝肋神父派回中国，为带给教士们经济援助。省会长应允等他回来后准他入道明会，这是他所请求过的恩典。

    罗文藻于是启程去完成他的重大任务，在十五天的路程期内，他都是把银两缠在腰间，以免被人偷去，他为了这件事受了很大的痛苦，以致几乎丧失了性命。在中国，他跟随着贾西雅神父，作他的传教员及随员。在教友们眼中他的声望是那么好，以致因他品德的高尚而极像有神父们的仪表，遂被人尊称为‘神父’。

    在许多工作中，建筑藤头的雄伟教堂是必须特别提及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即某些近代史学家要混淆事实，而必须予以澄清。是关于罗文藻的身世及他的西班牙姓氏。如众所周知，当时葡萄牙及西班牙人习惯把付洗者或代父母的姓名转给受洗人。有时候，教友们去澳门或菲律宾时，也会被送上一个洋姓（葡萄牙或西班牙的），罗文藻的情况正是如此(所以被名为GregorioLópez)。

    因为不知道这个习俗，而只注意他的西班牙姓，某些现代史学家，其中有耶稣会神父，名汪德者(P.A.Huonder)及法国里昂‘公教传教区’传教报竟然认为罗文藻的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是中国人；或反之，说他的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则是中国人。以前的史学家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在马尼拉圣多玛学院时，别人在他的‘罗’姓上加了‘伯兹’Pez这个字，而变成了西班牙姓‘罗伯兹López’。

    一六四九年八月，文藻本打算经由厦门去马尼拉，那是为了邀请传教士，由贾西雅神父派他去的。但是，就在厦门遇见了新来的神父们，他于是就同华罗神父(P.FranciscoVaro)回藤头去了。

    为了他做神父的非凡资格所立的功劳，以及坚决的圣召，莫拉肋神父于一六五０年一月一日，在藤头收他为正式的道明会士。一六五一年三月七日发誓愿，这样，在中国度过了严肃的初学年。黎启奥神父对上述经过有这样一段记载：“额我略٠罗伯兹——罗文藻，是本省—道明会玫瑰省—的神子，中国人。代理省长及宗座代牧莫拉肋神父收他为正式初学修士，时间是一六五０年一月一日。十四个月以后，即一六五一年，大约在圣多玛庆日发了愿。本人在马尼拉圣道明会院，于一六五二年九月九日签署，以资证明。初学导师黎启奥。”在同一文件上有日后补注的：“这位被教宗选为中国主教”。

    黎启奥神父之所以把文藻入会及发愿二事记载于马尼拉圣道明会院的档案里，是因为罗文藻在法律方面是属于上述会院。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墨西哥或别的地方发愿的，而他们被视为上述会院的属下。发愿后，罗文藻回到马尼拉继续攻读及度他的修会生活。在一六五二年四月间他已经在厦门乘船去马尼拉。以上是方济各会神父贾瑟诺(P.JosedeCasanova,O.F.M.)于同年同月的十日，在一封信上所说的。

    罗文藻可能在福建继续攻读，传教神父们则做他的教授。回马尼拉后，在圣多玛大学攻读神学。毕业后，他在本城—马尼拉—经由鲍布来德主教(Mons.Poblete)的手接受了圣品，即：一六五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瞻礼六领受剪发礼及四个小品；三十日、五品；六月三十日、六品；七月四日、晋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玫瑰省（中期会议CongregaciónIntermedia）决定派文藻回中国传教。他于次年偕同黎启奥、葛罗讷(DomingoCoronado)、罗提譪(DiegoRodríguez)及雷孟都(RaimundodeValle)四位神父起身来华。那年七月初到了中国。

    自到达传教区的当天起，罗神父就致力于传教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历史性的使命便开始发扬光大起来。从此，他的声誉一天比一天更为人们所洞悉，直到他因为工作的疲劳及年事日增而逝世为止。

    一位写他生平的人士曾说他：自开始传教时，这位传教区的风云人物就作了信友们的安慰者及外籍教士们的左右手。

    他救人的心是非常热烈的。在福建省道明会广大的传教区内，没有一个是他不会施行圣事的地方，他面对一切困难，都会设法予以解决，虽然有时候会有生命的危险。在许多所遭遇的事件中，我们可以举出几件来。

    在一六五六年，即他到传教区的第二年，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及救灵神火。

    有一次，一个有名的海盗领袖，名‘贵新’者（译音），用船载着他的属下，到了福安县属的港湾里。他们到处破坏、抢劫、杀伤及掠走了许多教外人和教友，并焚烧了许多村落，居民生活在风声鹤唳之中，成千成万的教外人、教友和传教士们都逃到山洞里去避难。

    文藻神父在大众万分惊慌的情况下，表现了他十足的镇静和勇敢。有一次，一个海盗告诉他：海盗舰队的首领传他见面。罗神父怕是一个骗局，因为海盗们曾扬言要逮捕一位教士做人质，来索取二千两银子。虽然如此，罗神父仍是只身前往。天主因他的勇敢而保佑了他，海盗首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并对他说：“神父，请原谅我手下的无礼，他们不该把这些天主的东西拿来。请看，都在这里。”之后，立刻就把一位女教友名伯多尼拉的一个圣髑、一尊耶稣神像、一个圣母像、一具铜十字架及许多串念珠和别的宗教用品交还他。当时文藻神父那种愉悦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

    贵新的舰队在福安停留期间（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罗神父对赎回被掳的老百姓及施行圣事上，有过惊人的表现。在赎回的人当中，有上述伯多尼拉的父亲。海盗们要四百五十两银子，而罗神父只交了一百两就把他赎回。因这件事使那人回头受了洗。而且，他的妾也受了洗。事先，他还曾当着神父的面声明彼此脱离关系。此外，他也赎了五十位教外人，他们以前都是反对进教的，但这样一来，他们便都受了洗。除此，他还作了许多别的爱德工作，特别对于那些有传染病的人给予细心的照顾，不怕自己会被传染上。

    同样地，上嶝（译音）的一个附魔女也被他感化回头。她的丈夫及家人都是仇视教会的。他们叫了和尚帮他们驱魔，那魔鬼会借着羊及别的动物的形象显现。但是，魔鬼由那妇人的口告诉他们：牠是不怕和尚的，只怕教友们的天主，并说要难为某某人。他们不得以请来罗神父，罗神父就给那妇女讲道理。以后，她及她的小女都领了洗。在离去以前，罗神父交给他们一个十字架和圣水。从此，那妇女及其家人便不再受恶魔的骚扰。因此，那村庄的许多人都进了教。

    一六六四年，罗神父为了找回黎启奥及魏尔日(P.JaimeVerge)二位神父的尸首，到了厦门。原本大家相信，他们是在汉人同满清人战争时死去的。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泉州看见他们，虽然挨了一顿毒打，但并没有死。以后，他为教士们带着接济品回到了福安，并把那两位神父没有死的喜讯传报给他们。在那样混乱的时期，行路时会遇到不少危险。

    一六八四年六、七月间，他起身去穆阳时。经过福州，听说福安县县长在福建省省长前枉告了神父和教友们。为避免教难，他写了一篇报告书为教会辩护（名义上是省长的一位职员写的，他是热心教友），那篇报告书写得那么好，省长在读了它以后，命令责罚福安县县长，就这样避免了一场教难。

    一六八０年，会长华罗神父(P.FranciscoVaro)请文藻去漳州重新将那里的教友组织起来，要他在那里定居，目的是：不但因为那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而且也是因为那个地方可当作传教区及马尼拉的中转站，为使教士们的接济物资更容易进口，因为经由澳门会有许多难处。这种艰巨的工作，没有人能比罗神父更合适了。

    那么，他于一六八０年五月九日自罗源起程，到福州时，教友们对待他很热诚。特别有一位，名林鸿基（译音）、洗名马丁的教友，接待他更周到。那家是福州显贵家族。他为了进教，就跟爱妾分离。领洗后，度着热心教友的生活。罗神父从那里到了兴化，在那儿逗留了六天，给教友们听告解、讲道理及给望教的付洗。他在泉州过了升天庆节。最后，于六月九日到了泉州。

    罗神父到达那里时，城里到处都是满清军队，数目在两万左右，还有一万五千骑兵。当时有数千居民住在山里，是在清兵到达时逃走的。罗神父幸运地遇见一位热心教友，洗名艾路德利阿(Eleuterio)，他把神父介绍给一位将领，名叫贾华罗(PascualCarvallo)者，外号‘热心的将军’，罗神父在他那里很受欢迎。第二天，许多信友去拜望他，其中有不少军人，他们都很虔诚的参与了弥撒圣祭，并送给神父一笔款项来接济他。不幸得很，罗神父到那里后第三天，上述将领保驾吴班亲王（译音）到福州去了，那座房子被一个教外将领所占据，罗神父顿时无处可住。

    有一位教友、名宋达宁（译音），圣名游良(Julián)者看到神父的困难，就把自己的一间小房子让给他住。这个房屋是如此狭小，长度只有五公尺、宽度两公尺半左右。罗神父把那间房子用作小圣堂、厨房、会客室及其它一切需要。我们这位热心的传教士在那里住了很久。直到最后，教友们租了一幢较为宽大的房子，一位教友付了五十两银子的租金。

