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亨利卢云
本书的诞生是始于圣母大学的两年“学者访问”计划而成的。许多师生的隆情令我除尽作客的感觉,而能够全情投入正在急速发展中的校园生活。节奏急速的校园生活不单反映,也激化了现代社会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的急遽转变。
倘没有这许多学生们的支持和冲击,这书根本无法写成。我们特别致谢柯曼(FrankAllman)、路华高(RayNovaco)、乐活(DwightNorwood)、柏利(BobBradley)、艾恒(JoeAhearn)、麦卡西(MikeMcCarty)、米武(GregMilmoe)和温臣(JosephWissink),他们给我许多衷心的回应、批评和指正,帮助我一再思索、一再修正。
在论述奉献那一章,我藉着与圣母大学圣十字会的神父们的活泼讨论,获益甚多,我尤其是感激沛司(LouisPutz)、何夫曼(JoeHoffmann)、西门士(JoeSimons)、贝鲁(DavidBurrell)、谢巴(JohnGerber)、邓尔(RalphDunn)、毕卓尔(JimBurtchaell)、邓尼(JohnDunne)、庞马来(ClaudePomerlaeu)和麦理奥(DonMcNeill),靠赖他们热切的支持,我可以成为他们的群体和起居生活的一分子,因而让我有机会多方面接触神职人员在校园里的种种问题。
我还要对大学学系职员及他们的妻子致以万分感谢,他们鼓励我除去作为外人而有的踟蹰,鼓励我从事本书的创作。山度斯伉俪(JohnandMaryAliceSantos)、高士德罗伉俪(DonandChristineCostello)、博哥茨基伉俪(JohnandMarthaBorkowski),以及艾伦伉俪(CharlesandCarolAllen),藉着友情给我的许多洞见,都一一出现在本书的内容中。
我谨此致谢哥连斯(JoeCollins)为我的稿件仔细修订。
最后,我感谢柏巴诗(LindaPapas)和达美亚太太(Mrs.M.J.vanderMeer),感谢她们的秘书工作。
我谨以此书献呈班宝加(JohnEudesBamberger),他是一位教士和精神科专家,也是人们错综复杂的内在生命的出色向导。
本书是作者在不同场合、回应不同人士发的问题、经编辑写成的,是他在牧灵过程中的亲身体验、观察及反省。虽然他写的是天主教会背景,但问题的性质没有分别,只是出现的形式略有不同。其中几章对教牧同工有启发和帮助,现略作介绍。
在第一章,作者简洁地描述成长过程中每阶段心理发展与信仰的关系,可作教牧同工了解人的参考基础,他指出惟有信仰才能赋予人生整全的意义;第二章以真诚(truthful)、温柔(tenderness)及解除武装(disarmament),对爱作新的阐释,可加深我们对爱的认识;第五、第六章分别讨论在神学院的沮丧及神职人员的心理健康,神学生和教牧会对这两章有很大共鸣。卢云提出的建议,例如健康的时间分配(healthytiming)、健康的空间(healthyspace),和健康的自我了解(healthyself-understanding),都相当实用。
作者指出,在现今竞争剧烈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寻觅可安歇、满有安全感的角落,不论它是多么细小或隐秘……在每个孤独心灵的深处,都渴望与天主、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相信这就是牧灵工作的挑战。
余慧根牧师
香港教会更新运动
(本文原载于《教会更新论坛》第九卷第三期,一九九三秋,承蒙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允许转载,谨此致谢。)
稍为阅读过卢云的书,总觉得是那么一点深思细密,又充满灵性的作品。当基道出版社总编辑邀请我翻译他的书籍时,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著我译卢云的《爱中契合》(Intimacy),不说别的,单要翻译题目,已是够我伤脑筋的。Intimacy在中国人的词汇和中国人的概念中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intimate解作亲密、亲切,基督亲密,其亲密程度让我们联想到男女关系,我曾经在韦若翰(JohnWhite)的一个讲座里就听过他这样一个议论,男女间的性关系就是双方表示深刻亲密(intimacy)的最极至的符号。由此我意会到这平面的“亲密”二字,其实意味着一段关系中有两相依附,彼此归属,以至无分彼此的状态。
《爱中契合》是卢云较早期的作品,思想观点较多,较重铺陈阐析,较少飞扬跳动的灵感。但,这本小书也很可爱,卢云展现了许些我们经常体会、经验,却有时难于理解的现象,例如爱心的表现,我们常常单一地想到所有慷慨、美好的形容词,如自我牺牲、为人着想、情感丰富、饶恕、仁厚、交付等等,说来说去,都总是嫌稍微脱离了人生现实。卢云对爱的处理手法很新鲜,他将人类交往的现象一刀分解:掳夺的形式(thetakingform)和宽恕的形式(theforgiveform),阅读下去,读者自然会不断点头,因为说中了人间许多正面负面的经验,以及人间付出和攫取的复杂纠缠。在爱的特征之中,他提及合乎真理以及温柔,我认为是很有洞见的。有时候,教会不断教导和主张我们去爱,几乎等同盲目地以他人为中心、压抑自己、否定自己,弄得自己柔弱受害,被人欺侮,被人践踏,这未必合乎真理,也未必就是爱的表现。
在第三章,卢云将校园里许多搜集的祷文,作一陈列分析,厘清在信徒心目中天主的多种形象,我觉得这也是十分发人深省的,可是,在文章中,卢云似乎用了一系列天主的形象把信徒的属灵修养排列了深浅,我个人觉得他犯了一个过分简化现象的毛病,也犯了把人类属灵生命归纳化和单一化的毛病,我个人就并不同意一篇在混乱状态中敲问天主的祷文,比最后那篇有如格言式“盼望”祷文较为逊色,甚至,相反地,那篇名为《盼望》的祷文太愿望化(wishfulthinking)、太堆砌、太平面,缺乏一种对人生多方面、多层次感应而诚实挣扎的深度。
我对卢云这本著作,有一点十分欣赏,他对深处的社会现象、教会现象,十分敏感,例如修院里的抑郁症,牧者的精神健康,都是十分切中时代的课题,我呼吁每一位神学生、传道人、福音机构工作人员都必须一读,固然,卢云以天主教修院背景写作未必每一环节都配合基督教的时间,可是,他对问题背后的因素大胆探索,敢于跳离老生常谈的框框,好些讨论都切中要害,令人不能不停下来再思反省,而对于在经常沉思反省的读者,又不禁拍掌共鸣。
本书经常采取心理学角度来讨论教会现象、校园现象,这种结合分析十分精彩。在第七章,作者提好些建议都很有意思,其中一项凑巧也是我多年从事心理辅导也曾想过的意见,就是向属灵工作者、校园服务者提供督导。犹记得许多年前,士齐(编按:译者丈夫)在校园团契服务,我就曾经提出为何基督教机构当中没有督导制度?我想凡是面对人的工作,在心理、精神、情感上都十分吃重,很需要另一位睿智、成熟有经验的人给予谅解、支持。同时,另一方面,在个案处理、服务方向、服务策略上也需要专业的讨论分析、思考启发,一方面,对于不断付出的服务人员,也不断有所支取;另一方面,对于服务工作也有监管作用,并保障服务素质。卢云提出在服务工作上实行督导制度,我当然击节赞赏,可是,对于督导特征方面的描述,我却未敢同意,其中一些观点甚至违反了一些基本的督导原则,或者至少不是督导的核心精神。这方面是有待各方有心人士继续探索讨论。
卢云这本书是应该受到广泛注意的,因为当中实在切中教会中、校园中许多人关心的现象,也带给我们许多重要提醒,惟一美中不足的,卢云虽然有敏锐的时代触觉,可是,在涉及一些终极的神学回答时,却有一些士来马赫的影子,以致问题和答案都有一种不断绕圈的感觉。
但无论如何,翻译卢云的书籍,进入一个有承担、有关怀者的灵魂观看人生,不啻是一个愉快的经验。
霍玉莲
1992年10月30日
以下各章内容的取材是多方面的:教导、辅导、讨论、闲谈、开派对、庆祝会,更多是从四周就地取材,每章都是为着回答一些人的问题而写的,例如一个学生、一位牧者、一位神职人员、一个主内弟兄姊妹。本书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不同的人而写的,执笔时脑海中同时存着各种各样的疑问。我写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为解决一个难题,或建构一套理论。在这混乱的世代,有很多弟兄姊妹竭力寻找人生使命,也想与他人分担他们的挣扎,我写这书是要回应他们。
审视各类困扰我的疑问以及关注之际,我找出一条把各样题材连结在一起的统一主旨,以致可以编写成一本书。首先,当中有一个统一的角度,就是牧养的角度,虽然,在写作时,我借用心理学的语言和手法,但实质上,我采取了一个牧者的角度,从天主与人同工的亮光中,尝试思考如何去理解各种现象。其次,当中有一个统一的主旨。我愈来愈清晰地肯定,在众多疑难的底层藏着一个主要的问题:“我如何才能够与天主、与人建立一个有创意、又有满足感的相依相属关系?”到底一个人怎样能够与另一个人发展满足心灵的密切关系?对于独身的神职人员、宗教群体来说,相依相属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弥撒、或安静祈祷中如何能够与天主相亲?
这些重要的疑问自然是来自大学校园,当中必以青成年人为主。心理学家埃里克松(ErikErikson)曾经强调,一个人从青年阶段到成年阶段,总希望在建立长久而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之时,能够学晓一项关键功课,就是在亲密与抽离之间保持平衡。可是,时至今日,亲密与抽离的挣扎,不再单单困扰某一个阶段的人。在一个充满竞争及要求的社会,任何年岁的人都已痛苦地发现,人内心深处苛求亲密的相依关系。热恋中的青年学生如是,已婚的夫妇如是,修士、守独身的神职人员亦如是。
故此,这本著作可以视为一本描写人内在生命的著作。这本书并不尝试触及日常生活一些热门题目,如通胀、失业、罪恶、饥饿、贫穷和核战的威胁。但本书多少会尝试研究一个穿透这些问题的主旨:就是人类渴求在这个世界寻找一个真正的家,却很少看重和认识这渴求。因此,我会说,这本书是关于爱中契合的。
从岁首到年终,我们常遇到许多事情,有些意义重大,有些微不足道,除非我们对某事件特别加以注视,否则都很少发出疑问。
一位跳伞员域华队长,与他的朋友,从科德角(CapeCod)飘飞到爱尔兰(Ireland),深受海洋的壮阔、自然界各种不可思议的奇伟力量所震撼。他发现一个道理,惟有科德角的居民送给他的徽章可以让他感到自我完整,并给予他祈祷的灵感。
两位教牧在学期结束时,离开学院里拥挤不堪的教堂,其中一位教牧微笑,向另一位教牧说:“期终考试往往是最好的明证,证明人类基本上是有宗教倾向的。”
小若翰说道:“嘿!爸爸,你不能叫肯尼迪总统复活,但天主能够,是吗?当然啦,祂是无所不能的嘛!”我们就不禁莞尔:“嘿,小若翰真鬼马!”
当你阅读到有关太空人的新闻,说这象征现代科技的太空人,竟把一个十字架偷运到太空轨迹,你也许和者搔着头颅,不知做何感想。
又或者你遇见一个来自浓厚宗教信仰家庭的学生,他们的家庭一直视天主为力量和喜乐泉源,但在那一刻,这学生发问一些既深刻又基础的问题,以前在他身上的一切经历,都似是了无意义似的了。
某天,你又阅读到有关一批年轻人的事迹,他们毅然放弃高薪厚职,离开舒适的家园,甚至抛弃家人,往天涯海角最荒僻的地方,与素未谋面的人一起居住。
凡此种种,我们有何感想?是魔幻还是信心之故?是迷信还是与终极现实真正的接触?是我们应该刻意逃避还是该努力追求的呢?为了澄清这些疑问,首先让我们细心察看人生成长的过程,看看一个人如何从母体安全的荫庇中钻出头来,直至长大成人,昂首挺胸,好奇地环视世界,并追问当中及其上的奥秘。让我们称旅程为“从魔幻到信心”。每个人都曾经走上过这个旅程,让我们暂时退一步仔细观看,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会尝试强调成长的其中主要一面,就是那成熟宗教情操的内涵。
在初生的头五年,我们从魔幻世界中走出来,要踏出三大步。
第一步
在初生的十八个月,我们有点叫人沮丧的发现,原来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你们大多数都会同意,纵使我们不存在,这个世界的周围的人是会依然存在的。原来,这看来浅显的道理并不浅显。我们是要通过漫长而满是挫折的经验,才能慢慢地发现客观的世界。一个婴儿活在母体内,会以为全世界都是为自己而设的,连妈妈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后来,我们才痛苦地发现,原来不是我们的哭声制造奶,也不是笑容带来了妈妈,我们的需要也不一定会自动得到满足。随时日增长,我们会逐渐发现妈妈原来是另一个个体,并不是自我的一部分,每一次当我们经验到,我们无法单凭自己的感受、思想、行为去控制这个世界,便被逼醒悟到,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东西、事件,原来各有自主性。
因此,踏出魔幻世界的第一步,就是发现及承认世界有一个现实客观地存在。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认知。虽然我们逐渐从自我中开放成长,开始能够双脚站稳,用指头指认围绕我们的世界为客观现实,以满足我们好奇的脑袋,但在信仰层面上,这样成熟的认知却很不容易达到。许多成熟而又成功的人士,还经常把天主看为自己的一部分。天主变成我们在患难中,如疾病、惊惶、期终试,以及不安处境中的一道灵符。若然这灵符无效,我们的反应便是更大声的哀求。我们没有承认天主作为他者的客体性——亦即是说无论我们存在与否,祂拥有自己独立存在的自主性——我们便会有意无意地把祂安放在维护我们安全感的框框上。有时候,我们遇到内在或外在的狂风暴雨,以致产生巨大的焦虑,被逼缩到这样的信仰层次,这样的退缩有时可以救我们一命,即如域华队长的事例,这种信仰提供可以抓握的东西,一枚徽章或者一枝蜡烛,足以使我们感到圆好无缺。这样的信仰模式也许对我们很有助益,却并不成熟。
第二步
学习和掌握语言是我们踏出魔幻世界的第二步。从岁半到三岁之间,我们开始牙牙学语,从咿哑声音形成有意思的单字、句子,及至语言。纵使当我们发现世界周围的东西并不属于自己,感到十分失望,可是我们一旦拥有语言,就可以报复了,因为第一个说出的字就给予我们一种可以驾驭事物的神奇力量。好比一个美国人旅游法国,说出一个法文garcon,这法文真的是有召唤适应的力量,这发现多么令人兴奋,小孩子所体会到的,主要是驾驭事物的力量,多余驾驭语言的经验。要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学会将语言与物件分开,并了解到语言只有一种象征性的功能。
有魔力的语言不单给我们一种驾驭事物的能力,还帮助我们驾驭内在的本能冲动。在未懂得语言之前,我们无法抗拒在爸爸花园采摘花儿的引诱,我们一旦能喊出“花花”二字,便能够用语言取代攫取和抚摸的行动,甚而可以乖乖地双手交叠背后,才说:“靓花花,不许摸。”1
宗教是充满语言的。在许多宗教里,长长的公祷文、咏叹及重复的公式,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些语言的运用,许多时候未能超越信仰的魔幻阶段。本来,那些语言是人对真实的深刻表白、是自由和有创意的表达、是用作与弟兄姊妹沟通的。可是,语言竟沦为实体的替代品,也成了一种微妙的支配力量,以左右我们的神祇、魔鬼,和冲动等变化莫测的行动。
有时我们有种感觉,倘若我们天天祈祷,或者起码保持每晚睡前背诵祷文,我们便会得救,这岂不是残余的魔幻世界观在内心作祟吗?要克服这种语言魔术的希冀似乎是很困难的,我们若然能够完成责任,每天背经,喃喃餐前诵祷,忽促背完该背的祷文,我们就感觉良好。我们似乎在说:“上主现时该无话可说了,我已经做足了祂要我做的,现在该是祂回报的时候了。”我们的祷文变成驾驭天主的力量,而不是我们与天主相处的真正对话。
第三步
良知的发展是惟命是从踏出魔幻世界的第三步。在三岁到五岁之间,发展良心是一桩重大事件,我们学习了世界在我们的存殁以外自主存在,又经验了文字并非操纵世界的全能工具,我们就开始面对更重要的一步:一步跨离“爸爸说”而达到自己认为怎样怎样。“我不再打可恶的妹妹,不是因为爸爸不喜欢我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是坏事。”那外在的管教人物,如爸爸、妈妈、教牧等等,慢慢转化为人内在的警察。
良知的发展是由认同的过程产生的,我们发展出一种吸引力,把别人的人格某方面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在道德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亲爱的人物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观,把它们结合在人格以内,成为我们的道德基础。
又或许同时期有其他发展变化吗?在初生的四个年头,爸爸是万能的,他什么都能作,他能够解决所有疑问,搬动所有最沉重的东西。在我们的幻想世界,爸爸是世上最伟大的运动选手,他懂得建屋、著书、制造单车,只要他愿意,他什么都能够做得到。然后,不久,我们感到沮丧失望,我们痛苦地发现,爸爸始终只不过平平无奇,我们不能够再依赖他了。我们如何解决这难题呢?
内化认同的过程并不能解决整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全能的父亲,给我们爱护、荫庇和保护,且可以藏在他的臂膀内,寻获安全,这内在的需要太强烈了,我们无法容忍这法力无边的父亲消失,我们太需要他了,他就以另一个名称留在我们心里:天主。我们想,若然爸爸无法叫肯尼迪再世,至少天主一定可以。
弗洛伊德写完他那本《一个幻象的未来》(FutureofanIllvsion)y一书之后,使信徒大受困扰,那本书指出信仰是人类婴孩式生命的延续,天主是人内心渴望荫庇的投射。
弗洛伊德的工作目标是要治疗人们,使他们更趋成熟。在维也纳他的诊疗所内,他目睹信仰非但不是人的拯救,反而是人致病的原因,因此,他蓄意解开人类以信仰作为心理投射的面具。心理医生林格(Rümke)这样撮写弗洛伊德的立场,“当一个人完全成熟时,他会发现他心目中天主的形象,多数是父亲式天主的形象,实在是婴孩式属世父亲的再生,叫人又爱又惧。天主纯粹是一个心理投射。若然那障碍他成长的东西一旦除去,父亲式天主的形象就会自动褪色。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善恶,他已征服精神病的残余,亦即是他信仰的全部内容。”这段文字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并非完全错误。事实上,我们经常逗留在魔幻性和婴孩式的世界中,天主那么可爱,有如《花生漫画》(Peanuts)里拉纽斯那令人得着安慰的毛巾。对于许多人来说,信仰的意义并不比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丰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许多信仰经验不外乎是孩提幻想的包装,我们很难分得清哪里是我们婴孩式幻想的终结,哪里是我们真正信仰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恰当的做法是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到底天主的观念,是我们理想父亲形象的婴孩式延续追求?抑或我们对父子观念的趋鹜,是我们需要与天主建立深刻和基本关系的反映?德国心理医生宾斯万格(Binswanger)对弗洛伊德的基本批评是“本末倒置”:天主并非父子关系的延续投射,孩童之所以需要父亲,反而是人与创造主之间基础、深刻的关系的具体体现。换句话说,若然不是天主首先爱我们,我们就不能爱我们地上的父亲,可是,在这里,我们已经脱离了心理学的范畴。
从某方面来说,我们要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若然我们的天主纯粹是我们良知的代用品,或是我们理性的心智、成熟的自我和自主的个体方面发展的障碍,那么,我们把这个天主看为一种精神病毒,并抛诸脑后,实在是明智而健康之举,可是,绝少人有勇气抛弃这种病态式的天主,这是十分可悲的。
健康的成长意味着逐渐踏步离开魔幻的世界,即使我们在其他方面得着成长,在信仰方面却很容易停留在这不成熟的阶段。于是,天主沦为会变戏法的抚慰大使,祂的存殁全在乎我们的取向,祈祷变成利用祂达到我们目标的工具,信仰只不过是一张软绵绵的大床,让我们在上面安然入睡,可以逃避人生的困苦。若然天主不是那位“有主体的他者”,若然祈祷不是对话,若然信仰不是创造性自主的泉源,那么,我们的信仰感情仍未趋成熟。
人们在五岁左右开始上学,在家庭这小单位里,我们最主要的行为模式已经颇为完整地建立起来,我们信任、愉快、恐惧、友情、喜乐和失望的初次经验,以及对这种种经验的初次反应,统统都在我们成长的家里经历到了。然后,我们接着又开始进入一个全心世界。在学校,我们碰见其他的男孩女孩,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我们要在新环境测试在家里所学习的那一套是否有效。许多时候,小学的年月,是我们主要的行为模式成形、调整、扩展或破灭的的日子,是一个我们进一步经验成败的单位,较诸我们早年的生命,这是一个较大的社会。
在我们的社会,信仰普遍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我们一旦学会了新的数学、人类历史;我们一旦学会了怎样自己处事、怎样成为世界的主任,信仰就很有可能被孤立,成为分割的现实,只是在星期天和每星期的虔诚时刻有意思,与我们每天听到学到的、有关这个及其他世界的新事物毫无关系。奥尔波特(GordonAllport)说,我们渴望成长不受阻碍,不断汲取新经验,这促使我们的智能成长,催生出成熟的人格。“许多人在信仰情感上缺乏这内在的要求,他们感到童稚式的信仰有安慰价值,又没有外来压力,所以,他们宁可永远投靠这不成熟的信仰。”4
成熟的信仰本质上是完整的,即是说在它的架构中,它有足够的弹性结合左右新知识,追得上人类脑袋的所有新发现。这样的信仰把十字架带上太空船,上学意即等于踏上科学之路,倘若信仰不能以同等的开放和批判的眼光去踏上现代科学之路,那么,就有如一个成年人,虽然已经乘超音波客机飞越重洋,但信仰层次上仍然满足于踏三轮车一样。成熟信仰的要素,就是恒常愿意转档(编按:汽车加速或减速),以结合新的洞见,修改已有的立场。
谈到青春期,我们进入了成长中崭新而又关键性的阶段,我们有部分人也许经验过突然而又戏剧化的改变,有些人却渐渐改变,甚至不察觉自己已进入新阶段。
突然也好、渐进也要,我们面临一个事实,原来不单我们人生的外在现实异常繁复,我们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阶段以前,我们对周遭事物都十分好奇,常为所见所闻感到兴奋;可是,在青春期,感到心底有一种很深邃、很多时又很奇怪的困扰情绪。一种新鲜而黑暗的冲动似乎不由自主地驱赶着我们,我们甚至不能理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轻易被强烈的喜乐和愉快的感受所笼罩,我们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们亦受制于一种求死、杀害、伤人、毁灭等愿望,有时,我们觉得快要被冲突矛盾的感情意念撕裂:爱与恨、杀害与拥抱的欲望、付出与占有的欲望。
也许,在这里,我们触及信仰成长的最重要十字路口:我们可否接纳和了解我们的内在冲突,以致经过适当的澄清和了解后,这些冲突变成我们信仰情感成熟的源头?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许多时候,信仰等同了清洁、纯洁、完美的人生——任何好像要在白纸上印上黑点的感受,都会被视为反信仰。因此,我们不能容许自己有强烈的性欲冲动、残酷的幻想和侵略性的欲望。信条说:“不!”不可诅咒、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手淫、不可讲闲话,不可、不可、不可……然后,老师叫我们要乖、要听话、要可爱,这些啰嗦就如此没完没了。似乎无人能够真正明白青年人内心感受的奇妙新世界,这内心感受使我们庄严地感到独一无二,同时,却又感到无比寂寞。
我们许多人都记得,我们曾经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的了解,感到要表达自己内心感觉是多么困难的事,又感到真正能够亲近自己的人又那么寥寥可数。羞惭和罪疚感使我们感到无比孤单,我们觉得自己虚伪,若然其他人知道我们的感受,就没有人会爱我们了。在这个阶段,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也许感到信仰是如此压逼性,又如此令人抑郁,与人生经验非常脱节,又是这么独裁,又这么负面,以致我们以为惟一可以解决内心冲突的就是脱离信仰。有些人对讲坛上大声疾呼的讲道感到厌烦,有些人觉得从来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内心困扰的感受,又或者再无法容忍许多返教会的人的明显虚伪。于是,许多人自动流失——有些人慢慢流失,有些人公然反叛。
然而,尚有另一种反应,也许是更有害的反应。这就是企图压抑和极度否认人心的另一面、黑暗的欲望和讨厌的阴影。然后,我们对自己说:“始终,我们多么清洁、纯洁、无罪,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自己一尘不染。”我们希望自己完全受控,永远没有邪恶念头,永不诅咒,永不醉酒,永不失败,永远保持完美无瑕和神圣,在某方面来看,我们变得如此自满自足,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天主的拯救。我们走过生命之旅,有如吞噬了一支复活节的蜡烛,既刻板而紧张,经常害怕事情会失控。
这种反应与公然反叛一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态度妨碍了个人信仰的成熟。要迈向成熟之路,我们得敢说:“确实,我有许多弱点,但那并不代表我是软弱的;我拥有许多丑恶思想,但那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是丑恶的。”我们敢于这样承认是基于一个醒悟,要得着良好的麦子必定要容忍杂草。若然我们定要把所有杂草铲除,可能会同时拔掉了好麦。一个人倘若永不为任何事情激愤、发怒,他亦一定不会激情地钟于任何事物;一个人若永不会丧失自制,大发脾气的话,他亦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大有价值,不容有失;一个人从未经验过消沉落寞,亦很少会真正经历喜乐的;那永不冒险的人可能永不会失败,但亦永不会成功。
我们很难相信基督的话语:“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或许,只有心理学家容格(CarlJung)极力强调,我们需要接纳自我,才能迈向自我实现之路。对容格来说,自我实现的意思,就是结合人格中的阴暗面。自我实现就是一种成长的能力,可以容忍性格中的黑暗面进入我们的意识范围,以免单单向世人呈现自己美好的一面,而假装这就是全部的真我。人为要能达致内里的统一、整全及圆满,人必须接纳及结合人内心的每一部分。基督代表我们内心的真光;基督也是在两个强盗之间被钉的,我们不能否定他们,也肯定不能否认我们内心的强盗。
这个自我的结合是人生的学习,但在青年时期,我们在这方面得着一个真正的机会测试自己的信仰情操。当中的矛盾冲突是明显的,答案不在反叛,也不在压抑,而在于整全的结合。
接着,我们上大专院校了,在学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学院阶段是两个家庭之间过渡的日子,我们暂时离开父家,却未曾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家庭,我们安全地远离父母的啰啰嗦嗦,却同时安全地远离那些要剥夺我们享受美妙学校假期的人物;我们不需要为着在父母和自己的思想情感之间寻求协调而伤神,同时,我们尚未需要向那特别的一位承担责任;我们感到受教育的日子已告一段落,却又未充分准备好去教育他人。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两个家庭之间,这是我们一生人最自由自在的日子。
在学院,我们也发展了一种新思维,我们学习了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主要的概念是:假设;选取的标准是:可能性;使用的工具是:实验。我们在学院训练中,只有基于实验结果才可以接纳,或否定一个假设;只有在相对性之中,我们才可以谈绝对性。院校的岁月是最理想的阶段,让我们将自己的信仰观念和价值取向从“二手货色转化为一手货色”(奥尔波特语)。我们可能已经建立了足够的自我接纳和创造性的距离,去作出一些负责任的实验。
在学院时期,成熟信仰情操全心且重要的一面会逐渐发展出来:“纵使我并非对自己毫无疑问,但我对信仰仍然可以肯定。”(奥尔波特语)我们进入学院时,携同许多看来是铁一般的信仰观念和思想,从不曾有过怀疑。问题是,我们既学会了毋须放弃所有立足点去作出怀疑,那么,我们有没有勇气在许多事物背后打上问号。惟有那在这个世界有足够安全感的人才敢于冒险;惟有那笃信生命的价值的人,才敢于发问而不觉得受威胁。在信仰里,惟靠信任才有可能开展寻索,就算未有百分之百肯定之前,我们也敢于委身。基于对生命意义的基本信任,我们虽未获得绝对的肯定,我们仍然能够活在一个前设中。
一个人若然在学院阶段从未有过任何信仰疑问,可能他只是蒙着眼睛,在校园踱了一圈罢了;一个人若从未对他持守的传统价值和观念作出试验,他大概还是心存恐惧,未得自由;一个人若从未测试过父母亲的忠告,他尚未发展出一个具批判力的头脑;一个人从没有因着信仰圈子所呈现的含糊、模棱两可和虚伪现象感到困扰者,他可能从未对任何事情真正感到满意。不过,那个敢作敢为的人,委实是在冒险,他可能使父母和朋友蒙羞,他甚至有可能与他的过去脱节,对任何信仰事物都感到烦扰,即使听见“天主”这个名词,也心感烦躁。他甚至有可能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焦灼的孤单感,如基督的呼喊:“我的主,祢为什么离弃我?”
