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约神父传-圣人传纪-天主教图书中心

    谁是比约神父？他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比约神父是一位饱受痛苦的人：他尤其爱慕十字架上的基督，并且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分享了他的苦难。虽然比约神父一生忍受着剧烈的痛苦，可是他从不抱怨。任何时候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闪烁着慈爱的目光。应该知道，除身体的伤痛外，他还经历心灵的折磨，即他人的误会、诬蔑和迫害。比约神父喜欢将大博尔山的光荣和受苦的奥迹联系起来：“在我们和圣伯多一起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之前，必须先登上加尔瓦略山，在那里只有铁钉、荆棘、黑暗、死亡和摈弃。”比约神父一生从未离开过会院，如果上主愿意这样牢牢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无非是为让他学习爱。的确，基督的十字架是一座爱的“学校”，或更好说是爱的“源头”。困难和痛苦一旦在爱内被接受，它们会一跃而成为通往圣德之路，将人带进惟有天主认识的美善之中。

    比约神父是位充满希望的人：有人爱突出他刻苦的形象，把他描写得像中世纪的一位苦行僧，其实这并不正确。比约神父首先是一位充满希望的人，在众多的痛苦和考验中，他总是怀着乐观、信德和爱注视着前方。他能够勇往直前，全是因为对天主绝对的信赖并视他为自己惟一的希望。从人性的角度看，他所受的最大痛苦或许来自他神恩的不被理解。与教会的某些负责人之间产生的误会，并不能改变他作为教会子女驯服的态度；正如他在给长上的信中所写的：“我只愿为服从您而行动，好天主使我了解那是最让他喜欢的事，而且它是使我得救并高唱凯歌的唯一方法。”对天主的信赖和希望，使比约神父在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后，做了教会忠信和慷慨的儿子。

    比约神父是一位燃烧着爱火的人：他与苦者同哭，与乐者同欢。由于他对人类痛苦的敏感，他创立了一座现代化医院，并亲自命名为“慰苦之家。”比约神父愿意在那里让病人们受到最热情的接待和最诚挚的照顾。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病人和受苦者需要的，不仅是先进的机器和尖端的医疗技术，而同样或更需要一种“人性化”的环境，以助他们在与神、与人爱的接触中找到自我。通过“慰苦之家”，比约神父想告诉人们：天主日常生活的奇迹是通过我们的爱德发生的。在利用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我们应该时刻准备好为服务他人而慷慨地奉献自己。一次有人对他说：“比约神父，您真的完全是大家的！”他回答说：“不对，我完全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比约神父是我的’。”

    比约神父是一位献身于祈祷的人：事实上，他传教成功的最终理由，完全在于借祈祷与天主亲密而持续不断的结合。白天晚上，他“不惜”拿出很多时间去祈祷，正如他喜欢重复的：“我只想做一名祈祷的会士。”他相信“祈祷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最好的武器，是打开天主心灵的钥匙”，“祈祷使人成为全能的。”比约神父这一基本的灵修精神被他所创立的“祈祷小组”所继承和发扬，他们时刻在天主前为教会和社会奉献着不间断的祈祷。

    毫无疑问，比约神父为今日的我们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正如教宗若望保录二世所说的：“比约神父在众人面前，――包括司铎、男女会士和平信徒――，做了基督及其福音可信的见证。他的榜样要求每人时常以更大的爱走向天主，并对身边的人表达实际的关怀，尤其是对受苦者。”“他教导司铎，应做天主恩宠温顺和慷慨的工具，去根治人们的痛苦并重还他们内心的平安。祭台和告解厅是他生命的两大支柱：他举行圣事时的热切，告诫司铎们避免流于形式的危险，并且帮助他们每天再发现自己手中使全人得以更新的宝藏。”“献身的会士们特别应该从比约神父身上学习的是忠信。从他进入修会开始，便做了圣方济各钟爱的门徒：持守贫穷、贞洁和服从，完全实践会规并慷慨地度着刻苦生活；不仅不抱怨遇到的痛苦，而且还主动地选择它作为奉献和净化的方法。一如亚西西的贫穷者，比约神父只愿相似耶稣，渴望爱和痛苦，为辅助基督完成救世工程。尤其他那坚定、恒久和铁钢一般的服从，彻底地表达出他对天主和教会无条件的热爱。”

    比约神父十字架的灵修是很现实的，我们的时代有必要再发现其价值，为使一颗颗痛苦的心灵重新找到希望。希利枢机在一次演讲中说道：“通过所受的痛苦，比约神父唤醒人们注意：基督的苦难是得救的途径。他为救世界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之一——救赎神学。可是这一如此重要的真理却在历史中逐渐被人遗忘，或者人们故意将它扭曲。在我们的时代，企图忘记基督苦难的诱惑是强烈的，而天主却打发比约神父来帮我们回到这一真理。”

    1971年2月20日，在比约神父去世三年后，教宗保录六世向圣方济各会的负责人讲话时说：“请看一看比约神父了不起的声誉和他那世界性的影响！然而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足智多谋？或因为他神通广大？我想是因为他只以谦卑举行弥撒、从早到晚听告解。我们敢说，他是吾主耶稣印着五伤的代表，他是一位祈祷和受苦的人。”

    比约神父――基督的弟兄、圣方济各的弟兄、受苦者的弟兄，也是我们每人的弟兄。他越来越被世界各地人们所爱戴。你想认识他吗？只要阅读此书，相信你一定会受到他的吸引。

    张占伍神父

    2006-3-25天使报喜节

    当谈到比约神父，人们便想起罗同道，因为是在那里这位印五伤的会士生活了五十多年。然而，他的原籍却是比太止那，属于意大利本温多省的一个小农村，座落于海拔350米之处，有着它可追溯于中古甚至罗马时代的悠久历史。这个村庄源自一座古老的城堡，至今还可以见到城堡四周陈旧房屋的遗址。

    比约神父的原名是方济弗哲，但照圣方济各会以前的惯例，在正式入会前应更名，将原名以出生地的村名代替，表示除旧更新之意，就这样方济弗哲便成了日后尽人皆知的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

    方济生于1887年5月25日，星期三下午五点。他诞生的家只有一间房屋，约有十三平方米大，水泥地面，镶着木制的天花板，门旁有一扇四十公分宽的窗户。

    方济的父亲格拉爵当时26岁，母亲若撒法28岁。他们于1881年6月8日结婚，已经生下三个孩子：弥格生于1882年，方济1884年（仅活了19天），阿玛利1885年（于比约神父诞生前一个月去世）；以后又陆续生了斐理1889年，彼娜1892年，格佳1894年。这位最小的日后成了彼雅碧谨修女。

    父亲格拉爵是比太止那的农民，有少量属于自己的土地，从未读过书。为养活自己的家庭，不得不两次去美国打工。认识他的人这样形容他：中等身材，双目有神，略微偏瘦，机灵敏捷，朴实憨厚，吃苦耐劳。母亲也是本村农民，虽是一位普通的贫穷家庭妇女，却具有贵妇的风度：匀称苗条，穿着得体、朴素而大方。

    小方济于1887年5月26日六点，在圣亚娜堂由本堂奥朗神父受洗。他之所以取名方济，全是由于母亲对亚西西圣方济各极度的虔诚。

    在父母的记忆中，孩子是活泼可爱的。然而比约神父小时却哭得非常厉害。晚上他尖叫的声音，常吵得工作了一整天的父亲不能入睡。有一次夜里，父亲的确不能再坚持了，他大喊说：“生下来的这个到底是魔鬼还是基督徒？”边喊着边将孩子抓起，再扔到床上，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孩子竟从床上摔了下来。母亲生气了，急忙抱起孩子责斥丈夫说：“你真的要杀死孩子嘛！”此时，小孩儿安静下来，从此晚上便不再折腾了。

    “我从来没有玩耍过”，一天比约神父回忆他的童年时说：“那时，我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母亲回忆说：“他一天天长大，几乎不犯什么错误，很喜欢听我和他爸爸的话。每天早晚两次进教堂，去问候耶稣和圣母。白天从不去和同伴们游戏。有时，我需要对他说‘方济，出去玩一会儿吧’，他却回答：‘我不愿去，因为其他孩子总说脏话’。”

    根据别的同时代的人描述，方济是一个安静稳重的孩子，少与人同，却不孤僻；较内向，经常祈祷。在比约神父童年生活的记述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不免离奇。事过多年，很难一一考证其真伪，不过有些事情曾被神父自己所证实。他一般不谈论自己，对他个人的灵修经验，他总缄默不语；然而他的长上们意识到这一切有一天会大有用途，于是便迫使他说出来，尤其是他的神师常以服从的命令要求他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对此，比约神父便不能再缄默了。我们所有的资料便是这样获得的：比约神父本人的透露，被神师记录了下来。

    拉米斯的思定神父曾是比约神父的神师之一。由他的日记得知：比约神父五岁时，即自1892年起，便已经开始了神恩生活。出神和神视的现象屡见不鲜，以致他本人竟认为那是完全正常的。

    于1971年出版的思定神父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出神和显现在他五岁时便开始了。那时他刚会思想并准备永远献身于天主。这一切在继续……。当问他为什么隐藏了那么久，他坦诚地回答：之所以从未透露过是因为曾经认为那是人人都有的经验。事实上，有一天他天真地问我：“您看不到圣母吗？”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随后他补充说：“您一定是由于谦逊才故意这样说的。”

    神视不仅是关于天使和圣人们的，同样也有魔鬼出现。拉米斯的本笃神父这样写道：魔鬼的骚扰在他约四岁时便开始了，魔鬼借极凶恶的形象出现，充满恐怖，令人不寒而栗。那是一种折磨，晚上也如此，不让他睡觉。比约神父本人叙述说：每当母亲将灯熄灭，很多怪物便走近我，我便被吓得大哭；她打开灯，我便停止哭，因为怪物们就不见了。她再熄灭灯，我便又被怪物吓哭了。

    比太止那的另一位神父尼各拉写道：不止一次，方济跟我说过，当他从学校回家时，常遇到一位穿着神父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挡住他的去路。那时方济只得祈祷，随后便出现一位赤脚的小伙子，画十字后，那位神父便消失了，方济这才高兴地回家。

    为战胜对怪物和恐怖异像的惧怕，方济便做一些对他那种年龄而言，已相当严厉的克苦。一位和他同龄的邻居作证说：“他约在八、九岁时，很少玩耍，总是读一些热心的书籍，喜欢参与弥撒，并与管理圣堂的人约定，将他倒锁在里面祈祷，到时间才为他打开，且不准告诉别人。”

    比约神父的母亲讲了另一件事：“一天，她惊讶地发现他在床后正用一条铁索抽打自己，那时他约九岁。母亲立刻命令他停止，他却还要继续。‘孩子，你为什么这样打自己呢？’‘我应该打自己就像犹太人打耶稣那样直到流血’。”

    比太止那的奥朗神父批评方济，因为他“不在妈妈精心为他预备的床上睡觉，却跑到地上以石作枕。”

    1896年的一天，父亲格拉爵带方济到距比太止那27公里处的一个圣地朝圣。他们一大早就骑驴上路了。他们到了圣地，将驴拴好，进入教堂，那里挤满了人。在虔诚地祈祷一会儿后，格拉爵对儿子说应该回家，可是儿子请求再多延长一会儿。

    方济身旁有一位可怜的妇女正在祈祷，怀里抱着一个残疾的孩子。方济注视着她，流出了同情的眼泪，并和她一起祈祷。过了一会儿，那位妇女大概祈祷得累了，于是站起身，失望地抱起孩子并将他放在祭台上，大声喊道：“天主，为什么你就不能为我将他治好呢？”教堂内顿时鸦雀无声，随后则是一阵欢呼：人们看到孩子用自己的脚站了起来，那时他彻底痊愈了。这件事使小方济印象深刻；成年的他提起这事时，眼中还会充满泪水。

    在方济九岁时，他每天应将两只羊带去牧场。在那里他会遇到另一个比他年纪小的牧童路易。两个小朋友常在一起打闹。路易回忆说：“几乎总是方济赢了我。一次，他将我按倒在地，我便努力地反抗，同时说了一句脏话。方济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他抛下我便跑走了，因为他从来不说坏话，也根本不愿听别人说。”

    在方济约十岁时，他曾闹了一次恶作剧，竟使母亲忐忑不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因病卧床不起，但也找不到对症的药物。一天早晨，母亲外出购物，临行前她炸了一大盘红辣椒：一半是为了田里的雇工，另一半是留着为全家吃的。她叮嘱小方济要安静地呆在床上，并且别忘记服药。

    只身一人在家的方济，闻到了炒辣椒香味，便爬起来，正像他自己所讲的：走进厨房，从菜厨里拿出那盘辣椒，几乎吃个净光，然后倒在床上便睡。母亲回来后，发现方济全身大汗淋漓，他的脸色跟鲜红的辣椒那样，但是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焦急地请来医生。想不到，很幸运地：辣椒不但未加重方济的病情，反而消去了他身体的炎症，次日他的高烧便退了。

    一天，谈到抽烟，比约神父叙述说：“我约十岁那年，叔叔派我去买包香烟和火柴。去时我一路小跑，回来时我却放慢了脚步：‘何不先尝尝是什么滋味呢！’我自言自语着，于是点燃了一支。可是，第一口烟就径直进入了我的五脏，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当我回到家中告诉叔叔路上的事情时，他不但未责备我，反而忍不住大笑起来。从此，在烟和我之间，便筑上了一道高墙。”

    1899年9月27日，方济弗哲在当地主教的手中领受了坚振圣事，那时他十二岁。他是否在同一天初领圣体，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应该在同一年，因为那时按教会的规距：在十一岁前是不准领圣体的。有几次，方济在奶奶的陪同下要求神父领圣体，然而尽管神父深知方济的品德极好，却也不得不顾及教会的传统。

    方济的父亲格拉爵本人虽是文盲，却不愿孩子们长大后像自己一样，因此他试着鼓励每个孩子去读书，连长子也不例外；实际上，他并未成功。父亲对方济也做了同样的尝试，他重复说：“如果你读得好，我会送你去修道。”当时，在乡下或偏僻的农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一般不会去读书的，除非准备将来做神父或会士的。方济非常高兴开始踏上了这条路。

    由于家里农活的需要，方济不能按时上课，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可能，借某些机会跟几位老师学习。他的第一位老师高西莫，是他家的一位亲戚，仅读过小学五年级。第二位老师叫曼达陡。第三位则是一位叫道明的神父，在他的指导下方济完成了小学的课程。

    1901年，方济十四岁时，认识了安哲老师，他不仅思想先进，且是一位坦诚忠厚的人，也非常负责任。方济很喜欢跟他上课。于同年7月5日，方济给在美国的父亲写信说：“现在我有一位新老师，他使我每天都大有进步。为此，无论是我或者妈妈都特别高兴。”所有关于方济读书的资料，都证明他喜爱学习且成绩优秀。

    方济和安哲老师的感情很深，即使后来从会院往家中写信时，也总请人代向老师问候。1919年5月11日，已经印了五伤且已很知名的比约神父对老师写道：我的健康状况良好，使我非常挂虑地却是那成千上万来办告解的人。我在天主前所做的卑微祈祷中时常惦记着您，唯有天主知道何时才是我们彻底悔改的时刻。我将非常高兴，若能在这里见到您，而且最后一次拥抱您，因为我事实上已不可能再有机会回家了。请问候大家，我自内心拥抱你们，并祈求在天主恩宠的助佑下能恒心到底。

    安哲老师满足了学生的愿望，他曾几次到罗同道看比约神父。他于1944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方济小时，便开始想做会士。他的母亲、本堂神父、安哲老师都支持他的想法。其实，要做方济各会会士的选择，是来自他与加米录兄弟的认识；后者是莫高乃会院的一名年轻方济各会士，他常经过比太止那，其谦卑简朴的形象深受大家的敬佩。

    1902年春，方济的一位叔叔柏诺，便请求总铎巴奴娄神父，为方济入会的事，写信给方济各会的省会长，省会长的答复是：当前莫高乃的初学院人数已满。

    于是，叔叔柏诺便建议方济入另一个修会，如童贞山的白衣会、圣母圣殿护守会、救赎会等等。方济打听了一下，这些修会是否允许留胡子；因为不允许，他说：“不，我要做一名留胡子的会士，像加米录兄弟那样。”

    1902年秋，方济收到了另一封信：方济各会的省会长通知他，在莫高乃的初学院有了一个空位，而且直接为他确定了入会的日期，即1903年1月6日。因此，巴奴娄神父便着手为方济办理必要的手续。然而，就在此时，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告发方济在和比太止那站长的女儿谈恋爱。

    于是总铎大怒，立刻通知有关人员停办所有材料，并将方济召来，不容分说便解除了他在教堂内的一切职务。因为他原是辅祭班中最虔诚的，可是，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方济服务弥撒了。人们开始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总铎及其他司铎也展开了调查，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是方济的同伴――另一位辅祭员，由于嫉妒神父们对方济的重视，而故意对他捏造的控告。

    总铎请方济原谅，让他重新回到辅祭班内，并再开始办理入会院的各项手续。

    方济的圣召也很戏剧化:一方面他听到天主的召唤，另一方面也预感到将来要面对的困难，他踌躇不定;同时还有一些超自然的显示令他困惑。在1902年12月的最后几天，当他正思虑这事时，得到一个神视，这是他在多年后，亲自对神师描述的，他用的是第三人称：

    方济看到：在他面前有一位光辉四射、美丽异常的人，那人拉着他的手鼓励他说：“和我一起来吧，因为你最好要像勇士一样去作战！”随后方济被带到一个辽阔的、两军对垒的战场：一方是穿着白衣的、面容俊美的人；另一方则是穿着黑色衣服、站在黑暗中的、相貌丑陋的人。

    方济站在两队中间，这时，在他面前出现了另一个个子极高、直顶云彩的、无比丑陋的人。那位发光者劝他与面前的那位巨人搏斗，而胆怯的他却只想逃跑，发光者并不同意：“你那样做是没用的，必须和他开战，勇敢地冲上去，而且在战争中要充满信心！我就在你身边，我会帮助你的，绝不允许他伤害你！”

    搏斗开始了，是那么地激烈。在身边那位发光者的帮助下，方济终于胜利了。巨人被逼无奈，只得步步倒退，一直逃到那群丑恶的人们后面。他们一起诅咒、喊叫；而阵地的另一方，却向帮助方济战胜的那位鼓掌欢呼。

    比阳光还强烈的那位，为方济戴上一顶极其罕见的冠冕，其美丽无法形容，但很快那人又取下了。他解释说：“还有一顶更美丽的冠冕已为你准备好了，如果你懂得跟刚才的巨人作战，他还会常来袭击你的……。勇敢地去战斗，而且不要怀疑我的帮助！不要害怕！我将离你很近，我时常会帮助你，使你百战百胜！”

    从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这位超乎寻常的人身上，总寓居着一种常人理性难以解释的“力量”。在后面的篇幅里，我们将记述一些有史可考的、最确切的资料作为见证。

    1903年1月3日，比太止那的村长为方济弗哲开了“道德政治生活操行鉴定”；5日教区主教公署也将入修会的“同意书”发给了他。

    一天天过去了，方济一想到要离开如此爱恋的家庭，便感到非常痛苦。多年后，回忆起这个日子，他在写给神师的信中说：可能没有人相信，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离开自己所爱的亲人们了。那种痛苦深入骨髓，它真的让人难以承受，就像我离开家的那天所体验的，这种感受还在继续。

    在1月5日至6日夜间，方济得到一个神视：他看到耶稣和圣母鼓励他，并许诺一直要保护他。

    1月6日主显节弥撒后，回到家里，亲戚朋友们都来为方济送行。他一一拥抱，最后跪在母亲前，请求她祝福。在安哲老师和本堂神父的陪同下，他动身上了去莫高乃会院的路。想到那即将离别的故乡，方济激动地哭了。他说：“我知道妈妈是如何地难过！我记得动身的那天早晨，妈妈对我说：‘孩子，我的心快要碎了！但是，既然圣方济各召唤你，你应该去！”

    莫高乃距比太止那约十五公里，方济和陪同他的人骑着骡子上路了。那天的确很辛苦。于1603年兴建的会院，坐落在远离村庄的一个山谷中。为去那里，需要穿过一条崎岖坎坷的小路。到达会院，已是中午了。令方济惊喜的是：为他开门的竟是自己认识已久、并启发自己圣召的加米录兄弟。

    方济各会热情的待客之道是众所周知的。院长神父很希望方济他们尽快恢复体力。方济获特许得以在会院内四处游走，为熟悉这一未来的家。整个会院的气氛是那么地宁静，连人低声说话也能听得到。

    当天下午，方济应参加考试。在正式接纳新会士之前，修会愿意检测候选人理智的培育程度。因为在初学之后，他们还要继续高中的课程，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济考得不错，院长向安哲老师表示对他的成绩十分满意，所以方济被录取了。在叮咛和拥抱后，安哲老师和其他的人踏上了归途，方济则开始了他的隐修士生活。

    方济是如何度过那离家后的第一个晚上的？我们无可考证，但只要熟悉方济性格的人，便不难推定：离开他深爱的家庭，他一定非常难过。第一周内，方济可以在会院内随意行动，不必遵守团体的作息时间。接下来便是避静，以准备穿会衣，并开始正规的修会生活。一连六天之久，方济应持守绝对的静默，全部的时间只用来祈祷、默想和听一位老神父每天四篇的道理。

    1月22日早晨，与其他十二位年轻人一起，在整个修会团体面前，方济举行了充满象征意义的礼仪：“脱下”原来的服装――它代表着过去的生活，而穿上“会衣”――全新生活的标记。

    按照古老的惯例，为表示彻底脱离尘世，还要更换名字：从那时起，方济弗哲便成了“比太止那的比约兄弟”。为什么选择了“比约”一名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方济很钦佩比约十世教宗，这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新名字通常是由院长来取。取此名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比太止那的教堂内保存着殉道者圣比约的遗髑。

    在任何修会中，初学期都是一段考验的时期。此时，初学者在体验是否有能力度修会生活并遵守其规章。同时长上们也在观察候选人，是否适合本修会的精神。一般来说，初学期做的牺牲和克苦，甚至多于未来正常的修会生活所要求的。在二十世纪初的方济各修会中，规矩尤为严格，严格得令人害怕。因为方济各会想以此区别于其它修会，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他们还总在这方面引以自豪。

    比约神父初学时的生活环境是极端贫穷的：他狭小的房屋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凳子、一个洗漱的水龙头和脸盆，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冬天洗脸是很困难的，因为水龙头滴下的水，会结成一条冰柱。

    比约神父的房间是28号，床是木制的，上面铺着一个装满玉米皮的垫子。上床时只应将鞋脱下，睡觉要穿着衣服,并且把宽大的会衣折起盖在腿上。睡觉的姿势是仰卧，不许翻身，双手十字交叉放在胸前，还需将一个大的木十字架系在腰里。

    半夜，睡得正香时，会院的钟声便突然响起，所有会士应迅速起床,并赶到教堂去诵念夜祷。半夜里自熟睡中爬起,是最厉害的克苦。祈祷一般持续一个多小时。会士们再回到床上时，已经没有丝毫睡意了；尤其在冬天，夜是那么难熬，走廊及教堂内的阴湿和寒冷，直袭人的骨髓。这样的克苦谁也难以习惯，对于一位十六岁大的孩子，需要怎样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凌晨五点是起床的时刻。初学生需要将被子叠好，并将大木十字架摆在床上，然后再跑向教堂。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总是团体行动：初学生们排着队伍、完全静默地、双目低垂，若有任何的不规必将受到惩罚。

    一天包括祈祷、工作和学习：直到八点，初学生们都在教堂内默想、望弥撒和感谢圣体；其次去餐厅用餐；随后导师为他们讲解会规；十一点打扫卫生；十二点午餐，之后有半小时的集体散心，边走路，边高声祈祷；自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学习；接下来两个小时工作，全是在静默中完成；七点再回到教堂默想、念玫瑰经；八点晚餐和紧接着半小时的娱乐，此时可以讲话；九点休息。

    每周星期一、三、五，全部会士做“补赎”：晚餐后，各自回到房间将灯熄灭，用一根粗造的铁链，抽打自己的肩膀。

    会士们的穿着，在二十世纪初已减少到不能再少了：会衣下只能穿一件由粗麻织成的衬衣，脚上仅穿一双凉鞋，冷时极冷，热时极热。

    饮食也是不富裕的。这些年轻人在家里时，尽管吃得简单，但毕竟很丰富；可在初学院内，饮食的原则是：离开餐桌时还想再吃。因此，饥饿每天在可怕地折磨着每一个人。

    即使如此，还需要遵守某些特定的斋戒：初学生全年的每个星期五，应守大斋；遵守圣方济各为孝爱圣母而定的“蒙祝福者的斋戒”，即自6月30日至8月15日守的斋戒，还有将临期的斋戒、四旬期的斋戒等等。在圣母、修会圣人以及圣周五，除了斋戒之外，初学生还要跪着用餐。

    跪着用餐的克苦是常有的事，或许是为了压伏年轻会士的骄傲。

    每天在餐厅内，坐下用餐之前，初学生们应该双膝跪下，其中一位负责高声向院长说：“请祝福我们”！若院长回答：“我祝福你们”，初学生们便起来用餐；若院长不回答，那么，他们应跪在地板上，直到院长让他们起来。也出现过这样的事：院长用餐后和其他会士都走了，仅剩下了跪在地上的初学生们。

    初学的确是极困难的一年，但比约神父曾以最大的投入去生活。然而，以他那纯朴的精神，也未免有时觉得过分。回忆起那段时期，不免带着批评。他说：“一天，吃饭前求院长祝福的差事，落到了我的同伴――一位二十岁的拿波里人身上。那位初学生很负责任，他大声说：‘请祝福我们’！然而，院长并未回答。那时，我们只得跪在地上而不能吃饭。过了一会儿，我那位同伴，彻底失望了，他生气地大声喊道：‘在拿波里，为看疯子，还要付10块钱，在这里却是免费的！’”

    对比约神父来说，他也同样不赞成初学期间不让读书的规定。他回忆道：一年后，应该从头开始，我早已忘光了以前所学的。那种教育体制是完全可以改善的。因为一年中既不许读圣书，也不许读其它的书。初学生们可以读的，仅有十五页左右的东西；周而复始，只有这些。比约神父还抱怨衣服的分配，根本不管每人的身材：不论大小、肥瘦，每人一件，有时根本就没办法穿。

    然而，这些不完善之处，并未影响比约神父深湛的灵修生活。他的一位初学同伴朱莫兄弟，留下了这样的见证：在读完默想材料后，那是关于耶稣苦难的，比约兄弟久久地跪着，眼里流着泪。有时为延长祈祷，他便请求豁免娱乐、散步和晚饭的时间。

    另一位同会弟兄柏拉道记述：比约兄弟边默想，边流着泪，泪水在木制的地板上滴了一片。有时别人会因此和他开玩笑；后来为避免这样，他将手帕放在地上以接住眼泪。

    一年之久，比约神父应该没有和家庭联系过，或许他写过一两封信，谈到这些，他说：“我几乎要忘记怎么执笔了！”

    初学年快结束时，比约神父的母亲来看望他。她步行了几十里路，并带着亲手做的方济曾最爱吃的蛋糕。在会院的客厅等了一会儿，方济于另一位会士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妈妈急忙迎向离别已久的儿子，为亲吻他。可是，目光下视、双手交叉着垂在胸前的方济，却立刻躲开了；他对母亲的热情似乎无动于衷。随后，母亲将以全部爱心准备的蛋糕递给方济，但他却又拒绝了，口里说了声“谢谢”；说话时不带丝毫感情，连眼睛都未抬起。

    方济的这种态度令妈妈难过极了。她边哭着边往回走。一到家，便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刚从美国归来的丈夫。格拉爵想：可能方济由于受刺激，才失去了对家人的爱。于是立刻动身赶往莫高乃，准备将儿子带回家。一见到方济瘦弱苍白的样子，父亲吓了一跳，遂即对旁边的人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你们把他都弄成什么样子了！”院长神父需要长久而耐心的解释，告诉父亲：方济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之所以这样对家人保持距离和冷淡，只是为了遵守规矩。

    后来，回忆起这次与父母的会晤，比约神父说道：“我禁止自己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和亲人谈话并注视他们……，父母认为我变傻了……，其实我多么愿意扑在他们的脖子上亲吻他们呢！”

    1904年1月22日，初学年结束了。在一种庄严的礼仪中，比约兄弟与其他几位同伴一起发了暂愿。当时，他的母亲在场，还有长兄弥格和叔父。发愿三天后，会士们应离开莫高乃,到皮亚尼西的圣厄里会院学习。

    在皮亚尼西的圣厄里会院，比约神父开始患上一种奇怪的病：从未被诊断出是什么病，更未被治好过。那根本是医学所无法解释的。这种病迫使年轻的比约弟兄与其他会士的生活有了不同。

    任何修会中，初学后直到晋铎的时期都是为了接受培育的。会士们在教授、神师们的指导下，逐渐地将所学的理论付诸于生活中，以便日后成为他人的导师。会规禁止于培育期的会士，无严重理由在会院外生活。

    对比约兄弟而言，这条规定失去了效力。自1905年，他便开始住在会院外面；而且从1907年，便经常不定期地回到家乡比太止那休养。自1910年至1916年，他几乎就一直住在家里。事实上，他大约十年之久未按会规生活。根据方济各会会宪：若会士由于生病或其它原因，无能力很好地遵守会规，则被永久性地遣送回家，仅特殊情况除外。而比约神父的事例便被列入了“特殊情况”一览。

    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考证自1904至1910年间，比约兄弟的病苦和生活，对此也很难做出某些假设。很可能自一开始比约便感到体力不支，这一定是来自艰苦的初学生活。在圣厄里会院，情况并未得到多少改善，如半夜起床祈祷只是减少到每周三次。比约的同伴们作证说：他吃得很少，却继续做着严厉的克苦；睡得不多，但长久地祈祷。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影响一位年轻人的健康发育。然而，在比约兄弟的情况中，不可忘记还有些神秘的因素，这完全是超越人理解能力的。

    1905年6月，比约的健康日下。院长决定派他到圣玛利亚会院调节一下环境，那里空气新鲜。六个月后，他便秘得很利害，而且剧烈地头痛，经常呕吐不止，只能喝点牛奶。从山下到会院，每走二十来米则需要歇一歇。在会院的教堂内祈祷时，人们都不愿靠近他，听到他那微弱纤细的声音。

    几个月后，于1905年底，比约被送到玛尔谷会院读哲学。那座会院建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四周都是森林。比约很喜欢那里：安详和宁静正是他所需要的，好能更专心地祈祷和默想。

    第二年，比约又回到皮亚尼西的圣厄里会院。

    在比约神父的生活中，已开始有些奇异的现象出现。有时他在祈祷中神魂超拔，尤其经常受到魔鬼的扰乱。一个夏天的晚上，由于炎热不能入睡，比约听到从隔壁的房间有像人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可怜的兄弟，他像我一样也不能入睡！”比约想道：“我去叫他，至少和他说句话。”于是，他走到窗前去呼唤同伴，不料声音到了喉咙便被卡住了。那时，突然在隔壁的窗台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黑狗：头像脸盆那么大，瞪着火红的眼睛。还未等比约来得及喊叫，那只巨狗便跳到对面的房顶消失了。次日，比约兄弟才知道原来隔壁的房间已经一个多月无人居住了。

    魔鬼对比约的骚扰不仅借可怕的形象，有时也会打击他直到出血。在日记中，他写道：昨晚，我感到魔鬼要结束我的性命了，我真不知道该呼求哪位圣人；最后我转向护守天使。过了一会儿，他才来到我身边将魔鬼赶走。

    尽管如此，比约兄弟还在继续着自己的奉献之路。1907年，他誓发了大愿。然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高烧、咳嗽、胸痛、昏厥、出冷汗等。医生们束手无策，长上们也无可奈何。或许家乡的水土会好些，于是派他回家休养，可是母亲与姑姑细心的照顾仍无济于事。

    自1907年起，比约兄弟便经常回家，于是很多会士对这位“可能”半途而废者不屑一顾。实际上，当他一回家，病情就有好转，但一到会院就日趋严重。

    1907年4月16日，本温多省军区对比约进行了征兵体检，检验合格，故等候招募。直到年终，比约在家自学结束了哲学课程，随后被派到塞加拉会院开始读神学，但仅在那里住了两个月，便又不得不回比太止那休养。在家乡神父们的帮助下，他独自一人继续着神学课程。于1908年12月，比约兄弟在本温多主教府领受了小品，不久又在同一地方领受了五品。那时，他的健康有些好转后，被送到富高山会院。

    不同的传记都记述：在那些年，比约兄弟显了第一个奇迹。富高山的会院挨着一大片栗子树。一天下午，比约摘了一包栗子寄给比太止那的姑姑达利亚。自幼比约就很爱她，妇女收到包裹，吃了些，便将余下的留下作纪念。

    一段时间后的某个晚上，姑姑提着油灯将丈夫保存的火药倒在一个箱子里。不料灯花溅到火药上，顿时火药爆炸并将木箱炸成碎屑。火烧着妇人的脸，她疼得大叫起来，同时本能地抓起比约寄来的、盛着栗子的包裹，将它捂在脸上，掩住伤口。突然，就在那时疼痛消失了，而在妇女的脸上竟未留下任何灼伤的痕迹。

    富高山的新鲜空气对比约兄弟的健康也无多大帮助。1909年5月中旬，他又回到比太止那。当时他自己是这样描述的：

    我仅能喝点水……，高烧一直不断，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如此，随后便是大汗淋漓；胸部和背部的剧痛几乎要把我折磨死。一些天来，左边的肺部也开始难受。或许这次耶稣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此次的痛苦远超过其它时候，我已无能为力了，丝毫动弹不得，甚至有时连说话也费力……。