    同年，即一六八０年八月，会长给罗神父送去五百两银子，叫他买一幢房子作为圣堂用，罗神父照办了。圣堂的主保圣人是圣多玛斯٠亚奎那，那里的教友对这位圣人很是热心和尊重。先是罗神父找到了一件合适的房子，无奈房价太高而作罢。买圣堂一事即告终结。罗神父乃出城给一些教友执行圣事，出城需走三天的路程。他打算从教友们那里继续他的路程，回福安去。在漳州传教的计划他虽认为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仍求圣道明及圣多玛斯并许下：如果在那件艰难的工作中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为光荣二位大圣人，要献两台弥撒。他的愿望没有白许，因为上述两位圣人真的听到了他的祈求。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有一位军官因为要离开那里，所以要卖房子。因为没有人买，就以一千三百两银子卖给了罗神父，价钱只是原价的五分之一。为避免军队占据那座房子，一位有权势的教友名叫李必明的（译音），把它接收了过来，又花了五百两银子把它修理了一下。稍后，那位教友离开那房子时，取得了军队将领一道谕令，严禁属下给神父找麻烦。罗神父于是把房子正式接收下来；在殉道贞女圣加大利纳庆日上（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举行弥撒圣祭。

    上述事件证明罗神父的勇敢、爱人及救灵的神火。然而更能表现出他的英勇的，是在一六六五年到一六七一年间的大教难时的遭遇。在下一章我们便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教难中，这次是空前剧烈的，为中国教会留下了最悲惨的后果。起因是当时回教人及朝中一些大臣嫉妒及仇恨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因为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及地位太大。

    一六三四年，最后的中国皇帝（即明思宗由检）委任汤若望神父修改中国历法，并任他管理天文台。皇帝于是把回教人杨光先及吴民文（译音）调职。一六四五年，满清政府又准汤神父继续管理天文台及做数学总监。以后，皇帝又封他为太师，又称他为‘可敬的神父’，且皇太后也很看重他。

    有一位朝廷的辅政大臣非常狡猾(Amabung)想利用汤若望神父的才艺来征服及平定中国。汤若望及同会神父们也趁着那个大好机会，利用在朝廷上的职位来传扬教会。汤若望曾作过皇太子顺治的老师，太子很爱戴他。太子登位后，选他做主要的顾问，直到他去世前不久，都保持着那个职位。上述情形跟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传教的计划有很密切的关系，即以皈化朝廷政要来皈化中国。实际上，当汤若望为朝廷所器重时，有不少的人进了教。然而，正是为了他的优越地位，才有人对他起了可怕的嫉妒及仇恨。同时，别的教士及信友们也跟着遭了殃，因此，就掀起了以下所说的教难，它关系着中国教会的生死存亡。为了同样的原因，也发生了别的许多教难，使教会损失了大部分的教友而大伤元气。

    其实，加于一位外国传教士的如此殊荣，在中国向来是很奇特的事，故此引起了朝廷中有地位者的明争暗斗。他们都在等待时机，来打倒皇帝的宠臣；同时，也宣布反对天主教，尤其是因为汤若望的影响力发展得特别快。更增加那些顽固敌视者的仇恨，终于等到顺治皇帝驾崩后，顺势爆发。于是满人、汉人，敬邪神者、回教人士及佛教人士都联合起来，要消灭中国天主教的一切活动。

    果然，皇帝刚一去世，以前好似为拥护教会的政要就公开宣布反对天主教。这样传教的结果是：教会所得到的有限度的自由及官方的保护，只得利于中国新贵们的(清朝)现实利益。那些教士们的学问及智能增长了政要们的虚荣心。他们利用教士们就像人们对柠檬一样：果汁被榨出来后，外皮就被抛弃掉。

    汤若望神父的崇高地位所带来的不幸中，除了在政要们心中所引起的妒忌及仇恨外，还有一个是分配属下职位的争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权利得到一份职务，而实际上粥少僧多，无法使大家满意，那些吃了闭门羹的人就怀恨在心。

    汤若望最大的仇人之一是吏部尚书，他跟当时的政要有家族关系。结仇的原委是这样的：教难前几年，荷兰国使节团到了北京，要求准许开建工厂。他们带来了琳琅满目的礼物，献给皇帝及他的大臣们。坤落本是汤若望的好友，便请他一道去参观上述礼物，看是否值得呈献给皇帝。汤若望对荷兰裂教派心有疑惧——他的想法不无道理，就对坤落表示那些礼物不是什么贵重东西。然而坤落对那些东西却玩得爱不释手。由于他注视这些东西过久，汤神父就以朋友信任的口吻向他说：“算了吧！您是一个贪心的官吏！”。坤落受不住这句话的刺激，决定对汤神父进行报复。使他在皇帝跟前失宠并撤去他的钦天监监正一职。他的一切阴谋都得到杨光先的支持。但他的计划都失败了，汤若望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而坤落的声誉则一落千丈，且回人杨光先差一点被斩首，假如汤若望没有替他求情的话。

    一位教士作钦天监监正一职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理部要求钦天监指定吉日吉时，来殡葬皇太子。按照中国迷信，吉日选择的得当与否，对皇帝及皇族的生死祸福攸关。钦天监人士所择的吉日为礼部所不喜欢，于是坤落把它改为另一日，就在那日安葬了王子。

    可是，不久以后，皇太后也去世了。坤落利用这些不吉祥的事件在皇帝跟前诬告汤若望，说这些灾祸都是因为汤若望神父选择了不吉祥的日子来下葬太子所致的。但是，汤神父也不示弱，即把他的诬告公布出来，皇帝就把坤落贬为终身庶人。坤落因此更加疯狂地仇恨汤神父。上述事件及别的原因造成了那次可怕的教难。

    顺治驾崩前四年，汤若望对于皇帝的影响日渐式微。他的仇敌便利用那个机会来推翻他的地位。上述皇族的不幸及许多人的恶习使顺治头脑不正常。他的爱妃、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完全掌握了皇帝，使他渐渐疏远天主教和汤神父。同时，使他跟和尚们接近，又使他许下要保护他们的谕令。汤神父引皇帝接近天主教的努力终于失败。皇帝爱妃的死亡使顺治完全疯狂了，他下令为她举行极为排场的葬礼，叫三十个人陪葬，他也企图自杀，或者削发为僧。因此，他就剪掉自己的辫子。这种举动在满族人的眼里是非常丢脸及下流的。最后，他跟和尚们的交往使他完全的疯狂。当时，他写了一本保护佛教、反对天主教的册子，并做出了许多别的胡涂事。

    皇帝去世前不久，似乎清醒起来了。他出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谕旨，弑父母者、叛国者及对父母忤逆不孝者则例外。他把国家的四位要人叫到跟前，任命他们辅理国政，并把皇太子托付给他们，即康熙帝。最终，可怜的顺治皇帝于一六六一年二月六日驾崩，享年才二十三岁。过了几天，八岁的太子就即位。

    顺治去世后，汤神父仍保有以往的高职位，而且好像曾被委任为新登基的幼小皇帝的宫中导师。然而，他的命运已被注定，因为那种待遇并不意味着辅政大臣们对教会的钦天监监正的重视。原来，跟汤神父保持表面上的友谊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当时清朝尚未统一中国，而汤若望及别的教士们在这方面也有所贡献。然而，这也不过是拖延迫害他及别的教士们的时日而已。

    先是杨光先已经于一六五九年公布了一本书来攻击汤若望及天主教，书名«辟邪论»。纳瓦来神父(P.DomingoNavarrete,O.P.)把它译成：«谨防假先知»。

    北京有两位耶稣会的神父为反驳上述著作，也写了一本护教书，名曰：«天学传开»。在这本书里记载着中国教堂的数目和地址，只有道明会的未曾提及。

    这本书使杨光先大发雷霆，便写了另一本书来反驳，书名为«不得已»。在这本书上有许多侮辱耶稣的话，并且说：在澳门有许多人准备造反，又说：北京的教士们画了中国地图正是为此。此外，还有许多反对利玛窦的话。

    在鼓励并支持杨光先写那些书籍者中有上述所提的坤落。为了给作者酬金及印行那些不合理的荒谬著作，汤神父的仇人都联合提供经济支持。一六六四年九月十五日，杨光先给四位辅政大臣呈上了一份备忘录，目的是反对汤神父及天主教。在写备忘录及别的类似的档时，似乎有另一个回教人，名叫吴明晖（译音）在帮助他，他们告汤若望及别的教士们造反和宣传有危险性的道理。

    辅政大臣们于一六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下令逮捕北京的四位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P.FerdinandVerbiest)、安文思(P.Magallanes)和利类思(P.LudovicusBuglio)。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位教友和一个教外人，因为他曾为耶稣会神父们的著作写序。对汤神父，为了他的职位关系，又因为他害了瘫痪病，他们逮捕他时只用一条粗铁链把汤神父拴了起来。另外三位神父则立刻被戴上了镣铐：手上三条，脚上三条，颈上三条。

    在罪状中，他们把顺治的死亡归罪于汤若望。又云：在澳门有三万欧洲军队等待侵略中国；他们传播邪道；在数学及天文方面犯了错误；教士们及教民谋反；为首者即汤神父，等等。

    耶稣会神父们勇敢及明智地为自己辩护，但都徒劳无益，结果还是被判死刑。他们在礼部监狱里被囚到一六六五年一月四日。审讯结束以后，就被押解到刑部监狱，罪状是：他们是犯人，教会道理不对，他们又宣布天主教是非法的。