在学院里,我们经常带着痛苦和挫败而发现,一位成熟的信徒其实十分近似那不可知论者。许多时候,我们发现很难找到一个名词准确地表达我们心底的境况:不可知论者或是寻道者?也许这两者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加近似。
人到了成年阶段,开始建立起一套统一的人生哲学,这套人生哲学对我们的信仰态度有特殊意义。倘若我们能够采取俯览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会奇怪,我们为何事这般忙碌,为何事这般兴奋,为何事这般心怀关注。我们也许与阿尔菲(Alfie)发出同一个问题:“反正这一切又所为何事呢?”倘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真正的答案,那么最诚实的回应可能是:沉闷。许多人感到沉闷,他们在生命中,在绝顶枯燥的日常活动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意义。沉闷就是生命的枯燥直透肝肠的感觉,沉闷是日常生活那不冷不热的素质。很多人都重复说着“我不在乎”,这句口头禅正好表达了这种素质。若然我们现在问沉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会回答:“那是经验的孤立性。”亦即是说,我们的生命经历,似乎与过去与未来都没有联系,每一天只不过是另一天,满是冷漠、灰暗、冰寒,天天如是,没有两样。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们需要一阵“鞭策”——人为的分发上扬的感觉——把我们拉出沉闷以外,不再赋予过去和未来任何意义。
沉闷是生命的断裂感,当中满载千千万万不同的文字、思想、意念和举动,断片零章,有如一池死水中飘浮的垃圾。沉闷很容易演变成抑郁,通常会变成一种扩散的感受、一种蔓延的引诱,挥也挥不去。不错,若然我们完成了学业,建立了家庭,寻找了工作,这深刻的沉闷感受会罩着我们,叫我们反问:“这又怎样?”现时我们拥有了一切,在年月的冲擦下,我们又将会悄然逝去、消失,逐渐被遗忘,也许我们的荒诞悖谬,才是人们所记念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一种成熟的信仰情操成就了有创造性的功能,因为成熟的信仰情操蕴含着一种统一的力量,把人生种种孤立的现实联结起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零章断片聚合起来,形成一幅我们意想不到的图案,有如在运动场馆看台上手上持着字母牌的个别观众,毫不察觉自己与他人有何相干,但从一个遥远的距离、一个适当的角度,便察看出观众们砌成一个有意义的字。统一的角度也一样,人生的许多方面原来是互相归属的,并指向一个有意义的方向。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一个成熟的信仰观为生命赋予意义、提供方向、启发目标、创建可完成的任务。这信仰情操可以促使我们放弃工作、离开家园、挥别亲友,把生命奉献给正在受苦的贫穷人;可以催逼我们退隐到熙笃会(Trappist)修院,把自己埋藏在静穆、独处和默观中。
这个全新的角度,正是我们所说的信心。这信心并没有带来什么新事物,它只不过给我们生命的基本现实,增添一个新境界。它整合分裂的自我,连起支离破碎的人格,使之成为有意义的整体。它是寻道的心的灵感、是富创意的群体的基础、是人类不断更新的恒久动力。
我们已来到从“魔幻”到“信心”之旅的尾声。我们起始蜷伏在娘胎,与孕育我们的环境合而为一,然后我们逐渐离开这魔幻的一体性,进入自主的存在,慢慢发现我们并不孤单,并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对话。最后,我们把生命的多样面貌连结成新的合一——不是“魔幻”的一体,而是“信心”的合一。
别误会我执笔时铁石心肠,我打算称这一章为“爱的可能性和可取性”。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再不是:我发现自己与一个陌生人堕入了爱河,怎么办?反而是:这样的爱到底是否有可能出现?许多人在发问,人是否注定永远相逢如陌路人?在每次亲密的相遇中,是否必然闪着误解的火花?在每次合一的尝试中,是否已存着痛苦的分离?在所谓爱的中心,是否同时必然无奈地存着恨的成分?
在许多孤单的时刻,我们不禁疑惑,在这个崇尚竞争、要求严苛的世界,到底还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我们放松、坦诚互见、向别人无条件地付出。也许这角落很隐蔽很细小,若然这角落真的存在,人必然受感召。在人际错综复杂的关系里竭力寻觅,为的是要得着它。
我们可以如何开始这个寻索?我打算首先仔细描写和了解两种主要的存在形式:权力的形式和爱的形式,换言之,即掳夺和宽恕的形式。其次,再审查一下这些表现形式如何与破坏和创造有关。察看完毕,我们才可以问那关键的问题:爱是一场乌托邦美梦,抑或是有可能实践的呢?
掳夺的形式
首先,让我们看看生存中掳夺的形式,亦即是权力的形式。让我先介绍一种人,这种人出于恒常的恐惧中,每样事情都害怕应付不了,我所指的,确是样样事情。他似乎感到快要溃散下来,无法把生命中许多断块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总体,他神经紧张、战抖、焦虑不安,丧失了惯有的专一和创作的能力。他说:“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每个人都喜欢我,我的朋友太看中我了——但他们并不真正认识我。若然他们发现我真正是怎么样的人,知道我的真正感受,他们可能对我不屑一顾。我知道自己内心恨多于爱,意图伤害多于缠裹,意图杀戮多于医治。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伪君子。”很少人胆敢说出这番话,也许我们会悄悄地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发现自己惶恐不可终日。“若果他们真正认识我,就不会再爱我。”我们恐怕被陷害、被抓痛脚。
让我们仔细检视这无孔不入的掳夺形式。假设你拿着杯的把手,提起那只杯,你可以与它保持距离,四面八方地把玩观察。这杯在你手里成为最听命的工具,你可以随意把它左旋右转,翻来覆倒。你可以完全操纵它,因为它在你掌握之中,在你的权力之下。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都停留于这一个层次。有时候,当你对一个四岁的小孩大发脾气,捏着他的耳朵,拼命摇他的头,有如摇着茶杯时,他会感到被冒犯、受侮辱、有如物件般受看待。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派对中,你捏着一个生手的鼻子,拉他的腿,拧他的脸颊,他感到尊严被掳夺了。更糟透的不仅是践踏他人肉体,而是我们对他人心智上的掳夺。我们喜欢挖苦他人脆弱的地方、隐藏的弱点,把人当为一件物件,拿起来远距离观看,把它弄得团团转,以达致我们的心愿。你看,这掳夺的形式,事实上是一种权力的形式,这形式有一种勒索的架构,我们把他人的弱点收起来,他人阻碍我们前进时,我们就把他的弱点拿出来对付他。
生活上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也无法否认存在中的这种掳夺形式如何蛮横霸道。有时候,朋友相聚闲谈,谈到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朋友,忽然,一个陌生人走进来,插嘴说:“你们在说谁呀?玛莉?啊,那个性感花瓶……”你立即打从心里凉了一截。玛莉顿时变成一个客体、一个物件,于是,对话沉寂下来,通常会演变成一轮舌战。当一个心理学家兴高采烈地发现,他的病人是一个典型的强制性神经衰弱患者,并为病人冠以一个新的标签,心里暗暗为自己的准确诊断感到自豪时,他正以病人的弱点来作出掳夺,以分类代替了治疗。每当人们查察你的生命历史,查阅你的过去,找出你的弱点,用来对付你,你要远离他的势力,因为他们以掳夺的形式出现。俄国作家达尼尔(Daniel),近期作家批斗运动的受害者,以传神的笔触描述,某人被人揭发了过去的一个黑点,以致那人陷入孤立、绝望,至终完全崩溃的状态。在人际关系中,对他人过去的认识,可以作为致命的武器,以带来羞惭、内疚,甚至道德及身体的死亡。
我们亦毋须寻找戏剧性的例子,日常例子,俯拾皆是。升读大学填写表格的学生,为人写推荐信的教授,在服膺于人生的掳夺结构。自从婴孩学步,父母将我们的步法与邻家的孩子比较开始,我们已经被判断、被评价、被测试、被划分等级、被诊断、被分类。随岁月增长,我们渐渐发现,人们为我们的人生层层叠叠累积纪录,这些纪录不受我们控制。所以,我们经常反倒被别人抓错处、占便宜,被利用,有违自己心愿,是毫不出奇的。人们所关心的,不再是到底我是谁,而是人们认为我是谁;不是我有什么想法,而是别人对我有何看法。
有这掳夺的存在形式中,我们以权力来运作,以恐怖作动力。我们时刻戒备,看准风头火势,随时对准对方弱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若我们不懂得这游戏规则,我们会损失适合的工作、良好的学位,甚至失掉未来的准配偶,因此,人人都精巧地藏身在这掳夺世界的蚕茧中。
甚至是了解他人的学问,本来似乎与掳夺规律背道而驰的,都被权力沾染了。“心理学的了解”意味着测透他人潜藏的动机,就像在说:“你毋须告诉我,我对那小子一清二楚。”于是乎,受辅导者浪费许多时间,在揣测辅导员究竟用哪一套辅导技巧分析自己。相恋的男女不也是如此这般吗?有时候,一个男孩会觉得在班房上课,还要比与女朋友单独相处更加自由轻松。面对相恋的爱侣,人本应最能够自由表达情感、流露情绪和关心,可是,在现世的掳夺风气下,人反而变得步步为营、高度自觉,渴想在适当时候说适当的话,惟独缺少自然本性。在远距离看来称为爱情的东西,拉一个近镜看,原来是胆战心惊。在相恋的人心里说:“我不想成为被玩弄的工具,我要运筹帷幄,我负人,胜过人负我。”
凡此种种,真叫人怀疑所谓爱,是不是一个假象?二人相爱,可能只是一张体面的毛毯,遮盖着男女彼此征服、长期暗里微妙争斗的事实,而其中一方懂得玩弄对方的做人方式,经常取胜。揭开爱情的面具,似乎只不过是另一套掳夺他人、用权力压制他人的把戏。
假若上述事例都是真确的,毁灭便成为人生无可回避的一面真相,人生的掳夺形式意味着人们会利用我们的弱点攻击我们,那么世间安全的地方又何处可寻?梅顿(ThomasMerton)在进行非暴力精神的研究时指出,存在的掳夺形式是基于一个观念,那就是丑恶是无可逆转的。在你人生的档案中,你曾有过的错误、失败、过犯,都是无可改变的成分。丑恶是铁定不变的,惟一解决不可逆转事物的办法就是毁灭,若然丑恶不能逆转,或不可饶恕,我们以掳夺方式生活的人,惟有将之切除,连根拔起,烧为灰烬,别无他法。基于这结局,温柔、体谅、爱心都被视为软弱、必须受摈弃,任何错误都是决定性的,且无可饶恕的。于是乎,一次错误的动作,成为骇人的回忆;一个苦毒的字眼,成为痛楚的悔恨;一次失信的时刻,带来绝望和毁灭。
这就是争战和怨恨的交互作用。如果我们们心观察精神病院里成千上万受苦的人、数以百万计因父母冲突受创的小孩、无数因离别而落得孤零的人,我们必会暗忖是否有人能够逃离掳夺形式的劫数。除非我们能握有权力,否则必遭权力毁灭。
从这个角度看,在掳夺、权力和最后毁灭的恶性循环中,我们发现自己是注定了不可能去爱的。那握有权力者,必然语带嘲讽地说:“爱心、和平、宽恕?!只不过是那些尚未堕入恶性循环中的人的梦想。等着瞧吧,必有一天,这些人挣扎求存的原始冲动,必定无可抗拒地改变这套漂亮的字眼。他们不但会参加这场掳夺的游戏,而且会抢掠,不顾一切。”
且看看那敢于信任我们的人说什么话:“若然我的朋友知道真正的我,和我真正的感受,他们会瞧不起我,唾弃我和我的虚伪。”这样的人破天荒地突破了固定的封闭系统。他跳越了一般人认为合理的界线,冲破了羞辱的围墙。他相信认罪是一件可能和可行的事。当一个人呐喊,当他自卫的围墙崩塌,当他有能力表达自己最深的绝望、软弱、憎恨、嫉妒、苛刻和内心的割裂,他其实相信我们不会掳夺他、毁灭他。有如一把声音在劝勉他:“别怕,说出来吧。”
也许,我们记得在三数个情况下,我们敢于表达,我们很爱惜那真正的自己:不但爱自己的伟大成就,也爱自己的软弱痛苦;不但爱自己的善良意图,也爱自己的苦涩动机;不但爱自己的容光焕发,也爱自己幽暗的黑影。这样子的剖白需要许多勇气,但这种剖白为人生打开新的视野,和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常称这突破封闭系统的举动为悔改的经验,这经验可能来得突然而意外,或者来得缓慢而渐进。别人可能嘲笑我们是痴狂的理想主义者、超现实的作梦王、一级的浪漫主义者,但我们都不介怀,因为我们认识了一个崭新的确据,因为在悔改中,我们经验前所未有的平安、饶恕、公义和内在的自由,那是无法言喻的。悔改就是发现爱并非海市蜃楼,而是切实可能的。
这爱的形式超越了掳夺的形式,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呢?爱并非基于我们愿意聆听、了解他人的困难,或容忍他人的特性。爱的基础是,我们能坦然呈现整个自我,互相忏悔、彼此交付。因此,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宣告:“我的强处即是你的强处。”而且能够宣告:“你的痛苦即是我的痛苦,你的弱点即是我的弱点,你的罪即是我的罪。”惟有在这弱者相依相属的团契关系中,爱才得以滋长。一个人肯袒露他心底最深层的倚赖,容许我们分享他内心最深切的存在经验时,我们就进入生命的一个全新境界,因为人与人若能够这样分享软弱,人就能战胜暴力。当我们随时都准备拿石头掷人——言语有时像石子一样尖利——迟早会有人忍不住呼喊:“哪个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要是我们肯相信麦田必须容忍杂草共存,才得以长大成熟,我们就毋须害怕冲突、回避辩驳。惟有这样,爱才能创造出甜美的笑容,幽默才是温婉的而不尖酸。这样的处境,你也许似曾相识。若翰和莎莉在公园里散步,若翰滔滔不绝地阐析黑格尔(Hegel)、祈克果(Kierkegaard)、卡缪(Camus)、沙特(Sartre)和一些其他新近作家,说了十分钟有多才止住,接着,沉默了和动会。莎莉缓缓启齿:“若翰,你是真正在乎我的吗?”若翰变得有点不安:“那当然啦,但我很想知道你对存在主义的看法。”莎莉说:“我不想嫁给一个哲学家,我想嫁给你。”若翰激怒了:“别傻别蠢了,若然我们连哲学都谈不来,又怎能长久相处呢?”莎莉说:“我以为爱情比哲学讨论更多一点点意思,我就是不想做你另一个同学。”
然后,那个黄昏,他们漫步了一会儿。也许,事后回想起来,他们会笑着说:“至少我们不怕向对方表达我们的真感受。”若果若翰和莎莉只是致力维持甜蜜、体谅和彼此认同的关系,他们最终可能会怀疑曾否自由地爱过。正在这里,我们看见爱。
让我们检视一下爱的特点。爱首要条件是合乎真理。在弱者的团契中,真理成为不能动摇的根基,让我们在其上自由活动。真理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完全接纳基本的人性状况,就是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凌驾别人,人人平等。除非我们恒常受人类处境的真理指引,以免进入虚假、肤浅、伪善,否则,我们不可能大致信实。
爱的第二个特征是温柔。也许,爱心里最能升华掳夺形式的在于其温柔。在爱里,双手并不拿取,掠夺或抓紧,而是轻抚。抚摸是人手所能有的温柔,双手的轻抚使人成长。情侣的双手容许彼此全然自我表达,有如园丁的双手小心安置花儿,让阳光穿透,刺激成长。在爱里,罪并不咬噬、吞吃或撕毁,而是轻吻。轻吻并不僭夺,而是容许完全、无惧的降服。在爱里,双眼并不会透过沙特的钥匙控去窥探陌生人的身躯,亦不会注视人使人蒙羞,有如诺厄的儿子含注视父亲的赤身露体,使诺厄感受难堪;在爱里,双眼散发温暖的眼神,以爱慕的微笑,温柔尽至地扫视他人的身体。
最后也是最重要,爱要求完全解除武装。爱的相遇是不带武器的相遇。也许,个人裁军比国际性裁军更加困难,即使在最亲密的关系里,我们也善于隐藏我们的枪械刀剑。一个陈旧而苦涩的回忆、对他人动机一抹轻轻的怀疑,或者小小的疑惑,都可以成为我们藏在背后尖利的小刀,在遇上攻击沙随时准备反击。我们能否全无自卫地与弟兄坦诚相见?我们能否剖白自己,不惜完全显露脆弱?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男人和女人在相交中能否撇下权力,随时准备为对方效命?士兵坐下进食时会放下武器,因为进食代表着休息与和平。当他伸展四肢睡觉时,他会更加容易受害。台和床是两处亲密交心的地方,爱心可在软弱中流露。在爱中,男人和女人解除所有权力的形式,在毫无武装下互相拥抱。男女的裸露,只是象征着完全的脆弱和完全的侍候听命。
男人与女人的性行为,若不是表达互相的完全侍候听命,那么,双方还未达致弱者具创造力的团契。所有内藏着保留的性关系,不论是思想上的禁制,或是时间上的规限,都是属于掳夺结构的一部分。其意思是:“我此刻需要你,明天却未必;我希望得到你身上一些东西,却不是想得着你。”爱是无限的。惟有男人与女人互相完全降服,全人毕生地交付,他们的相遇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子。两性关系的逐渐成长,会带来完全解除武装的自由,他们的付出变成宽恕,他们的裸露不但不会招来羞耻,反而带来分享的欲望,他们至终的脆弱会变成双方力量的核心。新生命是在完全脆弱的境况中诞生的,这就是爱的奥秘。权力带来杀戮,柔弱带来创造。柔弱创造自主、自觉和自由。柔弱创造相互的施与受的空间。最后,柔弱创造美好的根基,让生命在其上发育成长。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孩子身心灵健康成长的至高无上保障,基本上并非是对孩子的关注,而是双亲向对方毫无保留的爱。
若然生命的惟一可能存在形式是掳夺的形式,那么,我们注定迈向灭亡;可是,若然在世间能找得到爱,创造就可以存在。有如梅顿说,爱建基于一个信念,就是相信丑恶是可以逆转的。丑恶并非绝对不变的,甘地(Ghandi)倡导的非暴力精神,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信念,宽恕可以化敌为友,因为在恨里隐藏着爱,在失望中存有希望,在怀疑中蕴藏着信心,在邪恶中包藏着善良,在邪恶中隐含救赎。爱是宽恕的行动,可使邪恶转化为善良、毁灭转化为创造。在人类坦率、温柔、解除武装的爱的相遇中,人类有能力创造。从这个角度看,性行为是一种信仰行为。人在自己的十字架上完全解除武装,裸露自己极大的脆弱,那新人得以活过来,在自由中彰显自己。难道不正正是这种自我降服的举动,让我们找到最大的满足感,这满足感是在我们创造的新生命中表达出来的?信仰与性,从前被视为南辕北辙、势不两立的,但当我们看它们为爱中完全自我降服的表现,性与信仰就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已先后描述过掳夺的形式和爱的形式,一是权力带来毁灭的形式,一是通过宽恕达致创造的形式,走笔至此,我们该回到原初的疑问:“爱是乌托邦式的幻梦?抑或是我们可能追求得到的现实?”首先,让我在这里说明,人生是个经常回荡于掳夺和宽恕间的钟摆。我们渴想充满野心,力争上游,但有时候,我们又想宽恕;我们渴求成功和力量,有时,我们又感到想承认我们的另一面;我们想杀害,又想医治;我们想伤害,又想扶助。虽然我们身处的世界不断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是建基于权力的一种人生取向,而教人困惑却又具吸引力的先知,不停地告诉我们,人生有另一条通路,那就是爱的通路。他们不断地要求悔改,心意更新,但我们并不肯定是否能冒这个险。
我们是有理由畏惧的,爱意味着开放、脆弱、随时候命和认罪。当我们的朋友说:“若然我的朋友发现我真正的感受,若然我表露我的真我,他们就不会再爱我,反而会恨我。”——他说出一个极有可能发生的真相。待人坦诚是冒险的,因为别人不一定以爱心去接纳我们的坦诚,反而会抓着我们的弱点对付我们。我们向别人认错悔罪,有可能一生尽毁;我们透露过往的失败及目前的困扰,可能使自己成为失败者。别人一下轻蔑的手势,就可以把我们抛诸千里之外。我以上所描述的,不但是一个可能性,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件残酷的事实,这些人感到爱与宽恕不过是乐观主义者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
