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逢生

    回忆录

    上卷

    1916-1982

    TOREVERENDPETERLEFEBVRES.J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恩师，传教士的楷模耶稣会士桑黻翰神父

    吾之恩师桑神父于1883年生于法国，青年时，由于热爱中国，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前来我国做福传工作，先学习汉语，后学完神学晋升铎品，在上海浦唐墓桥传教。后任震旦大学校长、上海耶稣会会长、上海教区副主教、扬州区总铎、徐汇神学院院长、徐汇总修院教授。他生前多次表示愿死在中国，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1955年上海军管会勒令他迅速出境，押解途中猝然死去，广州邓以明主教将他葬于广州，祝愿他的在天之灵为中国教会邀得更多的恩宠。

    1933年我17岁，经友人介绍去拜见爱国老人马相伯，他时年94，他穿着黑色长袍，外罩马褂，端坐在靠背椅上，我向他表示敬意，祝贺他长寿，他回说：“94年，一晃过去了。”我想94年怎么会一晃过去。今天我也到了耄耋之年，虚度已92，闭目回想，92年真是一晃而过，但细细想来这一晃过得好艰辛。出身于富裕小康之家的我，从10岁起，屡遭变故，母死、父丧，姐亡，顷刻间失去一切，举目无亲，一贫如洗，入壮年连自由也失去，长达一万天之久。将近古稀之年才能行使铎职，却谣言四起，诽谤之词满天飞，有口难辩。古人说，世态炎凉，人言可畏，感受特深。

    然而每到自以为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天使的手暗暗在牵引我，天主的援助及时到来，我深深体会：人生会绝处逢生。父母双亡，家产荡然，一无所有，无家可归时，我的堂叔祖父出现了，把我们姐弟接到他家中，待我们如他的子女。叔祖父去世，姐姐猝死后，陆纳英和荣德先两个人却向我说：“从今以后我是你的姐姐，放心吧！”她们一直以姐姐般的爱来照顾我，直到她们离开人世。在保定监狱时，我改造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德国陶纳德DONATE的父母远涉重洋来探望我，从此照顾我，直到他们去世。一路风险，一路平安，我的一生几度绝处逢生。

    出生于公教家庭，受教育于公教学校，以后加入了耶稣会，天主圣神用圣书上的警句指导我，没有让我堕落。屡遭变故时，我想到的是，“万般皆虚，虚而又虚。”“VANITASVANITATUM,OMNIAVANITAS”(训1：2)在耶稣会初学时，由于初学神师的行为，我很苦闷，当时我记住了师主编的教导“AMANESCIRIETPRONIHILOREPUTARI”，以被人轻视、被人遗忘为乐。在监狱里，失去自由，想到福女圣三依撒伯尔著作中的一句话：“天堂是圣三，圣三在我心中，我就像在天堂一般。”我就以监狱作天堂，内心不断歌颂天主圣三，忘去了一切痛苦，其乐融融。

    刑满释放，回到教区，先任佘山修院院长，后又被选为辅理主教。我用以提醒自己的警句是：祂应当长大，我应当缩小，“OPORTETILLUMCRESCERE,MEAUTEMMINUI”若望(3：30)

    生命就是一连串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作为耶稣会士，我的标准就是“愈显主荣”“ADMAJOREMDEIGLORIAM”，只要为天主有更大光荣的事，我就去做。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的好友一个一个先我而去，快轮到我了，我现在不断向天主说：“主呀，请您让您的仆人安然走吧！”路：2：29。安然走，是我的意愿。

    既然深信世事全是空虚，那为何还写什么回忆录？近日国外写我的文章不少，流传颇广，其内容大抵与事实不符，有些内容是胡编的，也有故意诽谤的，对我无所谓，对中国教会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不利于我们的神圣事业，若我不澄清，外界人士将认其为真实，几番内心斗争之后，决定写下这回忆录，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

    我1955年9月8日被捕时，上海公安局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日记、信件、所有的照片及生活用品全部抄走，什么也没有留下。

    释放回申，心有余悸，不再写日记，不再保留信件，写这回忆录全凭记忆，必有错误，尚希谅解，并请指出。

    金鲁贤

    2008年8月30日入耶稣会70周年日

    “为敬爱主的人，一切都协成美好”

    （保禄给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上主，你上智的安排永不会错”

    （常年期第九主日集祷经）

    我名叫金鲁贤，1916年6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区。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地在欧洲进行，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胜负未决，我国政府站在协约国方面，向德奥宣战。也派了许多青壮年去帮助由于征兵赴前线而缺乏劳动力的法国，做后勤工作，以支持协约国。中国北洋政府袁世凯，为了个人野心，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签下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日本企图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又乘机侵占胶州半岛。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久“洪宪皇帝”于惊恐中一命呜呼。袁世凯任命的各地督军在不同的列强为后台的支持下争权夺利，各自独立，互相残杀，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接着1919年美英法胜利国在凡尔赛主持和平会议，将德国原先在我国山东的特权不是归还我国，而是交与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爆发了“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的代表拒签和约。

    我出生的时代是我国人民遭受内乱和侵略的苦难时代，幼年时国家只有国耻日而无国庆日。

    我出生的第二天是青年主保圣类思公撒格ALOYSIUSGONZAGA瞻礼，我领洗圣名为类思，法文名LOUIS，父亲就给我取名为鲁意（译音名）。后来上中学时，班主任说：“鲁意”毫无意义，应改写成鲁贤。可是用普通话发音，贤为XIAN，与原意不相符，但仍用到今天。

    我父亲在家沉默寡言，早上出门上班，傍晚回来，星期天在家看书，往往看小说，尤爱看侦探小说，他不断抽烟，很少和我们兄弟俩讲话。我今日回想，似乎他没有和我们说过话。他有病，往日领圣体前，要守空心斋，半夜起到领圣体止任何食品连一滴水也不能进，他只得每年领一次圣体。我父亲对人很大方，我还记得过年前，他清理别人向他借钱时写下的借条，我父亲对母亲说：“这个人和那个人还不出了，不向他们要吧，就把借条烧掉。”我母亲总是同意。

    来我们家的客人较多，我姑母家的人来得最多，特别是张登堂（后做神父）和他的弟弟张登隶常来。我家败后，父母亡故，一次我在马路上遇到他，亲热地叫他，他不理我，我难受了好久，由此尝到世态炎凉的味道。

    我没有看见过家谱，我的祖先世代务农，是穷人，无地位，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家谱。我对祖先的概念很模糊，只记得祖父。

    村上老人指着相连的七个坟向我说：“金家巷姓金的老祖宗是七兄弟”，几百年前他们来到这块荒地，开垦，结婚，生儿育女，众多子孙，聚居一处，成为一个教友村，大多数姓金就叫金家巷。奇怪的是“文革”时代，铲除这七个坟时，其中一个坟是空的。村中有条小溪穿过村子，把村分为两段，称为溪南，溪北，我们老家在溪南，教堂在溪北。

    村里人都是天主教徒，什么时候开始奉教的，我不知道，老人也说不清楚，无从考据。金家巷教堂曾是主教座堂。朝鲜人金大建曾在澳门读神学，从澳门陪JOSEPHFEREIOT进入朝鲜前路过上海，1845年8月17日上海主教就在金家巷圣他为神父。他在横塘教堂献了头台弥撒，后经北京，重返朝鲜，第二年致命，年仅26岁。1984年5月6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汉城（现名首尔）立他和其他102人为圣人。金安德肋是韩国教会的骄傲，也是金家巷的光荣。

    金家巷第一位神父叫金若瑟，他是江南教区派往意大利深造的第一位中国人；第二位神父叫金文其，1931年圣神父，派在苏州张泾做本堂，于1937年12月被日寇杀死；第三位神父是我；第四位是金鹤亭已死；第五位是金振岐；第六位是慈幼会士金充威，现在罗马福传部工作。

    我的祖父名叫金新衡，圣名保禄。他是个虔诚的教徒，生于1844年。他小的时候太平天国军队打到上海，太平天国军队留长发，所以也被称作长毛。祖父常说自己被太平天国军队抓去，在他们的后勤当杂工。他的第一个儿子，叫信德，第二个儿子叫望德，就是我的父亲。他希望生三个儿子，以信，望，爱，三德命名。但他只生了两个，他的堂弟有儿子后就叫了爱德。祖父后来到上海作学徒，以后自己在爱多亚路（今日的延安路）和河南路转角开了食品店。他的食品商店出售牛羊肉、洋酒、洋罐头、黄油、奶酪等，专卖给外侨。他还贩牛，赚了钱买地盖房子并出租房屋，他很有经济头脑。1925年春患脑溢血，倒地后死亡，享年77岁。

    我的父亲生于1885年，名叫望德，字仲超（信、望、爱为超性的圣德，排行第二故叫仲超），圣名路加。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大一岁，生于1884年，她名叫张云贞，圣名路济亚，浦东张家楼人，张家楼距金家巷约两公里。我的外祖父叫张志堂也叫良海，他很早到上海谋生，做过英国总会买办和顺昌洋行买办。他后来因炒外汇失败，破产（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前，我祖父收买大量的沙俄卢布，革命成功后分文不值）。我母亲姊妹两个，她是老大，她的妹妹叫张望贞，崇德女中毕业后，入拯亡会当修女。拯亡会是个法国修会，很严格，进去也要交许多钱，我父亲出了这笔钱。

    我的外祖母早死，外公后来续弦，续弦姓曹，老家安徽。我的后外祖母生了两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早死。

    我的父亲在徐汇公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以后又去洋行做事（所谓洋行就是现在所谓的外资公司）。我的父亲那时的中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国的“和记”JARDINE公司,聘请他到南京去做华经理(也叫买办)。他回家告诉我的祖父说，他要到南京去工作，我的祖父不高兴，跟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不能到外地去，应该每天到父母身边问安，孝敬父母。我的父亲因南京那边给的待遇很高，偏要去。祖父说，你要去了就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父亲还是到南京去做事。祖父一怒之下，把他赚的钱全部留给在身边的大儿子，即金信德，我的伯父。

    我的父母结婚后的第一年就有了小孩，是个男孩。可是没过几个月就因病过世了。我的父母很希望再有小孩，可是等了9年才又有了孩子，就是我的姐姐，父亲觉得她是为安慰父母而出生的。给她取名为金慰萱（安慰的慰，萱指母亲意，即她的出生安慰了母亲），圣名叫玛丽亚。出生在9月圣母圣名瞻礼前夕，所以叫玛丽亚。我姐姐非常聪明，10岁就到徐汇女中住读，那时候叫崇德女中，深受她的老师和同学的喜爱，我也非常爱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3岁时，我母亲又怀孕了，怀的就是我。可是我来的真不是时候。我妈妈一怀上了我，就生重病，几乎死去。我母亲一心一意想回上海，她说死也得死在上海。可我父亲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但他不愿使我母亲不高兴，为了深爱的妻子，只得辞职，为此而与洋老板闹翻，陪我母亲回上海，此后再也没有那么风光过。回到上海，我父亲一时找不到好的工作，正心烦的时候，我呱呱坠地。据说，人家把我抱给他看时，他不屑一顾，说我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当然他以后也认了。我母亲有病，自己不能喂奶，雇了一个奶妈，奶妈很疼我，我断奶后，她每年来看我时，我母亲都好好招待她，给她衣服、钱还有首饰。后来我家败了，家没了，她无法再来看我。我还记得她个儿比我母亲高，年龄和我母亲相同。

    我两岁半时，我弟弟出世了。我弟弟来的是时候，父亲已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又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聘用我父亲，待遇很高。我们全家特别爱我的弟弟，他生在11月中旬，离圣达尼老瞻礼近，他圣名达尼老，父亲给他取名达义。我们没有按家族谱进行排名，我的堂兄为宽生，仁生，智生，礼生。我父亲坚持用圣名，我叫鲁意，弟弟叫达义。我父亲抽烟，抽的是粗大的哈瓦那王冠牌雪茄，还留过口上两边翘起来的八字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裤子总是西式的，当时的他相当洋化。我父亲的朋友很多，我记得他最好的朋友名为陈忆德，他们情同手足，可惜他英年早逝，他得知陈忆德死讯后哭了，这是我见到父亲流泪最多的一次。事隔80多年，陈忆德的孙女陈英男知道我父亲是她祖父最好的朋友，带了她祖父的照片来看我，使我很感动。

    我幼年时记忆力很好，还记得弟弟出生后，我母亲抱了他睡觉，却叫我睡在她脚旁，我还不乐意的情景。我还记得，我母亲用绳子绑着我，另一端系在她手上，我走得远了，她收紧绳子把我拉回。

    我出生时家在南市城隍庙前一条名方浜路的邻德里，靠近小东门。当时上海最热闹的是南京东路，次之小东门，再次是公馆马路（后称金陵路）、北四川路，而今天的淮海路还没有出现。

    我家不久搬到三牌楼，淘沙场，住在一个小弄堂内，石库门，弄名善德里，住有三家，我家住2号，1号住姓叶的，房主是跑街即现在的推销员，3号姓汪的是安徽人，茶商。我怀念这所房子，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称为是家的居所。我12岁后父亲经商失败又患病去世，我就没有家了，寄人篱下，甚至无处可寄。以后修了道，听领导命，没有自己的家；一生中有27年之久是以监狱为家，以后以教堂为家，直到今天。我记得善德里的家有一个小天井，放些盆花，也是小孩子玩儿的地方，打弹珠，踢毽子。天井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客厅，旁边是厢房，客厅上面是吃饭的地方，楼上厢房是父母的地方，中间放着两张床，大的是我母亲的，较小的是我父亲的。我姐姐住在下面厢房。我大了一些，在客堂的楼上放了一张床，我一个人一间，有了自己的天地，晚上可以多读书，实际上是看小说。

    上面说到我对善德里2号特别有感情，1951年回国后去看过一次，1982年释放回来后又去看了一次，一切完好如初，只是房主人不认识我。2004年4月再去看时已成平地，准备盖高楼。善德里终于在我眼前消失，但仍存留在我脑海中。

    我童年时代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学校就在教堂的旁边。我的会口是老天主堂，它位于上海的老城区内，靠近城隍庙，上学去教堂都穿过城隍庙，庙前庙后十分热闹，都是小商铺，或小摊子。我和我弟经常去的地方是卖小吃的，比如烤鱿鱼的，卖梨膏糖的，拉洋片的，卖武的，耍猴子的。当时的城隍庙是普通老百姓的娱乐场所，今天的城隍庙已是高级（旅游）商业区了。

    老天主堂，真是老，据说是徐光启的孙女盖的，有四百年的历史，应是文物。堂是宫殿式的，也可以说是庙宇式的，我很喜欢。教堂老，本堂神父也老。我记得本堂神父姓倪80多岁，名西满，举行弥撒圣祭时往往坐着，接任他的是金玛窦，也80多岁。老天主堂几经沧桑，清朝禁教时做过关帝庙，解放后被学校占用，学校现已搬走，教堂还没有归还给我们教会。但愿早日落实政策。上海教区的李式玉神父、张家树主教、艾祖章神父、阎智恩神父，还有我都在老天主堂领的洗，颇具历史意义。

    我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私塾，没有读正规学校。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领我们去圣堂望弥撒。在家中，她领我们念玫瑰经和晚祷。我们当时家有两个保姆，但她晚上必下厨房亲自为我父亲做菜（我父亲中午不回家）。我记得她空闲时就为我们姐弟三人做布鞋，纳鞋底。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弟弟穿她做的鞋才几天又破了，她生气地说：“不为你们做了，买皮鞋穿吧。”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穿过她做的布鞋。我记得每天有一妇人来给她梳头（我们叫梳头娘姨），我站在旁边看。抹头发用的是刨花水，即木工刨下的木片浸泡在水中使水有黏性，哪像今天有膏呀，粉呀，水呀，膜呀，这么多的化妆品。

    我母亲好客，农村有人来，她一律热诚招待，往往留他们过几夜，临走还送他们钱或衣服。我和弟弟很喜欢客人来，每当家中来客时我们都跳呀，跑呀，母亲说我们又犯了“人来疯”的毛病。记得有一次弟弟追我时，我跌了一跤，撞在床角上，流了许多血，还留下一个疤，幸有头发盖住没有破相。我和弟弟闹时，母亲说：“他们明悟未开，开了就好。”总是原谅我们，不打我们。

    我出生在上海，但受家庭的影响，说话仍是浦东口音，我一开口，人们都知道我是浦东人。这里讲一讲浦东，上海因黄浦江的分割自然形成两个地区，黄浦江东面叫浦东，黄浦江的西面叫浦西。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国人来了，有了租界，因租界都在浦西，故浦西发展得很快。浦东一直是农田，浦东人都是农民，种的是水稻与棉花。一江之隔天壤之别，浦西成为东方巴黎，浦东一直是落后的农村。我小时候正月十五灯节，提着灯（就是外面是纸糊的，里面是蜡烛）在弄堂里跑来跑去，妈妈教给我的歌是，希望一年花也好，稻也好。稻指水稻，花指棉花，希望种出来的稻好，种出来的棉花也好。这反映出农民的气息。20年代初，浦东只有陆家嘴一块地方，紧靠黄浦江。有英美的烟草公司（就是制烟厂），还有纱厂，此外啥也没有。我们小时候过江没有轮渡，要回老家去，只有小舢板，20来人挤在一只小船中，人摇橹过江。到了那边，没有大路，只有很狭小的土路，可谓羊肠小道，当然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也没有人力车（就是人拉的黄包车），只有一个人推的独轮车。独轮车的每边可以各坐三个人，车工一个人推着这个车子发出咿呀咿呀之声慢慢往前走。

    金家巷离黄浦江大约6公里，整个村子是农民，80%姓金，还有20%姓唐，连个商店也没有。要买东西，如日常用品，还要靠被称作货郎的人担（就是一个人挑个担子，有油盐酱醋还有针线等日常用品）。货郎来了以后手晃一个铃摇，大声吆喝，大家就出来买东西。有的人用鸡蛋换东西。真正要买东西，还要跑好几里以外的洋泾镇上去买，可见老家很落后。老百姓白天种田，晚上有的纺纱、纺麻，有的织布(用土的织布机)，织的布很结实牢靠。后来外国人来了，有了所谓的洋布，土布便没了销路。

    照明当然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而点菜籽油灯，灯草放在一个圆盘上点着，灯草有一点点光线。《儒林外史》里讲，一个守财奴，死前还伸出两个手指头来，他的妻子明白，他认为点两个灯草太浪费了，只要一根就可以了。浦东的物质文明较为落后，可天主教的教务却比较发达，每三里或四里就有一座教堂，旁有神父楼，称为洋房。我们浦东金家巷这个堂曾是主教座堂，旁边的一个小堂我们也叫老堂，老堂就是主教座堂，以后盖了一个大教堂，主教曾住在金家巷。几次被毁后总是教友筹资再造。浦东的圣堂都由贞女即守贞姑娘管理。那时候还没有中国修女会，贞女发守贞愿为教会服务。神父要管好几个堂口，像金家巷本堂神父有将近10个小堂口,杨思桥、严家桥、界沟湾、唐家衖、南黄等，神父巡视堂口，事务由贞女管理。贞女一心一意为教会服务，不拿工资，义务劳动，做手工活儿养活自己。一生奉献给教会。她们曾为上海教区做出巨大的贡献，教会不应忘记她们。

    当时浦东教友以身为浦东教友而自豪。浦东出身的神父很多。我回想一下，在我青年时代，上海教区有将近50名神父是浦东人。修女更多了。浦东教友在20年代认为可以成立一个教区，成立一个国籍教区。他们联名上书到罗马，请求教宗成立一个浦东教区，由浦东的神父来当主教。这个事情触犯了当时在上海的法国籍主教，罗马收到此信后没有答应，反而把这封信转发给在上海的法国籍主教。该主教看信后很生气，把几个领头签字写信到罗马去的人叫来大加训斥，并叫他们做公堂补赎，说他们犯了罪，不然要开除他们的教籍。

    天主安排得如此奇妙，解放后的第一位上海教区主教是浦东川沙人龚品梅。龚品梅失去自由后代理主教张士琅，是浦东张家楼人。以后的张家树主教也是浦东人，张家树去世后来了一个名叫金鲁贤的也是浦东人。所以浦东人希望由浦东人做主教来管理教会的愿望，天主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做出了安排。可惜，现在浦东的教会不发达，修道的人很少。现在浦东神父只留下几个老人，年轻的只有一人，名黄正平，我祈求天主使浦东的教会、浦东天主教能够复兴起来。改变现在这样进堂的人老年人多青壮年人少，小孩子也不多的状况。

    我小的时候浦东不但经济不发达，浦东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盲很多。在20年代政府做过一个调查，中国人文盲最多的县，第二名就是浦东南汇县。全中国文盲最少的却是江苏苏北盐城。浦东人除了种田以外还有做手工艺的，多数都是裁缝，还有厨师、木工，知识分子很少。浦东也没有什么名人，最有名的一位是张闻天，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他从不争权夺利，是很伟大的革命家，值得后世钦仰。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亲、我外祖父都在外商公司任职，殖民主义的影响颇深厚。当时满清刚被推翻，辛亥革命才成功，又被袁世凯取得了政权，封建势力基本上还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广播呀、电视呀都未发明。家里有一两份杂志和一份申报，教会学校内没有政治课，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人们的思想很闭塞。我的儿童时期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知识大抵来自晚上父亲与亲友来家吃饭时偶然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似懂非懂的记在脑中。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茶余饭后谈论这些督军，带着贬义，认为他们实际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只推崇吴佩孚将军，说他廉洁，没有多少私产，说他爱国，别的政客、军阀都在天津租界内买有房子，一旦下台就躲到租界里去求帝国主义庇护，独他吴佩孚始终不入租界。他们不喜欢冯玉祥，说，要不是冯倒戈，吴就能统一中国，后来事实证明吴爱国，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占领华北后许多政客跳出来做汉奸，日本人多次请吴出面组织伪政权，被吴严辞拒绝并要求日寇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终被日本人害死。小时候听到的话一直记住，不禁想起家庭的影响。

    我6岁上小学，先在女校，上启蒙教育，两位女教师一位姓寿，一位姓顾，很有耐心。我记得一个女同学姓徐，家境很好，非常文静，她后来修道进了献堂会，当修女，她说自己一直记得我。

    第二年转男校，我只记得姓诸和姓胡的两位老师，因为我们每天望弥撒，我的早饭和中饭都寄在堂内吃。另一位同学名叫倪麟祥住在董家渡，因为老天主堂本堂神父倪西满是他的叔祖父，他也到老天主堂小学念书，早、中饭也寄在堂内。同桌的是杜子山老先生（教区用的管理南市出租房的先生）和他的孙子，后来倪麟祥和我同进徐汇公学念书，同年毕业（1932年）同时进小修院和大修院，他后来染上肺结核，过早去世。他的侄女倪瑶后来和我的一个表甥吴祖祥结婚，我和他们一直有来往。

    至于小学生活，只记得在练写毛笔时，诸老师偷偷走在后面，他在我写字时，用手拔我握的毛笔，被他拔走，他就得意地教训我，拔不走时（很少几次）他就夸奖我，握得紧。我也记得略大一些时写作文，我开头老写：“夫人生于世”字样，口吻像大人一样。

    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我弟弟在去学校时商量逃学，立即回家向我母亲说，学校临时放假，母亲相信了。谁知道晚饭后诸老师到我家来，他因为我兄弟俩都没有去学校，怕出了什么事或我们病了，他一来父母知道我们逃学，撒谎骗人，父母一送走老师，父亲顿时大怒，叫我们跪下，拿起鸡毛掸子向我狠抽，说我是哥哥，必是我带坏了弟弟，幸而母亲在旁好言劝阻了他。当然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逃学了。

    1926年，那时候我10岁，我父亲把我送到徐汇公学小学部住读。徐汇公学非常严格，开学以后就没有假日，不能回家。我记得，我进校后，约一个多月，我妈到校来看我，她先去找校长，校长是外国人叫姚赞唐，校长叫我去并对我说，你妈要领你回去，因为你的外祖父70岁大庆了，我许你回家去。后来我妈领我出去后跟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外国人，那么长的胡子，跟他说话好害怕。妈又说，我这是第一次说假话，就是因为我想你，要看到你，舍不得你，想带你回去住两天，才说你外祖父做70岁大庆，实际我说了假话，我一辈子就这一次说了假话。小孩子不懂事，能回家当然开心了。事后我想想，我妈真爱我，她是好人，一辈子从不说假话，为了我的缘故她说了假话。我很感动。

    上海天主教是法国耶稣会巴黎省的传教区（注：金主教指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上海他们办了许多教育慈善事业，中学，大学等等。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在法租界，那时候上海有租界，“租界”两个字，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有些费解，我儿童、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租界内，所谓租界就是被列强欺负的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把我国的一部分国土割让给某个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其领土，成为国中之国，被割让的这块土地成为某一国的了。租界内的行政、治安、税收、财务、司法都属外国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应向该国纳税，应守该国法律，租界内的警察是该国人，一般警察是该国殖民地征来的，比如法租界的警察大抵是安南人（现越南），英租界内的是印度人。他们虽是殖民地来的，居然也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租界是我国的耻辱。法国的租界从黄浦江开始，南面是人民路，北面是爱多亚路即现在延安路，一直到徐家汇。从爱多亚路（延安路北面）到苏州河北岸，地盘先属英国人称英租界。虹口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杨树浦是美国租界。以后这几个租界合拼成一个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是法租界,法租界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那个时候上海天主教会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在法租界，而且不让他人进。当时上海教友有一个公教进行会，公教进行会很活跃，很出名，有陆伯鸿先生、朱志尧先生等，他们办慈善事业，办学校，传教，可是当时法国主教规定他们不能在法租界活动。公教进行会办的事业，譬如新普育堂、一心中学，在南市。他们开的医院，都在法租界以外。在杨树浦区有耶稣圣心医院；在北桥有普慈疗养院，专收精神病患者；在闸北有圣母圣心医院；在松江有若瑟医院等。可就是不让他们在法租界内活动，法国租界是法国人的领地。陆伯鸿先生认为徐汇中学只教法文，而在上海英文更有用，他去美国时邀请了美国加州耶稣会来上海办一所中学，主教姚宗李（法国人）很生气，表示反对。陆先生急忙赶到罗马亲自请示教宗，教宗批准了，上海法国耶稣会士不能反对，但让他们开设在公共租界内，取名金科中学。

    再来讲中国天主教。那时整个中国天主教会也被划分，根据传教士国家、修会划分。譬如当时的江南省，归法国耶稣会。以后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江苏仍归法国耶稣会，而安徽则归西班牙耶稣会。河北南部也归耶稣会，其中献县归法国，大名归匈牙利，景县归奥地利耶稣会。内蒙古这一带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山东主要归德国人。美国人来得晚，他们就在广东的江门教区，梅县教区。遗使会来得早，他们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浙江、江西省。方济各会，一部分在山东地区，一部分是在山西。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东北、四川、广东、贵州。奥斯定会在湖南。爱尔兰的高隆庞会在湖北汉阳和江西南城。圣言会来得较晚，在山东、河南和甘肃部分地区。

    中国的传教区既根据修会来划分，中国教会的事务也就由各修会控制，决策权在国外。各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也在控制各传教区。法国政府以拥有罗马教宗给它的保教权的名义更进行干预。中国天主教会不在中国人的手中。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各修会各自为政，不利于福传。教宗本笃十五世想改变这个局面，发表了一个“夫至大”MAXIMUMILLUD：的通谕，强调传教区重点应是培养国籍神职人员，务使国人治教等。在中国的外国主教反应极冷淡，扣住不传达，只有西安的光主教积极响应，教宗就任命他为巡阅使，代他巡视中国的教会，他去罗马作了汇报，教宗决定派一名代表常驻中国。马相伯得到该通谕的原文后译出才得流传。

    1926年9月我进徐汇公学小学部（当时称徐汇公学，1933年为了向国民党教育局立案改名为徐汇中学），舍监是张家树神父（他以后升为校长，我1937年入徐汇中学出试时他为院长，1982年我从监狱回申，他是主教。我一生关键时刻总有他）。当时学校纪律很严，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打到上海，学校临时停课，放学生回家，这时我的恶运开始来了。4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妈妈感到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实际是脑溢血，一会儿右肢麻木，说话不清楚，当时我的父亲请了何理中医生来,他诊断后打了几针。星期天又过来看了一次，说好一点了，星期一早上他看后说已有好转，爸爸就把我打发到堂里去请神父为我妈做弥撒，可是回来的时候只听见里边正在号啕大哭，知道妈妈已过世了，我没有能够送终。

    一年后，我在学校时，父亲来看我，拿着一盒巧克力糖，原来我父亲做买卖失败，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和上海全套红木家具卖掉。说要出远门去了，好几年不回家，给我留下一笔钱放在徐汇公学说可以把中学念完。我的妈妈是1927年4月10日死的，那时我11岁不到，今日，我又要失去父亲，父亲拍拍我的头走了，我木头似的站着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一个人含着泪回到自修室去，低头流泪。

    我的幸福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很短，10年左右，但我的母亲的热心敬主，温良慈爱，以及父亲的沉默寡言和慷慨大方深深地影响了我。

    到放暑假了，别的同学回家，我无家可归，孤零零地留在学校。我家富裕时，常有亲戚带些食品到学校来看我；父亲失败了，没有谁再来看过我。过了一年我父亲出现了，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没有过去那么好，收入也不顶高。他一个人住在单位里，让我姐、我弟和我住在学校，到了寒暑假他去旅社租了一间房子，让我和弟弟两个在一起，伙食也包在旅社里，我们一个星期一次去父亲工作处领取零花钱。

    可是到了1931年我父亲病了，肺炎（在现在来说肺炎不是什么大病，青霉素一打就好了），那时没有特效药。他先到当时的广慈院，后来看不好，就出来，临时住在我的外祖父那边，请中医看。我知道父亲病重，向校长张家树请假去看父亲，张不批准，就在那天晚上快睡觉了，忽然张叫我去，我的姨夫来了，告诉我，我的爸爸病危。他把我领到外祖父家里时，爸爸已经死去，我也没有能够送终，造成终身遗憾。隔了一天请崔神父BAUMER来做追思，墙上挂着爸爸的照片，本堂神父说这个不允许，叫我们拿走，说这是罗马的命令。真是莫名其妙。

    那天是1931年4月11日，这样我们姐弟三人成了孤儿，我爸爸死时存有一些钱留给我们，不太多，我就记得我的外祖父向我的姐姐借去了两千，我的姨夫和舅舅来跟我姐姐说：“你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非常低，交给我们去给你们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存，利息高。”我记得姐姐把银行里的3300块钱都交给了姨夫和舅舅，谁知道他们当天就把这个钱拿到赌场给赌光了，不要说利息，本钱也没有了。多年后，另一个姨来向我承认，在我父亲去世时，她也乘乱取了1000元。1945年，在我圣神父的前夜，伯父来看我说，我父亲在他身边有4000块钱，他怕我乱花不给我，说：当时你们小，不给你们。1931年4000法币，现在币制改了，两折一，4000变2000，今天给你。他又说，1931年的4000法币，可以从黄浦江边摆800桌酒到金家巷，今天的2000法币你可以乘三轮车去四川南路走一个来回。我伯父叫我收下2000元法币并说：“我们清了”。我姑母找我姐并对她说，老家里埋有两坛元宝，是你们祖父给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姐姐和她一起去在床底下的确挖出了元宝，她全部拿走。事后我姐姐向我说：“既是给她的，为什么爸爸在世时她不来取？”我说：“我们的亲戚为什么都那么心狠？”这样一来我们真是一贫如洗了。我的姐姐辍学了，我们家也没有了，钱也完全没有了。

    这时我的一位堂叔祖父金福山出现了，他和我祖父一样与人合资开设一个专供外商的副食公司名同茂，英文名DOMBAYANDSON.规模大，生意兴隆。他为人一直慷慨大方，曾捐巨资在徐汇公学设立了一个奖学基金，专门帮助那些贫穷家庭的少年。他也虔诚恭敬天主，参加公教进行会，休假日去郊区传教。他见我们三个孤儿可怜，就对我们说：“你们住到我家里来吧！”我们去了，他待我们如同他的子女，我们有了安身之处，我迄今仍感激他，在弥撒中纪念亡者时，想到他和待我特好的他两个女儿，一个叫金英修，是献堂会修女，曾做仿德中学校长，另一个叫金德修，她终身没有结婚，抚养她妹妹金惠修遗下的两个小孩子成长。

    我姐姐在整理父亲遗物中看到一个我们叫他叔叔的人曾向我父亲借过600元钱的借据。这个人在洋泾镇上开有木行，我姐姐拿着借据去找他要钱，竟遭他赶出门外。我姐姐向金福山说了，金福山叫他自己的法律顾问写了一封律师信去催，他马上乖乖地把600元送来，金福山为我们存下，我们又有一笔钱了。后来经人介绍我姐姐去毕樊公寓（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工作，管理一个图书室，室内图书供房客借阅，工作轻松，月薪70元，不低，姐姐更有条件照顾我了。我姐姐很爱我，口中常说：大弟弟好，她说等我圣了神父后，她进修院当修女。

    1935年12月8日金福山去大场宣传福音，弥撒后，用完早餐，走向汽车时寒风一吹突然倒下，送到医院已死，无法抢救，年仅53岁。他圣名若瑟，我每天弥撒时想到他。像他这样的好人一定已在园中永远享见天主圣三。

    我的姨母是拯亡会修女，她在启明女中和徐汇女中教数学，她有一个她最喜欢的学生，名叫陆纳英，我的姨母在我父亲去世后很想帮助我，她找陆纳英来向她说，我最爱的外甥成了孤儿，是不是你认他为弟弟，你妈认他为干儿子。陆纳英回去和她妈说了后，她妈请了我姐姐去谈，经得我姐姐同意后，陆纳英领我到她家，拜见了陆太太，叫了她一声妈。陆纳英后来一直照顾我，去修院探望我，制衣服送给我，直到我进耶稣会为止。

    陆纳英1908年生，圣名加大利纳，所以叫纳英。她父亲名叫陆伯鸿，圣名若瑟，有名的企业家，他曾是上海南市的电力公司、电车公司的总经理，南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除了租界外，所有上海华界的水电掌握在他手中，他又创办和兴钢铁公司、大通轮船公司，他兼总经理之职。他尤其是大慈善家，负责新普育堂收养孤儿、老人、病人约2000余人，他创办了普慈疗养院专收精神病患者，创立杨树浦耶稣圣心医院、闸北圣母圣心医院、松江若瑟医院。他也是个教育家，创办董家渡公教进行会小学、南市一心中学、嘉兴明德女中，筹建杨树浦女子职业中学。最突出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去董家渡天主堂辅弥撒，路过圣堂必去拜圣体，汽车内放有师主篇，抽空念一段。他曾是全国公教进行会ACTIONCATHOLIC会长，休息日去附近县、镇宣传福音，建立了多所教堂，他和上海几所医院挂钩，下班后去给病人讲天主教要理，劝他们领洗，罗马教宗封他为抱剑爵士CAMERLIERD’EPEE，1937年12月30日不幸被刺身死。