    为晋升执事，必须经过神学考试，而比约却毫无准备。他的神师思定神父曾设法为他申请豁免，但未成功。于是建议派一个特殊代表团去比太止那主考，可是总主教表示待他健康好转时要亲自考试。

    比约兄弟在本温多考试及格后，立即在莫高乃由总主教祝圣为执事。

    现在需要准备晋铎了。院长觉得比约应回到会院，但他本人可以自由选择。想不到比约竟提出留在比太止那，他的态度使院长感到惊讶和不悦。

    在稍做考虑后，院长决定将比约送到圣玛利亚会院，那里位于高处，偏僻宁静的会院一定对病人来说是最理想的地方，而且附近有一座医院，万一有需要的话，将很方便。

    比约兄弟服从了。刚到会院，便又病倒了；于是几周后，又不得不返回比太止那。

    他本人对痊愈已不抱任何希望，反之，他仅盼望以死解脱肉身可怜的束缚。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在死前能被祝圣为司铎。

    法典规定二十四岁前不可晋铎，而比约当时仅二十三岁。神师告诉他由于健康的原因可以要求特别的宽免。于是他写信给主教，而主教也批准了。

    七月初，省会长通知比约兄弟返回莫高乃，学习司铎举行的礼仪。比约上路了，然而仅一天的路程，便使他足以在会院内呕吐不止。大家都很不愉快。院长害怕之余，又将他送回比太止那。临行前，比约给省会长写道：

    为不加重病情，我只得再回家休养。至于应学的礼仪，家乡的本堂神父很乐意教我。而有关考试的事，我尽力极早完成。请祝福我！

    可怜的比约兄弟

    1910年7月30日，顺利通过考试，而于8月10日，比约兄弟在本温多主教座堂被祝圣为司铎。那时他年仅二十三岁零两个月。母亲、比太止那的本堂神父都参加了典礼。父亲格拉爵未在场，因为当时他已第二次去了美国。

    四天后，比约神父回到比太止那，于8月14日在家乡首次隆重地举行了弥撒。

    自1910年至1916年，比约神父几乎都住在比太止那。在教堂内做弥撒，帮助本堂神父行圣事；在家中食宿，由母亲照顾。

    从表面看，这段时期比约神父是在渡假和休养，实际上对他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罗同道是比约神父向世人显示其由天主所领受奇恩的地方，而比太止那却是他准备领受这一神圣使命的地方：神秘的经验是从这里开始，即使印五伤也是始于此地。

    比约神父的家在比太止那古老的城堡附近，地势较高，从那独有的一扇窗户可以望见远处的景色。他在这里将自己关起来，一连几小时祈祷着、向神师写信；在这里有耶稣和圣玛利亚多次的显现，魔鬼也骚扰他很厉害。

    比太止那还有一些在那段时期，亲自见过比约神父住在家中的人。谦卑、诚朴的人们所做的见证是非常珍贵的。他们回忆起那时的比约神父：很瘦弱，常打着一顶灰色的帆布伞，走起路来很慢，双目下垂。他一上街，人们都看他，大家都视他为圣人。

    麦里高是比约神父的好友，从小他们就一起牧羊。他生性活泼开朗，而比约神父却很内向沉默，但两人仍然很要好。麦里高的田地与比罗那村交界，距比太止那步行约半小时。每天比约神父在比太止那的教堂做完弥撒，便去邻村比罗那哥哥弥格特为他建的一个小房子内休息，那是在一棵大榆树下，新鲜的空气会对不太健康的他有所助益。路上，比约神父经常遇到在田里工作的麦里高，他们常停下来聊天。偶尔，在夏日炎热的下午，他们也会一起躺在麦秸捆上午休。一次，麦里高趁机和比约神父开了个玩笑：看他睡得正香时，便悄悄地在他四周用麦捆堆成一个“棺材”，上面也蓬起来。等比约神父醒来，已是满身大汗，在黑暗中吓一跳，并且高呼救命，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出来。

    麦里高知道他的朋友定会伺机报复。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便不敢和比约神父一起在麦捆上午休。当比约神父躺下后，他就悄悄躲开。可是，几天后比约神父便发现：他原来藏在一架用车梯支撑着的大马车下睡觉。一天，趁他睡着了，比约神父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猛地拉起绑在车梯上的绳子，马车的双辕“轰隆”一声巨响便落地了。麦里高突然被从睡梦中惊醒，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比约神父，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幸亏没出什么大错，那的确是很危险的游戏。

    另一次，比约神父向他的好友透露自己对健康的忧虑。麦里高静静地听了很久，终于认真地开口说道：“我知道一个肯定能治好你的妙法。”

    “我该做什么？”比约神父急忙问道。

    “想好病，就去结婚吧！”

    一听这话，比约神父随手抄起一把草叉便朝麦里高打去，而后者早已料到大势不好，已经跑出去很远。多年后，比约神父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后来，当麦里高去罗同道看望他时，比约神父有时还会对他说：“亲爱的麦里高，你还欠我一草叉呢！”

    比约神父喜欢和乡亲们在一起，这类的见证多不胜举。他儿时的一位朋友若瑟回忆说：比约神父做完弥撒后，约在十点至十一点，在回到比罗那的路上，经过我家门口时，便停下来，坐在无花果树下，要点水喝，边喝边和我聊天。一次，我和他讲起在美国打工时认识的犹太人，我讲到他们的祈祷和工作，比约神父说道：“每人都从属于自己的宗教，我们同样需要尊敬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人们。”

    路济亚这样写道：每当比约神父从比罗那去比太止那念晚祷的时候，常气喘吁吁地在我家门口歇息。奶奶对我说：“去为神父拿些水喝！”他常问起在美国我爸爸的消息。清凉的水再加上几块可口的点心，比约神父很喜欢。

    比太止那的人们自那时起，便已将比约神父视做圣人，很多人请求他的转祷。在1913年４月，豆荚正开花的季节，每颗豆荚的茎叶都长满了油虫，这当然会影响收成。一位农民便来找比约神父，请他去田里做个祈祷。神父去了，边走边祈祷并祝福，油虫纷纷从菜上掉下来。于是其他的农民们也都来求救于比约神父，结果同样奏效。他的祈祷解除了油虫的灾害。仅一周的时间，豆荚遍地都开了花，那年的收成格外丰富。

    比约神父的弥撒持续三个小时，很多人埋怨，然而他们也明白只有“圣人”才会是这样的。

    故乡的人们也知道，比约神父每天晚上都会遇到魔鬼。有时从他的房间发出的喧闹声传得很远；深夜，邻居们不得不从家里跑出来，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早晨，母亲常看到儿子的房间十分混乱：床、椅子、床垫等所有的东西都翻落在地，而神父本人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即使比约神父搬走之后，那个房间还是经常受到魔鬼的“光顾”。几个月后还经常听到撞击墙壁的声音：桌子和椅子都被砸坏了，尽管没人碰过它们。最后神父的哥哥弥格，不得不请本堂神父来祝圣房屋。在驱魔之后，声音才消失。

    奇怪的事也在教堂内发生。弥撒结束后，比约神父一般会长时间地感谢圣体，也经常跌在地上失去意识。负责圣堂的皮拉先生，第一次看到神父这样被吓了一跳，可后来便习惯了。每次回家时，总将钥匙挂在门上，好使比约神父醒来后，自己可以锁门离去。有一天，当皮拉中午回来教堂要敲午钟时，发现比约神父还未醒来，便以为他死了，赶紧跑去找本堂神父：“那位会士死了！”

    本堂神父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回答：“不必担心，一会儿他就会复活的！”

    所有这些事情使人们感到惊讶，但没人会清楚到底原因何在。在比约神父的生活中，正在实现一项计划：他已不止一次为了他人的得救，自做牺牲奉献于天主，而天主也接受了他的奉献。

    其实，这一切和基督的苦难圣死有着关系。按照教会的信仰：无限爱情的天主，愿借其圣子的祭献救赎人类，而基督徒可以借自身的痛苦参与这一祭献。因此，一些充满圣德的灵魂，自做牺牲为完全相似耶稣，而天主也俯听他们的愿望，并使他们实际生活出十字架上基督的苦难。如此才能解释五伤的奥秘，如在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瑟纳的加大利纳等伟大圣人们身上所发生的。而比约神父也经历了同一的奥迹，当他在比太止那时已开始了。

    比约神父在家乡休养的那些年月，为他来说，正是使其在超性事件引导下，灵修生活渐趋成熟的时期。在罗同道，五十年之久人们怀着惊讶发现的一切，皆是始于比太止那：五伤也是在这里印上的。对此，本堂司铎巴奴娄神父可以作证。1918年，当人们向他提及比约神父手上的伤痕时，他说：“你们现在才看到，我在1910年已见过了！”

    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是在1910年的９月７日，比约神父正在比罗那祈祷，耶稣和圣母显现给他，并将五伤印在他身上。回到比太止那，比约神父向巴奴娄说明了一切，并补充说：“神父，帮助我吧！我们一起祈求耶稣除去这些伤痕；我愿意受苦，甚至受苦至死，但一切都在隐藏之中。”他们一起祈祷，天主也俯听了。五伤可见的标记已消失，但强烈的痛苦却留下来。

    比约神父自己于1911年９月８日，写给神师拉米斯的本笃神父的信也为此作证：

    昨晚发生一件事，我既不明白，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的手心出现了一个红点，像一分的铜钱大小，同时伴随着剧烈尖锐的疼痛。左手痛得更厉害，直到现在还如此。脚上也是一样。这种现象在几乎一年的时间内未变。

    这一神秘的特恩更激怒了魔鬼，它对比约神父的攻击更变本加厉了。自这段时期他写给神师的信中得知：

    这个家伙，从十点钟我上床时直到早晨五点起床，都在不断地折磨我，有时我不得不相信：那晚是我最后的一个晚上！这些东西就像一群饿虎跳到我身上，它们诅咒我、威胁我说要和我算帐！我的神父，他们还真说话算话：从那天起，每天都虐待得我好苦啊！到今天，已经一连二十二天，耶稣竟允许他们冲我泄恨！我的身体快被它们折磨死了！

    为捉弄比约神父，魔鬼甚至直接破坏神师为安慰他而写的信件。在比约神父的一封信中，他说：“您的上一封信是当着本堂神父的面打开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白纸，撒旦已销毁一切。”

    神师有时用法语或希腊文写信，希望魔鬼不懂得那些语言。一天，寄来了一封法文信，本堂巴奴娄和比约神父一起打开，发现纸上都是墨水。他们想这或许是魔鬼在捣乱，便对着信洒圣水并祝福，墨水立刻不见了，而露出了文字。

    在另一机会里，神师用希腊文给比约神父写信，虽然他不懂这种语言，却照样在读。本堂神父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护守天使在为我解释一切！”这两件事皆来自本堂神父的书面见证。

    自1918年，比约神父便离开了家乡，然而却时常惦记着：一说起比太止那，他就激动地流泪。一天，有人让他看一些家乡的风景画，他静静地注视了好一会儿，说道：“是它养育了我四十年！”

    他很牵挂所生活过的地方是否完整地保存着。一次，对侄女比雅说道：“将城堡旁的老家保管好，耶稣去过那里，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一天，好朋友麦里高的儿子西尔维来看比约神父，神父问起他们的田地和庄稼。他回答神父说：“请放心！我都照顾着一切，一切就像从前那样。”然后，神父说：“在地边上有两块石头，一块大的，根本搬不动；另一块小的，是我以前的座位，我经常坐在那里，看日出和日落。”

    回到比太止那，西尔维去看那两块石头，并且想把它们带到家里作为留念。他两次尝试着用拖拉机将石头从土里拉出来，结果铁索都被挣断了。他仔细地观看，发现比约神父常坐的那块石头上显出来一个十字，他心里想：就算了吧！三个月后，当他再来到罗同道，比约神父一看到他就说：“懒家伙，你就这样保管了我的东西吗？至少要把我的‘座位’搬走嘛！那块大石头就让它呆着吧！”

    对比约神父所指导的路济亚，他常说：“我的女儿，我记得比太止那的每一块石头！”

    正如我们已谈过的，比约神父的晋铎是因健康原因而得到了特别豁免，不然担心他会死去。也正是为同一理由，他获特许得以在会院外生活。然而，时光流逝，比约神父的健康状况尽管不好，但不再恶化。因此很多会士们开始议论，并对长上们的安排表示不满，且认为如此做只能使年轻的比约神父更为放纵和任性。

    到1911年，这种批评已达到高峰，所以省会长神父感到有必要认真考虑比约神父的问题，并做出相应决定。

    当时，方济各会福贾省的会长是拉米斯的本笃神父。他虔诚明智，对指导人灵有着特殊经验。自1905年便在圣厄里会院认识比约，且从此做了他的第一位神师。

    一段时间来，比约神父身上发生的奇异现象，使他意识到：即使连他所患的病，也可能不只出于自然原因，然而他不能肯定。无论如何，比约神父的情况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个案”，需要找到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

    于是，谨慎而明智的本笃神父，向修会的总会长写了一封信，为请求建议。信的第一部分，描述比约神父的圣德以及在他身上的奇异现象；第二部分则谈到棘手的问题，即是否允许他永久留在会院以外。这封信写于1911年９月11日，内容如下：

    现在我告诉您一则好消息，并请求您的建议：这是关于我所熟悉的一位年轻神父。他一直持守着领洗时的纯洁，并且自入会以来不断在成全的道路上前进。来到本会院攻读哲学已九个月。按照当时的习惯，我做他的神师。自那时起，或见面或借书信，他从不愿缺少我的指导。他曾祈求分享救主的苦难，而天主也俯听他。他患的病是医学所不能解释的，即使名医也束手无策：严重时，多天不能进食，而且经常呕吐。

    我促使自己尽力关注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件事（我保存了他所有的信件）。在最近的那封信中，他说“感到难以形容的惭愧”，因为上主给予他一个特爱的记号，即是在他的手、足和肋旁出现伤痕和剧痛。

    以上所述皆是令人欣喜的，接下来是请求建议。我曾允他在会院外生活以调节环境，也曾先后三次召他回来。然而每次病情加重并在医生的劝告下，只得再将其送回家中。目前他仍在家休养。我一方面自内心深处感到：或许应该这样，因为深知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有天主的圣意；可是另一方面，又愿按修会规定，无论如何将他召回会院。您有何想法？

    我们对总会长的回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本笃神父收到了“需要进一步将事情调查清楚”的要求。

    对比约神父而言，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长上们希望他搬回会院，可是那种“神秘的力量”却要他留在比太止那。

    然而为什么比约神父“应该”留在比太止那？谁也不知道。一天，拉米斯的思定神父想知道其中原因，在日记中写下了比约神父对他的回答：“我不能告诉你，上主愿意我留在比太止那的理由。对此，我的爱德实在不够。”

    在收到总会长的回信后，本笃神父似乎很肯定他应做的事：无论如何，要将比约神父带回会院。他写道：如果上主要使你进入光荣，那么，最好死在他召叫你所进入的修会内。

    比约神父的回答则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口吻：

    我从不相信上主要我立即死去。我受苦是真的，而且一直在受苦；但在会院外，病苦从未影响过我举行神业，并不像在会院内那样。若只是我自己受苦，绝对没问题；可是加重他人的负担，使大家都难受，而且最后的结果，也只是为了让我死得快些；对此，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另外，我自信有全部责任和义务，维持自己二十四岁的生命。愿上主随意安排吧！您可以认为“我已经死了”。至于服从，我已准备好做出任何牺牲。

    本笃神父激动之余，在回信中写道：

    你在家里生活，已使我痛苦不堪：如果你的病苦来自天主，并非纯自然的，那么你最好生活在神教会团体的庇荫下；家乡的水土是不会治愈由至高者带来的伤痕的，并且你本人也不应该害怕只因为被关在会院而导致的死亡。或在家或在会院，你的健康总会像天主所安排的那样。

    在对你的病情做出长久观察之前，我曾顾虑是否令你回到我们这里；然而现在我看到，即使你留在家中，情况也总是如此，所以我开始考虑你应早些回来。

    其他几位可敬的神父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如儒斯诺、思定，还有我们的总会长，因此要准备好服从，而天主定会多多祝福你！

    面对长上如此肯定的决策，比约神父只有服从，然而他要求最后再做一次医学专家的检查；可是当时面临的困难是：他家庭低下的经济状况，根本无力支付名医的费用。

    本笃神父接受，但他认为：一般专家们，总可以为这一特殊病例争论不休，却未必有所结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当时最著名的医生安多来利。他是拿波里大学的病理学教授，精通血液循环性疾病，曾发表过众多刊物；于1906年由于其名声，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委员。能接近这位教授是相当不待理不理感到难以形容的惭愧”，因为上主给予他一个特爱的记号，即使容易的，但本笃神父费尽周折后还是成功了。他亲自陪着比约神父去拿波里。那是十月末，医生的诊断结果非常可怕：他称比约神父在一月内会死亡，并建议安排病人住在一所适当的会院，以准备安详地死去。

    十分惊讶的本笃神父，立刻想到外那劳会院；那是福贾省全部会院中，惟一距省会最近的，那里一切都很方便。

    大概于10月28日晚，比约神父来到那座会院。他的房间是在二楼。其实若算上一层的教堂，那应是三楼。最初几天还行，随后他的病情便恶化了：几乎什么也不能吃，些微的东西也要全部吐出来。

    11月中旬，面对比约神父如此严重的情况，会院院长王哲神父第二次带他去拿波里就医，然而诊断的结果未变。

    回到外那劳会院，比约神父已无法支持了：白天、晚上都要躺在床上，连弥撒也不能做。那时，开始了一些奇异的现象，即神视或魔鬼的显现，明显得以致人人都可看到。

    比约神父的神师拉米斯的思定神父，手里拿着笔记本非常好奇地观察着他，记下了他与那些不可见的神秘人物们的对话。他在日记中写道：

    1911年11月，于外那劳：

    我和王哲神父一起亲眼目睹了这些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即众多的神视和魔鬼的骚扰。

    一天，晚餐前，被告知比约神父病发了且在说“糊话”。当时谁也未见过这类超自然的现象，连我也不例外。那时，我只是以为他病得很重；于是急忙跑进他的房间，那里已有其他会士们在场。看到比约神父躺在床上，脸色很难看，他正说着：“你们快把那只猫赶出去，它想把我撕碎。”我不能看到那种情景，于是我去教堂祈祷。

    思定神父告诉我们，撒旦常借不同的形象出现：扮作舞蹈的年轻男女、扮作十字架上的耶稣、扮作会士们的朋友、扮作神师或省会长、扮作教宗比约十世，也扮作圣方济各、护守天使或圣母玛利亚。有时也显出其狰狞的面目；有时，什么也看不到或只听到巨大的声音，但比约神父却被打得流血。他只是借呼求耶稣的名字，抗拒魔鬼的各种攻击。

    圣人们与魔鬼的显现是交替着的。圣人们的显现每天约二至三次，持续一至两个半小时，而魔鬼的显现则为一刻钟左右。在圣人们显现时，比约神父总是睁着眼睛、出神地盯着房间的一处、大声地说着话。从他口中所说的便明白，他是在和耶稣、圣母或护守天使交谈。

    有时，也曾请医生们考察这类神视。一次，思定神父测量比约神父的心脏和脉搏。他写道：心脏的跳动与脉搏并不符合，脉搏跳得快而强，但心脏却跳得更快更强，几乎要爆炸。

    除了神师，外那劳的会士们也可以为其它的奇异现象作证：病得极其严重的比约神父，还可以识透人的内心世界。一天，思定神父去看他，比约神父对他说：“今天早晨你要特别为我做一个祈祷。”一到教堂，思定神父便去告诉另一会士，请他在弥撒中加一意向，随后他自己便忘记做祈祷。等他回到屋里，比约神父问道：“你为我祈祷了吗？”

    “我忘记了！”思定神父回答。

    比约神父说道：“天主悦纳了你下楼梯时请别人代祷的想法，这也总算我没白说。”

    另一次思定神父看到比约神父很难受且神智不清，便担心他会死去。于是跑到圣堂为他祈祷。一刻钟后，再回到比约神父的卧室时，他已好了许多。比约神父对他说：“你去为我祈祷，做得很好；你还想到了如何为我写追悼词，不必急！有的是时间呢！”

    思定神父还记述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一次神魂超拔中，比约神父为一位灵魂祈祷，那人一年来正在经受严厉的考验。他的情况只有我知道，而比约神父应该根本就不认识他，可是他却为他祈祷着，求上主救他脱离可怕的诱惑。

    为在床上领圣体，比约神父喜欢在会衣上面穿另一件白衣，那是每天由人在固定时间从外面送来的：重新洗过、熨过且折叠好的。

    一天早晨，时间到了，值班的要去开大门取衣服。比约神父却说：“不必去了，今天那人会迟到几小时。”果然如此，一个半小时后，神父对值班的人说：“现在去吧，他马上就到！”值班的打开大门时，果然望见那人正朝会院走来。

    这些事件使外那劳的会士们确信：比约神父享有天主的特恩。他们开始反对省会长执意要他留在会院的决定。于是，他们写信给省会长，要求送比约神父回家休养；然而回答是否定的。随后，他们决定直接联名上书总会长。于1911年12月３日，院长王哲神父以会院全体会士的名义，向总会长写了这封信：

    愿将这件简单的事情向您陈述，并请您以慈爱俯听：我和所有在此会院居住的会士、偕同会省内几乎全体会士，皆可以良心证实：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患病三年来，除了在家之外不能进食。他两年之久，住在家里从未呕吐，而在我们这里已一个半月。我可以坦诚地说：他吃下任何食物绝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并且目前卧病在床，滴水不进已经十六天。

    还可以看到：他一到会院便开始呕吐，直到现在还如此。可是一回到家中，便能吃些东西。莫非这是天主的圣意：一定要可怜的比约神父永远留在家里？

    所有的人都可证明：他是一位极好的司铎。因此既不是他本人愿意呆在家中，也不是我们――他的会士弟兄们，愿意放弃他极亲爱的临在。因此，我们非常诚恳地请求您，以慈爱审视这一客观事实。

    可敬爱的省会长神父给我们回复了很多信件，但对此却只字不提。我们今天投奔您，并非出于对他的不满，而只是感到良心的驱使。我们觉得：如果强迫一位不能进食的会士，一定生活在会院内，那或许是在考验天主。

    这次总会长应该站在比约神父这边：事实上，不论怎样，本笃神父还是屈服了，他尽管不高兴外那劳的会士们越级直接上书总会长一事，但是他却批准比约神父回家养病。

    12月７日，比约神父在思定的陪同下回到了比太止那。一到家就像从前那样，他感到好转许多。次日，12月８日圣母无染原罪节，他已经可以主持大礼弥撒。思定神父在日记中写道：“就像他从未害过病一样。”

    根据法律：一位会士有义务住于会院，而比约神父的情况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既然不可以，那就应该申请“俗化”的批准，换言之，即是由修会正式开除。

    省会长本笃神父决定处理这一问题。他觉得面对属下应一视同仁，因为其他某些会士，可能也很有必要留在家里，但从未获准。

    他再次请求总会长定夺。他们共同商讨决定申请“俗化”的批准。比约神父害怕极了。他哭着给总会长写道：“大把的眼泪使我痛苦不堪，这一个决定使我又倒在床上，此时此刻还是一样！”

    程序进展得很慢，似乎是上级有意这样做的。直到罗马的来信共等了三年的时间，但情况已有所不同了。最后得到的批示不是出会，而是一个“为病愈而有必要留于会院外”的恩准。他可以继续穿着会衣，这又是一个有利于比约神父的决定。

    比约神父于1915年2月15日，由梵蒂冈获得的居留于会院外的准许，为他与省会长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后者从未停止过使比约神父返回会院的努力；仅几个月的时间，他被迫缄默，而终于在1916年初，他的计划成功了。

    原来，比约神父有位很要好的朋友，即住在福贾省城的贵妇拉斐尔，她被称为“圣人”。他们并不相识，只不过一些年来靠信件来往，彼此共同分享各自杰出的灵修生活。

    一天，拉斐尔对思定神父说：“请比约神父回会院吧！给他听告解的权利，他会做得非常好。”虽然比约神父已晋铎五年，但他未获得听告解权，因为当时一些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病，为防止感染才不让他接触别人。

    拉斐尔的话像是一道“神谕”，思定神父转告省会长，两人便决定将比约神父召回会院。

    那些天，拉斐尔病得很重，刚做过手术，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借此机会他们写信给比约神父声称：正在临终的拉斐尔表示，至少要见他一次并面谈。比约神父相信了。旅程的花费由病人的姐姐负担。1916年２月17日一大早，比约神父便动身了。

    这次行动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以免比太止那的居民起而反对。他们很爱家乡的这位“圣人”，担心有一天会被带走。为不引起他人怀疑，接他的思定神父，只得在本温多的车站等候。

    约在中午，两位会士才到了福贾的圣亚纳会院。比约神父原计划在那里最多停留一两天，可是想不到省会长本笃神父早在那里“恭候”。他严厉命令比约神父“永远留在福贾，不论死活。”

    面对这样的命令，比约神父服从了。于是，他给家里写信安排了一下自己的物件，同时也写信给本堂巴奴娄神父。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委曲，以及他那坚强的、服从的意志：

    极亲爱的神父：省会长要我留下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另外他认为由于我的灵修状况，我非常需要一个好的、明智的指导，为能走在上主的路上。对于这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决心接受这一已有的、也是全新的考验。只有你了解我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对“完全交付给我的那位”，做出这一彻底奉献的行动。因此，请为我祈祷，好使这一牺牲相称于天主，并在天父的眼中蒙受悦纳。

    来到福贾的比约神父并未忘记他的使命，次日，便由思定神父陪同去拉斐尔家，她的公寓就在会院附近。

    思定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相遇，的确像是两位在主内认识已久的人；他们说话不多，仅彼此天使般的目光已超越了人间的一切语言。

    每天早晨，比约神父继续探访病人，在她个人的圣堂举行弥撒，之后便和她交谈到中午。拉斐尔死于３月25日，比约神父满怀忧伤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思定神父：“拉斐尔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而在主内安息，多么有福的人啊！我很羡慕她的选择，愿借这位天主特选者的转求，我也能早日获得义人的赏报。现世的生活对我已经够了！”

    那时，比约神父的圣德已家喻户晓，至少在福贾省已尽人皆知。每天人们都纷纷到会院来见他，为寻求他的帮助。

    比约神父写信给神师说：“如果我好久都未告诉您我的消息，请不要怪罪我，因为我没有一会儿的歇息：耶稣为我派来一大群的灵魂，使我根本顾不上其它的事。”

    圣亚纳会院坐落在福贾市郊，四周都是些穷困的家庭，对比约神父而言，这里似乎不是太理想的地方。事实上，他的健康很快恶化，院长纳匝肋神父在日记中写道：这位年轻神父高烧得非常厉害。会院先后为他请了两位医生，诊断结果相同：肝部细菌感染，需要完全隔离。

    在圣亚纳会院停留期间，一些年来在比约神父身上发生的奇异现象继续出现。由于高烧，他每天都不去和其他会士一起用晚餐，只是留在餐厅上面的、自己的房间。每晚很准时，当会士们正用餐时，突然会从比约神父的房间传来一阵巨响，象隆隆的爆炸声，会士们都十分害怕。等赶到他的房间，可以看到他依旧躺在床上，面色特别苍白，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而且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圣亚纳会院院长纳匝肋神父在日记中写下一切，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天，阿里诺的奥思定主教路过这里，会士们和他讲述了比约神父的事。他说道：“弟兄们，中世纪已经过去，难道你们还相信这些传说？”

    “那好吧，”我心里说：“这位真有点像多默宗徒，不见不信啊！”

    晚餐时，我们开始听到一些响声，那是在大爆炸声前的“前奏”。会士们都很安静，随后便是一声声巨响。

    主教的随从，当时正在客房用餐，被吓得头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急忙拨腿跑向餐厅。主教也害怕了，以致晚上不敢一个人去休息。次日清早便出发，从此再没回来过。

    另一位会士，罗同道的院长保录神父，讲述他自己在福贾会院的经历：

    他愿在那里过夜，有意亲眼目睹这些奇异现象。晚餐时，他没和别人一起去餐厅，而去了比约神父的房间，他说：“我要在这里等等，非得亲自看看魔鬼是否敢当着我的面折腾。”比约神父笑了笑，劝他别留在那里，并补充说，希望那晚不要发生任何事情。

    实际上，当时未有任何动静，这说明魔鬼不愿让人看到，因为每晚响声出现的时间已过去了。于是保录神父离开房间准备下楼到餐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刚下第一个台阶，便听到身后隆隆的爆炸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那么大的声音，像是一个炸弹落到比约神父的房间。我只感到从头到脚顿时毛发倒竖，再回去看比约神父时，他已面色苍白，满身大汗。”

    类似的事一直在继续，最后省会长不得不干预，命令比约神父停止这些现象，因为会士都害怕极了。从此声音停止，但魔鬼的骚扰仍是不断。

    1916年夏天，当保录神父路过圣亚纳会院时，看到比约神父因炎热的天气异常难受，便邀请他到罗同道避暑。省会长批准后，比约神父于1916年７月28日，第一次来到那座会院，是在那里他要度过半世纪之久。

    会院所属的加诺地区极为偏僻，很少有人提及：既没有一条大路，更没有适当的交通工具。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农民，除了大片的庄稼地之外，便是一些牧场，没有任何的手工业或厂坊。一年四季都显得很凄凉。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落：水、电、卫生设备在在缺乏。

    于1540年建成的那座方济各会院，距居民中心约两公里，崎曲的山路只可以骡车代步。这座会院是福贾省所有方济各会院中最贫穷、最偏僻的，因此谁都不情愿去那里。一般被派去的人都是由于错误而需要接受惩罚，是去反省和祈祷。

    这一如此偏僻凄凉的会院，比约神父却非常满意。他第一次来这里，便停留了一周。然而，一回到福贾，他便写信给长上申请再去罗同道：

    耶稣催迫着我，他告诉我需要调整一下身体，以准备好面对另一项他要我受的考验。还有另外一个促使我做出这要求的原因，在此最好先缄默不提。

    本笃神父接受了他的申请，而比约神父于９月４日来到罗同道。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其中的间隔只是为了服兵役。

    1915年11月６日，当比约神父还在比太止那时，便被召服兵役，并且被编入拿波里第十军卫生服务区，编号为2094/25，但由于持续的高烧，于12月10日被遣送回家休养一年。

    1916年12月18日休假期满时，比约神父住在罗同道已三个月了，他从那里动身去拿波里服兵役。可是仅住了两周，在一次仔细的体检后，便又获得六个月的病假。通知书上，除了注明休假日期及原因外，还附带写着“期满后等待新命令”。

    习惯于服从的比约神父，于六个月期满后，便静静地在会院等候“新命令”。实际上这种做法很有可能被指控为“逃避兵役”。

    果真如此，军队方面在等着比约神父去报到，既不见其踪影，便宣布他为“逃兵”，并下达了拘捕令。然而，在政府面前，比约神父的名字一直是方济弗哲，因此谁也未曾想到：通缉的“逃犯”是罗同道会院中的比约神父。最终还是由加诺地区的警察发现了原委，便立即赶到会院为执行逮捕令。“在通知书上明明写着‘期满后等待新命令’，我一直在这里等候啊！”比约神父辩护说。等被押送到拿波里军区后，在司令面前他还是重复同样的话，结果军方相信并赦免了他的“罪行”。

    这次，尽管比约神父的健康状况不佳，仍然被征入伍了，并被分配在撒莱的军队营房服务。从此他像别人那样，成了一名正式的士兵，。

    比约神父常开心地回忆起那段生活，战友们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憨厚、坦诚、幽默。

    第一次领到的军装蛮肥大的，主要也是因为比约神父太瘦弱了。他自己也感到怪怪的样子很可笑，他取笑说：“妈妈将我做成男人，圣方济各让我变成妇女（由于穿的会士长袍像妇女的裙子一样），而政府却让我当了小丑。”

    在拿波里，比约神父和其他的新兵同住一室。通常无聊的士兵们总习惯于开玩笑。由于他担心人们偷自己的衣物，便都把它们穿在身上：两件背心、两件衬衣、两件上衣、两件短裤、两件长裤等等。一次，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一位护士喊道：“方济弗哲，请立刻接受体检！”比约神父便去见医生，后者请他将衣服脱下。习于听命的比约神父便开始极其安详地、一件件将衣服脱下。在旁等候的医生，看到他脱了一件上衣，还有另一件；脱一个衬衫，还有第二个；一条裤子接着另一条……，感到既惊讶，又好笑，忍不住说道：“方济，你哪里是穿衣服，干脆去开个时装店好了！”

    当比约神父在拿波里服兵役时，父亲格拉爵特地去看望他，为他带了妈妈精心准备的由鲜鸡蛋、香油、乳酪和葡萄制成的点心。当看到儿子坐着骡车从军营出来时，便惊讶地问道：“你每天的弥撒收入七毛五，而租车花掉五毛，再给辅祭的两毛五，你还余下多少？”比约神父请他放心，解释说他可以乘车，因为每天自己去一私人小教堂做弥撒，费用仅为一毛五。

    早餐后，父子俩一起出去散步时，比约神父想到应该去取自己的军靴，原来是为请鞋匠拨下鞋底的两颗钉子。那时，父亲格拉爵想付费，而比约神父却说：“不必了，因为两颗钉子还值五毛钱呢，已足够了！”