明显地,在我们的生存景况中,掳夺结构是这么根深蒂固,以致我们无可回避。于是,我们学乖了。切勿询问电话接线生今日心情如何,不要与邮局的邮务员倾谈他的祈祷生活,切勿询问你师长的性生活,若你这样做,等于破坏了人际间沟通,因为你不按游戏规则行动,就等于退出游戏。我们都学得乖巧了,在大多数情况,我们宁愿选择以掳夺形式与人相处。我们学像蠔一样禁闭硬壳,来保护那柔软及脆弱的自我。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如何取缔人生里的掳夺结构,反而是到底有没有可能超越掳夺结构,即使只是在某种情况、某时某刻、某种处境下,才打开硬壳,也是好的。
曾几何时,两个人亲密的相遇,是他俩完全自由的表达?许多人在恐惧颤惊中被引进双方的怀抱;他们在绝望、孤单之中相拥;他们互相倚靠,以防恶劣的事情发生;他们同衾共枕,只不过是想逃避这充满威胁的世界,忘记他们深深的挫折感,稍为减轻这个严苛的世界令人不胜负荷的压力,去经验温暖、保护和安全。他们的私人天地,并不是一处他们可以自由成长、彼此发掘和分享的地方,只是在暴风狂涛的世界中一个脆弱的荫庇所。
但我们会反问,若人生惟一真实而又终极的解决是死亡,我们要不是这样寻求荫庇所,又要往何处去;若然生命不过是两极无边的漆黑中间一点颤抖的火焰;若然我们被抛进这个存在的状况,无非是被它吞噬,那么,我们所能寻获的安全,不是真实的,反而是病态的。这样看来,我们还可以有什么作为呢?不外乎努力求生,费尽气力去使这点微小的火焰不要熄灭,这随是懦弱吗?也许是吧,但做一个懦夫总比死亡好一点儿吧。
在此,心理学家词穷了,哲学家以一个问号结束他最后一句话。我们都要住声了——除非有人能够切断这个恶性循环。事实上,在我们绝望的深渊,在人孤单的囚牢里,有时候,我们不是变得苦涩、铁石心肠,反而特别为了一个新人的声音开放和敏感。凡想听祂的都可以听见,凡想阅读祂的都可以读得到。对于许多人来说,祂是烦厌和愤怒的根源;但对一小部分人来说,祂是希望的记号。在升华的灵性经验中,那新人宣告:
论到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天主是光,在祂内没有一点黑暗……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如同祂在光中一样,我们就彼此相通……(若一1:1-7)
忽然间,一切都倒转乾坤,黑暗变成光明,奴役变成自由,死亡变成生命,夺取变成付出,毁灭变成创造,仇恨变成爱心。那声音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破我们存在状态的恶性循环,说: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若一4:7)在爱内没有恐惧,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那恐惧的,在爱内还没有圆满。(若一4:18)(但是,)天主比我们的心大,(若一3:20)我们应该爱,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若一4:19)
除了说明一个救赎的启示——爱是可能发生的,这些经文还有什么意思呢?也许,启示的最佳定义是一个真理的揭露,就是人可以安全地爱。我们的焦虑、痛楚和狭隘的墙坍塌了,就呈现一广阔无垠的地平线。“我们应该爱,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我们可以安全地在脆弱中互相拥抱,因为我们都被一对爱手承托;我们可以安全地随时为亲爱的人侍候听命,因为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站在稳固的地上;我们可以安全地把自己交付,因为我们不会堕入黑暗的深坑,反而是进入欢迎我们的家乡;我们可以安全地表现软弱,因为我们被一股充满创造力的力量围绕。
这样的坐言起行,是全新的知识。围绕我们的不再是黑暗,而是光明,凡认识这光的,都会看见光明,跛子能行,聋子能听,哑巴能讲话,瞎子能看见,大山也能挪移。曾有一位使者向人类显现说:有一婴孩包着布,睡在马槽里,那是天主的荣光、世界的平安和全人类的美意。
除此以外,我再找不到其他话语,去形容爱是可能发生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道德,那道德会教我们知道弱者的团契有可能在人间实现。于是,爱再不是大难临头时的互相靠拢,而是在自由里的相遇,且容许新生命的创造。这爱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只能以投入的回应去尝尝这爱是真实的。假若我们所体验的基督徒生命规限了自由表达,我们实在是歪曲了和颠倒了基督徒生命的真髓。基督教的核心信息,正是人类有可能超越人生存中的掳夺形式,这信息的主要见证人是耶稣自己,祂袒露自己全然的脆弱,敲碎了死亡的锁链,祂藉着失去生命,而找着生命。祂挑战我们去突破囚禁我们的恶性循环;祂挑战我们,叫我们无畏地面对我们的弟兄,与祂一起进入柔弱者的团契,并因而知道这团契不会达喇灭亡,反而带来创造、新的能源、新生命,及——到了末日——带来一个新世界。
当我们询问今天大专学生的祈祷生活时,等于要进入一个人最深入亲密的世界。在这世界里,学生面对他生存的终极意义,并常识与那超越生死界限的事物相交,只有被邀请的方能进入这个世界,任何强行闯进的形式,只会伤害这生命最敏感的地方,甚至损毁了我们想了解的现实。
但到底为何要进入这个世界?难道这个最私隐的地方不值得我们不惜代价地维持它的私隐吗?可是,这听来好象保护和尊重人的个体性的论调,其实可能只是代表害怕经验人类最深入层面的沟通。一个想分享祈祷内容的人,正想分享他的生命,而不是分享连串发生的事件、感情和思想这么简单,他其实想分享他提问生存意义的一刹那。也许,正正是一个人在分享祈祷内容时,他才能向同胞启示天主。
基于以上的信念,有些大学生要求他们的同学写一篇祷文。没有抽样调查,没有系统地选材,亦没有按家庭背景、级别年龄小心分类,我们只是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写一篇祷文?”我们意外发现学生的回答很爽快:“可以。可以的,我愿意尝试,以前从未有人向我作出这样的要求,但我很想写下我的祷文,我也会邀请朋友写下他们的祷文。”就这样的朋友邀请朋友,两个月内,我们搜集得41篇祷文,撰者有男有女,代表了广泛不同的人生态度及人生观。有些学生习惯祈祷,有些是从不祈祷的;有些人在天主家里轻松自如地过活,有些人甚至怀疑“天主”这个名词到底有没有意思;有些人看生命为一连串选取的快乐事物,有些人看人生为密不透风、虐待人的酷刑室;有些人恒常参与教会聚会,有些人则因为沉闷或不信,而从不上教会或已经停止聚会。然而,这些人都各自写了一篇祷文,也很希望能与人分享。当搜集得来的祷文由人手相传时,所引发的反应各有不同,同学们发现自己正在阅读一本祷文集、一本在今日大专校园里与别不同的书籍。
在这章,我想陈述这些祷文,用意不在于为学生的信仰生活引伸出任何总体结论,只是想作为人类对意义追寻的其中一个见证。有一个学生曾经用心地、敏锐地读遍所有祷文,他写道:“我想私祷文是介乎操练和定义之间,在私祷文字里行间隐伏了一些东西,太私人、太难以捉摸了,以致任何严谨透彻的分析系统都掌握不来。纵然有这个困难,读者仍然能够了解和形容在某祷文中所反映的内容,再加上一点成熟、敏感和注意力,读者可能可以了解许多串连整个祷文句语的背后的思想。”我持着同样的态度,希望能够藉着这一些收集得来的祷文,描述一下祈祷的世界。
对于这么广泛多样的个人表达,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来理解呢?当我仔细阅读这些祷文之后,我发现它们触及两个极端的经验:一方面是陷于完全混乱和寻求自我理解;另一方面,某些祷文反映出一种强烈、肯定,充满盼望的经验,那祈祷的学生有很高的自我醒觉、自我接纳,且期待着伟大的事情来临。我发现校园里的学生大部分处于这混乱与盼望的极端经验之间。因此,我们同时可以试图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些迥异的祷文。把这些祷文仔细并列,我们不难察觉一种流向,从自我怀疑的囚牢去到自我肯定的自由。在这两极之间探索之际,我们遇见许多天主,有着不同的面孔和戴着不同的面具。在这批收集得来的祷文中,下列的天主最为明显:
1、“那位澄清困惑的天主”
2、“那位下禁令的天主”
3、“那位好好朋友天主”
4、“那位有情的天主”
5、“那位美善的天主”
6、“那位付出的天主”
7、“那位将要再来的天主”
许多学生表面上戴着一种自信决断的面具,在心底里实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混乱感受。这些学生面对各种对立的意见、理想和欲望的冲击,饱受自相矛盾的意念轰炸,经常在事件和感受的洪流中迷失,并疑惑自己到底是谁、又将迈向何方。许多人受到这个问题困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一天有人倡导非暴力,另一天有人大喊要革命;一天大谈欧洲的十字军,另一天又议论越南的仇杀,在这样的世界,我们还能够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吗?”在这一片混乱中间,他们与自己的意念、感受和情绪都接不上,在内心的复杂世界纠缠不清。
每当这些学生祈祷时,就面对内心的混乱。“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或“我想得着些什么呢?”是表面的问题,还有更基本的一个疑问是“我感受到些什么呢?”这思想的混乱和情感的纠缠,令人无法经验人生的多面化。喜乐与忧愁、愤怒与感激,爱与恨似乎混成一团无以名状的感情,令人瘫痪,于是乎结局通常是冷漠、沉闷和疲乏。过多的刺激、过多的体验、过量的理想和口号,从四面八方涌来,使人无所适从,而只有说:“我满不在乎了。”惟一可能出现的只有了无生机的消极态度。有些学生在准备一个大型狂欢节之际,其中一个祈祷说:
嗯,又逢另一个狂欢节周末了——对于某些同学来说,是欢畅、享乐的时刻,是忘忧和忘情的时刻,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沉郁和愤怒的时刻。
然而,对于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一句就可以总括,那是了无生趣的麻木。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图书馆、战争、丑恶、笑话,忍无可忍都是它的根源,且发展至一个地步,破灭了所有热情,游离飘忽是惟一可能的反应。
我想我不喜欢游离飘忽——啊,当然亦不喜欢盲目竞赛,我渴望还保留一点热情、一点兴趣,最低限度能够有所追求,纵然所追求的可能一样蒙上阴影。
主啊,求祢帮助所有人去寻找一点兴趣和热情。
这个学生在沉闷和冷漠中,切望寻求一种理解和辨识,好使自己在内在生命的崎岖路途中,寻获新的处理方法和新的方向;在清晰的经验和明确的界限中,重新发掘自我。
这种混乱状态经常会引起非常负面的自我评价,许多学生含糊地经验一种自我蔑视,甚至自我憎恶。他们失去了自我尊重,并且对不太认识的自我感到生气。你不能爱你不认识的东西,那么你怎能够爱自己呢。你所经验的不外乎一堆深刻却纠缠不清的冲动、感受、情绪和意念,你不过是这堆情绪意念的受害者,而不是能够主导这些东西的主人。有一个学生在这一团混乱中祈祷说:
主啊,求祢帮助我找寻自我及珍惜自我——去解决我和其他人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帮助我更清晰看见我前行的方向。一直以来,周围是这样烟雾弥漫,又颠簸不平——有时候,我在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前进过——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还能够前进吗?请祢为我除去这些自我怀疑——或者让我看清楚我的疑问和缺乏自信的所以然,那就更好了,好让我在除去这些障碍之时,学习更多。我从自己的行动中,看见疑问和缺乏自信是怎样产生的。我非常擅于隐藏,但当我愈是隐藏,我愈是担忧,请祢帮助我除去这些自觉,以免我对自己秋后算帐;帮助我停止为自己硬套一个定义,反而能够自自然然地思想和行动。让我能看见,要尊重所有人,要爱许多人,要竭力抵挡一些人——而所有人都超乎我的看法。
有时甚至连祈祷本身都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太多烟雾迷乱、缺少抽离,以致祈祷本身营造罪咎感,使人进入不断自我贬抑的恶性循环。
主啊,我并不想祈祷。我实在很混乱,一切都很混乱,我不知道我明年会做什么——我甚至不很确定知道我明年想做什么,又或者我该做什么。在目前的情况向祢祈祷,我感到内疚——因为在需要求助的时候,我向祢祈祷,在没有需要的时候不向祢祈祷,我感到自己像个两面人一样。
可是,某处刚巧燃起了一点亮光——很隐晦、不易察觉。肯祈祷的态度有时候能产生那些微距离感,可让人开始自我认识。祈祷,若然不光是自恋式的自怨自艾,那就说明祈祷牵涉我以外的另一个对象。从这方面看,我们看见表达混乱此举,成为解决问题的起点。祈祷意味着制造距离,而天主在祈祷的行动中给予我们答案。一个学生在一段长长的祈祷过后,充满属灵的晕眩及自我怀疑,他写下以下一段短短说话:
这必然是一个祈祷,因为它已成就了一些东西,当你仔细思考一些事情,事情逐渐清晰,适得其所。我不会以为单凭思考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至低限度这思考为未来的行动和思想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这里,那位澄清事理的天主启示了自己。在这里,是人踏出混乱的第一步。在这里,一条路途日渐清楚,而人最低限度可以开始自力更生。人渐渐可以得着新能源的渠道,祈祷的结果是人感到人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事情。那个学生短短的祷文感言,正好优美地和应了宝辛(AntonBoisen)的信念,宝辛相信:“我坚信祈祷。我相信祈祷的主要功能是——找出天主对我们的期望,并且帮助我们支取力量的资源,去完成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有时候,一步跨出混乱亦即是一步跨离天主。人一旦有勇气脱离他那位折磨人的天主,他未尝没有可能寻获内在的安息及和谐。人经过多年痛苦和羞辱的折磨,于是当下没有天主的生命有如一个解放。他脱离天主的经验刚好与悔改的经验逆转,但却获得相同的心理效果:新的内在自由、自我尊重的加增、新的盼望。对于一些学生来说,他们回忆中被天主驾驭的过去,充满吹毛求疵、罪咎感、惧怕惩罚、无法承担的责任、无法实践的期望。他们感到被一堵禁制的墙包围,天主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残酷地剥夺他们的自尊。人赤裸地保禄在天主干预的眼睛之前,境况可怜,有如被人抢劫了人最亲切深入的身分。对于这些人来说,谋杀了他们心中的天主是一个悔改经验,也是引进自我发掘、自尊、自觉和自我肯定之途,他们需要有勇气去禁制内心极权的天主,重新认领他们最私人的自我。
因此,向不存在的天主、向下禁令的天主祈祷并非一件尴尬的笑话,而是一种重寻乐园的深切真情表达。这种祈祷可以显示出不可知论与基督教信仰,其实只一线之差。人除去内心专权的天主,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平安和无畏的心。一个学生这样祈祷。
主啊,当我跟祢谈话时,我强烈地怀疑祢根本不在“那里”,根本从来不存在,我失去了祢,但我感受好了一点,因为祢使我变得渺小,并且不容我做回我自己,我从前常常考虑祢想我做些什么,又或祢要求达到什么完美的境界。
自从我们分手以后,我变得愈来愈自私,我更多关心我自己,即我作为人的发展。我想我仍然想达至完美,但不是为自己的缘故,亦不是为了取悦祢。现在我最关怀的是其他人。
这是一个真正的祈祷。有什么令它成为真正的祈祷?它是一场对话,一次会话。意思是在这祈祷中,祈祷者不是僵硬、封闭、苦涩和嘲讽,而是开放地接受回应、愿意聆听和预备成长。同一个学生作出以下的祈祷:
假若我再次寻找到祢——在态度上,我对这个可能性是绝对保留开放的——我只知道在他人里面和自我里面,我会寻找到祢。谁能知晓呢?或许祢就是我们每人心中最美好的部分。
在人类渴望为邻舍行善一事上,天主变成了障碍,祂非但不是人生道路,反而阻塞通路。向这样的天主祈祷变成一种懦弱或软弱的行为。一个学生在他描述他从天主转向人的祈祷态度中,痛苦地发现自己自相矛盾:
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促使我祈祷——我已经很久没有祈祷了。我仍然无法相信有天主这样一回事。若不是基于我们的野心,或勤恳工作,或他人的付出,我们绝对得不到什么,也不能成就些什么。感谢在一个处境中的有关人物,比感谢天主来得更适切。
这个学生察觉到比天主更重要的,就是人类。讲有关天主的话是沉闷、琐碎、没有结果和恶性的。这些谈话导致我们远离那真正重要的事。一个学生寻着了一种新的自由,写道:
我才不管那些教会所担心的琐碎事,纯粹浪费时间。
在这些祈祷,或非祈祷中,人的经验是,天主是人找到自己、通向他人的障碍。自我发掘的祈祷,是要求天主离开的祈祷,有时甚至强逼天主走开,以免阻碍人找着自由、找着自己,因此,人除去生活处境中窒息人的天主,以跨步离开混乱。
似乎与下禁令的天主成强烈对比的,是一些学生祷文中的好朋友天主,你可以跟这个天主热络随意地谈话。这太精彩了,天主集玩伴及万能神医的质素于一身。祂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是家庭里的一分子,但祂比我们坚强,愿意挂着一个友善的微笑,为我们这些婴儿解除忧虑。你可以跟祂拍膊头,谈天说地;当你需要人支持你的自尊心,你可以夸耀祂。你可以每时每刻倚靠祂,你可以淡忘你的烦恼,因为祂永远伴随左右,不会疲于相助。一个学生向这位好朋友天主作了如下的祈祷:
主啊,近来有太多事烦扰着我,有如可恶的蚊虫缠着我。明年我还有捉摸不着的事,尤其是那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人——正是许多停滞的关系的结果。确实的,主啊,我是那些很不完美的品种——基本上,主啊,帮助我爱人多一些,对人开放多一些,还有,主啊,帮助我成为祢心愿我成为的人,帮助我选对一间法律学院、拣对妻子、拣对工作——以致金钱显得不重要——还有,帮助我纪念家里的人、学校里的人,那些准备结婚的人和那些在越南的人。
所以,主啊,我现在快要去打手球了。最后,我还想多请求祢一件事,帮助我起劲地活出我所相信的,或者是我认为我所相信的,帮助我认真地对待人生里的每件事,尤其是每个人,帮助我了解他们,而不是诅咒他们,好吗?
附笔:谢谢祢为我和我的朋友死在十字架上。
这篇祷文的轻松自如语气,有如一个小孩子舒舒服服地坐在父亲的大腿上。问题很多,但无关痛痒、不深切、不伤心,难以触动祈祷者的心。即使有混乱,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混乱,激不起内心的波涛,这些外在困难,只要向天主求助,不久便迎刃而解。
这种态度很类似詹姆斯(WilliamJames)所说的那种一旦得救、永远健康的信仰。有这种信仰的人,“灵魂是天色常蓝,花香鸟语,天真无邪,充满魅力,毫无人性黑暗的情感,也不会想及人和天主的坏处,这样的人充满信仰喜乐,一开始就被信仰拥抱,完全毋须上主拯救他脱离任何历史包袱。”詹姆斯没有隐藏他对这种“超乐观式的一次得救的哲学”3的猜疑,他指这种信仰肤浅,视所有罪恶外在化,不认人内心有罪、需要悔改。这种一次得救式的信仰观的肤浅,在以下的祷文表露无遗:
唏,兄台,现在情况很是困难,整个国家热情沸腾。祢知啦,我很少想及这些事,我意思是这些事情很少影响我,马丁•路德•金似乎很遥远似的,他是那类轻易就搅动捣乱的好手,他逼使人民面对一些新的、与别不同的、不舒畅的事物。这些事教我停下来思想,到现时我还未有结论,我想祢也不喜欢我们陷入这一团糟之中,请帮我们脱离窘境,好吗?