    陆纳英徐汇女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叫她去由他创立，由修女管理的，嘉兴明德女子中学当校长，陆纳英自觉学历不高，要求进大学继续读书。但当时，上海惠济良主教规定凡让自己子女入非天主教办的学校念书的不准领圣体。这是极严厉的措施，当时天主教没有办女子大学，震旦大学当时又不收女生，公教教庭的女儿就受不到高等教育，这是极不合理的。陆纳英为自己为其他公教女生打抱不平，决心冲破这不合理的规定，但他父亲是楷模教友怎敢违背主教之命，陆纳英就独身一人去见惠主教，据理力争，取得惠的同意，考入苏州基督教办的东吴大学法律系。4年努力，取得学位。这时他父亲办的女子职业学校已竣工，命她当校长。同年日寇侵略我国，占领上海。上海沦陷，他父亲被刺死，她悲痛之余去比利时留学读社会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文革”中遭迫害致死。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得到平反昭雪。她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生不逢时，未能施展她的才能抱负，令人惋惜。

    我的姨母张望贞修女特别喜爱的另一位女生叫荣德先，荣和陆纳英在徐家汇读书时成为好友，陆略大于荣，她们以姐妹相称。她们两人和我的姐姐金慰萱也是朋友，我在陆家认识了荣，她是无锡人，其父荣子威在上海经商。荣德先徐汇启明女中毕业后考入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银行为职员，经人介绍嫁到朱家，丈夫叫朱义生，曾留学美国学理工，在美时，认识玛利诺会年轻的会士华理柱JAMESWALSH，并多次去过他家作客。华到中国后，在广东梅县一带宣传福音，后被任命为江门教区主教。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他回到美国，1948年随纽约史贝尔孟枢机来中国访问，史把他留在中国，教廷驻中国公使黎培里创办中国天主教务协进会CATHOLICCENTRALBUREAU（简称CCB）后，任命华为秘书长，指导和协调中国天主教事务，CCB设在上海岳阳路。1951年上海军管会勒令CCB停止一切活动，逮捕了若干人，华留在中国不走，当时已无国外津贴，华的生活较清苦，荣的丈夫朱义生住在CCB附近的永嘉路，经常带些食品去探望华，引起政府的注意。1958年人民政府以间谍罪逮捕了华，同时以华的情报员的罪名把朱逮捕并关在提篮监狱。已判刑在牢内作劳动犯的蒋卫琳神父曾见到朱，华判刑20年，尼克松总统来访前夕，中国政府提前释放了华，而朱却死在监狱。

    朱义生的父亲朱志尧是与陆伯鸿齐名的大企业家，曾创办恒通沙厂、求新造船厂、合众轮船仓库码头公司等，他也是大慈善家，一生资助的穷人不计其数。一次，朱卖掉在浦东的一块土地得到一笔巨款，他立即把它捐给教会和慈善机构，他曾向他的子女说：“我已在天上给你们买了大房子。”他是教友的楷模，全力帮助上海与其弟海门教区朱开敏主教以及其他教区，他也任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罗马教廷封他为圣西尔物斯德尔爵士，1955年去世，享年93岁，像他这样一生事主爱人，应列入圣品。

    荣德先与朱义生有一子五女，其子朱恩荣要求修道，荣慨然同意其入耶稣会为司铎,后在台湾从事青年工作，极受学生们爱戴。

    通过陆纳英和荣德先我能多次接触陆伯鸿和朱志尧，他们的敬主爱人对我影响很深。

    当时我们读书没有今天儿童少年辛苦，没有那么多的功课，那么多的作业。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我的记忆力好，老师布置应背诵的课文我读三遍就能背出，费不了多少时间，余下的时间就是看小说。古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看，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隋唐演义》、《镜花缘》、《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福尔摩斯》、《鲁宾逊漂游记》，林琴南翻译的各国名著，以及新作家如胡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等等，我也看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我喜爱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店出版的书刊。一学期下来我买的小说有一大筐。

    徐汇公学由法国传教士创立，教法语。到了高中，除了古文之外，一切课程，数理化都用法文讲，中国老师也用法文讲，中国地理也由一名法国人用法语在用法文写的地理课本上教。这种教学方式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也可说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式的教育。无论如何，我学会了法文，高中毕业时我已经能看原版的法文小说。

    1932年夏，下一步怎么走？这是摆在我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1932年徐汇公学毕业，报考了震旦大学，也录取了。学校在我们毕业前为我们组织了一次避静，做圣依纳爵神操，内有一个默想题：“两旗对立”，即有耶稣君王的旗帜和恶魔的旗帜，在争夺世人，耶稣缔造和平拯救世人，而恶魔散播仇恨制造纷乱，耶稣需要我们合作完成他的救恩计划等。我动心了，决意跟随耶稣去做他的战士。

    我小时天天望弥撒，回到家里学神父做弥撒，把报纸剪成祭衣穿了，教弟弟辅弥撒。我妈看了很高兴，常说将培养我做神父，也采取了措施，凡亲戚家结婚，她只带我弟弟去，不让我去，她说你一心一意争取做神父吧，我长大一些，想做神父的心仍留在我心中。

    1932年9月3日我进了圣心修院。这与我小时受的教育有关。和我同时进去的共有22人。据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青年要求修道。22人中10名后来圣了神父，6名还俗，6名因病早死。

    圣心修院实际是一所文学院，除了神修功课外，主攻拉丁文，早上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此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教会史，教会礼仪，教会音乐等。第一年的拉丁文由黄子昂先生教，教拉丁文入门，他是位谦谦君子。第二年的老师是当时的理院舒神父，法国人，法名A﹒DURAND，主要读罗马文豪CICERO和凯撒大帝的著作。第三年由光神父GANDON教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和大诗人VIRGILIUS的长诗篇《田园颂》等。光神父是有名的徐汇藏书楼外文部主任，他常为我们介绍欧洲尤其法国新出版的书，并劝我们也购买。舒神父兼理院即负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为人忠厚，和蔼可亲，他的嗜好是音乐，给我们上音乐课，他对我极好，但我使他失望，我嗓音洪亮，他以为我是块好料，谁知我有好的声音却没有好耳音，五音不分，只得放弃培养我的心。上音乐课时，叫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不准我开口，免得起扰乱的坏作用。修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和操场，圣心修院旁有汇师小学，他在小学生里挑选20名左右的儿童组织一个歌唱班，每天下课后，这些学生来修院，他亲自教他们唱圣歌。当时的小学生下课后没有什么作业得做，乐于到修院来玩。他也组织了一个天主教学徒联谊会，让土山湾工厂的非孤儿学徒以及附近两个小工厂的青年学徒星期日来望弥撒，弥撒后踢足球，下棋并发给他们糖果。舒神父让我负责这批学徒们，他为人也豪爽，他生日前，我们选了几首歌练习准备在他生日时唱给他听，祝贺他生日。我们练习时唱的不够好，他在办公室听不下去，下来向我们说：“还是我自己来教吧！”他就指挥我们，他生日那天，我们唱时见他满意而笑。

    舒神父每星期天晚上给我们讲神修课，他强调我们应有三个S，第一个S是SANCTITAS圣德，第二个S是SCIENTIA学问，第三个S是SANITAS健康。他说圣德毋须强调，你们来就是为修德成圣的，是一生应追求的，健康与学问应相辅相成，因为有了健康才能获得学问，MENSSANAINCORPORESANO学问存在于健康的人身上。他再三说，三个S应牢记在心。

    舒神父确是忠厚长者，但他没有实权，他一切得听姚赞唐的命。姚曾是我在徐汇公学读书时的院长，后又成为我修道时的院长，以后又成为耶稣会会长和上海教区副主教9年，接着又当了两年上海的代主教，长期居于上海教区的高位。

    1934年的9月9日我姐姐病了，她在拯亡会管的潜德小学教书，她发高烧，我赶去看她，我叫了出租车把她送到圣心医院，在那边我陪她说了半天话，然后回修院。可第二天一早医院里打电话告知我姐姐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我姐姐在她生日那天，本名瞻礼前夕去世，是圣母接她去天堂，在世只21年。姐姐死我也没有送终。姐姐的死对我来说真是伤心透顶了，一个如此聪明，如此美丽的姑娘说死就死。我觉得世界上事情空而又空，虚而又虚。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还有一个弟弟达义，生得聪明、漂亮，我们双亲死后没有人管束他，他交友不慎，好玩，出入于娱乐场所。在徐汇中学不守纪律，校长张家树叫我去，说学校得除他名。我把他送到震旦大学中学部住读，隔不了几个月，学校教务长乔典爱GAULTIER来找我说他不守校规，学校决定除他名。

    我替他找了工作，他上不了几天班，辞职不干了，他也不来找我，我到处打探，不知他的下落，好像是人间蒸发了。我丧父，失母，亡姐，弟死未见尸骨，接二连三的打击，我的命确实苦。

    我成了孤儿没有亲人，舅舅、伯父、姨夫、外祖父还要趁火打劫。伸手帮助我们的堂叔祖父金福山，不久也中风猝死了。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一贫如洗，举目无亲。即使在修院修道的时候，修院有假期，假期的时候神父不让我们留在修院里，茫茫四海，什么地方才是我的栖身之所？所以我只能打游击，到一个亲戚家住一两天，再到另一个亲戚家过一两天。这些是比较远的亲戚。我家境好时亲朋不断，此时又是一番情形了。常来常往的表兄就是路上相遇，他也只当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觉得世态炎凉。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自古如此。后来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那一段。现在想来，一生中，人们多次把我置于绝境，同时天主派好心人及时帮助我，使我绝处逢生。我深深感到，小时穷，青年时遭挫折、多磨难、过贫穷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天主的降福，容易有同情心，心里能想着穷人，也想着为穷人做一点儿事，想交一些穷朋友。人生遭际的过程虽然痛苦，但也让人看清很多东西。

    这儿顺便把后来发生的事写出来，我父母的棺材留在浦东金家巷，我姐姐则葬在上海七宝附近天主教徒办的一个公墓内，1951年我从欧洲回国，把父母和姐姐移葬在上海天主教息焉公墓内，是荣德先出钱买的墓地。我被逮捕时，公安局抄走了我所有东西包括我父母姐姐的遗像，我82年回申想上坟，人家告诉我息焉公墓已变野生动物园，我的祖坟没有了，父母姐姐的遗体不知去向，我向公安局索要被抄走的东西，他们回答说“文革”时，公安机关也被造反派清洗，抄走的东西已无法找到，这样我最亲爱的人真的无影无踪了，我成了世界上最穷的人（我身边只有我姐姐的通功单上印的照片是我早期寄给国外友人，他保存下来，我逮捕释放后他寄还我的）。

    上面说了在我姐姐病故后，除了陆纳英，还有荣德先来看了我，她向我说：“我会做你的姐姐，像你姐姐一样照顾你。”她没有食言，我在最最困难的时候，她冒了风险照顾我，亲戚靠不住，朋友却极忠信，我一辈子忘不了陆纳英和荣德先两人，以及后来认识的德国一家人。

    1935年8月底我进入圣母圣心修院，这时大小修院脱离了姚赞唐的管辖，有了自己的院长，此人名叫能慕德FELIXMAUMUS。他比姚更慈祥，他多才多艺，刚读完神学就被委任在神学院教神学，他当了教区的总账房，管理全教区的财务，后调任四川南路若瑟天主堂当本堂神父24年，他怜贫惜穷，很受教友爱戴。他受命在大通路（这是一条很短的马路，北面有新闸路闸住，南面有山海关路封住，名为大通路，实际名实不符）建造圣女小德肋撒教堂和附属男女中小学，他自己精心设计悉心监工。他以为自己会当本堂，堂建成后，主教把此堂交与教区神父管理，他调到修院工作，当院长兼教哲学。他的许多时间却放在制造管风琴上，他是个音乐家，既能作曲又能制作乐器，大管风琴是极不容易制造的，他是神学家、经济学家、设计师和音乐家。如果他不分散精力，专攻一门，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圣母圣心修院也称大修院，修生先读2年哲学，中间去教区实践1年，再读4年神学。教神学的老师有PAYEN晁伯英，他是伦理学家，中国著名的婚姻问题专家；还有DELASERVIERE史，他也是历史学家，写过江南传教史，两人都是法籍；先后有西班牙籍的NIETO和VALCACEL，教信理神学；教哲学的有ANDRE和能院长，另有姚赞唐以及两位国籍神父；张登堂教社会学；张维屏教天主教历史。

    1931年惠济良接姚宗李为上海教区宗座代牧，桑黻翰接山宗泰为上海耶稣会会长兼上海教区副主教，两人配合默契，决心让上海教区的福传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除了在法国学习的吴应枫神父与王昌祉神父外，他们派遣了耶稣会会士张伯达与陈云棠去英国念哲学，并安排他们在念完哲学后去法国巴黎大学，一个念文学，另一个念数学。惠、桑又派教区神父张登堂与张维屏两神父去罗马与巴黎，一个念社会学，另一个念天主教历史。又派钱宝森修士去罗马传大念书，他们说这些人回国后设立一个天主教出版社。桑决定把徐汇藏书楼改建成一个新式的图书馆对外开放。他们的意愿重点从事文化福传工作，惠、桑两人也想改变原来的传教方策，即国籍神父只在郊区工作，市区的传教工作牢牢掌握在耶稣会士，尤其法籍耶稣会士手中。1933年惠、桑决定把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上海教区最重要的堂区和活动中心董家渡交给国籍神职人员，任命张伯铎为院长，耶稣会士退出，堂区旁的仿德女中交给国籍修女会献堂会管理，又把才建好，位于市中心的圣女小德肋撒教堂也交给国籍神职人员，于是上海教区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夏，桑6年任期已满，调去扬州做总铎，会长由上述的姚赞唐接代。这时日寇大举侵略我国，上海沦陷，姚赞唐命当时畅销全国的圣教杂志停止发行，把从美国回来的吴应枫调去苏北工作，把张登堂调出震旦大学，去张泾做本堂，把张维屏调离修院，去重庆南路当盘石小学当校长，不让王昌祉教神学，任命他为耶稣会文学修士的中文老师。上海教区明显倒退了，这是后话。姚当了9年的会长，惠死后，他又任上海教区代理主教2年，他主宰上海教区11年之久。

    在圣母圣心修院2年，除了念哲学外，星期日我办了一个徐家汇天主教的青年活动小组，汇师小学的杨维时神父大力支持，把不用的礼堂作为我们活动场所，参加的有在各单位工作的青年约40名，每星期日我给他们作一次讲座，组织他们参观，从事娱乐活动。

    一天能慕德神父找我谈话，我们来往的信件他都拆阅，他中文修养很好，我们会客也得他批准。他向我说，陆纳英来看我的次数不少，来往信件也多，他正在考虑怎样处理，他又说，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我的修道，要我好好考虑。我向能解释，陆以姐姐身份照顾贫困的我，我作为弟弟非常感激她、佩服她，她家父如此富有，我从来没有其他想法。能说，还是刹住为好，否则，就常规而言，应是媒人出面的时候，我听了这话，不禁大吃一惊，又回想我在圣心修院时，陆纳英去看我次数多时，舒理院告知她不应打扰我，陆没有告诉我，是门房的顾老伯事后向我说的。联系了舒、能两人的态度，我只得向陆说，我现在功课紧张，没有时间和她通信了，陆不是傻瓜，她不再来修院，但对我仍以姐姐的身份热心照顾我，在我心中，陆纳英一直是很伟大的。

    现在回头再讲修院生活。修院里无报纸可阅，当时中国还没有无线电广播可听，来往书信都由外国神父检查，我们与世隔绝，闭塞得很，我们受的完全是封闭式的教育，我们知道的消息靠亲友来访时得到，或假期回家后翻阅旧报纸获得。

    负责我们中文学习的徐宗泽神父，从外面的一个大学请来一位中文教授，名朱天梵，他每星期来圣心修院教两节课，我们的学长请他在正式讲课前和我们讲一些国内外形势。从他那儿我们略知院外的国家大事，蒋介石当时不抗日，不得民心，朱教授充满反蒋的情绪，朱写得一手好字，上海有好几家商店门前的大匾是他的手迹，我们修生中有几人请他指点练字。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犯东北，蒋介石为了“剿共”把东北三省拱手让与日寇。日寇在1932年1月28日对上海发动战争，十九路军奋勇抗日为祖国为民族而战，周濬良修士在圣堂内挂了国旗，和全体修士们为祖国求天主。理院神父汇报了姚赞唐院长，他企图阻止，说什么圣堂内不准挂旗，命令他拿下，周修士拒不服从并据理力争说：“四川南路天主堂挂着法国国旗。”姚赞唐院长叫周修士的父亲前来，说他的儿子没有圣召，修院决定辞退他。周家很富有，周的父亲托海门朱开敏主教推荐周濬良修士自费去罗马传信大学念书，他毕业时正值抗战不能回国，于斌主教收他为南京教区神父，派他去美国芝加哥管理华侨教友，他死于美国。当时是外国传教士掌权，我们爱国有罪。

    1935年我在圣心修院毕业，进入母心修院读哲学两年，1937年7月我被分配到徐汇中学出试即实践，教初二的法文，并负责初一、初二天主教学生的训导工作。

    5年修院生活平静地过去，正如我上面讲过的，最使我为难的是修院有暑假，修生必须回家，院内不让住宿，我无家可归。我堂叔祖父死后，他的子女分了家。我当然不能去，于是只能打游击，凡待我好的人家，我就去住几天，再转移到另一家。我曾于1937年7月16—25日去陆纳英家住了10天。现在陆家指着我那一间，告知探望她家的客人说，这曾是我的房间。另有两家是我隔几房的亲戚，一名金鹤声，一名金鹤汀，我叫他们为叔叔，他们曾热情接待我，临走还塞给我零花钱，他们的后代迄今来看我，我很感激他们。

    最使我不解的是我的亲伯父金信德比金鹤声、金鹤汀他们家富有，可每年假期我去看他，他只是摆出长者的架子训我，给我上节约课，不让我坐下，我给他拜年，也从来不给我一分钱。他是我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长辈，我爸爸的亲哥哥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8月13日，日军又攻打上海，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闸北、虹口、江湾、宝山变成战场，日寇狂轰滥炸，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徐汇中学也敞开校舍，校舍不够，在操场上搭起简易的棚屋尽量接受更多的逃难者。我们尽力帮助接待，国破山河在，亡国之危就在眼前。

    在徐汇中学出试一年，过得很愉快，徐汇中学按照耶稣会传统方式管理，一个字可以说明：“严”，学生早上五点半起身，集体整队去圣堂望弥撒，集体自修，集体运动，傍晚集体公念晚祷，睡前舍监训话，学生们来自公教家庭，学费昂贵，家庭都比较富裕，家庭教育很好，学生们用功，服从，友爱，很少有调皮捣蛋的，他们的生活一如今天我们的修士和献堂会初学修生。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天真，认真，活泼的美德，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在影响我，我暗暗向他们学习，决意进一步把自己奉献给天主，进一步弃绝自己，有了进修会发三愿的念头。我迄今还记得他们，他们后来有三位成为教区神父，两位成为耶稣会士，有的成为怜贫惜穷的好医生。

    出试结束前，修院院长通知我，将去耶稣会神学院攻读神学，那儿可以考取罗马高教部承认的神学硕士学位，并嘱咐我自修希腊文。但我做了神操，郑重考虑之后决定加入耶稣会，我向耶稣会会长姚赞唐写了申请书，我辞别了师友，处理了我私人所有的书籍等。

    1938年8月30日我进了耶稣会初学院，同时进入的有两名震旦大学毕业生，一个名叫杨赉诠（震旦医学院毕业，在初学时即病死），另一个名叫章显猷（震旦理工学院毕业，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长期在安徽劳改，改革开放后被聘在安徽师范大学教书，死于安徽）。两名汇师中学的毕业生，蔡良申，范忠良（今日上海教区地下主教）。一名大修院的修生陆达源（小我两岁，后来被捕，刑满释放后去加拿大定居，已死）。四名徐汇中学毕业生（徐简谷，陈才君，郑圣冲，周德福，后两人长期在台湾工作，已死）。这么多的初学生，在上海耶稣会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后也没有。初学导师为法国人山宗泰（EUGENEBEAUCE)，曾做过耶稣会会长和上海教区副主教，副导师为张士泉神父（七宝南张人）年老，高度近视，他写过许多书，其中一本书名《一线之光》。

    初学院设在总院最高一层，都是大房间，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自修室（十几人挤在一间），一间大的休息室，一间课堂，还有一间图书室，90%法文书。自修室内每人有一张小桌，写字台与跪凳成一体。

    初学院的训练包含：1.一个月避静即神操，这是训练的中心；2．不带钱，步行去各地朝圣一个月；3．给儿童讲要理两个月；4．去医院侍候病人两个月（我去的是安当医院，是仁爱会修女专为最穷的人们开设的，在重庆路，来往得步行，来去各50分钟）；5．下伙房帮厨两个月；6．打扫大楼的卫生两个月。

    每个月有一次“仁爱”行动，所谓仁爱行动，就是帮助行动，被帮助的同学跪在课堂中间，每一初学轮流发言，指出他的缺点和违犯纪律的次数。被帮助者端端正正的听着，不能解释，最后还要感谢大家的仁爱。所谓休息，就是凉台上集体散步。一起进堂公念经文，公望弥撒，公领圣体，公念圣书，除了三顿饭外，不可吃零食，身边既无零食，也无一分钱。除了休息时间外，绝对守默静，不准说话。总之严格的集体生活，一起行动，除了上厕所。这样的生活是根据导师法国人山宗泰50年前在本国初学时的规定，完全照搬。当时他20来岁来中国以后不再回去，不知道本国已改革，这种训练使我17年后对监狱的生活不感到太痛苦。

    当时神修的观念：为了修德成圣必须不断与三仇斗争，三仇即肉身、魔鬼、世俗，肉身居首位，为此必须与肉身斗，控制肉身，压制肉身，磨难肉身。进初学院后发给每人一根苦鞭，用以鞭打自己，一个带尖头的短链，缚在臂上（现在不行了，早已没有人用）。我们同睡在一个大卧室内，谁鞭打自己，谁打得猛，其他人都能听到，知道得清清楚楚。

    当时上海耶稣会士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我们吃西式饭，初学神师也教我们如何进食，吃饭时尤其喝汤时，不能出声。吃水果时，应用刀削，用叉吃，不准用口咬。而吃面包不准用刀，只用手掰。伙食按常日、庆日、节日区分。节日有三个酒杯，庆日有两个。我首次吃奶酪，感到臭，尤其是节日饭桌上的奶酪出奇的臭。但慢慢也爱吃了。有时上进食课，神师单独和我们一起进食，重点教我们怎样把一只整鸡分成六份。睡觉前让我们每人喝一杯金鸡纳霜粉的干红酒。

    我们用餐时不准谈话，有人朗读，中午念的法文书，晚上念中文书。初学生轮流上台念，念错、发音不准时，就有一位负责的神父高声令重念，神师教导我们吃饭时精神不应集中于吃，应想着学习或提高神修。回顾前半生，在饭厅内听到的都是好书，的确学到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知识。

    吃饭时，有的会士想做补赎，伸手跪在饭厅中说自己犯了错误，请集体宽恕。也有的走到其他会士前跪下亲吻人的脚。初次见到曾是我老师的会士或一年老的神父跪着吻我的脚，我很感动。有的会士跪在食堂中，在一小桌上用餐等。但心中想，用餐本是放松自己，享受美味的时刻，为什么搞得这样严肃，据说梵二会议后，耶稣会已改了。

    上述6个训练，我们做了5个，其中外出不带钱，步行到各地去朝圣，因当时日寇侵略，战火连天无法实行。我在院中扫地时，我的过去的学生见我剃了光头，穿着旧的衣服低头扫地，就大声说：“金修士落难了，大家来看。”使我很难堪。步行去医院服务，我们不懂医学常识，姓何的修女只叫我们为来治病的穷人，（大抵是苦力、拉黄包车、拉板车的病人）洗脚，抹抹红药水等粗活。去伙房帮厨，主要去打扫卫生和削土豆皮，不准我们和工人交谈。

    在我们初学院的高班有两名同学，一姓张（已忘了他的名字），很文静，一位姓陈，名凤鸣，横沙岛人。陈很会投机，神师叫他做学长，他投神师之好，不断打小报告，找同学违规之事，逐一汇报，深得神师的欢心。他对人严，对己极自由主义，姓张的看不惯，愤然离院。在陈后，初学神师任命陈才君为学长，他比陈凤鸣更会打小报告，他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应是神师的耳目，但他很神经质。神师不叫他做学长，他认为神师不信任他，情绪一落千丈，一言不发，整日呆坐，神经病发作，送到普慈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月。回院后，初学神师照顾他，迁就他，仍叫他再做学长。他顿时精神振作，努力工作，还是打小报告。发初愿后，他的精神状态仍不正常。1952年讨论他能否接受铎品的会议上，有参议员表示反对，但我表示同意他晋铎，他得以接受铎品，这是后话。

    初学导师认为我有“傲气”，自恃年长，资格较老，他时时处处打击我的“傲气”，我当时很痛苦，多次想离开耶稣会回修院，在一次最痛苦时，我随意翻开新经，看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第62节的耶稣的教训：“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不适合于天主的国。”于是我决心留下，坚持到底。

    一般会士都说：“初学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对我来说，初学两年是我修道生活中最痛苦的两年。

    然而初学两年我有很大的收获，给我的神修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无人可诉苦，只能多祈求，我们有一个图书室，我看了许多为我一辈子受用的书。

    这些是：LEONCEDEGRANDMAISON写的《耶稣：他的人格，他的讯息》和JULESLEBRETON神父写的：LAVIEETL’ENSEIGNEMENTDEJESUSCHRIST《耶稣的行实和教训》、LUMENCHRISTI《基督之光》、TUSOLUSSANCTUS《你是唯一圣者》、LEDISCOURSAPRESLACENE《最后晚餐后的训辞》。这几本书我看了好几遍，我的神修生活集中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信仰的基础，我知道人的推理不能完全证明造物主的存在。我信基督，天主的圣言，从而深信天主和天主的爱，基督是从天父那儿降到尘世成为人，但从未离开过圣父。我一生也应尽管在尘世中，但心中从不离开天主。我信基督，他不但教导我们真理，他本身是真理和道路。有了基督才有生命，我活着应活出基督。1947年初我去法国巴黎拜望了LEBRETON神父向他致敬，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谈了两个小时，对我启发很大。1951年回国让人把《基督之光》和《耶稣传》的后半部分译成中文，放在神修文库出版。82年我回上海，知道红卫兵把我们的书（法文的，中文的）全部烧毁，我写信给法国友人，请他们寄来，他们回信说：“这些书早已过时，不再版了。”我怅然，这样好的书怎么会过时呢？怎么会绝版呢？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跟不上。

    另一本书对我起作用的是SOEURELISEBETHDELATRINITE圣三依撒伯尔修女的传记，这位26岁就去世的圣衣会修女的名言是：“我在世上已找到了我的天堂，天堂者天主也，而天主在我心中。”我一直记住这句话，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中，这句话一直陪伴着我，支持着我，安慰着我，使我在最困难中不感到痛苦，使我能顶住种种困难。我恢复自由，再去法国时，知道教宗已于1984年11月25日把她列入真福。求真福保佑我，直到永远！里昂总主教德﹒古特雷DECOURTRAY也恭敬这位修女，陪我去该隐修院朝圣，我和该修院通信迄今。

    我又看了大量会士的传记，会祖圣依纳爵，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青年主保圣类思公撒格、圣若翰伯尔各满、圣达尼老，辅理修士主保圣阿尔方沙.罗特利格，黑奴主保圣伯多禄.格拉物尔、圣师加尼削传等，使我深信耶稣会的宗旨是“愈显主荣”。凡事要作为天主更大的光荣之事，重点在“愈”字，也深信耶稣会的神操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爱，爱耶稣并以爱人为爱基督的具体表现，不说空话，多做实事。初学两年使我爱上耶稣会，以当耶稣会士为荣，决不能玷污耶稣会士之名。我也养成了认为所有会士是我的兄弟，尽管我后来遭受的攻击主要来自同会会士，但我仍爱耶稣会，这是后话。

    导师还规定初学期间应与世隔绝，不准看报，少会见或不会见亲友，两年中，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沈保仁想着我，直接找我导师才允许我会见他。我很感激他，他很有办事能力，年轻时就做了泗泾镇的商会会长（今日的工商联），可惜他寿命不长，1954年就去世，我一直怀念他，他圣名文都拉。

    两年过去了，1940年9月8日我和其他人一起发了初愿。以后，1955年被捕也在9月8日，是巧合吗？是天意吗？我发初愿没有通知人，所以也没有人来祝贺我。我立即转入文学院，不像今天修女发初愿那样热闹，接着会长告诉我，我在徐汇圣心修院教授二年级的拉丁文，过去一直是法国神父教的，每天四节课，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教CICERO的演讲辞和凯撒大帝CAESAR的高卢战记等。学生7名，其中有庄怀渊、宋之钧（他们两人在圣神父后去罗马深造，由于全国解放，学成后他们去了台湾）、张光复（一直在上海，最近去世），还有姓周的（由于智商不高被辞退回家）。

    我在课余跟文学修生听文学院的课，当时文学院主任是王昌祉神父，他是泗泾人，出身书香门第，国学根基极深。他徐汇公学毕业后加入耶稣会，初学文学后在徐汇公学教书，后派去英国念了3年哲学，在法国里昂念了4年神学，毕业后，上海桑会长命他继续在国外深造，3年中他在巴黎大学获得国家级的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王阳明的，他同时在巴黎天主教大学获取了神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圣奥斯定的圣宠论。记得我在里昂耶稣会神学院认识DELUBAC神父向他表示敬仰之心时，他回说：“真正的才子，是我青年时的同学王昌祉，他的神学造诣才深呀！”他问我，王是否在教神学，我回答说，他一直在教文学修生汉文，又主编一个为儿童看的“圣体军”刊物。吕神父回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把宝石埋在土里吗？”王自己多次毛遂自荐向姚赞唐会长申请教神学，姚一口拒绝，王昌祉真是怀才不遇。

    王昌祉教我们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内篇七篇和最后一篇“天下”。

    论语的中心思想当然是“仁”，尽管他的得意门生曾子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似乎忠恕概括孔子的全部思想。尽管某些学者主张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但“仁”含义极广，外文中找不到一个和它对称而且正确的字译它，更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只能从各个方面去阐述它。孔子伟大，但他只讲今世不讲彼岸，只讲人，不讲天，只讲为人之道，如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讲天人合一。

    老子讲“道”，可是他写的道德经，第一句说，“道可道，非常道”，后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讲的道很玄，“道”一字从首，指原始，指万有之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从走，指行动，指前进，故道也成为路，即道路，道为原始，万物来自道，人当然也来自道，道为道路，人经道而达于道。

    庄子内篇七篇是一个整体，文字美，境界高，一气呵成，壮丽之极，其中心思想为与造物者游，即天人相会，庄子对现世、尘世、人世看得很透彻。他主张齐物，超越生死等，庄子探索人类心灵中最深层的愿望，试图指出真正幸福之所在，以补足儒学之缺陷。自古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往往外儒内道，就是外表，口上讲孔孟之道，内心深处却有道家思想。

    1941年8月底姚赞唐派我去河北献县读第三年哲学，上海修院只读2年，耶稣会士应读3年，我应补课。按当时中国耶稣会的布局：哲学院在献县，神学院在上海，卒试院在安徽芜湖。我和朱树德、陈天祥等于9月初乘火车到南京，渡江再乘火车到蚌埠住了两夜，参观蚌埠教区。意大利耶稣会士热忱招待。主教CASSINI接见我们，我们参观男女中学，女中由意大利乌苏拉会修女管理，金福山的第四个女儿金静修是该会修女。耶稣会院紧靠火车站，夜晚隆隆的火车声令人无法入睡。第三日继续乘火车北行，次日到达河北泊头镇下车。早在献县念哲学的沈戴淇修士已候在车站，把我们接到堂内，改乘大车向献县出发。当时泊头到献县没有汽车通道，我们乘的是一种骡子拉的木制平板车，车轮是木制，箍上一层铁皮。一条黄土路，路中有两条深深的车轮经过留下的沟痕。我一坐上就在感性上明白这就是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这句成语意即：关起门来，自己主观造了一辆车，车子两轮的距离和外面的辙不符合，车不就报废了吗？坐在这种车上，我想到两千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时乘的就是这种车。交通工具两千多年没有进步。晚上我们住宿在留信镇教堂里。车子颠簸得厉害，沈修士向堂里借了被子铺在车上，让我们躺下，舒服多了。车夫不时扬起鞭子，空中一个响声往地上一抽，骡子以为另一个骡子挨了鞭子，就跑得快些。第二天继续走路，半天后到离献县20里的云台山停下，这是献县教区的后勤基地，约有二百顷良田，种粮食、果树、蔬菜，最多的是葡萄，自己酿酒，一应俱全。傍晚我们到达全国有名的张家庄天主堂。天主堂范围广，气魄很大，周围是用砖砌起的又高又厚的墙，类似城墙，墙上有空眼可架枪，墙上可跑马。1900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时，八国联军为了保护外国侨民派了一支法国军队来保卫天主堂。献县教区分男院，女院，男院有主教座堂、主教府、耶稣会总院、小学、中学、修院、初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印刷厂、出版社、很大的藏书楼，养殖场。女院有育婴堂、孤儿院、女子小学、中学、献堂会修女院、拯亡会修女院、加拿大籍的圣神隐修院，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医院。天主教自己有发电厂、自来水厂，冬天有暖气，院内有大池子，冬天可溜冰，夏天可划船。我们去献县县城，城墙是土垒成的，城墙内很少砖瓦房屋（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是献县人）。传教士生活水平远远高出普通老百姓，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

    到后没几天我们突然被日本兵包围。原来前几天几个日本鬼子在云台山玩时，有八路军向他们投掷了炸弹，炸死了几个鬼子。日本兵把我们中国人连同主教押到云台山去监禁，我们挤在一所楼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监视我们，不让我们说话。在张家庄堂内大肆搜查，在学校内找到国民党党旗，就把校长冯神父带走，在印刷厂内发现正在印反日的传单，他们就把负责的修士以及几个排字工人铐了起来，押到监狱。隔了一日，正在云台山的一位比利时神父LICHENBERGER（中文姓李），从张家庄给我们运来被子和给养。