    于那年的圣诞节，比约神父再被批准休假，于是他决定经比太止那返回罗同道，好在家里停留几天。每次讲起那次旅行，他都是有声有色地讲个滔滔不绝。他所讲的被记录下来：

    1916年12月，当时我正在拿波里军队医院的观察室，我收到一份休假通知书、医院的健康证明和一张自拿波里到本温多的车票，还有一里拉（旧意大利币即一元钱）的换车费。

    离开医院，我慢步朝车站走去。经过一个繁华的广场，那里有兴奋的人群，他们唱着、跳着并吹奏音乐，热闹非凡。好奇的我，为了开心便停下看看商人们吆喝着卖什么东西。那时，一位卖伞的人向我走来，口里喊着仅卖一元钱。我当时想：“回家为侄儿们带个纪念品，也蛮不错的，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可是转念一想：“若买了礼物，我可怎么换车去比太止那呢？”

    我继续前行，离车站越来越近了。我打票后便走上月台。这时，另外一位卖伞的人接近我喊道：“卖伞！卖伞！多漂亮的伞！为孩子们买个纪念吧……。”起初，我根本不理他，可是那人始终跟在我后面喊叫着。于是，我停下对他说：“我不想买，你别太烦人啊！”

    “发个慈悲吧，让我给孩子们赚碗饭吃！”我们继续走，他边追着我边说道：“你买下吧，很便宜，做个纪念，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马上就要上车，看着面前这位难为情的卖伞者，又想到他要养活的孩子，于是我问道：“五毛钱你卖吗？”他将伞递给我。“去吧，将钱拿好，愿天主祝福你！”那人高兴地转身走了。

    我感到很累，天气又是那么地冷，而且火车到达本温多的时间也推迟了。一到站，我急忙去换车，可是通往比太止那的客车已出发了；不幸的我必须留在本温多过夜。为了不打扰朋友，便准备晚上留在车站。

    本想在候车室找一个位置，可是太多的人拥挤不堪。那时，我高烧得很厉害，几乎站立不住。当我站得累了，就从里面走到外面：寒冷和潮湿直袭骨髓，就那样我一连坚持了几小时。好几次我曾想去车站的咖啡店坐一会儿，至少在那里可以取取暖。然而，我的钱太少，我想：“只有五毛钱，即便进去又能做什么呢？”而且那里已坐满了军官和士兵，他们边等车边吃喝着。

    已经凌晨两点，天气越来越冷，我的体温越来越高。在候车室连一块能坐下的地方都找不到。我开始祈求天主和天上的妈妈。我也不敢奢望进入咖啡店，因为那里早已座无虚席。我只得焦急地盼着有人离开，好能在那儿暖和一下，可是没人挪动。等到三点半，当从福贾直达拿波里的火车到达时，终于很多桌子空了出来，但害羞使我失去获得空位的机会，因为我想：“如果我坐下，又没带多少钱，连一杯咖啡都买不起的话，那么昼夜辛劳的店老板不是太倒霉吗？”就这样等到四点钟，其它的火车又到了。感谢天主，在咖啡店的一角，空出两张桌子。

    我过去坐在最靠后面的位子，希望不被服务员发现。不多会儿，进来了一位军官和两名警卫。他们遂坐在紧挨着我的那张桌子旁。服务员立刻走来，在问过他们后，也来问我需要些什么。

    我不得已也要了一杯咖啡。四杯咖啡一起端过来。很快，那军官和两名警卫喝完便离开了。那时我想：“如果我也很快喝完，当然也必须走；相反，我应将这杯咖啡‘坚持’到我的客车出发的时刻。”因此，每当服务员从远处望我时，我总保持着纹丝不动的架势，手中拿着汤匙一直不住地搅，似乎“加在杯中的糖块总不能融化”。

    终于客车要出发了，我站起身搓了搓手，鼓起勇气走向柜台，准备付款。那时，服务员却和气地对我说道：“谢谢您，士兵先生，已经付费了！”由于看到服务员是位中年人，我便想：“或许他认识我，故意在这样说吧！”同时，我也想：“可能是那位军官为我付了钱！”

    我衷心地感谢那位服务员之后，从车站出来找到去比太止那的客车。我向四周观看，是否有位认识的老乡或熟人，好能借钱买一张从本温多去比太止那的车票，票价为一块八毛钱，但是没一个认识的。

    “怎么办？手里只余下了五毛钱？”

    将这事交给天主安排吧！我登上客车坐在靠后边的一个位置，好有机会和售票员解释，或许可以到站后再买票。

    那时，很多人都陆续上了车。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个子高大、穿着整齐的人。他拎着一个全新的手提箱，随手放在膝盖上。车上坐满了人，我仔细窥察却不见认识的人，因为我总担心会出丑。随后自我安慰说：“谁知道有多少人也和我一样呢！或许还不如我呢，呵呵！我至少还拥有五毛钱吧！”客车出发了。售票员开始从前排售票，慢慢地走近我。那时，坐在我身边的那人，打开皮箱，取出一个暖水瓶和一只茶杯。他倒了满满一杯热乎乎的奶咖啡，便将杯子递给我。我当然不敢接受，口里说了声谢谢。可是他一再坚持，同时他自己也直接用热水瓶喝。此时，售票员已来到我们面前，并询问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还未开口，便听到售票员对我说：“士兵先生，您去比太止那的票已经买了！”说着，他将票递过来。一方面我很高兴，可是另一方面我却很纳闷：“谁为我买的票呢？”我很想知道那位“善心的施主”，至少要说声“谢谢”，并为他求得天主的祝福。终于我们到了比太止那，不少的人在那里下车，而我旁边的那人也在我前面走下来，紧随着他的便是我。我刚转身想去问候并感谢他时，突然他已不见了，就像变魔术一样。边往家走，我边向四周张望，却再没看见他的影子。

    第二年的３月６日，比约神父又回到拿波里军区，体检结果很糟糕：双肺支气管炎。同月１７日他便被永久性的遣返回家。

    结束兵役，比约神父便住在罗同道，被任命做修会小修院的神师。小修院就在会院旁边，是为培养那些有志献身于天主和教会的年轻人。当时约有十五位修生。比约神父很爱自己的工作，也非常投入。

    尽管比约神父住的地方极为偏僻，可是却有很多人甚至远道而来寻求他的建议，或者写信给他。比约神父非常忙碌，只有在夜间才能抽出回信的时间。他的工作量每天约十八小时，这是他自己在信中透露的。

    就是在这座凄凉、荒芜、贫穷且不为人知的山上，发生了一件历史中罕见的事：耶稣基督将他的五伤，印在了可怜的方济各会士比约神父身上。

    在教会史上，印五伤是指基督自己手足和肋旁的五处伤口，全部或部分地出现在人身上。迄今为止，已有过三百多位享有五伤特恩的人，而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是第一位，他的五伤印于1224年，比约神父却是历史上唯一印五伤的司铎。

    “自解剖学的角度而言，五伤属于人的肌体中某些软组织的撕裂”，弥格教授如此解释：“它并非来自外在的创伤或疾病，它是完全不可预见的，总是突然出现在人体的某些固定区域。它伴随着出血、心灵和身体剧烈的痛苦。那些伤口不会发炎或腐烂，也不会坏死或发出难闻的味道，并且不会传染；它多年始终不变。总之，它是相反任何生理学和自然规律的。”

    正如我们所看过的，比约神父最早已于1910年9月获得了五伤的经验，但他恳求天主“除去这些混淆”，他的祈祷被俯听了。耶稣苦难可见的标记已消失，然而它们所产生的痛苦依然存在。比约神父忍受剧痛已八年之久。现在这一宁静的地方，很有利于比约神父在祈祷中更进一步与天主结合。某些事情一定正在他身上逐渐成熟。

    1918年８月５日，当比约神父正为学生们听告解时，他看到一个神视：

    一位来自天上的圣者，出现在我的神目中：他手里握着一个器械，像是一把长矛，尖部极其锋利，还像是冒着火。那人径直用力将长矛朝我刺来，突然，我痛得要死。那时，我强忍着痛，请正在办告解的学生离开，告诉他我因难受而无法继续。这一致死的痛苦一直持续到８月７日。至于那是怎样的疼痛，我真的无法描述。我只感到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从那天起，我在经受着死亡的痛苦；同时，在我灵魂深处还感到一种深深的刺痛。

    从这一神秘经验产生的痛苦是非常强烈的，有时使比约神父宁可愿意死去！那些日子，他写信给神师：

    伤口带给我的痛苦远胜死亡千倍！啊，我的天主，为什么我不能死去呢？如果你是忠信的，难道就丝毫不顾痛苦者的哀号而给予安慰吗？父啊，请宽恕我，我身不由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异常的痛苦使我要发疯了！

    然而那究竟是一种“神秘”的、或是“实际”的痛苦？在9月5日比约神父写给神师的信中，他提到“流血的伤口”：“伤口一直在流血……，洞开的、流血的伤口产生的痛苦，有时令我丧失理智，难以控制自己要说的话。”这里，很有可能是指肋旁的伤痕，比约神父成功地将它隐藏到9月20日，直到手、脚都受了伤。

    那天早晨，会院比平常更安静。院长去了拉米斯的会院，初学生尼各拉弟兄出去散步，修生们在院子玩耍。比约神父于弥撒后单独在堂里感谢圣体。他坐在祭台正面的最后一排跪登上。在他面前，是一个大十字架。苦像是由一无名士，于公元600年左右雕刻而成。受难而死的基督在罗同道的教堂中极为显眼，看上去非常痛苦：睁着眼、张着嘴巴，血从头、手、脚及肋旁的伤口中滴流。

    那个时期的欧洲，正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牺牲的人们悲伤，并且西班牙的热症也夺走了无数居民的生命。敏感且富同情心的比约神父，那天早晨正为亡者们祈祷时，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没有别人在场，因此谁也不能为它作证，而一个月后，比约神父给神师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弥撒后我坐在跪登上祈祷，那时似乎处于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我全部内外的感觉，包括精神的能力（思想、意愿等）都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安静中。就在那时，我看到一位神秘的人物出现在我面前，就像８月５日所看到的一样，只是这次他的手、脚和肋旁都流着血。看到他，我吓呆了。很难说那时是一种什么感受，我觉得要死，而且如果天主不支持我，我真的会死去。

    当那位神秘人物消失后，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脚和肋旁都在流血。你可以想像它们每天带给我的折磨。心脏旁边的伤痕流血不止，尤其自星期四晚至星期六。我担心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但上主不理我的哀求。他尽可以留下痛苦和折磨，而除去外在的伤痕：它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无法支持的羞辱。

    这封信写于1918年10月22日，也就是在比约神父印五伤后的第32天，他才向长上透露了这一切。一定的，他起初试着在会院中隐瞒这些事，然而谈何容易！

    从当时与比约神父一起生活的、会士们的作证可以了解：比约神父在印五伤后，从教堂去房间走得很慢，似乎很疲劳。他试着用布将手、脚和肋旁的伤口包起来，阻止血流出，可是绷带是逃不过众人眼睛的。院长保录神父想要知道其中原因。于是比约神父不得不让他检视伤口。院长立刻报告省会长，后者命令在他赶到前，需严格保守秘密；他也同样检查了神秘的伤口，但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写信给总会长：“手和脚上的那些，绝不是血迹或烙印，而是真正的伤口；肋旁的那个是一道真正的裂口，还不断有血流出来。”

    总会长颁布同样的命令：严守秘密并密切观察情况如何进展。

    尽管比约神父及长上们的低调和沉默，“印五伤神父”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尤其当比约神父举行弥撒时，信友们都可见到他手上流的血。自1919年初，人们便开始从四处赶来会院，除了意大利，也有从外国来的。

    1919年６月中旬，拿波里《晨报》的记者特尼，来罗同道采访后，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比约神父――罗同道的“圣人”和他亲自发显的奇迹。

    文章的影响极大，其他的记者们也陆续前来，于是到处开始掀起谈论“印五伤神父奇迹”的热潮。可是，那些不相信的人也起而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方济各会的长上们，感到有必要认真研究比约神父身上奇异的“伤痕”，以答复所有对他本人及罗同道团体的激烈攻击。

    研究比约神父五伤的首位医师是罗奈里教授。他是巴来塔国家医院的首席医师。他于1919年５月15和16日，在省会长的委托下对此做了检查，其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手上的伤痕被一层深红色的薄膜覆盖着，不见出血，周围的肌肉既无浮肿也不发炎。我确信这些伤痕并非只是表面性的，因为从手心和手背的伤处观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穿透的。

    脚上的伤口与手上的完全相同。在胸旁的肌肉上，有一条被切开的伤口，与肋骨平行，有七至八厘米长。一如胸部任何的伤口，很难确定究竟有多深，而且在胸腔内朝哪一方向延伸。这一伤口流血很多，血液是来自动脉血管。

    两个月后，７月26日，罗马大学病理系主任比那米教授，应教会权威邀请也来罗同道为比约神父做检查，检查持续了一周。他的检测结果与罗奈里医生的基本相同。他也同样对比约神父的人格表达深深的钦佩。然而由于他受的是实证主义教育，又是一个十足的无神论者，因此他以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结论。根据他的观点：

    这些伤痕乃是病理的产物，即是由于皮肤复合性神经官能的坏死而引起的，随后也可能渗入主观的因素，尽管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可以因某些化学作用如碘酒等影响而加剧。

    罗奈里不赞成他的结论，于是他再次为比约神父做了检查。之后，他写一份新的报告，报告中他逐一批驳比那米教授的观点，他写道：

    在十六个月后，我可以肯定那些伤口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并非根本的，或本质性的变化。

    神父手上的伤痕，当前有一痂皮覆盖着，有几处出血点。当我在1919年６月和７月检查时，仅有一层深红色的薄膜，没有出血点。不过，周围的肌肉始终不见浮肿或炎症。

    从科学的角度讲，如果认真治疗，伤口应该痊愈；或者相反的，若照顾不好会恶化。可是，这一规律却无法落实在比约神父身上。我亲自为他做过实验：将他的手用普通的水洗净，然后戴上一副一般的、未经消毒处理的手套，然而伤口并不恶化，也不见好转。在十五个月内，我曾经为比约神父检查过五次，但我没有发现有多大变化。总之，他的现象，我至今还无法在医学理论上归类。

    支持罗奈里教授的，还有弗思大医师，他作了长久而深入的研究后，出版一本巨著，题为《科学的奥秘与信德之光》。本书作者反对比那米教授的假设，他写道：

    伤口，不论是如何产生的，根据其特性，都应该指向愈合，或者相反，会由于炎症而腐坏。

    这位著名的教授，以他的亲身试验反驳比那米医生的结论：如果他的结论成立，那么，在一周内比约神父若不接触碘酒，他的伤口则应该好转。省会长神父挑选了三位会士，命令他们发誓后，负责验证比约神父的伤痕：为他扎上新绷带，盖上封印，任何人不得动它。八天后，伤处不但没有愈合的迹象，反面流血更多。三位证人之一的保罗神父写道：第八天，当取下比约神父的绷带后，他做弥撒时，流了那么多血以致需要不断地用布擦拭。

    比那米检查后，哲麦里神父来到了罗同道，他是天主教医科大学的创立人。来这里后，哲麦里对比约神父和他的五伤发表了一个否定性的评论。顿时，他的论点就像风一样遍传各处。很多文章、书籍、电视电台等传媒谈及比约神父时都会说“连哲麦里神父也否认那是真实的”。

    1920年，哲麦里刚满三十二岁，他是一位后来皈依天主教者，毕业于医科大学心理系，声名卓著。身为医师、心理学家和会士，他的见解自然应不同凡响，可是他对比约神父的检查却值得令人怀疑。

    哲麦里神父于1920年４月18日到达罗同道，在会院贵宾薄上还留着他那天的签名。随同他的有一位女士阿米达。关于这次到访的经过，我们有一位现场的证人即拉米斯的本笃神父：

    我所写的非常确实，为其真实性我可以誓言在天主前担保。

    哲麦里写信给省会长伯铎神父，表示愿意去一趟罗同道。会长告诉他：若以医生的身份去为比约神父做检查，必须先获得罗马修会总部的准许。哲麦理回答说：去那里仅是为灵修和个人的目的。

    那天，刚好我要来罗同道而经过福贾会院。伯铎神父让我读了哲麦里的回信（一张明信片），并告诉我等到明天和他一道去。

    哲麦里晚上到了会院，并未做出任何要作为医生检查比约神父身体的表示。次日，副会长即福贾会省的秘书赛道和方济各会的财物主任，我们与哲麦里和阿米达一道起身去罗同道。阿米达要求与比约神父说话，当时我在场，她问比约神父天主是否祝福刚刚兴起的事业，即天主教大学。比约神父的回答仅用了一个字：“是”。

    接下来的那天，阿米达开始请求我允许哲麦里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我的答复是否定的，理由是省会长清楚地告诉我，若无罗马的批准不可这样做，而且哲麦里在去之前也表示并非为此而来。对那位女士再三的请求，我只能重复同样的回答。

    哲麦里最终放弃了“检视伤口”的主意，但要求见比约神父一面。他们的相遇是在更衣室，仅短短的几分钟。那时我站在一个角落，给我的印象是最后比约神父很不耐烦地将他支走。

    由这一见证不难知道，哲麦里根本未检查过比约神父的五伤，甚至连看到都没有。虽然几个月后，流传着一份据说是出自他手笔的“报告”，其实未有其事。

    在这一流传的报告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攻击。自然它与哲麦里本人的态度有关。他自称：“我受到教会权威委托去做调查，我暂不需要说明受谁委托，并且我已写了报告。”另一次，他说：“我认真地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我检查时省会长神父也在场。”查考历史资料，哲麦里的话没有丝毫佐证。因此，无人知晓哲麦里到底什么时候，而且在哪里做了“这一检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仅去过罗同道一次。这些需要等到列品的详细调查时才会弄个水落石出。

    在以后的年月里，哲麦里神父的态度仍然极不明朗。

    1921年，他在罗马遇到弗思达教授，他们一起讨论比约神父的伤痕，似乎哲麦里很感兴趣并乐意深入研究，于是，他主动地与弗思达订一个约会，然而却从未赴约。

    这是弗思达的书面描述：

    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哲麦里神父――一位著名的司铎和医师，在我首次为比约神父检查身体前已去过罗同道，想做同样的检查。由于未从罗马获得允许故未能如愿，只是和他有一个简短的谈话。我补充一句：在几句话之后，比约神父便主动地打手势请他离去，这的确一反比约神父平时那对人尊敬、谦虚和温柔的态度。稍后于1921年９月，在方济各会的节日上，我遇到了哲麦里，会长将我介绍给他说：我曾先后两次奉罗马总部命令去检查比约神父的五伤，并做了深入的研究。次日，我们对此谈了很多。通过谈话，我才明白比约神父为何对他持那种态度，因为哲麦里去那里似乎已假定比约神父是神经病患者，并想借自己的技巧使他痊愈。

    透过哲麦里所说的，我不难了解：是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占了上峰。在做出解剖学及病理学的分析之前，甚至连最基本的观测都未做，他便轻而易举地得出了结论。

    当我耐心地为他解释比约神父伤口的性质、他的人品，以及那并非出自一般的病态，而且请他读些正面的报导文章时，他表现得很惊讶并感动地说：“好吧，亲爱的医生，今晚我要去米兰，但过些天我还回来。回来后我一定去拜访您，那时我们安排出足够安静的时间，好作进一步探讨！”他的话也激起我更大的信心和兴趣。

    以后的几天，甚至一连几个月，我都在等他，可是他却始终没来，尽管是他主动地约我。于是我明白了他言行不符的作风。以上所写旨在说明：对于像比约神父身上这种重要的问题，在未做出深入的考查和研究之前下的结论，一定是肤浅而易偏离客观事实的。

    1924年，在圣方济各印五伤七百周年的机会，哲麦里神父于《生活与思想》杂志发表了一则长篇文章。借此他指出教会内惟一真正印五伤者只有圣方济各，而加大利纳瑟纳的五伤则不确定；当然其他的情况都是自然的产物。显然，他是有意攻击比约神父。文章刊登后，耶稣会会士彩利神父立刻在《公教文化》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哲麦里的论述，称他的观点是“不正确且有欠谨慎”。他指出教会在圣方济各之后已将七十多位印五伤者列为圣人的事实，并且预告将继续登文批判。天主教医科大学的创办人哲麦里神父害怕了，很有可能是借与教宗比约十一世的友谊，阻止了那些文章的发表。因此尽管彩利神父预告，但他的文章从未问世。

    1924年12月15日，弗思达教授请求教会当局批准再次为比约神父做检查，为能进一步研究，但此申请被拒绝。然而，他仍于1925年10月５日，最后一次检测比约神父的五伤。那次例外的检查是在比约神父的疝气手术中。作者在《科学的奥秘与信德之光》一书中这样写道：

    10月５日，我等着比约神父在会院的小堂做完弥撒。我们看到他走得很慢。他由于劳累、身上的伤痕以及疝气带来的痛苦而脸色苍白。他走到我跟前时说道：“亲爱的医生，看，把我交在您手中了！但是我不愿意被麻醉。”我全部的解释都毫无用处，他主意已定，并向我保证：手术期间，他绝对配合而保持同一姿势。他补充说：“如果在麻醉后，您能不能避免检查您从前曾看过的、我身上的伤痕？”

    “神父，我不能！”我坦诚的回答。

    “所以，您看我拒绝麻醉，果然是有道理的”比约神父说道：“从我自己来说，我不禁止您或其他人做什么，然而这是长上们的命令，而我的责任是尊敬地服从。因此我坚持在手术期间，我仍然可以主导我的意志和一切行为。”

    正如神父自己所说的，手术期间他纹丝不动地坚持了一小时零四十五分钟。手术中，虚弱和疼痛几次使他休克而失去意识。于是，我便乘机查看他身上的伤口；上次检查是在五年前，结果跟以前的情况完全相同。

    自那次后，再没任何医生对比约神父进行过检查，然而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他那里。很多年，他做弥撒都未戴手套，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同会会士们观察之中。

    五伤是使比约神父成名的原因，但也为他招致了最沉重的十字架。这一奇特的现象吸引世界各地人们的注意力。有科学家、医生、神学家、主教、枢机甚至教宗本人也表示极大的关注，同时人们也被分成两个阵营：对比约神父的敬佩和反对。

    由于五伤，比约神父被怀疑是骗子、附魔者、神经病或疯子。然而这些怀疑不仅来自冷淡的信友或无神论者，而竟同样来自本会会士、长上甚至教会当局。比约神父曾受过处分，被禁止做一切使徒工作。窥察和怀疑一直持续到比约神父的去世，甚至直到今天，为很多人，他的五伤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

    有人曾希望，在比约神父死后能对其五伤做进一步研究，例如借着对尸体的解剖，可以确定肋旁的伤痕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当他去世时，身上那些神秘的伤痕全部都消失了；手、脚、肋旁五十年之久流血的伤口竟完全愈合，未留下任何痕迹。

    暂时让我们再回到历史，即1918年9月20日印五伤后的年月。我们已经看到医学界对其神秘伤痕的科学性分析，以及本会会士们的反应。可是，教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应该了解：教会尽管承认五伤之超自然理由，但对每一个案总表现得十分谨慎，因此在印五伤的人死前，一般都不会做出明确的定论。

    比约神父便是一例，自然，教会很有兴趣对此认识研究。于1920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委派御医巴提乃里教授，去检视比约神父和他的五伤，陪同他的还有苦难会的总财物主任路易神父。回到罗马，二人都向教宗表达了他们对比约神父深深的敬佩和肯定。

    随后，教宗派了西拉的总主教凯那利、足开道总主教和安多尼神父到罗同道。他们也长久地会见比约神父，并检验他的五伤。他们的报告也是充满赞扬和肯定的。

    凯那利总主教在返回教区前，留下一篇美好的见证，借此表达比约神父给他的印象：

    我不顾一切，愿意去看比约神父的五伤，那并非是由于怀疑其他见过他的人所描述的，而只是因为在信仰之外，我愿意对这些超常的事件有一个亲身的经历。

    我于1920年3月24日到达罗同道，由士米纳的总主教足开道、安多尼和伯铎神父陪同。“你们来看看吧，是我！”我长时间地、仔细地看了比约神父的五伤，离开罗同道和福贾时，我深深地相信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在那里，我们有一位真正的圣人，他由上主特爱而获得平常我们只能从圣人传记中才见到的奇恩异宠。从比约神父的言行中，不见丝毫的做作：他既低调，又自然而坦诚，说话中肯而意义深长。整个的他在受苦，但他也同样懂得微笑。我确定不久教会将有幸考察他的生活和奇迹，为将他的名字写入教会所敬礼的、圣人们的史册。那时，谦卑的方济各会在瑟拉芬父亲圣方济各身旁，又增添一位印五伤的主保。

    方济各会士西拉总主教凯那利兄弟

    1920年3月27日，于福贾。

    尚未满意的教宗，继续派格林多的总主教文都拉，和教会特殊事物部秘书长去罗同道。总主教在那里停留了几天，与比约神父做了长久的谈话并检查他的伤痕。他也同样非常感动，并向教宗转达他完全肯定性的意见。

    综合这些权威性的报告后，本笃十五世在不同的场合，对比约神父表达了肯定性的意见。1921年12月27日，教宗曾对由比约神父从共济会归化的柴撒律师说道：“比约神父真是一位天主的人！有些人对他怀疑，可是您要让他们了解。”教宗也曾于同年的另一次单独会见中，对乌拉圭的达米尼总主教用西班牙语说：“比约神父的确是不平凡的，他是天主为人们的得救而特别派到世界上来的！”

    自1919年到1921年，希利枢机曾几次在多位主教的陪同下来罗同道。每次当他回罗马时，总是满怀热情地向其他枢机、主教以及教宗本人，谈起自己对比约神父积极的看法。

    正如我们所看过的，教会重要人物对比约神父的评断最初是积极和肯定的，然而在教宗本笃十五世逝世后、拉提枢机取名比约十一世登上教宗宝座以来，情况则有所不同。

    并非教宗本人对比约神父怀有成见，实际是因为错误信息导致他对这一方济各会士的神恩误下判断。比约神父的某些敌人，开始将控告信和匿名信寄呈圣座，借此比约神父被指为“危险的骗子”、“圣统制的破坏者”。曼弗道的总主教本人嘎拉底便曾亲自拜谒教宗为告诉他“自己亲眼见过比约神父的五伤”，并且照他的说法“伤痕是由碘酒所造成”。他肯定地说：“我亲自见过，比约神父涂一些香料和药粉为混淆信众。对此，我可手按胸前的十字架发誓。”

    这一控告，在本笃十五世逝世后被信理部信以为真。事实上，于1922年6月2日，即比约十一世教宗继位四个月后，信理部遂向方济各总会长发出一封对比约神父极其严厉的信：

    我们感到极有必要对比约神父进行严密的观察：应避免对他个人的崇拜；不应让他在一固定时间举行弥撒，但可以不定时且最好个人举祭；不应让他给予人们祝福；任何情况下，不可对人显示他所谓的“五伤”；不可谈论、更不可让人亲吻；让他以言语和事实向同会会士及外界人士清楚地表达：他自己为修德成圣而宁愿不为人知的意愿。

    另外，应更换神师，而与原神师即拉米斯的本笃神父，应断绝一切会面或书信交往。

    为正确遵守以上的要求，很有必要使比约神父离开罗同道而迁居到本会省以外，如意大利北部的另一会院，并且希望能尽快执行。然而，这一迅速迁居计划，可能会受到当地政府的反对，因此应事先妥善安排一切，有备无患。

    本笃神父应避免谈及比约神父或发表有关他的写作，即便与他通信也应戒绝。

    就这样，对印五伤的比约神父开始了严厉的制裁，直到1933年这一大规模的迫害才宣告结束。

    不少的讨论和文章讲过比约神父的敌人及他所受的迫害，但也有人说他从未受过所谓的“迫害”，那些只不过是比约神父跟随者的主观认为。比约神父本人于1964年12月签署一份文件，借此声明：他一生中从未受过任何人的迫害。然而，他是由于“服从”和迫不得已，为修会和教会的名誉才“抄写”这份声明的。

    在比约神父的生活中，的确他曾经历最可怕的迫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被指控为“道德的骗子”，且遭受处分、禁闭直到去世未被平反：他死时，名字仍被列在受圣部处罚的人名单中。若不承认这些事实，那是继续以不公平的方式对待比约神父。他的爱、慈悲及英豪的德行是那么超群出众，因为他受到的是“自家人”的迫害，即来自教会当局和本会弟兄的，可是他从未抱怨或批评过任何人。

    莱加劳枢机在比约神父的追悼会上说道：

    真的，他生存的空间曾是那么狭窄，在迫害最严厉的时候就像住监狱……。他是穷人中最贫穷的……，他甚至连飞鸟和花草所呼吸的空气都没有……；在痛苦中他与基督完全相似，竟是那么杰出……，他的一生是一种苦难，他对基督痛苦的分担是显而易见的。那些首先可以、并且应该明白的人却开始了对他的否认和迫害。

    在比约神父的生活中，他经历了最难以忍受的时刻：最初，当他的名声开始传开时，他谦逊且热诚的生活激起地方神职的嫉妒和愤恨。他们不顾一切，甚至歪曲良心地对那些诚朴的信众宣称：他是虚伪的骗子……。面对长上在客观调查前便冒然做出的裁判和处罚，比约神父总是准备好服从。

    1972年9月13日，希利枢机于比约神父去世四周年的机会上，在热那亚说道：“那些应该首先相信耶稣的人，却成了杀死他的凶手。对比约神父也是如此，他被反对、被处罚、隔离甚至被禁止与任何人交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理部于1922年6月2日，写信给方济各会总会长，建议令比约神父离开罗同道。其实类似的建议早已有过，于1919年，修会长上们已考虑到了。这种计划只是为削减群众对他的热情；然而这一计划却很难实现，因为罗同道的居民皆认为比约神父，是天主赐给他们的一个珍贵的恩赐，他们为拥有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坚持比约神父留下来的主要领导人是莫加迪，他是比约神父的朋友，曾多年担任村长一职。于1969年，他八十岁时，还对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写了书面记录，提到于1919年，当第一次谈及比约神父的转移时，居民们便拥进会院，为保证他永远留下来。

    1920年夏天，当第二次企图转移比约神父时，群众的反应更为激烈且具威胁性。他们开始寻找比约神父的那些对手，并向他们展开进攻。律师、地区长官、警察都出动了，因此也惊动了曼弗道的主教。他乘机当众恭维比约神父并保证他不会离开，但谁也万万没有想到：他才是这一切的幕后操纵者。最后只得上比约神父来到群众面前，以保证他将永远与大家同在。

    1922年，对比约神父开始新的攻击，而群众再起而保护：一群年轻人在比约神父做完弥撒后，将教堂团团包围。一位持枪者前来拍着比约神父的肩膀说道：“我们宁愿您死在罗同道，那比抛下我们走要好得多！”这说明了人们的热情。

    1923年夏天，又下达了转移比约神父的命令。6月25日早晨，比约神父未在教堂露面。其实，他收到命令，只允许在一楼倒锁着的房间做弥撒，不许他人参加。信友们只看到双眼红肿的辅祭者，他告诉了大家新的命令。消息很快便传开。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全罗同道的居民在村长的领导下，高举着标语齐聚到会院。那是一次和平示威：大街、广场、教堂内都挤满了人，甚至妇女和儿童也参加了队伍。会院院长只得向人们保证比约神父会回到他们中间，但人们不再相信，他们堵住会院的通道，使人不得出入且派人日夜轮流看守。

    为彻底解决问题，人们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派他们去罗马与教会当局对话。1923年7月1日，他们向首都出发了，其中有书记、民兵队长、群众协会主席、商界代表和村长莫加迪等。委员会成员也包括了罗同道周围的几个村镇的人。

    莫加迪回忆道：我们受到了圣座国务卿加斯巴利、信理部长莱加和会议处主席斯巴提等枢机主教们热情的接待，但我们却未能见到信理部秘书长瓦乐枢机。其实这次去罗马没有得到什么积极成果。

    回到家里，我收到一个秘密消息，称比约神父的转移计划马上就要落实。我去福贾省政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我难过地急忙跑回罗同道。那时看到比约神父一人在更衣室，站在夕阳斜照的小窗户前，他的脸色极其苍白。我知道他比我更痛苦。我说：“比约神父，你就要永远离开你的人民吗？”

    他伸开手，抱住我，我们都哭了。“被软禁、受折磨，而且没人知道要去哪里，难道你就这样在晚上被警察带走？”我说道。

    “如果有命令，”比约神父回答：“我只能执行长上们的意愿，我一生都是‘服从的儿子’。”

    两天后，比约神父将一封信交给我：

    罗同道尊敬的村长先生：

    最近这些天发生的事令我深深感动，也使我感到无限焦虑，因为我害怕无意中会成为我所爱的人们犯错的原因。因此，我求天主帮我脱离这一灾祸，宁可承受任何的痛苦。正如您所知道的，既已决定要将我转移，我便请求您全力合作，以满全长上们的意愿。他们所愿意的便是天主的圣意，对此我盲目的服从。我总会在自己可怜且不断的祈祷中记得大家，为他们祈求平安和祝福。看，我爱你们的标记，而这是别人所不能给的：即是如果长上们不反对的话，我愿意将我的骨头埋在这块土地上。

    我怀着全部的爱在主内对您说话。

    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

    指控比约神父的信件继续寄到梵蒂冈。写信的人具有相当影响力，因为他们的控告被相信了。应该记得哲麦里神父，他是信理部的顾问，因此他对比约神父否定性的评论，一定在教会最高法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3年5月31日，信理部颁布了第一道反对比约神父的谕令，原文如下：

    旨在维护信仰和教会神圣传统的本最高圣部，在对属于福贾会省区的罗同道会院的、方济各会士比约神父事件做过调查之后，宣布：他身上所发生的事，不具备任何超自然的特性，因此劝勉信众依此谕令谨慎行事。

    这一公告发表在1923年７月５日的《罗马观察报》，也纷纷被世界各大报刊转载。借这一文件，教会意在清楚地说明：比约神父的伤痕跟耶稣基督的五伤无任何关联，而比约神父只是一个可怜的患病者或骗子。