这里最精妙之处,是那个学生也多少察觉到自己不肯投入,和保持冷漠距离,可是,虽然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缺乏责任感,却仍然期望从大阿哥耶稣身上取得解决方案。
若然我们更仔细分析以上两篇祷文,我们很难发现任何真正的盼望。这些祈祷仍然停留在成全心愿的那个层次,愿望是具体的:“他们拥有具体的目标,和想通想透的内容。”4那些愿望期待一些很具体的东西,犹如期望圣诞老人给予人惊喜的那个层次,而非个人信仰的层次。
我们上文引述的好朋友式祷文充满愿望,而且祈祷者期望天主不久就用祂伟大神圣的恩赐去使人惊喜。因此,这些祈祷仍然远离人的自我知识、自我接纳和盼望。虽然他们看来似乎与禁制式天主的祷文相反,但其实两者很类似,同时出于从混乱到希望的轴线之上。这类型祈祷祈祷没有呈现混乱,原因是没有正视问题,把问题摈弃,不容问题进入我们内在的生命。一个人摈弃那麻烦的天主而寻获内在的安息,跟这人把天主看作神圣的玩伴的轻松态度没有分别,同样是肤浅不堪。
在一系列的祷文中,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祈祷角度脱颖而出,带来转捩点。在这些祷文里,没有混乱,亦没有轻易的安息,反而内含一种新的什么,是与别不同的,模糊地、迟疑地、尝试地,指向盼望,却是清晰可辨的。这些祈祷最好称为反英雄式祈祷,它们在这个要求严苛、竞争激烈的世界,祈求一份有创意的消极不动。
这些祷文是一个人的呐喊,这人以等级量度人的成就,以成就作为晋升的基础,以晋升作为衡量人价值的准绳。这些祷文也是一番抗议,不想作明星,不欲因成绩彪炳被崇拜,或不欲因勇敢而得享美誉。这些是向有情的天主的祈祷,这位天主并不要求人作英雄式殉道,反而想拥抱软弱的人。
父啊,我不求祢赐我力量、英勇、谦卑或勇气。这些只不过是虚浮的字眼,把本来开放宽敞的气质徒劳地压缩和定位。我愈想掌握这些人为的观念,就愈感气馁。至终,所有字句、所有劝勉都不过是空洞的喧哗。我愈是听取这些词语,我的生命愈是变成一项任务、一个挑战——我经常失败。这些思想促使我“再努力一试”,但我再次失败了。就是如此不息的循环,领导的和追随的都是骄傲的人。
也许,这些挫折感就是祢静默的言语,哀求我停下来,哀求我容许祢肩负我的“重担”。每逢我停止了,我再感不到重担,然后,在静谧中,我感到祢的临在,有一种静谧在人贫乏的里外不一之下流动。
我应该一无所求,单单等候祢的赐予。但我缺乏耐性,我必须祈求。父啊,帮助我接受祢恒常赐予的平安,帮助我听取祢的和谐带来的静谧,帮助我静默不动,帮助我接纳,帮助我停下来。
这祈祷有如一个马戏班舞蹈艺员的祈祷,他在观众热烈的欢呼欢呼筋疲力尽,趾尖站在半空的网线上,感到随时失重堕落。这是一个倦乏者的声音,倦于那无休止的要求去做好一点、去再作尝试、去再攀爬高一些。这是一个呐喊,呐喊者怀疑自己能否继续与这步伐急速的世界同步,害怕在要求严峻的环境下,压力无穷加添,随时不支倒地。
这个祈祷者想停下来,想投靠那体谅人的天主,让祂温柔的双手抚慰自己,在安全的臂弯里安睡,无忧无惧地哭泣,可以放开怀抱,松弛绷紧的肌肉,酣睡安眠,好能忘掉这个冰冷、残酷和充满敌意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来看,这祈祷成为摇旗呐喊式基督教的一个反高潮,后者惯常褒扬英雄式英勇青年,因那些青年为发号施令的天主牺牲生命,藉此勉励不冷不热的信徒。同时,这祈祷显示人的另一面,也不同于讲坛惯常的冲击和挑战,因讲坛多数教导信徒怎样在这危难的世界争战,竭力去获取永恒的奖赏。
可是,若然我们只看这祈祷为一个凯旋式的反动,也许我们仍然流于短视。也许在这里,我们找到一种新密修主义的核心——一种祈祷的开始,那祈祷不是人类由集中心智而有的,而是人心里为着神圣的灵而设的空虚所引发的。我们看到一种新的人性谦和在整段反英雄主义祷文中璀璨照耀时,我们就能捕捉到新密修主义的一线曙光。这些是微笑的祈祷,人藉着这祈祷祈求一点点快乐、一点点美善和一点点生命意义。有一个学生这样祈祷:
我不想无谓地生活——请祢助我为一些事情而活——我固然不是英雄。我并非拥有那构成英雄的质素,但我却不想做个懦夫,需要勇气的时刻,我不想胆怯,让我做一点什么。让我悄悄地、没没无闻地工作,若我死后,别人能纪念我,看我是一个良善的人、一个出众及与别不同的人,我就觉得不枉此生了。若然我感到活着、在地球存活着,对某些人有某种意义,我就会很快乐了。让我得着某些人的纪念,让我帮助一些人——别容许我因循度日,像他人千篇一律地过活,请祢帮助我真正地活着,我不想无谓地过一辈子。
祷文的谦恭是它美丽之处,此外这祷文里较小流露疲乏,其中心信息是一个卑微的愿望,就是对某些人行善。我相信祈祷者曾有过炼净的经历,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祈祷。祷文中呈现一种崭新的安息和自由,并不是出于压制或回避,而是基于一种确认——人在创造主面前极其渺小却重要无比。
当我们细心视察各类祷文时,我们跳出祈祷者混乱的心态,去到一些新的突破点。在向有情的天主祈祷的祷文,我们发现一种新的开放性、新的接纳性,提供空间与“那位存在的未见者”(詹姆斯语)建立创造性的关系。虽然祷文中对这位“间谍天主”有些反感,然而,呼求怜恤和了解的呐喊,代表了一种开放容纳新经验的怀抱。
现在,让我们来看另一辑祷文,看起来这些渴想多一些敏感度的哀求很富戏剧性。在这些祷文中,学生祈求天主帮助他们接触人生真相,深刻地经验环绕我们的世界,并可感受到与生命之源连结在一起。他们寻找一体性,寻求脱离人间疏离的痛苦经验。他们想超越自身的孤寂,去接触、品尝、嗅嗅、聆听和观看这个世界,并向这圣者无可言喻的美善俯伏投降。这些祷文指向一位美丽的天主——在感官上美丽动人,祈祷者与天主进入一种身体的经验,发出灵感的狂喜,打碎了头脑分析的距离感。以下一个学生的祷文,祷文很戏剧化地说明出自这类祈祷的人类疏离感:
在课堂上孤寂
与朋友在一起时孤寂
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感到孤寂
这臭皮囊该转向何处寻觅
一个荫庇?
这世界失去了生命——再不友善
密密麻麻的树叶挂在枝头,孩子;
全都像——失真。
他们在那里,我独抽离。
人在孤立的经验中,有冲动潜回母体中,那迫切的的直透纸背。这些祷文好比美国印第安人的祈祷,他们不渴望成为世界之主,亦不想奉上主的名统管宇宙,他们只是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与生命的创造力量有分。在他们的面具底下,人的面孔与蜥蜴或蛇虫的身体融合;在他们的礼仪中,他们想寻找到自己在宇宙万物中友爱如弟兄般的位置。
在一些学生中间,我发现他们拥有同样的欲望,他们长发披肩、衣衫宽松、无拘无束,谈及美丽的事、美丽的人,咀嚼一些引人进入完全被动状态的种籽,好让世界的色彩和声响温柔地拥抱他们。其核心是渴想转离科技社会薄弱的感情,因科技社会的肤浅带来苦闷,破坏了人与真实的神秘力量的联系。于是,这带来新的祷文:
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实的,人世的真相。帮助我们在大树旁躺下、享受绿草、晴空和微风,拥有一种实在的感觉,或许是简单的、或许是深刻的,帮助我们旷野地、开放地思想,帮助我们舒展。
帮助我们俩手相握时时心意真诚,帮助我们们欣赏美善、去体验一段关系、喜悦、满足、忧愁、绝望、力竭筋疲。帮助我们感受一个意念、一个理想、自己。帮助我们感觉自己是国家、人类、地球的一分子。帮助我们脱离绝望的、人造疏离感的深渊,并再次与祢亲近。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这些都是真实的。这就是体验,就是我们的祈祷。主啊!让我们能醒觉、站起来、体现、了解、关怀。
也许,这篇祷文表达出当代学生内心深刻的愿望,他们面对一个解体及支离破碎的现实时,欲要在其中寻觅自己的位置,不但没有感到受欢迎,反而感到威胁。在现代社会,透过高科技器材,各类声色观感不断改良和调较,以致学生产生迷惑,人到底能否信任自己的身体,而人的五官又是否真能叫他接触现实。可是,人一旦触觉到一种崭新的敏锐触觉,一种新的震动就穿透全身。一个女学生这样祈祷:
听一听……隔壁那驱不去的闹钟声,又透过那堵薄墙骚扰周遭的邻居。
看一看……那个等候我一起踱步去课室的朋友,当我再陪他一次,他脸上不是又再泛起那神色,很难以形容的。
嗅一嗅……春天早晨的清新芬芳,丽冬逝去,春阳和煦,花儿都含苞了,绿草正濡湿。
感受一下……下午一场骤雨,多么心旷神怡;毛绒绒的初生小鸭多么柔嫩;还有在我趾间流过的细沙和扣人心弦的温柔的吻。
尝一尝……不光是零食或正餐,而是人生的苦甜,全情投入去爱,哪管他们是美是丑、是对是愁。
许些跟这个学生一样的学生,都充满新生命、新的美丽、新的力量的经验,他们对人生存肯定的态度,虚怀地承认自我的脆弱,向美善奇妙的天主张开怀抱,一线曙光就这样照彻人间。
反英雄式祈祷率先迟疑地对微小事物表示欣赏;向有情的天主所发的祈祷,明显地反映出一种具创意的沉着不动;刚才引述的两篇祷文反映出祈祷者渴想与天主结合,渴求经验一种新的合一和归属感,我们已经远远抛离起初分析祷文时所呈现的混乱心态,但我们却仍未到达基督徒的盼望这个境地。
祈求敏锐,渴望与现实深深地镶嵌在一起的祈祷,很多时是出于一个寂寞、孤立者的哀求。那要融合、达致一体、归属的种种需要,许多时反映出一种退化的冲动,就是人不能容忍世界与祈祷者本身的分歧、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天主的刚强与人类的软弱之间的分歧。许多时候,寻索归属意味着恐惧,恐惧自己与别不同,而且不愿意宣认自我的个独性,于是乎,那祈祷者还未形成一个明确的身分,面对敏锐触觉的祈求则完全占据心神。他的天主其实是一个护身符,多于一个有个别性的赐予者。
固然,我们所提及的是程度上的分别,可是,在向美善天主的祈祷中,我们不大确定天主是一位有自由赐予或不赐予的他者,祂多数被看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温暖源头,随时可以提供慰藉。可是惟有当我们确认天主是一位在自由中赐予的他者,人才可有能力去思考。敏锐的心灵是经历天主恩赐的条件,可是,感激亦同时包含了一种意愿,就是愿意确认施者和受者之间的距离。
一个人懂得感谢时,说明了他能够承认自己的限制,却不处处自卫,他能够自信却不骄横。他一方面能够宣称自己的能力,又同时承认他需要帮助;感激的真正含义就是不需被驾驭或驾驭人,这是一个自由人的行动,自由地说:我感谢你。在这里,我和你是两个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身分,能够进入彼此相依相属的关系,而毋须失去自我。要在亲密和疏远之间取得小心的平衡才能自由感谢,过分亲密会引致消灭自我的倚赖性,过分的疏远会引致高估自我的自卫性骄傲。
许多学生的祷文太过自我中心、太多深入的个人关注,或者太过追寻同情和保护,以致无法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说感谢。当然,也有例外的,有些祷文透露着一份新的自由,有如一首感谢圣诗。
主啊,感谢祢给我生命、爱心和人群。
亲爱的主,感谢祢给我美丽的日子、花儿、雀鸟、家庭、朋友和我自己。
为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感谢,
为一切将会发生的——绝对感谢!
在感谢里,人保持开放,并向外伸展;在混乱中,人把所有注意力向内,企图分解复杂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容许任何说感谢的余地。在混乱中,人依附自己,在感谢中,人敞开怀抱,指向新的力量、新生命、新爱心的源头。于是,在忧愁的世界,感谢甚至是可能的,有一个学生用以下的说话总结一篇长长的祷文:
除了感谢,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在极坏的情况中,却又从未试过这么美好。
在此,感谢能够帮助人摆脱目前的抑郁,开启未来的希望。
我要求学生阅读收集的祷文,并作出回应,许多学生几乎一致地受到一篇祷文吸引,那是一篇指向再来的天主的祷文。虽然,学生们对于收集的祷文中正面、负面的感情都有同感,惟独对于一篇称为“盼望”的祷文,许多同学都觉得无论其内容和形式都是最有意思、最富现代精神、最基督化的。
我盼望将来常常为每一个需要我的人付出自己。
我盼望每一个人的死亡使我疲惫不堪,然而,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却永不会削弱我生命的喜乐。
我盼望对喜爱的人爱心,不会消灭对不喜爱的人的爱。
我盼望他人对我的爱,永不会成为我爱他人的准绳。
我盼望每个人都能够接纳我是我,但永不会有过分的期望。
我盼望能经常要求别人宽恕,但永不要向自己求宽恕。
我盼望能够遇见一位倾心的女士,永不用寻寻觅觅不止。
我盼望自己能够承认自己的限制,却不会为自己制造限制。
我盼望我的人生目标是去爱,然而爱却不会成为我的偶像。
我盼望每个人都常存盼望。
在此,我们已经远离混乱的状态;在此,我们听见一个祈祷者站在稳固的土地上,指向未来。他知道自己的境况,对未来的事物满怀期待。这篇祷文的结构和思想所表现的,是伟大的自信和深切的谦和的精心契合。这篇祷文以一种优美手法展示出成熟基督徒态度的基本动力。
与处于混乱状态的祷文相比,混乱的祈祷者充满痛苦的自我沉溺,而这盼望的祷文表现出高度自觉和自我接纳,我们可见祈祷者的个性,刻划清晰却没有顽固的界线;在这心存盼望的态度下,我们看见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但随时准备接受重塑。与向禁令式天主发出的祷文比较,这里没有负面的回转所产生的人为安息,反而是一场自由的对话,毋须自卫;在盼望中,天主并非人间爱的障碍,反而是指向爱的道路。与向好好朋友的天主的祷文比较,这里没有轻易的乐观主义,亦没有过分简化的一厢情愿思想;当中表达的盼望维持在一个非常个人的层面上,并非具体的儿戏般的欲望,祈祷者并非祈求天主的特别恩宠,反而开放自己,迎向深入的双方关系,这关系是两个个体的互动,绝对不能勉强。与向有情的天主的反英雄式祈祷比较,这祷文并没有呈现疲乏的感受,亦没有因社会的要求苛刻而有的反动;在盼望里,人并非回应一个满有挫折感的过去,而是指向充满盼望的未来。与向美善的天主的祈祷比较,在此祈祷者没有那么疏离,反而气定神闲,当中没有要与天主融合一体的欲望,反而希望增强自己的身分;在盼望里,人并非祈求在天主保护的臂弯里消失和失去自己,反而经历到自己的与别不同,视之为一个创造的机会。与向赐予的天主的祈祷比较,这里祈祷的感谢并不那么显明,却处处隐藏在前设中;我们若非深深地醒觉生命是一份礼物,包裹着无尽的应许,就没法存有真正的盼望。
因此,在向再来的天主的祈祷中,我们看见盼望的态度是一种自觉和自我接纳的态度,人从而能够与永活的天主进入一个富创意的对话中,经常抛开过去,前瞻未来,看未来为源源不绝的新生命之源。
***
我们进入了学生祈祷的密室生命之旅,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整个概览,是基于学生的邀请,他们愿意把私人的祷文记录下来,并且愿意提供给我们阅读评估。我尝试引领大家藉着一辑收集的祷文——从混乱走向成熟的盼望,希望大家能够防止自己不经意地判定那些祷文是“好”、是坏。我们只希望能够了解个别学生,在寻索心目中的天主和寻索生命的意义时,处于什么位置。上述不同的天主的分类也许略呈表面化,但整个分类方法,只是企图协助我们了解人类寻索自己、和寻索所信的天主的内心活动而已。
神恩运动在一些大学校园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许多热心的参与者,及旁观者都禁不住发问:“这现象是健康的还是危险的呢?这是值得鼓舞抑或需要提防的呢?”
好些学生曾经历说方言的恩赐,或感到圣神“真实降临”,在感受中一个新天地展开了,他们表达当中的转变:“这确是伟大的经验,是崭新的、独特的、充满喜乐和平安。我截然不同了,那是无可疑问的,惟有曾经向圣神俯伏的人才能够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许多我多年来挣扎的问题忽然烟消云散,有如一个空壳脱落。沉重的负担变成羽毛般轻省,敌视的态度转化为深刻的同情。那些我曾一度畏惧的人今天成为我的朋友,那些我曾一度憎恶的人今天我能够以爱心相待,那些一度主使我的人今天成为伙伴。我深刻的确定天主以一种新的方法向我说话。”
可是,有时候同一群学生会告诉你他们感受的另一面:“我好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实的、好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我。那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那么汹涌澎湃,一切都显得并不真实。偶然,祈祷会过后,独自一人时,我感到无限孤单和消沉。这一切会持久吗?也许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我的问题又会再次出现,我怀疑这是否真的对我有好处。”
局外人表达出同样的矛盾。他们看见一班人一起祈祷、歌唱、阅读;他们看见参与者的喜乐、欢愉和新的认信,但局外人怀疑这是否真实或健康的呢?似乎整个运动那么密不透风,使人很难客观抽离地作一中肯评价,不是落入极度的拒绝和嘲讽,就是毫无保留的热情投入。
这篇文章常识讨论澄清一些问题,希望能达到一些诚实中肯的评价。除了参考我个人的观察和与学生谈论所得的了解,我还会参考一篇文章,是麦当尼(KilianMcDonnellO.S.B.)写的“神恩运动的普世意义”1。我会尝试从三个角度去处理这个题材。
历史的角度
虽然神恩运动原本源起自一群经济水平较低下的阶层,并且与非礼仪教会有紧密关系(诸如神召会),但1955年神恩运动产生了一个新的浪潮,自此神恩运动便打进了较为富裕的社群,感召许多知识分子,并且在路德会和美国新教圣公会(Episcopalian)等礼仪派教会扎根。
麦当尼与一群人类学家一起研究神恩运动的勃兴,我相信他是对神恩运动有充分掌握和识见的神学家。他认为神恩运动是“基督教传统里增长最迅速的运动”,他反问自己:“为何这样简单的神恩运动可以造就许多基督信徒,而我们有丰富神学传统和内容的礼仪却无法向信众传达福音的迫切性?”我们的宗教礼仪是否真能建立一种群体意识?这些礼仪能否建立一群会众——一起行动、祈祷、聆听、歌唱和分担忧愁,一个真正的得赎群体?是不是罗马天主教会太安于经常被盛赞之宗教礼仪的美丽(肃穆、辉煌、清晰、具客观性、精雕细琢的词句、固定的形式、跨国性的感召力——一张有如敌人列举出来的清单),以致我们有所忽略,并非每一次举行宗教礼仪、每个文化场合都是千篇一律的,有时候,肃穆和客观并非一些可称颂的美德,在贫苦人中辉煌的铺张可能激发反感,而跨国性的感召说穿了可能只是变相的罗马礼仪殖民地主义?
在许多地方,神恩教会是最迅速增长的基督徒教会。为什么呢?“无疑当中一定包括许多因素,但我们最低限度能清楚掌握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宗教礼仪失败了。”麦当尼甚至怀疑“宗徒保禄在神恩聚会的自由气氛底下,比起在我们组织严谨而沉闷的弥撒中,更加感到亲切自然”4。有一件事情无可置疑,在大学校园里,神恩的祈祷聚会迅速地吸引大批学生参与,内中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需求、一份长久埋藏的挫折感,藉着行为模式的突破表达了出来,这是学生群体中不寻常的现象。
我们很难想像二十年代的天主教大学是怎样的。当时在圣母大学,奥哈那(JohnF.O’Hara)正任该大学宗教系院牧,荷夫曼(JoeHoffman)写道:“奥哈那令到圣母大学在美国的天主教会众中,享有最崇高的美誉,因为该校是一处可落实天主教教义的地方。该校目标明晰而明确:弥撒、肢体相交、恒常告解认罪、圣体,他的方法是藉着连续九天的祈祷方式,来预备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庆日和考试。其中有游行、数小时以上的敬拜、玫瑰月、首瞻礼六弥撒,全都很受欢迎。新鲜人初到校园就立即融入整个系统中,奥哈哈又透过一份校园内外都广泛传阅的信仰刊物传播信息,他在刊物上,击中学生的弱点,建议一些帮助属灵生命长进的方法,提供一些信仰活动的消息通告,评论时事的属灵含义,指出性格成长的要点,扼要提供人生理想的指导,稿正学生的错误,和解答难题。这份刊物有如一份属灵小报。奥哈那着意记录信仰活动的统计数字、出版信仰调查,并对学生团体的脉搏和心态了如指掌,他极之成功。”5
今天大学的景象截然不同。大学再不是一处闲适的地方、有着悠闲安逸的大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相对地更少地充裕的机会祈祷、做运动、建立社交生活及参与课外活动,反之,今天的大学是野心勃勃、充满竞争的学府。今天,大学生看四年大学生活为一场适者生存的竞赛,在后人造卫星时代的教育革命,顶尖儿学业成绩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然而,竞争是要付代价的。虽然大部分学生能够接受挑战,并且有效和创意地运用新的压力,但许多学生无能为力,于是在心里产生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且经历痛苦的孤独感,还用表面安然无恙的行为来掩饰。现时,在大学校园内,数以百计非常孤单的学生看同学为劲敌多于朋友。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他们的宿舍同房有如陌路人,同班同学有如威胁。“人为自己着想,天主为我们设想。”这句格言似乎令人感到安全。知识成为了一件武器,有了知识,你可以藏身学府、逃避兵役、赢取团契、谋求事业。而教会似乎不能提供什么帮助,一个学生经历再评估和极度自我批评的阶段,教会不但不能提供答案,反而使人产生更多疑问。在这风雨飘摇的世界,人人想寻求一份稳妥的支持,教会不但不能给予人一个安全的家园,反而使人深深不安。
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很容易把神恩运动理解为一次复兴、敬虔教会的重燃,或者是一种受压抑情绪的反击。每一个参加神恩聚会的人,都会忽然间面对一切与“典型”的大学生不相符的东西。在会众当中,有些学生作见证,说圣神的恩赐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孤单和不安;那些从来没有结交朋友、又经常恐惧的人,现时可以自由与同辈分享内容最深入的思想和欲望。藉着天主圣神的渗透,最尴尬的困难带来的长久挣扎都一一被扫除;忧愁转为喜乐,不安化为平安,失望转为内在的满足,分离化为患难与共。
在校园里,人与人之间通常保持一定距离,但神恩运动使人能够分享最深切的意念,打破沟通的藩篱。正当现代人难得碰触他人一下之际,神恩群体自由地彼此拥抱,他们彼此按手在肩膊上、在头上,彼此大声代求,容让自己被深刻的灵性冲动引领,在出神的喜乐和欢愉中顺从灵性冲动。那种新的感受是如此巨大的澎湃,他们无以言喻,惟有出神的声音藉不同的声线和音量才能彰显,并表达出完全的投诚和赞美的祈祷,正如耶肋米亚先知所说:“啊,主啊,我不懂得如何言语。”他们双手、双眼和嘴唇都表达着莫名的欢欣、开放和喜乐,年轻人随着圣经歌曲的悦耳节拍跳上跳落,或者保持持久、自省的静默。聚会当中强烈的交流使许多人感觉到一份新鲜的、温暖的强烈感受穿透全身。他们双手散发着新的力量,一阵轻柔温软的微飔轻抚肌肤,喜乐和欢愉随着泪水和汗珠倾流,强烈的祈祷带来完全降服所激发的快乐和满足,以致全身透支。
圣神已降临,那祈求的必得着,且感到天主不是一位陌生的天主,他能再次尝到祂的甜美、听到祂在内心的呼唤,能够毫无保留地全人、全身、全灵去爱祂。
心理的角度
我们该怎样评价这个新的运动?我们可以理解它为虔敬教会的一次复兴,以及冰冷、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受压抑的信仰感情的一种反动。可是,这是健康的,或是病态的呢?这属灵运动带来的是医治,或是创伤呢?我们很难立即提出答案,但也许某些因素有助我们思考。
这运动带来医治抑或伤害?无疑许多人在神恩经验中,自心智和属灵痛苦中得着巨大、突然的解脱,那些经年累月挣扎的困难在一刹那间消逝,完全顿失那无法承担的重量。问题是:他们是得到了医治抑或掩盖了难处?那真正的人性冲突得到了疏解,抑或被一种新鲜澎湃的经验“雪藏”了?