    日军包围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并带走了赵振声主教以下所有耶稣会会士和修士等的消息传到了天津的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神父就四处奔走，请法、意、西、加、美、英的领事联合向日本总领事施加压力。一天早上，日本军队把我们全体集合在大院内，一个一个点名，重点问河北人，凡是河北人，排在左面，非河北的我们排到右边。盘问结束后让比国神父把我们领回张家庄，所以我们只被关押了半个月。而站在左边的人被投入监狱。日军枪毙了一位冯神父、一位修士（也姓冯）和五名印刷工人，半年后把关在监狱内的人放出来，我们到献县县城欢迎他们。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位比利时神父，他原是护士出身。献县天主堂医院几名重要的医生，尤其开刀医生，见日军进入教堂怕了，逃回上海，医院没有外科大夫，怎么办？每天送来的病人很多，包括八路军的伤兵，向他们说没有医生了，病人不肯走，别处也没有好医院。那位比利时神父说：“我来开刀！”他卷起袖子穿上白大褂，督促护士做好准备，就做手术，他剖膛，割手臂、割大腿…到抗战胜利做了不少于一千个大手术，无人死亡。胜利后耶稣会领导把他送回比国，进医科大学，要他做正规的大夫。我1948年夏天去比国首都耶稣会院见到了他，他非常高兴，我们紧紧拥抱。他有牢骚，他说：“医院要他从头读起，拿文凭得好几年。他说：“我动过的手术比那些课堂上教课的医师多得多，我比他们技术高，还得跟他们学书本上的知识，浪费时间！”

    献县张家庄是法国人的传教基地，哲学院的学生除了中国人外，有一名意大利会士名PRIULI，三名西班牙会士名RUIŹ、GOYOYAGA、LARANAGA，一名法国会士，此人名叫PIERRETRITZ，解放后他派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穷人中工作，创办了多座麻风病院，治愈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开设多所免费学校，使无数儿童免为文盲，找到职业。菲政府颁发给他勋章，法政府给他荣誉勋章。是我们一班中最有成就的一名会士，现在还健在，仍在四处为穷人奔走。

    哲学院有多名老师，西班牙籍PALACIOS、加拿大籍DALLAIRE、还有匈牙利籍和法国的几位神父，基本上讲的是传统的士林哲学，法籍会士重点讲了两名法国哲学家BERGSON的“L’EVOLUTIONCREATRICE”（创造性的进化）和BLONDEL的“ACTION”（行动）。前者更出名，后者，以我看来，更深。匈牙利籍老师以批判的立场讲了康德和黑格尔，批判性地浅浅讲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老师，没有讲中国哲学。

    日军一包围张家庄，蚌埠意大利主教CASSINI就赶来献县，慰问我们，并去拜会日军头头。日本耶稣会派来了一个德国会士，让他长住在张家庄。日军来时，他出来应付。德意日是轴心国，日寇对他们比较尊敬，耶稣会是国际性的组织，得到各国的耶稣会的大力支持。教堂大门前挂起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国旗，用以显示其国际性，一般日本军队到此止步。

    我们生活很优越，每天除了牛奶、咖啡外，还有两个鸡蛋、咸肉、黄油、果酱。我在上海吃惯新鲜面包，觉得馍不如面包。一次我去农村看看小朋友们，我居然无知地问小孩儿“馍好吃吗？”小孩儿回答说：“馍？白面馍？我们只在过年时才吃，平日只吃窝窝头（玉米面）。”我顿时感到非常惭愧。小孩儿这句话牢牢记在我心中，现在农村都吃细粮了，玉米窝窝头反而上宴席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向日本宣战。此前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美国的物资仍然输往日本，宋美龄于1941年在美国向美国人民的演讲辞中说：“截止今天，日本用来打中国军队的枪炮所用的钢材来自美国，日本空军轰炸中国无辜人民的汽油来自美国。”现在，打到自己头上时，才和日本人开战。献县张家庄天主堂有美国加拿大神父、修女，日军又来到天主堂，把他们带走，押去天津，关入集中营。

    日寇包围了张家庄，原会长兼副主教JOMAN吓得生病，写信给耶稣会驻华巡阅使毛伦MARIN辞职，毛急电调上面讲过的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RENECHARVET到献县任会长，任命AISIER为工商学院院长。对尚来说，这是苦差事，他一句不说，立即离津到献县，他巡视教区各地慰问神父教友，献县主教赵振声则留守献县。日军投降后，八路军解放河北南部，把尚作为国际间谍逮捕他，发动群众控诉他，投入监狱，后驱逐他出境，解放初期教科书中有尚建勋一页，他的“臭名”家喻户晓，他出境后回法。他出身名门望族，家族人众，他回国后到处宣传中国教会。我于1949年在他故乡见到他，他已衰老。他死前和家人说：“追悼会上你们不必讲话，我自己讲。”他预备好一篇评论自己一生的功过讲话并录了音，追悼会上放了他的录音，他给自己盖棺定论。

    讲了尚建勋，不能忘记主教赵振声，这儿写几行关于他的事，他是悲剧性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末，献县法籍刘主教（LECROIX）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失去记忆力，罗马知道了任命赵振声为献县第一任国籍主教，赵是耶稣会士，曾留学法国多年。老刘主教的痴呆有一特点，他别的事都忘，唯有自己是主教不忘，他天天仍要穿主教服，佩戴十字架，戴主教权戒。一听到要祝圣一位主教来代他，他就大吵大闹，赵没法在张家庄座堂祝圣，就去天津请文主教私下祝圣。回献县后庆祝他的弥撒中他不戴主教高冠，不拿权杖降福教友，拍照时，赵不坐在刘旁边，而站在刘后面，当摄影师快按快门时，他才拿出十字架套在颈上，拍完照，他又快快摘下。好不容易等到刘主教蒙召归主，日本人却来了，限制了他，不许他自由活动，他只能待在献县张家庄。日寇投降了，八路军入驻，他逃到天津，后到北京，1945年12月蒋介石去北平活动，赵去见蒋，请蒋早日派国民党军队进入河北南部，田耕辛枢机逃亡国外前任命他为北京代理主教。全国解放了，他急急如丧家之犬，到处躲。最后献县有一个教友，因抗战时打地道战，家有地道，就把他接到家藏起来，天天给他送三顿饭，他过的是不见天日的日子。一年后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他，请他出山，仍做献县主教，收藏他的教友却遭了殃。1957年开全国教友代表会，政府押了他去参加，会上选他为全国爱国会副主席。他陪同主席皮漱石主教到处祝圣自选的主教。“文革”时，红卫兵揪住他不放，狠批狠斗他，还打他，把他关在牢内，不久死去。他真是一个悲剧人物。

    1942年4月，上海姚赞唐（当时耶稣会会长）到献县来看我们几个上海会士，他把我叫到他的房内说：“日本人节节胜利，香港、菲律宾都落入它手中，看来他们会长久待在中国，我们需要一个精通日文的人，我们决定今年9月底派你去日本东京好好学习日文，在东京大学读书，考取一个学位回来，我命令你6月去天津工商学院，有人教你日文，8月底去日本上学。”我心想，这不是要我做汉奸了吗？在政治上置我于死地吗？我将遗臭万年吗？怎么办？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多恨日本。我心中矛盾得很，是服从还是抗命，我决心先消极抵制。

    1942年5月底，在献县学习一年结束后，带着消极抵制的态度我和朱树德两人离开献县先去北京玩一个星期再说。

    在北京我们住耶稣会德胜院，白天拿着地图到处玩，不能走远，西山等处已在八路军游击队手中，我们去拜见了国际有名的古生物学家兼大思想家德日进神父（PERETHEILLARDDECHALDIN）。他热情招待我们，领我们到陈列室去，拿出一块又一块化石，兴趣浓厚地向我们讲解。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发觉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他说：“还是跟我去餐厅吧”，他招待我们他已预备好的丰盛茶点，我们向他道谢后回德胜院。我们去见他只因为他是名人，他曾是帮助鉴定北京人的专家而已。我们对古生物学一窍不通。

    离开北京我到了天津位于马场道的工商学院，我的朋友刘乃仁神父高兴地招待我。我认识了匈牙利修士劳达一LADANY，此人解放前夕逃到香港，创办了一个名为“分析中国”的反共杂志，以后他大力攻击我，说我是叛徒，因出卖兄弟才争取到回上海的机会，这是后话。

    工商学院院长AISIER说他已请了一个日本人教我日语，早晚各两小时。那个日本人倒不错，用心教我，我只是不学。两个星期连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背不上来。最后他灰心了，他向院长反映，他无法教我这样的学生，AISIER汇报了姚赞唐，姚写信给我，9月初回到上海读神学。我的消极抵制生效了。

    工商学院院长AISIER不得人心，校中外籍教授写信给巡阅使毛伦，毛伦派了DREXEL神父来调查（毛伦是加拿大人，不能离开上海，DREXEL原奥地利人，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拿了德国护照）。他和所有会士谈话，发觉大家一致推荐中国会士刘乃仁为院长。他回申汇报了毛，毛同意了，把AISIER调走，任命刘为工商学院校长。他是第一位当上天主教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刘有领导天才，会团结人，善于交际，他募得许多捐款，把工商学院提升为津沽大学。刘出生公教家庭，弟兄四人，三人为神父。我发觉献县教区法国领导更领会福音的精神，更努力执行教宗的指令，1936年任命中国人为主教，1942年任命中国人为大学校长，1950年任命中国人为会长，更早派中国会士去国外深造，比上海的耶稣会领导更开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每一所学校得有一个日本人当副校长，刘通过尚会长向在日本的耶稣会士求助。日本耶稣会士设法把一名天主教上智大学毕业的名叫三浦的日本天主教徒派到天津做副校长。

    三浦到津沽大学后和刘乃仁相处很好，三浦对刘说：“我来保护你们，不来控制你们。我只要你给我一所小洋楼、一辆汽车和一个漂亮的办公室，日本司令部来人，我来应付，其余事我不管。”一次他向刘说：司令部要抓XX进步学生，我们把他送出日军占领区吧。他们两个把学生叫来，三浦坐在驾驶员旁边，刘坐在后座，让那学生横卧在刘的脚下盖上一毡子。到了分界线，三浦下车和日本哨兵打了招呼，日军放行，驶进无人管的地区，三浦和刘松了一口气，刘向学生说：“现在你自由了。”三浦和刘两个回天津。这事是刘亲口对我讲的，三浦这个人帮了教会很多忙。天津津沽大学没有遭到日寇的干预，大学可以和以前一样授课，津沽大学名声大增，学生人数急剧上升。日寇投降后，三浦被遣送回日本，不再有他消息，刘曾向东京的耶稣会士打听，回信说不知他的下落。可见日本人中也有好人。

    天津解放了，共产党天津领导之一专程去拜望刘。刘心想共产党那么注意我，可能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带了300银元化妆成农民只身出走，出城时，哨兵搜出他的钱，问他带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回老家娶媳妇，解放军放他走，他先逃到内蒙，再去西安，又逃到上海，香港，最后逃到东帝汶，不久死在那儿。

    8月下旬，我离开天津回上海，当时日寇全力守卫铁路干线，北京、上海间火车还畅通，在浦口下车渡江，到南京震旦附中睡了一夜，改乘沪宁铁路，回到上海，去徐家汇神学院报到，当时神学院所在地即今日东方商城与附近的大楼所在处，院长桑热诚接待了我。

    神学四年制，同学有103人，教师有14人，分属中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瑞士、荷兰、匈牙利、德国、葡萄牙、比利时、印度尼西亚十几国，其中有些还是交战国，但同学们之间相处极和谐，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的院长，他领导有方，尽管我们的文化、政治等背景不同，他教我们超越了国家，使我们处处不忘是圣教会耶稣会大家庭的成员。院长在此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名桑黻翰，曾是震旦大学校长，上海教区耶稣会会长兼副主教（上面我已提到他），他完全以慈父的心情对待我们。他对我特好，我神学第二年就让我当学长，学长的作用是下情上达，一方面代表同学向院长反映他们的想法，一方面又要代表院长贯彻他的旨意。每天早上8点钟我得去他办公室请示汇报，他向我讲述怎样做一个好会士，如何做好牧灵工作，怎样做领导。他常向我讲他自己的经历，指出怎样处世，怎样待人接物，处事应怎样小心谨慎，他有时也和我讲一些他仍在学习和学习的心得，这些让我终身受益。我迄今认为他是我的恩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高大的形象。

    徐汇神学院，得到罗马梵蒂冈教育部认可，能授予硕士学位。神学院四年，所授课程为：信理神学、伦理神学、圣经学、天主教法律、历史、礼仪、神修等科目，一律用拉丁文教课。为了读圣经原文，必须学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课程安排得很紧。

    当时徐汇神学院教学很传统，也可以说很保守，全是特利腾（TRIDENTINUM)和梵蒂冈（VATICAN）第一公会议神学，教授们教的全部士林神学。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瞿光华（MACCARTHY），他教创世论，反对进化论，说天主直接创造了宇宙，按字面解释古经创世纪，说天主亲自直接造出我们的原祖亚当，夏娃两人等。难怪我们的老师在1946年初听了德日进的演讲后都摇头不赞成，难怪1947年我在巴黎去见德日进神父，和他长谈后，他送我出门时，拍拍我的肩膀时说：“小兄弟呀，你至少落后40年。”

    前面我说了，在学习哲学时我有一位好友名TRITZ，他现为菲律宾的著名慈善家，他以爱关怀最穷的人群。在学习神学时我也有一位好友，他名叫LUIZRUIZ，西班牙人，中文名字陆毅，长我三岁，他当时是副学长。我们学习、工作均配合密切，我和他同一天圣神父，但不在同一教堂。毕业后他去安徽安庆教区做福传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被驱逐出境，在澳门工作，他一生为残疾人服务，在澳门受人爱戴，他在我国内地先后创办了几十所麻风病医院，治愈了无数的贫苦、遭人遗弃的穷人。我在神学院的一百余名同学都已蒙召归主，只有TRITZ和RUIZ这两位仍健在，“仁者寿也。”

    按传统式教信理神学并不太难，信理神学内容分别是：天主实有论、天主圣三论、天主启示人类论、创世论、赎书论、基督论、教会论、圣事论、圣宠论、末世论、圣母论、天使论等，每一论设几十个命题。上课时先讲这命题的内容，讲其重要性，接着叙述历代与之相反的意见。接着打开几本摘要：一、圣经上怎么说的，引用几段；二、教父们怎么说的，引用几段；三、教会怎么说的，引用几段公会议的决议或教宗的上谕。这几本摘要随时带在课堂上：教父摘要、教会训导摘要。引用时，只读几段，不介绍其来龙去脉，往往断章取义。比如基督论，现今不这样讲了，先要证明历史中确有耶稣其人，然后讲历史中的耶稣怎样被认默西亚，又成为我们信仰中的天主之子，讲历史上如何通过与反对者的交锋而成为信条。

    教授中比较开通的是一位西班牙籍的伦理学与圣教法典专家名叫刚济亚（ELISEUSESCANCIANO)，他在罗马额吾略大学法律系攻得博士学位后来上海教书，并任上海教区法律顾问。开始他很严，凡有疑难或要求主教宽免的事他总引用法律XX条予以拒绝。桑院长认为他全是书本知识，不切实际，安排他周末做牧灵工作，派他去松江泗泾镇天主堂和青浦小东圩天主堂服务。他接触了群众，尤其劳动人民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同情教友，常常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从此他遇到别人请示，他的回信是：根据XX条是不许可的，但根据另外条款是可以的。他不再严辞拒绝了，而是为人民找出路，可见牧灵工作的重要。坐办公室，抄书本的人不知劳动人民的苦衷，不知体谅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和它交战的国家的人民都关在集中营内，一点自由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上海教区负责财务的万尔典VERDIER与日本总领事交涉后，日本人同意把与日本交战国的传教士集中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院内，在神学院读书的继续在神学院读神学，万尔典又向日本军说情，把在徐州传教的一批加拿大传教士转移到徐家汇大修院。这样，在上海的与日本交战国的传教士享受到不在集中营的较好的待遇，他们在徐家汇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日军派一小军官每天早上去耶稣会总院、大修院两地点名。凡要去上海市区的向他请假。来点名的是一个天主教徒，态度非常好，有求必应。

    耶稣会有一特恩，教宗准许会士念了三年神学即可圣为神父，再继续读第四年神学。

    我于1945年5月19日在董家渡天主堂（当时主教座堂）由上海教区惠济良祝圣，我们一个班共有33位同学，惠已年近70，说自己年老体衰，无力替33人行祝圣礼。我和朱树德两人是上海人，由他祝圣。其余31人由徐州教区（COTE）邰主教在徐家汇大堂举行，第二天我在重庆南路天主堂举行首祭。下午我给我的好友李俊仪、姚德芝证婚。我的两位堂叔金鹤声、金鹤汀为我张罗，我的舅父张宗培开着一个咖啡馆，在首祭日送来将近三百客西点，金鹤声夫妇还安排我在我出生地老天主堂和老家金家巷天主堂举行谢主弥撒，我的亲伯伯一无表示。

    圣了神父，放暑假，姚赞唐派我去浦南金山、亭林、虹桥做两个月的代本堂（本堂在上海休假），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突然到处炮竹声不绝，人们奔走相告，日寇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期待了八年的庆日来到了。感谢主恩！

    欢欣鼓舞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大肆掠夺，使老百姓感到失望。不久内战爆发，渴望多年的和平梦想破碎，笼罩着神州大地的是一片悲观的情绪。

    1946年6月下旬我毕业了，毕业的第二天姚赞唐叫我去说：“你毕业了，假期中我派你去苏北东台接替KLEMENT神父，你是代本堂，8月底回来，去安徽芜湖。”我知道国共又开始战事，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苏北紧靠长江离南京极近，是国民党必争之地，东台在新四军统治之下，国民党军队向东台挺进，战事已打响，很激烈。美国人的生命宝贵，必须让他脱离危险，转到安全地带，让我去替死。第二日我就坐火车到镇江，渡长江到扬州，改乘长途汽车到泰州，本堂周神父热诚招待。第二天搭上一条小船，船上乘客互不交谈，不久船离开泰州，约两个小时后进入新四军地区，河边有儿童队手持长矛在巡逻。船老大说，儿童队员可认真，不放过没有路条的行人，再三盘问不可对付，船行10个多小时，旅客要小便就到船头站着解开裤子方便，我可做不到，只好使劲憋住，很难受。傍晚到达目的地，抗战前号称小上海的东台，我敲开了堂门，本堂神父KLEMENT见是我，喜出望外，他早就知道我去替他，他可以脱离危险，第二天他就高高兴兴回上海去了。

    东台堂内有三位献堂会修女，领袖姓沈，约50岁，年长的的姓黄，海门人，年70，年轻的姓荣，苏北沐阳人，约30岁，我到时她正在教小孩儿唱歌，扭秧歌。KLEMENT没有留下钱，日常开支靠黄修女看病挣的钱，她会针灸，尤其擅长看小儿科的病。KLEMENT也会看病，留下一些西药，我不会看病，把药品送给人民医院魏院长，他大喜。国民党封锁，新四军缺药。东台城内没有几个教友，平日我献弥撒时，只有三位修女和一个姓解的看门佣人，此人长须垂到胸前，褐色长脸，有人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他自己说老祖宗是开封人（按，开封宋朝时，确有犹太人，但现已汉化）。星期天有20来个在东台郊区开荒的教友。我终日无事可做，实际派我来看堂的。几天后安丰教堂鲁神父（法国人ROUXIN）派人来告诉我说他病了，我就赶去，他拉稀，他见我很高兴，我们谈了半天，见他精神好，我就回东台。过两天，有教友赶来说鲁神父死了，我连忙赶去料理丧事，鲁神父前安丰本堂是徐丕文神父，徐调回上海时留下一大箱子的小说，没有带回去，我就选了几本带到东台看。

    当时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从泰州、扬州向北推进，张灵甫的军队则从徐州南下，南北夹攻新四军。上空国民党飞机不停盘旋，东台完全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街上尽是紧急调动的新四军，路上行人稀少，市面萧条。抗战8年，终于望到了胜利，谁知人民又陷于战争。

    隔了几天，在盐城传教多年的晋神父DEPRUNELE（法国人）来看我，他说他认识东台县县长董希白，他在徐汇公学当舍监时，董曾是他的学生。董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晋说我领你去看他，我们去了，县政府设在一个大庙里，我们通报后，董县长立即出来，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内上茶。董说自己少年入徐汇公学，他生得瘦小，同学欺负他，晋神父特疼爱他，他感激晋。董和他手下一批人都穿灰色土布中山装，我们辞别时，董送我们到大门口，对我说遇到难事去找他。我1951年回国后在报上看到董在外交部任条约司司长。我才进入解放区时，心忐忑不安，拜会了董希白后心中踏实了，安心、放心留在解放区看堂。

    KLEMENT神父知道我冒险代他到战地，使他能回安全地带，后来去菲律宾传教，他很感激我。1982年我释放回上海，他知道我在创办修院，很需要捐助，他有良心，每年为我捐得3000美元汇给我，一连12年直到他死。

    在东台两个月，没有麻烦，没有什么牧灵工作，主日上也只有20来名教友来望弥撒。他们是来自启东开荒种棉花的农民，生活很艰苦，我曾去探望过他们两次。他们住的极简陋的草屋，往往只一间，里面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两三只小板凳，中间一只锅。这些农民种的是盐碱地，必须多次用水冲洗才可播种植物，主要种棉花，供南通纺织厂用。启东农民种的和当地农民种的田，一眼就能分辨出，启东人种的农作物长得很壮，周边无杂草。过去项总铎在东台时，每月给来参与弥撒的教友发银元，我两个月什么也没有给。教友中一姓张的是头，有文化，我回上海后和我通过信，下面将谈到他。

    在东台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报纸看，没有收音机听新闻，因是暑假也没有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祈祷。邻居有一名姓徐的中医，经常来和我聊天，我给他讲些天主教要理，他表示愿意奉教。

    两个月中只有一次插曲，一天下午忽然来了一支军队，约200人，不少马匹，为首的对我说，我们将在你处扎营，你们得让出地方，一时间马嘶不绝，人声鼎沸。我叫老解和他周旋，我则到小堂去念经，特别求大圣若瑟保护，像保护圣家一样保护东台教堂和教友，祷告后我感到内心平静，步出圣堂，见士兵们牵了马离开了教堂。我又回到圣堂感谢大圣若瑟。

    好不容易到8月底，我向董县长告辞，向他要了张路条。在解放区内，一路上有儿童队巡逻，好厉害的革命小将，无路条决不放行，船向泰州驰去，进入国民党区，上船检查的国民党小军官怀疑我是新四军派去上海的，我被盘问了好久，起初说要扣留我，最后才放行。

    回到上海，姚赞唐对我说：“你不去芜湖，改去苏北淮阴。”原来已被任命为淮阴与涟水本堂的傅胜兰神父知道那儿战事激烈，不肯上任。于是临时决定我去代他，为期一年，又一次去替死。那时国民党整编第74师，张灵甫一支军队正向淮阴涟水挺进，国民党军队猛攻，新四军奋勇迎战，一场恶仗，确是极危险地带。涟水一位献堂会修女，见蒋方飞机来轰炸，为了保护自己，居然去屋顶挂梵蒂冈国旗，被新四军看见就地枪决。在国民党区的法籍神父HOMO和ROBERT神父，离开海州，去城头阿湖解放区带着张孝松和张景超神父奔向沐阳去张登俨神父处过本堂瞻礼。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在夺取涟水后猛攻沐阳县，新四军把他们5人扣留，就地挖了一个大坑立即枪决了他们。傅就是被派到那里接任，他留在上海不肯去，情有可原。我服从命令，回扬州，准备搭船前去淮阴。我到了扬州等船时，知道共产党战略撤退，国民党打通了运河。

    没有津浦铁路以前，运河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北方尤其京城需要的粮食大米和食盐都通过运河，由南方到达北京。运河很怪，高出平地一丈多，活像一条悬在空中的带子。运河沉积淤泥不挖去，河床上升，就加高堤岸，越加越高，站在堤岸上向下俯看街上的房屋和行走的老百姓。一旦决堤，河水一泻千里，大批良田沦为沼地，老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成为难民涌向江南做苦力。我坐船离开扬州，经邵泊、高邮、宝应、淮安而到淮阴，路程约400里，行一天一夜。淮安是一座古城，出名的景点是胯下桥，以汉朝大将韩信少年时忍奇耻爬过一恶少的胯下的地点而得名。淮阴天主堂在城外，有一座小学，神父住的小屋名也可居。淮阴是基督教的大本营，有很具规模的综合医院，有很大的教堂，牧师楼很有气魄。著名的女作家赛珍珠（PEALBUCK）出生此地，她写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有50部，1928年以此得到诺贝尔奖金。

    淮阴也叫清红浦，是个水陆码头，商业发达，教堂在城外，教友只有几十个（信基督教的很多），天主堂内有一所小学，有300余名学生。我到后请了多名年轻的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人数剧增，每天下午4点钟放学前，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我给他们讲话，我感到极大快乐。星期日看不到学生，很寂寞。我在淮阴时为学校增添了教育用具、体育设备，以后又修了3间大教室，我对淮阴、对苏北很有感情。过去我有上海人的偏见，瞧不起苏北人，自从我到了东台和淮阴后，我喜欢上苏北人，听苏北话也感到亲切。

    我到后不久，联合国救济总署淮阴办事处主任张XX来拜望我，聘请我为他的顾问，我欣然接受。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涟水调查，顺便看了天主堂，我所走过的地方，涟水城最穷，城市穷，没有楼房只有平房，还有草房，老百姓穷，室内没有多少家具，老百姓穿的是打补丁的破旧衣服，县领导领我们参观，真是惨不忍睹。我们要保长把每户登记造册，报上来，隔了几天我和张主任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带了几卡车的面粉去发放。张主任说不经过政府，更不经过保长的手，直接发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我们根据报表，核对人口，一包一包地发给老百姓，每户两袋白面粉，回去路上张主任高兴地说，看老百姓多高兴呀！谁知道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事后我们知道，在我们走后，这些保长也按户索取说：“我们不报你们，你们会拿到白面粉吗?如果下次还想要？就分一半给我们。”老百姓为了下次再领，不得不忍痛上交。国民党如此腐败，不垮才怪呢！

    我待了几个月知道新四军只让出城市，国民党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和邻近公路，及沿运河的一些市镇，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共产党控制着。最不得人心的是那些还乡团，共产党进行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下中农，地主逃到了城市，又组织还乡团。国民党军队来时，还乡团跟在后面，地主们反攻倒算。还乡团有武器，从贫下中农手中夺回房屋土地，非常残酷。国民党大失人心，失民心者必亡。

    我以小学的名义向张主任要了几百袋面粉和豆子，我用此修建了几间教室，扩大我的小学。落成那天我请张主任来剪彩，他在致贺辞时说：“我拨出了那么多的救济物资，但最后有成果的只有天主教！”（按：张主任曾是扬州一中学校长，为人廉洁，不许家人拿救济物，连一寸布也不准拿，我去过他扬州的家，没有什么好的家具，我佩服他）。

    苏北的淮阴教堂内也有三位修女，领袖是位年老的，姓陈，另两位年轻，是以教书为主，一位姓缪，扬州震旦附中毕业，一位姓荣，是沐阳人，从东台调来。她们给我的伙食很好，每顿4个菜。一次我偶然趁吃饭时间去看她们（从男公所到女公所，先得走出男的大门再从女的大门进去，我一般不去），发现他们3人只有两碟子菜，我对她们说：“你们必须吃与我同样的菜。”她们口头答应，过了几天我再去，她们仍是两碟，我发火了，我说：“你们如再阳奉阴违，我就罢吃了。”我再去时，她们改了。淮阴天主堂在城外，没有电，用煤油灯，她们省钱，用豆油加灯草的灯，在微弱的灯光下改作业，我又生气，勒令她们改用煤油灯。这些修女真好，神贫、听命、全心全意为堂区服务，值得我效法，但愿今日的修女也能像她们一样。求主俯听我们！

    我前半生（被逮捕前）和献堂会修女合作，只东台和淮阴两处。外国姆姆培养出那么好的修女使我终身难忘。在我脑中献堂会修女的形象极高大。当时上海教会外国修女都在市区工作，条件好，住洋楼，吃西菜。广大农村全由献堂会承包，她们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绝对服从，不求任何报酬，处处为教会着想，多伟大！但愿我们今天培养出来的修女超过外国人培养的。

    1947年3月来了一个法国人，在我的生命史上，他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人名叫皮德（BITH），是耶稣会巴黎省一会长，上海教区隶属于该省。每六年该省会长来视察一次。这次他来后指名要见我，我到扬州看他（格寿平陪着他），他和我谈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他说要去淮阴。我们三人就搭长途汽车，那时那儿的长途汽车很简陋，硬板凳，低矮的车厢，皮神父个儿很高。汽车开了6个小时，一路颠簸得很。他住了一天，体验在苏北传教士的生活。我向张主任说了，让皮和格两人搭救济总署的吉普车回扬州。回国前，他开了一个咨议会说他想带着我回法国，再去罗马念神学考取博士学位，回国后当神学教授，几个法国咨议表示反对，尤其万尔典，居然向皮德高声拍桌子说，中国人去了欧洲回来就不服从，不尊敬他们法国传教士，又说：中国人没有资格当神学教授，法国传教士来上海已100年了，震旦大学、天文台、神学院这3个地方从来没有中国人进去工作过。皮德没法，只得说去请示总长，让他决定。

    我在上海的耶稣会生活十多年，也曾在献县生活过一年，上海属法国巴黎省管辖，献县属法国香槟省领导，两者相比之下，香槟省更领会教宗本笃十五颁布的“夫至大”通谕，努力培养当地神职人员，把教区权力移交与本国籍人。香槟省的领导更开明、更有远见。

    30年代河北省献县的法国耶稣会向罗马报了中国籍人赵振声做主教，40年代让中国人张思谦当会长，并且还送会士去外国进修。而1942年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多病，法国巴黎耶稣会考虑选接班人，他们选定的仍是法国人茅若虚（DUMAS）做未来的上海主教，把他从天文台调出来，任命他为佘山总铎，茅和自己的朋友说，领导不让他干天文台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培养他当主教。但茅这人不会中文，到了佘山和教区神父不能沟通，教区神父不欢迎他，主教惠济良和会长姚赞唐认为培养茅失败，又把他调出佘山，放到震旦大学做院长。可见，到40年代中法国人还不想交权，全国解放，还不愿放权，最终被驱逐出境。

    我在苏北时姚赞唐也去苏北，他从泰州去东台再去盐城，一进入解放区阜宁，当即被扣留。他蓄有长须至胸，颇有些仙人的味道，新四军把他软禁，限制他的活动自由，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上海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耶稣会和教区认为他必已遇难，在大堂内为他举行追思大礼弥撒，全堂挂的是黑彩带。那时解放军战略撤退，姚自由后返回上海，弥撒中间姚出现在大堂，向众人说：“我还好好活着！”满堂教友鼓掌欢迎，追思弥撒马上变成谢恩弥撒。

    6月中旬我收到格寿平的来信说，省长皮德请示了总长，总长批准我去欧洲了，叫我回上海准备去法国学习。我所属的扬州总铎区洛神父（LAUZON）知道后写信给格说，已知总长批准我去欧洲，但应留在淮阴至8月底才可离开。劳神父当时亲自赶往淮阴想留下我，然而在他赶到淮阴时我已离开淮阴3个小时了，正在回上海的长途汽车上，当时还没有手机，他无法追我回去。

    到上海后，知道张伯达竭力推荐朱树德去法，才尔孟又建议他手下王仁生神父去法考察。还知道才尔孟给王买的二等舱船票，给朱树德和我买的是三等舱船票，6月下旬我们3个人搭ANDRELEBUN号邮船离开上海，这艘船原属德国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法国人从德国人那儿作为胜利品接收过来。邓小平20年代去法国勤工俭学坐的就是这艘船，可见其老旧了。航行的第一站是香港，船在香港停两日，上客人和货物，当时香港只有40多万居民，规模远不如上海，我们上岸参观了香港主教座堂和耶稣会管理的华南修院和华仁书院。第二站是西贡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船停3天，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热诚招待我们，参观了一些教堂。我们去了西贡旁边一个叫CHOLON的城，整个是华人的世界（当时约有20余万华侨），在CHOLON似乎置身于广州一样。第三站是锡兰（现为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COLUMBO。

    上岸后我们去参观教堂、教会学校与医院。晚上，主母会修士在他们沿海岸的花园中宴请我们，夕阳西沉，万道金光，风景极美，这时万籁俱寂，躺在长椅上身心放松。“大海呀，请赞美天主！”的歌声在我脑海中出现，这真是人间天堂。到处是椰子树，高高的树上挂满椰子。一个少年抱着树干轻松地爬到树顶，摘下多只椰果，劈开，吸取椰汁，清香美味，直入心腑。园中摆上晚餐，头道菜是一盘面条，旁边有一小只碟子里面放有黄色颗粒，我见主人把它倒在面条上搅拌后用叉卷好，送入口中，我也照葫芦画瓢，把一碟调料全倒在面条之上，一放入口中，其辣无比，如火烧灼，原来是印度咖喱，出于礼貌，不得不忍辣摄入，吃一口面，喝一大口水。一盘下肚，只觉得肚内似有火烧，好像是从美好的天堂一下坠入了炼狱，但仍保持笑容和主人对话。当晚的尴尬情景至今未忘。

    邮船离开科伦坡驶入印度洋，已值盛夏季风时节，风浪极大，时而把船身高高举起，时而又把它抛下，船身忽上忽下，大多数乘客都呕吐不止，躺在床上不能站立，晃得厉害时可同时容数百人的餐厅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在用膳。

    在印度洋十几天，生活单调，只看到大海，没有其他进入视线，但有两次插曲。一次一名法国妇女和丈夫吵架，气愤之下，从船的一侧纵身跳入大海，甲板上的游客见状，拥上甲板，惊慌万分，只见那妇女没有沉入海中，双臂一起一落，头部时现时隐，划向轮船。船行较快，妇女显然没法追上。旅客见到人影逐渐缩小，焦急万分，船长下令，船掉头回去救援。几名水手卸下救生艇，坐在艇中,其他人把小艇往下降至海面，找到该妇女，把她拉入艇中，其他水手拉起小艇，把湿漉漉的妇女送到他丈夫跟前，一场家庭悲剧，戏剧性地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散去。另一个插曲是一位老年旅客，心脏病突发死去，时值盛夏，气温极高，当时没有空调，船上也没有冷冻设备可以保持尸体十几天不腐烂，经家人同意实行海葬，把老人抬到甲板，覆上国旗，轮船停驰，奏哀乐，把老人连榻用滑轮送到海面，收回绳索，老人沉入海中，船只继续西驶。老人是旅越法侨，想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安度晚年，却猝死，葬身大海。该妇女恨不欲生而求死，但死到临头，求生心更切，终于获救。