    罗同道的院长没有勇气将这一公告拿给比约神父，于是便将那天的报纸藏起来。可是，几天后又收到了《方济各会杂志》，本期杂志也同样转载了上述公告。通常，各种杂志都会摆在会士们散心时所在大厅的桌子上，当然那本杂志也在那里。那天，开始散心时比约神父不在；稍后，当有人听到他的脚步声时，便急忙将那本杂志推到桌子的一角。偏巧，比约神父一进来便顺手拿起那本杂志，打开第一页，便是那则醒目的公告。他认真地读着，却未有任何表情。读完后，他将书放回原处，便和弟兄们聊天，似乎不曾有什么事情发生过。

    散心结束，院长陪比约神父回到房间，他走近窗户，静静地注视着远处的平原。过了一会儿，猛地转过身，脸上淌着泪水。

    信理部的谕令给比约神父、甚至整个方济各会的打击很大。教区神职和其它修会的会士们，都嘲笑那位“留胡子的会士”。因此方济各会总部决定：让比约神父从此自人们的视线下消失，以平息那些议论。他们决定将他送到西班牙。然而行动要十分谨慎，不然可能会再激起信徒们反对。

    为顺利完成计划，特别挑选了一位健壮的、以勇猛著称的会士路易神父。他本人是这样描述的：

    1923年７月中旬，担任副省会长的我被召到罗马，我陪总会长若瑟安多去信理部。我一直在客厅等他出来，大概他们在讨论如何转移比约神父的事，或许那是很必要的吧。

    在回到方济各总院的路上，总会长对我说：“担子放在你肩上了，你应该履行最高权威的命令！”

    “我已准备好作您所要求的一切。”我回答。

    到达会院，总会长通知我从罗同道转移比约神父的命令。那天是1923年７月30日，他补充说：“比约神父会完全服从你！将他从罗同道带去安高那交给省会长，他会收到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将事先通知国家公共安全部部长博诺先生，同时你负责联络福贾省长，为避免有可能引起的群众的骚乱。去告诉比约神父需要服从命令并准备好动身。”

    ８月上旬，我到达罗同道。当晚，我将比约神父邀到房间，请他接受命令并听从我的一切安排，正如总会长要我转告他的。比约神父点着头回答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指示，立刻动身吧！听长上的，即是听天主的！”

    那时，我补充说：“您想现在跟我走吗？夜已深了，我们去哪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去哪里，我完全听您的安排。”

    已是半夜，我努力控制着内心的情绪，平静地回答：“我来只是通知您这一计划，至于何时行动只能等待罗马的命令。”

    我将这次谈话报告罗马，几天后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切暂停！”

    同时，还收到一份博诺先生书信的复印件，信中说明他可以派遣安全部队为完成这一使命，然而他想知道究竟谁要为此事负责。其实，博诺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安全地将比约神父带走，可是一定会有流血发生，因为根据福贾省长的报告“将尽全力执行命令，但肯定会橫尸遍野”。

    另外，我也向总会长申报了我对转移比约神父的具体安排：路线、交通工具以及我坚强的意志，尽管我已经三次遭到罗同道居民们的攻击，他们说：“路易神父还想动武，好大的胆量！让他来试一试，我们非要砸碎他的骨头！”

    ８月23日，比约神父给我写道：我想大概不必告诉您：感谢天主，我已准备好服从长上颁布的任何命令。对我而言，他们的声音即是天主的，我至死坚信不渝。在您的帮助下，我将听从一切指挥，为能摆脱我的可怜。

    比约神父时刻服从，他委屈地承受着信理部对他的处罚。从来没有人盘问过他或向他解释过处罚的理由，他有时试着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一次，他请家乡的一位好友奥朗神父帮忙。后者在日记中写了这样的见证：

    我与比约神父交往密切，即便在受到罗马著名的处罚时。比约神父希望我去帮他弄清楚事情的经过。

    于是我去罗马，向道明会士罗帝尼神父表达了我的来意，原来他是信理部的委员。

    罗帝尼神父本不想接见我，因为他说圣部的成员需严守秘密，但由于我一再坚持，最后他答应。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那时在信理部保存着曼弗道总主教嘎拉底的一份详尽报告。他将比约神父描述成骗子，以伪装五伤破坏教会的平安。报告以这样的话结尾：“或者比约神父从我的教区离开，或者总主教离开！”

    罗帝尼神父继续说：“我们曾命令他服从，去一个无人知的地方。他不但不听，反而利用身边的几位狂热的妇女煽动群众，甚至福贾的政府和军队。”

    “这并非是真的，”我回答罗神父说：“如果比约神父接到你所说的命令，他一定无条件地服从；请委托我通知他，你将会看到我所说的是事实。”

    “请手按圣经发誓，然后去吧！”罗神父说道。我跪下来，将手放在圣经上发了誓，乘火车次日便到了比约神父的房间。

    “亲爱的神父”，我对他说：“他们控告你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你不服从长上的命令。他们说曾命令你离开这里，可是你却执意不听。”

    比约神父跪下来，张着嘴，过了一会儿，说道：“兄弟，我在十字架的耶稣下发誓：我在这里从未收到这个命令。如果我的长上们命我从窗户跳出去，我毫不争辩，立即执行。”

    1924年7月24日，信理部颁发了另一则更为严厉的谕令，原文如下：

    旨在维护信仰和教会神圣传统的本最高圣部，经过严密审查，继去年5月31日的谕令之后，愿向信徒重申：从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身上，不能找到任何超自然迹象；信友们的行动应符合本谕令的精神。目前，综合诸多准确的消息，本最高圣部相信自己有责任再次警告信友：避免与比约神父保持任何联系，甚至包括书信来往。

    直到那时，比约神父写很多的信，因为这是惟一使他感到自己有用的方式。他与所指导的人保持着经常的书信交流。那些信件装订到一起已经是厚厚的几大卷。专家们称那是极珍贵的神秘学资料，堪与加大利纳瑟纳的书信集媲美。可惜，在1924年７月24日的谕令后，服从的比约神父完全不再执笔，甚至也中断了与神师的联系。

    奥朗神父在其日记中写道：

    信理部的两道谕令逼迫着方济各会的长上们，将比约神父牢牢地关在罗同道会院的高墙内，禁止他去会客室、写信、在窗口出现等等；几乎完全使他与人世隔绝，连神圣的弥撒也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举行。

    会院对比约神父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监狱。

    只有雅各伯医生，有时为了比约神父的健康，可以接近他。

    接近被监禁的比约神父，便能深刻感受到他身体和精神的痛苦，那的确是致命性的。

    “现在我才明白，”比约神父说道：“那些无辜者比那些因已罪而受刑的人，受的苦更多更大，他们的确是有福的！至少他们在开庭后可以知道要被监禁多少天、多少个月或多少年！他们可以数算过去的和将来的日子，可是我呢？”

    另外，可怕的冲突是常有的，一方是必须遵守圣部谕令的会士，另一方是不顾一切想见到比约神父的群众。

    对我和雅各伯医生，比约神父经常透露内心的秘密，有时他也很会和我们开玩笑。

    雅各伯和我讲过：一天晚上，他和比约神父聊起来，他们讲到著名的拿波里比萨饼，医生有声有色地描述着：它是多么好看且好吃，上面覆盖着一层绿色的蔬菜和红色的西红柿，中间裹着一层细碎的牛肉丝。随后他对比约神父说：“想不想来一个？”比约神父回答：“算了吧，有多少年就没闻过它的味道了！”

    医生想立即满足比约神父的愿望，尽管夜已深了，他还是开车去福贾市买肉。第二天一早，便开始为比约神父准备午餐。到了用餐的时间，他将丰盛的午餐带到会院，在比约神父的房间摆好后，便去找他。比约神父正在走廊，他走近神父，捂着耳朵低声说道：“神父，闻到拿波里比萨饼的香味了吗？快，快回房间吃吧！”

    “太妙了，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比约神父回答。看到桌上丰盛的食物，他显得很高兴。他祝福了，坐下，拿起叉子，静了一下，说道：“雅各伯，为什么我们不向圣母献一朵鲜花呢？去，把这顿丰盛的午餐送给穷人，他们一定会祝福你的！”

    信理部于1926年4月23日，又处罚了比约神父，当时是由于有人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的书。这次处罚重申了前两次谕令的内容。三个月后于７月11日，为阻止众多信友去罗同道，再次颁布了新的处罚。

    随后的几年，教会最高法庭保持了缄默。

    1931年，身为无神论者和共济党员的资本家方特悔改了。他曾写了很多文章攻击比约神父，指责他“有能力欺骗那些诚朴和充满热情的人”。他有一个深爱的侄子安利格，孩子患了重病，被诊断为肺结核、骨结核以及肾功能丧失。医生表示已彻底无挽救的希望。方特的家人们转向比约神父，奇迹便产生了。亲眼目睹奇迹的方特也去了罗同道，并在那里悔改了。为表示感恩，他写了题名为《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上主的使者》一书，圣部立刻干预并列为禁书且声名“不可印刷、不可阅读、不可保留、不可销售或者翻译成其它文字”。同年５月23日，圣部又对比约神父做了新的、极其严厉的处罚：革除他的一切职务，弥撒除外，但“不可在教堂或公共场合举行，仅限于个人在会院内的小房间，且不允许任何人参与”。

    那真是一种监狱、死亡和绝对的隔离。消息又一次传遍了罗同道的大街小巷。比约神父却丝毫不予评论，他以绝对的服从开始了一个隐士的生活。早晨单独举行弥撒，一般用两小时，节日等特殊日期则为四小时；接着一小时的感谢圣体；随后去教堂和其他会士一起祈祷一小时；然后去图书馆读书。下午重复同样的安排。比约神父的一天被分割成祈祷和学习。晚上，他从不吃晚餐，而休息得特别晚。“有时，我在图书馆里遇到他”，比约神父的学生阿波里说道：“他很喜欢别人陪他一会儿，可是他不愿听人评论他的处境，或批评圣部的行动；那时，他会立刻停止说话，若再继续，他会起身离去。”

    在比约神父受信理部处罚期间，除了迫害，还经历了失去母亲的痛苦。

    母亲除了为田间的劳作和众多的子女操心外，总是挂念着不在身边的儿子。她预感到在儿子身上正发生着一些神秘的事情，她以谦虚和爱心追随着那些“奇异的事件。”当比约神父在比太止那休养时，母亲一直侍候，她愿使儿子相信自己总离他很近。

    比约神父印五伤后，特别不愿让母亲知道。那些日子（9月25日），他收到一个电报，是关于他二十九岁的妹妹芬莉病逝的消息。他立刻跟全家人回信，说明他当时不能回去，但未阐明原因：

    亲爱的父母：

    我在以一颗被痛苦击碎的心给你们写信，我应该说什么呢？只是觉得痛苦将我要说的每句话都卡在了喉咙。

    我的亲人们！在剧烈的痛苦中，我只能呼求：“我主，只有你是正义的，请按你的正义行事！”天主赏给了我这位可怜的妹妹，他已将她带走，愿他的圣名受赞美。

    在这样的痛苦和呼求中，我找到了足够的力量，使我不致被悲伤压跨；像我一样，你们也会在天主内，找到痛苦中的安慰。

    我特别抱歉不能和你们一起住几天，好能共同度过这些痛苦的日子，因为我感到很累，无能力完成这次困难的旅行。

    但请你们放心，不要惦念我，因为我已脱离危险。我的同伴们都觉得我好多了。

    请尽快给我回信，并和我多谈些妹妹的事情，也告诉我你们身体的情况，尤其是妈妈的健康。我亲吻你们并为每人祈求天主的安慰！

    母亲于1919年，从本堂巴奴娄神父那里听说了印五伤的事，但她并不明白究竟是指什么。她只是知道那些“流着血的伤口”。“如果我的儿子受伤了”，她想：“也就是说他病得很重，并且需要我的照顾。”

    于是她和丈夫、姑姑一起乘骡车赶到会院，正遇到两位妇女。母亲问道：“认识比约神父吗？”

    “当然，我们刚从会院出来，才和他说过话呢！”

    “哦！那么说他没有病倒在床上了！”妈妈惊喜地说道。

    两位妇女玛利亚和罗撒――比约神父所指导的灵魂――，陪着他们进入方济各会院，并在会客室内亲眼见到了亲人们的相聚。玛利亚在见证中写道：妈妈打开一个小盒子，拿出一些由鸡蛋做成的点心饼，请大家吃。神父吃了一块，笑着说：“不愧是家乡的东西啊！快尝尝，玛利亚，还有罗撒！”我们每人吃了一块，为让大家高兴。

    即使在这次会面后，母亲仍未明白儿子手脚上奇异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为比约神父健康担忧的弥格，一从美国回来，便动身去了罗同道，为探望“患病的弟弟。”

    稍后，一直由于儿子不能安心的妈妈，终于来到罗同道，在这里住了四十天。她住在玛利亚家中，她们成了好朋友，每天早晨去会院望弥撒，并从儿子手中领圣体。

    正如我们看过的，比约神父自小和母亲的感情就是那样深厚，但比约神父从来不愿将这些显露于众，也不愿母亲当众对他关注。他允许所有接近他的人亲吻自己的手，但对母亲却不开生面。玛利亚这样作证说：那位可怜的妈妈，有时刚接近更衣室中的比约神父，想和他说话，他却径直走了，并且从不允许她亲吻自己的手，有时母亲刚要抓住，他立刻就缩了回去。

    只有在1928年12月５日，母亲“成功地”亲吻了儿子的手，这是方济各会的一位美国恩人比蕾女士说的。她曾在比太止那住过一段时期，一次与比约神父的母亲一起来到罗同道，好能共度圣诞节。她曾写道：我们来到会院门口，正遇上比约神父。妈妈以平静的面容掩饰住内心的喜乐，上前握住儿子的手，在他缩回之前说道：“比约神父，我替你姑姑莉拉吻你一次（亲吻了一下），再为你姑姑比娜吻你一次（又吻一下），再为婶婶斐罗亲吻（再吻）……，”就这样一连为十多个亲人不住地亲吻。最后结束时，妈妈说道：“现在，比约神父，我要为我自己吻你一次”她正低头准备亲吻时，比约神父早已将手举得很高，说道：“不可能！永远不可！应该是儿子亲吻妈妈的手，妈妈永远不能对儿子这样做！”

    从那天起，母亲便不再尝试亲吻儿子了。可是，每天早晨从他手中领完圣体后，他刚离去，妈妈便俯身亲吻比约神父双脚所站过的地方。

    那些日子，母亲和儿子经常见面，尽管冰雪、寒冷和刺骨的凉风。每天，母亲都来参与比约神父的弥撒，她只穿一件冬天农村家庭妇女朴素的农装。一些朋友想送给她几件较好的，她不接受，因为她“不愿打扮得像一位贵妇”。

    整个圣诞夜，母亲都是在教堂中度过的。她愿意参与子时的活动以及随后的两台弥撒。次日她感觉很糟，便卧床不起了。三天后，医生诊断为双肺皆感染炎症。

    比约神父于１月１日去看望她的母亲。从下午一点到半夜，他都守候在病床旁。在场的莫加迪形容说：“再没有什么能比站在母亲床边比约神父的微笑和祈祷更甜蜜的了，也再没有什么比他试着带给母亲的安慰更温馨的了。”

    １月２日清早，神父又来看母亲，发现她的病情已极为严重。他就坐在旁边守候着，充满了激动。比约神父为母亲行了病人傅油圣事。看到她的灵魂平安地离去，神父俯身亲吻妈妈的额头，他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并昏倒在地。两位医生急忙将他抬到旁边的床上。母亲于1929年１月３日清晨六点十五分去世。比约神父的痛苦是刺心的，他应继续留在玛利亚的家中，为接受医生特殊的观查，因为医生认为他可能因过度悲伤而有生命危险。

    自1923年至1931年，信理部为处分比约神父颁发的四道谕令，使信众尤其是比约神父的支持者们很难过，因为人们不明白：教会当局为什么严厉处分这位谦卑且无自卫能力的会士。

    在罗同道及周围的村镇，为保护比约神父自发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他们经常召开会议，为研讨如何帮助比约神父改善处境。

    支持比约神父的人中有位叫鲁那多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聪明的年轻人；有过很丰富的经历：充当过人大代表、演员、经理、时装设计师；富贵贫穷、光荣耻辱等酸甜苦辣的生活都经验过。

    一天，失望的鲁那多来到罗同道，比约神父使他重获内心的平安，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远离过他的恩人。在比约神父的生活中，鲁那多有着重要的位置。他是神父慷慨忠实的合作者，也是他的保护人，有时甚至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当然那完全是出于对比约神父的爱戴。

    鲁那多于1919年第一次去罗同道时，竟也欺骗比约神父：作介绍时，故意将其爱人说成“妹妹”。即便悔改后，也并非那么圣洁正直。他以商人的心机与命运开着玩笑，有时财源滚滚，有时却穷困潦倒。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蹲了几个月的监狱，随后被判死刑又获赦免。于四十年代，迁居法国巴黎，极负声望，以个人的财富创办慈善事业，到处主持神学性的演讲，每次座无虚席，经常与当时教廷驻巴黎大使龙佳利主教保持联系，他即是日后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当鲁那多居住在罗同道附近时，尽全力保护比约神父，不管所用方法是否合法，他最能制造一些令教会当局头痛的麻烦。因此，很多比约神父的传记作者，都不愿谈到他。诚然，他所做的有时不免过分，然而是在他的努力下，比约神父才走出了迫害的深谷。如果有朝一日，即1933年比约神父得以伸冤昭雪，他立的功绩应首屈一指。

    比约神父深深了解鲁那多，也很爱他，这从诸多的信件中可见一斑。有时，比约神父会将某些最艰辛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鲁那多自称是“比约神父的长子，因为曾是第一号罪人”。他豁出一切，只是为比约神父服务而毫无其它用心。每当比约神父需要时，他会出现，以后便消失。在任何事上可以批评他，但总不能说他不深爱比约神父。

    对于比约神父受迫害一事，鲁那多自始就渴望伸张正义。他主持会议并委派代表去罗马，为比约神父辩护，然而他很快就明白居民们的呼声是不被重视的。在一次会议中，他说道：“如果梵蒂冈相信那些控告比约神父的人，却对我们正义的呼声视而不见，这说明那些控告者一定是极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我们愿意帮助比约神父，必须先弄清楚是谁在控告，而且出于什么动机。”于是鲁那多便自告奋勇地带领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展开了与控告者们的战斗。

    很快，他们发现比约神父的敌人竟是罗同道的司铎们：巴拉诺、米稍和盆西坡总铎。这几位司铎的生活本身毫不检点，而且不能容忍人们去比约神父那里办告解。比约神父的临在，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指责，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将其除掉。

    巴拉诺是那几位中最为狠毒的，因此鲁那多决定先拿他试问。经过一番秘密的调查后，他将巴拉诺的阴谋欺骗、诬蔑诽谤、通奸等系列罪行弄得水落石出，且整理了一大堆的证据和报告。

    对另一位控告者米稍神父，鲁那多也进行还击。原来米稍由于贪婪，想以比约神父之名敲诈钱财，结果引火烧身了。

    于1925年11月，米稍向比约神父的门徒玛利亚透露：他已准备好出版一本有关比约神父的书，书中比约神父的形象是不太好的：他轻浮草率、感情用事并以不名手段聚敛财物等等。米稍继续说：为出版此书，他已与米兰的一家出版社签了合同，出版后将获五千里拉的稿酬；若不出版，则需要赔偿五千里拉的损失费用。并且他结论说：目前，我感到良心不安，愿为比约神父的名誉而不将那些事张扬出去，因此想撤消出版此书的合同，可是自己却不能交付那五千里拉的罚款。

    玛利亚相信了米稍的“故事“，并很惊讶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急忙去告诉鲁那多。

    “在玛利亚家里，我遇到了米稍神父”，鲁那多回忆说：“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或者马上交出五千里拉，或者立刻出版那本书’。”

    我对敲诈者说道：“比约神父的生活是很透明的，你那样做会激起人们的反感！”

    “没有信徒可以控告我的！”米稍理直气壮的回答：“教会法典禁止人们去政府法庭前控告司铎。”

    “比约神父的家属都是贫穷的农民，您想他们怎么能拿出五千里拉呢？”

    “一定会有很多人乐意借给他的，”米稍毫不动情地说道。

    我想试着说服他，可是他却越来越猖狂、冷漠且咄咄逼人：“你们应通知比约神父的哥哥弥格。”

    弥格眼里含着泪对我说：“我仅有五百元，若我将田地卖掉，我保证可以找够五千元。放心，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比约神父受苦。”

    米稍的威胁一天天在继续。比约神父的哥哥借了三千元，那时我事先通知了警察。1926年１月５日，米稍去取钱，拿到手后且签字开了收据。他自以为万无一失了；不料，就在那时警察赶到现场，审讯后判处他二十个月的监禁。

    比约神父的敌对者有他们的后盾，即曼弗道的总主教嘎拉底。是他亲自将控告比约神父的信寄到梵蒂冈，在那里他有很多朋友，这便是他的话容易被人相信的理由。

    于1920年，嘎拉底总主教在罗同道牧灵访问后，曾公开宣布亲眼看到了比约神父伪装，且以香料润饰自己的伤口，并声称在比约神父的房间发现一瓶硝酸，那是导致“五伤”的原因。

    几个月后，在梵蒂冈主教会议上，他说道：“比约神父是一位附魔者，而罗同道的会士们是一群骗子！”

    嘎拉底主教与巴拉诺神父过往甚密，将他视做自己的参谋。

    鲁那多在其他朋友的协助下，开始调查曼弗道总主教的生活，结果同样发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于1925年６月，鲁那多带着满满一皮箱资料去了罗马，那些都是有关比约神父的控告者的。他相信对比约神父的迫害终于要接近尾声了，因为一旦罗马收到这些东西，会不再相信那些人，而相反会派专员去罗同道调查。

    到了首都，鲁那多先去拜访极有圣德的奥奈神父，他是主顾修女会的创立人。他建议鲁那多将不同文件进行分类，并复印多份一一寄给枢机们。

    ７月初，文件已分别寄给圣座国务卿加斯巴利枢机、信理部秘书长瓦莱枢机、罗马教区副主教邦皮利枢机、会议处主任斯巴提枢机、枢秘会议主席德莱枢机、圣事部部长莱加枢机、传信部部长罗奈枢机以及圣赦部部长希利枢机。

    大家对那些文件都很感兴趣，但没有人做任何决定。

    由于鲁那多未收到回答，于192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比约神父的书。书中引述了嘎拉底总主教及罗同道神父们的某些罪证。梵蒂冈担心了；于是，在1927年１月，派遣罗马教区第二号人物魏拉瓜主教去罗同道视察，这次视察的对象是教区神职界。视察很快便结束了，结果与鲁那多反映的完全相符。魏拉瓜主教回到罗马后，便建议严惩比约神父的反对者，然而多次处罚比约神父的信理圣部，却袒护那些神父。仅对总铎巴拉诺施行了停职处分，并令他离开罗同道，而对其他几位，虽然知道他们的罪行，却未做任何处理。

    巴拉诺神父实际并未受到多少处罚，他去投奔好友嘎拉底总主教，后者让他像王子一样住在主教府内；而且两个月后，便为他由罗马求得了举行弥撒的许可，随即任命他做曼弗道圣弥格堂区的本堂司铎。

    比约神父朋友们几年的努力都枉费了，魏拉瓜主教也不能接受。他为了教会的利益，于1927年５月５日，写信给会议处主任斯巴提枢机，要求认真而彻底地处理曼弗道教区的问题，以使真理显露其光辉，不然罗马将无异于其它俗世机构。

    1927年１２月２８日魏拉瓜主教写信给鲁那多通知他：会议处枢机要他尽快、直接呈上从前收集的全部资料，不必经过枢秘处。之所以如此，因为枢秘处主席德莱枢机是嘎拉底总主教的相好。事实上，于1927年夏，正当嘎拉底受到指控时，德莱枢机却去他那里作客，两人还一起到繁华的海边浴场渡假。

    德莱枢机，深知魏拉瓜主教的视察结果对其朋友不利，于是宣布查封首次视察有关资料，且开始第二次调查。这次担任视察员的是自己手下的布鲁诺主教，当然这次又该比约神父倒霉了。

    1927年９月26日，曼弗道教区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司铎，都在指控总主教的文件上签了字。于10月18日，又第二次签署。随后，这些签字的司铎便被信理部停职且被派到拿波里做退省。原来处罚签字司铎的公文，竟是由巴拉诺起草的。受处罚的司铎们中，有一位已过八十高龄的，避静期间因郁闷而死。

    为正义而发起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魏拉瓜主教愤慨地说：“我不相信世界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在无可奈何中决定要采取威胁的方式。

    一位作家以鲁那多及其朋友的名义写信给梵蒂冈：

    哦！请你们主张正义吧！只要求正义，那是不需要你们参与的正义，但你们造成的道德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如果教宗了解这些事（通过众多的书面报告，他应该知道），他会采取行动的！

    如果他不了解，是因为你们故意隐瞒！

    那好吧，不久他会听到群众的呼声！那时，他会行动的！

    这封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梵蒂冈许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正义，但人们都拭目以待。

    于1929年５月，一份附有罗同道村长莫加迪签名的《致教会最高当局信》，要以意大利语公开发行。这一消息又换来了梵蒂冈新的承诺。于是，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决定再等一等。

    1929年９月，曼弗道的总主教嘎拉底被革职调离教区，可是对比约神父的处罚不但未削减，反而借圣部的另一道谕令越显加重。比约神父实际上被完全监禁起来：不允许与任何人交往、不可祝福、不可听告解、不可在窗户前观望会院外面，只可以在会院一楼的私人小堂单独做弥撒。

    1931年10月，鲁那多因事出差的时期，《致教会最高当局信》的作者莫加迪，由于同情受苦的比约神父，决定发行此书，以示对梵蒂冈的抗议。那时，罗西枢机要求他做“教会虔诚和服从的孩子”，并命令他将所有书刊和文件交给圣座；作为交换的条件，比约神父将立刻获释。10月10日，全部的书都被寄到罗马，可是收到包裹后的罗西枢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许诺。比约神父囚禁的生活一直在继续。

    鲁那多回意大利后，非常气恼，于是宣布了另一本书的出版。比约神父在罗马教会权威的命令下，不得不请他安静，并返回法国。鲁那多服从了，但在巴黎却准备着他的新书《基督教会内的假基督》。本书于1933年初，同时以三种语言问世。他写信给罗西枢机：“如果在复活节前不释放比约神父，我将让本书流传于全世界。”罗西枢机只得再次命令比约神父干预。1931年３月28日，比约神父请求鲁那多不要发行此书，然而，他却回答说：“神父，这次我一定不能听您的！”

    那本书在意大利境外发行，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都阅读了。众多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罗马。于同一时期，弗思达医师也在意大利出版了他的著作，讲述了他对比约神父五伤进行的长期的、科学性的研究。另外方济各会的一位主教古加罗，也将一份由方济各会会士们以誓言为比约神父圣德生活作证的材料，呈给教宗比约十一世。这三件事说服了教宗，这才使比约神父获释并重新开始传教工作。1933年７月16日，在度过十一年的迫害和二十五个月的绝对隔离生活后，比约神父重获自由了。在与古加罗主教谈话时，教宗比约十一世说：“这是信理部首次‘吞下’自己颁布的谕令。”其实，圣部从未颁布任何法令，为废除曾经加给比约神父的处分。

    比约神父的解放是缓慢的，这说明梵蒂冈如此做并非出于自愿，而只是为避免信众威胁性的骚乱。比约神父得到在公共场合做弥撒的许可，是在1933年７月26日；又等了八个月即1934年３月25日，他才获准听男人的告解；直到1934年５月12日，他才被允许听妇女的告解。

    那年５月５日，比约神父重获自由后的第一个主保占礼日，信众及其朋友都期待着大事庆祝。事实上，那天没有举行任何特殊的仪式。同样，在他晋铎二十五周年之际，即1935年８月10日也未做任何庆祝。

    长上们对比约神父很谨慎，就像对待一个刚从监狱获释的“囚犯”那样，看他是否能悔过自新。当会院中发生某些特殊的事情，比约神父则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他经常受到质问、批评和责斥，但他总保持静默和喜乐，从他的口里向来不会说出批评任何人的话。

    比约神父的圣德四处传开，不论哪位见过他并和他说话的人，都相信遇到了一位圣人。

    除了五伤，比约神父还享有伟大圣人们一般具备的特恩：如分身术、神视、识透人心和预言未来等等。这些特恩在他身上非常明显。

    一个震惊医学界且令其无法解释的现象是比约神父的高烧。他的体温升得那么高，以致于创下医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记录。首次发现比约神父不同于常人的高烧，是当他在拿波里服兵役期间。最初，医生只是觉得他高烧得厉害，但没办法测量温度的指数，因为每次放进体温表时，汞柱便很快升到尽头。第一次成功地测量比约神父体温的，是福贾的一位医生。在损坏了几只不同的体温表后，医生想到浴室的温度计，它可以承受沸水的热度，不一会儿，那只温度计的汞柱便指向了48度。

    从1920年到1922年，首位对比约神父五伤进行科学性研究的弗思达医师，便发现：平时比约神父有着与常人相同的体温，即早晨36.2度，下午36.5度，可是在病中，则能上升到48度，有时最高能达到48.5度。

    弗思达医生在他所著的《科学的奥秘与信德之光》一书中，公布了他有关高烧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某些疾病，如癫痫、尿道感染、破伤风等，可引发42度或最多43度的体温，那已使人进入死亡前的“昏迷状态”。比约神父却非如此，高烧到48度的他，很痛苦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但却有着清醒的意识，并不像一般发高烧的人那样。一两天后，他便能恢复正常，第三天则可以去教堂听告解。

    比约神父的另一现象，是从他身上发出的“香味”。从所有经他触摸过的物品、穿过的衣服，或者他经过的地方，都能嗅到这种芳香。关于这种味道，有上百篇的书面见证。可能最典型的要数弗思达医生的讲述。根据他的分析，香味并非来自比约神父本人，而是来自从五伤流出的血液。他举例如下：

    一天，他取下比约神父胸旁已浸透血的绷带，并将它放置在一个医用箱里，准备带到罗马自己的实验室进行化验。路上，与他同乘公共客车的一位军官和另外几人，都说闻到了比约神父的香味。其实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位医生的旅行箱里装着比约神父用过的绷带。以后，他将绷带存放在医务室里，可那种神奇的香味竟散发到整个屋内，以致于一些来看病的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弗思达医生所著的那本关于比约神父的书中，他写道：凡懂得贮存动物肉类的人都知道：在屠宰动物时，必须使血流尽以避免鲜肉发出异味，因为通常是血液首先引起肌肉组织的腐坏。因此，从比约神父伤口卸下的浸血的绷带，而且已放了很长时间后，绝不应该发出芳香。研究中遇到的这一简单而超常的现象，是相反自然和科学规律的。

    增饼等奇迹也时有发生。战争期间，食物常供不应求。在罗同道会院内总有很多客人，前来乞讨的穷人也不计其数。一天，会士们到餐厅用餐，供大家吃的仅有多半斤面包。整个团体祈祷后，便坐下喝着碗内的菜汤。当时，比约神父单独留在教堂。稍后，他端着很多新鲜的面包进来。院长问他：“从哪里拿的？”

    “大门前一位朝圣的妇女送的！”他回答。

    人们一声不响，但都明白只有比约神父才会遇到些那样的“朝圣者。”

    一天早晨，辅祭的忘记让神父祝圣面饼，因为他知道圣体柜内存放的已所剩无几。听完告解，比约神父来帮忙送圣体，那天的人特别多，大家领完圣体后，却还剩了一些。

    比约神父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另一奇事，则是“分身现象”，对此也有相当多的见证。根据神秘学的解释，分身现象是指“同一人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有别于平常所说的“敏捷”，即“身体从一地到另一地迅速的移动”。对分身现象理智无法解释，大概属于人的灵魂离开身体而去了另一地方，但无从知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精神“出走”时，人的身体便呆然不动了。有时，在谈话中，比约神父便中止说话，像是出神，可能那时他的灵魂已到了异地。

    比约神父所指导的玛利亚对此讲述了几件实例。

    一天晚上，她的弟弟尼各拉祈祷时，只打嗑睡，突然感到有人在他右脸上打了一下，似乎那只手戴着半截手套。他立刻想到比约神父。次日，他便去问神父是否打了他。“只有这样，祈祷时就不再瞌睡。”比约神父回答。

    一次，玛利亚在更衣室内，比约神父做完弥撒后脱祭衣时，进来一位中年男子，注视比约神父一会儿，说道：“是的，一定是他，我肯定没看错！”他走近神父，双膝跪下，哭着说道：“神父，谢谢您救我一命！”随后，那位男子跟玛利亚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曾是步兵连的指挥。一天，战场上双方正在猛烈地开火；我看到不远处一位苍白瘦弱的会士，他的穿着不像本堂神父，因为他穿了会衣，他冲我喊道：“指挥官先生，快跑开！快到我这边来！”我迅速冲他跑去，还没到他那里，就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刚才站的地方，并炸出一个大坑。我转身再看那位会士，他早已不见了。

    白利尼神父讲述：1921年11月，当时我还是学生，我写信给比约神父请他为我正临终的、八十多岁的爷爷祈祷。我深深地爱他，因为自小他就如父亲般照顾我。我希望爷爷至少等我晋铎后再去世。几天后，我去爷爷的房间，见到不醒人事的他，猜想大概当天晚上他会离我而去。谁知，次日他却好转了。他告诉我梦见一位方济各会士，那人告诉他还有十年的生活。我的爷爷整整又活了十年。