我们直到电震疗法——一种人为催逼的情感经验——可以埋藏抑郁症许多年,但却不能真正根治。这种医术可以使我们忘记我们的问题一段年日,但事实上,它只是延迟了医治的过程,因为没有运用人类的质素去医治。我们也许疑惑神恩经验的奇迹性效果,在某方面来说是否跟电震疗法的情况一样。若然一个年轻人忽然从深刻的精神痛苦中得赎,事实上,他可能只是瘫痪了人内在可以克服困难的能力,当痛苦再现,他们可能更加沮丧。
失眠的人服食安眠药诚然可以帮助睡眠,但同时我们扼杀了自身寻找身体休息的能力,变成倚赖外在的力量。因此,若然神恩经验在许多情况也是提供这种骤然的自由、骤然的友谊、骤然的喜乐欢愉,我们可能会妨碍内在能力的锻炼,以致未能发展有意义、恒久的友谊,未能发展内力去享受欢乐,去承担挫折。有许多人曾有过这类深刻、内在属灵经验(在退修会、令会、修士见习期等)的人都见证说,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得着解除,直到再没有感受可以凭藉,再没有经验可以倚赖,那真正的测试才来到。旷野才是考验所在,我们连天主也感受不到,什么都没有,只有赤裸裸的信心。
神恩经验也许能除掉(甚至是永久地触电)一些真正的问题,但是否能够医治深刻的精神痛苦,那倒成疑问,可能只不过把问题遮盖,延迟那真正的医治。
这运动有危险吗?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大部分来说,这运动无甚危险,尤其对于一些人藉着退修营、令会和其他信仰活动开始接触内心感受的,神恩经验问题不大,对这些人,非但无危险,反而有一定益处。可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运动是有危险的——非常危险。
首先,对于一些毫无准备的人,每一种挑引出来的强烈情感可能会崩溃,并造成严重伤害。基督徒传统是深切确信准备的重要性的。基督降临这个世界以前,也需要很长时期去预备祂的子民;我们庆祝圣诞节前有将临期;庆祝复活节前有守斋期;圣保禄也清楚划分信徒,一些已经可以吃神粮,一些只可以吃神奶。整个密修传统强调人与天主进入亲密关系之前,需要自洁,毫无适当预备,就面对神圣力量,是很危险的。
有好几个学生经历神恩洗礼后表现出极明显的焦虑和混乱,他们被新鲜的感受完全占据,以致他们无法掌握现实。他们再无法学习或专注于日常的工作,他们感到一种要与人分享的冲动。在某些个案,身体和精神的透支十分明显,有些人感到活在肉体和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是十分危险的,严重的可引致精神病效应,需要住院和精神专科治疗,虽然这些是一些例外的个案,但无损我们的关注。
其次,有些人强烈愿望得着圣神的恩赐,但却无论如何得不到那经验,他们疑问为何其他人这么快乐,而他们却不;为何其他人能说方言,他们却不;为何其他人自由地彼此拥抱,他们却不。他们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是局外人,甚至是被逐者。他们疑问:“我到底有何不妥善,以致我不能领受恩赐?”于是,许多人因此感到内疚和情绪低落,倍觉孤单。神恩运动对于这些祈求、却没有得着的人,可以形成真正的危险。
运动领袖实在负有沉重的责任,情绪,尤其是信仰情绪需要细心带领的指向、细心的引导、细心的关注。
这运动能建立群体吗?有谁能够否认这一点呢?运动参与者自由、轻松地彼此相交,一起交谈、唱歌、祈祷,使人人都相信当中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崭新的社群。但当中尚有一些问题,人类一旦骤然冲破人与人之间害羞的隔阂和常有的距离,就要放弃他们的私隐权。许多人向他们的同侪表露自己最深藏的自我,把自己完全敞开;他们毫无保留和禁制,与他人分享自己最深入的感受、意念和思想。从某方面看,他们将自己的个性与朋友的个性融合一起,失去了自己的个别性。
可是,这算是真正的群体吗?一个人将自己向他人交付这么多,自然产生一种无可遏止的需要,希望常常与那些自己曾交付的人在一起,才感到自我完整。许多学生曾热心参与祈祷会的,在学校假期感到无比寂寞,感到一种深刻的催逼和欲望,想与朋友们再次走在一起。这种社群生活非但不能产生一份自由,可以自由离开这个群体外展和作工,相反,许多参与者宁愿逗留在他们朝夕与共的安全荫庇中,好让他们有在家的感觉。
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距离,并过分的强调深入关系,基本上没有可能建立具创意的群体。一个良好的礼仪应该在亲密和距离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应该提供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参与,和许多种信仰经验,也许,从前的信仰礼仪很少表达这种平衡,常常被认为是一种遥远、冷漠的现实。然而,在校园兴起了神恩运动之后,人与人的亲近成为最中心的关注,以致有些人想与人保留一定距离,及为自己预留一点密切界限时,都缺乏空间。
在这样的处境下,神恩运动隐藏的真正危机是,它孕育出一个情况,在校园兴起加剧一体感和相聚的愿望,以致整个社群形成高度自我中心,妨碍了自主的基督徒的出现,自主的基督徒毋须倚靠其他人去肯定自己个人的委身。一个真正的群体是向外伸展的。神恩群体倾向内望,虽然没有意图追求小圈子的心态,由于巧妙地运用了“我们”和“他们”的字眼,却发展出属灵精英的意念。
是否所有祈祷会都是自然自发的呢?神恩聚会采用一种不正规、较随意的聚会方式,旨在说明聚会真正交由圣神带领,但若然细心一点观察,我们会发现聚会是有很组织的,大部分神恩聚会都跟随一种既定程序:首先是见证,唱经,读经,以预备接受圣神洗礼;接着,有一段自由时间让会众彼此分享经验;最后,又一轮祈祷、唱经和读经后,弟兄姊妹彼此按手,带来说方言和赞美主的高潮,浸淫在一种灵感的喜乐和欢愉中。没有一位强而有影响力的领袖,这一切就不能顺利进行。
但在这里,一个新的问题浮现。谁来接纳责任或权威呢?“领袖”通常指出,圣神是最伟大的领袖,对于“这经验对某些人会否造成危险?”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圣神不能够做危险的事情,祂是一种医治的力量。”于是那些“领袖们”得以拒绝明确的领导地位、责任和权威,推说信任天主即时的介入。但如此这般,他们趋向忽略了一份确定的责任感,那不单是在预备聚会和进行聚会中的责任,并且是这些经验对参与者属灵成长的长远后果的责任。
神学角度
一个神恩运动的热心参与者可能不会着意从心理学去理解个人经验,甚至会认为心理学是圣神自由活动的一项障碍。
可是,这令我们立即想到神恩运动在神学意义上的理解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圣神对人类生活即时介入的信念。在聚会当中,“领袖们”经常解释自己怎样愿意向天主俯伏,求祂降临,结果会在人间经历圣神爆发性的介入,并将生命主权交予圣神。麦当尼说过:“在某一程度来说,神恩精神是一个运动多于是一个教会。”6我们说不出有什么神恩教义,或许因此神恩精神很容易适应不同的宗教组织。神恩精神要进入天主教会,可以在圣礼层次入手,藉着指出“圣礼生活与个人圣洁及实用的敬虔之关系”,就可以在圣礼层次与天主教会接触。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神恩运动是带领人恢复信仰活动。许多时候,一些从不“遵行信仰要求”的学生都恢复告解、领圣体。似乎神恩精神对天主教正统完全没有威胁,反而有正面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神恩精神有助加强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和信念。
可是,许多神学家正正在此提出疑问,虽然神恩运动并没有否定天主教的教义和实践,可是这神恩运动亦没有考虑天主教神学更新运动的主要发展。愈是对于道成肉身的神学有深入了解,我们愈是需要重新了解天主的人性。我们愈来愈清楚的是,天主透过人和世界向人启示自己,愈是深刻了解人类的行为,就愈能深刻了解天主。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的新洞见,再毋须被视为超自然的天主的威胁,反而可协助神学反省,获得新的神学洞识和了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编啊:通常简称为“梵二”)强烈支持教会人性化,新的神学又大大鼓励我们运用人生不同层面各样人类潜质,作为最真挚的方法去了解天主对祂的人民的呼声。当我们更深刻了解世界的被造本质,及识辨到基督教世俗化的任务,我们才“发现”了新神学。而这正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作的:把凯撒大帝及其帝国非神话化。我们愈是令到这个世界回到它本来应然的面貌,即一个充满巨大成长潜质的被造现实,这个世界就愈会寻求祂,就是那位自有永有、非被造者。从这个意义来看,只有凭信心才可能达致世俗化。
新神学的趋势是鼓吹更多社会行动,及各种“属世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恩信徒实在是开倒车了。他们在人类的潜质以外寻求天主的即时介入,他们的信念似乎是,除非人只是被动的器皿,受制于魔鬼和神圣力量之间的冲突,否则天主不再使用人。魔鬼是一种外来侵占人类的陌生力量,圣神亦然。于是惟一的问题是:“谁占有了我?”然而,无论占有我们的力量是善是恶,我们仍然处于一个被动状态。这没有完全肯定基督教的基本信念:我们受造,为的是去创造,并在爱他人时发现天主的神,在服事他人时体现了人类最深邃的潜质。
我们在本章讨论过,神恩运动是一次虔敬社会的一次复兴、是一次向极力强调成就取向的世界的信仰性反动,且同时引起许多心理学和神学上的问题,然而,批判的调子可能遮盖了一种对真实信仰经验的更深切关怀。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在某一方面来看,神恩运动正邀请人们作更深入的追求,使天主成为一个永活的天主、一份真实的经验、一件确实的事件。正当神学教育费煞思量去将神学从“脑袋的层次落到肺腑的层次”,神恩派信徒却已作到了这一点。他们能够经历天主的同在是一项无可推诿的事实,实在招人妒忌。这岂不是所有更新的方式(礼仪上、社会上、行政上等等)正要达到的同一目标——使到信仰生活变得灵活有力,成为恒常感动的活泉?
神恩运动在校园里掀起的新浪潮,明显是回应了许多同学迫切的需要。它使许多关心参与者精神健康的人忧虑其影响,它叫运动的领导人承担起沉重的责任,它使许多神学家感到困扰;但它亦同时对于实在的信仰经验,作为基督徒生命真挚的部分,提供了新的体现。若然我们太急于下判断,太早持批判低贬的排斥态度,可能因此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不久以前,我们对神学院里的神学生仍然持有一种定型的看法,一个很和善、很甜美的男子,有点健谈,容易为小事感到兴奋,如读了一篇新文章,天真,对性毫无经验,但经常善良、友善、微笑,即使别人未求助,亦随时准备相助。
这个塑型(stereotype)正在急速地转变,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看见的神学生不再是随和、乐观的年轻人。我们或许感到诧异,他们表现着很迥异的特点,我们今天遇见的神学生大多是充满问题、充满挣扎,对他自己、对这个世界及未来都十分认真,经常辩论和讨论各种事件,绝少感到轻松,多数觉得年轻的日子有如一条漫长、幽黑的隧道,不见尽头。
我们一向倾向想像神学院充满喜乐、自信的人物,但现时你若然成为神学院的访客,你会发现里面有着的都是充满烦恼、疑惑的人,到处弥漫着抑郁的情绪。虽然在作出塑型的过程,似有过分简化之嫌,但我们仍然无可否认抑郁症是我们神学院群体中最令人诧异的病征。若然抑郁症是大专学生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今天神学院的神学生更是如此,非但从远距离看是如此,即或与神学院学生进行许多频密深入的讨论,也令人得到相同的感受,一片厚重的愁云,模糊地、神秘地笼罩着神学院的生活。
许多神学院教职员感到迷惑和极度失望,多年来,他们锐意使神学院现代化和自由化,费尽许多努力去开放一个封闭系统,去解放一个不自由的组织,然而他们最后发现学生们以愁容代替笑脸,以不友善和情绪化代替和善易处,以封闭、猜疑代替开放和乐意沟通。今天这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需要我们额外的关心。我们一个主要问题是:神学训练和抑郁之间有何关系?一如医生在未有仔细具体的诊断之前,不会妄下治疗的药方,我们也要首先了解抑郁症的本质,以及其在神学训练中与不同新科技的关系,然后,我们才会作出一些建议,帮助我们克服这个痛苦、且常具破坏性的病征。
无疑,我们身为神学院的教职员,已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复杂的情况,实际是处于一个吊诡中间。对于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我们给他们提供自我教育的自由,我们藉着疏导他们那些非结构的冲动,以除去他们的结构。我们深深相信高度纪律的神学院已过去,但我们亦发现许多新的自由并没有产生满意的效果,就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要面对神学院的抑郁症。
我提议从两方面入手去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学生和职员身分的问题来讨论,以及作为新的教育方法的问题来讨论。
1、学生身分的问题
神学院教职员经常在处理学生问题时,会发现后者未有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学生浑身是劲,并迷糊地不知往什么方向发展,他们盼望找到三件东西:
(a)能干,以致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b)自制力,让他们能够疏导各样出轨的冲动。
(c)使命,让他们对一些隐约地钟情的东西,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他们是被召的。
有些学生发现自己不够聪明能干,有些学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并不合乎独身的服务生活要求,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当初自以为蒙召的服务,但无论如何,每个同学都在寻找一个清楚、明确、能够思考理解的结构,让他们可以在当中测试自己或被测试,以致能为未来的人生作出必要的抉择。若然这些现象是真确的,我们不难发现学生们正面对严重身分危机,只不过以能干、自制力、使命等字眼呈现。
(a)若然一个神学生想发展才干,他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最难感到能干的研究范畴——神学。神学的问题十分广泛,从人生各样具体疑问,以至神学本身是否一个可研究的学问,都属神学的研究范围,很少神学生能够像律师、医生、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一样为自己的专业感到自豪,许多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其他专业上同时取得成就,以致能成为社会上受重视的一员。
(b)若然一个神学生想学习控制内心强烈的欲望和冲动,他发现自己亦处于一个困难处境:许多传统的禁忌都受到质疑,而有关情欲需求,他又发现许多模棱两可的信号。从前黑白分明的界线经已消失了,神学生约会女孩子,再不会被开除学籍。反之,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他,一个人能有一些恋爱经验,再决定是否守独身也是好的。不久以前,所谓“特殊友谊”成为许多神学院教职员的热门关注题目,也令学生们感到可笑,不知师长何以大惊小怪。可是今天教职员们再不敢警告神学生的特殊友谊;另方面,许多神学生与宿舍同房或朋友全情投入地发展私人关系,甚至开始觉察到内心一些明显的性感受,因而感到十分焦虑。十年前,同性恋的感情只是神职人员的遐想,但此时此刻,白热化的同性恋已成为神学生一个困扰的问题。
(c)若然一个学生想深化他的服务,他会发现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做一个教牧是什么意思,我们甚至可能会说,一个人愈接近按立的日子,他愈感到教牧服务的概念含糊。他起初进入神学院时,也许会憧憬自己将来像他的教牧世伯、教牧老师,或任何一个他崇敬的教牧,可是在神学院神学训练的年间,他开始面对种种提问、质疑和个人失败,他会开始有更多疑惑,对这份模糊不清的专业,应否付以矢志不渝的委身。同时,他会疑惑到底是谁呼召了谁呢?十年前,教会的呼召十分清晰,能够被按立牧职是一项荣誉、权益和拣选,教会的代表清楚明言:“若然你表现不理想,我们会请你离职。”但现时学生们反过来向教会说:“若然你们不能符合我的期望,我就打算离开了。”今天我们用各种微妙的方式告诉学生一个信息,我们不想失去你,所以他可以对教会诸多要求,教会却相反不敢向神学生要求什么。虽然这种新型的学生权力模式对许多神学生十分吸引,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人喜欢进入一份毫无要求召命的专业。
因此,我们看见神学生在神学院训练的三大范畴:才干、自制力和使命,都大感失望。他像是晋身于一份不受敬重的专业;面对自己内心冲动的控制,他所接收的是周围含糊的信号;他预备投身的服务又备受四面八方的质疑。渐渐地,一个念头窜上心房,此时此刻,最不受欢迎的事恐怕是做一个教牧了。对于充满干劲野心、胸襟宽大的年轻人来说,要投入一种不被欣赏、缺乏挑战、目标不明的人生,差不多是等于无所投身。于是,我们不难理解,这身分危机便成为痛苦的抑郁症的泉源。
2、神学院教职员的身分问题
可是,这不单纯是学生的问题。整个神学院的新态度同样部分解释了这奇怪的集体抑郁感受。在一种颇为复杂和鲜为人所认知的情况下,学生与学院关系的民主化过程引起意料不到的冲突。不久以前,神学院是一处充满清轨戒律的地方,人人都要严格遵行规律,而权力分配是壁垒分明的,这样的架构招惹许多反叛和愤怒,但学生们知道要向谁表达愤怒,向谁反叛。旧架构赏罚的制度分明,学生们知道冒险犯规一旦被发现会怎样处分——许多时候是不在意地犯了些芝麻绿豆的规例,无关痛痒。于是有人自然会来到犯规的学生跟前,对他说:“你是否去望弥撒,是否赖在床上不起,是否参加派对,是否约会女孩子,是否通宵彻夜不眠,是否参与康乐活动,全由你自己作主了。你清楚知道该做的是什么,凭你自己的良心去决定吧。”大部分善良、本意美好又理想化的神学院职员,完全看不出这番说话的含义,许多时候,这番话单单意味着:“我们期望你做好这些事情、遵守这些规律,但我们不会强制推行,我们信任你和你的判断,希望你不会令我们失望。”
这种新态度的结果是,犯了罪却没有悔罪赎罪的机会。现时神学生常常做一些前辈不喜悦的事,但没有人说些什么,没有人反对、执行处分或惩罚。长者们只会表示失望、被开罪,并用眼神说:“我以为可以信任你,但你现在竟然这样对我。”当一个人做错事,却得不到自己觉得应有的惩罚,他会开始惩罚自己,这份敌意一旦内化就会产生抑郁症,因而抑郁情绪弥漫整个神学院。于是,许多神学院教职员感到很诧异,甚而是苦恼地失望,他们慷慨地赐予学生自由,不但没有得回喜乐的感激,反而得来沉重、窒息而拘束的教职员学生关系。让我们更仔细地察看这个现象,有两方面是重要的。(a)个人化的惩罚,(b)有关疑惑的言语及非言语方式沟通。
(a)个人化的惩罚。神学院教员常因学生不能活出他们的期望而深感失望,看来学生们比神学院所期望的更吝啬,他们尽用所得到的自由,不但没有感谢的心,反而得寸进尺。前辈和神学院教职员许多时都感到受伤害,虽然他们大有冲动想掴学生一记耳光,但自由化精神使他们出不了手,惟有用一些极微妙又具伤害力的方式去惩罚学生,例如:扬言欠缺信任,忽然对鸡毛蒜皮的事情大表愤怒,神色凝重严肃,或者私底下跟学生沟通,说学生们如何激怒他们、如何使他们生活凄惶,犹如一个小孩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母亲没有惩罚他,反而对他说:“难道你不是很爱妈妈,不会对妈妈做这错事的吗?”小孩怎能不束手无策?学生一如这个小孩,对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惩罚,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会感到内疚而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学生与教职员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局促,缺乏幽默感,并且彼此高度过敏。
(b)有关疑惑的沟通。另一方面,神学院沟通问题的方式亦会引致抑郁情绪,很多神学院教职员同样疑惑学生所疑问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发现学生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个人成长痛苦的问题,而是整个教会成长痛苦的问题。许多神学院老师亦怀疑,一个年轻、聪明的人在一个充满混乱和忧虑的社群中担任牧职是否一件好事?他们也自问:“若我鼓励一个人留在神学院,是否叫他快乐呢?若一个学生问我,在现代社会做一个好的牧者是什么意思,我有没有答案呢?建议一个人一生守独身,远避亲密性关系的追求,又是否明智的呢?正当社会面临许多重大转变的当儿,我又能否负起责任去鼓励另一个人选择这份专业?”