    邮船在印度洋中行驰了十多天，季风肆虐，终日海浪咆哮，又不断降雨，真是风雨交加，旅客不能站立，终日躺在舱中床上，无聊之极。天上无飞鸟，海面无游鱼，除了看到已经熟悉的面孔，见不到其它任何生命。

    为避免正面和季风顶冲，船长改变航向，延误了时间，食用水又告急，船长决定临时在亚丁停靠补充用水。

    邮船减慢了速度，远离季风带，风平浪静，云中露出太阳，人们渐渐望到海岸，拥上甲板的旅客顿时欢呼起来。人不能无土地，也不能离开人群。

    亚丁位于印度洋与红海接壤处，是欧亚贸易必经之地，尤其苏伊士大运河开通之后。它位于红海之口。英国把它占领，先作为托管区，后干脆把它作为殖民地并建成重要军港（1967年11月也门共和国成立，亚丁成为首都）。我上岸后发现亚丁筑在岩石之上，整个城市是灰色，无一片绿色，因为没有土，是寸草不生之地，偶尔见到几棵树，也是运来黑土所种植，大风一起，土层被卷走，树木又枯死。市内没有农业，没有种植业，没有畜牧业，蔬菜水果肉类全部进口，但有工业，有极大的炼油厂（阿拉伯半岛盛产石油），亚丁有士兵，有工人，有公务员而没有农民。亚丁有主母会修士办的一所很好的中学，我们去参观，修士们热情招待我们。

    船驶入红海，顿时想起了古经上所记载梅瑟带领以色列人民逃离埃及前往福地时怎样走过红海，法劳王率领军队追赶他们时淹死在红海之中的故事。然而见到红海时，发现红海并不红。海面非常辽阔，不是一片红海。如果海水中断，让一大群携老带小的以色列难民拖着疲惫的身体徒步前进，一旁海水竖立起来，形成一座宏伟的液体大坝，快速上升直插云霄，何等壮观，这样持续几天几夜，当法劳王率领大军追杀过来，也走进红海之底，刹那间液体水坝倾倒下来，把追兵全部淹死在大海之中。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幕，既壮烈又悲惨的场面真是旷世未见的奇迹，为什么未见正史记载？我不禁沉思起来。

    船进入苏伊士运河，红海与地中海几乎隔岸相望，但这岸实际是有200公里阔，这地带把两海相隔开，但却把亚非两大洲接连。自古以来，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要去亚洲，船只不向东行而是往西驶入大西洋，扬帆往南航行约8000公里，到达好望角，绕过南非再沿非洲东海岸往北6000多公里，才向东驶向亚洲。这样绕一个大圈子需多走10000多公里。19世纪法国工程师LEVEPS认为必须在亚非接壤处开一条运河，可省时又省钱。他到处奔走呼吁，实地考察、设计、筹集资金，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实现他的梦想，运河长190公里，深20米，宽67米（后加宽、加深），造福人类，他功垂千秋。也是他设计开通了南北美洲之间的巴拿马运河。我们的船在运河入口处，苏伊士和出口处塞得港各停半天，才进入地中海驶向法国马赛市。

    当时地中海尚未污染，海水碧蓝，海面平如镜，行驶在地中海的几天里，天高云淡，傍晚时分，夕阳照耀海面，霞光万道，天空布满星辰，使我不禁不断念叨：“大海请赞美天主！”

    不几天驶近马赛，远远望见山上大堂尖顶的护爱圣母铜像。马赛是个古城，纪元前就是港口，居民不是渔民就是海员，他们出海前都祈求圣母护佑他们平安归来。在与海浪搏斗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圣母身上，在岸上的家属也去祈求圣母保佑家人平安回家。我从上海登船到马赛下船，在船上共32天，现在乘飞机从上海到巴黎只用12个小时。

    马赛的一位老年辅理会士来接我们三人，他帮我们办入境手续，取行李，然后去耶稣会院。

    1947年夏，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两年，港口里还见到不少击沉的船只，它们只有桅杆或烟囱露出水面，人们顾不上把它们打捞上来。行走在大街上，到处可见断墙残垣，满目凄凉，使人备感战争的可怕，人类需要和平。

    在马赛停留两天，第三日我们乘快车前往巴黎，列车早上8点钟开，晚上10点钟到达，800百公里走了14个小时，今日高速铁路只需要3个小时。几位年轻的会士候在车站，接我们到RUEDEGRENELLE耶稣会巴黎省总院。第二日我们三人去拜见了省长BITH神父，他看见我们到了，非常高兴，他让我们先参观巴黎，然后去参加他建议召开的省际研讨会，其主题为耶稣会如何在促进世界保持持久和平中做出贡献。

    来巴黎的会士很多，来办事的、旅游的、过境的。理院神父招待他们，很忙。他告诉我1946年一年招待过2000多会士。依照住会院的天数，为来的会士安排若干弥撒，一天一台，不收其他费用，教会中有此惯例，拉丁文说UBIMENSAIBIMISSA，意即凡有祭桌就有饭桌。

    我和法国耶稣会修士一起生活将近10年，所以饮食方面很适应，但也有尴尬的局面，午餐的最后是一小盘水果，往往是一串葡萄，我开始依照中国人的吃法把皮与核吐出来，然而一看周围的人都连皮带核吞下，我只好不吐，可也吞不下去，只能把皮核含在嘴里，越含越多，旁人和我说话也不应答只是微笑，好不容易等到院长打铃念饭后经，整队出餐厅去小圣堂拜圣体时，溜进厕所将其吐出。

    到巴黎后，理家神父把朱树德和我领到巴黎警察局去报户口，然后可以领证取得粮食。当时凭证供应，每人每天供应黑面包（掺有玉米粉）500克，以后减到每天只250克，其余吃土豆。我觉得伙食比上海差。美国有马歇尔计划即向欧洲输送包括农产品的许多物资以解决饥饿问题，并借款或赠送资金以帮助欧洲重建工业等。法国认为接受嗟来之食有损国家的尊严，起初不接受该计划，其余国家加入这项计划，民生立即改善，经济复兴迅速，法国意识到靠自身力量拒绝外援的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也就加入了。百姓立即有白面包，有大量肉类，跟上了其他西欧国家。

    巴黎曾是法国及欧洲的文化中心，属于世界级的美丽的城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侵入法国，法军节节败退，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自动撤退，德国飞机大炮没有轰炸巴黎，巴黎得以不受损失，否则如果战火燃烧到巴黎，巴黎也会成为废墟。正如后来我国的解放战争，蒋介石下令死守北京，玉石俱焚，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京，北京得以保存。

    在法国的耶稣会派两名年轻会士陪我们参观巴黎市，首先当然要去看圣母大殿（中译巴黎圣母院）和耶稣圣心大殿。宏伟的圣心大殿建筑在郊外一座小山上，山脚下有女修院，圣依纳爵和他的初期同伴在那儿发了愿，耶稣会形成了。我在那儿也献了祭，求天主赏赐我能终身为合格的耶稣会士。

    除了圣堂外，我们还参观了博物馆，去了凯旋门，有9条大马路以该门为终点，极为壮观。并在香榭丽舍大街和沿塞纳河散步，使我感兴趣的是河畔上有许多的旧书店，又去了埃菲尔铁塔，因为没有钱买票，只能在下面往上望。以后我多次去看铁塔，每次票价都在上涨，总是买不起票。后来去巴黎身边有钱了可没有时间去玩儿，至今也没有登上铁塔。

    巴黎市的建筑有一个特点，政府不准许建高楼，这样就使每处屋顶上都能看到巴黎市区的全景，无高楼挡住视线，摩天大楼只能建在市区外。这和我国开发大都市的理念不同。北京的城墙不见了，四合院也拆的差不多了。

    我们也参观了耶稣会在巴黎管理的几所中学和社会问题研究所，我去了“学习”杂志社，拜望了我所钦仰的LEBRETON神父，他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圣经学家，我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也拜望了德日进神父，他是世界闻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思想家（前面我提到过），他和我长谈，送我出门时，他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呀！你是至少落后了40年呀！”由于他的超前思想，揭发、控告他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到罗马。他先去罗马，想为自己辩护，当时耶稣会总会长JANSSENS是研究天主教法典的专家，他信任的神学家，他的同乡比利时人DHANIS神父等，都反对“新现代主义者”，无法理解德日进，也不为他辩护，罗马许多神学家以道明会内GARIGOULAGRANGE为首的一些神学家大力攻击他，一次集会上德神父指着该神父向他人说：“此人真想把我烧死呀。”后来德神父只能离开欧州去比较开放的美国纽约耶稣会院以避风浪。离开巴黎时他想把自己的著作交给“学习”出版社，院长及总编D’OUINCE劝德说：“放在我这儿，肯定不能出版，因为必须得到教会当局的审查和批准，进步书必将遭封杀，不如交给一个可靠的友人，请他保管，由他设法出版。”德听了院长D’OUINCE的话，交给了他的可靠的朋友，此人在德死后为他出版，他的书出版后风行全世界。德在美国耶稣会过的类似隐修士的生活，1955年耶稣复活瞻礼日蒙召归主，送往墓地的只有十来人。

    耶稣会省际和平推进会于巴黎附近凡尔赛召开，凡尔赛原是路易十四世建造，为他和朝廷大臣及贵妇享福作乐之用。1919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所谓和平会议就在凡尔赛宫内的明镜厅（四周墙壁皆为明镜）内举行，这次会议是列强的分赃大会，对弱国尤其对我国不公道，而对德国与奥地利特别苛刻，签字日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开始用极轻视的口吻高声道：“把德国人带上来”，以羞辱德国人，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该会议又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对德国人民、中国人民都是一个国耻之处。

    耶稣会在凡尔赛有一所很著名的日内维尔ECOLESAINTEGENEVIERE学校。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为报考法国名牌大学做准备而来，学习期为两年，校园很大。

    与会的除了法国4位省长和会士，有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省长与教授们，济济一堂，皮特省长致开幕词。他说年前为选举新总长而待在罗马时和许多省长交谈，发现彼此关心的问题基本相同，尤其培养年轻一代追求和平、热爱和平、促进和平的精神，他感到即使在耶稣会内部仍缺少沟通、缺少合作，为此他召开这样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大会请了许多位专家作报告，如：马克思主义专家GASTONFESSARD、“学习”杂志总编D’OUINCE、神学家DELUBAC（不久被打倒，后又升为枢机）、德日进和他的助手LEROY等。在发言中，一位美国的省长说：“我们讨论的问题极重要，尤其应在青年中播下和平的种子。我注意到，在这所学校内挂满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照片，法国青年看后只会激起对德国的仇恨之心，我建议法国耶稣会在这儿和其他学校内换下这些照片。”他的发言博得了长久的掌声。一次我在一个旅社内和一个法国青年讲应对德国人民友好，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我说：“将来我们都要去天堂，会永远在一起。”他回说：“天堂上有德国人那我不去天堂了。”可见法德人民之间仇恨之深。幸而第二次大战后法、德、意出了三名伟大的政治家，德国的阿登纳，意大利的加斯贝利，法国的舒曼，他们主张法、德间应消除仇恨，彼此友爱，先来煤铁共管，资源同享，以消除挑起战争的根源。他们认为战争实际是由资本家的贪婪、争夺资源、控占市场而爆发的。为此签订罗马条约，逐步发展成今天的欧洲共同体公约。现在欧洲共同体人民之间没有仇恨，法、德人民友好相处，战争发动不起来了。

    会议后曾在上海传教时任巴黎省耶稣会传教部主任的赖神父DELALARGERE来找我说他新买了一辆汽车需要磨合，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旅行，我当然愿意，于是乘了他的汽车，访问了EVREUX,、ROUEN、TOURS、LEMANS、LAVAL、POITIER等城市，参观了许多大教堂和耶稣会办的学校。LAVAL有耶稣会初学院，见到了两位认识的人，一位是养病的老神父，姓廖，外文名ALLIAUME,曾在上海横沙岛上当过多年的本堂和徐汇大堂副本堂，他身在法国心在中国，希望病好后再回上海。另一位是个青年，名DEMARGERIE，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当上海还有法租界时，总领事权大，此人是名不进教堂的天主教徒，其夫人极虔诚，我没有想到这名青年会进耶稣会的。两人见了我十分高兴，这名青年后来又偷偷去苏联传教，2003年死在巴黎。

    汽车在法国西北部走了一圈回到巴黎，我再去凡尔赛，那儿有８名要求去中国传教的青年会士在读中文，教他们的是两位ORATOIRE会的修士，一位姓吴，江苏苏州人，一位姓黄，安徽人。他们两人爱唱京戏，爱拉胡琴，每天晚上给我们唱几段，他们原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的地位很高。蒋介石1927年4月大规模反共时逮捕大批共产党人士，因他们两人家境富裕，父母送他们到法国避难，先在里昂大学念书，接触到耶稣会士后，他们抛弃了马列主义，改信了基督领了洗，他们请DELUBAC神父为神师，他们决心弃家修道终身宣传福音，他们想加入耶稣会，吕神父认为根据他们的个性参加ORATIORE修会更适合，他们成为该会会士，后成为神父。黄会士把《老子》译成法文，是我知道的许多种译本中，最贴切原意的译文。我的一位好友R.P.GOLLIET也是该会会士，我建造光启培训中心时他捐了巨款，他不愿留名，只说：“用以纪念吴、黄两位中国会士。”1951年我回国前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和刘少奇、周恩来等是朋友，他们回国一定没有问题，今日想来他们如果回国，一定作叛徒、特务处理，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而死。

    在凡尔赛学中文的会士中，大多数去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名叫LE-GOUVELLO的去了台湾，死在那儿，其余回法国，其中一位名叫BEAUCLHAMP的成为著名的圣经学家。

    10月16日我和朱树德神父离开巴黎去里昂附近的巴莱慕尼亚PARAYMONIAL的高隆汴会院报到，开始卒试。卒试顾名思义，指的最后一次的实习、考核，耶稣会所独有。耶稣会入会初试即初学两年，两年后可发初愿，此后读书，文、哲、神学等，圣神父后有一年的卒试，也称第三年初学，卒试后可以发终身愿。训练期结束，成为正式会士。

    巴莱慕尼亚是一座小城，因耶稣圣心在那儿发显给往见会修女玛加利大而闻名，吸引许多女修会来此设了分会，吸引许多教友来朝圣，成为著名的朝圣地。

    已报到的有30余人，其中来自美国两人、黎巴嫩一人、埃及一人、巴西一人、阿根廷一人、中国两人，其余都是法国人。我2003年去法国访问时了解到他们都已蒙召归主，只有我一人尚留人间。神师即导师为一位老神父，名VERNY,已70多岁，第一次大战时失去一臂，他大半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度过，曾在耶稣会办的圣若瑟大学担任教务长多年。他爱黎巴嫩，讲课时不断提他在黎巴嫩的经历，经常讲黎巴嫩的美丽，和当地人民的和谐，殊不知现已沦为不断发生战争的地区。

    卒试专务神修，每隔一天，神师神父向我们讲神修课，并诠释耶稣会会规。加强神业功夫，多做默想、祈祷、多阅读圣书，最主要的是做一个月的圣依纳爵神操，又去堂区讲道40天。这40天院内无人，朱树德利用这段时间去巴黎到巴黎大学听课写论文，神师派我到里昂耶稣会神学院去。

    该神学院位于里昂城外FOURVIERE小山顶端处，离著名的无原罪始胎大殿和总主教府很近。当时的神学院充满活力，云集许多有名的神学家如DELUBAC、BONSIRVEN以及FONTOINON、GANNE、DURAND、RONDET等，他们主张神学应回归泉源即圣经与教父，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犹太、希腊所传下的基督原意。FOURVIERE神学院的影响极大，使传统的神学家们感到恐慌，他们的揭发、告密信件不断的送到罗马。凡有团体，即有打小报告者，领导们也往往喜欢听小汇报，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无例外。耶稣会总长派他的亲信，同是比利时人DHANIS神父作为巡视员视察法国耶稣会的两个哲学院、两个神学院，尤其以FOURVIERE神学院为重点。其结果就是1950年教宗比护十二世发表“HUMANIGENERIS”（人类）通谕，随后彻底改组FOURVIERE神学院的教师队伍，把原有教授调出，调进一批保守派的老师。

    我在神学院院方安排我住在DELUBAC神父旁边一室，我有机会和他长谈，受益匪浅。他在里昂大学教书，教授宗教学。他领导一批青年成为他们的指导司铎。他和DANIELOU神父合作出版教父们的著作，称为“基督教泉源”丛书，销路很广。DANIELOU后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又升为枢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男子应征当兵，工厂缺少劳力，中国北洋政府输送了许多中国青年去支援，使工厂得以继续开工，维持生产。庚子赔款协议，法国政府退还一部分款项，中国方面在法国里昂办了一个中法大学，一时里昂华侨特多。耶稣会在里昂创办一个“中国侨民之家”的小机构，为华侨服务，星期日我去服务。我很佩服劳工中的一名青年，温州青田人，他家极穷，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他决意闯天下，挎着一篮青田石，一句外语也不懂，却从温州出发经东北，经西伯利亚，经乌克兰、波兰、德国直到里昂。几年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开了一个不小的店铺，专卖皮件，温州人真了不起！

    有人告诉我，离我们会院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苦修院（TRAPPISTS）名叫七泉院，院规极严，会士入院后终生不出院门，专务祈祷和劳动，天天唱大日课，半夜也需要起来集体祈祷，严格守默静，只和天主交谈。解放前在我国河北省杨家坪和正定有这种苦修院，我的两名同学在那儿赞美天主，一位叫朱似碧，是上海青浦蔡家湾人，一位姓尤，名钟杰，上海若瑟堂教友，我很钦佩这类苦修士。一天，我向导师请了假，去七泉苦修院祈祷，接待我的修士很高兴地告诉我，修院中有一名年轻的中国修士，叫他来陪你，很快来了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说的一口标准的巴黎口音的法语，但他不会讲中文。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王川，他只会写这两个字，姓王即三横一竖，名川即三竖。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外交官，母亲姓张，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女儿，他父亲原本在巴黎国民党大使馆任职，调去南美洲时把幼小的王川寄养在一个法国友人家中，于是他只会法文，不会中文。大战结束后父母来看他，不懂法语的父亲，只能通过懂法语的母亲作翻译来交谈。他在寄父、寄母家中看到圣女德肋撒的灵心小史,大受感动，皈依了天主教，毕业后经过思考、祈祷，决定弃家修道选择最严格的苦修院，终身为全人类祈祷做苦工，他离开巴黎冒险越过德国占领区的分界线进入维希政府控制的地区求进七泉修院。我们交谈甚欢。我回国后一直和他保持通信，直到我被捕入狱止。我联想到吴经熊博士也因阅读灵心小史而皈依天主教，圣女小德肋撒不愧为传教主保。

    在卒试院时，导师邀请有名的神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来院里讲座，许多名人的报告我都记不得了，但一位耶稣会工人司铎的演讲却深深打动我的心，迄今未忘。这位神父年龄40左右，中等身材，方方的脸，穿着一身工人衣服，滔滔不绝向我们介绍他的圣召，他说：“过去，法国是以农业立国，教会扎根于广大农民之中。每一个村落，中心是教堂，旁边有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另一侧是公墓，教友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然后去教堂念经。所有的人都是出生后在圣堂领洗登记，幼年、少年在教堂的学校念书，大了在教堂内领受婚配圣事，死后埋在教堂的公墓内，教堂是农民生活的中心。有事去询问本堂神父，有纠纷本堂神父为他们仲裁。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工业革命了，城市开了工厂，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挤在资本家为他们盖的简易棚房内。他们也脱离了教会，脱离了本堂神父。资本家残酷剥削他们，却又无人出来保护他们，替他们说话，他们心中滋长了孤独和仇恨。孩子们没有人照顾，受不到教育，两三代下来工人们失去家园，失去宗教信仰，成为工人阶级，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农民人数逐渐缩小，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与贵族、与资产阶级、与教会对立，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位神父说，过去的主教院长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更多想到的是为富人服务而很少为穷人服务。200年来，教徒人数少了，无神论者多了，无产阶级中没有教会存在。教会必须对无产阶级进行福传工作，不要只在工人以外福传，而是要深入工人，以身作则，重新福传，于是掀起了一个工人司铎运动，司铎不应养尊处优过资产阶级生活，而是要成为工人，和工人一起劳动，过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人才会接纳你、才会听你、信你、才会再做基督徒。他说，工人司铎的生活很艰苦，住的是一间小屋，没有像样的家具，你生活豪华了，工人不会理睬你。吃的不能超过工资的收入，穿的是厂方发的工作服，或从市场里买的最廉价的衣服，别的工人8小时后可以回家休息，对我们来说工作才开始，访问工人，帮助穷人，我们应抛弃华丽的辞句，文雅的举止，而学会朴实的语言、粗犷的性格，使工人接纳你，不认你为异类。他说，有一次，一名工人在垃圾洞内捡到一只死兔子，烧了请他去吃饭，他必须与这名工人一样高兴地欣赏这顿美餐。久而久之，工人司铎和工人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工人司铎也加入了工会和工人们一起和资本家斗争，一起抗议、一起游行，有的也遭遇到警察逮捕。上世纪40年代末，工人司铎运动日益博得工人阶级的欢迎，但也引起资本家和上层社会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批工人司铎，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有失司铎的尊严，揭发的信件又飞向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也表示出否定的意见，巴黎大主教特去罗马拜见教宗，为工人司铎辩护，但教宗不听这位主教的意见，下令禁止司铎再去当工人，这个蓬勃发展的运动就此夭折了。有一些工人司铎，不愿离开工人，继续当工人司铎，但也是少数而已。很多人为后继无人而感到惋惜。我心中深处向工人司铎致敬。

    过了复活瞻礼，我回到卒试院。一次我被邀到一所女子中学作报告，介绍中国教会，事后一名妇女带她的女儿来院找我的神师，说她的女儿听了我的报告后，决定将她历年来的积蓄约1000美元捐给中国教会，我十分感动，这女孩名叫德肋撒。我也被邀请去MACON、CREUZOT（邓小平曾做过工人的城市）AUTUN大修院等地介绍中国。在SAINTEFOY堂区，一个小孩子名叫RAPHAEL，CANNARD给我写信说他一直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不用功读书，听了我的讲道后决心做一个好学生。我和这两名小朋友一直保持通信，被逮捕后失去联系，我一直想念他们。我在巴莱玛尼亚时多次被派往堂口帮助做弥撒、听神工，我更了解小城市和农村的法国老百姓。

    假期满了，我回到巴黎，从巴黎乘火车到罗马，到宗座额吾略大学报到。该大学前名叫罗马公学，为圣衣纳爵创办，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由耶稣会和梵蒂冈高教部双重领导，位于罗马市中心，地址是PILOTA广场4号，旁为宗座圣经学院，这两所高级学府都由耶稣会管理。当时教授都是耶稣会士，来自世界各地，校长名PAOLODEZZA，意大利人，教务长兼神学院主任CHARLESBOYER，法国人，哲学院主任为ARNOU，也是法国人，传教学院主任D＇ELIA，意大利人，他曾在上海传过教，曾把三民主义译成英文，以后专心研究利玛窦，他经手出版利玛窦全集。另有法学院和历史学院，我请BOYER神父做我的导师，他欣然接受。他指示我，圣若望福音的中心思想乃天主圣父和圣子的合一，以及圣子和我们的合一，耶稣的最终遗愿就是让我们合而为一，应从教父著作中找他们的诠释并综合之。除了大量阅读以外，我也选了几门课。

    额吾略大学、圣经学院和东方学院是耶稣会的重点院校，三者都直属于耶稣会总长，总长任命一名代表领导他们，当时的代表是法国人，名叫DEBOYNES，曾任耶稣会巴黎省省长，很关心上海教务，对我很友好，上海耶稣会的许多领导曾是他的学生。

    额吾略大学于罗马市中心，地理位置虽不在梵蒂冈，但根据意国政府与罗马圣座签订的拉特朗LATRAN条约，该大学属于梵蒂冈，我们的给养来自梵蒂冈，面包、肉类、蔬菜、水果包括烟酒在内，都由梵蒂冈供应，梵蒂冈不抽税，东西特别便宜。我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比在法国时好得多，每天每人的费用只一美元，一条美国骆驼牌香烟只是市场价的1/4。

    额吾略大学有学生2000多名，当时只收男生，而且只收神父修士，不收女性，不收平信徒和修女。以后改了，既收平信徒，也收女性，其中有不少是修女。额吾略大学是全世界主教的摇篮，据2001年的统计，全世界3000多位主教中，额吾略大学读过书的超过700多名，约占1/4。

    当时大学内有60名驻校教授，都是耶稣会士，另有访问学者，除了意大利籍外，另有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英国、秘鲁、哥伦比亚等国会士，没有亚洲和非洲人。教授中许多是各圣部的顾问，有些具有很大影响。比如校长DEZZA曾是教宗庇护十二世的神师。LENERZ，德国人，是教宗的神学顾问。另有一个人，矮个儿，走路时总是低着头，沿墙璧走，很少与人打招呼，人家告诉我他名LEIB，德国人，是教宗的亲信秘书。教宗的伦理学、圣教法律顾问，也都是德国会士。

    大学实际是一座大楼，在市中心，没有校园，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厅，开大会时，就作礼堂用。四周从底层到四层是教室、阶梯教室，校长、教务长、图书馆主任、系主任都在二楼办公。大楼最右侧有图书馆和档案室，内有几百年积下的师生名单和资料，所有硕士、博士论文等，随时可调阅。四层以上是教师们的生活区，有一夹层，大小饭厅、大小圣堂、休息室在其中。按耶稣会的惯例，除院长外，每位会士只能有一间房，屋顶是个平台，两边是一些教授喜欢养的花。当时耶稣会的博士生也有百名住在教授中间，随时可以去请教所有的教授。我最后一个报到，已无室给我，理家把一个小仓库腾出给我，没有窗户，整天需要开灯，两个星期后，献县教区张基所（一名思德）神父来，他原是修院院长，理家叫一名辅理会士让出其居室给他。

    所有学生都走读（除了我们考博士的耶稣会士），所有学生分别居住在30多个公学与不同修会会院内，他们各有圣堂、饭厅、图书室、教室、宿舍等。规模最大的是德国公学，以德语学生为主，包括奥地利、瑞士、匈牙利等国的学生等。也是圣依纳爵创立的，有400年的历史。当时德国青年性直，血气方刚，容易与人争吵，甚至在街上打架，圣人让他们穿红色长袍，引人注目，也使自己警惕，这种校服沿用到60年代。

    德国公学在闹市区，沿大街下面几层出租作商店及办公大楼用，租金昂贵，收入不少。德国公学毕业生不少成为红衣主教，他们不忘母校，慷慨捐助，公学资产较多，在近郊有一所花园，内有操场，假日里学生去休息和运动。在离罗马100公里，另有一所别墅，内有菜园、花园、运动场、游泳池，复活节和其他假日全体学生前去休养，我也去度过假。德国公学历年购买了不少良田，租给农民收租金。

    在大学内安顿好后，我急于拜访两位我所敬佩的人，一位是刚恒毅总主教，一位是吴经熊博士。

    我上面讲述了教宗第一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他在华10年辛劳过度，患了重病，不得不回去治疗，离开上海时，上海教友送了他一把万民伞，表示敬爱之心，他康复后教宗任命他为传信部（后改名为万民福传部）秘书长即次长，他全心全力为传教区服务。传信部下传信大学在他的领导下，教学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传信大学乃是普通大学，只给学士学位，不收研究生，学生圣了神父就应回国。刚总主教认为应为传教区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他创办了一所伯多禄公学，专收来自传教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神父们，他委托圣言会神父管理该公学。苏州教区的刘德宗神父，海门教区的施安堂神父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后来去了台湾，都为台湾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刚总主教喜欢艺术，他自己就是一名艺术家，有他的雕刻传世。在中国，他提倡中国天主教包括艺术应该中国化，他在中国倡建的辅仁大学、宣化总修院、香港华南总修院都带有中国色彩。他见到我很高兴，和我谈了许多话，据说（没有书面的证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年，当中国成为战胜国，国民党驻梵蒂冈公使谢寿康晋谒教宗庇护十二世,请求他任命一名中国枢机，他拒绝了，说人选已定，无空额。原定的枢机名单中有刚总主教，他得知后，主动去见教宗，要求教宗不要任命他而任命一名中国主教，谢寿康得知后，要求教宗任命于斌或陆徵祥，教宗不喜欢听别人来指挥，任命了青岛的属于德国修会圣言会的田耕辛主教为枢机。1953年庇护十二世再次任命枢机时，刚公入选，他离开传信部成为掌玺大臣，刚公在圣伯多禄公学的一个祭台下面设计了自己将来安葬之处，但1958年10月17日死后，由于亲友的要求安葬于故乡。

    吴经熊博士是位才子，浙江宁波人，原信奉新教，早年留学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后又去德国深造，回上海后成为一位名律师，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主席。抗战时避居友人袁家璜家，见到圣女小德肋撒像，又阅读了灵心小史，皈依天主教，写了《爱的科学》一书。以后他去了重庆，他是法律专家，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十分赏识他，请他草拟一部宪法，也请吴住在他家中。吴在重庆时先用“离骚”的体裁译了圣咏，继而用文言文译了新经，两次译文均交蒋介石先阅，蒋通读了几遍并作若干修改建议，吴给我看了原稿，蒋的建议，吴都接受。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任命吴为驻梵蒂冈公使。我到了罗马就去拜见他，他请我吃饭，我见到他的夫人和13个儿女。他的参赞罗光蒙席（后来台北任总主教，又任辅仁大学校长多年）也在座，他的一个儿子后来修道参加美国的马理诺修会，圣了神父在台湾传教。吴公使以他的道德文章博得了各方面对他和中国的尊敬，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喜欢他，并与他全家合影，其他使节也要求和教宗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照相，教宗回说：“凡带有13个子女来的，我会和你们合影的。”吴公使告诉我，教宗交给他一个任务，把拉丁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虽美，但对中国教友太难了，他想特准中国教会用中文举行弥撒，教宗这个意愿，十几年后他的继任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的公会议后，教会进行礼仪改革，让世界各国教会都用本国语言举行圣事。在吴公使身上我见到了一位中国的大儒，也见到了具有圣德的基督门徒，他自己在额吾略大学作演讲主题就是：“从儒学到基督教”。1948年东北解放后，孙科当了行政院长，急电召他回国，请他当一部长，吴经熊回国后看了国内形势向孙科说：“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我劝你辞去行政院长一职。我也不再当公使，另谋出路。”他返回到罗马，接受夏威夷大学邀请去教书，后去美国西东大学（即后来墨菲神父当过校长的那所大学）任教授并创办了亚洲研究中心，最后死于台湾。

    我曾认为要搞学问必须读懂德文，有人给我出主意，去德国公学学习，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该院院长，表示我的意愿，隔了几天他来学校找我说，他欢迎我圣诞假期去。他曾是前任耶稣会总长的参赞，负责德语的耶稣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靠边站，他被派到德国公学当院长，院内有一位神师神父，名KLEIN，他原是德国西部的省长（此人于2003年去世，终年104岁）。另有理家神父和三位补课神父（也称复习老师，大学内许多课为大课，学生人数多，无法辅导领导所有学生，公学内设有复习老师，个别指导学生），师生们热烈欢迎我，我先后去度过三个假期。我对KLEIN神父的印象较深，他很幽默，他名KLEIN，意“小”，他身材的确很小，他知道我要学德文，就教了我两个字：（1）DUMMKOPF即“傻瓜”。（2）DONNERWETTER即“讨厌”。这是我学到的最先两个德文字，至今没有忘记。

    我和年轻修士们相处得很好，他们热忱教我德文，他们都是各教区保送来的尖子，很聪明也很活泼。其中一名擅长摄影，他把照相机放在书包中，开了一个小洞，听课时，对准教授们偷偷拍摄，取的镜头都是教授们授课时的种种怪相，他洗出后给同学们看，同学们都争先购买，他发了一笔小财。教授们看了，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却很生气，可又奈何他不得，我也买了一套，可惜以后丢失了。

    1986年我受邀重返德国时，打探40年前的德国公学学生，他们有的已归主了，我能联系到的一名是HILDESHEIM教区的副主教，名叫ACKERMANN,他当时已患上癌症，由他妹妹照顾着，他请我吃了饭，后来我再去德国时他已去世。另一次访问德国，ST.AUGUSTIN圣言会的中国中心主任马来克神父告诉我，下午有贵宾来，是圣座驻德国大使匈牙利人KADAR大主教。我们谈了很久，他很开明，大部分人欢迎他，只有少数人对他不满。教宗调他去做驻西班牙大使，我去马德里时，他请我去饮茶，他调离德国后见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说自己在德国很好，和主教们相处融洽，很受欢迎。教宗回他说：“可也有人对你有意见。”事实上，是少数几个保守派在教宗面前说了他的坏话，要求调走他（按，驻德大使往往会升为枢机，而西班牙的不易再升）。以后他退休回老家，患癌症去世。另一位是著名的神学家汉斯.孔(HANSKÜNG)，他著作等身。每有新书出版,均签了名寄送给我一本。他曾是梵二公会议专家，和当时RATZINGER教授很投机，以后分道扬镳。一位成为主教、枢机、教宗，一位一直被视为持不同意见者，属另类。他曾写过一书，其题为“教宗不会错吗？除了犯错以外，不会错？”这得罪了前任教宗，圣座不准他在教会大学内任教，但THUBINGEN大学仍聘用他直到退休。他来过中国，我请他给在修院中的修士讲话，有人汇报了老教宗，教宗对人们说：“金主教走得那么远，甚至请汉斯.孔去修院讲课！”其实我只请他向修士们即席讲话,这使我知道，为什么我身边老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而且言过其实。梵二会议后，一些神学家出版了一份称作《公会议》的杂志，为了庆祝梵二会议25周年，在比利时开了一个神学研讨会，是汉斯.孔建议请我去的。到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开幕那天，DANNEELS枢机到会，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汉斯.孔、LEONARDBOFF（方济各会会士，解放神学专家）、SCHILLEBEECK，还有我，人们看到这些多多少少持不同意见者成为贵宾，就知道会议的大方向。那时我没有发言，我知道罗马在密切注意我，还是沉默较好，沉默是金。另一次在美国休斯顿RICE大学，开一个神学研讨会，也是汉斯.孔提议请我去的，我介绍了中国教会，我一直很尊敬汉斯.孔，他不断努力，把二千年前用当时人的语言方式启示给全人类的真理，用今天人们所能听懂、所能接受的语言来阐述而不失原意，他用心良苦，我钦佩他。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后，汉斯.孔给他写了一封信，教宗立即回信，并在夏宫中接见了他，两人畅谈4个小时，教宗又和他共进晚餐，这就恢复了他的名誉，教宗这个举动在普世教会中反应极好。大家都说，拉教授成为本笃十六世后，换了一个人，但另有人说：“未必，应拭目以待。”