    空军总司令罗西尼博士回忆说：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在巴莱军区负责空军战后重整工作。在那里遇到了美国的空战部队总指挥，也听到不同的几位军官讲述：作战期间比约神父如何救他们脱险，而总指挥本人也有亲身体验。

    一天，他亲自率领一个轰炸分队，去销毁据说隐藏在罗同道的德国军火。快接近目标时，突然他和其他的飞机驾驶员都看到，在半空出现一位高举着手的会士。炸弹自动地投下来，纷纷落到森林里；同时所有战机都转向而走，尽管驾驶员们未执行任何操作。

    那天晚上，驾驶员和军官们都讲论这次奇特的经历，他们自问那位会士是谁，竟连飞机都乖乖地听他指挥。有人告诉他们：在罗同道有一位“会行奇迹的”会士，于是他们决定，当这一地区解放后，便立刻去那里核实是否是他们在天上看见的那人。战争一结束，空军总指挥便带领几位驾驶员来到罗同道的方济各会院，一进更衣室的门，看到很多会士站在那里，但他一眼便认出了“指挥飞机的”那位，比约神父接见了他们。他用手拍着总指挥的肩膀说：“原来是你想结果我们大家的性命啊！”看到比约神父的眼神，听到他说话，总指挥不由地跪在他面前。比约神父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他像平时那样讲着方言，可是总指挥却以为比约神父一直在讲英文，两人成了好朋友。原是基督教徒的总指挥，从此皈依了天主教。

    乌拉圭撒多教区的魏拉主教，留下了这篇书面见证：

    1937年，当时担任教区副主教的达米尼神父，由于心脏病去了罗同道，为死在比约神父身边。比约神父请他返回教区继续工作，并许诺在他死时会亲自照顾。

    1941年，我在教区举办一次大会，教廷的大使参加了，还有卫道山教区的巴毕义总主教和弗洛里达的主教弥格。夜间，巴毕义主教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见一位方济各会士对他说快去达米尼神父的房间，他正在临终。他立刻跑去，原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于是，趁他完全清醒，急忙为他傅圣油并送圣体。随后他便去世了。巴毕义主教，于1949年４月13日来罗同道时，认出比约神父便是八年前敲门的那位会士。

    自1917年结识比约神父的亚尔伯神父，与他保持了五十年的友谊。他叙述了以下两件事：

    一天下午，我经过走廊时，看到比约神父站在窗前，双目凝视着窗外的高山。我走近他，亲吻他的手，可是似乎他并未察觉，我感到他的胳膊很僵硬，就在那时我听到他大声地诵念赦罪经文。惊讶之余，我急忙跑去喊院长。我们一起赶来，过了一会儿，他像是苏醒过来，看到面前的我们，便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竟没注意到！”几天后，会院收到一份自都灵发来的电报，感谢院长派了比约神父去助临终。从电报内容可知，病人去世的时间，正是比约神父在罗同道会院内念赦罪经的时刻。

    1957年，我亲眼看到布斯神父奇迹式的痊愈。他因严重的肝硬化住进圣塞维医院，尽管精心治疗，却无多大希望。夜间，布斯神父看到比约神父走近病床，和他说话、安慰并告诉他会好的。说完，比约神父走近病房的窗户，手一按玻璃，就消失了。

    早晨布斯神父已好转，记得所发生的事，便去检察窗户，在玻璃上留着一个手印，仔细观看发现是比约神父的手印。于是，便相信昨晚的事并非梦境而是事实。他向医生和护士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消息迅速传遍医院和城镇，很多人都怀着好奇心来看玻璃上的手印。人们的骚乱使医生不得不命令将手印擦掉，可是无论用何种洗涤剂，洗净后，手印还会出现。

    这次是我不相信亲眼见到的。于是立刻去罗同道找比约神父问个究竟。在走廊里我遇到他。还未等我告诉他来由，他便问我：“布斯神父好些了吗？”

    “好多了！”我回答并补充说：“是不是真的：那天夜里你去了医院并将手印留在窗户上？”

    比约神父注视着我回答：“你不相信吗？我是去了，但不必跟任何人讲。”

    回到圣塞维医院，我转述了比约神父的话。医生们都无话可说，布斯神父彻底痊愈了。

    亚尔伯神父还讲了另一件使人困惑的事情，主人公是比约神父和望德修女，后者是西班牙人，在佩鲁佳市生活，也印了五伤，圣德卓著，死于1980年。

    1970年，我第一次去看望德修女，由其会长基诺神父陪同。通过我们二人的谈话，我深深地相信：她如果不是圣人，也定是极不平凡的。在问候她后，我说道：“修女，我是罗同道的一位方济各会士，我不愿耽误您的时间，只求您为我和比约神父的列圣品祈祷。”

    望德修女睁大眼睛注视着我答道：“我时刻在为比约神父祈祷！”

    “您认识他吗？”

    “是的，我见过他很多次。”

    “在哪里？”

    “在罗马！”

    “修女，不可能的！比约神父仅于1917年去过一次罗马，为送妹妹去圣碧谨修会，您那时却在西班牙啊！您一定是认错人了，误将另一位方济各会士当成了比约神父。”

    “不会的，我没认错！”望德修女说道：“就是他！”

    “在罗马什么地方见到他？”

    “在信理部，一年的时间天天如此！他戴着手套为掩饰伤痕；我问候他、亲吻他的手，有时跟他讲话，他也回答。这些事发生在1937年到1939年间，那时我在圣部服务。”

    “修女，希望您不要生气，若我不能相信您所说的话。”

    望德修女很温柔地回答：“您是自由的，随您怎么想。我可以重复地告诉您，我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罗马见到比约神父，我总为他祈祷，现在为了他的光荣祈求。”

    比约神父另外的一次分身现象，是与女候爵若安娜的生活联在一起的，那是一段奇异的故事，值得专文论述。

    亚尔伯神父认识女候爵若安娜已很多年。他说：若安娜于1923年遇到比约神父后，立刻变成了他精神的女儿，并与他密切合作。为比约神父列圣品时，若安娜曾是七十位特殊见证人之一，她谦逊且低调，很难说服她讲述自己的生活。

    我的故事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它充满理智根本无法解释的“巧合”。如果没有来自书面或其他人的证据，我一定不能接受它是真的。由于它太“神奇”，所以我一般很少讲它，为避免引起误解。

    我来自一个很著名的家庭，从一来到这个世界，我的生活就与比约神父联在了一起。当然，我不会记得出生时的事，但由比约神父写下的字据得知：我诞生时他就在场。

    1905年11月８日，我父亲若汗正在乌堤乃宫临终，母亲莱德在旁守候。她既坚强又虔诚，那时尽管她的产期快到，可是她只一心守着病重的丈夫。夜深了，宫中的几只大狗或许预感到主人的不幸，都在拼命地大叫。于是，母亲不得不下楼去使它们安静。当她来到庭院，突然感到阵痛，在管家的帮助下，就在地上生下了我。她随即将我用胳膊抱起，爬上楼梯来到丈夫身边，不一会儿，他就去世了。

    我小时，母亲经常说起：当她在庭院正生我时，看到一位年轻的方济各会士，但她始终不明白：那是一个神视，还是因眼目昏花出现的影像，或是事实，也因为全家人谁都不认识任何方济各会士。

    多年后，我认识了比约神父，这段故事才找到答案。比约神父的神师拉米斯的思定神父，认识我以后，将一张比约神父于1905年写的日记送我作礼物。那时的比约神父刚十八岁，还未晋铎。他住在圣厄里会院读哲学，入方济各会才仅仅两年。不过在他的生活中经常发生奇异的事，一如他向神师描述的。1905年２月，除了其它的，他还写了这则日记，神师一并将它们保存下来。

    这是比约神父的笔迹，是通过鉴定的，对此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

    日记上写道：这些天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时，我正在教堂中和亚纳削兄弟一起，那是在上月的18日，约二十三点。突然，我来到一处贵族的家，父亲正在临终，而母亲正生下一个女孩。圣母玛利亚显现给我说：“我把这个小受造物托付给你，这是一块珍贵的石头，尽管很粗糙，你要好好地去磨平、雕琢，让她发出应有的光彩，因为有一天我要用她。不必疑惑，是她要去找你，但首先你会在罗马圣伯多大殿遇到她。”此后，我又回到了教堂。

    很难对此做出解释。可能比约神父是在做梦，或者看到一个神视，或者是分身去了他处。难以解释，却偏偏与我的生活巧合：日期是1905年１月18日，我诞生的那天；地点是“一处贵族的家”，而当时的情景是“父亲正在临终，母亲正生下一个女孩”。

    成为寡妇的母亲，搬到罗马，跟父母住在一起。因此我便在罗马成长、读书。受过宗教教育，但读高中期间却对信仰产生了很多疑问，希望遇到可以帮助我的神父，但总找不到合适的。

    192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朋友去参观圣伯多大殿。走在里面，我非常渴望将自己对信仰的疑虑，向一位神父述说。于是，我找到一位在圣殿服务的人，但是他告诉我说：太晚了，司铎们已经走了。“再过半小时就要关门了！”

    我和朋友继续观赏大殿，当我们正观看一尊雕像时，见旁边站着一位方济各会士。于是，我走近他问道是否可以和他说话。神父说可以，随后便进了附近的告解厅。我告诉他我不想办告解，只是想问些问题。我们谈了很久，他的话是那么准确且具说服力，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从告解厅出来，我对朋友说：“这位会士的学问真渊博啊！我们等等他！我想知道他住在哪里，以后好再和他谈话。”就在那时，圣殿服务人员来请我们离开，因为关门的时间已到。“我们正在等告解厅内的那位方济各会士”，我说道。

    “他也应该走，不然晚上就会被锁在里面。”那人边回答边走近告解厅，打开帐帘，里面却空无一人。“他已经走了”那人对我们说。

    非常惊讶的我，望着朋友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他是从哪里出去的！”

    我继续对信仰产生怀疑，以后再未找到像在圣伯多大殿遇到的神父。第二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听人们讲比约神父，说他住在罗同道，印着五伤。我于是很想去那里看他，和我一起旅行的，还有姑姑和另外几位朋友。

    在罗同道的小会院有很多人，那天还有几位大人物在场。从教堂到会士禁区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我还是成功地排到第一行。从那里经过的比约神父，停在我面前，他睁大眼睛注视着我，笑着说：“若安娜，我认识你，你是在父亲去世那天诞生的吧！”

    那些话使我呆若木鸡，比约神父怎么会知道我个人的生活呢？

    次日上午，我去办告解。我刚走近，比约神父祝福我后，便说：“我的女儿，你终于来了，我已等你很多年了。”

    “神父，您大概认错人了吧”，我回答。

    “不，没错，同样你也应该认识我！”他补充道。

    “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同道”，我接着说：“甚至，我听说您的存在才刚刚不多几天。”

    比约神父说道：“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你和一位朋友去参观圣伯多大殿，那时你寻找一位可以帮你解除疑惑的神父，你遇到一位方济各会士，并和他谈话，那位方济各会士便是我。”

    过了一会儿，比约神父继续说：“当你诞生时，圣母将我带到你家的乌堤乃宫，让我为你父亲送终，接着告诉我要照顾你。圣母已经将你托付给我，我应该为你的灵魂着想。”

    几年后，比约神父要求我进入方济各第三会，那是圣方济各专门为平信徒创立的，使在俗世中度日的人们，活出修会奉献的精神。我很喜欢它，而比约神父已为我考虑好了。在入第三会时应该选一个新名字，他为我选了“雅各伯”。

    “多难听的名字啊！”我说道：“我不喜欢，最好叫我‘佳辣’吧！”

    “我就叫你雅各伯，你读过圣方济各的生活吗？”比约神父重复说：“这位罗马贵妇获得为亚西西圣人送终的特恩。记着：将来你也会为我送终的！”

    这些话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并未觉得它多重要。1968年９月，我正在罗马时，听到比约神父对我说：“快来罗同道，因为我快走了，如果来得晚些，就会见不到我！”次日，我便和朋友玛加利大动身了。我们住在会院附近的一个旅馆。我见到比约神父并在他那里办了告解。“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这里办告解，”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我的时刻到了”，他回答：“我要走了。”

    办完告解，我亲吻比约神父的手并将一些钱献给他的事业。

    “你拿着吧，会对你有用的！”他说。

    “我有足够的钱交房费并返回罗马”，我回答：“这些钱是为‘慰苦之家’的！”

    “女儿，拿着吧！”神父说：“你还应该在罗同道住一些天，你会需要这些钱的！”

    下午，和朋友谈起与比约神父的相遇以及他所说的话。我也和她讲了如何进入方济各第三会，并且比约神父为我更名并告诉我“记着！你要为我送终”的话。那些天，罗同道人山人海，因为人们从世界各地来，为比约神父庆祝印五伤五十周年。主日22日上午弥撒后，比约神父感觉不好，但没有任何消息称他会有危险。

    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如果没有朋友玛加利大的书面作证，我是不敢讲出来的。我们俩在同一房间休息，但我总不能入睡，狗在吠叫，终于我进入梦乡。

    不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是一个梦或神视，或属于其它的情况：突然，我到了比约神父的房间，我完全清楚我所看到的：比约神父坐在沙发上，病得很重，费力地呼吸着。我看见在他旁边有比利诺神父及其他会士，还有两位医生。大家都非常焦虑和难过。忽然，我醒来大喊道：“玛加利大，比约神父正在临终！”

    “不可能的，下午还很好嘛！只不过是你在做恶梦！”她回答说。

    “不，不是！他正临终，我看到了”，我坚持说。

    我起身，穿上衣服，下到街上便跑向会院教堂前的小广场。我刚到那里，一位会士便从会院出来，向大家宣布比约神父去世的消息。

    以后的几天，我向亚尔伯神父讲了这件事，他了解我的生活。我对他说：“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描述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比约神父房间的布置。”我讲了，他肯定我所说的完全正确。事实上，在比约神父去世前，他的房间从未被拍照，因此我不可能在报纸上见过。另外，他的房间是在会士禁区内，作为妇女是永远不可能进入的。

    比约神父重新开始工作后，每天都有上百人来罗同道会院。他们从意大利各处、甚至从国外来，只是想接近这位印五伤的会士，将自己的痛苦交托给他，并寻求他的建议。

    来这里的不仅是些贫穷诚朴的人，同样也有富贵显要，偶而被警察护送着来朝圣，如意大利的王后，她和比约神父谈了很久后并与他一起拍照留念；西班牙的王室、葡萄牙的皇后、澳大利亚的女王、保加利亚的贵族以及来自其它国家的一些伯爵。他们的名字都留在会院的贵宾薄上。除了这些，还有众多枢机、主教、作家等人的签名。

    巴柴利枢机于1939年５月２日继任教宗后，比约神父获得更多的自由，因为大家都知道新教宗很尊敬他。教宗尚任比约十一世的国务卿时，便常对曼弗道的总主教安德肋说：“如果比约神父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做教宗后，他立刻下令给教廷各部：“不可打扰比约神父！”教宗曾对一位记者透露：“比约神父是一位伟大的圣人，很抱歉我们不能公开这样讲！”在几次不同的场合，比约十二世都称印五伤的他是“意大利的救恩。”

    战争为比约神父带来更多的人：佩带着各种徽章的士兵以及受苦的家庭。他聆听所有的人：临终者、失望者、囚犯、避难者、父母、夫妇、儿女、恋爱者、寡妇、孤儿等等。比约神父的洞察力、奇迹以及从他身上发出的神秘的力量，使凡来的人都感到安慰和喜乐。

    在罗同道有很多人悔改，尤其某些知名人士的悔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白蒂教授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她曾被誉为“红色政权的崇拜者”和“马克思的泼妇”，她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一生为共产主义献身。当她所在的布老揑城解放时，她将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而且身着红装，举着红旗，四处奔波、大事宣传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偶然的一次机会，白蒂去了罗同道，便突然悔改了。于是，很快她辞去了教授一职及所有政治活动，来住在罗同道附近，为度祈祷和悔改的生活，最后她像圣人一样离开了世界。

    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悔改事例，是加录蒋巴尼，他曾是意大利最著名的演员。我是1950年回头的，而事实上从我十一岁时，比约神父就已经耐心地照顾我。第一次我去看他是在1939年，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因为我想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术士，大概他可以让我发财。当时，我扮演着一个小丑的角色，周游各处为人们表演些喜剧。那是一种极其困难的生活，居无定所。结婚后生下三个孩子，必须将他们交给大嫂照顾，而妻子和我四处流浪。

    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快令我窒息。我非常渴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好能与孩子们住在一起。我自幼家中就很贫苦，只是读了小学五年级。寄宿学校时，经常接受教会神父们的帮助。每天早晨去望弥撒，等一离开学校，便再未踏进教堂一步。

    1939年的一天，我和同事门道拉聊天――他以后做了著名的导演――，我说：“从前很容易相信天主，因为有些伟大的圣人，如圣方济各、圣安多尼、圣鲍思高等，他们会行奇迹，而今天圣人已不见了，连奇迹也没有了。”

    “并非如此，在普利亚地区，有一位圣人会士，他常做些不平凡的事！”门道拉回答。

    接着，他跟我讲了几年前发生在他表弟身上的一件事：他很可怜，既没工作也没钱，为找点差事便去西班牙当兵。回来后，妻子对他说：“如果你能平安回来，那多亏比约神父，他在为你祈祷！我已经许下，你一回来要去那里感谢他！”我的表弟便去了罗同道并将自己可怜的处境向神父阐明。比约神父说道：“你去法高那吧！”

    “不可能的”，他回答：“我在罗马有些经常可以帮我的朋友，而去法高那只能等死了！”

    “听我的话，去那里吧！”比约神父坚持说。

    表弟于是带着妻子儿女搬家了。一天早晨，在安哥那遇到一个人正找他，见他便说：“快去找省委书记，他明天早晨在办公室等你。”表弟按时赴约，省委书记问他是否懂西班牙语。“是的”，他回答。很快，他们签署了一份日工资为100里拉的合同，每月则是3000元。当时的人们若想每月赚1000元便是一个美梦了。

    这段故事给我印象深刻，也使我做起梦来。圣周期间，我跟戏班来到巴莱。星期四、五休假两天，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向来只是圣周五休息一天。“罗同道就在这一带，为什么我们不去看看那位圣人会士呢？”我对门道拉建议。

    星期四早晨我们动身了。罗同道是一个特别偏僻贫穷的地区。我们打听到比约神父的教堂。“他不能接见你们”，有人回答：“他流血的伤口痛得很厉害，尤其这几天，为此不接待任何访客。”

    “可是我们是来自远处的演员，并且我们只有两天的空闲，我们必须见他。”

    无奈，下午我们去会院内散步，仍希望能遇到比约神父。我是那种天塌下来都不知道担心的人，在任何时候总开玩笑。我们正说着、笑着，教堂的门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位会士：“就连这些天，你们也不让我祈祷吗？”他有点抱怨地说道：“你们想做什么？”

    “神父，我们是两个可怜的演员。”

    “我们大家都很可怜！”

    “我们想办告解”我赶紧补充道，为找个理由。

    “去准备吧”，比约神父回答：“明天弥撒后我帮你们办。”

    记得那天的弥撒就像一场做不完的梦，竟然那么长。我坚持跪着，尽管膝盖很痛；如果我站起来，就会挡住后面人们的视线。弥撒后我办了告解。比约神父不需要我说什么，他知道一切，他让我保证改变生活，随后才赦了我的罪过。我没有勇气再要求什么，但内心深处重复着：神父，让我在家附近找到一个工作，哪怕是商店的售货员，好使我能和孩子们住在一起。

    回到巴莱，不久我便去了罗马，那里正拍摄一部电影《再见吧，青春！》，角色由公共文化部分配。电影中扮演里奥的角色本有四位著名候选演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不只这次，自那时起，我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了一百零六部电影的拍摄。从此我成了名，也赚得大笔的钱。当然可以和孩子们拥有一个豪华的家，就这样实现了我的愿望。

    比约神父要我改变生活，其实我并未践行，金钱和名誉使我更加堕落。经常做些违背良知的事情，不去望弥撒，也不想祈祷。然而，我总觉得内疚，因为比约神父要我祈祷，我却令他失望，为此我不敢再去见他。

    就这样到了1949年底，我的运气达到顶峰。除了最奢侈的美国进口汽车外，我被记者们誉为“意大利电影界全能主角。”我什么都不缺，然而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我很败坏、空虚、疲惫和难过，有时甚至不想活下去。

    一天晚上，回到家，妻子说：“副本堂神父来过，他要求我们将全家奉献于耶稣圣心。礼仪将在１月８日举行。另外要我们好好准备，并希望那天全家人都领圣体。”领圣体？我这样的生活怎么能领圣体？看到我沉默不语，妻子和小女儿一再坚持。我真的不知道该发明一个什么理由以回答她们。

    1950年１月６日主显节上午，在罗马街上感到极其郁闷的我，信步走进一个教堂――圣安多尼堂。正有很多人望弥撒并排队办告解。有些人认出了我，他们惊奇地望着我。透过告解玻璃窗，我看到里面坐着一位肥胖的会士。“这个家伙可能比我还贪吃”，我心里想：“我一定不去找他告罪的！”这时，瞅见另一位在十字架下祈祷的会士，很瘦弱，脸上带着几分痛苦的神色。“看上去这个比较热心，跟他告解还差不多！”我思索着。就在那时，瘦弱的会士站起身，径直进了胖神父原来的告解厅。我很惊讶，心里嘀咕道：“坏了，果真要办告解了！”可是一看到前面排队的那些人，马上又放心了：“根本不会轮到我的，而且我又没时间等！”

    还没等我想完，最前面的那人便转身向我说：“先生，快，请进！”我于是跪在了告解厅内。

    半小时后，脸上淌着眼泪从告解厅走出来，我感到像另外一人。全家高兴地庆祝、一起喜乐地将家庭做了奉献，并热心地领圣体。于是，我决定去见比约神父好告诉他我的改变，恰好我已办了告解，因此不需要向他告明所犯的罪过。然而，一进比约神父的告解厅，就听到他对我说：“从1936年开始！”

    “我前几天已办了告解”我反驳说。

    “我对你说了，从1936年开始”比约神父厉声说道，而且他补充说：“你为了脸面那么胆怯，不敢把罪说出来，可是为什么就不害怕得罪耶稣呢？”

    那次告解彻底将我改变了。之后，比约神父拥抱且亲吻了我。他送给我一串念珠并嘱我常念玫瑰经。他说道：“我总会离你很近！”

    履行诺言是很困难的，但我尽着最大努力，从此每天我都去教堂参与弥撒。

    蒋巴尼成了罗同道会院的常客。他说：我视比约神父为我的保护者，不论何时及何种境遇，尤其在困难中，我总是感到他离我很近。他救了我将死的侄儿，他也帮我的儿子顺利通过大学毕业考试。那门建筑课程，儿子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懂，最多只能回答三个问题。”

    “请比约神父帮忙吧！”我回答。

    他冲我笑了笑，脸上可以看出他在嘲笑我“幼稚式的虔诚”。可是结束考试回到家里，儿子说道：“爸爸，你知道吗？老师考的刚好是我明白的那三个问题！”

    有一次，在巴西小住六个月后要飞回意大利。晚上，想到当天还未望弥撒，便查了一下时间，看到于六点半在圣保录主教座堂有，于是乘出租车赶过去。弥撒后想办告解，可是那时有很多人排队，但却只有一位司铎，而我又不懂葡萄牙文。我祈求比约神父：“今晚我要乘飞机，这可能是生命中最后一次，因此我多么愿意出发前能办告解，请帮我找一位能听懂我说话的神父。”就在那时，一个告解厅的门开了，一位神父用纯正的意大利文招呼我：“先生，请来吧！”办完告解，我闻到了一股从比约神父身上发出的芳香。

    那次飞机的旅行非常可怕。我们经过一阵暴风雨，雷达失去了功能，所有的乘客都在哭喊，而那次航班的主任竟先昏过去，需要空姐为他输送氧气。和我一起旅行的两位同事，在机场见到等候我的妻子便说：“你的丈夫快修炼到家了，在飞机上大家都被吓得大喊大叫，他却睡得很熟。”

    这位电影明星和比约神父极为要好，每次见面都拥抱亲吻。“比约神父很喜欢和我开玩笑”，蒋巴尼说：“他比我更厉害，他像著名的艺术家那样充满风趣和幽默感。”

    我有位朋友，他在照顾著名的鲁乃迪教授。一天，他告诉主人：“明早我不能来，因为我要去看比约神父。”教授说道：“什么？你要去看那个歇斯底里症患者？科学不是这样评论他嘛！整天想十字架的耶稣，想得多了，也就印上了五伤！”我的这位朋友，在比约神父那里办完告解，将教授的话顺便告诉了他。比约神父回答：“当你见了鲁乃迪教授，告诉他：多想一想公牛，看有一天他会不会长出两只牛角来！”

    常有人抱怨比约神父对那些来办告解的人粗野，经常将他们赶出去。一天有人对他说：“您听说过巴道瓦的莱布多神父吗？他每天听告解十六个小时，但从不将人赶走？”

    “我知道，实际上，他把那些严重的都打发到我这里来了！”

    那人补充说：“如果您不赦他的罪，将他赶走，而他一出去，若死到外边，怎么办呢？”

    比约神父摊开手说道：“我可以错，但你知道天主也会错吗？天主会使人‘各就各位’的！”

    由于受电影明星蒋巴尼的影响，很多人都去拜访比约神父，这里仅举一例。男高音歌唱家本雅明。他去比约神父那里，是因一次奇怪的巧合。一天，当他正和女朋友通话时，起了疑心的妻子问道：“你在和谁说话？”

    “和一位想带我去看比约神父的朋友！”

    为不引起妻子怀疑，于是他们当真去了罗同道。在会院的花园里散步时他说道：“我根本就不想，我会将我的私人生活告诉那位会士！”他边说边笑着。不一会儿，比约神父下来对本雅明说：“年轻人，换换衬衣吧！”

    “今天早晨我刚穿了一件新的啊”歌唱家回答。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着，比约神父拉起他的手，两人一起走进花园。当他们再回来时，本雅明已很感动，从此他改变了生活并成为比约神父的神子。

    另一位极有影响力的见证，是意大利著名雕刻家方济迈西那的悔改。他的某些伟大作品会像米开兰基罗的那样被列入艺术史册，他为比约神父雕刻的3.7米高的塑像，便被放进了基督宗教最负盛名的圣伯多大殿。

    比约神父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第一次与他相遇是在1949年４月11日。那次就像雷击一样使我彻底改变了：使我的思考方式、世界观都产生变化，甚至我的艺术创造也有了新的方向。

    各大报纸都大事渲染我和比约神父的相遇，似乎从前的我完全是一位无神论者。其实不然，从前我也相信天主，只不过是一位大罪人。的确是比约神父改变了我，我感到有必要，借一封信公开声明：感谢天主使我遇到一位“真正的父亲”，甚至我敢说：“我诞生于1949年４月11日。”

    我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不轻易相信什么奇迹。自幼便听到朋友们讲比约神父身上的现象：香味、分身、识透人心等等。我对此一概不接受，反而嘲笑。可是他炯炯有神的双眼，使我感到惊奇。我尤其不明白、他那竟连医学也无法解释的奇特的伤痕，因此我很想认识他。

    我出生于西西里岛的一贫穷家庭。父母移民到热那亚，我在那里长大。十岁时，我已开始工作。我受了洗，但未受过任何宗教教育。父母都未和我讲过天主的事，他们也未和我谈过圣体和坚振，惟一使我们记得天主的是：贫穷，因为贫穷令我们成为耶稣的亲属。

    年轻时即从未去过教堂，可是却常想到耶稣，感到他陪伴着我而且只有他能理解我。我应听从他的话，但我却是一个罪人，陷于虚荣和奢望中，且无恶不作。

    就这样到了四十岁。那时我与一位妇女同居，由于她结过婚，因此不能公开地和她在教堂中举行婚礼。米兰的枢机术斯特很爱我，但总无可奈何地说：“教会也无法帮助你啊！”战争期间，情况变了，后来我被批准在教堂结婚，这样我才领了坚振和圣体圣事。的确，我开始感到心灵的释放并尝到内心的平安。然而好景却不长久。

    我回到以前的生活：有信仰，却需要一位导师，以作我内心挣扎与怀疑时的灯塔。

    那段时期，我非常渴望认识比约神父，正如我说过的：并非由于相信奇迹，而是出于对其五伤的惊叹，那对我来说标志着圣德。

    1949春，我在热那亚市德菲拉里广场，举办一次著名的展览会，专家、记者们对艺术品赞不绝口。不知怎的，在鼓掌声中的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失意。

    在那里逗留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晚上，我和妻子去朋友家赴宴，朋友们都很敬重比约神父，用餐时都在谈论他。那家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比约神父的传记，而在扉页上有他一幅清晰的照片。我拿起书，看着他的那双不凡的眼睛，说道：“我应该认识他。”

    晚饭后，我们回到了下塌的碧都宾馆。无论如何都难以入睡，辗转反侧的我一直想着比约神父，他的像总出现在我眼前。

    早晨五点，电话铃响了。“谁在这个时间打电话？”我自问。总机很抱歉地告诉我有人坚持一定要和我通话。原来是厄爵。小时，我们两家离得很近，经常一起去游泳。厄爵说的话很奇怪：“昨晚，我从德菲拉里广场经过时，我闻到了一股比约神父的芳香……”

    我不愉快地打断他的话：“你有其它的事吗？你不是在贩卖比约神父的‘香料’吧？”

    “你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许是，但绝不是现在。我在说，当我经过广场时，突然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一般闻到这种香味，是说明比约神父在要求什么。我自问为什么在这里闻到它。我向前走几步，味道便消失了。我再走回原来站的地方，便又闻到。我四处观望，看到在我正前方有一幅你展览会的大广告：味道正是从那里来的。我试了好几次，丝毫都不错。只有面对那个广告，才会闻到香味。回到家里我没有合眼，觉得很有必要告诉你。我一直耐心地等到现在。”

    “好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生气地问道。

    “我不想怎么样！”他回答：“是比约神父对你有所要求。”

    我很想挂掉电话结束谈话，可是想到它是否会与昨晚朋友们的谈话奇怪地巧合。

    “你应该去看比约神父，”厄爵说道。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回答：“今天回米兰，请下周再打电话给我，看是否能抽出时间。”

    回到米兰，便开始忙碌的工作，可是晚上却总也不能入睡：因为一直挂念比约神父。一周后，我打电话给厄爵：“我需要去比约神父那里”，我对他说：“那位会士一点也不让我休息。”我们决定立即动身。

    等我们到罗同道，夜已深了。那时，会士们不再接见任何人，可是由于会士们熟悉厄爵，于是便让我们进了会院。当比约神父看到我们，便对厄爵说：“哦！你这个讨厌的家伙又来了！”

    “神父，我感到有必要为你带来这位朋友！”

    “你太着迷了！”神父说道。随后转向我：“你想做什么？”

    “我愿认识您！很久以前我就想来这里，现在，看！我把自己都交给您了！”

    “你的运气还不错！”说着，神父要我们去教堂准备办告解。我其实并不想办，心理上还缺乏准备，可是还未等我解释，比约神父已经走了。

    等比约神父回来，我过去告诉他觉得还未准备妥当。他却以一种不可反驳的语气说：“你不需要对我说什么，只回答就行了。”接着，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开始罗列我的罪过：像是他看到了我的灵魂。

    次日早晨望完弥撒，领了圣体。我们去告别比约神父。他对我说：“怎么？刚到就要离开了？”

    “我在米兰还有很多事情，我不久还会再来。”

    从那时起比约神父对我便成了一位特殊的导师、一位“真正的父亲”。我经常去他那里办告解、交谈，也常将需要安慰的朋友带到他跟前。

    正如我说过的，对奇迹我向来漠不关心，即便是真的，因为我想比约神父的圣德更在于他思考和生活的方式。不过，一天，我也亲自经历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我很少讲它，或者有必要在这里提及。

    我是著名作家若望巴比尼的好朋友，他死于1956年。后半生，他完全瘫痪了，连话也不能说，只能借舌头发出呀呀吚吚的声音与人沟通，这些也只有他的侄女听得懂。他身上惟一比较健康的器官是他的右眼，尚能看到一线光芒，偶而借此能读几行字，这是他最大的喜乐。

    一天上午，巴比尼的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一段时间前，巴比尼跌倒在浴室，右眼眶被撞破，眼睛也全瞎了，最好的眼科医生都束手无策，因此他很难过。所以太太请求我说：“你既是比约神父的好朋友，能不能求求他？”她的话使我很为难。我很爱巴比尼，可是……，我问道：“我们该怎么做？”

    “我想将他的一张相片给你，你去交给比约神父，或许他会帮忙的！”

    “好办法！”我回答，然后便动身了。

    途经斐冷翠拿了巴比尼的相片，便去了罗同道。一周前我刚去过那里。比约神父看见我便问：“你还在这里啊？”

    “有一件痛心的事”我回答：“医生对我亲爱的巴比尼都没办法！他是著名的作家，你一定也知道他。”

    “我怎么会知道他！”比约神父回答：“是写《基督史》的那人吧，很多人都写类似的书！”

    我继续说：“我的朋友很难过，以前还能稍微看到些，可是自从摔倒在浴室后，便完全丧失了视力。”说着我将巴比尼的相片递给他。

    比约神父注视了一会儿，将它装在胸前的口袋里，并以一种极为关切地声音说道：“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想办法的！你去吧！告诉他们不必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回到斐冷翠，转告了比约神父的话。我的内心焦虑不安，因为看到巴比尼无限痛苦的样子，而我又肯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勇气打电话到他家。一周后，是巴比尼太太打来了：“你知道吗？巴比尼又恢复了视力，就像摔倒前一样了！”她高兴地说。