    北京的教士们被捕后，全国的教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朝廷把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又：政府命令毁灭全国天主教宗用品，但教堂、圣像则例外，对教民也不予为难。

    不久北京四位神父都被定了罪：汤神父受绞刑；其它三位受鞭打并充军满洲。四位辅政大臣曾三次驳回对汤神父的判决，三次都定了他的死罪。审判官对汤神父的仇恨是那么的深，以至于第三次的判决是凌迟万段，这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刑罚。上述判决第四次被驳回，辅政大臣们曾为汤神父求情，理由是他年纪太大，而且汤神父为国家贡献也很大。

    四月十九日，在重新判决以前，朝廷出了一道上谕，大赦天下，极少的重犯则例外。就此，那三位神父获得了自由或有限度的自由，但汤神父则不然。可是，五月十八日，官方准许他回自己的寓所。却为了一次地震救了汤神父的命，原来中国人相信，那是由于虐待传教士们而使上天动怒所致。

    五月二十八日，朝廷公布谕旨，命令把汤神父的教堂内所有的圣像及天主教对联都一并没收。他的公寓内的宗教画像，连同神父房内所有的圣像也被取出。汤神父当时因病卧床不起，原来他患了瘫痪症，舌头结巴不能言语，只有仆役们跟他在一起，南怀仁神父也不准接近他。

    朝廷又下令：把耶稣会神父们的另一座教堂的圣像取下来。政府把汤神父的教堂及寓所都赠与杨光先，另一处则送给一个旗人。至于北京其它的神父们，准予居留在一幢他们自己的经过没收的房子里。杨光先还印行了一册反对教士们的书，又旧话重提，说他们要占领中国。

    最后，除了朝廷里的四位神父，即被捕下狱的那四位，别的教士们都在一六六五年四月十二日被判充军至广州。九月十三日他们便离开北京。走了六个月又十二天的路程，才抵达目的地。虽然他们乘的船并不坏，然而在那样长久的旅途中，无论在河流、运河里或陆地上，都受了不少的苦。刘纳铎神父(P.LeonardoFelipe)曾因跌倒而摔断了一条手臂。一六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们到达了广州。在那里他们被安置在一座曾属于耶稣会神父们的房子，直到他们去澳门为止，但实际上他们未曾到那里去。

    被充军的神父们一直到一六七一年也未能回到他们的传教区。这就是那次教难的悲惨后果。提起这件事来，纳瓦来神父写道：“南峨内Narvona说：王侯们因为缺乏认识和感情，又因为人民不欢迎，所以不任用外国人作大臣或顾问。”他说得很对，但实际上并不常如此。中国朝廷对耶稣会汤若望神父的礼遇有加足以证实这一点。皇帝对他越好，仇恨和嫉妒也越增加。中国人抱怨他跟满族人的关系太亲密，而对中国皇帝（明朝）没有显出更忠心及更支持的态度，虽然是他提拔了神父并赋以显要职务。耶稣会神父葛威(P.Govea)说：“利码窦神父用数学使我们进入中国，汤若望神父则以数学使我们被逐出中国。”

    当这次浩劫般的教难开始时，道明会教士们在福建、浙江及山东等地传教，收获丰硕。

    黎启奥神父在福建泉州刚好落成了一座教堂，以殉道童贞圣女加达理纳为主保。教会的前途极为乐观。许多教外人也齐集教堂听道。这位黎神父算是一种镇静剂，原来为了失去厦门及附近教友中心很觉痛苦，那是他以辛劳牺牲所开创的。但是，逆境好似跟着他走，因为朝廷既然把所有教士们集中北京，于是不得已放弃了那个有希望的所在，北上福州。在那里也受到了很多的折磨，但还能够给那里的教友们施行圣事，不久又怀着很痛苦的心情被迫回到了马尼拉。他走以后，就由罗文藻神父代为照顾那么多来听道理的教外人。

    华罗(P.FranciscoVaro)、贾西雅(P.JuanGarcía)、瓦来(P.RaimundodelValle)及卫而日(P.JaimeVerge)神父正在福安传教。这些非凡的教士躲躲藏藏地传扬教会，有了不少的收获，使许多教外人信教，并保持了热诚及勇敢，增加了教友们的信德。他们可以跟初期教会的信友们媲美。当集中教士们于北京的上谕到达时，教友们反对神父离开那里去度充军的生活，并保证将承担一切后果。让他们在那里藏起来，实在是上天的默示，神父们也心中暗喜，因这样可以在那些教难风波的年头照顾教友，包括那些新进教的。在中国其它地区则没有这样幸运。而且那些传教区之所以没有停顿下来，主要的应当归功于超凡的中国道明会士罗文藻神父的救灵神火。当时躲藏起来的教士们有：华罗、贾西雅、瓦来、卫尔日四位神父。罗神父因为是中国人，朝廷谕旨并未令他去度流徙生活。

    在浙江，葛罗讷(P.DomingoCoronado)、纳瓦来、沙彼得(P.DomingodePedro)及刘纳铎(P.FelipeLeonardo)等几位神父传教的效果并不亚于福建。

    波郎高神父(P.Polanco)于一六六一年十一月离开传教区，纳瓦来神父及两位仆役动身到浙江去接替他。他们走了十一天的艰苦路程。纳瓦来神父写道：“第二天，我们遇到了一座从未见过的那么高的山。在十一天的路程中，使我筋疲力尽。”

    到金华后，很快就开始了他热忱的传教工作。因为是一年前刚开始的传教地区，所以教友还不多。但他到那儿不久，就给一个童生、一位秀才、一个商人及一个裁缝付了洗。

    以后，他迁移到一个村庄，在那儿有许多热忱的教友，让他静心致力于撰写一本很好的护教书，书名是：«教理讲解及辩驳教外人的错误»。那本书得到教友、教外人及神父们的一致赞许。

    过了几个月，他回到了金华，一位有文学修养的传教员开始帮他修改那部著作并印行。一六六四年时，他也开始写一部较厚的«教理问答»，共分两卷。但为了即将到来的教难，未曾公布。他的传教工作、讲道也好、著作也好、对救人灵魂都发挥了很大的效用。

    因为教难即将来临，老百姓都生活在一个恐慌不安的气氛中，有许多听道理的人不再来找纳瓦来神父。这样，他便有更多的时间用写作来反驳杨光先所宣传的谬论。他曾写了一册很好的护教书。

    西班牙恩利盎(Henrion地名)的男爵论及这位神父的传教工作曾写道：“因为他那不怕劳苦的救灵神火，特别是因为他对本地语言有深刻的研究，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凡是经过纳瓦来神父所宣讲的地区，教务都有很快的进步。”他在福建省两年（实际是三年）传教后，在浙江也工作了一年（实际是两年），并有了同样的收获。除了不断讲道外，他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对外籍及中国神父都有益处，他写了好几本书，以后都先后出版。在那些著作上，他以最充足的理由攻击了异端及邪教的事。同时，又帮助教友们保持自己的信德，也使传教工作更加容易。

    沙彼得及刘纳铎二位神父也如好宗徒般地工作。对他们的工作情形，我们不很清楚，但却知道他们一定是好会士及热心的传教士。他们是在一六五九年九月间到达浙江的。刘纳铎神父在蓝溪城内盖了一座圣堂，并在附近组织了一个教友中心。

    葛罗讷神父于一六六四年五月从浙江到了山东，在济宁州开了一所堂口。他在福安时特地学了一口流利的官话。经过了不少的困难以后，才把一间房子改为圣堂。八月七日第一次在那里作了弥撒。

    过了不久，有许多教外人到那里去听福音。神父在一封信上声称：听道理的人是那么多，就是二十位教士也不够。和尚及回教人也来跟他辩论，在那里约有一万回教徒，他们都被神父所驳倒。这位热心的教士从早到晚无休止的讲道。因为工作过度劳累，以致健康受损，他又生来体弱多病。

    教会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传开了。原因之一是：那里的知县曾给了不少的方便，他禁止当地的百姓跟神父为难。但是，时常从那里经过的军队给了他不少的麻烦，因为他们常去教堂里驻扎。然而，他却偏偏利用那种机会去宣传福音。对军官们他特别下功夫。可惜这个前途似锦的传教区被一六六四年的教难所摧毁。

    以上是那次可怕的教难爆发时，道明会传教区的情形。

    当教士们都忙着传教时，教难就忽然开始了。沙彼得及刘纳铎二人在蓝溪被捕。逮捕他们的，除步兵外还有五十名骑兵。他们野蛮地给神父们上了镣铐。是在一六六五年一月初。他们被解送到金华，去会见蓝豀知县，因为当时他正在那里，他们在金华跟纳瓦来见了面。次日，他们启程回蓝豀，纳瓦来神父当时住在金华，得到较好的待遇，原来不论官吏或百姓都看重神父。有一位教外官员写了一本反驳杨光先的书，非议他反对神父们所写的。一位教外人给纳瓦来神父建议，劝他带着写好的一份备忘录去拜见知县。神父遂照办，知县很客气地接待他，并赞许他的做法。纳瓦来神父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被判充军，并声明自己是来投案的。知县用很友善的话叫他回去，让他留在教堂里，等新年以后会告诉他有关的消息。

    依照他的那位教外朋友的建议，神父又以书面请求知县准许他卖掉一些东西，作为上京的路费，他果然得到了准许。过了新年，知县亲自到纳瓦来神父的寓所，告知他朝廷的谕旨，指定他的寓所为监狱，并把他交给那里的邻长看管。那人心地善良，让他完全自由。