    另一位成为重要人物的是慕尼黑大主教FRIEDRICHWETTER魏泰尔枢机。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巴伐利亚曾是王国，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最晚，庇护十二世年轻时曾当过教廷驻巴伐利亚大使，以后改任驻柏林大使。慕尼黑教区为德国第2大教区，有教徒200万。我去德国公学时，他已是神学2年级学生，他考取博士后回教区工作。40岁时教宗任命他为SPEYER主教，1982年升任慕尼黑大主教，当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升他为枢机，满75岁后他多次申请辞职，教宗一直不批，2006年末他快80岁了，教宗本笃十六世接受了他的辞呈，同时任命他为宗座署理继续管理慕尼黑教区，可见圣座对他的重视。到2008年，教宗才任命他的接班人。我每次去慕尼黑拜见他，他总盛情接待。我的访问日程一般由中国中心安排，一次我去了慕尼黑，中国中心没有安排我去见他，我回波恩后，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中心说：“怎么金主教到过慕尼黑，不来看我？”第二天，中国中心的主任又驱车送我去慕尼黑专门拜见他，来回一千公里。他慷慨支持上海教区的事业，有求必应，我很感激他。

    我在罗马念书时认识的另一位同学名叫ALBERTDEGOURTRAY，他是里尔教区新圣的神父，他到罗马攻读神学博士学位，课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请我暑假时去他家，他家离LILLE市不远，在一个名叫SECLIN小镇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入侵，他的父亲带了全家外出逃避。法国投降后，回到家中，家已炸掉，盖了一个较小的房屋，父亲死后，家里有一个卖酒的小铺，由他的姐姐管着。他姐姐叫PAULETTE，在家守贞。我去他家时他祖父尚在，年已80。晚饭后全家围着炉子既取暖又聊天，他向我说：“祖父没有表，但8时整他必起来回自己卧室。”的确，在他家几天，他站起来时我看表总是8时整，分秒不差，可见人身上有一时钟。他获取神学博士后他的主教LIENART枢机要他再读圣经学，我回国后与他失去了联系，他先在修院教书，后当上了院长，副主教。教宗先任命他为DIJON教区主教，后患口腔癌失音，教宗本来打算任命他为巴黎大主教，因他病了，改任命LUSTIGER为巴黎大主教。他在DIJON得知教区内圣衣隐修院内曾有一名修女名叫ELISABETHDELATRINITE的，非常有圣德，他求了该修女，他病好了，也恢复了声音，教宗就任命他为里昂大主教，后又升为枢机，又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我1985年应马尼拉大主教辛海梅枢机的邀请去菲律宾访问，见到资料，里昂枢机为DECOURTRAY，我就写信给他问他是否就是我的同学，他立即回信说：“是我，我一直怀念你，你还活着！我请你来法访问。”这是后话，下面再讲。

    到了罗马我得去耶稣会总院，它就紧靠梵蒂冈和伯多禄大教堂，只隔一条街。上海属法国巴黎省，我就去拜望法国区参赞GORROSTAZU神父，他原是法国TOULOUSE省的会长，以思想开放而有名，也因此而被选为参赞，协助总长管理法国耶稣会（当时法国耶稣会分4省即巴黎、里昂、图洛兹和香槟，共有3000余名会士）。谁知他到了罗马总院后一年，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成为极传统的会士，同事们跌破眼镜。另有人说，不足为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是常见的事，罗马这座永久的城市会溶化人嘛。

    我又去拜见了财务主任加拿大籍的DUROCHER神父，他在意大利金融家中享有盛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签订了拉特朗条约后给予梵蒂冈数额巨大的赔款，梵蒂冈在意大利银行拥有大量的存款。第二次大战一爆发，DUROCHER神父认为战事一发生，交战国一定会通货膨胀，建议梵蒂冈将该款转存美国或瑞士银行。梵蒂冈接纳他的意见，后来意大利里拉果真一再贬值物价飞涨，梵蒂冈却没有受到损失。

    传教部主任是一名加拿大会士，他多次找我去谈话，他曾在中国徐州传过教，他向我讲述了，教宗首任代表刚恒毅在中国工作初期遇到的困难。他到北京后，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北京主教是法国人，不让他住在北京，上海也不表示欢迎，他只能住到汉口去，因为汉口主教是意大利人，后来中国教友捐了钱替他在北京灯市东口买了一所房子给他，他才搬到北京。一次他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到了徐州，原来上海祝圣助理主教，发信邀请他，他原认为请他去主礼，因为他是圣座的代表。他到了南京准备换火车去上海（当时没有长江大桥）他才知道，上海请的主礼是河北献县刘主教，法国人，两位襄礼也是法国人，上海只是礼节性地发一张邀请书，他只得打道回去，顺路去访问徐州，他说：“刚主教不容易呀！要打破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的局面，千难万难。”

    1948年对欧洲来说是多事之年，第二次大战刚结束，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精英人士逃亡英国组织流亡政府，德国纳粹无条件投降后纷纷回国重新掌权。1948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法国、意大利等工人党、共产党势力强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向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为强大的政党，赢得许多选民的拥护。法、意等国的政要、宗教领袖大为恐慌，共产党也自认为可以通过普选取得政权，梵蒂冈更是不安，许多红衣主教，各部、各修会总部都做了两手准备。许多部门将重要档案整理好，准备发往美国，深怕它们落入共产党手中。教宗表示共产党上台后他仍留在梵蒂冈，决不走，但某些部门可以迁到瑞士或其他安全的地点。大选前夕，教宗打破不干预政治的常规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讲，要求教徒拥护天民党，不投共产党的票。选举日，从不出门的隐修院的修士、修女都上街去投票，投票结果天民党获胜，天主教上层人士才松了一口气。DEGASPARI继续执政并推出改革方案，稳定了局面。他先后7次担任意总理，他主张西欧联盟，他和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戴高乐，并称20世纪中叶欧洲的伟大政治家。

    罗马整个城市是博物馆，世界文化的宝库。罗马帝国时代，中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等文化遗产受到尊重，无论谁执政都一直加以保护，任何政治势力上台文物从未遭受破坏，他们都知道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宝贵的遗产，不能破坏，如果谁破坏了它，那他就将成为千古罪人。每星期六下午在罗马的法国耶稣会会士，请一名研究历史的人作我们导游，我也参加。两年间，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是在罗马读书时期的副收获。

    1948年12月8日，我当时住在罗马额吾略大学(Univ.Gregoriana)，同学王哲神父、高玉朴神父告诉我，于斌总主教到了罗马，住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馆内。我们就赶到圣伊挪斯大街5号见吴经熊公使，于斌主教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公使参赞罗光蒙席和传信大学教务长杜神父也到了。于主教向我们简单讲了国内情况，末了说，他离京前与国防部领导通了电话，了解了当时军事形势（按：辽沈战役才结束，平津、淮海两战役还未开始）。他对我们说，国民党准备退守台湾，他还说，他临走前告诉南京教区神父：“我不回去了，你们也可以逃离。”并准备把修生送到西班牙继续学习。他对我说；“金神父，你也别回去了，我深深了解共产党，今天的东欧就是明天的中国。”

    这儿顺便写几句有关于斌主教的事。他于1901年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的一个教外家庭，少年皈依天主教。吉林的法国主教派他到上海报考徐汇公学，神父看了他的试卷后向他说：“依你的法文程度，你只可录取在中学一年级，但依你的中文程度，可以聘请你做学校的中文老师。我看，你还是去震旦大学的特别班吧，一年后就可以读大学一年级。”他去报考了震旦大学，但不久他的主教改变了主意，派他到罗马传信大学去读书。他毕业后留校教中国学生中文。课余之暇，他考取了包括法律学在内的两个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路过上海时，他参观了我就读的圣心修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身高1.９米多，声若洪钟，出口成章。1936年他被任命为南京教区宗座代牧，在北平祝圣礼上，他邀请的众多贵宾中，有一位是失势的军阀吴佩孚，抗战时他去了重庆，多次去欧美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并呼吁国际援助中国。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他这次到罗马受到冷遇，使他想到1945年他到达罗马机场时，由于中国是胜利国，又是五大强国之一，有好几位枢机主教去迎接他一名普通的主教。在教会内，祖国必须强大，否则得不到应有的尊敬。

    他去见教宗庇护十二世时，教宗对他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过度亲近表示不满，明确告知他不准去台湾，应回南京，于斌自知不能返回大陆，就请求去美国，庇护十二世明确告知他，到美后，应服从教宗驻美代表，没有他的批准，不能离美。于斌主教在美国流亡10年，1958年庇护十二世去世后，他去罗马奔丧，各主教参与追思弥撒大礼时都有座位，于主教未得到安排，只能在旁边站立。当他得知RONCALI枢机当选，取名圣若望二十三世时大喜，他与RONCALI熟悉，立即写了信给新教宗，请他准许自己回台湾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学。不几日新教宗召见了他，批准他去台湾并资助他10万美元，于斌回到台湾后，积极筹建辅仁大学，邀请教区神父、圣言会、道明会、耶稣会共同参与这项工作，他又请宋美龄为董事长。梵二会议上他发言说，不出几代的努力，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保禄六世升他为枢机，若望保禄一世去世后于斌赴罗马奔丧，准备参加秘密的选举，在选举新教宗前夕他因心脏病发作，病死于罗马，享年79岁。

    耶稣会也准备应变，耶稣会总会长JANSSENS杨森斯1949年1月急召在我国河北景县教区传教当耶稣会景县教区会长的蒲敏道（BURKHADT）来罗马面授机宜。

    当时耶稣会在中国有880名会士，分布在3个省和香港、澳门，他们分属于11个耶稣会省。在中国的会士有重要事应向各自的省长请示汇报。上海教区属法国巴黎省，扬州教区属美国加州省，徐州教区属加拿大法语省，芜湖教区属西班牙加斯底律省，安庆教区属西班牙雷翁省，蚌埠教区属意大利罗马省，河北献县教区属法国香槟省，景县教区属奥地利省，大名教区属匈牙利省，在香港的耶稣会会士属爱尔兰省，澳门教区会士属葡萄牙省。耶稣会总会长任命蒲敏道为中国巡阅使，拥有总长权力，统一管理。鉴于澳门、香港情况特殊，总长又任命美国籍的殷保禄O’BRIEN神父为副巡阅使。当时（于1948年底）梵蒂冈认为解放军将迅速占领整个大陆，但他们错误地估计，一、美、蒋不久会返回大陆。二、即使美、蒋回不去，中国共产党会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道路。梵蒂冈指示其公使黎培里留在南京不要离去，又指示传教士尽量留在大陆，凡被驱逐的，不回他们的祖国而是在大陆附近寄身，等待美、蒋反攻后回大陆。总长又指示把年轻的会士、修士送往国外深造，学成后归国（事实上，送出去的年轻人数以千计，学成后没有一个人回大陆，都滞留在海外）。

    蒲敏道是位中国通，青年时就来中国河北景县，做过本堂、修院院长和会长。抗战时景县先沦陷在日军手中，抗战后期，八路军进入景县、献县、大名等地，抗战胜利后没有落在国民党手中（1945年12月12日蒋介石去北平时，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曾晋谒蒋，请求蒋派遣军队去河北南部）。他深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策略。

    蒲敏道当河北景县教区会长时，已把景县总修院迁到北平王驸马胡同。蒲敏道在罗马时把王哲、高玉朴和我叫去和我们谈了一次话，说中国教会前途不容乐观，但一切在天主手中。他叮嘱我们好好学习，不必多想国内政局。他在罗马只待了几天，回瑞士老家探望自己老母亲后就飞回中国。他从罗马回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包了两架飞机把总修院全体师生送去菲律宾马尼拉。他又指示上海教区把上海总修院的修生由蔡忠贤神父率领送往香港华南总修院，上海的主母会修士由张家树和连国邦两位神父率领去澳门，耶稣会的初学院和文学院也迁到马尼拉，年轻神父和修士送往法国的耶稣会神学院，蒲敏道自己则长驻上海建国西路徐州教区在上海办事处办公，他的秘书是意大利会士姓李（按：当时菲律宾政府深怕中国共产党派人潜入菲律宾，拒绝接收大陆人士去菲，天主教会通过美国史贝尔孟枢机请美国政府向菲政府申请到400个名额，大陆的神父和修士才能进菲国）。

    接着原天津津沽大学校长刘乃仁神父也到罗马述职，耶稣会会长接见他，允许他去美国考察天主教大学。他告诉我，共产党必定席卷全中国，共产党将长期控制全中国，我去美国考察如何办大学，实际没有用处了，我只想隐在海外，离共产党越远，越安全。后来他去了印尼南帝汶岛，病死在那里。

    此后，陆续有从大陆逃出来的传教士到罗马汇报，带来的都是令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院沮丧的消息。只有景县教区的凌主教（BRELINGER）保持乐观，说，天主一定会保护中国教会。那年，罗马教宗把1900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杀死的中国神父和教友列入真福品，教宗委任凌主持这个在伯多禄大殿举行的盛大典礼，凌事后向人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对这个真福列品事，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反应。

    我自己则全心全意写自己的论文。

    一年很快过去，暑假到了，欧洲大学暑假特长，约3个半月。我为了学习德文，得到法国新省长GOUSSAULT的批准，先去瑞士后去奥地利再去德国度假。我先去FIRENZE佛罗伦萨、VENEZIA威尼斯、BRESCIA布雷西亚、CASTIGLIONE加斯底里约内圣思公撒格的故乡朝圣，再去米兰，到意大利与瑞士边的DOMODOSOLA。去瑞士边境BRIG的车要路过SIMPLON大道（海拔2000米）。等长途汽车时我和边境的海关官员聊天，很开心，来了一辆大巴士，是瑞典一家人出来旅游的，海关官员向他们说：“你们把神父带上。”他见他们不表态，就说：“你们不愿带他，我得好好检查你们的行李。”他就行动起来，瑞典人连忙说：“带，带。”请我上车，海关官员见我上了车，手一挥就放行了。一路风景极美，在群山环绕的公路上前进，天如此之蓝，从来未见过，天空无一片云，空气如此清新，沁入心扉。途中停下休息饮茶，是夏天，但环视四周山上积雪未化，万籁俱寂，自感离天国、离天主较近。

    傍晚到BRIG，我下车，谢了他们，挥手直到他们的车子渐渐消失，就按地址找到人们介绍的URSULA修女管理的一所女子中学，有两位耶稣会会士在该中学教书。瑞士是全世界最开明的最自由的国家，但很奇怪瑞士宪法有一条规定不准耶稣会在瑞士活动。当然有政策必有对策，瑞士耶稣会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分散在合法的团体内工作。在该女子中学的耶稣会会士很热情地接待我，院长修女请我给全体学生（约500名）作一个报告，介绍中国。我用法文演讲，并回答他们的问题。瑞士的居民70%左右讲德语，25%讲法文，其余有讲意大利文和罗马尼亚语。四种都是官方语言，一名年老的会士名RICHTER陪我参观，当时我感到耶稣会的温暖，耶稣会确是一个大家庭，会士之间都亲如兄弟。

    离开BRIG我去了LUCERN卢塞恩，这是著名的风景区，市中心有一个湖，四面是山（最高山峰约有2500米），和杭州西湖相似，但湖面大于西湖，山也较高。在卢塞恩我投宿于有耶稣会士在教书的大修院，有80余名修生，十来位教授，老师和修生在同一餐厅中用餐。

    我去参观安老院。在欧洲许多城市的安老院中有上海修女，在那儿我问了门房，知道有，她就打电话叫她出来，原来她是青浦蔡家湾人，管理厨房。极其朴素，很胆怯，看见我，她很拘束，问一句，答一句。接着院长姆姆出来，她是一位年轻美丽的美国修女。安老院修女到处为老人服务，修女往往派到外国去为外国老人服务。她们谦虚、朴素、热心、温柔，清浦修女见院长来就退了出去。院长出身于极富有的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远离父母来异乡服侍外国老人，使人钦佩不已，我和青浦修女只谈了十分钟，和院长却谈了两个小时。院长陪我参观了养老院，老人们在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看报的，下棋的，听音乐的，到处清洁整齐，比我国的高级多了。院中有大花园，有老人在晒太阳，其乐融融。我想回国后如有权必须搞一个不亚于瑞士的养老院，现在我搞了两个养老院，但远未达到这个水平，仍需努力。

    离开卢塞恩市前我向修院院长付了饭费，他收下了。耶稣会士见了不高兴，去向院长说，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在你这儿教书，你不看我们的面子吗？院长连忙带笑地把钱还给了我，并再三向我道歉。

    下一站我去著名的EINSIDELN圣母大殿朝圣。该圣殿由本笃会管理，院长兼当地的主教，本笃会也办了一所寄宿中学，我就住在学校，校长热心招待。学校已放暑假，校舍内空无一人，只参观了一个图书馆和实验室。

    1949年瑞士没有失业者，银行业、旅游业十分发达，瑞士钟表业十分著名，我也买了块OMEGA手表，用到我被逮捕。瑞士没有石油，没有地下宝藏，全靠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过着富裕生活，根据前几年的数据，人均收入在全世界名列第一，超过美国，甚至超过石油生产国。我国一解放，瑞士就承认中国，比法国早十多年。

    瑞士铁路很发达，火车站没有围墙，没有检票，随时上、下车，检票员就在车内。一下车，就可以在月台上换汽车，很方便。我在等车时想去厕所，就跟另一游客打招呼，请他留心一下我的行李（我从意大利来，意大利小偷是天下闻名的多和专业），他说：“放心，这儿没有小偷。”我看所有自行车都没有上锁的。但最近瑞士友人说：“那是过去的情况，现在也有小偷了。”

    离瑞士向东走到奥地利边境，气氛就不一样，奥地利作为战败国由四强（美、英、法、俄）分别占领，我去的地方是法占领区，过境查护照，火车继续向东走，我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下车。

    下车后，我去了耶稣会神学院投宿，院长不在，理家热诚招待。除了神学院外，耶稣会管理着名为CANISIUSCOLLGE的总修院，专收德语修生，来自德、奥、瑞士等国，有修生约300人。我被邀请去作了一次演讲，是一名修生帮助写成德文的，许多耶稣会会士在国立INNSBRUCK大学教书，校长也是耶稣会士，名HUGORAHNER，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弟弟名KARL，神学教授。INNSBRUCK处在阿尔卑斯山高处，风景极美，老城市，古色古香，名胜古迹很多。我和KARL立即成为朋友，每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外面散步，讨论神学问题，讨论教会面临的挑战等，无所不谈。末了同去一家咖啡店饮咖啡、用点心，他是一名普通会士，身边没有钱，我在旅途中有钱，由我埋单。

    我出狱后打探他的情况，才知道他已成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的近况，他同意我出来工作，鼓励我。他80岁生日做寿，累了，隔了几天就心脏病发作，猝然归天。看来寿是不应做的。死后哀荣，有些人把他与圣奥斯丁相比，还有说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年轻时想考哲学博士，导师拒绝了他的论文，居然名落孙山，让他不及格，无人再记得导师之名而KARL却流芳百世。会中有两名修士志愿去中国传教，由于政治风云去不了大陆，去了台湾。

    不少奥地利人向我说，奥地利原是奥匈帝国，是天主教的国家，版图辽阔，第一次大战结束，沦为战败国，英、美两个基督教国家对天主教的奥地利特别苛刻，让匈牙利独立，还把大批土地割让他国，尤其给意大利。意大利原和德、奥一起打英、法，眼看英、法将胜，就背叛德、奥与英、法打德国，成为战胜国，捞到好处。第二次大战前夕，希特勒侵入奥地利，吞并了它，它是受害者。意大利先和德、日同盟称为轴心国，大战末期，他投靠了英、美，摇身一变又成为战胜国，而奥地利却作为战败国处理。美、法、英、俄共同占领，奥地利人民感到很大的委曲。1949年我去奥时，奥没有自己的政府，全国划成4个区，美、英、法、俄各占1区，首都维也纳也分4区，但由俄占领区包围，从其它3个区去维也纳必须经过俄占领区。法占领区以恩斯布鲁克INNSBRUCK为中心，行政权在法国手中，为了方便与法国人打交道，奥省耶稣会省长向法国耶稣会求援，耶稣会派一名曾是军官的神学修士来INNSBRUCK读书，他除了学习外，整天跑法国占领军司令部，解决不少问题。成功的一例如下，匈牙利变红色了，教会处境困难，耶稣会总长指示年轻会士全部撤退，但他们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集体申请不到出国证，政府不给护照。正在受训的约200名会士偷偷地分批分期去了一个火车站集体登上了火车，司机是虔诚教徒同情他们，决心支持他们的行动，到了边境，正等待检查时，司机突然起动冲出边境进入奥国国土。边防军不知所措，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他们溜走。年轻会士然后改乘奥国火车平安来到法占领区，休息几天后，该法国会士，为出逃的会士取得法国占领区许可，平安去意大利离罗马约20公里的耶稣会院继续学习。

    离INNSBRUCK不太远有一个村子名叫ALPACH，由于风景优美成为旅游胜地，9月初有一个欧洲大学师生联谊会，RAHNER神父被邀去，法国DANIELOU神父也被邀。DANIELOU研究圣父学，在巴黎天主教大学教书，后被选为该校校长。保禄六世提升他为枢机。RAHNER神父介绍我去，并安排我住在本堂神父那儿，这位神父非常友好地接待我，并向我说，这个村庄原来很清静，村民务农，极朴素，自从成为旅游胜地后，旅客众多，失去了原味，空气污染了，民风变坏了，他叹息不止。奥地利国家电台采访我，请我向奥地利人民讲一次话，我犹豫不决，我的德文不过关。这时一名叫DONATE的德国青年女学生来看我，她毛遂自荐，愿意帮助我，她向我说：“你讲拉丁文，或法文，或意大利文，我来译成德文。”我和她谈话，她一口法语如法国人，一口拉丁文极流利，她也会说意大利文。我就用法文讲，第二天，她把我的讲话稿誊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我，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录音时我就照念，据听众说，效果良好。我对她刮目相看，她才20来岁，掌握的外文已那么多，那么深。我在小组讨论后和她一起散步，发现她知识也渊博，她说对中国有感情，她家里有不少译成德文的中国书，如《红楼梦》、《水浒传》以及《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她也浏览了一些，她家内也有麻将牌和筷子，她妈是心理学家，在科隆大学当教授。她知道我将去德国，把她家的地址和电话给我，要我一定和她妈联系。DONATE先后去意大利、法国留学，获取了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作家BERNANOS，后来她改行，学心理学，她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负罪太深，决意嫁给一个犹太人代自己民族赎罪。后患癌症去世，在世只有39年，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一位女性。下文将再提到她。该联谊会结束后我回到了INNSBRUCK会院。

    理家神父见我左手有灰指甲，他介绍我去大学医院看，我去看皮肤科主任医生，他是位教授，他一见我的病，双脚和左手都有灰指甲，他马上叫来了他的十几名学生，指着我的脚向他们说：“我向你们讲过这类病，书本上有，可这儿没有实例，今天你们看到了。”他又夸夸其谈向学生说，这病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方而且吃大米的人易得，很难治，可用放射疗法等。我依照他的话去医院放射治病，初见成效，但签证期满，只得半途而废。上海患此病者很多，我不再治疗了，我脚上的指甲迄今是灰的。

    奥地利由四国占领后人民党和社会党很快联合起来争取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四个占领国拥有最高权力，一切立法必须四国批准，美、英、法三国先同意，苏联反对。1955年临时总统访问莫斯科，得到苏联同意后，四国军队全部撤退，将权力交给奥政府，奥国宣布永久中立，并被接纳进联合国，以后发现了石油，从此走向复兴道路。

    我先去音乐之都SALZBURG后经PASSAU入德国境内，德国战败国，如奥国一样由四国占领。它与奥地利不一样，四国各自为政，开始他们不准德国成立一个国家，在每一占领区，各国派有一名高级专员，集行政立法等权于一身。1948年英、美两区先合并，稍后法国也加入形成以后的西德。最后，三国同意成立一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49年9月在波恩（原是一个文化城，人口只几万，无工业，西德成立后成为首都）召开议会，选举总统和总理（德国如英国，总理或首相拥有实权）。1949年9月15日我在波恩知道情况就去会场（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礼堂内），开始人家不让我进，我说我是在波恩唯一的中国人，有代表性，他们请示了上级，让我去记者席观礼，我见到了选举过程，阿登纳险胜，社会党的SCHUMACHER落选。据说阿登纳投了自己的票，事实证明阿登纳当选更合适，更有利于德国。阿登纳1876年生于科伦，先为律师，后从政，1917-1933年为科伦市长，把科伦建成一个现代化都市，纳粹上台后被撤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又任科伦市长，创立了基督教民主党，1949年被选为德总理时已73岁，在任14年振兴了西德。前几年德国民意调查，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谁，结果是，得最高票的是阿登纳，第二位是基督教创始人路德禄，第三位是马克思。1949后西德在阿登纳的领导下走和平道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复兴很快，德国人怀念他。

    我1949年进入德国，感到民生凋敝，人民穿着破旧的衣服，有的小孩子上学赤脚，粮食供应不足，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德国的黄金储备全被占领军没收取去，西德工厂的机器重要的被美、英、法三国占领军拆走，而东部的则全部运去苏联，德国工厂保留下来的开工不足，失业人员为此很多。通货膨胀惊人，物价急剧上升，消费品甚至粮食的供应也不足，人们告诉我一套大的百科全书只能换得几十斤面包。有时汽车开过一处，路旁没有房屋，也没有行人，但路上有有轨电车的轨道，一问知道原来是个城市。第二次大战末期，英美派上千架飞机排成一行投掷炸弹，称为地毯式轰炸，飞机一阵过去，下面的城市就在地图上消失，纳粹飞机飞得低飞得慢，绝无招架之力，可是死的多是无辜百姓。人们告诉我鲁尔区没有遭到这样轰炸，因为大工厂的一半股权在美国资本家手中，他们不愿意破坏。兵士们在战场中为了祖国你死我活地战斗，大资本家在中立的瑞士频频举杯互祝健康。阿登纳上台后强调为了消除战争，首先消除德、法之间的几个世纪的仇恨，他主张资源共有，共同开发，战争往往由于强国分赃不均而引起，两个敌对国的资本家利益一致就可减少战争的爆发，他提议建立欧洲共同体，法国的舒曼积极响应，他们的功劳不可抹杀。

    我先到PULLACH耶稣会的哲学院，又去法兰克福耶稣会创办的总修院，最后到了科隆，科隆大教堂世界闻名，先后建了7个世纪才竣工，真是伟大。我请一名耶稣会士打电话给DONATE的母亲，她约我去她家，我记得她家的地址PAULISTRASSE1号，她的父母和另一位友人等着我，他们说DONATE两次去电话要好好招待我。

    我认识DONATE是天主给我的一个大恩，通过她认识了她的母亲EDELTRUD，她的后爸GEORGMEISTERMANN（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抽象派画家，为许多大教堂设计了彩色玻璃窗），她的哥哥CLAUS通过奋斗成为德国著名的HANOVER再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他们一家对我帮助极大（下面还将提到）。我尤其佩服她母亲：她是个伟大的母亲。她18岁中学毕业和一名军官结婚，生了4个孩子，两男两女，该军官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两人终于离婚。她妈什么也不要，只带走4个小孩儿，她在大学攻读哲学，同时还要赚钱。让子女都受到高等教育。大战末期纳粹穷途末路，连少年也要当兵，她带了孩子躲到农村去，两个男孩子逃避了兵役，大战结束后进科隆大学当助教，教师，副教授，教授，开心理诊所，写书，出了名，获得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称号。

    离开罗马时，传信大学，海门教区的修生顾云瑞托我买一架德国LEICA的照相机，说意大利有，但很贵，在德国买只需要200美元，我给买了，离境时海关说不准带出境扣留了。我把德国亚琛耶稣会士的名留下，我到比利时后请该会士去领出，他邮寄到额吾略大学，额吾略大学属梵蒂冈不抽税，邮局送到额大，我把照相机交给了顾，顾转手按照罗马市场价卖出，赚了钱，这人很有经济头脑。传大毕业后，他去了法国，里尔大学毕业后留在法国，教法国人打太极拳，一直到今天。

    暑假快结束，我离开德国，经比利时去法国在同窗德古特雷神父家中又住几天，比利时STERVELYNK夫人，知道了开车接我去她家用中饭，再送我回法国，以后回罗马继续上学。

    1949年末，耶稣会为博士生会士装修的会院竣工，取名圣师伯拉明院。它离额吾略大学不远，紧靠圣依纳爵大教堂，院舍很大共三层，有三架电梯。我安排在二楼，明窗净几，很舒适，三人一组有一浴室，我们都认为太奢侈了。如果今日上海教区的神父、修女住进去，也许会不满意，因为室内不带浴室，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耶稣会总院负责建筑的专员名DELATTRE，很大方，全世界耶稣会凡有重大建设项目都得呈报他的办公室批。他说，一次，报上一个耶稣会神学院的蓝图，他一看，把图中的餐厅用红笔划掉，并退回去。申报者不得要领，来信责问，怎么可以没有餐厅，他回说，图纸上没有厕所，当然不需要餐厅了。他说，呈报者怎能如此粗心。

    我用法文写好了论文，先交给我的好友德古特雷润笔，法文究竟不是我的母语，以后，德古特雷在答记者问时，还提到此事。我把论文交给了我的导师DEBOYER神父，他看后很满意，接着是答辩。由于我的拉丁语很流利，博得好评。最后有一堂模拟授课的口试。我的导师公差出门，请了三位西班牙神父来主考，我犯了很大错误，在引用参考书时，我没有提到西班牙耶稣会的神学家SUAREZ之名，他们大为不满，主考者立即严肃地向我指出并说明我藐视这位西班牙大思想家，他们只给我打了个及格评语。

    我的学业结束了，在罗马读书的两位上海教区宋之钧和庄怀渊神父邀我同去那不勒斯NAPLES旅行，该市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意大利人有句俗语，去看了那不勒斯，就可瞑目VEDERENAPOLIPUOIMORI。该市西临地中海，三面环山，有山有水，风景的确极美。近日报载，那不勒斯垃圾堆积成山，无法处理，已成为该市和国家一个大难题。过去，那布勒斯以其美丽闻名世界，今日却处理不好垃圾而臭名远扬。该市附近海上有一小岛名CAPRI，更是旅游胜地，世界闻名。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每天都有专列到达，我们也乘渡轮前往，上岸后只见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走不动也，我们知难而退，返回市里。第二日我们去了附近的维苏威VESOVE火山，导游领我们走向原喷火口，越靠近越热，火山虽已熄灭，但余热尚存。该火山是世界著名火山之一，最早一次喷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威力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公元79年8月24日，喷出的火球般的岩石浆把整个庞贝POMPE城全部淹没。我们走近火山口只见到一个很深的，直径约4公里的大潭，可没有水，不像我国吉林的天池，在火山爆发后，留下一个大坑，深312米，虽然附近没有溪流，但坑内却有水，当地人称它为天池。维苏威是座活火山，多次爆发，最后一次发生于1944年。

    下山后我们去庞贝，离NAPOLI城23公里。庞贝曾是罗马贵族的地主的休闲娱乐城，一般高级别墅均有游泳池、运动场以及阅览室，游泳池分高温、低温、室温几个池，当时纸还没有发明，所谓书都是抄写在羊皮上的手抄本，一卷一卷地放在架上。贵族都是骑士，远征胜利后，带着大批战俘作为奴隶回乡，由他们服侍，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喜爱美食，吃饱后进呕吐药，吐后再进食。公元79年8月24日，火山突然爆发，当时正值午夜，人们都在熟睡之中，突然数以千万吨的岩浆从天而降，瞬息把整个城市全部淹没，岩浆无孔不入，密不透风，所有居民不分富贵贫贱，所有宠物、家禽同归于尽。岩浆层3米厚，上面再覆盖3米厚的灰层，庞贝城不见了。直到16世纪才有人想到去挖掘，但是破坏性的挖掘，19世纪政府才有计划地开采，沉睡地下的庞贝重见天日。由于被埋的城市里面没有水、没有空气，一切保持完好，庞贝逐渐成为一个大的博物馆，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宝库。面对废墟我不禁想：难道城市中没有义人，为什么天主用火消灭它，如同古经所载，天主消灭苏多马城。又想起，历史记载某处，海啸一来，某个岛屿一下子无影无踪，全体人民沉于海底。仁慈的天主怎么允许？为什么不保护他们呢？我同时想起了老子所写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我沉思很久，回顾自己却又觉得天主上智安排奇妙，明显天主特别宠爱我，多次绝处逢生。我想天主创造宇宙万物给予自然规律，任其远行，但又干预人类的进程，派遣圣子进入人类历史，施予恩宠，使许多人蒙选得救，天主的奇妙，无比深奥，我只能感激，感主于众人中特选了我，也应祈求在天大父使更多的人蒙召得救。

    1950年5月，我接到上海格寿平会长的信，要我在获取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国内的怕有危险奉命逃出，已在国外的我却被派遣冒险回去，又一次置我于绝境。我思考之后回信表示接受。第一，我认为自己没有历史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怕共产党。第二，我年轻时，上海有许多“白俄”，这些都是苏联革命胜利后逃来上海的沙俄贵族，达官富翁，他们当时都幻想苏共失败后再回祖国。然而革命成功了，苏共政府巩固了，他们坐吃山空，生活清苦，处境凄凉。我想，中国共产党也一定成功而长久治理中国。我留在外国不回，不将成为“白华”吗？第三，有办法的逃离祖国，这些人是外国传教士以及外国传教士看中的人，他们是极少数。我国教友极大多数是农民，一部分是工人，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出不了国，传教士走了，年轻的神父修士走了，我们教友成为无牧之羊。我是中国人，中国神职人员，我应是善牧，理应回去照顾他们，基于这些理由我才写信给格寿平，接受他的指示，决心回国。

    我去传信部拜见时任次长的刚恒毅大主教。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教会，曾是圣座第一任驻华代表（上面已提及他，这儿不再重复）。我非常尊敬他。他听说我要回国，立即表示反对。他说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政府已开始为难教会，回去是冒险。他又说我可以派你去拉丁美洲工作，那儿缺乏教授。他问我耶稣会领导是怎样想的，我回说是上海的会长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去，刚总主教思考了一下说，那你回吧！我降福你。1950年6月我离开罗马，到今天已是2008年了，尽管我去过欧洲十来次，却没有再去过罗马，很是遗憾，不知何日能再去。