    “可见那只眼睛没有真正的被碰伤”，我回答。

    “不，不！”她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检查过的医生都说：他的眼睛已经永远失明了，而现在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又能看见。只有你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吧”，我说：“最好我们不要乱讲，以免人们过于夸张。”

    巴比尼重获视力直到他离世。正如我要求的，他的太太从未对人讲过这事，我不明白巴比尼恢复视力的原因，但我肯定比约神父介入了这事，并为他做了祈祷。

    方济各迈西那是罗同道“十四处雕像”的作者。

    那是我最后的作品，我本不想做，因为手部患了关节炎，可是1967年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再三要求，并说这也是比约神父的意思，我才不得不接受。

    我工作期间不断去罗同道，经常遇到比约神父，并停下来和他说话。那时他已病得很重，走路极其缓慢，双脚剧烈地疼痛。我问他：“神父，您好吗？”

    他回答：“不好，不好，非常难受！”

    比约神父未能看到十四处的完工，但是他祝福了第一块石头。今日就在他举行祝福仪式的地方，竖起了我为他雕刻的2.2米高的、青铜色的塑像。

    所有比约神父的传记，都至少有一章用来记述他的奇迹。在他生前，出版了不少关于他的书。信理部根据教会法，于1952年将其中八卷列为禁书，但是那些书在比约神父列品调查时，却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对教会而言，奇迹是一个“记号”，使人将注意力转向精神界。神学家将它定义为“由于天主的特殊干预而产生的一件超越自然规律的、可感觉的事实，是为达到超自然的目的。”为肯定一件事为奇迹，需要长期而严密的审查。实际上，以比约神父为例，只有当他被列品后，才可以客观地将某些事定作奇迹。因此，本章内奇迹的意思是泛指比约神父所做的众多神秘的、难以解释的事情。以下所描述的事例皆来自当事人或直接证人，我们不加任何评论。

    1919年６月21日，由拿波里《晨报》刊登的第一篇有关比约神父的文章，便叙述了两件事实。其一是罗同道的村委会议员加拉，三十六岁，将腿跌伤，几个月后走路还必须依赖拐杖。一天，比约神父对他说：“放下拐杖！”她说：我立时感到从脚上有一股强烈的热流传遍全身，从此便又可以走路，而不需要任何帮助。同一报纸也报导她的女儿：自幼患小儿麻痹症，腿部必须佩带矫形器，可是在比约神父的命令下，她也彻底痊愈了。

    福贾的吴巴诺先生，于1919年已六十二岁。自摔伤后不得不拄起双拐，多处投医无效。一次，在比约神父那里办完告解，神父对他说：“站起来走吧！应该扔掉你的拐杖。”吴巴诺果然自行走路，使众人惊讶不已。

    尤其在二十年代初，当比约神父的名声刚刚传开，他还未受到圣部的禁止时，每天在他周围都会发生些奇特的事。似乎对他而言一切自然规律皆失去效力。

    我们前面提到的、比约神父的朋友鲁那多先生，自从认识比约神父，便搬迁到罗同道居住，为能多与比约神父接触。每天早晨四点，去会院参与弥撒；然后一整天留在那里，经常与会士们一起用餐。有一段时期，他曾在会院旁的小修院任教。毫无疑问，鲁那多非常钦佩比约神父的圣德，他留下一本日记，其中记录着每天亲眼目睹的事情。我们仅在此略作选择性的摘述。

    我左脚大拇指严重发炎，以致于我不能很好地走路。主日天，必须骑驴子去会院。一次弥撒后，我正坐在会院门外的石头上，在那里比约神父看到我便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等安多尼的驴子，因为我不能走路。”

    “不，你应该走回去，散步对你会很好的！”神父笑着回答，但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我服从了。

    慢慢地走，疼痛逐渐在减小，回到家已丝毫不痛了。于是解下沾染着血和浓水的药布，却发现在拇指的发炎处有一个白色的伤疤。就这么快被治好了！

    1922年冬天异常的寒冷，几乎整个一月份，都是我单独一人在大清早去会院参与弥撒。有时，必须在膝盖那么深的雪中，行走二公里的山路。

    当我到更衣室时，比约神父正坐在炭火盆旁边烤手。一连三、四天，他一见到我都说同样的话：“鲁那多，你快病了！”而我只是笑一笑。

    一天晚上，我感到全身发冷，于是在房间点燃起炭火，随后也感觉呼吸困难：头、胸部和腰部也极不舒服。

    我转向似乎就在身边的比约神父，对他说：“神父，如果我应该害病，最好病在会院，而不要在没有你的地方！”说完，我爬上床，便失去知觉。

    夜间，不知怎的，我苏醒过来，只隐约感到比约神父那只带着半截手套的手，在抚摸我的额头，顿时觉得轻松很多，高烧也退了。

    早晨四点钟，尽管下雪，我还是照常去了会院。正在更衣室炭火盆旁边取暖的比约神父，未转身便对我说：“鲁那多，昨晚是怎么回事？”

    我很感动地将事情述说了一遍。

    “这不是最后一次！”他说：“还会再闹的！”

    事实上，我又病倒两次。之后便稳定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在离开会院前，我去会士们聊天的大厅取暖。比约神父就坐在火炉旁边。我拿了一把凳子坐在他对面，高兴地伸出手来。不一会儿，感到完全像上次那样，全身发冷，头、胸部非常地胀闷。

    比约神父抬头注视着我，静静地说：“好吧，鲁那多，我应该为你服务了。”

    他转身对会院的管理员说：“他高烧到四十度，马上为他收拾一个房间，他要住两周，你说呢？可以让他住６号房间。”

    实际上，我当时的体温刚好是四十度，并且由于气管炎和肠炎，我在会院住了整整十五天。恢复健康后，我便开始在会院旁边的小修院任教。

    鲁那多的日记还记述了他在任教期间，亲眼见到的另一个治愈。

    拉加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农村妇女，生来双目失明，来会院的教堂已有一段时间。一天，比约神父突然问她是否愿意看见：“当然，我愿意，”她回答：“但愿视力不要成为引我犯罪的机会。”

    “那好吧，你会好的！”比约神父说完，请她去巴莱找一位名叫都朗的医生。

    可是，医生检查后却摊开双手说道：“对你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办法；比约神父可以显奇迹，但不是我！你应该回去，不必做任何治疗！”

    陪拉加同去的、都朗医生的朋友坚持说：“既然比约神父将她打发到你这里来，至少试着帮她动一只眼睛的手术，看看效果怎样？”医生被说服了，先动了一只，随后也动了另一只，她的双眼重获了视力。

    当拉加来会院，跪在比约神父脚前时，我也在更衣室。比约神父一言不发，眼睛盯着别处，等拉加跪了一会儿后，才请她站起身。

    拉加抬起头，望着比约神父。从她的眼里放射出爱、惊讶、喜乐和感恩的光芒。而比约神父却只是静静地微笑着。

    “神父，请祝福我！”她请求说。

    比约神父在她额上画了一个十字。可是拉加仍原地不动，因为从前她看不见时，比约神父总是将手放在她的头上。

    “请祝福我，神父！”她继续要求。

    “怎么？还要什么样的祝福？”比约神父回答：“难道还要在头上浇水吗？”

    鲁那多还记述了另一位柴撒莱的悔改。他的转变轰动整个意大利。他是热那亚市著名的律师，又是国王维多利厄玛奴尔的议员，也是极有地位的共济会员。

    柴撒莱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极其聪明的人、法学士和演讲家。他曾坚信天主教信仰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极力想在政界消除教会的影响。

    柴撒莱的观点很不同于其表兄弗思达医师，后者尤其借比约神父的事迹为教会辩护。一天，他对柴撒莱说：“我们辨论有什么用呢？有一位活生生的见证，足可以让你闭口无言，那就是比约神父；去看他并和他谈谈吧！”

    “好吧，我会去的”，律师回答并遵守诺言。

    当他到会院时，接待他的那位会士惊讶地说：“怎么，您，一位众所周知的共济会党员也来了？”面对这样的问候，他想做些解释。此时，比约神父出现在更衣室门口，请他先去告解厅。律师接受了，这是他长大后第一次办告解。

    在会院逗留了几天。一回到罗马，柴撒莱便去找表兄：“从此，我不再钻哲学或科学的‘牛角尖’了，建议我几本圣书读一读吧！”他说道。

    于是，医生建议他读白加齐神父著的两卷《圣家生活》：“我没有那两本书，比约神父让我在罗同道图书馆读过，但是你可以在加沃书店买到，正好你要从那里经过。”

    律师在回热那亚的路上，发现书店关门了，当然什么也未买到。

    次日上午，回到家里，正在休息时，一位陌生人来访，将一个包裹交给看门的女仆：“请转交主人！”说完便走了。

    原来那正是白加齐的著作，平装且已经用过的。当我后来首次去热那亚拜访律师时，他和我讲起这事并说道：“这两本书仍然在我的办公室。”说着他去拿给我看。我立刻认出在某些页数旁边，我曾用红铅笔留下的小字，而且书上还标着罗同道会院图书馆的编号。

    喜剧作家路易这样讲述了他自己的悔改：

    医生在我的耳朵下面，发现一个病瘤并准备动手术。其实面对癌症，今天先进的医学跟两千年前的，同样无能为力。医生本来想对我隐瞒实情。可是我说：“我已经活一半年纪了，再活便是赚下的。请清楚告诉我，我还有多长时间？”

    “若动手术，会活六个月，不然仅有三个月。”

    “那就动手术吧”我回答：“三个月也应该珍惜啊！”

    当我正准备手术时，有人建议：“为什么不去找比约神父？”我了解后才知道，那是一位经常显奇迹的方济各会士，他所住的地方距福贾四十公里。于是我怀着尝试的心理动身了。望了他的弥撒，并在他前办告解。我不能重复比约神父对我说的话，因为当他说话时，我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之后，我的癌症便被控制住。现在我继续写作，每星期天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且一个月来，我正赶写一部几周后要在米兰上演的喜剧。我不知道医生的意见，或者Ｘ光的结果，我也不想多了解，因为我知道：我已彻底痊愈。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众多受苦的人、逃亡者、失望者每天都聚来罗同道寻求比约神父的安慰。他们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而极其敏感的比约神父，却非常同情每一个人，并有时与他们一起流泪；常常是在那时，会有一股神圣的力量从他身上发出。

    克罗尼女士，“慰苦之家”的管理人之一，讲述了以下的经历：

    二战时，我的侄儿当了俘虏，一年多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相信他死了，父母日日为他悲伤。一天，母亲跪倒在告解厅中比约神父的脚前：“请告诉我，儿子是否还活着？如果您不说，我便不起来！”

    比约神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注视着她的脸说道：“起来回去吧！不必担心！”

    过了些日子，我实在同情哥嫂的痛苦，便满怀信心地决定求比约神父帮助：“神父，我要给侄儿若望写信，但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请您或您的护守天使把信为他带去！”

    比约神父未作声。晚上我写了一封信，在上床前将它折好并放在床头柜上。次日早晨，我很惊讶、也很害怕地发现：那封信不见了。我跑去告诉比约神父，他只是说：“感谢圣母吧！”

    十五天后，全家异常地兴奋，因为我们收到了侄儿的回信，感谢天主和比约神父，他还活着。

    华丽是一位住在意大利的英国女士，知名的上层社会人士，很富有。很小便结婚，生活却很堕落。听到人们讨论比约神父，她怀着好奇心去了罗同道。来到这一贫穷偏僻的地区，心里很不是滋味。当跨进方济各会的教堂时，却完全无动于衷。她鼓起勇气走向比约神父的告解厅，那时，正赶上一位会士出来将人们驱散。等到晚上，轮到她办告解时，她却因紧张和顾虑而忘掉一切，她说：“神父，我实在不知该说什么！”

    “那好吧！你听我说就行！”神父回答。于是他像念一本打开的书那样，讲起了我的罪恶生活，最后神父问我要不要补充，其实还有一条罪未被神父说出来。那时，我感到很害羞，还不准备说：一方面知道若隐瞒这罪，告解就白白地办了；可是另一方面对自己说：“神父既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主动说出来呢？”比约神父静静地等着。最后我橫下心来，将罪说明。

    “这正是我在等你说的！”比约神父补充道：“你胜利了，不必害羞！”

    萨威是一位在普利亚地区著名的唯物无神论学者，他到处攻击教会，宣扬自己的理论。相反，他的太太却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丈夫严厉地禁止她进教堂，并和儿女们讲论天主。

    1950年萨威病倒了，诊断结果十分可怕：右耳下长有神经恶性肿瘤，并且无治愈的希望。

    这是他的自述：

    我被送到巴莱的医院，我非常害怕生病和死亡，是这一害怕，在我灵魂深处激起对天主的渴望，这是长大后从未想过的事。

    一天晚上，我梦见比约神父，他抚摸我的头并对我说：“随着时间，你会慢慢好的。”早晨，我便好了许多。医生们对我的好转甚为惊讶，但都觉得还有必要做手术。由于害怕，我在手术前几小时，便从医院逃走了，躲在米兰一亲属的家中，我太太也住在那里。

    可是几天后再次感到阵阵剧痛，我实在无法坚持，于是又回到医院。医生们愤怒之余本不想再收我，但碍于医德便勉强接受，但在手术前还要做一项检查。

    检查结果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肿瘤已无影无踪了。我感到吃惊，不仅因为医生们所说，也是因为在接受检查时，我闻到一股比约神父的芳香。

    出院前，我请医生结账，医生却拒绝了，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确没为您做任何治疗。”

    我和妻子立刻去罗同道，为感谢比约神父，我坚信他帮助了我。当我进入方济各会的教堂时，再次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不得不由两个人将我抬到比约神父的告解厅。

    我刚刚苏醒过来，一看到比约神父便说：“我有五个儿子，我痛得很厉害！神父，救命吧！”

    “我不是天主”，神父回答：“也不是耶稣，只是一位普通的神父，像别人一样，甚至还不如别人，我不会行奇迹。”

    “神父，求求您了，救救我吧！”我哭着请求。

    神父静默不语，他举目向天，可以看到他微微颤动的嘴唇正在祈祷；随后他对我说：“回家去吧，好好祈祷，我会为你祈求的，你将要痊愈！”

    回到家后，便再未受到病痛的折磨。

    比约神父不只是那位微笑着、给予痛苦者安慰的圣人，他懂得超越时空去注视“绝对的真实”。有时他也会告诉人不幸的消息，使人预先准备自己的未来。

    由于每天都有太多的人聚集到比约神父前，因此政府为他的安全派了两名警卫。一天弥撒后，当比约神父在更衣室脱祭衣时，他微笑着转身对其中一位警卫说：“我感谢圣体后，请去我的房间等我，我有话对你说。”

    那位警卫极其兴奋地等待着神父从教堂出来，随后便一起进入神父的房间：“听着，我的孩子！”比约神父对他说：“你先回去父母家里，最多八天你就去世了。”

    “神父，我现在很好啊？”警卫回答。

    “别仗恃这些！”神父继续说：“八天后你会更好的。现世的生命算什么呢？一次旅行而已。孩子，我们都是在火车上啊！请假回去住几天吧，你的父母还不知道不久你就要离开他们了！”

    惊讶害怕的警卫问道：“我可以将您说的话告诉别人吗？”

    “现在不可以！”神父回答：“回到家里再说。”

    警卫离开会院便申请回家，可是由于缺乏任何理由，上级不准，最后还是认识他上司的比约神父干预了：“让他回去住几天吧，可怜的孩子！放他回去吧！”这才允假了。

    回到家里，那位年轻人便对父母说：“比约神父说我要死了，我来是为和你们道别！”果然他于八天后去世了。

    经比约神父获得的治愈案例中，有一些尤令医学界震惊。奇迹后，他们完全如同常人一样生活，可是病因并未消除，因此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无法解释的。

    日玛出生于西西里岛，日后成为“天主仁慈”会修女。三十年来，双眼虽未有瞳孔，却有着完好的视力。她到处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专门还做了一盘录像带。“如果你仔细看，可以发现我的眼睛很奇怪。实际上，没有瞳孔，对医学来说，我是不应该看见的；相反，我却像常人一样看书写字。”

    我出生于1939年的圣诞节，诞生后不久父母便发现我的眼睛有些特殊。三个月大时，就怀疑我缺乏视力。于是，将我带到巴莱莫市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那里，他们都确定我属于先天性双目失明，因为根本就没有瞳孔。

    全家都失望了，不知如何是好。父母说他们经常去教堂为我哭求圣母显奇迹。一天，一位亲戚修女来我家，鉴于这种情况，便建议父母寻求比约神父的帮助，尤其奶奶对这一建议充满希望，便请求那位修女写信给神父。

    回到会院，修女为我给比约神父写了一封信。一天晚上，我梦见他们。比约神父问修女：“那个日玛在哪？”修女将我介绍给他。神父在我眼上画了十字便不见了。次日，修女收到比约神父的回信说：“亲爱的修女，我向你保证：我会为那个女孩子祈祷！祝你安好！”

    由于梦和信奇妙的巧合，修女请我们去罗同道。我们和几位乡亲一起动身了，尽管战后旅行极为不便。当火车沿着地中海北上时，我似乎隐约看见些东西，可是奶奶执意不信，因为她发现我的眼睛像从前那样，并无任何变化。

    在罗同道，我们找比约神父办了告解，奶奶让我向神父求痊愈，结果我忘记了。他念赦罪经后，用手在我的眼上画了一个十字。奶奶哭了，她整天留在教堂祈祷、等候，最后还是她再次为我去祈求比约神父。

    “请相信！”神父对她说：“日玛不该再哭了，你也不应担心，她会看见的！”

    那次有幸在比约神父手中初领圣体：领圣体时，有人将我带到神父跟前，神父将圣体放在我口里后，又在我眼上画了第二个十字。

    我们满怀希望地离开罗同道，在回家的路上似乎我真的能看到些东西。刚到高匝市，奶奶便病倒了，我们必须住进医院。在那时，奶奶也请来医生为我检查，医生检查后遂即说：我不会有视力，因为缺少瞳孔。四个月后，我的视力越来越好。那时，请佩鲁佳著名的加拉玛医生检查后，他认为我本不该有任何视力，可是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看得见。

    自那时起，我的视力逐渐好转，我可以上学、读书和写字，直到今天我像常人一样生活。

    另一个超乎自然的治愈案例是加波尼，他是土斯加诺的离休工人，于1983年七十岁上去世。

    “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二点四厘米，我应该配带矫正器，但在比约神父的奇迹后，我什么也不需要！”

    1945年，当加波尼在瑟纳铁路段做电工时，已结婚且生有一子。５月21日骑摩托车上班途中与一货车相撞，被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头胪骨折断、左媚骨折断、左耳膜破裂、多根肋骨折断以及左腿五处断裂。经过几天的昏迷后，才脱离危险。

    健康的恢复是缓慢却令人满意的。只有左腿令医生作难。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于1946年５月10日，住进瑟纳医院，这已是第四家医院，在那里一年的时间接受治疗。在一系列的外科手术后，股骨的折断已基本愈合，却造成了左腿的僵硬，医生诊断为“左膝关节纤维僵硬症”并表示无可救药；另外，左腿的伤口虽动过多次手术，仍不见好转。

    由于对治疗左腿的各种尝试皆不见效，最后医生决定要进行全身麻醉后的膝部强行弯曲治疗。全身麻醉不仅为使我不感觉痛苦，而且对放松肌肉也有作用，或许借此可以达到效果。结果同样不理想，不但未使肌肉松驰，却由于医生用力过猛，股骨再度裂开，因此不得不在医院多停留三个月。

    1948年初，瑟纳的医院停止对我的治疗，并出示了证明。上面清楚地说明我入院及出院时相同的状况，尽管以多种方法尝试治疗，但左膝僵硬始终未见改善。

    这意味着我要终生带着这条不能弯曲的腿，我才三十五岁啊！于是我又住进了布老揑医院。在检查、会诊后，医生说可以尝试一次手术，但效果极不确定，即便好转，也不会太明显。听他这样说，我失望了。

    将自己关在房间，不愿见人、不愿说话、不想再活下去。即便用双拐，我也不能挪动几米，因为左腿除了僵硬外，还满是带着血的伤口。我将全部的怒气都发泄在妻子身上，我咒骂天主、也侮辱别人。

    妻子很虔诚，她常去教堂，她难以忍受我加给她的痛苦。一天，一位神父来我们的堂区演讲，听到我的情况，他说：“为什么不将丈夫带去比约神父那里呢？那位方济各会士常显奇迹！”妻子充满希望地将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却以嘲笑回答，并同样地咒骂比约神父。

    妻子不愿失掉这一机会，她多次耐心地劝说我。年底，我终于同意了：“好吧！让我们试试！”

    我们于1948年12月24日动身。那次旅行是非常艰苦的，尤其当我上、下火车时，总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先乘火车到罗马，再转车去福贾。那里只有一辆公共客车，在早晨发往罗同道，因此我们只得在福贾过夜。客车的颠簸和摇晃差点没让我死在车上，真的，一生中从未受过那么多的苦！

    半死的我终于跌坐在罗同道教堂的跪登上。教堂内有几位会士。我却从未见过比约神父的照片，因此也不认识他。在我附近有一座告解厅，由于窗帘敞开，可以看到坐在里面的会士，当他举手念赦罪经时，我看到他手上的半截手套。“一定是他”，我心里想。那时，比约神父抬起眼来注视着我，约有两三秒钟。在他的目光下，我开始发抖，就像被一股强烈的电流击中一样。

    下午四点才轮到我办告解，我依赖双拐走到告解厅前，想开口说话，但比约神父却未给我机会。他开始讲起我的生活、我的性格、脾气等等，就好像和我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似的，他的声音是那么温和，不带丝毫责备的口气。那时我才懂得我的行为是多么荒谬，我完全被他说的吸引着，而不再想腿部的疼痛。

    当比约神父举手念赦罪经时，我再次全身发抖如同上午那样。我不由地双膝跪下，画了十字。然后，一手提着两只拐杖、正常地走出告解厅。我自己走了出来，却未曾意识到，而妻子见我，也未看出来，她只是说：“看你今天的面容多喜悦啊！”我们做了一会儿祈祷后便走出了教堂。

    只有在那时，妻子和我才发现了奇迹：“哦！原来你在走路！”她说，我这才站住，看到一只手拎着的两只拐杖。

    “真的，我在走路，可却不觉任何疼痛！”

    “爸爸”儿子喊道：“你在比约神父前办告解时，我就看到你跪下了。”

    我异常激动地流着眼泪。“这是怎么回事？”我怀疑地弯了弯左腿。一回到住宿的宾馆，我将枕头放在地上，跪下、再站起来，完全自然的，不觉任何困难和痛苦。我脱下衣服检查左腿：所有的伤口只留下干干的伤疤。

    “我真的痊愈了！”我流着泪喊道。

    消息传得很快，整个旅馆的人都记得早晨我刚到时的情景。我们一起庆祝到很晚。一夜我兴奋得未合眼，次日一早便去会院感谢比约神父。他微笑地看着我，然后说道：“不是我在显奇迹，我只是为你祈祷，是天主治愈了你。”

    回家的路上，我逢人便讲。除夕夜回到家中，和朋友邻居兴高采烈地聚会直到深夜。两小时的舞会也未使我感到疲惫。

    尤其瑟纳医院的外科医生更感费解，因为Ｘ光检查结果始终相同：左膝关节纤维组织僵硬，无论如何我是不应该走路的。

    我同样被带去罗马，在一个众多名医所召开的医学研究会上，大家看了我的病历以及我当前的情况，都难以作出解释。正如瑟纳的医生所写的：“加波尼的案例纯属奇妙，医学知识不能给予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

    车祸后因残废被辞退的加波尼，已开始领受离休金，现在他既然由比约神父获得痊愈，便想重新工作，然而医生再次诊断后，仍出示了“残疾证”。直到他去世，政府和医学都视他为残疾人。

    比约神父是一位受苦的人，他的一生浸满了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五十年之久的五伤，以及那贯彻他整个生命的、精神的折磨。

    作为司铎，比约神父可以被称为“痛苦的医生”：他经常在告解厅中度过十八或十九个小时，为治愈人灵。同时，他也专为贫困的患病者创立了一座庞大的医院“慰苦之家”。

    比约神父自年轻时便开始设想这一事业。据说是耶稣在一次神视中委托他做的。自二十年代初，比约神父印五伤的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各地赶来罗同道时，比约神父深知不可能使人人痊愈，故决定借医学去带给痛苦的人们安慰，以活出基督要求的爱。

    那时，在整个地区没有一座医院，距罗同道最近的是福贾市，为去那里看病，需要走四十公里的山路。

    在罗同道有一所破旧的加拉会院，比约神父便将它改造成一座诊所：两个大房间可容纳二十个床位，还有一个手术室，当时它被称为“圣方济各医院”，成立于1925年1月。在那里服务的医生都是比约神父的朋友，他们全是义工，但不久，由于缺乏资金，医院便无法运转而倒闭了。

    然而，比约神父并未放弃这一计划，他明白医院若有前途，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他开始在这一方面努力。十多年后，他认为时机成熟，因此于1939年末，在罗同道召集他的几位好友，将创建医院的计划托给他们。在与比约神父多次交谈后，医院的三位奠基人召开第一次会议。

    时间：1940年1月9日16点30分；

    地点：乃提医生家中；

    出席人员：义达小姐、加录医生夫妇、文高医生夫妇。

    为按比约神父的计划创建医院，故特设立委员会，各成员分工如下：

    医院创立人：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目前他不愿被提名）

    秘书：文高医生

    财政：加录医生

    医务主任：乃提医生

    内务管理：义达小姐

    一切工作应在比约神父的建议下进行。

    两小时后，文高和加录医生去会院，将会议内容向比约神父做报告。比约神父高兴地批准他们的安排并祝福了刚诞生的事业，他说：“今晚开始了我在世上伟大的工程，我祝福你们和所有为这一事业奉献的人，它会有美好的前途！”随后，比约神父将一枚十元的拿破仑金币，交给负责财政的加录医生，并补充说：“我愿为它拿出我所有的！”

    五天后，比约神父已为他的事业起了名字，这名字提示了对痛苦者深切的关爱，这或许是对人类所做的最高尚的服务。文高医生在其日记中写道：

    星期日，1月14日，19：00：我问比约神父为这一事业起什么名字，他立刻回答：“慰苦之家”。

    那些年，比约神父的好友鲁那多在为这一事业到处寻求经济支持。1941年6月9日，鲁那多由意法银行汇来第一笔350万法郎的巨款，户主名称是“罗同道医院创建委员会”，是这笔款项使医院的计划实现了第一步。

    由于战争，不得不暂停这一刚启动的计划，真正开始动工要等到1946年10月5日。这一巨大工程的总指挥是鲁彼先生。他只读了小学五年级，无任何专业，但由于自幼为生存而操劳，也学会不少的技能。他的性格极为特殊，可是比约神父却选择他作自己的得力助手。当医院落成后，甚至一些知名的建筑师都惊讶地称那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正在施工时，福贾一位电力工程师告发了鲁彼，指责他因不具备任何证书而无资格指挥这一偌大的工程。鲁彼焦急地将这事告诉比约神父：“莫非政府会真地将我带走吗？”

    “不必害怕，孩子！”神父回答：“法官们会了解，告发你的人是在大学拿的文凭，而你却是在天主那里毕业的！”

    官司很快便结束了，政府未做任何追究。

    医院的建筑工程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每当经济不足时，工程便告以停顿。比约神父常说：“这是天主所创立的‘家’，当天主不能拿来钱时，那就先停止工作。”

    自房间的窗户，比约神父可以看到他的工程。他儿时的朋友奥朗神父离开比太止那也来这里参加工作，他这样描述：“每天比约神父都从他的窗户窥视我们，晚上他亲自为我拍下落在工作服上的尘土，他是那么地兴奋！”

    各种人都在为比约神父的工程做奉献。在献仪名单上，可以看到紧挨着献1000里拉的贵妇，便是献10元钱的聋哑儿童，再就是一位将所有的50元捐出来的寡妇。美国的一个基金会为比约神父寄来4亿里拉，但政府扣留了1.5亿，另作它用。与这笔款项一起到的，是一位在美国做清扫工的意大利人寄来的5美元，几天后又代自己的十个孩子寄来10美元，每人1元。这一件事感动且启发了比约神父和他的朋友们。从此用这15美元做了“穷人救济款”的第一笔基金。这笔款将专用于救济身无分文者或贫穷不能就医的病人。

    于1956年慰苦之家完工了。５月１日举行开业大典，隆重的礼仪由莱加枢机代表教宗主持。当时参礼的除了意大利政府、众议会的代表外，还有医学界名人，更有自十几个国家派来的代表出席，场面极其雄伟壮观。教宗比约十二世本人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他对这一伟大事业的欣赏。

    1957年春，比约神父写信给教宗，寻求有关医院问题的某些指导。

    原来比约神父收到世界各地人们捐献的钱财，可是由于他是一位发过贫穷愿的会士，但又不能对所创立的事业撒手不管，对此很困惑。1957年４月４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在对慰苦之家的管理方面解除了比约神父的贫穷圣愿。这并非对圣愿完全的解除，因为比约神父作为会士，应继续遵守其他会士应有的义务，只是当涉及到其事业所拥有的财产方面，他不隶属修会长上，而直接且仅仅向圣座负责。

    慰苦之家是比约神父重要的事业，他称它是“眼中的瞳仁”。为实现这一事业，他付出很多，也受了许多痛苦。生前，他只看到今天医院的一部分，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建立在一个偏僻山庄的医院会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比约神父在开业典礼讲话中所说的：“现在慰苦之家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但它会长成一颗参天大树、成为一座医疗城、一所具有国际价值的学术中心。”那时，这些话显得不合实际，人们估计在比约神父死后，医院可能面临倒毙。相反地，这一“种子”在快速地“成长”，今天它的规模已非常庞大。根据医院董事长罗特蒙席的介绍：“它是意大利最大的医院之一，在意大利南部名列第一。我们首先全力为这一地区服务，然而意大利其它地区甚至国外都邀请我们提供帮助。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其它地方另设分院。今天在全国已有三座分院并具备同等的医疗水平。”

    ４月18日，天主教圣心医科大学和慰苦之家签署一份协议：罗同道成了大学的附属医院，并且医学毕业生可以来此实习。

    有人描述比约神父很严厉，尤其对罪人和原则寸步不让；这的确是他人格的一面，可是他却有着一颗温柔体贴的心。

    “我有幸做比约神父的朋友二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温柔的人！”若望说。他是一位记者兼戏剧作家。“我是第一位使比约神父在电台上发表讲话的：一天，我们安排了一个由慰苦之家向病人直播的节目。我终于能走近比约神父并请他在话筒前讲几句话。他的话不多，也做了一个祈祷。然而他的声音为听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事后很多人甚至从国外纷纷打来电话询问他。

    若望担任《慰苦之家半月刊》总编长达三十年之久。这一刊物专为报导本医院的有关情况。“是比约神父于1947年给我这一工作的，那时我刚搬来罗同道。医院已经施工，比约神父的朋友们都想知道工作进展状况，每天会收到大堆大堆的信件，于是比约神父才想到创立刊物，并交给我负责，因为我是记者出身。”

    若望是在偶然的机会中认识比约神父的。第一次听说这位神奇的会士是在二战后，由我的同事和我谈起。我的反应却是冷漠和不信任，尤其讲到他那些特殊的现象，如芳香等，人们说甚至从很远的地方便可闻到。

    然而一段时间后，我自己开始亲身经历了。突然有一天，我闻到一股不寻常的紫罗兰味道，按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我立即想到比约神父，我内心努力抗拒告诉自己是受了“主观意识”的影响。

    一天，这一现象再次出现，我和妻子在渡假。我去了车站，便又闻到那种清晰的紫罗兰芳香。我正疑惑，妻子却说道：“从哪里来的味道？”

    “原来你也闻到了！”我惊讶地问她。于是我和她谈到比约神父。

    “那可能是由于你吧！”妻子说道：“不然，我们去罗同道吧！”

    次日我们便上路了，当我们站在比约神父面前时，他说道：“看，我们的英雄！我们终于设法请你来了。”

    那天我找到与比约神父单独谈话的机会，自那时起，我的生活彻底转变了。

    此后，若望便成了比约神父的门徒，他经常去罗同道，因此也结识了比约神父其他的朋友。为了解比约神父，他的见证是很难得的。

    “比约神父接近谁，谁就会改变”，若望说道：“为实现他的计划，比约神父未刻意挑选一些学者或虔诚的人，不管谁，他都用，而且经常用那些‘迷失者’。”

    乃提医生曾是一位共济会党员和无神论者，在布高揑和斐冷翠市工作多年后，已退休。于1940年同意陪妻子去罗同道，他本人没有任何愿望，那次旅行只是为做妻子的“司机”。

    当他参与比约神父的弥撒后，也跟那些想和比约神父说话的人来到更衣室。比约神父看了看站在那里的人，最后目光停在乃提医生身上，似乎像是很早便认识他。“乃提，你应该来这里，帮助我建立一所医院！”神父呼唤着他的名字说道。乃提笑了笑，但暗自吃惊神父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莫非有人和他谈过。

    乃提夫妇在罗同道住了几天，他们见过几次比约神父。一天，比约神父和他们又谈到建立医院的事。“去卖掉你在斐冷翠所有的，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神父说道。

    “不可能！”乃提回答：“我已经退休了，根本没有钱在这里买房子的！”

    “这不是问题，有一天自然就会解决。”比约神父说。

    乃提回到斐冷翠城，继续想着比约神父的话，但他并未把它当真。突然一天，他收到一份中奖通知，开票后，他赢得一笔惊人的财富，那时他才明白比约神父的意思，于是搬来罗同道居住，并从此成了比约神父创立医院的忠实助手。比约神父非常爱他，当后来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时，竟哭得像孩子一样。