    不料二月间，纳瓦来神父仍被押解着起身上京。去时，曾经过蓝豀。第二天，跟刘纳铎及沙彼得二位神父会了面。他继续往杭州进发，另外两位教士不久就赶上了他。他们于一六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杭州。次日，他们被关进一所阴暗的监牢里，在那儿他们一共住了四十天。稍后，他们被关在另一间更难以忍受的监狱里。四月二十一日，他们乘船向北京进发。在苏州停了五天，那里的耶稣会神父待他们十分友善，那些神父是等他们到达苏州后同时上京的。他们继续乘船到达扬州以后便坐车走完剩下的一千多公里的路程。他们在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庆节前夕（六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住在耶稣会教堂内。

    至于葛罗讷神父，他照样继续热心地讲道（他患有慢性病），并没有料到教难即将来临。果然，县衙门里的人不久便开始找他麻烦，而且他所买的那座房子的主人也想来占据那个地方。以前保护教会的县长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竟然逮捕了神父。不过，上级长官随后又命人还神父们自由。

    皇帝的充军上谕一到，他们给葛神父发了三次传票，但他到了衙门时却没有人接见他，这可能是他们愿意解救他。当第四次被传讯时，他正在发高烧躺在床上，那时正值晚间。可到了衙门后仍不见知县，由于时间太晚，城门已经关闭，无法回去，无奈神父只得在一个商店门外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知县才告诉他关于充军北京的上谕。

    他被软禁在自己的寓所内。差役们把教堂上的字牌[天主堂]拆毁。知县下令不必急于起身，并准许神父可以卖掉一些所要卖的东西。

    以后，那位可敬的神父被解送到济南府总督处。假如在那里可以遇见华拉特(P.Valat)及马礼雅神父，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件快慰的事，但是他俩已于三月十一日起身往北京去了。在上述省城他曾听了一些教友的告解并安慰了他们。他被收押在监狱内。以后便起身往北京去了，时间是一六六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赶路的痛苦、疾病的折磨，以及在济宁州所受的凌辱，使他在抵达北京时，脸色已经像死人一样。他暂时寄居在耶稣会寓所内，别的教士们也住在那儿，北京的四位耶稣会士却不在。

    他听从了华拉特和马礼雅两人的主张，没有立时会见政府官员，而像耶稣会士马乔治(P.ManuelJorge)一样等了好几天，为能够稍事休息，原来这位神父到了北京时也害了病。

    葛罗讷神父于四月六日去衙门报到。在回答了一些问题后，被收押在一间很肮脏的监狱里。走到那里的时候，他已是精疲力竭了。在那个监狱里的还有马礼雅、华拉特、提奥特(P.MiguelTrigault)、恩礼格(P.CristianoHenríquez)等几位神父。

    四月十六日，五位教士被提受审，他们都是被五花大绑押送的。开庭时，差役们把绳索给他们解下来，他们也得到了较好的待遇。审问毕，即返回监狱。

    十七日又被审讯。他们跪着，司法官用许多诡诈的问题来看看他们是否会供出汤若望的事情来。但是，狡猾的官员们用阴险的话语并未达到目的。审问时，葛罗讷神父由于身体虚弱又长时间的跪着而吃尽了苦头，审后重被收押。

    十八日，再度受审。前一天的问题又被重复提出。审后回去时，已是午后时分。四月二十八日，又被提去衙门，在那里给他们宣读了皇帝的谕旨：“皇帝对各位被捕下狱，深感遗憾。命我们给你们安排一间寓所暂住，并以国库来支持各位的生活费用。”

    各位传教士从衙门出来时喜出望外，想必把他们领到耶稣会住所。但却相反，教士们被押解到以前的监狱中。因监狱门已关，遂被押到另一个更糟的监狱。他们中有的是站着过夜的。葛罗讷神父则蹲着、被靠墙、一动也不动。

    幸亏耶稣会神父安文思(P.Magallanes)及利类思(P.LudovicoBuglio)二位的奔走及金钱活动，他们才在那个人间地狱只呆了二十四小时。所受的痛苦无以复加，从马礼雅神父的记述中可见一斑：“论及我个人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几乎成了半疯。葛罗讷神父本来已经抱病在身，痛苦难当更不待言了！从那里，我们五人集体被带到一座小庙宇，在神坛附近的地上，我们用几张草席和一床被子打了地铺，在那里我们勉强能睡下。在我们周围有一些泥像。我们坐着，身子靠在它们的肚子上当枕头。”

    次日（四月二十七日），葛罗讷神父开始发烧，病势渐渐加重。医生虽然给他吃了药，但始终不见好转，饮食不进，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十日。他只能漱口，舌头已变得又黑又硬，且肿的像牛舌一般，言语困难。安文思及利类思两位神父努力想把他带到自己的寓所，好治他的病。直到五月一日，两位神父总算得到了准许，就把他搬到教堂。但为时已晚，葛神父已经病入膏肓。虽然得到那些好心的神父们百般照顾。最后，他领了终传圣事，终于一六六五年五月九日——星期六，与世长辞。

    当教士们被集中在北京时，罗文藻神父正在泉州。获悉外籍教士流徙北京的上谕，使他和黎启奥神父大为吃惊。黎神父在泉州刚盖好殉道贞女圣加大利纳堂，不得不委托罗神父代管。因为他是中国人，不受充军谕旨的约束。

    一六六五年五月十日，罗神父特地前往马尼拉，报告上级正在中国发生的不幸事件。同时，也为提取接济教士们的经费。省会长安哲禄神父(P.JuandeLosAngeles)也为被困的神父们交出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委托并鼓励罗神父去视察中国各传教区，给教友们施行圣事及安慰他们。更交给他一张委任状，任命黎启奥神父为中国道明会传教区的区会长。本来葛罗讷神父是在一六六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的省会议时被委任此职的，然而他们相信神父已经被捕，而事实上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罗神父回到福州时，碰见了黎启奥神父。罗神父不但为道明会神父，也为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神父们带来了接济。黎神父委托他视察中国教务。之后，黎神父于一六六六年才跟罗神父分手，前往台湾去了。

    稍后，华罗神父(P.FranciscoVaro)请罗文藻神父去广州提取自马尼拉带来的，给三个修会被囚传教士的接济品，同时也嘱咐他看望全国的教友。

    据华罗神父于一六六七年十二月三日撰写的一份报告书，有关罗神父的一段话：“我请罗神父带着您所寄来的接济品去救助他们。并让他去听其它省份教友们的告解，这是他们所要求的。关于他的行程，在耶稣会神父中间不免会有不方便之处，原来道明会的会士们在这种职务上所做的一切，他们都会加以阻挠。但罗神父最终还是去了。是他先征求了澳门的主教，及耶稣会视察员的同意，于今年二月初自广东出发，到现在一直没有他的信息••••••希望天主赏给他勇气及健康，因为他的任务很重，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生还。原因是他已经老迈且体弱多病。结果罗神父千辛万苦、费尽精力后，总算回来了。”

    在整个中国只有在福建的五位道明会神父，他们仅照顾自己的教友已经很忙了，更何况还要时常躲躲藏藏地。在北京还有三位耶稣会士，但他们正在牢中。所以当时的教会就像一株嫩小的树，在教难的暴风雨下，几乎把它连根拔起，面对罗神父要做的工作，纵然有大无畏精神的人也会寒心的。

    但是，圣道明的这位神子，却振作精神、奋勇无比，仍然坚持巡视各省。哪里需要他的帮助，他就到哪里去。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地奔走。一位传教士把他比作甘霖，他以上天的恩宠灌溉这个无垠的帝国大部分领土内的教会嫩苗，它们因为缺少福音工人的耕耘而呈现枯萎。可是我们的这位大宗徒不但化教友们的软弱为坚强，而且还使成千上万的教外人进教。在差不多两年的视察教务期内，（在福州给一百人付了洗，并在其它九个省给两千人付了洗，还到了一个离中国不远的海岛，给五百五十六人付了洗。）

    为了他的英勇传教工作，罗神父为中国的教士们及教友们所拥戴，大家一致承认他是那次教难中唯一的慈父、导师和靠山。当时教难拖延的时间是很久的，中国人民生来怯弱的性格，以及新教友特别需要神父的指导，因此可以断言：假如那时在中国没有这位罗神父，信仰的嫩苗必定完全被毁灭，因为无人讲道理及施行圣事，又因害怕教难，背弃信仰者日渐增多。幸亏罗神父见义勇为地各处奔走，为着他的巡回讲道和劝导，以及他所施行圣事的超性的力量，教友们乃在信仰上坚持到底，从而阻止了更大的祸患。

    顺治时代，道明会传教区过着和平的日子，十位教士的热心传教,曾得到不少的成效,且有理由相信以后会有更大的收获。可惜，康熙皇帝集中中国的教士的上谕下来了。当时悲伤的气氛突然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教会，因为这等于要完全消灭中国的传教事业。在福建有五位道明会神父被迫躲藏起来，即：黎启奥、华罗、贾西雅、瓦来即卫尔日等神父。黎启奥神父藏在福州，但后来被迫离开中国。另外四位藏在福安，因为勇敢的教友们反对他们去过流徙的生活，并愿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负责。只有罗神父是自由的，因为他是中国人，皇帝的上谕没有涉及到他。