    我毕业后，法国巴黎省会长给我3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两个地方或去美国，或在欧洲度过。我对美国不甚了解，我在罗马念书时，有美国同学，他们自成一个小圈子，我却和法、德两国的神父修士来往较多（其中有后来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里昂总主教德古特雷枢机DECOORTRAY，慕尼黑总主教万德尔枢机WETTER，著名神学家孔﹒汉斯HANSKUNG等）。我于是先去西德，那儿我曾认识DONATE一家人（上面已提到），其继父GEORGMEISTERMANN后来成为名画家，其母亲EDELTRUD是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兄CLAUS后来是汉诺威再保险公司董事长。我在德国1个月，她每天抽时间用心、耐心地教我德文(对他们一家，上面我已提到过)。去德国后，我去了比利时，去上面提到过的一个热心的家庭,先生CHARLESSTEVERLYNK是大企业家，在比利时、阿根廷都有工厂。夫人SUSANE是慈善家（我当时有一个想法,中国教难开始了，教会可能转到地下去，我得学一个手艺谋生，神学没有用途，我幼稚地想回国后当个出租车司机，既可赚钱养活自己，又可到处串门访问教友）。他们家在紧靠法国的COURTRAY市。我住在比利时耶稣会院内，早上到附近的圣女加拉隐修院(即方济各女会)献弥撒，然后去该企业家的工厂内。上午学开车下午学修车，厂方指定一名老工人负责我，我也用功学习，晚上去那家用膳后返会院。我拿到了国际驾驶证（是该先生托人办的,未经考试），也学习修车，至少路上车子抛锚后自己能初步处理。临走前我向隐修女会院长姆姆辞别，说我即将回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宣传福音，请修女们为我祈祷。她立刻叫来了一名年轻修女，她和我同龄，告诉她今后的任务是为我求天主。那位修女名叫MARIE，谦恭地接受了。我1987年出狱后再去访问比利时，韩德力神父告诉我说该修女一直为我祈祷着，我就去ROLAIRE(修女已调离COURTRAY，而在ROLAIRE修女院内)感谢她。先由修会院长接见我，叫来了全体修女，向我指出MARIE修女,我起身向她鞠躬道谢，并说我能活到今天，在狱中27年保持信德，实非易事，她的祈祷起了作用，她低下头，什么话也不说。1950年11月初次见到，1987年再见，事隔37年我们都老了。回国后我和她通信，再去比利时，人们告诉我她已蒙召归主，她在天上为中国教会求天主更有效力了。顺便说，我回国已57年,一次车也没有开过。

    我在比利时得知耶稣会巴黎省传教部主任已给我订好了船票，将于12月8日在法国马赛乘CHAMPOLION号邮船去香港，我就去法国驻COURTRAY领事馆申请法国签证去法国,领事馆人员说：“你可填表，三月后来取。”我急了，向他说我回国的船票已订好，必须去马赛。他说这是政府规定。我垂头丧气向STERVELYINK太太诉苦,她说没事，明天我送你去法国。第二天她自己开了车，到边境时，她向比国警察亮出自己的身份，海关人员向她敬礼，什么也不问，放行。我到了法国境内，改乘火车到巴黎。

    我急于要看望DELUBAC神父，上面我提到，这儿我再简单重述。他是我在里昂耶稣会神学院认识的，他是一位既有圣德又有才学的神父，他在里昂大学教授宗教学。当时，教会内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神学家，提倡神学应一方面回到源头即圣经与圣传，尤其主张研究挖掘圣父学这个宝库，另一方面，应跳出士林神学的框框，主张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和现代社会相适应。法国耶稣会和道明会士中有不少杰出神学家，尤其里昂耶稣会神学院中的一批教授们，他们写的文章，编的讲义都具有这种倾向。这使教会中保守分子感到不安，教会内部思想领域中的争辩导致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8月12日发表了一个名为“人类”的通谕，打击了被称为“新现代主义”而尚未盛行的学派……DELUBAC神父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耶稣会领导把他调离里昂，派他去巴黎一座耶稣会院内管理一间只有两个书柜的图书室，不许他教书，不许他写文章，不许他接触青年学生。他服从了，默默无闻地每天去图书室上班，一个人先用鸡毛掸子掸去灰尘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书，等个别会士来借书还书。我见他时心里发酸，低下头来找不出话来表示敬佩之心，最后我说了一句：“神父你的沉默，你的服从比你写的书更伟大！”他微笑让我坐下，问我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即将回到共产党统治的祖国去。那时东欧教难的情况报上电视上都有报道，他凝视着我说：“服从？很好！也许你也将沉默，但圣神常在你心中，我的祈祷伴随着你。”辞别的时候我跪下请他降福，他念完祝福经后也跪下要我降福。和他一起遭受打击的有一位著名的道明会神父，名叫CHENU，他想不通，去找当时的巴黎总主教哭诉，该枢机对他说：“小神父，别哭成这个样子，应当相信，不出20年，教会大多数人将有与你同样的想法。”这句预言提前实现，“人类”通论发表于1950年，保守派代表道明会的GARIGOULAGRANGE和耶稣会的DHANIS神父等得意非常，谁知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召开梵二公会议，CHENU、DELUBAC、RAHNER神父以及和他们观点相同的年轻一代神学家孔﹒汉斯与RATZINGER等人被邀请为公会议专家顾问，他们大大地影响了大会的进程。公会议发表的几个宪章，比如关于教会的《万民之光》《LUMENGENTIUM》、关于《天主启示》的《天主之言》《DEIVERBUM》、《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喜乐与期望》《GAUDIUMETSPES》等都明显出自他们。世界在前进，教会也在圣神光照之下与时俱进，只是经常会慢半拍甚至慢一拍而已。问题在于：当领导的、作学问的是服从圣神的指引与时俱进，还是企图拉住车轮，不让教会前进呢？

    在巴黎和里昂的神学院里，我见到在共产党解放前夕逃出来的顾保鹄神父，我记得顾神父在巴黎大学的论文是：《公孙龙子》,内有白马非马等名言。沈戴祺、朱励德、周德福和郑圣冲等几位修士，他们学成后又去台湾，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此后除了周德福（后改名为周宏道）来中国修院讲课外，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12月8日圣母无愿罪瞻礼日，我在马赛上船启程回国，同船共行的有原津沽大学校长刘乃仁和若干越南神父，同行的还有上海教友顾守熙先生的长子顾梅圣先生，他在他父亲的母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毕业，他父亲叫他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一名姓丁的年轻修士，他在法国获取了哲学硕士学位后决心离开耶稣会还俗回国。

    邮船目的地是香港，1951年初船靠岸，爱尔兰耶稣会神父来接我们，姓丁的修士没有香港签证，海关官员把他扣下，并声明要惩罚船长。来接我们的神父，认识海关关长，他打了电话，关长指示放行，小小风波平息了。我暂时住在香港华南总修院，准备回上海。

    在香港时我见到了逃到香港的上海教友陆伯鸿先生的三公子陆隐耕先生和富商郁秋令先生，前者去了美国，后者死在香港。还见到在公教报当编辑的诸正瑛女士，她客气地叫我叔叔，她一直在公教报工作，直到退休，最近蒙召归主。

    我在香港旅行社买到了香港到上海的火车票，我把行李“两个箱子”托旅行社船运往上海，随身带了一个小旅行包踏上回国征途。离开香港时火车站没有人送我，火车离开九龙，我心中想：别了，香港！别了，资本主义世界！永别了，欧洲的好友们！大陆上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心中没底，一切托给天主，只念一段经：“天主上智的安排总不会错。”给自己打气,壮胆,但主要的情绪是凄凉感。心中在想，我的领导老把我置于死地。不必怕，上智安排不会错，我会绝处逢生不会死的。

    本来于1949年5月送到香港的修士们已由上海代理主教姚赞唐召回上海（蔡忠贤神父带回修生，张家树、连国祁带回主母会修士），为这件事，蒲敏道大力反对，与上海代主教姚赞唐争吵。蒲反对，但姚说：“我是代主教，不属你管辖，我认为共产党不会迫害教会，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我召回我的修生，你不能干涉。”蒲敏道写了一封信给修院董事：朱开敏主教，南京教区的李维光代主教，芜湖安庆教区的负责人说耶稣会反对召回修生。朱等回信给蒲说，他们赞同姚赞唐的决定，因为香港修院的学费很贵。

    我于1月25日到上海北站，没有人来接我，我一个人到徐汇修院向当时修院院长姚赞唐报到，接着就去看格寿平会长，他向我说：“你回来了？我正打算写信给你叫你不要回来。”我想我在香港十几天，他要是真想写完全可以写的，我的感觉是他很虚伪，但我什么也没说。

    1949年8月罗马任命龚品梅为新成立的苏州教区的主教，南京教区的龚士荣为上海教区主教。龚士荣已遵从于斌的安排离开大陆到了台湾。毛泽东在北平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声明将严办战争罪犯，名单中第一个点名的是蒋介石，第二名是李宗仁，在40名罪犯名单中，于斌名字赫然在内，而且名次靠前。龚士荣认为自己是于斌的秘书，自己又在台湾。任命自己为解放的上海主教很不妥，自己回去也许未到站就先会遭逮捕，对教会不利。龚上书罗马辞职。1950年罗马批准了龚士荣辞职，调龚品梅为上海主教并署理苏州教区事务。接通知后龚品梅立即走马上任，把主教公署放在四川南路天主堂，任命朱雪帆为副主教，李式玉神父为教区秘书长，周士良神父为主教秘书，傅鹤洲神父为教区财务主任。这是他的班子，而实际上他依靠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法国人格寿平与才尔孟两人。

    我到徐家汇修院后第二天就去拜会龚品梅主教。那时按惯例，上海、海门、南京、苏州几个教区神父在董家渡做年度避静，龚品梅、朱开敏、蒲敏道、格寿平四巨头同时在董家渡。我去一处同时可见到他们四位，省时又省事。我到时，他们四人才用完午膳在休息室内谈话。我敲了门应声进入，向他们问好。龚、朱二人没有请我坐下，就先急问我：“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所谓他们当然指美、蒋。我没有想到他们连问候话也不说，却马上提这个问题。我毫无准备随口说“早哩。”他们又急忙问：“那么大约什么时候？”我回道“难说。”我心想“国民党狼狈逃走哪能很快就回？”他们再问时，我回说：“总得好几年吧，也许十多年吧！”朱开敏主教说：“你知道什么？今年中秋节就能回。”他们是主教又是老前辈，我只好不做声了，我内心想，苏联1917年革命成功到1951年已34年，中国革命不会短于苏联吧，我回国后第一次的拜访，谈话的内容竟是这样，大大出乎我意料。

    我在欧洲时，各国教会还没有全国性的主教团或主教会议这种组织。每一个教区直属罗马主教部，以及圣座驻各国的大使，这很不利于各国教会的全局和统一行动。但各国教会也有些措施予以弥补。在法国则是全国枢机和总主教联席会议，每3个月举行一次，讨论全国性的问题，按时发出指导性的文件。我认为这种做法也可用于我国教会，我国教会太分散了。我就天真地分别去拜访龚品梅和朱开敏两位主教，我对他们说，目前的形势，共产党将长久统治中国，外国传教士或自动撤退或被驱逐出境，即使他们能留，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我们并不一致，我们中国神职人员应团结起来应付今天特殊的局面。你们一个是上海主教，一个是主教中的元老，是中国被首次祝圣的主教，你们两个有威望，应联名邀请中国主教来上海开个会，商讨应变事项，为中国教会找一个出路，找一条能长期存在的路线，或用拉丁文所说的“MODUSVIVENDI.”。他们客气地回说：“让我们考虑后再说。”我正在等待他们的回音时，耶稣会长格寿平叫我去说：“金神父，你才回国，为什么胡说八道？黎培里公使来信告诉我，说你才从外国回来就表现不好，叫我管好你，你究竟说什么？”我说：“我只向两位主教提些建议。”他说：“好好教你的书，别给我惹出问题，我本向黎公使申请要他任命你为修院院长，他拒绝了。”我心想，在今日形势之下，不做头头更好。

    托运的书到了，我去海关领取，海关官员叫我打开，他们一看都是书，而且是外文的，就说，还需水上警察来看了才可放，要我等着。等了半个小时他们来了，他们一翻都是外文书，问什么内容，我说都是哲学书，他们不说什么签了字放了。我雇了一个平板车带回修院，姚赞唐院长问我要留在身边吗（王昌祉神父回国时，姚当时要他把书交给图书馆，他不肯，闹到会长那儿去，桑会长批准了王，所以姚这样说）。我想，我自身朝不保夕，随时会失去自由，要那些书有什么用？说按惯例上交。他高兴得很。我这个人回国初期等待随时被逮捕（现在则等待随时死去），世界只是逆旅而已。

    我开始深居简出，用功备课，上课，几乎也没有人来看我。学生很好，也欢迎我教，第一次有中国人教神学，此前王昌祉神父再三要求教神学，姚赞唐总是一口拒绝。我是中国人，学生也是中国人，但我得用拉丁语来教。梵二会议前，普世修院都用拉丁语。老师、学生都感到别扭。梵二也改革学习，一切改用本国语言，省事多了。但我认为拉丁文很美，把它全盘抛弃，也很可惜。也许这是老人怀古情深吧！

    我去徐汇中学拜会了张伯达神父，他是上海的中国会士中唯一当院长的，俨然是中国会士的领袖。他很客气。在徐汇中学工作的还有曾是我的老师王方神父，我的同学朱洪声神父、陈天祥神父。我们相见很高兴。此后到张伯达8月被逮捕为止，我每个月去一次，事后和我同去的也曾是我老师的陈云棠神父告诉我：“我们见到你能主动先去看张伯达很高兴，张伯达在你面前有些内疚，他在老主教惠济良和老会长姚赞唐前没有少说你的坏话。”这事我知道，否则我不会在苏北待一年，但我应忘掉不愉快的事，我对陈说：“过去的事，谈它干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吧。”张伯达由于公开在大会上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下将提到），于8月被捕，11月因脑溢血死于监狱中。张出身名门，很有才华，特别善于交际，人们曾猜想他会做上海首任国籍主教或国籍会长，但未成为事实。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已。

    我回中国后细细地观察，上海教区虽然有了中国人当主教，但仍然是法国人当权。龚品梅圣了神父，先在松江当圣心初中校长，后调任震旦大学附中初中部教导主任8年，后升任金科中学校长，一直做教育工作。当他在震旦时，震旦大学挂名校长为胡文耀，无权，才尔孟名义上是常务董事，实际全权在握，龚对才五体投地佩服。才改任上海教区和耶稣会的财务主任，住四川南路天主堂，龚当了主教改四川南路天主堂为主教公署，朝夕和才在一起，有事必向才请教。龚当主教前，耶稣会长格寿平兼上海教区副主教。龚到任后，虽然任命了朱雪帆神父为副主教，但朱住董家渡天主堂，两人很少见面，龚并不器重他（朱和龚同时被捕，但由于朱未受龚重用，不参与教区的决策，法庭上只判他5年刑）。格仍以天主教法律专家为龚的顾问，每天去四川南路见龚，龚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龚身边有才、格两人，他们掌握上海教区。龚出面，出谋划策的是格、才，龚对格、才真是言听计从。

    解放后全国轰轰烈烈搞土改，上海也不例外。龚在咨询了格的意见后草拟了一个文件向神父们传达其内容：“教友不得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被迫参加者不能发言，所发给贫下中农的财物及土地证，可收下，只作代为保管处理，待将来还给原主。”龚要教区神父向教友传达，神父们说：“这怎能公开传达？不是反映出等待美、蒋复辟，反攻倒算吗？”这发生在我回国以前，事后才知道龚、格这项指示，我认为这完全站在地主的立场，不是对抗土地改革吗？很不明智。全国土地改革是国策，也是最得民心的大事。在上海，龚却对抗，是不可思议之事。

    1950年底也就是我回上海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四川万县的王文成主教和成都的王良佐神父积极响应，政府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前基督教吴耀宗先生已在号召基督教参加。“三自革新”运动在基督教内比较顺利的进行。

    宗教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应掌握于国人手中，这是解放后的国策。“三自革新”运动由中央发起，由于天主教王良佐在四川首先响应，又由于上海天主教会在全国的地位，四川、上海就成为重点。对“三自革新”运动，教廷公使黎培理立即表态反对，龚品梅、格寿平相商后也表态反对。上海政府认为，由于上海教会在上海办了许多学校。“三自革新”运动应在教育界首先推广。上海教育界校长会议上，在格寿平指示之下，正当大家要通过“三自革新”议案时，张伯达站起来发言反对，时代中学主母会修士白校长也发言反对，该提案当时没有被通过。事后张伯达、白校长两人先后被捕，白几次转移，邓小平再次上台后释放出狱，法国主母会接他去巴黎，安死于该修会。

    张则于1951年11月死于狱中，狱方通知徐家汇本堂蔡石方去领尸，蔡把张的遗体放在徐汇无玷圣母堂内，吸引了徐汇中学师生，和附近数以千计的教友前往与遗体告别，龚又在徐家汇大堂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思大礼弥撒，张葬于当时的天主教息焉公墓内。许多青年前去凭吊祷告、开会，国外教会更作了大量宣传，称之为殉道圣人等，使中国政府极为恼火。

    上海的神职人员及教友由于龚的反对，对“三自革新”运动反应极冷淡，参加的寥寥无几。首先响应的是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和医师杨士达，龚品梅出面宴请胡劝他不要加入，姚赞唐约了杨士达面谈（姚曾是震旦大学校长)都没有效果，两人坚持参加。政府主要在教师队伍中发展会员较有效果，汇师小学的汤履道、顾梅青以及晓明女中的袁蕴常相继加入，上层教徒中加入的有陆伯鸿先生的五公子陆薇读先生。其他有名望的教徒如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等则坚决拒绝，后来他们被划成右派，成为重点批斗的对像，顾守熙被捕入狱判重刑。

    四川是重点，黎培里派遣在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工作，原籍四川，出身望族的董世祉神父去传达指示。在重庆召开教友大会企图通过“三自革新”决议时,董神父突然出现，宣读了“两全其美”的演讲词，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决议没有通过。散会后，董立即被捕，死于狱中。董的讲词在教会内部流传颇广，竞相抄阅，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

    二战结束前夕，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聚首雅尔塔，罗斯福对斯大林做了重大让步，允许东欧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二战结束时东欧反法西斯政党建立的政权次第落入共产党之手，东欧诸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的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势力也日益增长成为重要大党。1948年意国大选前夕，意共呼声极高，教会庇护十二世公开号召教友们参选，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结果天民党获胜，稳定了西欧局势。

    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时刻，教廷圣职部发布反对共产主义法令，强调唯物的共产主义必然反对基督信仰，即使中共领导有不反对宗教活动的言论，但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反对天主教、反对宗教、反对基督教会的，因此依据法典1399条，禁止出版、传播或阅读袒护共产党学说的书刊、日报及传递，并在有关刊物投稿。教友不能参与宣传共产学说的活动，也不能为反基督的邪说辩护，否则会被视为背弃公教信仰。我当时心中想，这样一个全面的禁令在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也有困难，教徒中，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不在少数。事实上，各地教会也没有传达到基层。谁知道，我回到上海，发现龚品梅在格寿平的指示下，居然逐字逐句地传达并执行这个指示。我当时感到，今后在中国做个天主教徒不容易了。

    共产党非常喜欢开会，解放初期特别喜欢开会，几乎天天开会，有时，整天开会。学校、工厂、各单位、所有街道、里弄组织不断地开会，当会场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时，格寿平指示教友不许举手，会议上数千人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几个教徒、老师、学生、工人只能低下头不举手、不高呼，人们用惊讶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学校内，小学生争戴红领巾，以戴上红领巾为光荣，老师动员教友小朋友加入少先队，他们却被告知不准戴。教徒工人参加劳动，但不准加入工会，里弄内组织居民读报，教友不准参加，去了也不听，做教友的得付出多大代价！后果也多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美国成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几十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打美国人。龚咨询了格后指示，教徒不得参加志愿军，也不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也不许捐献飞机大炮。不但如此，梵蒂冈于1949年还任命一个美国人作中国扬州教区的主教！要众多教友跪在一个美国人面前！做教友真难呀！但坐在舒适的房间内，喝着牛奶，吃着牛排的我们或制定或传达这些冷酷的不近人情的指示，不惜置教友于绝境，使他们冒失学、失业甚至失去自由的危险。在监狱内反省的我感到实在对不起广大教友。我们应当为教友、群众设想，让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好好学习、工作和全体人民一样才对。

    新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书内提到梵蒂冈是反动的，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龚品梅通知，全上海的教友教师，不许讲这节课，宁愿辞职失业也不准讲。一名讲师向我说：“神父，我服从龚主教的指令，我失业了，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需要我赚钱，但我辞职不教，我家里还有10两黄金可以维持一年多的生活，将来怎样，我托付给天主。”我听了心酸。我们主教神父没有家庭包袱，有人供养，普通教友呢？

    面对上海教友的对抗，政府加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扶植爱国会，镇压教友中的骨干分子，1951年4月27日上海逮捕反革命分子，也逮捕了震旦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松龄和英木兰以及刘X三人。震旦大学的天主教学生在神师华祝三（HAVAS匈牙利人）神父、朱树德神父领导之下团结一致，服从龚、格不响应政府发起的不利于教会的运动，使自己越来越孤立。

    接着又查抄了在岳阳路的中国天主教务协进会的会址即CCB，逮捕了陈哲民神父（黎培里的秘书）、沈士贤神父（圣母军指导司铎）、爱尔兰籍MGRATH穆克勤神父（圣母军全国领导人）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CCB原名全文为CATHOLICCENTRALBUREAU，政府把它译成天主教中央局（按：CCB乃黎培里倡议成立的）。1948年美国纽约总主教史贝尔孟枢机访问我国时带来一个重要代表团，临走把华理柱主教（WALSH)留下，担任CCB的秘书长主持CCB的工作。华青年时加入MARYKNOLL传教会，来中国广东传教，后来任广东江门主教，后回国工作。1948年又来中国，1958年被逮捕，判刑20年，在提篮桥监狱，得到特殊优待，红十字会不断寄给他食品，尼克松总统来华前夕，政府宣布他能接受改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回国，死在美国总院（逮捕华理柱时，一起逮捕了若干教友，荣德先的丈夫朱义生也在内，华被释放回家，朱死在狱中）。

    1951年初CCB开了一个应变会议，龚也参加，会上商定黎培里不能行使职权时，将由龚接任教宗驻华代表之职。龚信以为真。1954年他天真地对我说：“怎么梵蒂冈迟迟不明确任命我呢？”我心中想，要外国人交权给中国人是难的。天主教明末传到中国来后，只任命过罗文藻一人为中国南京代牧，并让他等了十多年才祝圣。此后200多年只有外国主教，一直到1926年才由6名中国神父任6个小教区的主教。到1949年解放前夕，大多数主教仍是外国人，20多位总主教中只有3人是中国人。以我自身为例，外国人能在中国时，会长、巡阅使是由外国人当，外国人没有了，才轮到我这个中国人。教会由人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总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态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难越过。

    1951年中黎培里被驱逐出境，他先留在香港，后去了台湾，他1947年作为圣座公使来中国，我去了欧洲；他1951年被驱逐前夕，我才回中国，从来未见过他和他谈过话，对他了解很少。有两件事是我后来知道的：一、他在解放初期写信给全中国主教，号召他们祈求佘山圣母护佑，并提议如果中国教会渡过难关，安然无恙，将来在佘山建立一座大殿感谢圣母。有30位主教来信响应他的号召，写了许愿信寄给黎，黎交给龚，龚交给佘山的总铎吕道南（法国神父PRUD＇HOMME），他把这些信放在佘山大殿圣母像脚下，龚被逮捕后交代了，人民政府把这些信取出，并以此为罪证，说明教会等待变天。我现在有个问题：佘山圣母不是保护了中国教会吗？现在中国教会安然无恙，日渐发展，我们不是应当还愿感谢圣母吗？二、1947年11月才尔孟接万尔典为上海教区财务主任。他一上任，就向人说：“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共产党来后，将把教会财产没收。”他着手把上海教区的房屋土地卖给人家，把钱买了许多美国大公司的股票并带走，黎培里获悉后，写信给他禁止他再卖下去。黎说，外国传教士将全部离开，但中国神职人员必留下，应想着他们。才尔孟被驱逐出境后在欧洲活动一年后回香港负责耶稣会在华的财务，他买进的股票都在香港。1967年盛传中国将武力解放香港。罗马下令把在香港的属于大陆教会的动产都转到罗马，交给福传部。才尔孟管的所有美国股票都上交了。2003年我经过德国耶稣会院时，一名老神父向我说，那时他在罗马耶稣会当财务主任，是他经手办的。他认为上海教区的最大一笔财产已转移到安全地带，他没有料到罗马福传部会把这笔钱吃掉，上海教区分文拿不到，几十年来福传部没有给上海教区一分钱。而留在上海的房地产却安然无恙，没有损失，共产党没有吃去，上海教区以此维持生活，这有些讽刺意义。我困惑。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伸出重拳，出击的对象是“圣母军”。圣母军起源于爱尔兰，专为恭敬圣母并鼓励教徒多做祈祷与行仁爱工作。黎培里为教宗驻爱尔兰大使时发现这个组织。他认为有利团结信徒，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来中国后他大力提倡这个组织，圣母军从基层开始分地区发展，每一个小团体请一位指导司铎，小团体内有会长，也有小组长，分别负责祈祷、培训、联系、财务等等工作。黎培里特调来爱尔兰籍穆克勤神父作全国指导司铎，全面负责。上海的圣母军在青少年中特别在校学生中发展较快，个别神父也在堂区中组织。这个组织带有“军”字，特别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和重视，认为这个组织具有政治目的，带有军事性质。这类组织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绝对不许存在，必须彻底消灭。中央政府把圣母军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勒令所有会员立即声明退出。文件指出参加者都是地主分子、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等，必须登记退团，并要求退出的会员进行检举揭发，务求一网打尽。全国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在上海设立了几十个退团登记点，勒令会员报到、填表。交出会员证、会员手册，声明自己幡然觉悟，宣布退出，写下受骗上当经过等等。解放后凡共产党上级布置的任务下面一概雷厉风行。但在取缔上海圣母军行动中受到挫折，上海的圣母军服从龚、格指示几乎全体拒绝公安局的命令，坚决不承认圣母军为反动组织，令政府大为恼火。中央认为上海公安执行不力，把在天津镇压圣母军有功的公安局长许建国调来上海，以铁腕手段压服上海圣母军。原公安局长杨帆降为副局长（按：杨后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同时被捕，作为反党分子关押20余年，潘释放后，“文革”中又被捕，最后死于狱中，杨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平反昭雪，回到上海双目已失明），许建国后升为上海副市长、中央公安部副部长，他的作风强硬，杀气腾腾，9.8事件即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成员，由他亲自指挥（当时陈毅市长已调往中央，担任副总理并外交部长职）。不知何故许建国后来调去当外交官了，先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接着奉命回国述职，在机场上被逮捕，立即关进北京秦城一号监狱，死于狱中（我从他女儿写的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为了纪念我的好爸爸》一篇文章中得知许的情况）。

    1951年我回国后，荣德先的儿子朱恩荣来看我，告诉我他是圣母军，而且是负责图书馆的职员。当时风声已紧，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快去香港，切不可留在大陆，他的父母同意他出去。他到了香港去华仁书院补读英文，后来他蒙天主召唤进入耶稣会，一直在台湾从事青年工作，对台湾教会做出贡献，深受台湾天主教大学生的爱戴。他如不出走，一定会被捕，判刑发往东北或西北劳改。

    上海政府在取缔圣母军的同时，逮捕了圣母军的指导司铎，如法籍耶稣会士傅若望（JEANDELEFF，出身望族，两个弟弟为神父，三个妹妹为修女。他在狱中自咏成诗句，驱逐出境后回法国，出版了该诗集，销售很广）和姚景星神父。姚曾任金科中学校长，被捕几个月后释放出来，后调往张家楼当本堂，后为修院教务长，光启社社长，译著很多，尤其出名的译文为《爱的呼声》。尽管在重大压力之下，这些年轻的圣母军表现极勇敢，信仰坚定，虔诚恭敬圣母，为了教会，不怕牺牲。大多数会员准备了一个小包，内装更换衣服及洗漱用具准备随时入狱，可歌可泣！其中许多人在1955年9月8日后失学，失业，失去自由。

    上海的这些圣母军，绝大多数是高中和大专学生，出身富裕家庭，有的父母都是非基督徒，他们奉命抵抗公安局命令时不被家长和亲友们理解，他们当时准备入狱，入狱判刑后去青海、东北等地劳改，劳动积极，得到嘉奖，但坚持信仰，丝毫不动摇，有的还暗地里做福传工作。拨乱反正以后陆续回到上海，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远不如今日的我，更不及流亡在美国的龚品梅等，但他们对过去从不抱怨，真是天主的好儿女，我内心佩服他们，自愧不如。

    耶稣会中有七八位年轻会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教友们的神修和加深他们的信仰。这些会士是吴应枫、陈云棠、蔡石方（一名蔡忠贤）、王仁声、朱树德、朱洪声、陈天祥和我。

    我们决定轮流在各堂口内做教理讲座，七讲为一个单元，每人一讲，每一个单元有一个主题：一、论基督；二、论天主十诫；三、论七件圣事；四、论教会；五、论信德等。教理讲座富有号召力，每次讲道，满堂教友，除了教理讲座，我们组织教友分批做依纳爵神操，效果不错。参加的大多数是学生，人们称他们为公青，即天主公教青年，1953年元旦他们由朱树德、朱洪声神父组织聚会在君王堂广场上向龚祝贺新年时约有2000人。公青，其实不是一个组织，既没有章程，也没有领导，只是一个统称，凡是天主教家庭的青年学生，都称为公青，一如“文革”时的知青一样，然而，有人把天主教青年扣上一顶公青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反革命分子。9.8事件后他们中大部分被集训交待问题，称他们为公青分子，抗拒者被逮捕入狱，其罪名就是参加公青。凡不知悔改的，判刑去东北、安徽、青海、新疆等农场劳改，部分人迄今还留在农场。

    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解放全国前夕，天主教，传教士们胆战心惊，设法应变。上面我讲了把年轻人送往海外是一个方面，他们估计共产党将迫害教会，教堂会首当其冲。也有人认为共产党会尊重教会办的事业，把有些动产转移到各事业中去，把土地划在学校方面，把少量土地划归教堂。解放后传教士们发现自己估计错误。共产党保护宗教，保留教堂而接管教会的事业，以上海而言，他们先接收天文台和气象台，这有关国防，不能让外国人掌握。接着他们接管学校，上海教区原有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中学计有徐汇中学、徐汇女中、启明女中、圣诞女中、土山湾职业中学、震旦附中（改名为向明）、金科中学、晓明女中、仿德女中、中法（改为光明中学）、圣方济（改为时代）一心中学、松江正心男女中学、浦东唐墓桥男女中学、斯高职业中学、昆明路女中、大通路中学、南桥中学、张家楼中学以及许多小学，全被接收。慈善事业，广慈（即今日的瑞金医院）、仁爱会医院（今日卢湾中心医院）、杨浦区圣心医院、闸北区母心医院、松江若瑟医院、镭铤医院一一接收。龚品梅告诉人说，我天天听到的就是种种设施被充公的坏消息，我一如古经上记载的约伯圣人。

    各种事业接收后龚、格调整了人事，调朱树德、朱洪声为君王堂本堂和副本堂；调王仁生为伯多禄本堂，钱生冠和蔡良申为副本堂；调丁树仁、徐简谷、陆培元在四川南路天主堂；调张家树为虹口本堂，吴应枫为副本堂；调陈天保专门联系上层教徒，兼五原路崇真堂本堂。从此工作重点在堂口，堂口的重点是青年和儿童，培养青年骨干，专管儿童。这些骨干，儿童称他们为哥哥、姐姐，他们绝对服从本堂神父。当然也有个别不如此，比如钟姓女教友，她响应政府号召，登记退出圣母军，但政府要她继续做堂区骨干分子，应表现得更积极，以取得神父的信任。暗地和政府联系，请示汇报。钟做得很成功，她的双重身份在9.8后公诉龚品梅大会上挺身而出时亮了相。但她在80年代后期到美国后，声称自己曾被共产党迫害要求做美国人。

    在龚、格指示抗拒政府时，共产党仍想争取龚。1951年10月1日国庆日，陈毅市长向他发出请帖，邀请他出席观礼阅兵，他没有去。他来到了徐汇修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这似乎失礼。他回说：“我今天去了，他们回来时，我怎么交代？”他们是指美、蒋。他心中还在妄想美、蒋反攻大陆。市政府争取教区上层教徒，聘请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等有影响的教徒为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潘汉年副市长邀请龚等去市政府座谈，这些努力徒劳无功，龚品梅受法国人操纵，不信共产党。他接近的人都是些强硬派，陈辅民、张希斌等。尤其陈辅民，他的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措辞极强硬。他们捧龚说，他必将是红衣主教。又说，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我从欧洲回来，当时东欧已红色，西欧知识分子、工人很向往共产主义，我对美、蒋回来，没有幻想。明曾蒂红衣大主教在匈牙利国内和在国外享有极大威望，匈牙利政府于1949年年初逮捕了他，中国共产党不会怕龚，我向别人说：不要太捧龚，即使他一旦成为红衣主教，但“一将成名万骨枯”，代价是许多人尤其青年受苦。他们说，气可鼓而不可泄也，鉴于当时形势，我的声音很软弱，我当时自愧不如，和他们不太合调，他们都慷慨激昂到处说：“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丢。”我的表现没有他们勇敢，我才回国，年龄又轻，没有资格进入当时教区的决策层。政府在争取不到龚时，有人建议，邀请田耕辛枢机回国来领导中国教会，政府接受这个建议，派人秘密去海外并做田的工作，田拒绝了。

    1951年8月黎培里主教被驱逐出境，临走前，他把格寿平的申请批了，任命我为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总修院的院长应由罗马圣部任命，他只能批为代院长。我于1951年7月16日上任，我的精力放在修院工作上，我勉强支撑了4年多，修生数增加到303名，修院中工作的神父都曾是教过我的领导和老师，比如姚赞唐曾是会长和院长，桑黻翰也曾是我的会长和院长（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恩师），其余几位教过我书，是我的老师。我只有35岁，院中年龄最小却当了他们的院长，我有些心虚。他们都特别尊敬我，让我放心担当这个重任，我被他们的服从谦虚之心深深感动。当时高年级的学生如海门的丁兆铭、苏州的张振华都已30来岁，和我相差无几。我当院长后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小修院一开学就做一个月神修月。较有收获。我认为对修道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神修，没有扎实的神修基础成不了好神父。