这些内心的疑惑和焦虑又怎能逃过学生的眼睛?这些存在的疑惑的言语,及非言语方式进入学生和神学院的关系当中。一个人寻找终身专业知己,认同感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过程,强而有说服力的个性所提供的吸引夺目的生活方式,始终对一个青年的人生抉择有着有力的影响。若然医学教授不相信他们能医治病人,还有医学生想当医生吗?若然一个运动教练不相信他有把握赢一项赛事,又有谁愿跟他受教?若然一个教授整天只在抱怨学生,心里苦涩,又有谁愿当教师呢?若然一些教牧对自己委身的基础,如教牧的本质、教会、道成肉身、天主的观念,都充满疑问,试问一个终日对着他们的神学生,又怎会愿意去做教牧呢?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些疑问充斥着今日的信仰生活气氛,除非你是一个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否则无法幸免。
因此,我们疑惑今天这么多学院的同工鼓励学生就难题开放交流,又同时采取善于了解的聆听者角色,是不是在有意无意间将一些重担不断传递开去呢?学生就像感觉到,老师这样对他们说:“这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或许你想尝试一下吧?”今天神学院许多自由化神学训练方式,可能叫许多学生感受到,这是学院同工无法提供一个有意义架构的明证。许多神学生长年累月用心讨论许多基本问题,最后疲态毕露、失望、陷入混乱,甚而产生敌意;有些人甚至感到受骗,觉得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与这些不得要领的问题纠缠,注定是要沮丧的了。
故此,抑郁症不单与学生的身分危机有关,也于神职人员的身分危机有关,正是由于种种疑问、不肯定、忧虑彼此催动,才形成神学院上空盘旋笼罩的、挥之不去的厚云。若然我们现在尝试分析神学院神学训练的一些新趋势,便先要尝试了解制造这牢不可破的、恶性循环的试探是怎样的。
我们在上文讨论过,抑郁症反映出学生和教职员的身分危机问题,现在要更仔细察看一些新的教育技巧与这现象的关系,我会尝试把讨论范围规限在美国和欧洲现代神学院中两个最新型的模式上,我称这两个模式为对话及小组生活模式。我会尝试较为细致地分析这些新方法,以显示一些常被人忽略了的复杂处,请你容忍一下这样细节讨论的繁琐过程。在此,我想郑重说明,我并非想质疑或低贬这些教学手法的价值,我只是希望指出当中一些潜伏的陷阱,让我们有所醒觉,知所回避。
1、对话与抑郁症
“对话”一词在这里是很一般性的用法,泛指各类相关行为,例如:接触、公开讨论、详细谈论、彼此坦诚,意味着高度的言语沟通。在这分析中,我们想集中讨论对话的言语层面。
我们愈来愈强调学生之间、并学生与神学院之间言语沟通的价值,其实这是基于两个很少经过反省、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前设。第一,自由开放地分享意念和感受可以拉近人际距离;第二,高度的言语交流可以澄清问题,有助我们在存在的抉择上作出明智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言语沟通是否真的把人际距离拉近了?虽然语言本义是用来头痛的,但许些时候,我们会用语言作为妨碍沟通的障眼屏障,你或许记得会话考试的一个技巧,就是不断说,以防止教授问太多问题,又或者引导教授不断讲话,以致他无意中透露了答案,你就不用承认自己的无知。在很多讨论中,语言是用来填补可怕的静默,或用来防止提及真正的问题,或触及痛处。许多国会的讨论是用以拖延问题,而不是处理问题的;联合国用很长时间来讨论一些外界看来是琐碎和表面的问题,其实达到一个很有用的功能,用以防止国与国间一些危险的冲突。虽然,在大的层面上,我们都了解这些沟通的问题,可是我们很少意会到,我们鼓励学生讨论问题时,同样的沟通互动也出现。让我们不要忘记学生们经常被划分等级和评价,许多时候,他们彼此间会有所顾忌,而变得超级自觉。他们正为自己的才能的评价深受困扰,所以很难敞开自己,让人进入他个性中最敏感的地带,即他们感到疑惑和混乱之处。只要你肯细心观察学生讨论,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许多语言的缰绳,语言愈多,约束力愈大。若然你不相信,试看某人被打岔之后结果如何,惟一能够使谈论言归正传的只有发言人本人。人通常很少说:“对不起,若翰进来的时候,你不是正在谈及你行山的旅程吗?那后来怎样呢?”若然叙事者不继续发挥那开始了的话题,谈话就会轻易转向别的话题,毫无遗憾的感觉。
当一个人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其他人正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大多在忙于准备自己要讲的故事,或者在决定自己对某事的立场。若然某人说:“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是共产主义信徒阴谋所为。”听者通常对这句言论的反应是暗中自问:“我赞成这说法吗?”听者单单忙于想自己的事、想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去了解讲者之所以这样说的立场。一个人的立场一旦以语言清楚表达了出来,余下的谈话就只有不断的辩护,以防被击败。许多时候,你会察觉一些人为了一个意见竭力说服自己、说服同辈,但其实这意见只是他刚刚迟疑地构思出来的。整个可悲的情况是,大伙儿开始时以自由及颇开放的心怀进行讨论,但结束时却各执一词,因无法信服对方的立场而心怀不满,并确定自己苦苦地又赢了一仗,总是根本没有什么要赢取的。
我在努力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并不一定拉近彼此的距离,反之,甚而可以拆散人的关系,我们不断鼓励神学生进行讨论,暗示着这样做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群体,于是,经过整年的讨论,神学院学生发现仍然无法除去他们的孤单和疏离感,他们大感失望,甚至满怀怒愤,他们经常发现他们参与讨论的结果,与他们起先投入讨论的期望大相径庭,他们有时感到比未开始对话之前更疏离与陌生。我们不难明白为何学生会产生失败感和抑郁。
我们第二个要发问的问题是:“究竟澄清了重要事件是否能协助解决一些存在的难题?”在这里,我们触及挫折感的真正痛苦根源,因为对一个难题有洞察力和是否有能力应付该问题完全是两回事。若然神学生讨论神职的意义、独身、教会制度、神死神学等各项问题,这讨论也许能帮助他们对问题思考得更清楚,并掌握问题的不同环节,但若然他们期望藉此解决他们非常个人的问题,诸如:我应否做一个教牧、守独身生活、逗留在教会建制里、相信一个永活的天主?那么,这些长篇大论的讨论会变成十分痛苦的经验。我曾经与一班学生参与一个一年长的讨论小组,我看见学生们在复杂的辩论、意念和观念网格之间愈来愈纠缠不清,最后在神学迷宫的高速公路、旁支分道间迷失方向,永远达不到奥秘的核心,找不到等待着他们的答案,于是愈来愈感到愤怒,我看见这情形也感到十分悲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试想若然一对男女,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寻找一些有说服力的论据去证明他们彼此相爱,你会有何感想呢?你清楚知道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了,如果他们不想进入呆板、僵硬、而缺乏自然自发精神的关系,最好不要结婚。
讨论本身要求一个人对该讨论的题目保持一段距离,以致讨论者可以看见问题的多方面,有机会保持一个具分析力的头脑,但分析意味着暂延个人的参与。然而,惟有在参与的层次上,人才能够作出一些存在的决定。没有人是由于三四个小时具说服力的辩论而决定担负牧职的,亦没有人是因为拉纳(Rahner)、希勒比(Schillebeeckx)、卡拉汉(SydneyCallahan)而决定守独身的,神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不能为存在的呼喊提供答案,任何人有这样的想法都会感到沮丧,尤其是那些未经世面的年轻人。
我注意到一些很悲剧性、又很幽默的事实,一方面许多神学生愈来愈向往明显的知性上的醒觉,并愈来愈强调“要了解你正在做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一些非宗教的青年人却在烧香,静坐冥想,吃种籽,去追求与生命的基本源头有更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的信仰礼仪愈来愈饶舌和言语多多,香烛和其他可听可见的刺激饱受嘲弄,成为古老的迷信。
然而,我们眼见一些神学院学生觉得在对话的绳索中间受捆、在作决定的挣扎中没有了期,因而感到失望、变得情绪化及抑郁。
2、小组生活与抑郁
除上述强调对话和讨论的重点外,我们发现许多神学训练课程已从过往一个大型的、不记名的同居一座楼宇的群体形式,转变为一些更亲密的、小型的组别,他们称之为队工。
在从前的神学训练中,学生们的生活很少私下的接触,经过几年神学院生活也无法与同学及学院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队工模式明显是对这种传统的一个回应。把大组分为小组队工,情同手足的感觉会容易产生,亦可以展望一种新形式的群体生活,但同时正正在这里,有如对话和讨论的案例一样,事情永远不会朝着我们期望的方法发展。让我们尝试了解一下队工模式当中包含的问题。
(a)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实况是,神学院学生无法避免彼此的接触,在大群人中,人与人间会自然产生一些非正式的小组,他们有机会选择避开觉得烦厌的人,跟一些与自己思维不同的人保持距离,并有自由加入离开;但在队工之中,你与几个同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同伴挑剔的眼光审视,就算你不喜欢他们,都要如此。若果你没有出席队工会议,不但人人都会注意到,而且还会批评你对小组缺乏兴趣和委身;若然你在聚会中一言不发,众人就会疑问你为何这么缄默。无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容易惹人非议,被赋予个人的含义,因此,队工生活明显地比大群体生活更加要求严苛,并需要更成熟的个性。
(b)第二个问题是混淆了队工的意义,队工一词通常指一小组人的合作,藉着队工互相配搭,各人发挥所长,更好地完成任务,队工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决定队工的性质。若果队工操作不良,就会反映在他们的工作质素上。
可是,在神学院的处境中,队工通常都不是以任务挂帅的,队工的组织只是为其成员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比较类似一个人终日辛劳工作,工作完毕可以回到家庭单位一样,在此,问题出现了,因为在神学院的环境,人很容易变成自我挂帅,而不是任务挂帅的,于是,队工的问题再不是与工作性质相关,而是与人际关系的性质相关,由此,许多队工聚会退化为滥竽充数的治疗小组,队员互相尝试探索对方的感受,甚至连那些本来更宜于隐藏的感受,也被公开剖白。在这样的情况下,队工聚会是很伤神的,这样的小组非但不能把私人的关注转向公众的关注,反倒鼓励人变得自我中心,甚且到了自恋的地步。
我们要知道神学院学生自觉性已很高,常以年纪、学术生活、模棱两可的感受来看未来的专业。虽然有时候能够表达个人的焦虑和混乱是很重要的,但神学院训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人转离自我中心,而变得自由开放,对弟兄姊妹的生命和忧患有真正的关怀。
诚然,一个文化若不容许短暂退化的存在,人群可能受损;人若不睡眠亦不能生活,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并非在睡眠当中发生。哭泣、自我剖白、不设防地表露爱恨的感受,对人的精神健康确是十分重要,但这些情况不过是人类在成长中暂时的退化,惟有在追求成长进步的过程中出现方有意义。在训练当中,我们会间中容许及鼓励退化,但却永不会以为这是该当追求的理想。我们的理想依然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不是流泪、不是随便表露所有感情,而是忘掉你自己的困难,去做值得你去关注的工作。因此,我感到单纯鼓励退化形式的队工,正违反了队工本来的目标。
(c)我们来到队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人间的亲密的。青少年人常常经验到一种很痛苦、很深刻的孤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青少年人大部分倾向与人建立一种需索很强、令人透支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很缠身、很不成熟,并且基于原始的需要。神学院训练的其中一个要务,是要刺激学生学习在生活行为上不随便顺从内心冲动的需求,而能够建立一份成熟的自觉和自信,去发展一段愿意付出和宽恕的关系,因而能够更成熟地了解和接纳寂寞的感受。
因此,避免队工形成一个单凭原始需要和欲望去行动的朋党是很重要的,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学生们所领受的压力十分强烈,他们经常对亲密,和缠身的友情有着不可厌足的渴求,然而,这通常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那真正、真实、信实的朋友正在人海的一方等待着,他能够把自己一切挫折感带走。一个人若存着这样的幻想进神学院或工场,他注定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又若然以为队工可以满足这不切现实的亲密的欲望,必然招致很多伤害。
因此,我们见到队工是一份很特殊又很脆弱的工作,很需要神学院的负责人费神垂注。其中最大的危机是,小组很容易由任务主导的队工退化为自我主导的朋党,黏缠的关系把学生的心理精力耗尽,并孕育退化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很容易变得抱怨、苛索和容易烦躁。他们倾向要求许多关注、许多谅解,多得没有人能够满足他们。他们不断谈论爱心,甚至到不健康的地步,很微妙地享受他们的孤寂感,基本上表现出一个宠坏了的孩子的所有特征。而这种退化行为最普遍又最具感染力的特征是抑郁症,感到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喜悦和钟爱,渴望被那些他们既爱又恨的人怜恤。因此,小组生活很容易完全违反他们原先的意图,退化为一种抑郁的生活。奇怪的是,当中蕴含的感受十分模糊和泛滥,神学院的学生和同工都难以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完成这个段落之前,我很想研究一下对话和小组生活中最显著的特征。大量神学院学生为莫名的倦怠而埋怨,他们虽然争取充足的睡眠,仍感十分疲乏,眼帘下垂,身躯沉重。哲学家可能会慨叹:“他们有的身躯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清晨睡醒,并不感到精神焕发,反而感到自己有如一件过重的包袱瘫卧在床上,甚至连更换衣服都十分伤神,这些所谓神经质倦怠,是过分高度自觉的结果,这样的人不再倚赖内心自动自发的行为生活,而是时刻分秒在探讨自己正在做些什么。惟有在病危之中的人才要刻意注意呼吸,惟有在弥留中的人才需要控制心跳,一个经常把友情、爱心、群体挂在嘴边的神学院学生可能错失经验人生这些真实情谊的机会。这种抽离、缺乏参与的生命通常与一种不自觉的焦虑有关,活在这种倦怠状况中的人会暂时对生命丧失信心,不相信生命基本是美善的、有价值的,仿如要提高警觉去生活,以防人生意料不到的陷阱和危险。
这种倦怠形式可以成为伤害,因为它可以带领学生进入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捆锁中,他的抑郁症令他疲乏,他的倦怠又令他抑郁,余此类推。我不想说所有或大部分神学院学生都表现出这种特征,但有一些学生的确如此,而我们明白这问题的性质时,可能就不会说:“休息一下吧,别再终日勤习了。”这样的忠告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诊症的段落可以在这里暂时收笔了,我们讨论过抑郁症是学生和同工身分危机的问题,亦是崭新教育方法的问题,如对话和小组生活;我们也集中讨论过,神经质倦怠是抑郁症一种显著的特征。这种种讨论留给我们许多疑问,现时我们面对一个试探:“也许我们该回到昔日美好的日子,清早起床,长时间静思默想,守属灵操练的礼仪,遵守清晰的赏罚制度。”在我们未接受试探去犯守旧的错误时,让我们先看看治疗的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可能疑问神学院教育的新趋势是否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充满前景。若然我们对许多基本问题保持开放态度,维持政府的新民主方式、强调对话和小组生活等等做法,带来的是奔丧一般的气氛、一批爱发牢骚的知识匠,我们就大可以怀疑现代化的意义了。
但这是一个试探,最知名的试探,运用更新的弱点作为保守主义的论据。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清楚不过的,十年前的神学院生活形式已经过去了,永不回转;还有一件更清楚的事,在我们急剧变迁的世界,我们需要勇气、想像力和高度的敏感,去开展新的方法来培训神职服务和信仰生活。单指出冒险创新者的错谬,是容易的、低下的和不诚实的手法。任何一种新的实验形式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否则,这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初步实验。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寻求问题的缘由,当我们解释新的学生同工关系和新的教育取向,怎样产生痛苦的缺陷,并非想说新的方法是错误的,只是我们能对当中的互动关系有更好的了解,这些新方法也许可以变得更圆满一点。
因此,我们目前的要务是要建构一个“反抑郁制度”,意思是建构一些指引,协助消解创意的举动所产生的抑郁效应。可是,在建构任何具体的指引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建构所有指引的基础原则。这原则就是,任何神学院训练都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架构,容许学生有创意地发挥他们的精力。架构是神学课程的钥词,也是任何教育指引的标准;架构容让一个人得以判断那些感受可信、那些感受不可信,那些意念可遵行、那些可拒绝;架构为学生的许多似乎不相干的感受和意念带来统一;架构协助我们决定那些计划纯粹是幻想、那些计划具有可行的种籽;架构可协助安排日常生活、作出一年大计,并指导生命航道。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由于我们太现代化、太自由化、太前卫之故,而是由于我们尚未有一个具意义的架构,以协助学生把许多未经指引、未聚焦的潜质逐渐成形。
在这项原则的处境下,我们会尝试建构一些指引,就着学生学院身分问题和新的教育方法两方面加以发挥。
一个神学院学生为着才干、自制力和事业等身分问题挣扎之时,若然与他相处的教职员并没有清楚明确地宣认自己的角色,那么这学生的挣扎会徒劳无功。神学院教职员的角色是权威的角色,教职员若没有权威,学生亦不能以学生身分与他相处,其中主要的指引是职员必须具权威,却不是专制。具有权威的意思是职员的权威来自他的才干、成熟和信仰,他熟知该专业的一切详情,有能力应付生命的张力,相信自己是蒙召去做有意义的工作。这种权威是内在主导的,毋须倚赖什么教宗、主教或上司的口谕推介就可以引发吸引力。一个专制的人极需要法则才能生活,而一个具权威的人却活出一种模式,以致法则不言而喻。学生情愿受批评、获得处分甚至惩罚,只要你细心聆听他们的语言,就听得出这些渴望。可是这样的权威不该基于主观感受和意念,不该基于抽象的律例和规则,而是基于一种对学生行为严格、能干和客观的了解。
我们毋须回避冲突、磨擦和意见分歧,这些都是训练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当学院宣认自己的权威,并且加以坚持,学生才能确认自己的身分,评价人生的各种试验,并在自己感到稳固的立场上坚定不移。这样的学生才不是抑郁的学生。
我们的第二个指引是关于神学院的对话和小组生活的,两者都是高层次的精神活动,需要肯负责任的人参与。若然讨论可以使人们合一,亦可以使人拆伙;小组生活可以是任务主导的,也可是自我中心的,那么,我们正触及生命中极敏感的范畴,绝不能由反复实验来决定结果。若然没有人肯承担责任,诸多感受、意念和计划便有如不依河床的流水,四处飞溅、汜滥成灾,而不是灌溉土地。那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可以提供具创意的渠道,使生命变得有目标、有意义。因此,我们在这里的指引是,要进行对话和小组生活这些极敏感的过程,我们需要清楚界分责任,才能收效。
这样的责任通常意味着需要某些形式的领袖,才能把架构带入对话和小组生活之中。让我试述一下这种领导所能发挥的不同功能。
(a)良好的领导能够放置小组过程变成滥竽充数的小组治疗,爱与恨、愤怒与挫折、敌意与情欲等等表达,需要适当调节和控制、仔细的督导和清晰的目标界定,否则,这些剖白充满危险,不但不能助人,反而对人有害。
(b)良好的领导在危机中,可以营造适当的气氛去讨论一些存在的事件。这样的讨论有其短暂的价值。当领袖不单是一位平起平坐的参与者,不单纯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他就可以使学生们清楚知道他们安全着陆,受到保障,不受危险的陷阱侵害。
(c)良好的领导可以使小组的沟通保持自由开放。任何人不想加入讨论都毋须被逼参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说,或者未作好准备要说些什么。若然我们使用微妙的压力去驱使组员参与对话,就会令个人失去决定亲密程度的自由。
当我们考虑到良好领导的多方面,似乎有一个主要思想浮现,小组组员已经在某些方面是早有联系的,讨论和小组生活就可以使组员关系更加密切,领导代表着某层次的群体生活,可促进小组更具创意的交往。首先,领袖的权威可以视为属于这个群体的权威的一种表达,因此,领袖的任务就是去保障这个群体的界限,判断在这群体的界限之内,什么意念、感受、行为可以处理,什么不可以。当小组成员知道自己若越界的时候,会有人提醒他们,小组成员就会更放心表达自己。
因此,良好的领导藉着把沉重的问题规范在一个群体安全的处境内,以提供抗抑郁的制度。这样推论下去,我们最后会问信仰群体是怎样的。
我们已从“治疗”的角度考虑过“架构”这钥词,现在终于要引入群体这个名词。也许,在近期有关信仰生活的讨论中,群体这个名词是最常用的,可以同时引发兴奋雀跃和极度沉闷的感受。在上述的讨论中,为了要批判地了解问题隐藏的互动因素,我们尽量回避这个概念,但在总结之前,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重要的字眼,并尝试在神学院抑郁症这个处境中考虑群体是什么意思。
信仰群体原文是ecclesia(译按:中译多作“教会”),意思是被呼召走出为奴之地,进入自由之地,这名词意味着不断离开目前四平八稳的状况、稳固的地位、寻索超越此时此地的东西。群体一旦安逸固定下来,它就会受试探丧失信仰,崇拜家中之神,而不去崇拜在火柱中领航的惟一真神。
在我们谈及人生使命之前,我们要首先问整个群体有没有一个使命,意思是经验到脱离埃及、抑郁之地,进入一个新的、尚有待发掘的国土。似乎有些群体丧失了他们的魄力,对途中寻见的绿洲着了迷,安定下来,忘了他们真正的呼召。
我想整个群体的使命可以是每个神学生的使命,这些日子以来,许多学生都离开神学院,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无法找到可以参与的使命,反而,在神学院里,他们遇见一群人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冲突,为了礼仪、法则、权威,纠缠在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辩论中,无视整个世界的濒临自杀边缘,却浪费精力去对付琐碎小事。这些自我中心的群体使学生们投靠自己,鼓励他们变得十分内省,暗示使命是靠内心灵感带引的,除非无止境地自我检讨,否则无法发现。于是,神学院学生对自己过分认真,并要求前辈不断关心他们最高人的需要和愿望。我想问题通常不在学生,学生们都想付出他们最好的;问题亦不在学院,学院愿意为学生做任何事情;问题大多数在于整个大群体,她失去了最基本的信念:整个群体是由天主呼召,去成就独一无二的使命。
慷慨情怀从来不缺,倘若人人都发挥和疏导这慷慨情怀,可以移山倒海。我十分确信的是,若然一个群体认定自己是被呼召去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伟大的牺牲和伟大的自我否定,去完成天主明显和自证的善工,我肯定要找人去参与具挑战性的事工是没有困难的。那标榜长时间、艰巨工作和需要很多牺牲的,最后会吸引到坚强、慷慨的人;但那标榜保障、成功,以及富裕社会的一切设施的,至终会吸引到软弱、懒惰和宠坏了的人。一件很悲哀的事是,那些决定离开神学院的通常不是那些软弱和懒惰的人,而是那些坚强和慷慨的人,不甘在安逸的环境下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
信仰群体的任务是不断离开舒适的环境,去寻求可以献身的道路。这任务可以是任何一种事业:教育、医务工作、宣教工作;等等,但任何这些事工一旦趋于成功和有利可图,我们就应该知道进入了一个试探和挑战的境地,我们要狠下心肠跟建立好的事业割断,再向新的领域进发。上文讨论过的抑郁症,我们在诊断中发现,到头来可以分析为一个记号,显示整个群体正在受试探,不再成为会众(ecclesia),并与火柱失去接触,一个信仰群体必须与这火柱保持接触才能够生存,这火焰也是五旬节新群体的象征。在火焰降临后,门徒不再在战栗中拥抱、瑟缩,反而打开大门,踏进这个世界,往不同的方向前奔,他们知道不是单凭同情和友谊的心理经验,以支持和带引他们继续前奔的。
这正是耶稣向头脑固执的伯多禄三次询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的意义,主耶稣所指的爱是神爱(aģape),而不是友爱(phileia)。伯多禄需要一段时间才理解到二者的分别。但耶稣的意思是说惟有这神爱,才能令他完成他的召唤。因为这召唤的意思是,他不再自己束上腰带,随意行走,而是伸出他的双手,让别人为他束腰,并牵带他行走,甚至到他不愿去的地方(若21:18)。伯多禄日渐年老时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神学院的生命训练就是想令人成熟成长,并神爱坚固,得以了解十字架不再是抑郁沮丧的记号,而是盼望的记号。
若一名受严重困扰的病人登记入住精神病院,而你又在场的话,你可能为到精神科医生所发的问题感到诧异。医生并非问:“你有什么问题呢?”或者“什么事情最困扰你呢?”反而问:“你可以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什么日子、月份、年份吗?”然后,他会继续问:“我们现时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呢?”最后他会问:“你姓甚名谁?谁是你的朋友?你做什么工作?”
一个医生为什么问这些明显不过的问题呢?他想搞清楚病人是否知道自己在哪里、身处什么时间、自己是谁。因为一个人精神健康的最基本情况是,他能够正确分辨时、地、人,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人很有自觉,且切合现实。
然而,那对我们精神健康最基本的东西,同时对我们行为的所有层次也同样重要;我们生命中最痛苦、最困难的问题,也时常与一些基本原素有关。没有爱,我们便无法生存了,故此,爱与被爱也经常是我们一生的关注,同样,在时、地、人各方面的正确取向,是我们精神健康的根源。在我们成长之中,每天的生活都出现一桩一桩、零零碎碎的新的现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恒久的挑战,尤其是那些处身混乱世界、经常接受严格的再检讨和极度自我批判的人。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或者尤其是教牧的世界,“何时、何地,和我是谁?”这些问题对于活在现代世界的教牧并不是那么容易解答的。一个教牧忽然间痛苦地面对崭新的、混乱的现实,会可能因而丧失了导向,亦即是说他的精神健康受到威胁。
因此,我会从健康的时间观及时间管理、健康的空间以及健康的自我了解三个角度,去讨论现今世代教牧的精神健康问题,并指出这三方面的问题可以怎样造成精神痛苦的根源。
对于教牧们来说,健康的时间调节是最显浅却又最难掌握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时间调节的两个方式:长程时间安排和短程时间安排。
长程的时间安排是指,从一个有效的人生计划这角度来看一个教牧怎样运用他的年、月、日,许多刚离开神学院的教牧,都怀着雄心壮志,带着热切的期望,我想这说法并非夸张。新任的教牧满怀兴奋,一心跳进他的牧会服务之中,作伯拉纠(Pelagius)真实的追随者,不久,他会掉进旁观者常称为“救世者情意结”的陷阱里。他几乎足迹遍布全地,查经小组、男童军习训、社交性、财务性质的、虔诚的聚会,都有他的踪影。任何人找他倾诉,他都乐意陪伴,他给烦恼的牧区教友意见指示,辅导夫妇,教授初、中、高级课程,他随时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可能惟一被忽略的,只是他自己。他甚少拒绝别人的邀请,绝少说不,很少退隐到自己私人的房间里。当然,他亦因此得到他人的奖赏,他十分受欢迎,牧区的会众都喜欢他,称赞他为人和善、仁慈、善解人意,且说:“这个人真的为了会众献出自己,起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一清二楚,他与老牧者完全不同,这青年真的全时间为我们服务。”这确实是全时间服务。他略带自豪的对同工是欧,他每晚睡眠不超过五小时,除了祈祷手册,他没有时间看任何书籍,甚至腾不出一小时去玩。
嗯,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救世者情意结发挥到极致。这种情况会维持多久呢?也许两年、四年,或者五年,然后事情开始转变了。他并没有如他所愿的改变了身边的世界;他所服事的人,一如他初年服务时一般,没有多大分别;古老的问题重复又重复地出现,却失去了先前使人兴奋的新鲜感;从没有新书或新的意念进入过他的房间,于是,渐渐地,一份沉闷和枯燥的感受窜进来,弥漫在空气中,问题来了:“我到底正在做些什么呢?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厌倦了工作,厌倦了人群,厌倦了自己。”
疲劳——肉体有疲劳,因为睡眠不足;精神有疲劳,因为失去了动力;灵性有疲劳,因为缺乏感动——疲劳一上场,令到人的中性的反应消失,愈来愈烦躁,甚或带给人侵触性的抑郁症。
我们可以称这现象为不健康的长程时间安排。那曾经这样受欢迎、有感召力、有创意的教牧,在几年之间,变成易怒暴躁、空虚、因循、疲乏的人,不论在论坛上,或是自言自语,都反复说自耶稣基督以后,没有什么是真的改变过,日光之下无新事。许多教牧一度是长执的盼望或者秩序的明星,现今变得苦涩、使人失望;有些教牧仍然依恋这份牧职,以保留某种家的归属;有些教牧却离开了这份工作,希望在别处重新开始生命的新一页。
然而,不健康的长程时间安排还是较少有的,更普遍的是不健康的短程时间安排。短程时间安排的意思是指一个教牧如何在一日中运用时间。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个教牧要作息有时,而有些生活方式是很难界定的,以致不易说出一个人是在创造抑或在娱乐。一个住在教堂里的牧者,整天都被同工包围,从某方面看,他是终日活在办公室。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找到他,他整天都没有任何时间是完全离开工作气氛的;另一方面,他却又可以更有弹性安排休息时间,他所处的工作场所,也是他起居饮食、玩乐、祈祷的家。因此,时间的界限不会很分明,结局是经常感到日夜忙碌,没有真正的拼命工作,或充分的休息。他有某些活动工作的编排,但其余的工作都是十分弹性随意的,连他自己也不甚肯定下一个小时将会做些什么。对于责任感强的人,这样的工作方式可以是令人极感挫折的,缺乏工作满足感会令人感到“我做得很不足够”,而驱使自己在空余时间多做点工作,结果,他对自己的失望有增无减。
当日与夜、工作与游戏,责任与嗜好,变得含混不清,生活就会失掉节奏感、变得轮廓模糊,这种“不健康的生活”可能会扼杀灵感和创造力,使人成为时间的受害者,而不是时间的管理人。他会不断前进,绝少停下来反省一下他忙碌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和有效,有时候,他可能会惧怕停下来思想,他害怕至终发现他忙碌而疲乏的生活并非表示他有贡献,而是意味着另一些东西。
很明显,这问题特别与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独身有关,一个天主教牧者毋须离家出外工作,亦从不会完成整日的任务后回家,故没有人帮他从工作稍为抽离。他经常处身家中,却从不真正在家;他经常置身工作中,却从不真正工作;他经常穿着他的袍子,却是一套无法辨认工作性质和时间的制服。这种不健康的短程时间安排,不久会引致疲劳——不住抱怨及常感沉闷。
简单来说,健康的时间安排对牧者的身体、精神和心灵健康都是有益的,在牧者一生人的长远果效来说如是,对他每日的创意和灵感也如是。
除了健康地运用时间外,健康地运用场地对教牧的精神健康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称之为健康的空间。神学院今天遇见的一个最尖锐问题称为“全面制度化”。意思是学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的信仰成长、他的学术训练、他的社交生活、他的体育运动——全部制度化,全部处于同一屋檐下、同一法则下、同一权威下。这独一又壁垒分明的环境,渗透和掩盖学生生活的所有层面。
这问题不单在神学院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在信仰群体生活和教区牧者生活也是如此,惟一能够与这全面制度化情况相比的只有一种组织,就是军队。
教牧或神学生经常发现自己的处境使人窒息,他或吃或喝,或游玩,或祈祷,或睡或醒,或研习或作白日梦,上戏院或看话剧,他的一切活动都直接间接接受同一权威管辖,他是被罩着的。
为何在商界或学术界的人经常能够容忍颇多挫折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回到家里见不到他们苛刻的老板。他可在任何委员会作领袖;工余与妻儿度假时,他可以享受与专业不同的另一种权威和责任;他又可在闲余往乡村俱乐部消遣,暂忘与妻子的冲突、与儿子的困难。换句话说,他同时活在不同的屋檐下:家庭、办公室、度假屋、乡村俱乐部、教会,所有场所都代表着具有不同权威和责任的生命各种不同现实。它们代表着不同层次的生活,这些层次并非完全分割,却有足够的差别足以预防、补偿及消除日常生活的种种压力。若然你的上司在烦扰你,你至少毋须从天亮到天黑都面对着他;若然你是一个要时常微笑、做老好人的导游先生,你至少回到家里可以暂时发疯发怒一会儿;若然你不能在办公室说出对秘书的看法,你至少可以工余在酒吧与朋友共饮时发泄一下。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空间可以创造一种健康的平衡。
神学生或教牧经常缺乏这种时空的变化。无论他所想的、所感受的、所做的、所讲的和所写的都受相同的权威或相同的权威准绳监管。一个主任牧者不单期望他的专业助手朝八晚五负责任地工作,他还希望助手每星期与他玩一次桥牌、与自己的朋友交谊、与他共享晚餐,甚或与他一起玩高尔夫球;不过,同时亦期望他不要喝啤酒、不要看《爆炸》、不要与街上的妓女聊天、不要买“雷鸟”、不要在房间内接待女孩子。这称为灵性上的窒息,并使许多神学生和教牧感到被一种模糊的关系网困住,无法松绑,就无法自由。离开神职服务就是一种可以吸取新鲜空气的途径。
与维持健康的空间相关联的是权责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老板在哪个程度可以活在我们的屋檐下?”首先,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太快分配责任,又太慢赋予权力,许多讲坛的讲章、研讨会的讲论,都重复地说服我们接受现代社会教牧的重大责任,可是这番信息往往却不会提及与此责任相连的权力。教牧要负责使天主的家气氛良好,但却没有权改变各种条文法则;教牧要负责举行一个有意义的礼仪,但他却不可作太多创新尝试;教牧要负责给予良好的教导,但他必须遵守既定讲道主题,尤其要给予会众良好的生活指导;但他却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是代表教会更大权力者发言,而不是代表自己。现实上,这种全面制度化的环境使生活的各方面都由一个中心点控制。这当然有它的益处,始终,若然一个军队队长不能全面指挥部队,他就不能打胜仗,又或者他只能朝八晚五地指挥军队,他亦不能获胜,可是,问题是教牧是否在战争中呢?