    大家宁愿全部被杀，也不要神父们离开那里。他们许下要把神父们藏起来的诺言，并照顾他们比照顾自己还要好。假如为了这事受到麻烦或遭杀害，他们认为是很值得的，因为是为了天主而受苦。教士们接受了他们热诚的愿望而留了下来。

    那些勇敢的教士们，很艰苦地在夜间施行圣事，鼓励信友，而且还劝了许多人进教。隐藏生活使他们受尽了各种苦难，原来为了避免连累那些收留他们的人，神父们都是住在顶楼上，在那儿无法作任何活动。入夜，他们才出去看望教友，不过常会遇到惊慌和危险。我们的卫尔日神父(P.JaimeVerde)及别的同道们就这样生活了五、六年，直到皇帝准许教士们回到自己的教堂为止。

    虽然生活在危险和艰难中那么多年，我们的教士们工作却特别好，收获也特别大。华罗神父说：“٠٠٠在隐藏的短时间内，他们的传教神火做了那么多（正如方达纳先生—MaestroFontana—于一六六八年所述说的），以至使许多教外人及进教、背教的人回头，给三百多位外教人付了洗。”因此我们决不夸大地断言：在教士们被流徙的那几年中，道明会神父们给五千余人付了洗，保全了福建及其它传教区的教友还不算在内。这一切都当归功于罗神父。

    藏着度日的神父们——华罗神父写道：“像以前一样照常工作，并无任何阻扰，我想黎启奥神父已经告诉过您其中的原因，工作是在暗地里半躲半藏地进行的。在福安，这个时期中调换了几任知县，虽然他们也知道我们留在这里，但并没有来干涉或找我们，这也许是天主特别的安排，使许多人因我们在场而救了灵魂，令很久前背教的人回了头，许多人在安静时期没有受洗的现都受了洗，还有一些在临终前领洗。许多次，我们也去村庄里听告解，这自然需要十分小心。”

    在那种危险及不便的情形下，只是为了灵魂的利益，躲藏在传教区，本是一件英勇的行为，然而竟有人批评他们，这比他们所受的苦难及危险更难忍受。

    华罗神父继续说：“耶稣会的神父们以及我们的一些神父认为我们不应该留在这里。因此他们来信催促我们说，既然没有上京，往马尼拉去也好，等到问题解决后再说。这是他们十分害怕的懦弱表现，害怕朝廷知道我们在这里，和平解决中国传教士问题的希望将成泡影。我知道，有人因此给神父写信。但我们彼此间不应该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奇怪的，原来这是教难时的一贯作风，教史上有许多圣人们也如此做过，所以我不愿意提及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可我确信：因获福安知县的支持，他实际上真的有劝过我们藏匿起来，故未曾遭受到流徙的命运。我保证一定无人批评我们，我们是在全国教士中绝无仅有的享受自由的教士，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教难）会有什么结局。澳门的代理会长乐方济神父(FranciscodeLasLlagas)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此地，并赞许我们躲藏的英勇作为。他想不通，那些批评我们为人灵有益的人与事，有何根据。”

    在福建省我们没有失掉任何教堂或其它对象，但假如我离开此地，则一切必会完全被毁坏，像别的地方一样。

    我们的教士，在那种艰险的情况下工作，无疑似英勇斗士。当时的恶劣程度，连去马尼拉取接济品或收接信件也几乎都不可能。自从满清攻打桂新(Kuesing)时起，中国南部及东部还在实施海禁。就连华罗神父本人写给省会长的一封信中告诉他曾派仆人前往马尼拉，路线是由浙江出发，为的是让他暗中察看一下是否能找到船，好把他们载往马尼拉，还带着两年前就已准备好的给长上的信件，就可想而知了（以前曾自澳门寄过信件。）省会长也好从我们所派的仆人处得悉我们已平安地回到教堂内的信息为止。不然的话，会发生骚乱。

    教难及海禁给我们的传教区带来不幸。接济、通讯、新传教士都不能从海外进入国内。更不幸的是：在躲藏的教士中损失了以下数字，如：贾西雅神父于一六六五年去世；黎启奥神父于一六六六年不得已去马尼拉避难；卫尔日神父因患病于一六七一年离开传教区；华罗神父于一六六九年被捕充军，关押于广东监狱；纳瓦来神父于一六六九年自广州动身去罗马。直至一六七一年充军广州的教士们被允许返回传教区时，只剩四位。在浙江有刘纳铎及沙彼得两位神父；在福建有雷孟都及罗文藻。华罗神父还在广州监狱，他于一六七二年才出狱，并回到福州。可是直到一六七五年，仍无法回到他心爱的福安。

    是故道明会传教区在中国大教难中所受影响是致命性的，别的教区所受的灾害更大。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看到罗神父在福建所发展的伟大传教工作，特别是在一六六五年到一六七一年间，教难时所得到的辉煌成就。因而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对他既惊奇又钦佩。他在传教上的丰功伟绩，其名声已传至东京及交趾支那（即今日的北越和南越）。法国的两位主教；郎伯特(Mons.PedroCotolendídelaMotteLambert)及巴庐(Mons.FranciscoPallu)同时上书教宗，请求他任命罗神父为中国主教。巴庐主教自纳瓦来神父处得知罗神父的生平，他们曾在马达加斯加岛都芬港(Prot.Dauphin)见过面。

    一六七一年，传教士充军广州的谕令虽已解除，但教士入中国的禁令则依然有效。罗马教廷已决定在远东任命三位法国主教。巴庐主教被任命为福建宗座代牧及中国九省署理主教，以及中国传教区总监；郎伯特主教被任命为交趾支那宗座代牧及中国四个省份的署理主教；高铎令主教(Mons.IgnacioCotolendí)为南京宗座代牧及中国五个省份、高丽和满洲等地的署理主教。

    虽然他们曾设法进入中国境内，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为了救灵工作，他们都请求罗马任命罗神父为主教，因为他既是中国人，就能够帮助这个国家教友们的超性需要。

    但是，罗马更愿意纳瓦来神父做主教，原来传信部部长欧道堡枢机(Caed.PedroOttoboni)，即后来的教宗亚历山八世，一定要他接受主教职位，被他再三拒绝，教廷才收回成命。同时，他却把这个崇高而繁难的职位介绍给罗神父承当。为此他曾给上述枢机和传信部去了两封公函。纳瓦来神父致枢机主教函说：“好几次建议，仍劝我回中国做主教。我表示了我个人的立场，他仍强迫我接受。我心中害怕，说了许多推辞的话后总算让他罢休。”

    纳瓦来神父的那两封介绍信的理由很充足，建议传信部请教宗提名罗神父为主教。

    纳瓦来神父既然不肯接受主教的职位，传信部秘书于一六七三年十月二日，依据法国主教们的请求，转求教宗是否任命罗神父为主教，因他的功绩卓著，他实在也是当之无愧的。

    传信部因此特于一六七三年七月三十日开了一次有关中国的特别会议，其决定“对第三点：关于在中国祝圣主教的需要，及罗额我略——即罗文藻，他的优点需要进一步的报告，并写信给宗座代牧们，以查询罗神父是否应当加入宗座代牧的行列••••••”。

    延至同年十月二日，由于法国主教们的发言人塞文神父(Sr.D.CarlosSevin)请求，与同年七月三十日的会议恳请相合，要求澄清没有决定的提案。为了它的重要性，兹抄录原文如下：

    传信部覆文

    通令——在符合上述前提下，在一六七三年十月二日又举行了另一次会议，参加者有以下几位枢机主教：欧道堡(Mons.PedroOttoboni)、雅必修(Albitius)、雅德理(DeAlteriis)、罗必烈(Rospigliosius)及雅藻力(Azzolinus)等人。在报告总结内，枢机们决定了以下几点：

    1、请求教宗任命中国籍道明会士罗额我略为主教并给以名衔；委派他为直接属于圣座的代牧，职权跟以前所赋予三位代牧的相同，此外没有其它权利。

    2、自受祝圣之日起，每年给罗文藻主教二百两银子作为生活费用。

    3、只给上述主教划定中国地区，即教宗亚历山七世所委任于高铎令总主教(Mons.IgnacioCotolendí)，同时有权委派代牧，并在主教候选人自由进入中国后，祝圣他们为主教，以及划分新的传教区（资格较老的代牧有选择地区的权力），但必须立刻把此事呈报圣座和本传信部，才能获上述分区（假如认为适当的话）。

    4、同意，并请求教宗准予所请。又假如他们中有需要，可选择两位有地位的司铎代管教区。

    5、暂缓执行，直到教区划分时为止。

    还有法国主教们的其它类似的请求。从上述档可以看出，罗马对这些问题已考察得很清楚。

    以后，传信部呈请教宗以下的建议：呈请教宗提升罗额我略神父为主教，他属于道明会菲律宾玫瑰省，通晓国语，年龄五十，曾为三千人付了洗礼。他因为是本国人，能够很自由的工作。

    教宗格来孟十世准许所求，发表了：《在座堂上SuperCathedram》谕令，时间是在一六七四年一月四日。教宗任命罗神父为巴西利诺城(Basiliopolis)主教头衔，南京代牧及中国其它五省和高丽署理主教。此外，教宗又送给他一枚宝贵的主教胸配十字架，以及教宗祝圣的一只戒指，用以表示对罗神父的爱护。