    最使我棘手的是，宣布我为院长的第二天，全体工人约20名到我办公室内大吵大闹，要求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跟他们好好谈，不听，只高声喊叫。管他们的两位辅理修士都躲起来不出面。我心想外国人做院长他们不闹，中国人当了就闹。正在我无法对付时，一名修士挺身而出，到我的办公室内向他们说：“你们吵闹什么？院长不管这些事，是我负责，跟我来。他把工人领出我的房间，替我解了围。这名修生叫吴才生，我很感激他，我以后真的把工人交给他。工人后面有区政府一个姓赵的干部作后台，不易对付。吴修士把工人们管理得服服帖帖，我佩服他，他圣了六品后，其他修士如陆培元、沈保智、艾祖章、张廷爵等相继管理工人，用不到我操心。

    一个单位的伙食最重要，拉丁文说，BONACULINA，BONADISCIPLINA，意即伙食好了，纪律也会好。我把修院303人的伙食也托给修生管理，修生成立自治会。我只定伙食标准，他们就按这个标准办理食堂。当时修生们下午4点还有一道点心，我定的标准每人每月20元，这在当时相当高了（大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10元）。管理伙食时间最长的是郁成祥，他费心费力，大家满意，只是影响了他的学习。管伙食账的是庄建坚，搞采购的是朱育德等。1955年9月8日郁也被捕，离他圣神父的日子只差28天，他在劳改时，保持信仰，保持独身。我82年回来后，派人找到他并让他回修院，圣了他神父，他成为一个好神父。他是海门人，他有良心，说他是海门朱开敏主教培养的，他必须为海门教区服务。他去见海门的郁成才主教，郁见他有病，怕他病倒成为教区的负担，不愿收他，他海门回来，问我道：“我中过风，我怕再发病，神父你怕吗？”我回说：“你病了教区养你一生。”他安心留下补课。他归了上海教区，他传教十多年，为教区做出贡献，最近病死。

    解放后各地修院陆陆续续停办，徐汇修院硕果仅存，各地都派修生来，温州苏代理主教亲自送来了朱维方，广西送来了黄雄才，广东通过华理柱主教送来了庄建坚、林德君，江西送来了游国杰、谢云生、吴谷声，福州郑长城代总主教亲自送来了何敦乾，河北送来了李中原、张尚志等十多名，他们神修有基础，学习又用功，都经得起考验，除极个别外，都成了好神父。

    郑代总主教来沪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龚和格派一名神父去福州教区，为神父们领避静，做依纳爵神操。龚格派了在神学院教圣教法典的王哲神父去。这为王神父找来极大麻烦，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军管代表重点审查他，要他交代此行的反动目的，导致王跳楼死去，这是后话。就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郑，并成为极好的朋友。他爱国爱教，他为了忠于罗马教宗，被判刑，劳改达30年之久，出狱后，仍在家深居简出。经多方面的劝说，出来照顾教友，在堂区服务，被选为福州教区主教，祝圣前他向梵蒂冈驻香港代办FILONI蒙席报批，这人以福州已有一位地下主教为由拒签，但他的前任，方济各会士毕纳青PIERACINI热爱中国教会，写信给郑，表示他能接受祝圣以牧养福州教区的30万教友，郑即接受。然而他因长久未被政府信任，未被罗马认可，内心常闷闷不乐，他为教会做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之一是修了玫瑰山庄，集大堂、图书馆、招待所、苦路等于一体，现成为全国著名的朝圣点。最近患食道癌去世，临死他收到了罗马认可的通知，得以安然离世。

    我认为提高教友的素质是当务之急，教友的水平不可停留在一本教理问答上，必须向他们提供精神食粮。1951年土山湾还有一个印刷厂，暂时仍在教会手中，我想争取时间多出神修书籍，我特向格寿平打了报告，要求出版圣书，格寿平立即批示同意，并给我2000元作为初步费用。我先聘用了饶克安先生作助理，他是震旦大学文学院毕业生，有中文根底，也精通法文，是个热心教友，以后他一直在我身边勤恳工作直到被捕。我又向格寿平申请，派陆达源和严蕴良两位神父来修院教书，并作编辑。当时目标计划出许多的书，故总名为“神修文库”。此后又请朱希圣先生、张帆行先生帮助译作，在我们几个人努力之下，4年中我先后出版了30多本圣书。9．8后我们先后被逮捕，“神修文库”即夭折。所有书籍都被抄走，其中有几本到今日仍很有用，不知哪位教友仍存有神修文库出版的书，希望他们拿出来，好再版问世。

    龚与政府的对抗在升级，龚、格下令，凡参加爱国会者不准领受圣体圣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措施，几乎等于把爱国会会员绝罚。热心教友都不敢参加爱国会和爱国会组织的会议。有的会员没被吓倒，照常进堂，送圣体时仍走上祭台领圣体。堂区的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友强把他们拉下来。斗争白热化了，龚曾向我说：最好让教宗公开绝罚爱国会。爱国会后面的共产党政府决不会让步后退，龚则作最后一次的绝望挣扎。

    为了应变，教会准备转到地下，格寿平指示搞一个耶稣会秘密初学院培养耶稣会接班人，他任命严蕴良为初学神师，吸收的初学修士公开保持着原来的身份，学生呀，老师呀，修士呀，每人每周和神师会晤一个或两个小时，请示汇报。被吸收的有陆达诚修士（现在台湾工作)、杨鼎华和王逸如，他们是震旦理科毕业生，聘请他们为备修院老师(杨现在为上海教区地下神父，王不知下落)，朱锡藩（现为上海教区地下神父），陈龙璋（学生），后还俗，董纪平，后还俗，现已死。

    震旦大学法国神父DEBREUVERY在震旦大学女生中间挑选了若干名高才生，引导她们当修女，组织了一个地下修女会，她们是：ALISPAN潘英生医生（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先被捕后释放，去加拿大行医，上世纪末病死）、吴端（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数学）、李庆贵（震旦医科毕业留校工作）、卢树馨（圣母军，被捕后去青海劳改，回上海，在二工大教外语同时为光启社义务工作，译有圣咏和部分保禄书信，她精通中、英、法文，译文既忠实又漂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热心敬主，谦恭待人，使人钦佩）、董纪曼（释放后去香港定居）、谢石璇（后与任大鹏结婚去美国定居）、江泽玖（曾在外国语学院教书）、陈佩琛（不详）。DEBREUVERY回国后，托给甘易逢RAGUIN神父。他去台湾后，ALIS潘英生找我,希望我做她们的神师，我同意，她们每月轮流去修院，我向她们讲神修，有时我也去她们的“家”，他们的组织名为“家”。

    朱树德也办起了一个“我乐之缘”的组织，人数不多。

    政府就龚的为人咨询了爱国会成员胡文耀和杨士达等人，他们都说龚后有法国人，他明显由法国人在操纵，为此必须除去这批法国人。政府重视并重用杨士达，杨升为二医大教务长，兼徐汇中学校长，在上海，在全国爱国会中杨起较大作用。

    1952年11月公安局逮捕了才尔孟，拘留他两个星期，在他交待清楚问题后，押送他出境。他先回法国到处演讲，一年后回香港在阿皆老道买了一所房子，成为上海教区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政府逐步摸清上海天主教的内情。

    重要的一击发生于1953年6月15日晚上，政府出动军队，包围了徐家汇耶稣会总院和耶稣会神学院以及蒲石路君王堂，逮捕了格寿平、美国耶稣会士翟光华、斐有文、朱树德并带走了朱洪声。在徐家汇也带走了格的机要秘书陈天祥。驱逐了耶稣会总院院长贝国梁，封锁了上述地点，软禁里面的所有神父修士。在金陵路亚纳公寓抓走了林仁与田望霖，他们是朱开敏主教的顾问，不断向黎培里汇报的比利时籍的神父。第二天报上大标题报道了这个行动，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以此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为了吸引较多的教徒，把“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反帝爱国运动。在市内办了一个大型的帝国主义罪行展览会，组织群众尤其教徒去参观，但效果不显著。震旦在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后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简称二医大）。当天天主教的学生知道消息后成批赶往君王堂与徐家汇，带了面包等食物，说是为被软禁的神父修士们送食品，要求进入，几经劝阻，学生坚持不散。

    这儿讲两个插曲，对我，颇具教育意义。被软禁在神学院的有一名神父叫王楚华，一天他越墙逃了出来，跑到松江找当时的总铎张瑞麟，张把他安置在一条小渔船上，后感到不是长久之计，把他介绍给昆山小横堂本堂王友兰神父。王友兰把他介绍到一家沈姓渔民教友家中藏起来，王楚华想通过黄牛逃到海外去，到了广州正在偷越国境时被边防警察抓住。他交代坦白了，使收留他的家人遭到极大痛苦。王判了刑，刑满释放后由他在美国的妹妹设法接到美国去了。但他如愿以偿后却没有对因他受苦的沈家有丝毫表示。另外有一个神父王继文，逃到姓张的教友家中躲起来，隔了两年被公安查到，张家为此吃了许多苦。我上面说的教育意义即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牺牲别人，令人冒险，连累他人。

    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后，天主教学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二医大，在一次进步学生与“公青”学生争辩激烈僵持不下，甚至发生冲突时，进步学生之一杨增年从楼梯上端猛地一跃跳下，以冲散群众，踩在同学身上，猛勇无比，受到政府嘉奖。杨在徐汇中学念书时，深得张伯达校长的赏识，领洗入教，张重点培养他，送他进震旦学医；解放后他觉悟得快，院方重视他，视他为进步学生的骨干。“文革”期间，红卫兵因他曾是教徒，狠批他，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特务。在红卫兵鞭打之下，他只得坦白他是不暴露身份的特殊党员，他的档案材料应存特殊档案内。查核从实，放他过关了事。后他逐步上升受到重用，直至担任上海青联主席，1983年升为上海市宗教局局长，又升为统战部副部长。他把妻子儿子都送去美国，不久他自己也违背组织纪律私自去了美国，留在美国不回，被开除党籍。他在美国没有正式工作，做家庭护士，最近死在美国。

    政府逮捕了公青学生中的龙家平等。李文之感到自己也会被抓，去四川南路天主堂找傅鹤州神父，傅把他送到朱学幼的家中去躲起来（按：朱在华商电业公司当科长，他的大女儿叫朱雪瑾，儿子名叫朱锡藩，即参加耶稣会地下初学院者）。由于李文之在朱家仍与同学联系，同学去朱家多了，政府发现情况把李从朱家抓出。李文之在狱中接受教育，深悔自己的过去，交代问题彻底，又检举揭发他人表现良好。9.8事件后，朱家为此受连累。龚被捕后，李从狱中放出。在大会上，控诉龚、格和金毒害青年的罪行。李加入爱国会，成为爱国会最坚强最积极的成员。她确是共产党改造顽固分子的成功典型。李50多年如一日地为爱国会工作，现已80高龄仍在爱国会上班，每天第一个报到，最后一个回家。

    接着政府又逮捕了伯多禄堂王仁生神父、徐家汇蔡忠贤神父、四川南路若瑟堂傅鹤州神父。神父少了，有些青年就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的神师指导他们，我收了几名，其中有诸正珉、刘彤霞及刘的弟弟刘同范等。刘同范于1954年被逮捕，刘彤霞和诸正珉在我被逮捕后也被捕。刘觉悟较早，不久就被释放。诸正珉判刑后去青海劳改。政府拨乱反正后，释放回上海，给她们补发了二医大毕业证书，安排工作，现均退休。

    6月5日晚逮捕了格寿平等后，巡阅使蒲敏道骑了自行车到徐汇修院来看我，向我说，格已被逮捕，我任命你为耶稣会上海区的代会长，格被捕前也留下纸条任命我在他被捕后继任他为海州教区代监牧。我头上有了代院长、代会长、代监牧三顶帽子。蒲走后我去小圣堂拜圣体，跪着向天主说：“天主求你垂怜，我的担子太重了，我离监狱更近一步，有了这些职务注定快要入狱，请给我勇气。”祈祷时不禁泪下，毫无英雄气概。

    8月初政府勒令蒲即日出境（他是瑞士人，瑞士已承认我国，政府对待他较为客气），他立即服从，但让他的秘书送给我一张纸条，说他已被勒令出境。即日起我接替他为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于是我头上有了四个“代”，也就是说头上有四把刀悬在空中随时可落下。他这项任命进一步让我处于绝境。

    蒲出境后立即飞到罗马汇报，他写信给我，总长批准我提前发4个终身大愿。耶稣会宪章规定，核心会员除了贞洁、神贫，服从三愿外加一个绝对服从教宗派遣的愿，并附若干包括不谋求会内外高职，如不当主教的愿。按耶稣会规定，发四愿者必须从进会日算起满17年。我1938年入会，应等到1955年8月30日。但非常时期，可有例外，总长例外准许我提前发愿，让我成为耶稣会的核心会员。我在1953年12月8日于徐汇大堂在徐味增神父手中和徐简谷神父一起发了愿。徐味增神父是徐简谷的伯伯，发愿后由桑神父向罗马作了汇报。

    就这样我身兼4个代职，我认为每加一个高职就离监狱更近一步。擒贼先擒王，政府必先抓头头，我一个人担当可以保护他人，耶稣会、教会处境越来越困难，运动一个接一个，已无招架之力，只得束手待捕，何必把他人推入绝境，殊不知个别会士大为不满，多出怨言，说我好权，不相信人等，我听了只能苦笑。

    我当了代会长后去龚处，向他汇报，并向他保证，上海耶稣会将一如既往和教区合作，并且向他表示，服从他的安排。但我向他说明我不是法律专家，起不了以前格寿平的作用，并向他说明我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修院上，不能经常去他处，他表示理解。

    我知道教区神父很久以来对耶稣会不满意，尤其不满意龚偏信耶稣会士，因龚不征求教区神父的意见，喜听格的话。我认为这是历史形成的，我应尽力纠正。首先我很少去龚处，免得人家认为我在操纵龚。其次龚以四川南路为主教公署，可是四川南路天主堂的院长和本堂神父仍是耶稣会士，我就向龚建议，耶稣会从四川南路撤退。经龚同意后，我把丁汝仁神父调去佘山作总铎，宋之祯不再当本堂司铎，又把沈百顺神父调去郊区当本堂。我任命梅乘骐神父为徐家汇院长，兼本堂，接替被捕的蔡石芳神父。我又向龚声明，环境容许时，耶稣会士将去海州教区工作，除了修院以外，其余的堂口工作将全部交付于教区神父。龚表示不应心急，应暂缓。以后形势急转直下，9.8事件（即1955年9月8日政府大规模镇压龚品梅集团运动开始日）马上到来。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投入监狱。

    政府肃清帝国主义的行动继续进行，他们先后把物理学家卜尔克BURGAUD神父、姚赞唐神父驱逐出境。在押解桑黻翰出境时，到了广州，神父心脏病突发，死在旅途中。公安局通知广州天主堂，广州主教邓以明曾在上海念书和工作，是桑的学生，他亲自去料理，把桑的遗体安葬在广州公墓内。事后，寄了照片告诉我，我很感谢他。邓后来也被捕，释放后政府允许他仍当广州主教，他要求去香港治疗，政府批准了他。梵蒂冈国务卿CASSAROLLI特去看他，又把他带到罗马，拜见教宗。教宗任命他为广东省大主教。发表前，教宗问在罗马耶稣会总院当参赞的朱励德神父：“这样做妥当吗？”朱回答：“完全妥当。”但这个任命一发表，国内就兴起一个反对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的浪潮，政府也不让他回国，他只能流亡在海外。他为人处事一直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很少发表反共的言论，他的作风与龚不同，我去旧金山时，他希望见我，美国玛利诺会士NOBILETTI在旧金山显圣堂当本堂，接了我去他处，他不会普通话，我不会广东话，两人只能用英文交谈。他说自己愿意回中国，死在祖国，他希望我把他的愿望转告中国当局，我回来后向宗教局和公安部门作了汇报，他们要我告诉他必须公开表示悔改，求祖国人民原谅，邓表示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最后他死于美国旧金山。他死前发表了自己的自传，题为《天意莫测》。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神父、好会士、好主教，是时代的牺牲品。我去旧金山时，去他墓地圣堂内在他的碑前求了天主。

    龚品梅在50年代初曾秘密指定，他不能履行主教职权时，由徐元荣神父和陈天保（一叫陈辅民）神父为第一和第二接班人。到1955年他认为这两个人不合适，前一个怕事，后一个太强硬。故在修院BALIRACH神父被勒令出国前，他在一张小圣像上写了一封给教宗的信，指定李思德神父为第一接班人，张登俶神父为第二接班人。BALIRACH后来来信，告诉龚，他把信带到了罗马。龚被捕后，4人都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事，拒绝作龚的继任人，教区神父选德高望重的张士郎神父为代理主教，报了罗马，罗马福传部回信不接受张士郎，说应该按照龚的安排行事。

    黎培里1951年被驱逐出境后，按照罗马指示，留在香港待变。他曾写信给龚说：“不出5年，我又将在黄浦江滨散步。”龚把信给我看，我回说：不可能。日子越久，共产党政府越强大，美、蒋回来的希望越小。龚不以为然。黎培里被驱逐出境前，政府发动一个宣传攻势，说他只是一个摩纳哥的公民却在我国发号施令，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全国上下都声讨这个摩纳哥公民，铺天盖地的漫画张贴在街上。神职人员教友们不表态，只有南京教区代主教李维光，先响应号召参加“三自革新委员会”，继而发表了声明攻击黎培里。黎培里很恼火，他到了香港后去罗马汇报，要求圣座绝罚李维光，圣座批准。黎培理来信责成龚向李维光宣布他已被绝罚，龚收到通知后很为难，知道这将促使李维光更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又知道自己这样做将引起政府反击。就要李式玉（二李是同学又是好友）去执行，李婉言推辞，后龚用书面方式通知了李维光。解放后遭罗马正式绝罚的只有李维光一人。教宗没有绝罚过其他人（包括后来自选自圣的主教）。

    1954年6月16日即反帝爱国运动开始一周年，政府把封锁徐汇耶稣会院的解放军撤出，让神父修士们自由出入，又把格寿平释放押送出境，报上也刊登了这则消息。格到了香港，通过香港圣衣会修女亲笔写了一封短信（写在一张蓝色的小纸上）给龚，说他在狱中听到教堂钟声，说他在狱中没有说一句、做一件不利于教区的话和事。龚收到后把信给我看，表示放心，他也叫全体神父们放心。格没有出卖任何人，他毕竟是位圣人。我们就一切照常，聚会，搞地下工作，打击爱国会成员，不遗余力。1955年9月8日我们被捕后，在狱内政府给我们看了格亲笔写的交代的材料，共计800页之多，事无大小详细坦白；我又听了他的录音，才知道受骗上当。事后我想，为什么格他已坦白交代，恢复自由后不肯告诉我们，反而说自己没有出卖我们，而让我们继续盲目反抗政府呢？他坦白，我们原谅。进狱后，能坚持抗拒到底的人，是极少数。他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呢？我们公认他是圣人，这是圣人的行径吗？他到了香港和台湾后闭口不谈往事，后来真相大白时，海外人士还不相信，认为是国人捏造，毁他的名声。后来我明白了，如果他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会停止对抗政府，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这是我个人的猜想，现今他已离开人世，我们又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把它忘去）。我在狱中反思，更体会到传教士有他们的背景，有他们的立场观点，考虑问题角度和我们不会相同，在重大问题上，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们应独立思考，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当人家的小卒，作殉葬品。

    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后，上海市宗教局姓沈的处长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也找了不少上层教徒谈话，大家对他印象不错。他跟我说，他抗战期间在宁波，日寇要抓他，是法国人宁波主教留他在堂内，保护了他，他一直感激那位传教士，我向他说许多传教士爱中国，并非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徐汇区政府一个姓李的干部（复员解放军）每两个月找我谈话一次，他为人诚恳，讲政策，但我只敷衍他，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为他求天主。陪他一起和我谈话的姓赵，浦东赵家人，原是天主教徒，此人态度很不好，对教会特不好，也许恰恰因为自己是教徒更想在共产党前表现自己，给我的印象较坏。我一方面敷衍姓李的，另一方面拒绝政府派政治老师进修院，修生们的思想停留在1949年的水平上，接触不到新的思想，修生以此为荣并自称修院为小台湾，可见我思想的落后。

    为了让修生们服从于教宗，我授意修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修生中发起一个热爱教宗的活动，其高峰就是去佘山朝圣，宣读终身忠于教宗的誓言，誓文相当长，我已记不清了。这个誓言起了作用，让许多修士坚决不接近政府，不接受教育。

    维持修院存在，保证300多名修生以及十几位老师的生活，需要很大一笔钱。修院本身没有资产，外地教区送来修生又付不出学费，我请求龚拨款，龚告知周澄良神父负责此事。他向海外求助，向驱逐出境后去法国活动，半年后奉命回到香港，管理上海教区在海外经济的才尔孟求助。他在香港的阿加拉道买了一所房子并开始工作，他告知周澄良，有些外商想离开上海去美国或加拿大，他们的动产带不出去，他们愿意把人民币交给天主教会用，由周出证明去香港才尔孟处领美金。周就这样做了，这是非法套汇，违反我国法律，周向我汇报，我同意，这也是我的罪行之一。

    我另一个罪行是帮助他人偷越国境。有些传教士被遣送到香港后留在澳门、台湾或马尼拉，他们想让留在大陆的中国青年去他们那儿，继续培训他们。他们找到了黄牛，出钱让黄牛帮助他们送青年出去。一位名叫HARDI的加拿大神父与我讲了，我知道，我同意他和他的同伙这样搞。我明知这是违法而且是危险的，但我想到头戴四个“代”的头衔。对外国人的惩罚只是驱逐出境。我这个中国替死鬼已处于绝境是死定了，多一条罪行少一条罪行无所谓，个人是小事，关系中国教会生存的问题才是大事呀。

    为了配合反帝爱国运动，政府宣传部门用小说、电影大力宣传传教士的罪行，想方设法彻底搞臭传教士，从而打击天主教。政府翻译并大量发行《牛虻》等小说，揭露教士和教廷的伪善丑恶面目。摄制了不少电影，内容描写主教、神父们利用宗教毒害青少年，并在神工架子内布置信徒如何窃取情报，进行破坏的罪行。这种宣传攻势收效不小。1986年秋天，我们在湖南长沙开一个神学研讨会，讨论梵二会议。国家宗教局、上海统战部派高级官员参加。傅铁山、董光清、涂世华主教，刘柏年、刘建先生、罗虹伟女士等应邀参加，湖南省长也来讲话。我问一位年轻的服务员：“你听说过天主教吗？”她回答说：“听说过，他们不都是外国派的特务头子吗？怎么今天这么多首长来接见你们？省长都来了，我搞不懂。”

    1870年上海代牧郎怀仁主教前往罗马参加梵一公会议，去了法国见到新成立的拯亡会，就请她们来上海帮助传教，做教育和仁爱工作。她们于1875年到上海在徐家汇开始工作，她们创办学校也搞了一个育婴堂，专收遗弃的婴儿。到1953年已有80年的历史。遗弃婴儿的父母，因为不愿人知道，在夜间把婴儿放在育婴堂门口。早晨修女起来把他们抱进院内，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甚至已冻死。对病婴她们尽力抢救，抢救无效死亡的，就把她们埋在附近。80年下来，被埋在那儿的婴儿很多。凡救治的，给他们付洗，抚养他们，部分有人领养去。大多数无家可归的留下，教他们识字，学一门手艺，长大后男的分到土山湾孤儿院，女的留在圣母院工艺间。到了18岁给他们介绍对象，让他们成家，并分配给房子让他们生儿育女。

    人民政府派人把这个埋葬婴儿的坟地挖开，收拢在一起的成堆白骨被拍了照，并冠以大标题刊登在各大报纸上，暴露于上海市民眼前，称为万婴冢，成为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屠杀我国孤儿的铁证，组织学生、工人、职员、里弄居民参观、参观者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分子，教徒们拒不参观，更不承认传教士的罪行。

    我当时感到教友在广大群众中越来越孤立，置身于广大人民之外，日子真不好过。高考了，教徒青年都落选，入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感觉，罗马教廷在300多年前禁止中国教友尊孔祭祖，遭到教禁，一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放弃信仰，福传事业遭受极大挫折。现在不准教友拥护共产党，不准教友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社团，不准看共产党办的报纸、书刊，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吗？

    我发觉梵蒂冈只听被驱除出境的传教士的汇报，根本不了解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中国教会所处的困境。在中国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梵蒂冈却任命一名美国人名叫FAHY的耶稣会神父为江苏扬州教区的主教，要中国教友服从一个美国人的领导，真令人啼笑皆非。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了解教会，他们只咨询胡文耀、杨士达、汤履道几个人，而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教会，向政府汇报时怎能反映真实情况呢？对政府的决策没有用处，反而起误导作用，总之，双方都不“知己知彼。”

    我于1951年初春回国，1955年被捕，在外4年半。这一时期，我由教师到代院长，到代会长，到代巡阅使，到代监牧，我感到形势越来越紧。无可奈何，我参加不了上海教区的决策层，也左右不了局势，深知自己已被置于绝境，我只准备被捕，死在狱中。

    我的观点和龚品梅有所不同，我的作用和当时很活跃的王仁生、朱树德、陈天祥、朱洪声、陈云棠也不相似，但作为耶稣会士，我和他们基本上保持一致。凡来问我者，我一定说不要加入爱国会，不可脱离教会。我作风比较低调，不太抛头露面，不张扬，我只想争取时间，培养好接班人，让他们继续我们的事业。但事与愿违，政府已忍无可忍，决心把反抗者一网打尽，修院不能幸免。徐汇区政府姓赵的干部做修院20个职工的工作，不停地召集他们开会，组织天主教职工联谊会，为他们争取福利。他们全心依靠政府，向政府请示汇报，工人阶级要作领导。政府又先后公开抓了两个修生，先是艾祖明，后是施逵生，隔了几个月先释放后者。政府通过他们进一步掌握修院内部情况，搜集资料、证据齐备了，就可以采取行动。

    我有一个朋友是江阴人，是原震旦大学附中的教导主任，他属南京教区，他和最先拥护爱国会也是唯一被罗马绝罚的李维光代主教很好。他于1955年夏天去看李，李说了几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友人告诉我，可以推测另有运动即将到来。政府又抓紧逮捕人，君王堂一个女青年教友名叫孙国华的也被抓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的打击将扑向天主教了。

    1954年教区似乎较为平静，我觉得政府正在酝酿较大的行动，使我紧张的是政府大张旗鼓地镇压取缔反动道会门，尤其一贯道，揭露其罪行的大型展览会，组织群众参观，学校、里弄重点组织天主教徒去参观并要他们参加座谈会表态。1955年初开始肃反运动，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报上刊登胡风反动集团的材料，一批又一批刊登胡风的反动言论和来往的书信摘要，这些信件等由胡风的好友舒芜提供。用心看这些摘要及按语，感到恐惧，心想怎么，持不同意见，思想分歧都成了反革命罪行；信件内容，去头去尾就成为罪行铁证，这是清朝时代兴起的文字狱呀，同时意识到，我们的末日也快来到，但也强作镇静，在修生前丝毫不露，深怕影响修生（按：关于1951—1955年这段历史，先在徐汇后去台湾的法国耶稣会士JEANLEFEUVRE雷焕章神父出版了一本法文书《上海城市儿女》，详细叙述了斗争经过，可供参考，该书数度再版，可称畅销书）。

    许多人问我对龚的看法，我顺便说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神父，热爱天主，谨守纪律。他的父亲一生在教会内工作，勤勤恳恳工作，忠于职守，积累了一些钱财，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龚少年时订了婚，未婚妻是浦东高桥人，但徐汇公学毕业前夕，蒙主恩召，废除婚约，进入修院。1930年圣神父，先后任松江正心中学校长。上海震旦大学附属初中教导主任、上海金科中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１８年，从未去堂口做本堂，无传教牧灵经验，1949年被罗马任命为一个小教区（苏州教区只有4万教徒，十余位神父，一所中学）的主教，由于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的龚士荣未能上任，罗马调他为上海教区主教并署理苏州及南京教区主教。上海教区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个教区（教友十余万，神父百余人，大学两所，中学20所，医院、慈善、出版、科研机构不少，拥有许多房地产），由于田耕辛枢机、于斌总主教已逃往海外，实际上他顿时成为全国教会的领袖。当时教会内盛行一句话，全国看上海。他未出国留学，经历不多。他曾说过，在1955年前，往西，他只去过南京一天，晋谒黎培里；往南，只去杭州玩了几天；往北，只到了吴淞口。他生长在浦东，未出过海。在危急之秋，突然担此重任，学识、心理上都无准备。他受的是法国式教育，老师都是法国人，他又钦佩才尔孟与格寿平，实际受格的控制，他出面，格幕后操纵。他当上海主教后全国土改，上海教区实际是地主，所有郊区土地全部土改掉，他自己的家产也土改掉，他多次向人说：“我现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上海的所有事业，陆续收归国有。在感情上他不会拥护共产党，他绝对服从梵蒂冈，死板地执行它的反共指令。解放后新民主主义时期比预料的早结束，两三年后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宗教实行利用、限制、控制政策。轰轰烈烈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打来使龚不知如何招架。尤其取缔圣母军的一击使龚等认为教难已到，于是全方位对抗。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上海教区不会出现类似基督教的吴耀宗那样能站出来拥护政府的。龚是时代产物，是个悲剧人物。在龚的领导、鼓励之下，许多教徒准备致命。但致命未成，龚也只判无期。由于种种原因，人民政府先准许他保外，然后改判，终于提前释放。他要求赴美就医半年，并保证自己出国后决不反共，政府同意放行。罗马教廷又提升他为枢机，他如愿以偿，得到赏报。善牧应留在羊群之中，和羊群同甘共苦，半年过后，他不回国，宁愿流亡，在美国庇护之下，过富裕的生活，发表了不少反共言论。他走前在杭州休养时曾向我说过：“历史上叛国的人没有好下场。”又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到了美国，这些话已抛在脑后。人们原谅他到美国身不由己，由他侄儿龚民权控制，他不会英语，在美时为早在外边的家族所控制。事实上他又一次失去自由。但人有意志，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时时处处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能推卸责任，我引之为戒。

    1955年9月8日圣母诞生瞻礼那一天，也是我发初愿的纪念日，晚上9时半，我正在房间内看书时，忽然修院大门开了（工人们早已奉命做好准备），一批便衣冲进修院，分头抓人，有四个人冲进我的房间，向我说：“你被捕了，跟我们走。”我被押上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看见严永良也被抓，当时我想他们为什么抓严？他从不外出活动，怎么连他也抓了，这次规模大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全国规模的大逮捕，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中苏边境到海南天涯海角，凡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凡与龚有事实上或只是在思想上有联系的都悉遭被捕，无一幸免。以上海来说，逮捕者数以百计，以后又陆续被捕，数以千计。

    在逮捕我的同时近百名警察冲进修院搜索，逮捕神父、修士，把全体修生集中在礼堂内宣布各种措施，在四川南路主教府和其他教堂逮捕了龚品梅等人，凡是教区中重要人士无一漏网。

    警察把我们押上停在院门外的小汽车，两名警察把我夹在中间，一路上我想：“这日子终于来到了，求仁得仁，又何怨哉！我的使命已完成。在中国的耶稣会、修院不需要我操心了，一切托付与天主手中吧！”

    汽车开到（后来我知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几个警察问了我的名字验明正身，作了纪录，搜去所有东西，包括念珠，胸前挂的圣牌，衣服上的钮扣也被摘去，把我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面已有两个人，房内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看守告诉我不许向人说出自己的姓名，给了我一个番号，说你今后就叫这个，以后每到一个监狱换一个番号，番号多了也记不起了，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我只是一个番号。

    我坐在地上收敛心神祷告，4年来一直等待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把修院、耶稣会托给圣母，自己真的不必为之操心了。我特为修院学长、周静海、游国杰以及青年学生刘彤霞、诸正民祈求，求圣母保佑他们，祷告后便睡着了。

    早上6点钟被叫起来，同室一个囚犯很健谈，说自己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是他主要的罪名。以后相处熟了，知道他是票友，特爱京戏，和京戏界熟悉，与马连良、周信芳、孟晓冬、梅兰芳是朋友。

    过了两天就有警察来提审我，要我交代罪行，讲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在看守所将近5年，主要提审员（叫审讯员）名叫黎真（从他每次审问叫我在记录上签字时所见到他的签字而知），记录员姓汤（女）。黎的水平不错，掌握政策较好。我释放回来后向宗教局浦作同志和公安局虞月新同志说，我对他印象相当好，他们说不知道怎的，局里一直没有允许他入党，很不得志，他也不愿再踏进公安局大门。我后来创办光启社缺少人，浦作同志说黎真中文修养好，他现在闲着，可请他来当编辑，我说欢迎，浦作后来告诉我他婉言谢绝了，我想对呀，一个审讯员怎能同一个阶下囚共事呢。据说黎无儿女，领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在美国对他很孝顺，最近听说他已死了，死前几年患老年痴呆症，很可怜。

    这儿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问我，狱中受过刑吗？我说：没有，只记得有一次审讯时（上面高高坐着五个警察，我坐在地上的一个小板凳上），我一直不说话，有一名审员高声喊道：“来刑具。”进来了两个人拿着手铐脚镣，掷在地上，噔噔有声，这个审讯员说：“上！”两个人走上来，黎真站起来说：“今天审讯到此结束，押他回去。”可能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吓唬我一下。

    几次审讯没有收获，政府就把我搁在一边，两个多月不再提审。一次把我带到另一屋内，有电线拉进来通到外面，要我听宽大释放大会实况。发言的人中有我的堂叔叔金爱德医生，他原本很反共，会上却很进步，判若两人。接着宣布宽大释放刘彤霞。下一天审讯员问我对昨日大会有何感想，我说，她进步了，自由了，是好事。黎真说，你得抛弃幻想，你外边的亲信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检举揭发你，一条就是被逮捕。我回说，还是检举揭发我好，我不希望他们来。我9.8后没有再见过刘彤霞，她不愿看我，后来我知道她与一位同学廖鸣琴结婚，廖是好的教友，但我一直为她求天主，愿天主保佑她。

    另一次把我带到一室，见有电线拉来，我知道又是让我听公审大会。先是有人被宽大释放，接着是宣判——圣母军头子沈多森，多次加刑不知悔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认识沈，他的侄儿沈士伟、沈乐平、沈乐天都是修士，他自己是英语老师，有妻有儿。但他是圣母军华东区的副总会长，正会长是个女大学生名叫陈瑞璋，她一见形势不妙，就逃往海外，入了耶稣圣心会当修女，修会培养她成为英语专家，精通莎士比亚。80年代政府邀请她来大学讲学，待遇很优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她走，沈留，结局天壤之别。听了转播以后，沈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想到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几夜无法入睡。