然而,这当中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影子行政管理的问题。许多时候,有权的人时常不知道自己到底拥有什么权力,一切模糊不清,教会的高层领导不知道他的权限到哪里,因为上头在某处监管着他;他的上头亦不知道他的权限到哪里,因为他艺不十分清楚总会的看法和态度。问题并非是有人比另外一些人拥有更多权力,而是一切在五里雾中,愈是远离问题的权力核心,愈是云雾重重。也许,许多对权威的恐惧和焦虑并非与权力相连,而是与权力的含混不清有关,而令到有关人等堕进迷雾中。没有人真正知道谁在说些什么事,愈是远离牧养的教会的人,愈是模糊和隐蔽。这就是我所指的影子行政管理。这影子行政体系常常诉诸永恒,可是当中所有线路错综复杂,融合成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准神圣奥秘核心。
简言之,健康的空间安排不单指到健康地界定房间与地方,而且,与之相连的,是指在不同的屋檐下,有清楚的权责界限。
然而,讲完上述两点,我们还未达到事情的核心。比健康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更基本的是健康的自我认识。在这千变万化和颠簸摇晃的社会,教牧常常面对一个最中心的问题:“我是谁?”全世界的神职人员数目下降,正在戏剧化地表示出整个教会与教牧都进入了身分危机。他们正不断反问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做些什么?”
在尝试从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讨论教牧的现实取向之前,我们先要清楚界分他的个人身分和专业身分之别。
个人身分
若然一个人的个人身分危机牵连到他个性的基本层面,他会承受着严重的病态心理。深重的抑郁、执着强逼性(obsessivecompulsive)行为和心理行为的不同方式,在在都显示精神治疗或住院的需要。也许,虽然很少教牧罹患上这严重的身分混乱,但在某程度上说,这基本的问题是每个人——尤以教牧为甚。
教牧怎样看自己与同侪间的关系呢?他怎样权衡团契与私隐权的关系、社交与亲密的关系呢?实质上,人类的生存就是“活在一起”,我在这个世界并非孤单的,我与其他人一起活在世上。要在这个判断我、又要求我按着肉身身分扮演角色的世界,活出一个健康的生命,有两件事情是必要的。首先,我必须拥有内在的私人空间,让我得以在适当时躲开这世界的种种挑战;第二,我必须与这同一个世界建立一种关系的层级。在我生命的内圈里,我发现我最亲近的人有男有女。在这亲密的内圈附近,我找到家人和知己好友的圈子;远一点,我放置上我的亲戚、普通朋友;再远一点,就是我工作和生意上的同事。最后,我意识到还有一大圈的人,我不认识他们的名字,但我模糊地知道他们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我可以称为“我的”的世界。于是,我受重重圈圈包围,在圈子的边缘,我放置一些守卫,以助我小心审查谁可以进入与我深入和亲密的关系。我不会对巴士司机说我可以向同事说的话,我不会向朋友说一些我可以向父母说的话。但有一个隐密处无人能进,我完全与自己独处,在那里我建立我最内在的私人空间,这是我可以与天主相遇之处,因为天主藉着道成肉身,已经成就了祂的人性。一个人惟有有可能躲藏世界的接触,才有条件建立一个群体;一个人若无私隐权,就不能成为群体的一部分。
教牧正正在这里出问题,许多时候,他失去了可以与自己独处的私人生活,亦没有一种层级性的关系,作为边缘的守卫。他对每一个人都友善,自己却没有朋友;他经常被人咨询,给别人提供意见,可是在自己遇见痛苦和问题时,却求问无门;他在住所或神学院中找不到真正亲切的家,他惟有在会众间探访奔走,以找到一份归属感和一份家的感觉。那实际在寻找朋友的教牧,需要他的会众,比起会众对他的需要更甚;教牧在寻找接纳,他靠向他的受辅导者,并倚赖对他忠心的人。倘若他找不到一种令他快乐且个人的亲密形式,他的教友就成为他的需要。他用很长的时间辅导教友、陪伴教友,其实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多于教友的需要。因此,他容易失去关系的层级性,常感到不安全,经常戒备着,至终发现自己极度被误解和孤单。
然吊诡的是,那教导人要爱人如己的,现实里却发现自己没有朋友;那操练自己在心灵里祈祷的,却不能独处;那向一切外人开放自己的,却没有剩余空间给自己内在的人;那围绕私人空间的门墙坍塌了,再没有留给自己的空间。教牧为了要感到自己是一个完全人,慷慨地付出了自己,造成常常要与别人在一起的这种无穷需要。
在此,教牧落在危机之中,没有灵性生活,缺乏好朋友,他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这话听起来有如老生常谈的讲章,除非你能体察到隐藏的问题是:“那带领人群的又有谁带领他呢?”一个心理治疗师倘若不愿经常藉着专业的辅助,去重新检讨自己的精神健康,他就不能觉得有能力去助人。可是,又有哪位教牧可得到一个属灵导师,去帮助他在自己和其他人属灵生命的错综复杂里寻着指引?
数以千计的教牧是能干的神学家,良好的讲道者,精湛的组织者,杰出的作家,十分能干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帮助他们的同侪,尤其是同行的教牧,去解决他们最私人的属灵需要?能够这样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一如白色乌鸦那么罕有。也许,其中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谁是教牧的牧者?”
专业身分
这把我们带到至终;也许是最独特的关注+教牧的专业身分。专业的自我认识不单意味着自己在世上作为个人的自我认识,同时是自己作为专业人士的健康自我认识。
首要而最明显的问题似乎是:我们是否确实有一份专业?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增长的专业化的社会,我们看见受专业训练的人数愈来愈多,医生、心理医生、心理学家、社工、律师、法官、建筑师、工程师,几乎每一年都有一门新型的专业出现,单在心理治疗的行业,我们现时已经有音乐治疗师、小组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专长,在专业队伍中有自己的训练和自己的位置。教牧的位置又在哪里呢?他有什么专长呢?他有什么独特贡献呢?难道不是有许多教牧因为自己对许多事情都一知半解,没有在任何一方面真正沟通,因而感到极度挫折?许多教牧觉得自己是业余辅导员、业余社工、业余心理学家、业余小组县长和业余教师,究竟在何时何地他们才能真有一技之长呢?许多教牧在一个专业的环境感到很不舒服是绝不希奇的,虽然他们是大学毕业生,并且毕业后接受四五年的训练,他们仍然觉得接受所谓“普通人”这称谓较舒服。
教牧是大有道理有这样的感受的。医生经过四年理论的训练后,还至少需要两年的严格督导的实习才可以执业;心理学家未经过两年严格督导的实习训练,是不许独立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的名衔是经过多年严格的专业指导才熬炼出来的;然而教牧又怎么样呢?许多教牧读完四年神学,从未经过什么督导实习,就立即跳进牧会工作。少数神学生是有一年牧会训练的,却没有所需的督导使他们的工作体验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习体验。有谁仔细督导他们的讲章?有谁严格尖锐地研读和讨论他们牧养中的对话?有谁协助他们透过双手、声音、眼睛去表达有意义的礼仪?更为重要的是,有谁帮助他们考虑他们的知识和资料——那四年来储蓄起来的理论,是否适切于在混乱中的青少年、在寻索中的大专学生、充满怀疑的丈夫、失望的父亲和沮丧的寡妇?这些神学理论与他们有何关系呢?有谁协助教牧发问,到底他们自己对牧养的期望是否切合现实,又或者他们的欲望和需要是否可以忍受?有谁教导他们作明智的选择,和接纳可能遇到的失败?有谁与他们探讨他们的限制,又有谁指导他们处理与上司及会友之间复杂的权力问题?有谁激发他们在本行内多作研究和研习?有谁指导他们把崭新的经验结合?简言之,有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
社会学家施赖德(OsmundSchreuder)说:“在这时代,教牧的危机问题,似乎与这行业的专业化不足有关。”1倘若这是真实的,我们就要面对一个精神健康问题,要是一个人经常怀疑他的工作能力,他是很难获得精神健康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我们的工作是一份专业工作,那又是否一份有回报的专业?一个专业人士勤力工作,又具创意的话,他就获得他的回报。别人会告诉他很欣赏他的工作,他们称赞他,给他一份优厚薪酬,给他升职机会。那具体可见又物质化的报酬,令他更欣赏他的工作。教牧又怎样呢?许多教牧似乎经验到,他们的工作纯粹是填满一个空缺。他们之所以在其位,不是因为具有特殊的专业技能,只是由于没有其他教牧会填补那个空缺。一旦就职,再没有人真正理会他在做些什么。只要他不作愚蠢事,不向报刊发表文章,不捣乱目前的秩序,他就听不到任何闲言闲语,一个沉静的教牧的报酬,就是上司的缄默。
只有少数教会掌权者会称赞他们的下属,他们期望下属尽责工作、并且不需要任何“感激”的回应。也许,许多教牧甚至否认自己希望得到称赞、感谢、酬劳和欣赏。一些对顺服这观念的歪曲观点,似乎禁制了寻找满足感和得尝所愿的愿望。叫人惊异的是,只有很少教牧能够接纳一个真正的赞许,他们因很不习惯而感到尴尬,好像他们是不许受到称赞似的。若然你求学的所有满足感,单单来自学期末的一个好成绩,你的精神健康一定比不上那些每天享受学习、同时在学习以上又额外获得一个好成绩的人,对于后者来说,每日的生活都是乐趣;对于前者来说,为了少许满足感,每天都十分痛苦。若然一个教牧并不享受他每天的工作,只是期待末后在天家天主的奖赏,那么,他的精神健康经已亮起了红灯,同样地,他那要将生命和喜乐带给人的使命也亮起了红灯。
在教牧这服务里,有一种满足感最为缺乏,就是专业神学训练上的满足感。每个专业人士都知道,他不但要对他的行业了如指掌,还要对该专业有贡献。医生和心理学家都清楚知道,他们若然为了学科的缘故不断寻找新的洞见,在面对有需要的人时就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一位医生接触数以百计的皮肤敏感病患者,他若能有系统地治疗这些病人,不但能够医治他们,而且还能对医科有所贡献。
究竟牧者们是否察觉到,每一天所服事的人形成一个主要的资源,可增进神学的了解?正因道成肉身,天主成为了人,人就变成了解天主的主要资源。牧区对于教牧有如医院之于医生,是一块研究的沃土。也许,没有人比精神科医院院牧博伊森(AntonBoisen)说得更清楚,他令我们更加意识到实证神学的需要,他写道:“一如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不单满足于接纳其他历史学家,在相同问题上过分简化的论点作为历史权威,还会处理当中发现的难题;我同样不会从书本记载的现成理论去开始研究,我会从活的人类典籍,和真实社会环境的错综复杂中着手。”2
教牧每一天都面对活的人类典籍,若然他可以阅读和了解他们,把他们作为神学反省的恒常资源,他的生命可以经常更新,充满惊喜、灵感和创意。任何人类的问题、人类冲突、人类快乐、人类的喜悦,都能促使我们更深刻了解天主在人身上的工作。
这样,他的专业就会要求他向天主负责任,领悟到永生天主像人自己一样,经常转变,同时亦永远一样,教牧正正在这一点发现自己在他专业的核心。
健康的自我认识,是我们最后及最主要的关注。对个人自我健康的了解,能帮助我们有健全的属灵生命及亲密的感觉,以致能与他人建立现实的关系;对我们的专业自我有健康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在助人的专业队伍中,奠定一个谦和、满足和有学术地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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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讨论教牧取向段落的尾声。到底教牧是否在时、地、人各方面有良好的取向?他是否知道他在何时、他在何处、他是谁?现今咆哮的日子威胁到他的平衡:私人和公众生活的平衡、留作私用的空间和可分享的地方之间的平衡、默想和行动之间的平衡、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平衡。这威胁感引起焦虑,而且会令人受伤,可是我们若然了解伤痕,它就会成为建设性的焦虑,于是,一个诚实的诊断会带来良好的疗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军队的牧者都面对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怎样作一位没有教会的牧者?在田地间没有讲台用以讲道,没有祭坛可以在旁站立,没有要教导的圣经班,没有要带领的小组。许多牧者感到有如木匠失去了工具。他们要问自己:“我可否不靠什么,单靠自己,就可以作成一些事情?一位教牧可否没有圣祭服饰、没有圣经、没有圣爵?”在这危急的处境,成千上万的人跑去参加忽忽组成的讲座,去接受牧养这新工场的训练。
也许,今天我们的大学校园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我们曾经得以接触成千上万学生的熟悉的渠道,现时正出现裂缝或已倒塌。福音单张、唱经祈祷和圣体等等都已成为陌生的回忆,只能勾起一丝浅笑。教堂已不再是大受欢迎的地方,敬拜和其他庆典只能够吸引校园里一小撮的人。也许,还有许多人喜欢读经聚会、讨论小组和退修会,但我怀疑这可以维持多久。随着时日迁移,我们感到一种信仰上被扯掉衣服的嘲弄,因为学生们坚持要我们除去一层又一层的仪式外套,有如对我们说:“我们想看见你们的裸相,才能肯定你是否有价值。”
简言之,我们再不能倚赖古老的渠道和现成的途径,然而我们一下子被逼回自己最私人的资源,面对极大的焦虑,借用古迪纳夫(Goodenough)的比喻:从前藉以与天主沟通的帐幔已被撕毁了,我们怀疑顿生,这些帐幔消失后,我们是否能生存下去。1
在这些混乱之中,我们要求受训练。但若然我们对要受训的目标不清楚的话,我们又谈什么训练呢?作为一位校园的牧者是什么意思呢?若然我们能够小心勾划校园牧者的角色,亦代表我们能够将训练的主要范围清楚陈列出来。因此,我会提出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教牧怎样能够在校园群体成为有效率、有技巧的牧者?环境不断变迁,而环境本质上会不断挑战一个人的委身,教牧置身其中又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整全的人?
即使第二个问题比较少人发问,你可能意识到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重要。但让我们从第一条问题开始突破,进入那使人受伤的层次。这样,我们可以在最终有自由问最后一条问题:有什么最好的途径可以装备一个人去承担特殊的牧养责任?
虽然学院的学系和大学其他人士都时常要求牧者的关注,但牧者在校园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学生。我们的讨论会集中在学生的牧养上。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高中时代的生活模式是很清楚和轮廓分明的,学校和家庭关系密切,许多习俗、行为、法则和条例都得着基本确定,虽然它们经常受到批评,批评的却往往是这些法则的某种表现方式,而并非是它们的基本层次。虽然在学校里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困难都可获得解决;虽然也会碰到许多疑问,但疑问都有答案;虽然有许多愚蠢的老师,但也有精明的老师,他们都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可是在学院里,一切都改变了。学生们远离家庭,失去了家庭深厚传统的锚,又看不到地平线尽头的清楚目标,学生们开始游离了。一切熟稔的答案不再奏效,长久拥有的信念不再是理所当然,小心建立的系统或缓慢、或突然地坍塌了。在这个新的环境,科学奠定了主要的基调,研究是其主要的方法,假设是其主要的模式,肯定的态度变成最受怀疑的态度,问号变成最受敬重的符号。可是发问是一桩极可怕的事情,因为答案都可能是否定的。我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吗?有抑或没有?人类真的有爱吗?是抑或不是?是不是有人只顾别人,不顾自己?有抑或没有?最后,生命是否有价值的呢?是或否?问这些问题是十分危险的,许多人情愿回避这些问题,做他们惯常做的事务,因为似乎守着“他们一贯思想和行为的方法”,胜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摇翻了船。可是若果一个学生熟习显微镜、心理实验,并为自己拥有的电脑技巧自豪,却逃避关于核心价值的种种问题——这些价值观给予所有工具意义,他正冒着险,成为一个不快乐的天才,什么都认识,却不认识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正正在这环境下,校园教牧要成为一个牧养的人,他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些什么呢?我提议就三方面作出讨论:一个气氛、一个字眼、一个家。
也许,对许多学生来说,他们真正的愿望,并非主要为那些有关存在意义的、深刻而痛苦的问题找出答案,而是寻找一个安全的气氛,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自由发问。最使人诧异的是,在许多教会的环境,发问是一大忌。你深知道,对基督的神性、玛利亚的童真、女人能否当牧职、堕胎是否可行,甚至挑选高层神职人员的良好程序等的质疑,绝非讨论时的佳肴,反而是在食堂中教人倒胃口的膳食。这些问题岂又是有趣那么简单,它们危险而且具爆炸性。疑问战争是否有道德、学术追求的价值、一夫一妻制的意义,可能会招来窗外的飞石,因为所有这些问题意味着,我们一向为自己建立的小型安全婴儿围栏,原来只不过是一种微妙的自欺方式。若然我们这样惧怕面对外在的问题,要面对内在的问题时,那威胁更何只百倍千倍?饮食、学习、打斗、生活、存在真有价值吗?我们知道校园里最普遍的精神痛苦是抑郁症。许多不准发问的问题导致抑郁症,这精神状况转化成深重的罪咎感。“我为何要活着?”的问题转化为惩罚性的自我怀疑:“存活有价值吗?”
教牧可以容忍这些问题吗?他可否提供一个气氛,让最基本的疑惑得以无惧地表达,让最神圣的现实可以被揭开而毋须自卫,让失望可以成为失望,而毋须去堵塞那具威胁性的决口?他能否接纳不可知论?意思是,他能否接受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实在不认识我们所身处的现实。一个活在科学环境里的人,所要学习的就是,稍为有一点知识就快乐了。古迪纳夫说:“那真正的不可知论者,没有兴趣知道人可否‘认识’全部真理,他只希望比现在再知多一些。”2
若然基督教并非是所有疑惑、无知和无能的万灵丹,那么基督教就可以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而无惧、没有万灵药也感到快乐、没有安全的婴儿围栏也感到安全。奥尔波特认为一个成熟的信仰其中一个特质是:“她有探索的特性。”他写道:“一个发掘式信念,就是一种暂时持定、等待进一步确实的信念,或者藉暂定的信念去寻求更有基础的信念。”3倘若这特色可以在某处得以发展,那地方应该是大学校园。不过,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气氛,容许寻索而无惧,发问而不羞愧。一个问题的首要要求并非一个答案,而是对问题的一份接纳。于是,信仰的疑难可以成为信仰的奥秘,天主的疑难可以成为天主的奥秘。教牧一旦认为非正统的信仰必然是无神论、不是教条的东西必然是不信,那么,任何问题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威胁,任何疑惑都被视为一种需要防守的攻击。可是他的信仰告诉他,惟有当相信与不信、怀疑与信心、希望与失望能够共存,人才能得以成长。学生们需要时间慢慢体验,才能够认识这个事实,除非有人给他们提供一个无惧的气氛,否则,他们无法成长。
许多人曾经说过,宗徒保禄的信心来自亲自听见天主的呼唤,自此以后,我们必须提供的是天主的话语,可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如宗徒保禄一般聪明,认识到不是每一个言词都是为每个人预备的,有些人需要奶,有些人需要固体食物。在牧养的范畴,诊断是教牧最弱的一环,有哪一位医生会给他所有病人所有的药?有哪一位心理学家会向所有受助者进行所有心理测试?有哪一位辅导员会对所有受辅导者提供所有指导?他们的训练是朝着诊断出发,这是基于一个洞见:并非所有东西对每个人都是好的,惟有基于对同胞独特需要的诊症性了解,他们才可以提供适当帮助。可是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许多牧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就是所有好的话语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许多时候,牧者的行为有如一个差劲的推销员,想向所有相遇的人即时推销整套包装的教会。
许多牧养的膺品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牧者无法专业地诊断牧养上的对话和接触。并非每个人都需要鼓励,并非每个人都要改过,并非每个人都准备好接受邀请参加祈祷会,或者聆听天主的名。有些人需求静默,有些人要求一个适当的字眼,有些人需要指导,有些人只求了解,有些人需要一个微笑,有些人需要一只严厉的手,有些人需要支持,还有些人需要静静地独处。也许,今天校园里大部分反教牧情绪,与那全职关怀学生个别最深切需要的人有莫大关连,他们全不敏感。那些很醒觉自己的个别性和独特需要的,正是学生自己,他们努力寻找“他的”世界中“他的”位置。今天,许多人情愿找一位心理学家倾诉而不去教牧,不是由于他们提供的关怀有所不同,而是由于心理学家能够就临床观点和诊断观点去思考,而教牧的思想却是宇宙性和笼统的,因此,校园的牧者应该懂得提供一句话语,诚实回应学生们极为个人及独特的需要。
教牧可以提供的、亦是最难办到的第三样东西,就是一个家。在家里面,人可以经验某程度的紧密关系。在现代要求严苛和竞争剧烈的大学里,什么都是,就单单不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许多学生饱受到极度的孤单。他们变得高度自觉,经常驻扎在他们的守望塔,小心记录周围四周环境的一举一动,对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反应超级警觉。他们的触觉灵敏,敏锐地搜寻一些信号,以争取良好成绩等级、良好介绍信、校誉良好的学校和良好职业等途径。对许多人来说,若然你不能携带书本,就意味你注定只可能一生携带枪械。许多人经验到一种自我轻蔑,而失去能力与自己相处。在这样高度充斥压力的环境,亲密的经验对许多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本来在这寻索探讨的年华,青年热情追求的是友情、温柔、无拘束的轻松,可是对许多学生来说,他们的宿舍同房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一个老友;他们的同学是劲敌,而不是知己;他们的老师是无上权威,而不是人生导师。这种对亲密经验的渴求,也许是校园牧者一份最核心的关注,他到底怎样才可以满足学生们这近乎无止境的渴求?