    若望这样讲述：收到乃提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我立刻动身去罗同道，刚一登上通往比约神父房间的楼梯，忽然我停住：比约神父站在楼梯上方，靠着那个大木十字架，哭得像泪人似的。我耸了耸肩膀，知道他很痛苦。除了眼泪，比约神父还说了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耶稣，如果你告诉我会这么快让他死，我会把你撕碎！”这句可怕的话说明比约神父和耶稣之间的友谊以及对朋友的至爱。

    乃提医生讲了另一件亲眼目睹的事。一天，有位拉着皮箱的妇女来罗同道，进入教堂便排队等候办告解。轮到她时，她来到比约神父跟前便哭起来，她边哭边打开皮箱，里面装着一具六个月大的孩子的尸体。原来妇女是带着患病的儿子来找比约神父的，可是在火车上孩子却死了。失望的妇女由于信心便将孩子装在皮箱里继续赶路。乃提医生说：即使孩子活着，被装进皮箱，也一定会被窒息而死。所以比约神父看到的肯定是尸体。

    当妇女正在失望的痛哭时，比约神父将孩子抱起，祈祷了一会儿，随后转向母亲，带着吃惊的语气说道：“为什么你在痛哭？看不见孩子在睡觉吗？”那时，妇女看到孩子正平静地呼吸着。

    乃提太太也讲述了她的一次亲身经历：他们住在罗同道的家是一幢小楼房，房顶是木制的，在二楼的厨房下面是乃提医生的办公室。每天夫妇两人去会院参与比约神父的弥撒。一天，他们正在教堂时，太太想起忘记关掉厨房的水龙头，但她又不确定。如果水龙头真的开着，那就不堪设想了：不仅厨房会满地是水，甚至水会“从天而降”直冲丈夫的办公室，那么所有的档案资料、衣物等等将会付诸东流……。怎么办？继续望弥撒还是去关水龙头？这时她转向比约神父，心里说：“我先望弥撒，水龙头的事就交给您了！”等回到家里，刚一踏进门槛，水龙头便开始哗哗地流水：水龙头确实开着，但在他们回来之前却未流一滴水。

    另一位经常接近比约神父的人是加波尼，即那位于1948年被治愈且悔改的铁路工人。我一有时间便去罗同道，接近比约神父使我感到很幸福，与其说他是我的恩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父亲。觉得他很爱我，借有时他交给我的、极困难的工作可以看出对我极大的信任。我是少数几位能任意进出比约神父房间的人之一。任何时间我都可以去找他，而他总微笑着接待我并开玩笑地说：“看！加波尼，伟大的伯爵！”

    当我被治愈的消息传出后，各堂区、社会团体及大学都采访我，我被邀去意大利各地，甚至国外。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做。于是问比约神父的意见：“我可以很诚实地讲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吗？”他静默了一会儿，注视着我回答：“你应该这样做，我不能说什么，但你却可以。应该为上主的美善和伟大作证！”

    我去了很多地区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和美国。人们听完我的故事后，都请我为他们讲比约神父。

    返回罗同道时，我总为比约神父带回众多的祈祷意向，为病人、失望者和那些处在困难中的人。他耐心地听着，有时要求多知道些，好能更多地分享所有人们的痛苦。

    的确比约神父有时对办告解的人非常严厉，但只是为一个目的：使人悔改。比约神父有一颗敏感的心，当和他谈到病人和受苦者时，他的眼里便浸满了泪水，甚至激动地连话都不能说。

    比约神父也了解自己的特点：不易妥协。我住在罗同道的那段时间，一次，比约神父在会院中看到若无其事的我，便说：“啊，加波尼，我走错路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因为不明白他的意思。比约神父笑着继续说：“如果不做会士，而是一位铁路工人的话，我也可以像你那样无忧无虑！”

    于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下着雨，我来到罗同道。天气寒冷，我也受了凉，有可能是在发高烧，尤其是喉咙开始不能讲话。进入比约神父的房间，院长都朗神父也在。我打手势问候他们。比约神父担心地盯着我问道：“你怎么了？”随后摸了摸我的衣服说道：“啊！可怜的家伙，全身都湿透了！”说着，转身向院长说：“看看能不能找个替换的衣服，好让他暖和暖和！”院长却不知该怎么做，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说：现在我去哪里找啊！

    于是，比约神父开始亲自在房间寻找。门后挂着一条红褐色的长围巾，他摘下来笑着说：“算你有运气，它几乎是新的，我没戴过几次！”说着将它围在我的脖子上。那条围巾又宽又长：搭住了双肩还垂到了膝盖。比约神父为我戴围巾时，我立刻感到一股热流：“觉得好多了！”我说，说话的声音已完全正常。

    “你看到了吗？暖和后就没事了！”比约神父说。

    那晚，我戴着那条围巾回到宾馆，以后的几天我从未搁下。回家前，我想还给比约神父，可是他请我收下作为礼物。

    在另一机会中，比约神父送我一串念珠，正如所有他触摸过的东西，这串念珠也发出奇异的芳香。二十多年了，我还保存着它。另外，他还送我一个十字架和一个亲笔写了几行字的小圣像。

    由于我是电工，住在罗同道时，便主动在会院做些这方面的工作。傍晚我经常和比约神父一起去花园边谈边散步，有时也开玩笑。一次，我谈到别人如何极力反对他，比约神父笑着说：“对啊，可是我多少也有点价值吧，但他们却当我‘一文不值’了。那大概是在1922年，我听到窗户下有人在喊：‘比约神父，谁买比约神父，仅两毛钱！’我走近窗户，看到路上一个小伙子正使劲地摇晃着一张我的相片。我大喊道：‘流氓，谁让你把我卖两毛钱的？’小伙子抬头望了望，便掉头跑走了。

    和麦迪在一起，比约神父总和他讨论科学和大自然的事。当有男高音本雅明时，比约神父每次回房间前总是说：“好吧，本雅明，给我唱那首‘妈妈’。”男高音便站起身开始唱，然而从来他都未唱完过那首歌，因为唱几句后，比约神父便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而流泪不止，便转身离去了。

    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坐在会院圣堂的小门外等着开门。我知道下午开门的时间是三点钟。不一会儿，听到脚步声响起。“哦，开门的来了！”我想着，站起身准备进去。门开了，原来是比约神父。“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问道。

    “我等着开门，然后去您的房间！”我回答。

    “你就不知道在这个‘鬼时候’是没有人来开门的！”我们俩都笑了。

    随后我说道：“神父，外面有很多人等着您祝福，我可以打开教堂的大门吗？”

    “你说呢？快去，快去吧！”

    人们进入教堂围在比约神父四周，都争着亲吻他的手或和他说话。人群中有一位高个子的妇女，看上去很显眼，她不断地大声喊着：“神父，为我祈祷吧！因为我的丈夫丢弃了我！”她的声音近似歇斯底里，令人厌烦。她却只管喊着，丝毫不顾对他人和圣地的尊敬。过了一会儿，比约神父抬头看了看那位妇女，说道：“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丈夫是不会丢弃你的！”妇女立刻闭上了口并且走出教堂。

    几时比约神父态度严厉时，他总是有理由的。他认识每人的心灵和思想并懂得为了人灵的益处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一次加波尼说服她的朋友――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去看比约神父。她对神父身上的现象很是好奇，但并不想自己灵魂的状况。她一到达罗同道的宾馆，便通知朋友加波尼，请他为自己和比约神父订约会。加波尼告诉他这里不需要事先约会，只要到教堂去告解厅便可见到神父。女演员稍做打扮，为使别人难以认出：她戴着一副大墨镜进入教堂，开始站在队伍的后面，等轮到她，刚进告解厅跪下没几秒钟，便走出去了。

    无人知晓比约神父对她说了什么，只是看到女演员迅速站起身，非常生气地走出教堂。加波尼急忙跟到宾馆，她正暴跳如雷，边哭边骂比约神父：“什么圣人？纯粹是无赖！粗鲁得简直不像话，就这样缺德地把我赶出来！”加波尼试着安慰她，但无济于事。“你也给我出去！”演员哭着说：“我再也不想听人提到这位会士，我连你都恨透了！”

    女演员立刻收拾行李返回罗马。可是一周后，正当我和加波尼在一起时，她打来了电话：“我不能睡觉了！”她说：“比约神父一会儿都不让我休息！我到处都看见他，我感到若不和他谈谈，我就不能活下去了！”她又来罗同道，可是这次和比约神父的见面却与前次大不相同。比约神父达到了目的。女演员不再怀着好奇心，而只是为灵魂的好处，她办告解并领了圣体，以后多次来找比约神父。

    “比约神父除关心我之外，也很爱我的家庭。”加波尼说道：“每次我见他时，他总询问我太太和孩子们的消息。是他为我的两个孩子开的圣体。小女孩很调皮，自小从不愿去教堂祈祷，但跟比约神父却很要好。每次到会院总跑去找他，就像和爷爷在一起那样。神父抱着她，和她一起玩耍。‘应该教训教训她’我说道：‘她不愿进堂、不愿念经，还很调皮！’

    ‘哦，不，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比约神父笑着说。随后，他问孩子一些要理或简短的经文。”

    于1963年，突然我感到一种为比约神父父母祈祷的渴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似乎是愿借每天为他亲人们的祈祷向神父致以感谢。一连几周的时间，我都为此意向做特殊的祈祷，随后便放下了。

    后来，我去会院到比约神父那里办告解，好长时间我已不再想到他的父母。可是那时，比约神父对我说：“加波尼，我非常谢谢你！”

    “为什么？”

    “因你为我父母做的祈祷！”

    我总守候在比约神父身边，即便在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即遭受处罚被禁止与人接触时，我也去看他，他很难过。一个主日的下午，他从窗户望着下面空荡荡的广场说道：“从前广场上停满了车，它们来自意大利各省，可是现在连福贾的一辆车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感谢天主，我总不缺少工作，从前听告解，现在是祈祷，但愿任何时候都奉行天主的旨意！”

    1952年，比约神父已六十五岁。三十四年来他的双手、双足和肋旁每天都流约一小茶碗的血。另外，他还受着心脏病和高烧的痛苦，若不是他钢铁一般坚强的意志，他是不会活下来的。

    比约神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休息，然而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时他渴望以死来解脱。自1917年他被派来罗同道，除选举外，他从未离开过会院，就像一位隐士那样。每天他只是徘徊在告解厅和祈祷默想的跪登之间。

    这样一位伟人，本应该受到众人的爱戴和敬仰；恰恰相反，为了某些谁都解释不清的理由，比约神父在他生命最后十五年再次被深深地羞辱、诬蔑、控告和判罪，并且被剥夺了他属于人性的、最基本的权利。比约神父长期的牺牲、痛苦、五伤、奇迹都完全被遗忘，甚至有人将这一切视做来自邪恶势力。

    如此荒谬、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源于对财富的贪婪。比约神父在其朋友及虔诚信友的帮助下，正在建造医院；仅为慰苦之家工程奉献的现金已达数亿元。每天财富从各地源源滚来。比约神父作为会士既发过贫穷圣愿，便无权动用一分钱，而教宗比约十二世为医院的管理特批准他可以支配这笔财富。

    不幸，那段时期方济各会受骗了：主导者是一位叫朱飞的，他原是意大利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年轻时便小有名气，尤其在修会和教会的领域内。人们称他是“天主的银行家”。谁把钱存到他手里，他会让谁在最短时间获得最高利润。

    本来就不太精通经济管理的方济各会士，便将朱飞视做天主打发来的“救星”，因为二战后仅靠信友们捐献度日的修会，经济极不景气，于是众多会院的院长纷纷要求会士们向家属、朋友和恩人借钱，然后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以赚取最多的利息。

    福贾会省的各会院也不例外，他们很信任朱飞。甚至有人提议：“为什么我们不将比约神父的钱也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呢？”可是比约神父本人对朱飞却不信任，他曾多次对其人格和经营方式表示怀疑。这当然不能不令支持朱飞的会士们反感。

    误会在继续！会士们开始批评比约神父的生活方式、他与人们的接触以及他的神恩等等，随后他们怀疑一切，团体由此分裂了！

    团体内部的分裂很快便越出会院的围墙。人们都议论纷纷，报纸更是频频报导：消息不断被扭曲和夸大。最后修会长上和教会最高当局不得不再次介入。

    1951年12月，信理部派遣两位视察员来罗同道，他们是于12月31日离开的。1952年１月16日，方济各会总会长获圣部通知：在罗同道，的确“存在不少的偏差”。随后教会法庭命令罗同道的会士们“不能支持朝圣者并且不可散发比约神父的相片和写作”。

    ７月30日，圣部在《罗马观察报》上刊文，将八卷有关比约神父的著作列为禁书。1953年８月６日，福贾省会长被调职。通常，省会长由本省会士担任，但这次却调来了一位外省会士以示惩罚。

    1958年８月，朱飞宣布破产，所有将钱存在“天主的银行家”那里的人都落得两手空空。这次事件受打击最严重的当然是方济各会士。到底他们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总会长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我们不得不负起这笔巨大的债务，它将我们推进经济的万丈深渊。那时，圣座命令必须清还一切债务，并且还专为此成立一个枢机委员会，以商讨如何解决当前的危机。

    为偿还债务，会院的长上们四处奔波收集财物。比约神父的收入再次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这次却是会长们出面要求比约神父交出所有，而后者却拒绝了，因为他说那并非属于他个人的财物。

    比约神父这次拒绝的确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因为它招来了敌对。为反对比约神父，他的对手们无所不用其极，绞尽脑汁甚至使出最可耻的伎俩，对教会的要求毫不顾忌：泄漏告解秘密。

    根据教会法，听告司铎和告罪当事人都有绝对保守秘密的义务，可是比约神父的同事却分别在他的房间和告解厅内安装了窃听器，以收集控告比约神父的证据。

    就这样某些告解的录音被送交罗马检查。1960年春，首先是信徒们发现在比约神父的告解厅有些“奇怪的事”：在他来到前，先有两位会士到场，他们匆忙地收拾着，安上电插头，随后便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但谁会想到那是录音机呢？当比约神父离开告解厅时，那两位会士还会来拔掉插头，声音遂即消失。

    第一个发现被录音的是比约神父本人，他请曼弗道的总主教安德来罗同道，将隐藏在自己房间的麦克风指给他看，流着泪说道：“看一看我的弟兄们对我做了什么！”

    比约神父也将这些事告诉了他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他将一把剪刀交供给斐冷翠的法官，剪刀上还留着他剪断话筒线的印记。

    记者们对非法录音一事做了报导，而《罗马观察报》却对此予以否认，并称那些传闻是“错误性、诬蔑性和有意丑化”的报导。梵蒂冈的这一声明无疑更引起了比约神父朋友的激烈反应，他们更进一步向媒体出示众多的证据。

    通过在比约神父房间和告解厅录音收集到的信息，整理了厚厚一叠对比约神父和其合作者的控告材料，并将这些呈交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60年夏天，曼弗道的总主教突然借传真被召到罗马。晚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单独接见他。在办公桌上放着指控比约神父的报告。教宗打开文件便讲起来。对比约神父的控告是很严重的：说他是慰苦之家腐败的管理者、聚众闹事的策划人，尤其说他个人道德败坏。这条指责是最可恶的，因为它声称七十三岁的比约神父与一些办告解的人有性关系。

    曼弗道的安德总主教是比约神父的监护人，也是老朋友。他含着眼泪静静地聆听。随后他向教宗解释：每当比约神父接见外人时，总是去一会客室，借一扇宽五十、高七十厘米的窗户与人说话，他和客人之间还隔着一道厚厚的墙。

    希利枢机也了解对比约神父的指控。他说：“几个月之久，我都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面前为他辩护。每次我们见面都谈到比约神父，不论谈什么问题，我们最后总以比约神父的话题结束。教宗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是一位圣人，他怀疑、也担心有关比约神父所说的一切。最后他相信那位可怜的会士是清白的，可是为了大局，不得不进一步澄清。”

    这也是方济各会会长们的愿望。1960年４月10日，方济各会总会长上书教宗请求做一次“宗座视察”。４月30日教宗允准，７月22日圣部将这一艰难的使命交给罗马教区秘书长马加利总主教。在动身前，他先在方济各会总部出席一个长达四小时的修会高峰会议。

    马加利的视察始于７月29日，完成于同年10月10日。视察员对比约神父的态度是冷漠和严肃的。无论如何，他坚决认为那些控告并非凭空捏造。那些天，正是比约神父晋铎五十周年金庆，他的朋友们热情地准备庆祝，可是总主教却下令予以取消，并且也取消了慰苦之家将在此机会推出的特刊。那天没有任何庆祝性的讲话。

    视察结束后，马加利主教颁布了由信理圣部批准的某些禁令：禁止比约神父举行婚姻和圣洗圣事，不可自由与信众来往并听告解，举行弥撒不得超过半小时，听告解不得超过三分钟。

    对罗同道的会院也同样颁布禁令。从此本会院将直接隶属圣部，而对作为比约神父朋友的某些会士，马上将他们全部调离福贾省。

    甚至圣部以听命圣愿，迫使比约神父将慰苦之家的财政管理，无条件转让给梵蒂冈银行。

    圣部的信是以极其严厉的语气结尾的：“比约神父被敦请借服从圣愿遵守这些规定，若有不从之处，并不排除遭受教会的绝罚。”圣部这种不寻常的语气通常是用来针对那些倡导异端邪说和裂教徒的。而对比约神父使用这种说法，无疑说明圣部相信了对他的一切指控。

    在信理部的处分之后，立刻更换了罗同道会院的院长，他的义务是“严格执行圣部的禁令，防范一切个人崇拜并监督比约神父的一举一动，使其不得与其他会士有任何例外。”

    新院长——一位西西里岛人，满怀热诚地尽着自己的职务，但很快便在修会团体和信徒们中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他在教堂、会院和更衣室内都张贴布告，昭示人们不可接近比约神父，并不得随意和他说话。

    撤去多年来一直照顾年老多病的比约神父的服务员、严禁所有会士对比约神父表达任何的敬意、严禁亲吻他的伤口、严禁扶着他上下楼梯、严禁在炎热的天气给他送啤酒解渴，甚至禁止这位老人在举行弥撒时落泪，也禁止他拜访医院中的病人。

    圣诞节、主显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等弥撒通常都由比约神父于会院内主持，因此在这样的机会里，总有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赶来与比约神父一起祈祷，然而新会长却废除了这一继续了四十年的传统。

    新会长总是跟在比约神父身后，当他们从人群经过时，只要比约神父一停下来问候人们，他便厉声阻止：“快走！比约神父，快走！我对你重复了多少次不可以停下！”

    仅几个月的时间，新院长便和比约神父的信徒们结下了仇恨。众多表达不满的信件纷纷寄来会院，有的寄到了罗马信理部；偶而也会发生些冲突，甚至最后闹上法庭。

    1963年５月５日，新院长与罗同道的村长莫加迪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天是比约神父的主保日，历来都隆重庆祝。４日，村长打电话给院长询问应为比约神父的节日做何准备，院长回答不需要准备什么，就像平时那样：早晨五点的弥撒。村长建议弥撒时间改在七点钟，以便更多人参加。“我觉得不合适！”院长坚持道。但他们商定村长和村委会议员可以在九点来会院为比约神父祝贺。

    次日九点，村长和议员们准时来到会院门口；他们身后站着一大群人，院长生气了。他表示不愿看到那么多人，因此命令他们离去。当时，比约神父并未被告知村长他们的到来，他正一个人从走廊的另一端蹒跚走过。于是人们跑过去，村长上前想亲吻他的手，但院长突然将比约神父拉到自己身后，将他推进一间小屋并且上了锁。

    “你们难以想象我的痛苦！”莫加迪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立刻走出会院，给教廷的国务卿发了一个传真，我写道：罗同道的居民为在比约神父主保节日，不能向他表达适当的谢意而极为不满，我们恳请您转达教宗，请他解除对比约神父的禁令。

    那天下午，罗同道的居民开始行动了：男人妇女们都走上街头，高喊着对院长威胁性的口号，手里举着要求解放比约神父以及处罚其敌人的标语。

    第二天，院长写信给村长，表示对昨天发生的事极为不满；可是村长回信指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源于院长对比约神父的不公平态度，诸如他对比约神父的监督并禁止其执行司铎职务等等。

    这一冲突很快出现在报纸上，罗同道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比约神父受迫害的时代。因此有人想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请鲁那多先生出面。他作为比约神父忠信的神子，在三十年代即平息了对比约神父的首次迫害。

    多年来，鲁那多居住在法国，而比约神父派人召他回来。召回鲁那多是事实，但召他回来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猜疑鲁那多为了保护比约神父，发表了很多诬蔑方济各会和圣部的文章，比约神父召他是为批评其作法并要求停止和新闻界联系；另有人却猜想比约神父见他是为寻求帮助，非为自己，而是为同他商讨医院的前途。到底因何理由比约神父要见他，我们不得而知；那只能留待日后的历史学家去答复。我们这里仅参考当事人的记述。

    巴欣是威乃多的一名工人，也是比约神父的神子，他是在六十年代极力保护比约神父的人之一。1961年末，我去了罗同道。弥撒后和别人一起，我成功地接近了比约神父，想亲吻他的手。突然，他转向我说道：“去找鲁那多，把他带回意大利！”

    我并不认识那人，于是我问神父：“谁是鲁那多？”

    “自己去打听！”他回答。

    当晚，我和别人谈到这事，才弄清楚鲁那多的身份，以及他于三十年代在比约神父受迫害时所扮演的角色。

    比约神父的要求对我近似一道命令，我立刻开始寻找鲁那多。几周后在巴黎打听到他的下落。和他约会后，我去见他：“我带着比约神父召您回意大利的命令！”

    “我已准备好服从一切！”他说：“给我多少时间为处理在巴黎的事务？”

    “四个星期够不够？”我说。

    “非常好！”他和我约定于1962年１月14日中午在尼匝火车站会面。

    鲁那多准时赶到，我和慰苦之家的另一位医生去车站接他。鲁那多持一本三十多年前由意大利王国颁发的护照，那根本是不可能进入意大利边境的，但他又别无选择，只得交给比约神父并硬着头皮尝试。海关检查了护照却没说什么。

    鲁那多下榻于罗马的米开兰基罗宾馆。他立刻要求信理部部长奥达尼枢机接见。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作为信理部的领导且是比约神父禁令的签署人，他却显得很乐意改善情况，只要为比约神父的指控提出反证的话。他表示这事极为复杂，并请鲁那多保持最大的克制。谈话后，回到宾馆，鲁那多写了一份谈话记录。那自然是片面的，但事实上也有其重要性，借此不难明白所有关于比约神父的问题都在于慰苦之家；这一巨大工程及所具有的财富令人人羡慕。以下是鲁那多手写的谈话记录：

    “我已亲自下了指示，使人尊重比约神父的自由。”

    “目前的院长不一听从您的命令！”

    “我可以向您保证：当前的院长是支持比约神父的！”

    “如果不支持，他还会怎么样呢？”

    “并且我已做出了特殊指示：您可以去罗同道，且随时并任意和比约神父交谈。”

    “我非常感谢您，但我并不想如此做。因为如果在问题解决之前，我去了那里，人们又会说我从比约神父那里领受了命令。不过，在比约神父的真正支持者们如塞诺神父等人调回会院前，我很难相信比约神父得到了自由。”

    “塞诺神父？不，鲁那多先生，先让目前的院长完成本届三年的任期。”

    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慰苦之家。枢机对我说：

    “您应该做教会忠信的儿子，并应服从教会的决定！”

    “对不起，慰苦之家的创立人、最好说它的创立人们和捐献者，是不会接受与我在1960年10月致国务卿信中内容相反的意愿的。我感到在这事上，我们都被出卖了，连您――枢机阁下也包括在内。戴达主教曾受圣部委托去巴黎，和我协商有关慰苦之家的事；可就在那些日子，比约神父却被迫以服从圣愿，接受了另一与我和戴达主教协商结果完全相反的决定。这种逼迫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这里并没有逼迫，比约神父本人曾要求在签字以前仔细阅读了信件和有关材料。”

    “我足以怀疑方济各会总会长向您所说的：比约神父已经阅读了枢机阁下的信，并且他考虑了停止创建医院的计划，对这些我是不会相信的。”

    “比约神父本人要求次日再签署文件，为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方济各会总会长是‘朱飞事件’的保护人，我们根本不信任他。无论如何，我们当中谁都未被征求意见；基本上，现在所做的完全与我们的意愿相反。

    “不必坚持，鲁那多先生，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事已移交枢机委员会处理。”

    “枢机委员会也无权改变捐献者和医院创立者们的意愿！”

    “我会将您们创办医院的宗旨转告他们，以后我们可以再谈。”

    “非常高兴，不过，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目前及以后的态度：我们完全接受圣座想做的任何督查，越督查，我们越满意；然而，我们不接受今天或以后禁止比约神父做他想做的、以及我们委托给他的事情。”

    “放心吧！鲁那多先生，我们正在帮助比约神父，好使方济各会不再插手于他的事业！”

    奥达尼枢机的话并未让鲁那多止步。他明白实际上比约神父正只身一人面对众多的攻击。于是，他为比约神父最亲密的朋友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维护比约神父权益的组织。1962年５月30日，这一组织“比约神父国际维权协会”在日内瓦诞生了。主席由鲁那多担任，他直接领导由六位精通国际法的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两位来自法国、两位来自意大利、一位瑞士人、一位比利时人，秘书长由拉利担任。他曾多年担任国际法庭的秘书、中东立法及政界委员以及国际法学委员会秘书长。

    这一新成立的委员会开始立案、对有关人员进行传唤和调查，并将结果寄交政府和教会当局。他们主要针对比约神父的敌人们对其基本人权的无理剥夺。

    由于意大利法院必须恪守与梵蒂冈签定的条约，故对此不予受理；而教会当局则故意视而不见。于是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决定转向联合国。他们开始准备一本关于比约神父的《白皮书》，其中收集了所有证明比约神父权利和尊严正受到严重侵害的资料。

    1963年３月９日，律师拉利写信给道明会士玛屯神父，他是日内瓦天主教国际组织的议员，为请他与梵蒂冈进行最后一次斡旋以免行事过于夸张，但毫无结果。

    1963年６月，关于比约神父的《白皮书》已就绪。在正式递交联合国之前，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先分别寄给了教宗保录六世、联合国秘书长和意大利总统。

    梵蒂冈未作出回应。负责圣座与拉利律师沟通的玛屯神父说道：“我曾和教宗的秘书处有过多次的交谈，但他们既不担心将《白皮书》递交各国政府，也不害怕被传媒报导……。他们坚信‘比约神父国际维权协会’在联合国的活动，完全可以在必要时被制止。鲁那多及其朋友都是些傲慢的人，他们在幻想；而梵蒂冈是不会让步的。”

    几个月来，被任命为福贾省特殊代理会长的克来孟神父，却很担忧。他想解决比约神父的问题而避免大事渲染，于是他派了医师莱莉赴日内瓦去说服鲁那多进行和谈。1964年１月10日，莱莉这样给克来孟神父写道：“当我受委托来到日内瓦后，今天我见到了鲁那多先生。情况的确很严重，我感到似乎鲁那多本人已经无法阻止隶属于他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将在下午五点开会，研讨将《白皮书》呈交联合国成员的日期。我个人认为，鲁那多先生或许可以推迟这一时间，但惟一有效的办法是开始处理罗同道会院的问题，即将当前的院长撤职，让比约神父的朋友塞诺神父担任……。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现在只得由您来决定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在联合国介绍《白皮书》的日期已定于３月25日。鲁那多的委员会已向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记者、教会组织寄出了五百份；届时演讲将在日内瓦“里蒙”宾馆的大厅进行。同时，《白皮书》也被寄到当时正在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长们手中。

    然而在最后一刻，一切都停了下来。“３月15日，我回到了意大利”，巴欣叙述说：“亚历山大法官告诉我：比约神父下令取消在日内瓦的演讲。我立刻打电话给鲁那多，将这事通知他，我对他说：‘记得我在1961年去巴黎见您时，将比约神父召您回意大利的命令带给您吗？好吧，现在我有比约神父的另一道命令：您应取消一切！我自己没有问为什么，这样您可以明白也不需要问我其中的理由’。”

    鲁那多未要求任何解释，他只感到很气愤。刚刚在国际舞台上启动的机器又不得不停下来。他紧咬牙关克服着自己的傲气，先将演讲推迟到４月２日，随后便取消了。“唉！我既作挡风墙，又作木偶，这便是我的命运！”他说：“可是我并不埋怨，也不想报复，尽管内心在沸腾：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无用的工具，我只有服从和缄默。”

    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在比约神父去世后才真相大白，即在1969年，当克来孟神父的《备忘录》出版以后。他写道：1964年１月30日，奥达尼枢机召我到圣部，为告诉我教宗希望比约神父能完全自由地尽其职务。回到罗同道，克来孟神父便取消马加利主教视察后对比约神父颁布的一系列禁令。至此，在日内瓦有关的《白皮书》演讲自然再无必要。

    未能在联合国公开演讲《白皮书》的内容，至少在舆论界看来是方济各会和信理部胜利了。然而，他们却担心将来受到历史的批判，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总是为了比约神父的利益而行事，或许这一点应该有书面为证。因此，他们想要求比约神父作出澄清。面对这类的语气，任何人将无话可说。于1964年12月14日，比约神父写了以下的声明：

    长期以来，媒体经常报导我的情况：似乎我在遭受教会当局的限制和迫害。在天主前，我深感有必要且有义务说明：这些消息是错误的，而且我享有尽职的自由，并未遇到任何敌人和迫害。相反的，我很高兴公开声明：在修会长上和教会权威身上，我得到理解、安慰和保护。除了天主以及他合法的代表外，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支持。

    以上所写乃出自真理和正义，为使人灵和教会不受损失。我全心所追求的只是众人的利益和天主的光荣。

    此声明很快被媒体争相报导，它在历史中将扮演“辟谣”的角色以否认对比约神父的迫害。其实，它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因为比约神父只是抄写了他人已准备好的文件，这是克来孟神父于比约神父去世后所写的长篇回忆录中所透露的。

    于1963年８月，克来孟神父被任命为福贾会省的宗座代理会长，有关会士良好的品德，尤其涉及到罗同道团体的，他应直接向圣座负责；另外他应监督本会院对1960年马加利主教所颁布禁令的严格遵守。

    比约神父不太喜欢这位同会弟兄，这是克来孟神父本人承认的。他在回忆录中坦诚地写道：由于圣部的命令我必须调离欧比神父，他多年来一直照顾比约神父。比约神父很不高兴这一安排，但他明白其中原因。生病的他，几乎不能移动，时时需要他人帮助，即便在起居饮食等最基本的行动方面。欧比神父最合他的意思，比约神父很信任他，换另外一人当然不容易适应。可能正是为此，有一天他对我说话很严厉：在问过我为什么来罗同道之后，他表示有很多话想说，但由于其他会士们在场，只得缄默。随后他补充说：每次我去罗同道都会令他很难过。

    要求比约神父发表“辟谣”声明的主意始于1964年１月，克来孟神父于1969年的回忆录中写道：1964年１月３日，我代表总会长要求比约神父对外界的攻击进行有力的干预，为保护方济各会的名誉。他回答说十分乐意，如果让他得到自由。“我只愿意像其他任何一位会士那样”，他说。随后他要求对此颁布一份权威性的文件，以向那些毁谤者证明。

    比约神父的回答已肯定了他所受的迫害：他感到屈辱和虐待，因此他才要求能像其他任何会士一样。他之所以要求一份“权威性的文件”以求解放，不然，他做出与事实相反的声明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克来孟神父未再坚持，直到年终圣部又再次提及此事。“12月11日晚上，在奥达尼枢机的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有必要请比约神父做出声明。”当晚，圣部的秘书连夜准备草稿，而次日便交给了克来孟神父。“12月12日，圣部秘书将由奥达尼枢机写成的文稿拿给我，并委托我去找比约神父完成使命。”

    克来孟神父离开罗马，于12月14日到达罗同道。“在教堂的更衣室内，我将媒体、尤其鲁那多等人对方济各会不利的言论，告诉了比约神父，并且以奥达尼枢机的名义要求他为修会和教会的利益而行事。比约神父立即答应：‘若您给我写好，我很乐意签名’，他说。那时我读了早已由圣部秘书写好的声明，而比约神父随即签了字。”

    事实上，比约神父别无选择，因为这一签字是以“奥达尼枢机”要求的，并且是为了“修会和教会的利益”。后来比约神父也向朋友们透露，他当时是被逼无奈而签字的。

    圣部也以同样的方式使比约神父立下了遗嘱。那是在1960年10月４日，马加利主教视察后的两个月：

    我，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原名方济弗哲，特借此遗嘱说明：建于罗同道的慰苦之家的一切财富，包括动产及不动产、属于团体或因前任教宗比约十二世恩准直到我去世属于我个人的，皆由圣座以法人身份继承，为保证慰苦之家继续发展。

    比约神父将写好的遗嘱交给了慰苦之家的负责人保存。圣部知道这一遗嘱的存在，但未曾见过，于是，在1964年又拟定另一份遗嘱，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更具体地指出一切财富将在其死后归属梵蒂冈的教会事务部。下面的签名是：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方济弗哲；1964年５月11日，于罗同道。

    那些年，除了这些内心的痛苦，比约神父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几乎支持不住了。他生命中没有一天不受苦的。年老的他，又患了支气管哮喘、经常性的剧烈头晕，有时使他跌倒在地，甚至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不能做弥撒。

    1959年，比约神父患了一场严重的病：４月25日卧床不起，医生们感到惊慌。６月２日，病势加重，医生们进行了第一次会诊；６月30日再次会诊。结论是：患了肺部恶性肿瘤，因此他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因此他的病情日趋严重。于８月若不是超自然的干预，他奇迹式的痊愈是无法解释的。