    当罗神父接到教宗提升他为主教的谕令时，感到十分的恐慌。但是，为了听从教宗的命令，他答应于一六七七年初去泰国接受祝圣。可到了那个时候，他唯恐自己无力负担这么大的责任，于是写信给交趾支那及泰国的代牧们，请他们把自己的呈词转达给罗马。因为他不能接受自认为超越自己能力的职位。此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理由。但上述主教们回信劝他应该听从圣座的命令赶快来泰国接受祝圣。

    罗神父既开明又不贪心，他想这样高的地位可能会带来许多不便。并且认为对于这么重要而艰巨的责任，自己没有足够的学问来应付。因为他很明智，他便请教他的同会弟兄——道明会教士们。道明会的教士们一直劝阻他不要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去接受超越自己力量的职务。华罗神父在这件事上也曾写道：“额我略神父—罗文藻—没有接受主教职务，而且接受了也不好。”

    传信部于一六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会议上公布了一封法国主教们的信，说明罗神父不接受主教职位的理由。会议附加说明罗神父必须接受祝圣，或者由另一位代替他。厄里约堡城(Eliopolis)的主教也要求圣部强迫罗神父接受主教职位，把命令交于道明会的总会长，托他转到泰国。假如罗神父还坚持的话，就给法国主教们特权祝圣另一位神父，无论是会士或教区神父都好。

    传信部为这件事又一次颁发谕令：“枢机主教们决定：由传信部写信给罗神父，以教宗的名义劝他并强迫他接受主教职位，公函交于道明会总会长的同时也寄另一份给厄里约堡城的主教。”

    既然法国主教们对他推辞主教职务一事表示应当听从教宗的命令。这位谦虚的会士，就决定接受此项任命。但因中国明朝正与满清的人作战，去泰国的路线已经被切断，而无法到那里去接受祝圣，同时罗神父并未把去泰国接受祝圣的事放在心上，他相信主教一职已与自己无关，反而仍然继续他的热诚的传教工作。因此法国主教们以为罗神父不会接受主教职务，所以便报告罗马关于罗神父的呈辞一事，如上所述。

    当法国主教们的报告书邮寄到罗马时，教宗依诺森十一世看后认为罗神父的为人是如此的不平凡，便决定对于所请不予批准。于是在一六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发表：《最近与尔Cumtenuper》谕令，重申任命罗神父为主教的决定。当事人直到一六八一年十二月尚不知道有这个决定。道明会总会长给当事人写信，除通知他这件事以外，还指定一位明智的顾问协助他。同时，也给马尼拉的长上写信说明此事，命他们在罗神父被祝圣后，给他指定一位神学家及明智的同伴，并供给二人生活必需的银两。

    到此，罗神父已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主教的职权了。然而，因他是位谦虚及明理的会士，乃请教他的弟兄们（道明会士），自己该怎样做。他们都说他有义务要接受这个任命，那是罗马第二次发出谕令，他们虽然看到强烈拒绝的理由，但还是认为应当服从。

    于是，罗神父给罗马去信，表示服从教宗依诺森十一世的决定。又说：受了教士们的鼓励，终于克服了自己畏惧的心理而接受主教职位，且声明接受了他认为超过他能力的重任。

    为受祝圣，有人给他建议去马尼拉。于是伴同会长阿拉冈神父(P.PedroAlarcón)启程前往。一六八二年底他们到了广州，后来证实他在那年十一月十日在广州给耶稣会神父柏应理(P.FelipeCouplet)写过一封信。从方济各会神父易拔臬(P.BuenaventuraIbáñez)在一六八三年一月七日及二十五日和二月十五日的信上，我们知道罗神父还在广州。同年三月三日他本人才自澳门写信表示，怕葡萄牙人阻挡他去马尼拉。但他终于抵达目的地而未被葡国官员所发觉。一六八三年五月初到了马尼拉。抵达时，受到了主教们、地方首长、市民及会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也很高兴地和大家会面。六月四日他已经分别上书教宗及西班牙国王。

    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上，已经暗示受祝圣的难处。他写道：“我属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境遇中，并且很怀疑陛下的首长（在马尼拉）是否给我受祝圣的机会，教宗的谕令是否已经经过陛下的印第安最高咨议处，尚是疑问。”在他受祝圣以前，罗神父便已经开始遇到困难了，因为不但国王的官员反对他受祝圣，甚至连他所属的修会省也反对。乍看起来，他自己的修会省反对这件事似乎使人不能理解。本来修会很看重他应当表示高兴才对，因为有自己的一位修士做中国本土的第一位主教，然而反对最积极的却是他们，长上们把主教候选人的才能及品德清楚的呈报罗马不表赞同。

    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罗神父连做神父所需的学识也不具备，更何况当主教呢！原来他被升为司铎是得力于他的好品性、办事开明、救灵热诚，特别是在福建，以及当时中国处于那个政治、社会及宗教混乱的局面下需要本地神父。但做主教，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主教需要特别的才学与经验，而罗神父却缺乏这些条件。

    他的学术研究很浅薄，他最早是于一六四四年后半年在圣多玛学院开始读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大概在一六四七年中期回中国，那年七月到了福建藤头，在那里他给贾西雅神父作传教员及作藤头大教堂工程监督，那些工作占据了他的整个时间，直到一六五二年也没有回马尼拉。一六五四年七月四日升为神父，次年七月仍回中国传教。纵然他以前在中国时跟教士们曾读过一些书，那也只不过是在一个很有限度的范围内。

    自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七年的后三年中很可能曾攻读西班牙文及拉丁文。他对于西班牙文有相当深刻的研究，这从他的西班牙文信件上可以看出来。而对拉丁文的知识则相当浅薄，他自己在某些信件上也曾谦逊地承认过。

    至于哲学、神学及其它教会学科，最多他只读了三年。实际上，他读书的时间只有那么多。实在可惜，后来他也曾为此感到惋惜。

    马尼拉上峰之所以反对罗神父做主教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曾声明支持中国（迷信）的礼仪，至少有部分的支持。他身为道明会士及主教，再加上他是中国人，在如此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这样会给拥护礼仪者一个好的借口来支持他们错误的意见和活动。

    有的说罗神父有姑息的倾向，有他自己写给总会长的一封信件为凭。他在信上说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在讲解及认识一些问题上比别的道明会士更有资格。

    很明显，这种说法是不合情理的。这未免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假定——罗神父比欧洲传教士更有权威。他们中有的在中国住了三十多年，而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华罗神父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来了解这样深奥及复杂的问题，就连最聪明的传教士、菲律宾和欧洲著名的神学家也为此问题大伤脑筋。但我们应当声明：以后他当主教时，应当重新支持本会弟兄们的意见，这本来就是他不该抛弃的。

    在菲律宾还有反对他的另一种理由。教宗的委任状还没有到达马尼拉，而且事前必须经过西班牙印第安事务司，这是祝圣西班牙主教的律例。原因是国王给西班牙教士们很多的帮助，罗神父也算在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国王对自己的权利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特别是在这些有葡萄牙和当时法国竞争的地方。虽然罗神父不是西班牙人，但他属于一个修会的西班牙省，而且是在它的管区内。因此，假如长上准许罗神父受祝圣，他们会惹出许多来自国王和政府的麻烦。

    不但在马尼拉的道明会士反对他做主教，而且在那里没有任何主教愿意祝圣他，就是在中国也有反对派，或至少对他做主教的资格抱怀疑的态度。巴庐主教以前那么热烈地向罗马介绍罗神父做主教，在去世前不久也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在一封给传信部的信件上（一六八四年九月二十日）说：“因为罗神父已经七十岁了，做主教所需要的条件，他大多都缺乏，因他是中国人，凡是别人所能代做的，在他身上不会被别人看出破绽来。他很需要一位助理人。”他推荐华罗神父为他的助理人，有人说他在教士们中是最杰出的一位。

    在中国的教士们也有同感，他们对他不适于做主教有着更深的了解，这从华罗神父的信上可以看得出。中国区会长阿拉冈神父，他曾伴随罗神父到马尼拉，带去中国教士们的报告书，连同他本人的意见都持有反对的态度。罗神父本人在信件上也曾提及此事。修会省—道明会玫瑰省—年鉴上有这样的记载：“他——阿拉冈神父，来马尼拉商讨重要事件。”

    如此说来，马尼拉上峰反对罗神父做主教是有其道理的。他们打算把这些情形报告罗马，并等待罗马的答复。

    罗神父在马尼拉的情形相当的困难。他住在道明会巴利安本堂(Parían,为华侨堂区)差不多一年之久，等着受祝圣。他虽然很谦逊，但因大家都反对他做主教，且有那么多反对的理由，处境是很难堪的。不论是他的本会弟兄、菲律宾的主教们或国王的司法部都不赞成他做主教。但是他仍决定接受祝圣，甚至还给中国教士们发表了一道公函，声明他如果受祝圣为主教，在教律方面来讲，他们都属于自己管辖。他又说教士们——会士，不应当属于主教权下，而应当属于修会的会长，他曾写信建议罗马，指明教会传统的习惯——教士属于主教，会发生极大的麻烦。

    一六八三年六月四日，他上书西班牙国王，指出自己处境的困难，提及马尼拉政府官员反对他受祝圣。理由是：教宗任命他的谕令书有否经过印第安事务司还无法证实。之后，他称赞国王并许下忠实的服务，对道明会弟兄们表示感激，说国王赐给了他们许多的帮助。