答案是显浅却同时是无边无际的。惟有建立群体才能够让学生们经验一点归属感,在成长探索的岁月里,人若不是活在某种群体中、被某种亲密的感觉包围,探索就是柔和的,而变得苦涩;不是成熟的,而变得狭隘;不是开放、接纳的,而变得冷漠、锱铢计较。
我们经已在许多方面尝试,仍然继续努力尝试去组成这些群体:讨论小组、周末聚会、退修或进修,许多种敬拜,和最重要的圣体礼仪。这所有不同形式当中最关键性的地方,是在亲近和距离之间建立健康的平衡。校园牧者可以成为这微妙的平衡的守卫者。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学生对亲密的需要是这么强烈,以致他们甚至可能去寻求教人窒息的拥抱。不同形式的深刻的互相认罪、感受分享和重复的身体接触,看来好像对于千百个校园中疏离的学生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事实上,可能只能造成朋党而不是群体,造成黏缠是不是自由,甚至造成惶恐而不是爱。为了强烈地期望经验与别人的一体性,学生们可能会互相倚赖,而不是自由地沟通。倘若校园牧者看见校园对神恩运动、奋兴会、小组动力,不拘小节的礼仪等产生浓厚兴趣,他不单要问这些小组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满足目前明显的需要,而且还要问,长远来说,这些小组又能否提供学生所追求的自由和成熟呢?
校园许多实验性的礼仪中,对基督徒成熟成长来说最重要的,似乎是保持亲近和距离之间的平衡。一个良好的礼仪,就是全体群众会参与的礼仪,却不形成强逼人参与的压力;就是一个容许自由表达和对话的礼仪,却没有强逼人揭私隐;就是一个容让人有弹性深入或略为抽离的礼仪,却不用惧怕得罪他人;就是一个有真实身体接触的礼仪,却不会越过信仰象征的界限。我不相信世上会有一项永远美好的礼仪。牧者的个性、学生的气质、环境的气氛都在在需求多样不同的形式。但较诸特殊形式、准则、语言或姿态,更重要的是亲密与距离之间的仔细平衡,以容让基督徒群体既亲密却开放、既个人化却又好客、既接纳日常核心小组又接纳偶然的不速之客、既给予关怀喂养又秉承宗徒传统。
情成年人感情生活的最核心问题,通常是亲密的渴求。他与男女朋友间的关系,许多时容易被焦虑笼罩。亲密既教人渴慕,同时又叫人惧而远之,当中需要一个小心的指导,以整理出重要的平衡,既可以引致委身,却又同时孕育心怀开放的生命。
总结一下一位有效率而又有技巧的校园牧者,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时,我们也许会指出:他应该能提供一个气氛,让学生可以坦然提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无惧;他应该提供一句话语,让学生的个人需要得着诚实的回应;他应该提供一个家,让学生在适当的亲密与疏离的平衡中去体验亲密。
若然我们考虑的只是有技巧和有效率的服务,我们上述所说的会略嫌琐屑和肤浅。我希望一直以来我已清楚表明,牧者本人的投身是最全人的、最无私的和最痛苦的,若然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塑造“全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能避免以下的问题: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在一个本质经常挑战人的委身的群体,牧者本人怎样能够成为及保持一个整全的人格?
在许多方面来说,校园群体是要求最严苛又最令人疲乏的牧养场所,牧者的牧养对象每四年就彻底大更换一次,每一次,牧者都要重新面对一大批好探究追问又尖锐批评的男女,他们被邀请接触教牧时,通常都感受复杂。学生重复又重复要求他去回应疑惑、侵略和孤单等具冲击力的感受,又在自我发掘和生命意义的追寻等剧烈挣扎中,要求他给他们人生的指导。这意味着学生持久的诚实、真诚、开放和近乎无止境的服务。最后,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他终于争取到同学的信心,并建立了一些群体,可是他发现又快要骊歌高奏,学生们毕业了,来忽忽,去忽忽,一批又一批的溜走,人去楼空,惟独牧者长期守候,除了圣诞节偶然收到一两张圣诞卡以外,溜走的逐渐书信全无,亦绝少听闻感激的声音,他知道学生们终于是要离去的,他甚至了解学生们不应该对学校或对他过分依恋。教育那“使人达到独立成长”的目标,有时候代表着谢绝感激,但他同时深知道,自己曾经付出心血栽培的学生挥袖而去时,那伤痛何等深刻难受。学生已预备各奔前程,他朝只视校园为人生装备的一个必然阶段,试问,与他们建立关系时,教牧又是否能够常常付出爱心和耐性呢?于学生,学院是一个过渡时期;于牧者,学院是一生人的生活方式。始终,一个人又怎能够承担起经久的疑问呢?他经得起人重复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做教牧呢?你为何相信天主?你为何祈祷?他又能耐得住多少次变通,愿意去改道换弦,去结合新的意念,去审核新的批评,去重新反问自己的基本信念?然而,这些事情实在地发生,当学生每次发问人生的意义,就是同一时间在问服务的意义。“我为何要活着?”这个问题,亦即是“你为何是一位教牧?”很明显,不单学生们的存在意义受到挑战,教牧的存在意义亦同时接受考验。
倘若心理学家在处理人间的冲突矛盾的同时,需要小心细察自己的情绪生命,那么日夕与生死的终极问题缠磨的教牧更要如此。即如X光可以治人亦可以伤人,敞露于这些问题之下,影响一样可以是良好和危险的。校园牧者经常承受大量压力,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牧养关怀,这是一点也不希奇的。虽然每个校园牧者都有自己的个性,因而需要的是个别不同的指导,但似乎有一些主要的问题,是容许普遍化引导的,我们可以就三方面作讨论:静默、友谊和洞见。
大学不单是一个追求知识的场所,而且思想训练的过程;不单是一个高举理性行为的场所,而且是深化理性思想的过程。可能这不单是一个最容易表达自己的地方,而且是最多语言、最健谈的地方。信仰也不能幸免这个现象。校园牧者接触大量语言、辩论、意念、观念和抽象概念,数量多得近乎不可置信,他怎样可以分开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思想,怎样分开圣洁和疯狂的语言?这问题不单对学生来说十分巨大,连牧者也容易陷入一个试探,崇拜人类意识的产物,尝试以人类明显意识的罗网捕捉天主。他渐渐在自己字句的绳结中纠缠不清,不能被无法言喻的伟大力量所感动。
当中的戏剧性情况是,校园牧者堕入一个陷阱里,那陷阱就是他要去了解人和被了解,他因而失去了与现实的沟通,正如他深深知道的,这现实是超越理智的。
在这处境中,校园牧者需要静默。静默意味着休息,身体和心智的休息,以致我们可以有空间时间留给主,祂的心怀比我们的更伟大。这听起来是很具威胁性的,有如容许我们的思想、行动失控,不再靠我们去做些什么,而是容让一些有创意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教我们诧异的是,我们常常为了做自己的主人,想掌握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以及我们的身分挣扎。静默就是我们停止与人讨论的一刻,也是我们停止内在自我讨论的一刻,以致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接受我们的身分为一份恩赐。“不是我活着,而是祂在我里面活着。”就在沉默里,天主圣神在我们里面祈祷,在我们内心成就创造的善工。除非我们内心的天主去识辨学生内心的天主,否则我们不会在学生身上寻见祂。没有了静默,圣神会在我们心内死去,我们生命具创造力的能源会浮游离开我们,我们会觉得孤单、冰冷和疲乏;没有了静默,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中心,变成那许多争取我们注意者的受害者。
校园牧者第二个迫切的需要是友情,这里我们进入一个极困难的区域,因为这是最敏感的地带。我必须说明,校园牧者要是倚靠学生的友情是非常危险的,不单因为几年后学生会离他而去,而且由于与学生建立友情,会使他瘫痪,不能成为学生的牧者。若然学生群体成为教牧个人满足感的惟一资源,他会因着学生们善变的同情心和游移不定的取向而受害,很快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若果他需要学生去填满他情感的需要,他就会依恋着他们,无法保持与别不同的距离。学生们一旦感受到教牧极之想与他们亲密的愿望,想知道他们生活的细节,想被邀请参加他们的派对,紧密的参与在他们的高低起伏中,这样,学生们就会丧失与教牧相处时的创造力。
校园牧者需要私人空间,他需要一个远离学生的家,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做自己。一如没有医生能够终日只见到病人,仍然保持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心理学家与受助者的私生活混合一起仍然活得“整全”;没有校园牧者日夕与学生相对,仍然能够挥洒自如的。可能学生的问题确实迫切,需要立时的关注,但让我们先问自己:“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吗?”校园教牧需要一个家,一处可以与朋友相处的场所,体验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惟有这样,他才不致于沉溺在大学校园汹涌起伏的波涛中。
除了静默和友情,洞见是校园牧者一个主要的属灵原素。洞见,我是指到牧者对自己的圣职工作有一个有见地的理解和看法。虽然今天教牧的许多苦楚是出于一个歪曲了的情感,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他在今天社会中对自己任命的清晰了解的重要性。对于许多教牧来说,不单他们对友情和同情的需求,限制了他们牧养的自由;他们对自己存在的神学看法,也同样影响了他们的牧养自由。我怀疑当今教牧有很多罪咎感,是与他们认识的天主观念、对启示的看法、对耶稣基督和祂教会的看法等有关的。若果校园牧者认为他要为校园里的信仰情况负责任,若果他认为他的任务是要设法带领许多学生进入圣祭中,若果他认为学生上天国的路与他们是否教会成员有关,他可以肯定校园将会成为他的炼狱。因为不但感受能够影响思想,思想亦可以创造很深刻有力的情绪。在一个教牧的思想里,圣祭,在实践上,是与接受圣祭等同的,告解和领圣体的愈来愈不受欢迎,可以引起一定程度的焦虑,甚至是自责。若果教牧量度他工作的果效,就是看能否带领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么,在现代大学校园里,他只有徒添深刻的罪咎感和不快乐。若然校园牧者的满足感纯粹来自增加学生信主的人数,那么他的工作一定十分使人窒息。
今天,许多教牧都满怀忧虑。教会的态度急剧转变,面对这种种变迁,他们担心,甚至有时惶恐,以致宣告这是败坏的日子、学生是倒退的、基督教已经燃烧了她最后一点烛光。然问题是,这些挂虑真的是牧养的挂虑,抑或是信心不足的记号?也许,我们很容易受困于我们狭隘的神学洞见,狭隘的观点可以使我们焦虑,失去自由;使我们成为不信者,失掉信心;成为多猜疑的,什么都不信靠。
教牧可否全心全意为一个所谓没有信仰的学生着想,而不会暗暗希望未来可以令他信主?在一个学术的社群中间,人们对即使是最小的压力都会十分敏感——甚至超级敏感。最受保卫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虽然我们是向真道的天主委身,祂来了把我们从宇宙规律的神4释放出来,意思是,天主的道使我们从非要不可的需求的锁链释放出来,要让天主的话完全自由的释放是有困难的。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个自由行动的圣神感到很不舒服,情愿靠赖所谓现实的限制和控制。然而,真理使人得自由。因着透过阅读天主话语所得着的洞识,并深入了解作为天主话语见证的意义,我们可以避免成为狭隘思想的受害者。
静默、友情和洞见是校园教牧属灵的三方面,若然他想成为一个“整全”的人,这三方面都十分重要。若然他想要成为一个有技巧、有效率的牧者,可以为学生们提供一个气氛、一句话语和一个家,他逐渐会发现要是失去了友情、静默和洞识,他的工作成果会十分短暂。
怎样可以作得有技巧?怎样可以保持人格整全?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这两个问题不单素描出一个理想的、甚至是乌托邦的校园牧者的图画,它们还勾勒出校园服务训练的主要范围。这带领我们到最终的一个问题,校园牧者的训练该是怎样的呢?
以时间地点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构思许多训练情况,我们可以举办为期一年、每星期一次的训练课程、一连串密集的工作坊、一个全日制暑期课程,甚至是理想的一年制牧养实习训练。
这样性质的课程最好是在校园策划,若不然,医院、精神科医院、教育中心、监狱和工业学校都可以考虑,但无论什么场合,最重要的是在训练中要提供督导性的牧养经验,意思是要经过仔细的策划,且在一位特别受训的能干牧者督导下累积经验。
许多未来牧者有如一个人在学校里学西班牙语,但即使学会了,当他们去到墨西哥仍会觉得舌头打结。他们所需要的不单是经验,还需要有人经常去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醒觉到他们的表达有何“独特”,并向他们提议一些合乎所处身文化的表达方法。单凭经验而缺乏督导,可以引致教牧采纳难以摒弃的不良行为模式,同时亦可以引致心胸狭隘,因为人很容易在第一件行得通的事情中获得肯定,不再作新的尝试,于是,牧者有如那自满的外国人学本土话:“只要他们听得懂我说什么,说错了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呢?”可是,这正是他为何永远是一个外国人的原因。牧养工作不单单是语言,牧养工作要求我们接触生命最敏感的地方,要求我们不单去明白其他人及个人的需要,并且了解自我许多复杂的反应。手术医生不能单靠读书就去做手术,同理,牧者不能单靠他从班房学来的有力意念和巨著,就去抚摸人内心最柔软、柔弱的地方。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
在荷兰,有一个年轻的执事探访一对中年夫妇,他用有力的言词向他们解释节制生育经已不成问题、他们不用过分担心儿子停止聚会、十年内守独身的习惯会撤销、许多圣祭礼仪都是十分完美魔术的例子。他解释完毕后,家中的母亲沉思了一会,然后沉吟地说:“倒没什么是真正改变了的。”“你是什么意思?”执事问。“哦,”她打趣道:“二十年前,教牧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该信什么,现时,他们同样毫不忍耐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和不该信什么,至终,问题还不是一样?”
若然这个执事想对他的牧区教友的真正需要敏感,若然他想更清楚了解占据着自己心神的东西,那么他的牧养经验需要督导的辅助。让我们仔细地看看督导过程的性质,其次,看看可以作为督导的牧养经验类别。
明显的,督导是一桩非常细致的艺术,教牧不但要敏感,和特别了解人际关系的互动,而且要为个人专业指导这艰巨的工作有细心的准备工夫。有一件可悲的事,就是在牧养教育方面,只有很少人敢称自己胜任牧养督导主管的工作。
要表明督导的重要性,我们会看看督导三方面的特征。
一个抗衡投射作用的制度
首先,督导是一个抗衡投射作用的制度。督导其中一个最注目的特征是,督导主管经常邀请受训者收回他们的投射。督导所关注的中心点是受训者本人。虽然受训者很容易为他的问题寻找一套解释,诸如老牧者出问题、制度僵化、上司缺乏为父者的心、学生们反教情绪高涨,但是督导主管会问:“然而你又怎么样呢?”我们有许多可以投射的方式,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有时企图把人事、把处境构成一幅图画,可以让我们躲藏在背后,督导主管会协助我们回到问题的核心:自己。
一所另觅蹊径的学校
第二,督导是一所另觅蹊径的学校,每一位牧者有他自己的力量和条件,很明显地,他会尽力运用和发挥他的潜质,有些人在讲坛上如鱼得水,有些人喜欢在课室授课,有些人最擅长带领青年小组,有些人最能投入个人辅导,问题是我们会不会被试诱,为自己的条件质素局限,以致单单关注自己擅长的服务。专业训练的目的是训练我们拓展牧养的领域、协助我们另觅蹊径,督导能够协助我们在不同处境有不同表现,这不单是依据我们的心愿工作,而是根据对一个特殊处境的了解来工作。透过督导,我们可以学习面对自己行为较软弱的一面。督导主管会说:“事实上,我们有许多方法可以做一个良好的牧者。我知道这个方法会令你最感到挥洒自如,且对你是最轻而易举的,所以让我们暂且忘却这做法,试试考虑其他可行的方法。”若然一个人太多运用他的强处,他其他方面的潜质可能会因而受到窒息,或得不到发展。若然他对某一种行为模式过于熟练,危机是存在的,他的学习过程可能会停滞不前。
督导永远不会给予人持久的满足感,这是一个开拓新蹊径的不断前进过程,这种开拓是一个最痛苦的过程。这过程让你感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至低限度,不考虑其他可能性是不成熟的行为。
因此,督导似乎是贯彻地不稳定的。督导促使人从一个安全的地方走出来,整个过程可以使人充满挫折感。在督导主管的眼中,他的学生有如奶油。他不大介意向那个方向转动学生,他所介意的只是搅出怎么样的牛油。
作为一所另觅蹊径的学校,督导要制造距离。督导说:“等一等,先看看你自己,思想一下。”人很容易受一时冲动引发而做出一些行为,这种盲动可以蒙蔽其他可能的方法。不过经过良好的督导指引,我们至少知道,虽然有一种方法可行,但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取。我们了解到,保持距离不一定等于分离,维持投入也不必是盲目参与。
问基本问题之路
最后,督导是问基本问题之路。督导过程并非一项问题解决的策略,即不是督导主管在困难的个案上建议学生如何应付;反之,督导过程提供发问基本问题的自由和机会。很多时候,牧者在许多边缘和偶发的问题上付上很多时间和心力,却从没有自问行动背后的假设。许多表面的困难可以隐藏背后真正的问题。“我应该对这个学生说些什么呢?”这问题,可以遮盖背后的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要对这个学生说些什么?”“我怎样可以尽量接触多一些学生?”这问题,可以藏起背后的问题:“我为何要接触这么多学生呢?”“我怎样可以使礼仪更具吸引力呢?”这问题,可以遮盖背后的问题:“当谈及礼仪,我们关注其吸引力是什么意思呢?”“我怎样可以成为基督的良好见证?”这问题,可以掩盖背后的问题:“基督是否真正对我有意义呢?”最后,“我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教牧?”这问题,可以回避背后的问题,“我是否真正想做一个教牧?”透过督导过程,我们可以有勇气接触事情的核心,去问一些基本问题。这里带领我们回到先前的起点:问基本问题是成熟基督徒的特权。因此,我们看督导为一个抗衡投射作用的制度、一所另觅蹊径的学习,和一个发问基本问题的方法。
然而,我们需要督导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答案似乎很简单:牧养经验。但牧养经验又可以怎样纳入督导过程呢?可以藉着管制、藉着具创意的限制,亚历山大(FranzAlexander)称心理治疗为一种受管制的人生经验。牧养训练也可以称为受管制的牧养经验。许多不同的事既可以益人,亦可以损人,但在紧密的督导下做几件事情,可以价值连城。跟数以百计的人谈天主是很好的,但对一段对话逐字逐句分析是一种学习经验,不单学习怎样去讲,但同时学习了解怎样去与我们的同侪交往。牧养训练的最大重要性是,牧者有机会在一个受管制的场景,亲身体验专业人士的情况。一个神职人员在一个处境中,日常服务的每一方面都接受督导,因而不断与自己的专业自我挣扎,这情况作为一种学习方法,在神学教育传统里面,既是独特而又闻所未闻的,尤其是当中受监管的经验,更使整个牧养经验与别不同。
大概在十年前,荷兰人开始建造一个小型的荷兰城市。其中最高的教堂塔楼高不过一个人的腰部,著名的公众建筑物只有及膝高,大河可以一步跨过,整个世界尽览无遗。这小人国不久成为旅游胜地,不但吸引许多小朋友,连成年人也不例外。其感官经验似乎就是受控制的人生经验,人忽然间能够清楚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大环境的疆界,结构都一清二楚。这就是督导的牧养经验令人如此兴奋的原因。这正是一个微型的牧养经验模型,透过这微型模型,我们可以看清楚自己站在哪里、朝哪个方向走。若然我们想准备自己在复杂的大学群体中生活和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能够保持一个距离,去观看学生生活的复杂蓝图,以致我们全情投入的时候,也不会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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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以章首的内容来结束本章。牧者准备在校园工作,就有如一个随军牧师第一次进入战场。预期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这焦虑可以瘫痪我们有效率的工作,危害整全的人格成长。但藉着仔细训练,这焦虑可以变成有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这焦虑可以成为伟大的牧羊创造力的能源,而非沮丧的根源。一个已准备好接受这份工作的牧者,即使大学校园有如一个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仍然可以无畏地踏入工场。他是自由的。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份现实的自信心,也有一份内在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他信任服务的价值,这样,他就可以为天主作一个好见证人,而天主能够巩固盼望,满足爱心,使喜乐圆满。
亲密是串联整本书不同题目的一个主题。在人类成长的前提下,人从一个小孩子魔幻式的一体感,达至一个成年基督徒充满信心的一体感,基于这内容,我们讨论男人与女人、人与人、人与天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亦尝试指出学生们在信仰群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困难。最后,我们分析到近代牧者的情况,他们被呼召去指引他人探索意义,同时不要失去他自己的依据。
若然说这本书基本上主要是关心人的内在生命,这说法也并非夸大之辞。在今天,这似乎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着重点;在今天,社会问题迫在眉睫,我们还过分关注“灵魂的骚动”时,就很容易意味着敬虔主义的自我沉醉。
可是,若然人真的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们思考一下。今天,人是否能够很有创意地与自己相处,并从他存在的中心点生活。
在过去的年间,许多热心而有理想的人从他们的工场、贫民窟和破落区的社会行动中回归,且很痛苦地醒觉到人之所以有勇气继续前进,和有意志力坚持下去,不是单靠他们藉着热情投入所获得的满足感。他们的工作得不到明显的果效,获得很少的称谢,反而经常招来猜疑和敌意。许多人被逼回望自己,反问:“我为何要做出这一切呢?从来没有人叫我这样做,许多人说我幼稚,当我满怀期望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许多人又对我漠不关心,我为何要做这一切呢?”除非一个人能够从自己的中心点生活,与自己友善地相处,否则,这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许多年轻人有意无意地操练瑜珈、读禅,对许多新的冥想方法趋之若鹜,其实他们正寻求新的属灵生命和指引。
教会,许多时候在其结构问题上纠缠,似乎尚未准备好如何去回应信徒想活出属灵生命的强烈渴求。可悲的是,许多人觉得教会是人寻找天主的障碍,而不是引领人走向天主,所以他们逐渐远离教会建制去寻找信仰经验。若然我们能够仔细思考这种种信号,我们其实已走到属灵生命新领域的边陲,我们甚至很难预测其性质及结果。幸而我们不会被教会自家人的琐碎吵闹分散注意力,因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幸而我们仍旧敏感到天主那叫人认识祂存在的微风(列王记上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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