    马桑――一位耶稣会的神父这样描述：那个时期我带着法蒂玛圣母像周游世界，我们是于４月25日来意大利的，正是在那天比约神父病倒的。８月５日，我们来到福贾，从那里要启程去本温多市，但该市年老多病的主教要求推迟几天，理由是人们都出去渡假了，无法举行隆重的庆典。因此我们决定多在福贾停留几天，而因此有机会去罗同道。

    我们知道８月10日是比约神父的晋铎周年日，在罗同道会有众多的朝圣者，我们定会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

    ８月５日晚上，我们到达罗同道，人们蜂拥着跪在圣母塑像前为病重的比约神父祈祷。次日上午十点钟，运载圣母像的直升机驾驶员、汽车司机、几位传教士和我，一起去比约神父的房间。照顾他的会士要求我们尽量别打扰他。我们看到他正蜷缩在床上，冒着大汗、昏迷不醒的样子。我说道：“神父，请祝福我们，也请对前来向圣母祈祷的群众说句话！”

    比约神父使足力气，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愿天主祝福你们，使能为教会和意大利的好处而工作！告诉人们实践圣母对他们的要求！”

    约中午，当教堂中人数渐少时，比约神父被担架抬着来到法蒂玛圣母像前，因为他也想看看圣母。静默祈祷了一会儿后，便又被抬回房间。

    14日，我们离开罗同道。飞机升起后，我要求驾驶员绕比约神父的医院上空飞行两圈，然后径直飞向福贾。我们离开罗同道一段距离后，突然觉得受到比约神父奇妙而强烈的吸引，似乎他又在招呼我们。于是我对驾驶员说：“转回去，飞到会院上方！”他接受了要求。飞机停在会院上方几十秒钟的时间，我知道下面正对着比约神父的房间。以后比约神父对我说：“当他听到直升机的响声时，便这样祈祷：‘圣母玛利亚，当你来意大利时，就让我病倒了；现在你要走，还留下我这样吗？’”

    话音刚落，比约神父的全身就像中电一样剧烈地颤动几下，会士们很害怕，以为他要死。这一奇异的现象持续了几秒钟后，比约神父突然好转了：他的脸色泛红，呼吸也平稳了，并已不觉得疼痛且感到恢复了体力。随后当医生们前来检查时，竟连丝毫病的痕迹都未找到。次日，比约神父便开始在教堂做弥撒并听告解。

    比约神父在８月13日写给一位神子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奇迹式的痊愈是由于法蒂玛圣母的转求：“请为我感谢童贞玛利亚，正是在她离开那天我好转的！”

    并非这次奇迹式的痊愈彻底恢复了比约神父的健康，只是他可以重新工作，而病苦仍在继续。

    1962年，比约神父的视力出现了问题，于是被豁免了诵念日课的义务。几年后双腿行动不便、膝盖和脚踝等关节产生刺心的疼痛，因此于1966年获准坐着举行弥撒。1967年由于双腿不能行动，不得不以轮椅代步。

    最后那些年，他同样受着精神的折磨，经常受到魔鬼的骚扰。如1964年7月5日到6日的夜里，从他的房间传出一种响声。会士们赶去后，发现比约神父躺在地板上，额头已摔破。一天，他对伺候他的会士说：“魔鬼一秒钟也不让我安静！”另一次，被魔鬼惊吓之后，他对莱肖神父说：“如果你看到我所见的，你会被吓死！”

    比约神父完全预知自己的死期。印五伤时，耶稣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他从未写过，但曾对不同的神子讲述过。看到双手、双足、肋旁的伤口流着血，比约神父转向耶稣祈求说：“你可以让我受苦，即使受苦致死，但请除去这些伤痕，因为它使我感到太难为情！”耶稣回答他说：“你要先五十年之久带着它们，然后才回到我那里去！”整整五十年后，伤口消失了，比约神父才去世。

    显示比约神父预知死期的证据很多。1967年，比约神父和侄女比雅谈到家庭问题时说道：“再过两年我去世后，情况会改变的！”神父说话时肯定的语气令侄女非常吃惊。

    罗同道的一位摄影师维乃里，在1918年比约神父印五伤后的几个月，成功地为他拍摄了几张相片：伤口从相片上清晰可见。于是摄影师开始出售相片。一次还为此发生了意外：一位年轻人看到相片便随口批评和诅咒，并拿起一张，撕碎后扔在地上。维乃里实在按不住内心的愤怒，上去便是一顿好打。那年轻人受了伤，而维乃里也被判处四十天拘留。获释后，他去见比约神父说道：“我是为了您才蹲监狱的啊！”他遂将事情的经过述说一遍。比约神父听完后说道：“维乃里，我们还有五十年啊！”

    维乃里并不领会神父的意思。每年９月20日，他都来为神父祝贺，而比约神父总是说些类似的话。例如，印五伤二十五年时，比约神父说：“维乃里，记着，我们还有二十五年！”

    维乃里有些担心，开始想自己的生命还有多长时间。1968年比约神父印五伤五十周年时，维乃里非常焦虑。９月20日早晨，他像往年那样又来问候比约神父。比约神父很难受，却很温和地对他说：“维乃里，五十年已经过去！”瞬间，维乃里差点昏倒在地，幸亏旁边的会士们抱住他。两天后比约神父去世了，而维乃里一直活到1983年。

    亚尔伯神父回忆说：1968年９月19日，我们几位会士正和比约神父在会院的阳台上，一位拿波里的先生带着一束鲜红的玫瑰花，为两天后的印五伤周年送给比约神父。比约神父接过玫瑰花，遂手摘下一支交给那人，请他献给邦比圣母（在拿波里地区的一著名圣母朝圣地）。次日，那人便回到邦比并将那支玫瑰花交给圣所内负责祭台的修女，且告诉他那是比约神父献给圣母的。修女将它同别的花一起插在花瓶里。９月23日，听说比约神父去世的消息，修女急忙跑进教堂祈祷。那时她看到圣母祭台上的花都已经凋谢，只待扔掉，可是却惊讶地发现比约神父的玫瑰花又包了起来，变成一支全新的、散发着芳香的、含苞未放的花蕾。一年后，当我带团去邦比朝圣时，也看到那支在玻璃缸中保存的玫瑰，还很新鲜，只是茎有些发黄。

    为纪念印五伤五十周年，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决定大事庆祝。为使更多的人参与，遂将节日由９月20日的星期五移到星期日９月22日。

    19日，人们已陆续到达罗同道，宾馆、旅店都已无空位，因此很多人不得不在车上过夜。９月20日，比约神父就像往常那样：早晨五点举行弥撒，然后听告解和祈祷。晚上村长带领着游行的队伍，由村中唱着圣歌来到山上的会院。人们聚集在圣堂外的广场，面对着比约神父的房间祈祷，希望能看到他在窗口出现。

    比约神父未参加这一繁华的庆典，很有可能他不喜欢对自己设法隐藏的神秘五伤做出盛大的标榜，也可能因为他感觉不适。那晚他上床较平时要早，但仍未能休息。

    辗转了一夜之后，接近了他习惯起床的时刻，突然开始剧烈的咳嗽，因此不得不请来医生，病情果然很严重。院长和众多会士都来到他的房间，大家都鼓励比约神父，可是他却不断地说：“完了！完了！”

    那天比约神父未做弥撒。下午他起床后，被带到教堂参与集体日课并祝福群众。

    ９月22日星期日，人们从各地聚来。比约神父感觉还不错。早晨四点半便到更衣室像往日一样准备做五点的弥撒。由于是节日，院长要求那天做大礼弥撒，即歌唱的弥撒；自然，这为主持人来说需要更多的精力。比约神父实际上已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不太乐意，可是不知为什么院长还是坚持。拉斐尔神父说：当比约神父听说要唱大礼弥撒，便觉得为难，遂问道：“如果我不能唱呢？”

    “这是命令”，有人回答。比约神父服从了。

    那是比约神父做的最后一台弥撒，他用尽全身的力量。那台弥撒的录音和相片都完好地保存着。从录音中可听到他微弱、颤抖的声音，相片上也可看到他苍白的脸色。唱“颂谢词”时，比约神父已筋疲力尽了，他只得诵念；稍后，念天主经时，他又回头去念颂谢词。弥撒刚结束，比约神父就虚脱在祭台旁边，这时不得不急忙将他用轮椅推进更衣室。

    脱下祭衣后，比约神父被送进房间；随后于十点半，他站在窗口祝福群众。下午六点去教堂念晚祷。之后给予在场的人们祝福，但什么话也没说出来。两人又从跪登上将他抬上轮椅，送回了房间。

    即使在去世前如此痛苦的时刻，比约神父还为他人着想。那天早晨弥撒后在床上休息时，仍行了一个奇迹。亚尔伯神父的见证是这样的：

    在成千上万来过节的人中，有志彬先生――比约神父的神子之一；他们全家都来了，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想将一张比约神父亲笔签名的小圣像送他作礼物。９月21日早晨，我去了比约神父的房间，并未告诉他圣像要给谁，只是请他写一句话。比约神父祝福了那张小像，在后面写道：“愿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减轻你的痛苦！”

    看到这句话，我深感困惑，因为我完全了解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不然就不送他这张圣像了？还是送吧！”我想。志彬看到圣像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眼里含着泪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比约神父所写的？”

    “不必担心”，我回答：“你知道，比约神父总在你们身旁！”

    晚上志彬跑来找我，他说：“亚尔伯神父!比约神父的话是预言，我的女儿因高烧和剧痛住进了医院。医生们怀疑是急性阑尾炎或腹膜炎，需要动手术！”

    我朋友整夜在医院守候着女儿，病情在不断地恶化。早晨他对我说：“孩子很严重，我想把她转到家乡附近的医院；万一有什么不测，已经到家，但我想问一下比约神父的意见。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比约神父感觉很坏，我不想打扰他，可是朋友的情况使我很难受。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进比约神父的房间：他一人躺在沙发上，完全不能自主的样子。我唤他，他没有反应；我只得用手摇动他的膝盖，他睁开眼睛问道：“你要做什么？”我简单地跟他讲了志彬的事，最后结论说：“我的朋友想知道是否将女儿带走？或最好留在这里？”

    比约神父毫不犹豫地回答：“留在这座医院！如果需要动手术，应该是在这里，不是在其它地方！我会为她祈祷的。”

    屋里只有我们两人，我壮了壮胆补充说：“神父，我的朋友非常贫穷，他没有那么多钱花在罗同道，为什么不能求圣母治好她而不动手术呢？”说完，我低下头不敢再看比约神父，因为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比约神父没有作声，可是我仍然没有勇气看他的脸。约静默了两分钟后，我“必须”抬起头来。那时，我看到比约神父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好吧”，他说：“我求圣母帮忙！”

    我急忙跑去找志彬，将比约神父的话告诉他。几小时后，医生为那女孩认真地做了检查：她已完全好转。下午便出了院。

    多年来，罗同道会院晚上不让比约神父单独在房间，因为他年老多病，尤其气喘，因此最好有人常在旁边随时予以帮助。做这一服务工作的是皮亚尼西的比利诺神父，也是他陪伴比约神父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比利诺神父讲述：像平时一样，大约在九点钟我来到比约神父的房间，三年来我一直做这项服务。比约神父睡得很少，每晚最多一、两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则用来祈祷。凌晨一点至两点左右起床，然后便准备做弥撒。

    我住在与比约神父房间相连的屋子，中间有一道内门，两屋串连着一架听筒，借此我能听到他发出的最轻的声音。那晚，当我来时，比约神父已上床，守候在他房间的人也都去休息。

    从九点到十二点，比约神父呼唤了我五、六次，问我几点钟。他的脸色苍白、眼里浸着泪水，但我觉得他比其它晚上都高兴。

    约在午夜，他很担心地问我，似乎害怕我拒绝他的要求：“我的孩子，你能过来陪我一会儿吗？”我说当然可以。通常我坐在沙发上，可是那夜比约神父却要我坐在紧靠着床的椅子上。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像是一个感到恐惧的孩子。

    从午夜到凌晨一点钟，每隔两、三分钟，他便问我一次时间，似乎他在等一个约会，而且等得是那么不耐烦。他流着泪，但很安详；我帮他将眼泪擦干。约在一点钟，他问我：“比利诺，你做弥撒了吗？”

    “神父，还早着呢！”我回答。

    他补充说：“今天早晨你要为我做弥撒！”

    过了一会儿，他要求办告解，尽管我不是他的神师，但在夜间我曾多次为他听告解。办完告解，他提出在我面前重发修会圣愿，我吓呆了，因为按照传统，这是在临终时才做的。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做完后，比约神父对我说：“我的孩子，如果上主今天召叫我，你要为我请求所有弟兄宽恕我对他们的伤害，同样也请他们为我的灵魂祈祷！”那时，比约神父突然抽搐几下，他感觉很不好。稍后，我请他原谅并对他说：“神父，我肯定上主还会让你活很长时间，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理，我就求你祝福所有的会士、你所指导的神子们以及病人！”

    “好的”，他说：“我祝福每一位，然而是院长要代替我给予这个祝福。”

    神父沉默了几分钟后说道：“我在床上呼吸很困难，帮我起来吧！”我坚持他再躺一会儿，后来他不高兴了。于是我帮他穿上衣服，用凉水洗过脸，并且梳理一下胡须，扶他坐在沙发上。他对我说：“看看天空是不是有星星！”

    “是的，”我回答：“那我们去外边吧！”

    说完他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径直朝门口走去，多年来他从未这样。我急忙上去帮他，可是我惊讶地发现他完全不需要搀扶：他灵巧地走着，就像年轻了二十岁似的。从房间出来，经过走廊，我们来到了阳台上，他亲手将灯打开，这是他向来未做过的。当我们站在星空下时，比约神父显得神采奕奕，他向四周观看着；静静地过了几分钟后，他坐在沙发上。平时，只要他一到阳台总是祈祷；可那天晚上，他的眼睛停在了阳台的一处，那正是他死后停放尸体的地方。

    约过了十来分钟后，他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我们回房间吧！”他说。

    我走过去为帮他站起来，那时我才感到他变得很沉重，我根本没有办法使他站住，我赶快跑去推轮椅。到了屋里，我好不容易才使他坐在沙发上。

    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比约神父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我只是看到坐在沙发上的他，脸色极其苍白，而嘴唇开始发紫。我很害怕，他却以微弱的声音重复着：“耶稣”，“玛利亚”……。

    过了一会儿，比约神父注视着对面的墙壁问我：“那是什么？”

    “那是你亲人们的相片：你的妈妈、爸爸，还有几位病人的”，我回答。

    “我看到了两位妈妈！”他说。

    我想可能是由于他视力昏花的原故，因此我走近墙壁指着挂在上面的像说道：“这是你的妈妈！”

    比约神父望着我回答：“别担心，我看得很清楚；可是在那里有两位妈妈！”

    那时，我才明白他所说的“另一位妈妈”应该是圣母。

    人们知道比约神父经常看到圣母，我可以为此作证。偶而，他祈祷时，我便躲在一旁，常听到他在和一个人交谈；那时他的脸上会映射出奇异的光彩。那天晚上，当着我的面，他没有和“两位妈妈”说话，但通过脸色可以知道他看到了异像。

    在出神结束后，比约神父的病情明显加重了，几乎已不能呼吸了。我很焦急地走向门口想去唤醒别人，可是他说：“不，不要打扰别人！”又等了几分钟后，我决定去叫人。我喊来了朱利莫兄弟，并打电话给经常照顾他的撒拉医生、院长及其他几位会士。

    医生立刻赶到，急忙为比约神父输上了氧气，好能帮他多维持一会儿，也为他打了注射。古梭医生也来了，还有慰苦之家的院长，他也带来另一位同事。一切终归无用：于两点三十分，比约神父未做任何挣扎便离开了人世。

    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有人在哭泣……。稍后，我们将尸体抬到了与房间相连的阳台上。我和撒拉医生开始准备为比约神父更换衣服，院长也在场。刚脱下他的上衣，我们发现他的伤口都不见了。

    我曾多次见过他手上的伤痕：位于手掌中央，很深的样子，表面覆盖着血痂。一次，我为比约神父系内衣的钮扣时，也趁机看过他肋旁的伤口，约有六、七厘米长，二、三厘米宽，看样子很深，可当时并未流血。

    最后几年，比约神父手和脚上的伤痕都有了变化：即在逐渐地消失，起初还留着一些瘀斑。记得一次在为他洗脚时，我清楚地看过，后来便不见痕迹。尽管如此，手和脚仍然发出剧痛：只要用手指轻轻一按原来的伤处，就会让他疼痛得难以忍受。因此在最后几年，他不得不乘坐轮椅，以缓解脚上的痛苦。

    至于比约神父的双手，目击者说：９月22日他做最后的那台弥撒时，从手上掉下几块白色的斑皮。准备他的尸体时，我和撒拉医生从他的手上揭下最后一层斑皮。我们仔细观察他的双手、双足和肋旁，发现那几处的皮肤就像小孩子的皮肤那样白嫩，再也不见任何伤口留下的痕迹。雅各伯神父对此摄了像，而撒拉医生会做进一步的、科学性的研究。

    五伤的消失令人惊奇不已。撒拉医生立刻表示这是一个比印五伤更高超的奇迹，因为这是关于坏死的软组织的再生。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不知应该如何做，最后院长决定对此保持缄默，并且像平时那样仍为比约神父戴上半截手套和袜子，以免引起人们的惊讶。

    比约神父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人们从四处拥来罗同道。他的尸体起初被安放在一尊核桃棺木内，并摆在祭台前供信友瞻仰；两天后，由于朝圣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将尸体改放在一尊由金属和水晶玻璃制成的棺材内。

    殡葬礼仪于９月26日下午三点半开始，参礼的人约有十万。游行队伍穿越村中的主要街道，步行了八公里；空中的直升机，有的负责维护治安，有的负责撒落鲜花。科学院院士麦迪教授，用麦克风带领大家，默想以比约神父的实际生活为题材的玫瑰经奥迹。

    晚上七点钟，在教堂举行由二十四位司铎共祭的弥撒。弥撒后，将比约神父的尸体带到慰苦之家的门口，为给病人最后的祝福。然后将尸体葬于地下的小教堂内。

    ９月27日，下午四点半，地下教堂向公众开放。从此便开始了成千上万人的朝圣之旅。

    1969年11月23日，即比约神父去世后的一年零两个月，曼弗道总教区的宗座署理，便在教区展开比约神父列真福及圣品案件的调查。

    10月15日，主教任命两位专家负责列品案件。

    1971年２月28日，要求神职人员及教友们将比约神父的一切手迹呈交主教府。

    1973年1月16日，列品案件的教区调查已全部结束而呈交圣座。

    曼弗道教区列品案件的整理既准确又迅速。教廷的列品调查原可以开始于1973年，可是竟十年的时间未有任何动静，因为比约神父的列品案一到罗马便被信理部搁置。曾经五十年之久迫害比约神父的教会最高法庭，颁发了一道道禁令和处罚，但从未收回其中任何一条。因此比约神父死时还等于遭受着圣部的“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列品当然是不可能的。

    推动比约神父列品案，还要等到教宗若望保录二世；他个人很支持比约神父。教宗是于1947年认识他的。那时，加录沃提拉（教宗的本名）还是一名年轻神父，就读于罗马的天使大学。假期他去罗同道特为拜访比约神父，他和比约神父谈了很长时间，并在那里办告解。

    很多传记都记述：比约神父曾告诉这位年轻的波兰神父将来要登上教宗宝座，似乎这一预言是确实的，因为梵蒂冈对此从未否认。

    比约神父和沃提拉的交往不仅限于此。有另外一件经历几乎无人知晓：那是1962年的11月，沃提拉以克拉克夫教区副主教的身份正在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得到紧急通知：同城的那位朋友文达，患了喉咙癌，快要去世。她年仅四十岁，是一位心理学教授且四个孩子的母亲。医生们断言即使外科手术，也无多少治愈的希望。

    沃提拉决定求助于他所敬爱的比约神父。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且当天便交给慰苦之家的负责人巴提，好使他尽快送往罗同道。巴提回忆说：“我立即出发，到会院后，比约神父让我为他读这封用拉丁文写成的短信。他静静地听完后，说道：‘对这个人的要求，绝不可以说不’。随后接着说：“‘巴提，好好保存这封信，因为有一天它会有用的’！”

    接下来的一周，我收到另一封要转给比约神父的信，这次是沃提拉告诉比约神父朋友文达彻底痊愈的消息：奇迹就发生在要做手术的前一天。

    在比约神父去世后几年，波兰的主教们联名上书教宗保录六世，请他开始整理比约神父的列品案。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封信是沃提拉起意写的。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教宗本人非常敬佩比约神父。当他知道他的列品案件被搁置时，便决定以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比约神父列品案开始于1982年11月29日，整理列品案件的程序那时做了改变。目前只存在一种调查，即在列品候选人去世的教区所进行的。首先是审查当事人所有的写作，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教会当局才宣布列品案的开始。其次需要有证人在法庭为当事人的圣德作证。然后将所有整理好的文件寄呈罗马，接受一神学委员会的审查：每位神学家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定期集合、讨论，最后审查结果以投票表决。若结果是肯定的，则将以上材料全部送交一枢机委员会审查。他们重复神学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枢机们的意见仍是肯定的，最后将呈报教宗裁决。若教宗认为合适，则颁布公告：宣布当事人在有生期间，以英豪的方式实践了基督徒的各样美德。

    以上所说只是有关人们的意见，教会同样也要求天主的“意见”，换言之，教会要求天主借一清晰可见的“标记”，证明当事人的圣德，即需要奇迹的出现，为列真福品需要一个奇迹，而且发生在当事人死后。在他生前所显的奇迹对列品不起作用。

    对于列品需要的奇迹，同样应予审查。首先由两位医生检查后，分别以投票表明意见；若是肯定的，则交由一个由五位著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他们或是信徒或是无神论无关紧要。他们的义务是看痊愈的事实是否可以根据医学理论作出解释。如果他们认为从医学的角度完全找不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时，那么这一事件再交给一枢机委员会审查。他们通过默想当事人的圣德去断定那是否是来自天主的干预。如果他们的意见是肯定的，则将其呈报教宗，由他做最后的决定，只有那时才可以进行列真福品。

    比约神父去世后也显奇迹了吗？

    “在罗同道每天都有特殊的恩宠”，比约神父列品申请人之一的鲁麦里神父介绍说：“我们将一切都整理保存了，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便要求补充一些医学性的证明存入档案，收集到的材料之多，令人惊奇。”

    鲁麦里神父随手拿出几封信，念道：从古内市一位母亲这样写：我的儿子毛录两年前病倒了，医生们说是由于恶性肿瘤。毛录住进了几家医院，专家们会诊的结果都一样。面对他们的无奈，可以想象我们的失望。于是，我热切地祈求比约神父并许愿：如果病好要去罗同道朝圣。我的祈祷被俯听：毛录痊愈了，不再感到任何痛苦。

    从拿波里寄来的信：我，安多尼，自５月17日卧床不起已五个月，多次住院诊断为脊椎间盘突出，最后医生决定必须动手术。于是我恳求比约神父帮助，就在手术前的夜间，我做了一个梦，看见印五伤的他向我微笑，拉着我的手说道：“不必害怕，没什么，你会好的！”我高兴地大喊着醒来。一楼病房值班的护士闻声赶到。我述说刚才的梦。次日早晨动手术前，医生做检查时确认：腰脊椎间盘恢复正常。

    彼娜女士从都灵写来的信中说：1980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突然想到比约神父，求他减轻我七年来右手因关节炎造成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当时什么也未发生。晚上我上床时并没想到白天的祈祷。与平时不同的是，那天我睡得特好；早晨起来，不再感到任何痛苦，右手及手指都能行动自如。

    “可以这样一起不停地念下去！”鲁麦里神父说道：“所有的信都如此，记述的事都难以解释，正如我说过的，对某些特殊的，我们要求出示医学证明，这类的痊愈见证也有很多。”

    一个很有趣的事例是于1973年发生在休斯顿的：二十岁的多尼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医学诊断属于肌肉神经萎缩。经多次手术救治无效，后来这一病例成为医学研究的对象。他的情况还被《医学报刊》登载。他浑身疼痛，靠着拐杖略能挪动几步。

    在休斯顿圣若瑟医院经过长期治疗后，于1973年７月23日，多尼看到医生们表示束手无策并请他出院，便很难过。夜间，他仍被剧烈的痛苦折磨着。约在凌晨三点钟，有一个人进入他的房间，微笑着说道：“我想帮助你，不必害怕！”多尼认出那是他经常祈求的比约神父。在神奇访客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一股清凉流遍全身，顿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几秒钟后，痛苦消失。那时比约神父也不见了。早晨，医生、家属、朋友们都看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痊愈：多尼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便健步如飞。

    鲁麦里神父叙述了另一个发生在英国的、一位基督教徒妇女阿利丝身上的事情。她从未听说过比约神父。

    阿利丝四十八岁，与丈夫福兰克住在距莱沃普城二十公里的小镇。两个孩子都已结婚成家。她本人叙述说：

    1973年我在家乡的小学任教。３月27日上午课间时，我正搬一张很重的桌子，突然被一个冒失的学生撞倒在地；我努力几次都未能爬起来，我的腿就像棉花一样软。其他几位同事赶到后才将我扶起。我忍受着剧痛，被他们送回家中。医生检查后为我开了处方和几周的病假。接下来的几个月，病情在加重。1974年３月，我住进了莱沃普的“绿境医院”，并接受了一次大手术。外科医生发现我的脊骨已扭曲变形，同时还检查出一个“变种性纤维瘤”，是它导致我的左腿瘫痪。两年后，我做了第二次手术，为在脊椎骨旁安置一不锈钢架，这次手术是在圣爱轮医院做的。所以我只得一动不动地留在床上十个月之久，而且上半身和左肢打着石膏。每四小时应被牵引机吊起，并随医生的口令改换姿势，然而那次手术仍未成功。

    回到家里比从前更失望了，我挪动自己只能借一双特制的鞋子，双手拉动勾在鞋子上的弹簧才能迈步，另外还有双拐；并且第二次手术还引发了左脚的炎症。

    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每天我跌在地上多少次，甚至我害怕呼吸以免引起背部的疼痛。我彻底绝望了。那段时期，我经常想到自杀，每天喝下至少二十片的镇静药物和至少半瓶威士忌。我已经不再是一位“人”，而是一个废物，连自己都无法照顾。

    那时，我丧失了信德，不再做任何祈祷；丈夫劝我去法国路德朝圣，我拒绝了，因为我对任何人都失去信任，对天主也不例外。我丢掉了工作和生活来源，真是祸不单行：那几年，我挚爱母亲的去世使我难以接受，我也根本无法去参加她的葬礼。

    1980年，为庆祝莱沃普教区成立一百周年，我们教区邀请了外地的两位传教士来演讲。其中一位是费舍牧师，他在我们的教堂举办了一系列的“心灵治愈”讲座。我未去参加，一方面我不再相信什么；另一方面我实在动弹不得。因此，我不认识那位牧师，而是他在听说我的情况后主动地来到我家。

    那是1980年５月27日星期二，那位牧师很年轻也很开朗，跟我想像中的大不相同。我告诉他：我已病了七年，而且很怀疑他“心灵治愈”的能力，并说不愿听他谈论天主。

    “好吧！我们就谈谈你自己吧！”他回答我。于是我开始向他述说七年来压抑在我内心的痛苦，并向他透露我准备自杀的决定。牧师一直听我讲话，最后用手触摸我的背部。那时，我第一次感到多年来未曾体验过的那股热力，整夜都是如此。

    费舍牧师离去，而我二十一岁的女儿莱莉却发现，屋里有一种紫罗兰的芳香。“这位牧师用的香皂或润肤油很特殊啊！”她解释说，可是我却什么也未闻到。

    第二天５月28日，约在上午十一点，费舍牧师又来了。我当时正躺卧在地板上，那种姿势使我略微感到舒服，而女儿和她的丈夫坐在沙发上。费舍牧师立刻告诉我：他为我祝福了很久，而且他得到启示：我一定会痊愈的。

    他对我说：“把双拐扔掉！”我用力蜷了蜷腿，只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刺心的疼痛。我很害怕，从地上爬起来扶着沙发坐下。费舍牧师却坚持道：“试着走一走！”

    忽然，我看到他的脸变容了：看到的是一位长着胡子、穿着会士的老人，脸上有一块伤疤，而双手握着拳，看上去很僵硬。他慢慢地朝我走来。我发现那位老人正对我说话。他讲的是另一种语言，可是很奇怪，我却能听懂。他在说：“耶稣，耶稣！”随后，他举起一只手用很微弱的声音说：“现在你的脚已有力量，你的腿也好了，站起来走路吧！”我还在犹豫，因为七年来，若离开拐杖，我是不能动弹的。老会士仍在坚持，这次却以一种近似命令的口气说：“因耶稣的名，起来走路！”我听到他的话后，便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走到房间的角落。

    会士突然消失，而在他的位置站着的仍是费舍牧师。那时，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可是我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莫非我已经到了阴间？我也不知道显现给我的是何等人物：是耶稣？太老了点！或许是梅瑟吧！费舍牧师祝福了我，离去时说：“现在你不需要我了！”

    在惊讶之余，我跑去卧室，拿出那双七年未穿的旧高跟鞋，我试着穿上，走了几步，完全没有问题。我一把将外娚女抱在怀里，开始跳起舞来。

    我立刻打电话给丈夫，他三十年来一直在医院外科手术室做护士：“福兰克，福兰克，我能动了！我能走路！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流着泪大喊。听到我的声音，丈夫想：我可能是由于喝了太多的镇静药物而失去了理智。他急忙安慰我说：“安静，别动！什么也别做！我马上就赶回去！”

    福兰克补充妻子的叙述：当我一见到她穿着鞋子稳稳当当地走着，我以为是在做梦。整个晚上我未合眼。早上五点，我为她检查了背部，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只是几年来总凉冰冰的背，现在却变得暖和柔软，血液正常循环，不存在任何纤维瘤的痕迹。

    福兰克点燃一支香烟，阿利丝接着说：当时我女儿、女婿都在场。他们并未看见那会士，却只闻到一股芳香，而我相反却什么也未闻到。次日，我们全家都去了教堂，费舍牧师送给我一张小像，上面是一位带胡子的会士。“就是他！”我惊讶地喊道：“正是这位老人显现给我，他是谁？”

    “是比约神父！意大利的一位方济各会士，是受苦者的朋友！”费舍牧师回答，并说他在多年前去罗同道时，认识了比约神父且成了他的虔诚敬礼者。

    直到那时，我既未听过比约神父的名字，又未见过他的相片；更令我惊讶的是听说他已于1968年去世。

    从比约神父显现的那天起，我便彻底扔下了双拐，也不再用任何镇静药物了。我相信自己痊愈了，因此我想销毁政府给我颁发的残疾人证明。

    然而，又是一场惊讶。1980年８月19日，在莫乃医生的建议下去拍Ｘ光。很奇怪的是：Ｘ光相片上，我的脊椎骨依然是弯曲和变形的。因此，对医生而言，我是不可能正常活动的。事实上，我可以跳舞、走路、弯腰直到手掌触地，上身随意转动却不感到任何疼痛和不适。对这一Ｘ光和事实之间的差距没有人能做出解释。

    阿利丝结论说：我仍然是一位英国国教信徒，可是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变得更虔诚，我学会了敬礼圣母、诵念玫瑰经并经常想到比约神父。自1980年显现后，我再未看到过他，可是总觉得他就在我身边。

    天主愿意圣教会光荣他忠信的仆人，很快方济各小兄弟会便为比约神父完成了法典所要求的列真福及圣品所需要的一切。圣座在仔细审查后，于1982年11月29日宣布了比约神父列品案的开始。此后曼弗道的总主教便在教区展开了列品案的调查。

    1990年12月７日，教廷列品圣部承认列品所有资料的法定价值。

    1997年6月13日，神学委员会讨论获肯定结果，于10月21日枢机委员会讨论，同样获得肯定结果。

    1997年12月18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宣布：比约神父的一生以英豪的方式实践了基督徒的各种美德。

    关于比约神父列真福品，申请人呈报了撒莱诺市公西拉女士病愈的事迹。对此，撒莱诺教区法庭于1996年7月2日至1997年7月进行审查。

    1998年4月30日，在列品圣部获医生委员会审查；同年6月22日经神学委员会审查；10月20日获枢机委员会和圣部主教们审查；1998年12月21日，在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前肯定奇迹的真确性。

    1999年5月2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宣布比约神父为真福，并将其礼仪纪念日定于9月23日。

    至于比约神父列圣品，申请人向圣部呈报了罗同道小玛窦的痊愈事例。对此，首先经曼弗道总教区的教会法庭于2000年6月11日至10月17日审查通过；10月23日将审查结果移交列品圣部。

    2001年11月22日，在列品圣部经医生委员会审查；12月11日经神学委员会审查；12月18日经枢机和圣部主教委员会审查；12月20日在教宗若望保录二世面前肯定奇迹的真确性。

    2001年2月26日教宗颁布列圣品的决定。

    2002年6月16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在圣伯多广场举行的大礼弥撒中，以使徒的最高权利，向全世界宣布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为圣人。

目录	序言	一、诞生人间	二、志向已定
三、苦其心志	四、奇特病情	五、神秘之地	六、破例六年
七、应征入伍	八、肖似基督	九、莫衷一是	十、是非难明
十一、首次迫害	十二、刺心痛苦	十三、兴风作浪	十四、面对事实
十五、改头换面	十六、重要悔改	十七、杰出见证	十八、日常奇迹
十九、超乎寻常	二十、慰苦之家	二十一、友情难忘	二十二、二次迫害
二十三、有力辩护	二十四、英豪服从	二十五、安息主怀	二十六、永垂不朽
二十七、硕果累累	向比约神父祈祷文	比约神父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