    同年同月十四日他又上书国王，并托他转呈教宗一封公函。假如国王赞成的话。他报告教宗说国王的司法部对他受祝圣所引起的刁难，并请求国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如此，他以主教的身份对国王更有办法表示自己的忠信。他又要求国王派更多的教士来中国，他也向教宗请求派遣传教士经由西班牙来中国。

    同一时期，他在给教宗的信上说，法国主教们大概无法进入中国，因为葡萄牙国王禁止任何传教士进入中国，除非先得到他的同意。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有同样的权利来阻止教士们进入中国。因此，正是为了不知道教宗的委任书有否经过印第安事务司，他受祝圣一事在马尼拉遭到反对。西班牙国王负担教士们的生活费，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六月四日，他曾给教宗写了另一封信，他很谦逊地禀明教宗，自己是被迫接受主教职位的。同月二十日，他又给国王写了一封很有意义的信。除了许多别的事情外，他对国王说：他以前和现在反对法国主教们进入中国来管辖所有的教士们。第一、无论法国国王或法国主教们对远东教士们都没有任何权利，因为这些教士们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是这些教士们建立了中国兴旺的教友团体。第二、这些教士也不该属于法国主教们，不然的话会发生大乱。他请求西班牙国王声明自己是中国传教区的保护人，而他——罗神父则将声明是国王的公民，因为自己所有的一切成就都当归功于西班牙教士们。

    在同一时期，他受祝圣的问题更加严重。当时反对他最厉害的是道明会省会长（玫瑰省）嘉得朗神父(P.AntonioCalderon)。罗神父对此事曾写道：“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在某些事上，如有关宗教及敬孔祭祖的问题，我曾赞成耶稣会神父们的看法••••••。又因为我公布了一项声明，来证实真理只注意到神职人员的和平。”

    罗神父没有提到不受祝圣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他缺乏足够的学识来承当重大的地位，特别是在那个危险时期。

    不幸的是当时在菲律宾的气氛很紧张。在很久以前，国王的官员已经越出自己的权限，厚颜无耻地干涉总主教区的内政，限制并滥用教会的权力。如众所周知的，巴尔多(Mons.Pardo)做总主教时，在马尼拉所发生过的混乱，他为了保护教会的权力而遭到逮捕和放逐，没有良心和没有人格的教友起来反对他。为了同样的原因，一些会士们被捕及充军。其中有道明会玫瑰省省长。这次事件的主脑人物之一是法院法官贾得良先生(Sr.Calderon)。

    罗神父也置身于政治及宗教间十分矛盾的旋涡中，而倒向政治权力那一边。他甚至敢从巴利安教堂逃到贾得良先生的家里，原来就是这位贾得良先生出的主意，是在他的帮助下出走的。罗神父出走的日期是一六八四年五月三十日，即省会长被捕的前一天。以后，贾得良先生把他送到圣奥斯汀定会院。随后又帮助罗神父逃回中国。

    在这次轰动教会的事件上，罗神父的思想完全错乱了，以至于竟在他的本国人面前批评自己的上峰，说他们想把他派到加雅阳省(Cagayan),阻止他回中国，为的是使他因烦恼而消耗精力，让他老迈而死，就这样销声匿迹。现在回想起来：当他为这样奇怪的思想所蒙蔽时，实在是令人惋惜。如此不合情理的假设，很可能是贾得良先生暗示给他的。

    他得到西班牙政府人员的帮助，于一六八四年七月离开马尼拉，九月间到了福建。但在中国又有一件使他忧愤的事情等着他。原来他打算由巴庐主教那里受祝圣，就直接去了穆阳（是在十月三十一日到达的）。当他一进教堂，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具棺材，里面躺着的正是希望祝圣自己为主教的巴庐主教。那个打击对罗神父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可是，稍后他又再一次燃起被祝圣的希望。因为伊大任主教(Mons.BernardinodelaChiesa)一得知巴庐主教已去世，而罗神父尚未被祝圣的消息后，便给罗神父写了一封信，叫他去广州受祝圣为主教。原来是他带有一件诏书，教宗准许他无论在哪儿见到罗神父，就可以随时祝圣他。

    罗神父于是动身去广州，在一六八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抵达目的地。跟他同去的有颜垱主教(D.CarlosMaigrot)，他们共走了四十八天的路程。四月八日，在广州城外的方济各会圣堂由伊大任主教祝圣罗神父为主教，观礼者有几位方济各会及耶稣会的神父。

    在他受祝圣主教的前后，为了法律上的权限问题：一方面有伊大任主教及罗文藻；另一方面有颜珰主教，他们彼此间有过激烈的辩论……。因为颜珰主教在福建时曾拿出巴庐主教任命他为全中国传教区的总监及属于巴庐主教的四个省份的代牧文件（见：颜珰主教于一六九三年呈交宗书，在《中国礼仪史HistoriaCultusSinensis》）。罗神父看了文件后曾写道：“与原文符合并画押。”但他在广州时却否认此事。伊大任主教也不能摆脱这件事的责任，因为他把上述档的副本当作是假造的，那是提艾乐神父(T.ManuelTrigueros)抄录的。颜珰主教(Ms.CarlosMaigrot)曾拿出来叫他看。伊大任主教甚至还视察了上述四个省份（一六五八年），那不属于他的权限。因此，在他们三个人之间有过一阵子的争论。

    现在罗主教应该感到志得意满了。因为终于他如愿以偿，这是他用最大的牺牲换来的。因未能找到一位道明会士作随员，就选了一位方济各会神父廖霓赛(P.J.F.NicolaideLeonissa)做助手及神学顾问，他是伊大任主教介绍的。

    那年（即一六八五年）五月十四日，罗主教自广州动身，于六月三十日抵达南京，在那里受到了信友们的热烈欢迎。七月一日，他在那里第一次举行了圣祭及就职典礼。施行了坚振圣事。稍后，他便开始巡视自己的代牧区，同时也付了坚振。

    他上书教宗，表示假如不能豁免读拉丁文，就很难升中国神父。此外，又要求豁免教士们发誓听主教们的命令，在好几封信上都有过同样的请求。又说要给四、五位四十岁到五十岁的教友升小品及神父，他们是要作耶稣会士的。

    罗文藻的职位虽然有变化，但他的生活方式则一如往昔。他保持了修会会士的神贫，没有虚荣心、奢侈或摆架子。像以前一样，照旧守他的会规。与主教及署理主教地位相连的职务以外，又兼任一般教士的工作。因为他坚强的热忱，传教工作不断地在发展。

    刚一就职，他便开始巡视那个广大的代牧区。他的活动极为广泛，同时尽主教及教士的职责。总之，他是一位有名有实的宗徒。凡有幸认识他的人都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大家都称赞他的温和的性格和诚挚，以及他的救灵神火和虔诚。

    南京是罗主教代牧区的首府。一六九0年四月十日被升格为正式教区，罗主教则被任命为首任主教。罗马那样重视罗主教，并对他有那么大的信任，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热心的传教神火让他当之无愧。再加上廖霓赛神父作他的顾问，更是锦上添花了。

    他的顾问，伊大任主教曾上书传信部，推荐廖霓赛及海茂南(P.Gemona)二位神父充当此任。但是，圣部却写信给罗主教，让他自己选一位合适的人选。另外还准许他提名一位副主教，好让他在罗主教去世后继承主教的职位。于是，罗主教就利用这个权力任命廖霓赛神父为副主教及继承人。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一封他所签押的文件上写明（在杭州），并有耶稣会神父英澈达(P.Intercetta)画押证明，以及在其它的档上也再三提到这件事。

    在修养方面，罗主教以谦虚、感恩的态度著称。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证据来证明它，只下一端就足够了。在一六八八年，也就是他做主教的第三年，他给三位中国耶稣会会士升铎品后讲道时说：“你们是什么人而竟然荣任司铎？我是什么人而得做主教？只因为我们是本地人、是教友，而得到司铎及天主的使者之位。”

    知恩、感恩是高尚人格的表现，罗主教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彻底。虽然在马尼拉发生了不愉快的遭遇，而且从那时起一直到死，不得已跟自己的同会弟兄们分开，因为他住在一个离他们较远的地方。然而，他对自己的修会常保持着热诚的感情。他的副主教及继承人——廖霓赛写信给传信部，报告罗主教去世的消息时曾写道：“罗主教对以前所属的。道明会的神圣家庭有着无上的崇敬，他一直严格地遵守着会规。他最后的遗嘱是：在他死后，要用道明会会衣来裹他的尸体。为此，他事先叫人用粗布作了一套会衣。还有最使罗主教受到称赞的应当是他抛弃了有关中国礼仪的错误观点，回到他本会弟兄们所示的康庄大道。这可能是受了廖霓赛神父的影响。”

    罗主教荣幸地做了中国第一位主教，但不是第一位中国神父。第一位中国神父及会士是道明会的狄奥尼神父(P.DionisiodelaCruz)，生于一五一0年；一六0三年殁于嘉拉加城(Caracas，委内瑞拉)，他当过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神师。第二位是安东尼神父(P.AntoniodeSantaMaria)，他也是道明会士，是一个中葡混血儿，大概生于澳门，一五八九年在澳门入道明会。第三位才是罗文藻。

    罗文藻对成立本地神职界的看法，在他的晚年有过变化。开始时，他很支持本地神职界的成立，虽然抱着很审慎的态度，但以后为了有过不幸事件的经验，就不再那么支持了。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持有相反的态度了。

    升主教后，他给教宗写信，感谢他选自己当主教，在自己身上施于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荣誉。但同时希望（为祝圣国人为司铎）要持有慎重的态度，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按部就班，要用更大的明智来进行。这是为了他本国人的品行方面的软弱,原来他们为了接受这样高的职位，还没有表现出多少保证。

    虽说如此，不止一次他建议传信部对他的本国人的态度不要太过强硬，而是要缓和让步，因为中国人喜欢如此。同时，他们也不懂严肃的步骤，这使良心受太大的压力，它发生的害处比好处更大。他还提出别的类似的理由。

    但以后痛苦的经验使他变得老练，而推出以下的结论：不能信任青年人，让他们做神父，虽然他们能把拉丁文学得更好，但在保持自己忠于职位及身心清洁上则有较大的困难。最实际的办法是：挑选成熟的人，以前有学问且年老的传教士，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年龄保护他们自己免遭世俗及私欲的危险。在这样的人士中召集成立本地神职人员的候选人，他们是比较忠诚可靠的。在另一封信上，他表示很难找到做神父的理想候选人，理由是：“在我本国年轻人中，有恒心者并不多。”总之，这就是罗主教在去世前不久对本国人做神父的可能性的看法。

    为了远东传教区，教宗亚历山七世于一六五九年，为司铎候选人批准了一个特恩：为做神父仅读一点拉丁文即可，只要会念弥撒中的《圣祭礼仪》及圣事的公式就可以了，而不必了解词句的意义。

    罗主教打算利用这个特恩，给四、五位本地上了年纪的人领小品，以后是大品及晋铎。果然，在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他祝圣了三位中国耶稣会士为司铎，他们只会念弥撒圣祭礼仪及圣事公式，拉丁日课经文以及其它的中国经文。他们是：万其渊、单身，五十三岁；吴渔山，他曾结过两次婚，五十七岁；刘蕴德，也曾结过两次婚，五十九岁。

    凑巧的是，在几个月以前——即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传信部秘书长交给传信部一封伊大任主教及罗文藻的请求公函，他们要求准许祝圣至少十二位中国候选人为神父（即使不懂拉丁文的人）。秘书长声明以前已经为这个问题开了几次会，但是都把它否决了。他又补充说：特别是一六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会议。并且，最近耶稣会神父柏应理(P.FelipeCouplet)也曾请求用中文做弥撒及念日课经（一六八八年）。

    传信部的答复是：“关于第六点：查阅，此后类似请求不必受理。但准予亚高利城荣誉主教——即伊大任、巴塞尔城荣誉主教——即罗文藻及华罗主教祝圣本地人，虽然他们不懂拉丁文，只要会念它，并给他们讲解《圣祭礼仪》及教会圣事公式即可。有效期限为七年。”

    “兹请巴塞尔城荣誉主教——罗文藻，应呈报是否曾祝圣过不懂拉丁文的人，被祝圣者则暂停使用职权。要严厉劝告他和别的任何主教不可以再有如此的做法。因为这样晋升的人士将不能使用职权，并将没有希望得到举行圣祭的准许，直到学会拉丁文为止。”当这道谕令到达中国的时候，罗主教已经祝圣了三位中国耶稣会士。

    为了这样绝对的否决，以及个人的觉悟，罗主教以前已经对自己缺乏信心了。他声明：除了特殊情况，反对本国人做神父。并要求欧洲派教士来补充中国神父缺乏一事，并不足为奇了。

    他去世前不久，于一六九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杭州上书传信部，对此不寻常的问题曾表示自己的看法：“我重新恳请各位枢机阁下，不但尽力保有现时在此的欧洲教士，而且将来要增加更多传教士，但必须是能胜任传教工作的。假如愿意保持并增加这些传教区的话，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因为在本地人士中，以现今的情形来看，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接受传教工作。直到目前，按我的经验及所知道的，只找到这三位；另一位原本我认为有希望，但没有成功。而且，伊大任主教在这方面虽很努力，然而连一位都没有找到。此外，那些少数被找到的虽然能协助欧洲传教士，但我还是认为他们独自不能做许多事及保管传教区。我所说的是会士们，因为中国暂时还不可能有本地神职人员。除了独立负责司铎职务外，他们将不能够也不愿意（别种方式）。这会带来许多不方便，因为主教们将无法按需要照管他们。”

    传信部如此器重罗主教，并且希望任命更多的中国人做主教，好几次要他呈寄中国神父的名字：会士或教区神职界，按照他的意见，能胜任主教地位的人士。但在几次寄去的名单上始终没有一位是中国人。

    最后，一六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圣座赋予他拣选自己继承人的权力，提名他所认可的一位。但他没有选本国人，而选了廖霓赛神父(P.J.F.NicolaideLeonissa)。

    罗主教既不赞成选本国神父当主教，就连当神父，他也抱犹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巴庐主教走的是相同的路线。这位主教原先是强烈支持晋升本地人做主教的。但在他生命的末期反而认为对此问题要从长计议。

    无疑两位主教的意见在罗马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直到一九二六年，还没有一位中国主教出现。

    本来这些主教们的看法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当时没有本地神职界，也没有合适的方法来培植他们。但是，现在有资深的教授，有类似欧洲的教育中心及修道院。在那里，中国有志修道的青年接受了充分的神学教育及道德教育。罗马以主教地位提拔了许多中国神父，他们的德行及学问足可当之无愧。而且，也出现了像世界任何其它地区一样好的神父。

    这位可敬的人物临终时的重要经过，以及使他得到荣耀的超性事业和成就，没有人能比他的顾问、形影不离的同伴及继承人——廖霓赛副主教讲述的更好。这位副主教曾上书传信部，描写一切的经过，同时也寄了一帧主教的遗像——他的衣着是按照中国的习俗，坐在祭台旁，其上有主教高冠及权仗，手拿着一串念珠。

    报告指出，他于一六九0年十月末，因传教辛劳过度，在一个名叫<吉安>的村庄得病。被送回南京时，病势已经加重。病的症状是胃部剧痛，他以过人的忍耐力承受着。他看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十二月十九日办了一次总告解，领了临终体。在那以前，发了信德誓愿，并向所有可能得罪了的人们求了宽恕。以后，劝勉了在场的人要守天主的诫命。这一切他都以虔诚的态度表现出来后。就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既安静又高兴地期待着。

    三天后，他领了终传圣事，可他的健康状况好像有点好转，接着病势就急转直下。二月中旬，他已不能进食和服药。

    “从那时起，很清楚地看出病症已经无法挽救。所以辞退了医生后，他一心向着天主。对肉体他已经不管了，只是专心注意灵魂。整个患病期间，每天在他的卧房内都举行弥撒圣祭，很热心地参与圣祭，又屡次领圣体。他以言行立了各种德行的榜样。同时，他呕吐加重，几乎吃不进任何东西。”

    “直到危险时刻，他的神志仍然十分清醒。但去世前日下午开始发烧，故有思维混乱的现象。当他狂喜狂笑时，若听见呼喊耶稣及玛丽亚的名时，则立即收敛心神，尽量重复念着这两个名号。他屡次捶打胸膛，眼望着身边的苦像，当别人把苦像递给他时，他都会热心地用嘴亲祂，一直到死都是如此。最后，由于缺乏营养及发高烧，精力消耗殆尽。于是他安详地、面带笑容把灵魂交给造物主手中。去世后，他的面容好似反射着永生的光芒。”

    “他的个性爽快、活泼，判断力成熟坚定，眼光远大而有先见之明；他从不为偶发事件而惊慌；他为人勤勉、尊重别人的意见，办事热心、耐劳而果敢。他为人乐观、待人和蔼可亲，因而很得人心。凡跟他有较密来往者，没有不喜欢他的。”

    “他对所属的神圣家庭——道明会，保持着崇拜式的爱护，并虔诚地遵守会规。他不像一般中国人那样注重外表，挥霍许多的金钱给他治丧，他的遗嘱是：入殓时只要给他穿上道明会会衣即可，事先他已用粗布做好了一件来备用。”

    除了以上的赞美词，我们还加添一点小意见，不是为了夸奖他，为的是使读者对这位中国第一位主教非凡的人格、他的智力以及品行的超人表现。同时，也对他的缺点——人性的软弱及缺乏学术准备，有个正确的看法。

    在论及他被选为主教时，洛内先生(Sr.AdrianoLaunay)写道：“为管理中国一部分传教区而任命一位本地主教，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近被选的额我略——罗文藻，从他的智力及活动、从他的牺牲精神及品行的正直来看，似乎堪当此任。但是，若按照巴庐主教所请求的，把他安置在一位欧藉最高宗座代牧权下，可能更相宜，原来在发号施令上缺少明智及得当。因此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成就。这个缺失，是减少他传教的利器之一。”

    但是无疑地，他是天主上智安排的一位人选，使他在那个教难时期保持中国传教区。他是一位模范会士、教士及热心救人灵魂的主教，并且担任了在那个时期只有他才能担任的角色。他对别人很有爱德，十分知恩，头脑清醒及心地善良。总之，他是教会的、国家的，及所属修会的光荣。后人追念他时，将赞颂不已。

    “除了这些长处，他也有过一些缺点，它们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暂时遮盖了他的声望及光芒。虽然与其说他的缺点是个过失，毋宁说是漏洞，由于研读的浅薄，本地民性缺乏恒心和受人的影响，以及满足于‘差不多’所致。把这些稀薄的阴影放在一边不谈，则他的传教生涯好似一个大像框，镶嵌着一幅美丽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