    附记：1963年初劳改局从全国各地监狱调集24人做翻译工作，我也被转到秦城监狱（下面将提到）。同组的犯人名叫张荫桐，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因不满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因杨没有重用他，对他不公正和老婆一起企图到香港去，老婆把黄金藏在头发中，在偷渡时被双双抓住同时判刑。他说与雕塑家张充仁是联襟，他说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和沈多森关在一起，他说沈攻击政府的话他都向管教一一汇报了，不知沈的加刑和他有无关系？我听了心想“呜呼哀哉知识分子！”我一直对他有看法，与他说话比较小心。回上海后，一起劳改后平反释放恢复原工作的章民泰请同在一起劳改的杜沧白、孙静功等聚餐，我见到了张，内心厌恶他，以后听说他患了老年痴呆死了。

    听审判广播后，审查员来的次数增加，每天晚上8点整，当其他囚犯睡觉时，他们便来提审。他们高高在上抽烟饮茶，我坐在下面又渴又冷。清晨两点钟放我回去，脑子乱糟糟的无法入睡，早上6点钟，看守叫起来端坐不准动，一连6个月，180天天如此（星期日例外）。这段日子不好过，但也过了，世上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由于拒不交代，审讯员就把他掌握的资料发给我看：首先看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最尊敬的老师，我和他无话不谈，事事共同商量的陈云棠神父写的，我看到的大标题是：《揭发反革命分子金鲁贤罪行的补充材料》，厚厚一本。我心想，天呀！补充材料就那么多，原来的谅必更多。又想不好了，我还能瞒什么？我翻阅了一下，震动极大。

    抛给我看的第二份材料是龚品梅写的坦白材料，也是相当厚的一本。

    黎真问我，你看了还想什么？还能隐瞒什么？还不早早交代。

    我先交代我认为确实是违法的事：非法套汇，资助青年偷越国境。对之审讯员不太感兴趣，他再三启发我，不可避重就轻，必须交代重要的。他见我还是顽固不化，就抛出了格寿平的坦白书，是他的笔迹，我熟悉的，整整齐齐写了800页，什么破坏土改，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参军参干，破坏圣母军登记等等。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神父中的爱纪伯’。”包括陈天祥、朱树德、金鲁贤等7人，作为对抗人民政府领导的运动的核心。天哪！这个格寿平，怎么胡编起来？我们哪儿有“爱纪伯”这个秘密组织？耶稣会不是不许会中再有什么组织？格为了救自己的命，不惜把反革命组织这顶帽子扣在我们7人头上，居心何在？他难道不知道这顶帽子的严重性吗，怎么异族人总是有异心呢。

    政府审我的中心就是彻底交代“爱纪伯”，越详细越好。这个秘密组织的宗旨、人员、领导、行动纲领、内部纪律，如何策划，时间地点。如何私通外国，如何在上海，在中国开展反革命活动，如何向龚、格请示汇报，如何煽动公青对抗政府？我心中只想：“冤哉枉也！”平空而来的“爱纪伯”叫我怎么交代。

    我们的确有7个人，年轻，有活力，能讲道，有吸引力，能号召教友。这7人应是陈天祥、王仁生、蔡忠贤、朱树德、朱洪声、陈云棠和我。今日这7人中只我一人存世，但我们没有成立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头头，我反复思考，“爱纪伯”这个名称从那儿来的呢？原来“爱纪伯”是一个法文字的译音EQUIPE,意为船队，广义为队，班，组。实际是一个班吧！我们7人，陈天祥是格寿平秘书，王仁生为伯多禄本堂，蔡忠贤为徐家汇本堂，朱树德、朱洪声为君王堂正副本堂，这三个堂正是上海教区最重要的堂区。没有学校以后，教区的重点放在堂区上，他们几名本堂神父全力工作，有时请我和陈云棠去协助讲道，我们在课余之下也乐意去堂口，这几个堂口影响到全教区。大专学校院系调整，高考统一分配，有些公青分配到外地去，他们仍请陈云棠、陈天祥等为“神师”，于是上海的公青影响了全国天主教会，这是事实。

    我交代罪行：我破坏抗美援朝，因为我私下向人说过：“不是南朝鲜先攻打北朝鲜，而是金日成先攻打南朝鲜，他开始先动手，把南朝鲜赶到海边，几乎把南方军队全部赶入海中，这时美国才出兵。不是派兵去救釜山的军队，而是从后方仁川登陆，再南下把北方军队的后路挡住，麦克阿瑟这招棋高明。”这明明是破坏抗美援朝。关于美帝细菌战，我对人私下说：“细菌战者用细菌也，报上刊登美帝在冰天雪地中从飞机上投下许多苍蝇，都冻死了嘛，怎能说是细菌？”我又说：“中国政府这样宣传不是笨拙吗？”我破坏“三自运动”，我经常对人说：“不可参加爱国会，不可脱离教宗。”我破坏圣母军登记命令，我对那些问我的圣母军说：“登记了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的，你也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你以后必须绝对听公安局的指令。”我破坏参军、参干，有人让我拿主意，我说：“年轻人多读书多学些本领才是正道。”我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因为我说了：“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有的很爱中国，很爱中国人的，比如远的像利玛窦、汤若望，近的像刚恒毅总主教、雷鸣远神父等。”我破坏统购统销，因为我怕修生按粮食定量吃不饱，就私下囤积了大米。审讯员说：你看，你处处与人民为敌，是人民的罪人，我说：“我低头认罪。”审讯员说，不能笼统地交代，必须交代具体人，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否则只是蒙混过关，态度不端正。

    这些交代不能满足审讯员的要求，他要我承认我从罗马回来是受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派遣破坏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企图颠覆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要我承认是个国际特务。他给我看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条文：“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判无期直到死刑。”我说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走狗，更没有资格和帝国主义勾结，我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黎审讯员说：你还狡辩，我们有你做间谍的铁证。逮捕我时警察搜查我的房间，把我的东西全部拿走，包括我父母亲、姐姐的照片，我的信件，我的日记，说这是反革命罪证。内有一封信是东台安丰一个张姓教友写给我的，信中他说，今年种棉花可赚钱。审讯员说：“这不是经济情报吗？”另有一信是在苏北大丰的一个法国神父DEBASHER写的，信上说：“奇怪，这儿从来没有飞机飞过，今天有飞机飞过，罕见的。”审讯员说，这不是军事情报又是什么？你不是特务又是什么？我听了哭笑不得。罪名严重得很，可判死刑，我当时下定决心，如能活着出去，今生再也不留信件。我82年释放回上海已26年，我没有保存私人信件。我曾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喜欢拉丁文，拉丁文更能表达我的思想。一天审讯员向我说：“你这个人真不老实，写日记还用外文，我们请人费力译了出来，可是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我释放后不再写日记，写日记本是写给自己看的，有思想记在心里就够了，往事如烟，写它干吗？

    我是教宗特派的间谍？我在罗马两年，身份是学生。在罗马的各国留学生成千上万，我没有资格去看教宗，我只在伯多禄广场中杂在十几万人中间远远看到过庇护十二世，以我个人身份，连耶稣会总会长也不愿单独接见我。我回国前去总院，人们安排我吃饭时坐在他旁边（当时总院用饭不准说话的，出饭厅时他停下跟我说了两句话就算待遇了）。教会内部很讲究身份，地位低的人不受尊敬。

    审讯员说：你的材料逮捕以前已掌握，逮捕后加上你的友人的交代和揭发更是清清楚楚，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你的交代对我们用处不大，只用以证实那些资料以及观察你的态度而已。政府不打无准备之仗，通过张伯达、才尔孟、格寿平以及先你被捕的人或觉醒后靠拢政府的，摸清了底才动手抓你们的。

    一次审讯员来提审，极严厉地说我很不老实，隐瞒了主要事件，不肯交代，他看我不理睬他就说，我指的是四川南路地下埋有黄金之事，我说，不知道。他说，龚交代了，并画出地点，他们掘出来，有1000两黄金之多。龚品梅释放后他对我说，他要向公安局要回这1000两黄金，因为审讯员向他说明，如果他主动交代，将来一定会还给他的。我把龚的话反映给公安局，他们回说这笔钱在判龚刑时，判决书上说把它充公了。事后我问龚，为什么政府没有搜查到这批黄金，他说，才与他手下的杭修士把金钱放在红酒瓶内外面涂了沥青，探测器探不出。

    我在看守所时的思想动态政府也全部掌握。5年时间中有4年多我和一个青年关在一室，他叫林耕康，他的岳父是小儿科医师，在留学时娶了德国女子。所以他的妻子是混血儿，他会一些德文，也会俄文。他喜欢足球，常去徐家汇中学看球，认识王方神父，他父亲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局长，认识陆伯鸿。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谈得很投机，别的囚室不许互相交谈，我们囚室管理员也不来干涉，我们两人无话不谈。我的情绪不是一平如镜，有时低落，有时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审讯员审问时总是耐心教育，我奇怪，回来问林：“怎么政府这样了解我，掌握我的思想动态，难道在我们室内有窃听器？”他四面察看后说，不会有吧。判刑后我转押到提篮桥监狱，旁边一个囚室，有一个讲德语的俄国犹太人，我们用德语交谈，他很高兴。他说他在看守所，同室一个青年能讲俄语也讲德语，后来发现他是政府派在他身边的人负责了解他，并不时向管理员汇报他的情况，一问长相和林耕康符合。隔了一年，又来了一个俄国犯人，他也说同室犯人是个政府派来了解他的人，描述长相也像林耕康。我恍然大悟，自以为是我的知己者乃是特务也，后来一想，他争取从宽发落，做此工作，情有可原无可指摘。

    我释放回上海后，林耕康来看我，说他一直怀念我，又说，他没有得到宽大处理仍判刑15年，刑满释放才知妻子已改嫁，长兄与他划清界限不收留他，并吞没了他的一份家产。他已再婚，有了儿子，在浦东一所中学教英文，深得好评，业余时间还作家教，其中，公安局的翁处长也请他去做家教。我恰好缺少英文老师，就请他在修女院教英文。我见到翁处长，他说他儿子由于林的辅导进步很快，翁又说此人也可怜，希望我多多照顾他。我去了他家，在杨树浦一个老房子的亭子间内，妻子、儿子挤在一起。儿子大了，我让沈保智神父给他在浦东找了一间空房，他搬去住了，我又聘他为光启社译员，以后他辞去了工作不再来看我，但我仍同情他的遭遇。

    交代了罪行，审讯员开了一个名单，叫我写他们的材料，凡与我接触过的人，我都得写，重点写他们的问题。公安局掌握了与我接触过的所有人，包括只见过一面的人。比如：朱大成医生，我和他没有来往，只是一次，在复兴路、思南路转角逢到，寒暄了几句，公安也知道。我想：共产党做事那么细、那么认真，真令人佩服。后来一想我是个要犯，我是“派遣特务”，政府怎能不重点监视我呢？后来我见到过公安的两名高级领导，一名是50年代初上海公安局的政保处处长，一位是姓顾的，本在上海公安局后调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他们说：“你一踏上大陆，我们就密切注意你！”

    我一直处在天罗地网之中，但自己丝毫没有察觉，好愚蠢呀！实际上，我们都好愚蠢。我得出结论，凡自作聪明，在暗地里搞秘密活动的，都是傻瓜。

    要写的名单很长，不少人只见过一面，我得搜尽枯肠细细回忆，我尽力写，在材料收尾处我总是加一句，“此人无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他认识了金鲁贤。”审讯员多次对我说：“知道了，这句废话，不必写。”但我仍写上。我想，他们认识了我就生了麻烦，要交代，我确实是个害人虫。以后如一旦有了自由尽量少接触人，免得连累他人。我释放回申后，起初很谨慎，少接触人，后来忘了又大量和人往来。

    我对3个人怀有内疚。蒲敏道被驱逐后，瑞士领事馆来人说，蒲寄存在他们那里的20根金条(合200两金子)，遵他嘱，交还给我。我知道放在身边不妥，交给了荣德先保管，另有一些则分别寄存在顾梅圣、姚德芝家中。这事我向陈云棠说了，我想自己逮捕后陈将接替我，陈已交代，我隐瞒不了。在看守所我交代了，政府叫我写了纸条向他们要走。这就为他们造成麻烦，我出来后向他们深深道歉，他们原谅了我，宽恕了我，和过去一样，认我这个朋友，我感激他们，顾、荣二人已归主，姚现住在美国檀香山。她是我好友李俊仪的妻子，李也因龚的事，被捕入狱，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吃奶的女儿，姚一个人既工作，又抚养小女儿，他们的大儿子用心念书，勤恳工作，当上江苏徐州市的副市长，后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很孝顺。

    1957年春，中国政府气氛发生变化，费孝通说是早春天气，政府准备释放我们，先有张家树和早已释放的陈辅民、周士良3位到南市看守所探望我和我长谈，介绍上海教区的大好形势。接着一位不知名的高级干部来看我和我长谈。看守所内，警察召集了我和同时关押的沈增礼、周静海等10人开一个座谈会，畅谈心得，讲些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沈增礼的话，他说：“今天是圣神降临瞻礼，还是让我们祈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吧！”最近我见到了他，并提及此事，他说已记不得了，我却一直记在心中。他真是一个好神父，那时有一名管教人员也向我说：“你快回去了。”

    风云突变，反右开始了。平时我们看不到报纸，一天小窗外塞进一张报纸，内容是批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我记住了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名字我知道，他曾是天主教益世报的主编，益世报的董事长是于斌。1945年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我国调解国共关系。罗去见马,谈了许多反蒋拥共的话,事后马问于斌，罗的话代表多少人,于回说只代表他个人。于又说：“蒋独裁，在他执政时，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胜利后，民主是有无的问题。”马歇尔不置可否，于曾用6个字总结他的一生，爱国、爱教、反共。

    到了9月，一天又塞进了一张报纸,“解放报”,整版一篇文章，题为《射向共产党的十支毒箭》，报道朱孔嘉、顾京熙、董贵民几名大右派如何恶毒攻击共产党，其中心内容：龚品梅是好人，逮捕他错了，应立即释放。我心想，早春天气又变成隆冬腊月了,安心待在狱中吧。伙食也变了，每天早、中、晚小窗口塞进来的铝盒内只有白薯,水煮的,不放盐,没有油，更没有糖。开始几天我很高兴,我喜欢吃,但一个多月下来，不对，感到烧心，胃酸冒出来。自然而然地从嘴角流出来，这样连续92天，再给我们送来饭时，感到米饭真香！

    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形势又有好转。监狱内，管教宽，管教严，伙食好，伙食差，都和外面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管教宽了，犯人室内可自由交谈，放风次数多了（所谓放风，就是把犯人领出囚室，到外面，到没有屋顶的小屋晒太阳），洗澡的次数也多些，伙食也好些，可开大账了（即可托管理员购买东西）。管教严了，囚犯间不许说话，只能缄默反省罪行，不开大账，不洗澡，不放风。1959年上半年气氛又松了，审讯员也和颜悦色了，日子好过了，可是到了9月忽然扩音器广播，高举三面红旗粉碎右倾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打倒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这些内容反复地广播着。我心想，彭德怀不是志愿军司令？张闻天不是党总书记吗？真搞不清楚，可是接下来管教严了，伙食差了，可见外面阶级斗争又激烈了。

    对我的管教也时严时宽，我不回答问题，拒绝写材料时，管理员就把我放到大房间去，20人甚至30人的房间内。记得一次，转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有32人，安排我坐在一个大马桶旁边，晚上睡觉时当然也躺在马桶旁，所有房间都没有抽水马桶？32人挤在一起，没有多大空间，不能平卧，只能侧躺，别人大小便时，走来，踩在我身上，揭开盖子撒尿，拉屎，臭气扑鼻，尿声朗朗，难以入眠。才想睡去，另一个人又来上马桶了。又没有放风，更没有洗澡等。宽时调到较小的较清洁的房间，又放风又洗澡，可送进东西包括食品，有时还能看电影。看电影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人们都坐在大厅内了，电影开始放映了，厅内漆黑一片，就把我领到第一排中间坐下看，电影快放完时先把我领出，看不清任何人。有一次我坐定不久，一名警察领进一个人，在我右边坐下，我一看却是龚品梅，喜出望外。正想和他说话时，另一名警察迅速把他带走。不知龚发现了我没有，否则他会纳闷，为什么才领入又领出，这是1955年9月8日逮捕后到1982年为止我仅有的一次见到龚。

    共有3次被从严管理，分到人多的室内。有一次我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心中着实高兴了几天。囚室中一个青年室友姓裘，香港人，加入过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国受过训，他来上海被作为特务而被捕关到南市看守所，他说他已进了天主教领了洗，曾经和他同室的王仁生神父耐心教导他，他说完全信了基督。我问他在狱中怎样领洗呢？他说情况是这样的，犯人不是每天拿着搪瓷杯子作为洗脸用的吗？我们洗头必须两人合作，先细心滴水把头发弄湿，然后抹肥皂，最后用水滴冲洗干净。他洗头时叫王合作，冲洗时，王口中念了“我洗尔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这样就领了洗。我赞叹一声，又加一句，这事危险呀！政府发觉要加刑的。裘说，王不怕。我心中想：“王仁生确是一个好神父，在监房内还在做福传工作！”后来一想，裘这个青年，为什么管教把他放在我旁边？是不是政府叫他来引我上钩的？我又怀疑起来，不久我调离了他，不知裘的下落，王仁生判刑后死在劳改农场。王仁生求仁得仁，愿他在天上为中国教会邀得大量恩宠！

    对我的管教或宽或严，除了大气候外，实际掌握在审讯员手中，看守所和公安局预审科完全配合，预审员说了算。我这个人修养不够，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为此失误较多。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可不是大丈夫，做了阶下囚，还不能时时处处低下头来。一次我对审讯员态度不好，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冲我发起脾气来！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握在我手中？我这支笔这么一写，可以让你无罪释放，那么一写可以判你死刑的。”我默不作声了，心想共产党还有法律吗？后来一想解放初期，共产党只颁布了两次法律：一是新婚姻法，二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余都靠红头文件来治国，什么事首长说了算，我不服气也得服。

    一个犯人逮捕后，家人都焦急送衣服日用品进去。我没有家人，没人送东西，公家发的日用品，每月15张草纸，一块肥皂的四分之一，犯人必须自备面盆，盛洗脸水和饮水的搪瓷杯。起先政府发给我的草纸和肥皂，我不够用，管教员说得向审讯员说，让他想办法。审讯员说，你写封信我叫人去取。我写了一封信给修院交给审讯员，他隔几天对我说，张家树声明与你划清界限，不给。我说这是我的东西，为什么不给？审讯员：他们觉悟高呀！你还是写给你的亲戚吧。我有亲的伯伯，亲的舅父，亲的姨母，我写了几封信，交给审讯员，一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隔了好久，审讯员对我说：“我们去了人，这些人拒绝收信，说与你毫无关系。你有朋友吗？写给朋友吧！”我考虑一下，给荣德先写了信，隔不多久东西送来了，很丰富，还附有几十元人民币。原来监狱内有时“开大账”，有钱的犯人可托管理员买些东西，无钱的犯人只好瞪着眼看。审讯员许我每两个月写一次信，出狱后，我才知道荣德先的丈夫朱义生，也因华理柱的案件逮捕，也在狱中，她得送两个人的东西。审讯员问她，不划清界限吗？她回说：“政治上划清，感情上不划清。”我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后，她邮寄给我，直到文化大革命，她也被抄了家，被群众监督，每天得扫里弄。工资扣到每月40元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才中止给我寄钱、寄物。

    我出狱后知道有些神父被捕前就妥善安排好送东西的事。其中吴应枫布置得更好，叫人送圣体进去，他大有安慰。有一次他弄巧成拙，他在写信出去时，加上一句，“上次送得很好，下次照送。”信通过管教员检查，管教员敏感地认为内有文章，下一次送时，检查特严，最终发现面包里夹有小“圣体”，送者原是北桥普慈疗养院的护士，当场被扣留，押回医院批斗开除，失业。吴被判刑后去安徽劳改，死于农场。

    犯人接到接济有很大安慰，我判刑后被押送到提篮桥一号监。一天我去打水时见到了我的学生秦国良，他叫我声“院长好”，显得很高兴。有人见了汇报给管教员，后来我知道，秦为此遭到禁闭，家人停止送东西3个月，我真对不起秦。后来他被送往青海劳改，刑满留场，先为地下神父，现已上来，政府承认他为神父。他回上海时从未看过我，我托人向他问好，他也不理我，但我一直为他祈求。我们这些人最容易牵累人，言行必须加倍谨慎。

    许多外国友人问我，我怎样度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还问我能做弥撒吗？有圣经看吗？我认为外国人认真天真，在共产党的监狱怎么会允许犯人做弥撒呢？一入监狱，所有东西都抄走，不能携带宗教标记，念珠、圣牌都搜走，看守所内身边没有书本，更没有圣经、弥撒经。

    但是我心里可以祈求，这个，共产党拿不走，我几乎终日祈祷，但不能出声，一出声同犯会汇报。也不能动嘴唇，嘴唇一动，看守的警察知道我在祈求，就警告我。我天天心中唱弥撒，拉丁弥撒，我心中念玫瑰经，上午十五端，下午十五端（当时还没有光明五端）。我有时拜十四处苦路，我背诵福音，尤其若望福音。我初学时，看过圣衣会修女圣三仪撒伯尔的传记和她的著作（上面已讲过）。她热爱天主圣三，她曾说：“有天主圣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我在初学时，不太幸福。但修女这句话深刻在我心中，我苦闷时就默想这句话，得到安慰和力量。进了监狱，我一无所有，和外界全部隔绝，据审讯员说，我的处境是众叛亲离，孑然一身，一贫如洗，但天主圣三没有抛弃我，他在我心中，任何世界上的力量不能把圣三从我心中夺走。在外面我很忙，我心分散，分在许多人身上，分在许多事物上。现今我应收敛心神集中于天主圣三了，天主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应感谢天主。“天主圣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这句话伴随着我20多年的劳改生活，支持着我。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没有垮（按：我出来后获知该修女已列入真福品，她也发灵迹治好了我的好友德古律枢机的病，枢机虔诚恭敬她，我很高兴，我去里昂时，枢机亲自陪我去修女修道的圣衣院。2003年我又去过该院，迄今我和该院通信）。我出来后心又分散了，不专心放在天主圣三上了，自我原谅说：爱天主就在爱人呀，爱了人才算爱天主呀。总之，我在监狱时私下背诵弥撒经文有时比现在公做弥撒时更专心致志，我退步了，“上主求你垂怜！”如果没有提审不写什么材料，杂居在犯人中间似乎也能过隐修生活。

    附带说，我交代后，审讯员录了音，一则，怕我翻供，二则，放给外面的人听。我同意他们放给人听，叫他们别对抗政府，我不希望他们进来饱尝铁窗之苦。进监不是好玩的事，进监不等于致命。人家不让你致命呀！逮捕你时，其理由不是信德方面的问题，而尽量和政治挂钩的，不可随便号召教友致命，致命不是呼口号可达到的，喊口号最响的人，不是流亡美国吗？

    1960年似乎外边的形势好了，我个人在看守所的待遇大大提高，每天让我放风，带我去洗澡，每天有荤菜，审讯员对我和颜悦色，向我说已释放了梅乘骐等人，希望我出去后引导教友爱国爱教。就在这时国民党狂叫反攻大陆，中国政府将严阵以待，同时认为不能把像我这样的人放出去。有一位女警官来看我说：“错过了这次良好机会，没有关系，好好争取吧。”我当时的思想：“一切都有天主上智安排，为爱主的人，天主安排总不会错。”到了6月政府对我正式开庭宣判罪行，事后感谢天主没有放我出去，6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所有宗教工作者狠批、武斗，放出去的梅乘骐等遭到毒打，22年后我释放回到教区，张家树对我说：“你回来正是时候，好事到了，我60年圣主教后，只是摆测字摊。”我说：“怎么解释？”他说：“我做主教后政府只叫我做两件事：写材料，交代自己，揭发他人。”

    时间到了，政府可以收获胜利果实了。

    1960年6月初给我理了发，换了整齐的衣服把我押上汽车，开到法院（我已关押4年又9个月，和我一起审判的陈哲民于1951年被捕已关押9年）。公开审我，进入法庭，见上面坐在审判员旁的还有汤履道和陆薇读两人，他们是陪审员。证人席上是沈保智与李文之两人，我后面有许多人，鸦雀无声。公诉人起立宣读上诉书，律师为我作了辩护退堂，返回看守所，隔了几天又把我押上汽车。这次带上手铐，送我到静安寺北京西路转角一个大院内。公审大会开始了，庭上法官前有十几只小笼子，每人一个——龚品梅、我、李式玉、朱树德、陈哲民、王仁生、朱洪声、陈云棠、张希斌、陈天祥、蔡忠贤即蔡石芳等（他先于我们被捕，我们被捕时，他较快地释放回到徐家汇修院，后法国总理富尔FAURE来访上海，要求单独会见蔡，政府同意，蔡见到富尔，先要求富尔对谈话内容绝对保密，富尔保证绝对保密，蔡就与他畅谈，谁知他回国后把谈话泄露出来，消息反馈到中国，蔡就第二次被捕）。公审结束退堂，龚判无期，朱树德、张希斌、陈哲民判20年，我判18年，戴反革命帽子9年，朱洪声15年，陈云棠12年。龚和我被送回看守所，翌日徐家汇大堂隆重祝圣了上海第一任自选自圣的主教张家树，龚和我移押到提篮桥一号监狱服刑。

    在结束看守所生活前夕我自己作了一个反省，现在简单地写在下面：

    在漫长的审讯期间，我也利用它加强祈祷并反省我们的错误，反省的结果应作为我的收获，即吸取教训。教训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祈祷往往要天主来完成我们的意愿，而不是要我们承行天主的圣意，我们应做的是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天主的圣意而校正我们的错误想法，错误行为。在看守所中，先知依撒意亚的一句话反复出现在我的心中。上帝说：“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依55：8）我们当时的思想，至少潜意识的想法和行径的大前提：等待美、蒋复辟，对抗共产党政府，争取时间。天主不是这样想的，天主的计划是宏观的，天主要净化我们，使我们遭受困难，使我们悔改，天主通过共产党实行他的计划，天主要我们一心归向他，依赖他，不依赖尘世间的政权或富贵权威。

    第二，若望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讲的善牧比喻，我们应实行。耶稣说：“我是善牧，善牧为自己的羊群舍掉自己的生命，雇佣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见狼来了，就抛弃羊而逃走了。”善牧要保护羊群，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可只顾自己的生命，善牧不能躲在羊后面，让羊去冲头阵。格躲在龚后面，我们躲在教徒尤其青年后面，让他们充当先锋。危险一来只想自己逃命。这难道是善牧吗？我们不能做雇佣工，一有危险就跑，跑到我们以为安全的地带，继续鼓吹处于危险的羊群反共。我们要为教友设身处地，事事处处保护属下。

    第三，在共产党政府之下，决不可搞秘密活动和地下组织。什么事瞒不过共产党政府，共产党在国共斗争时，擅长搞地下活动。我们想搞，他在暗中笑。我们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透明，光明正大，才可长久，切不可自作聪明，害己害人。

    第四，不能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他人，更不可低估政府。龚以为有群众，以为有国际后台，政府不会抓他，他错了（以后朱洪声也犯这个错误）。匈牙利明曾蒂枢机国际国内威望那么高，共产党照样逮捕他，保禄宗徒说过：“至于我，绝对不夸耀别的，我只夸耀我们的主耶稣的十字架。”迦6：14我们依靠的是十字架。

    第五，不应认为主观愿望是好的，从而忽视并原谅客观造成的损害。我们的言行尤其领导的言行，一句话，一个指示可以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领导应当对之负责。我们往往说主观上是好的且加以肯定。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关，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考虑其效果或后果。主观客观不可分割。

    第六，在看守所，预审员只字不提教义教规，专追问反共的言论和违反政府发起的运动的行动，扣上的只是违法乱纪的帽子，神职人员必须提高认识不做违法的事。

    第七，逮捕龚品梅和我们时政府把所有接近我们跟我们走的人一起逮捕，称之为龚品梅集团的骨干分子，一扣上“分子”字样，这顶帽子伴随你终生，而且牵累人们，使许多人失学、失业、家破人亡。决不能凭个人匹夫之勇，鲁莽行事，地位越高，越要谨慎小心。

    以上七点我牢记在心头，因为这是从惨痛的教训中得来的，我出狱后我以此作为我行动的准则。个人犯错误，势必导致许多人的痛苦，决不可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判刑后我就被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我关在看守所4年9个月，关在提篮桥2年7个月，两者区别不太大。被关着都属犯人，没有姓名，只有番号，待遇基本相同，但在看守所每间囚室都有木门，上面有一个小洞，让管理员监视我们用，另有一个小窗口，由外面打开，塞进饭盒，以及每天发一大瓷缸水用以洗脸，另发一小瓷缸水作为饮用。囚室有大有小，小的独处，大的可容30来人。室与室之间彼此不能互相看见，深怕串供，在提篮桥一律小室，只有铁栅栏。提篮桥是远东最大的监狱，共有8个大楼，即8个监。一号监是重刑犯监，一般判刑18年以上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解放后称为反革命犯。第二号监为轻刑监，刑期较短的犯人关押在内。有一个监，专关押妇女犯，有一个监收容将发配到外地劳动的犯人。有一个监为医院，收容病犯。解放前，8个监分别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为名。

    每栋楼很大，内有5层，中间空，四周为鸽笼式的小室，室外为走廊，每室没有窗，所谓的门由铁栅栏构成，狱警在外巡视，一览无遗。在提篮桥，我有时一人一室，有时两人，有时5人，室内没有床、没有桌、没有凳，晚上躺在地上（有时有木地板，有时就躺在水泥地上），白天蹲着或坐在地上，或扒在铁栅栏上望着对面小室内的同犯。回到上海后友人问我铁窗之味如何，我回答说，未尝到铁窗，但尝到了铁栅栏之味。

    到了提篮桥监狱，拍照，按手印，给我一个新的番号，送到一号监4楼。一个小室内已有一名老头姓施，他1957年就已被捕，他曾拜杜月笙为师傅，这是他的主要罪名。拜杜时，向杜交500银元，杜笑纳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在中国银行工作，不久，中国银行收他，派他为宁波中国银行经理。施说：“抗战胜利后，杜走陆路从重庆回上海，一路收徒弟，每一徒弟奉献500元，收入可观呀！”施有一个女儿唱京戏花旦，报上有名，他对此自豪。他在自学俄文，说可以教我，我反正没有事，就跟他学。对我来说俄文不难，它脱胎于希腊文，又与法文相似，18、19世纪沙俄受法国影响大，贵族在宫廷内以讲法语为荣，吸收了许多法国词汇，由于字母不同，看上去是俄文，一发音却是法文，此类词有几千个，对我来说不必去记了，过了两个月，我就教他俄文了。我写信给荣家，她送来了俄文版的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以及托尔斯泰写的小说，我都能看懂并以此消遣。文化大革命，不准看外文，不用就忘，我的外文，是学得容易，忘得也快。

    1号监的监长姓邵，手下有姓齐的，两人都是河北人，另有姓周的、姓陆的几个警察，统称为主管，管着我的姓齐，河北人，为人苛刻得很，姓陆的和姓周的态度很好，他们两人掌握政策较好。

    龚安排在底楼，有劳监犯（即打杂的犯人，可跑上跑下劳动）告诉我龚品梅一个人住两个监室，一个晚上睡觉，一个白天用，有桌子椅子，伙食特殊，每顿有荤菜。

    管教看我和施两个人太好了，就把我调开，编入另一个组，加强政治学习。记得组员有：杜沧白（托派头子）、倪柝生（基督教反革命集团头子）、陈XX（陈璧君的侄子，当过伪行政院的秘书长和广东省伪省长）、章克（汪伪宣传部副部长）、谭伯鲁（他的父亲是汪精卫联襟，即他的母亲和陈碧君是姊妹），还有一个汪伪时期的粮食部长，由于对日本人搜刮大米有些不满，日本人下令把他抓起来，他是犯人中资格最老的（他是清朝的状元张謇的女婿）。个个经历丰富，能说会道，曾风云一时，现都是阶下囚。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章克，他原是基督徒，他的祖母是司徒雷登在杭州作牧师时的家中保姆，司徒调往北平当燕京大学校长时，因祖母请求，把章克带去，半工半读在燕京上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认识了宋庆龄，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国民党北伐前夕，他跟宋到了广州，北伐军打到武汉，他跟宋到武汉。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清共，要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软禁起来，宋庆龄和鲍罗廷得知这情报后偷偷离开武汉，不乘火车而乘汽车，借道河南，往北走。路过冯玉祥将军的管辖地，冯将军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答应给他两万支枪才放行。鲍说，会转告斯大林，接着不告而别，急急赶路，再经河北、山西、蒙古到苏联。宋离开苏联去欧洲，他求宋向蒋介石说情，讨一个官做，宋立即沉下脸来，说，你走开！我不愿再见你。他就向宋认错，并跟宋到德国以后离开宋就打道去了美国，回国后投靠国民党担当了当时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秘书。陈是牙买加人不会中文，每次开会都必须带秘书作他翻译，章克从而认识了国民党中包括汪精卫在内的许多要员。他跟陈反蒋并去了福建，福建政府失败后他去了香港，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他又去找宋，在宋身边工作，同时领了军统的津贴把宋的情况汇报给军统。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派飞机把宋接到重庆，陈友仁和他搭不上飞机，留在香港，日本人把陈友仁和他弄到上海，要陈帮汪精卫，陈坚决拒绝，章克却投奔了汪，当上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抗战末期，他见日寇快完蛋，就联系上苏北的新四军，向新四军送情报。日本投降后蒋抓汉奸，把他关在牢内，褚民谊、林伯生等汉奸被枪毙，他妻子就去找司徒雷登（当时已是美驻蒋大使）哭求司徒，司徒请郑介民（接替戴笠的军统头子）吃饭，饭后托他宽大处理章，郑授意法院，说他抗战末期做了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从宽发落判处徒刑三年，一年后提前释放。解放后人民政府知道他和司徒雷登的关系，在司徒雷登返美后给他美金，派他去美国将司徒在美的活动汇报政府。他拿了美金在香港花天酒地过日子，花完了钱回到上海，政府安排他在政法大学教书，他认为他为新四军立过功，这个待遇太低，常发牢骚从而被捕判刑。

    至于杜沧白，他青年时加入共产党，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搞工人运动，在苏联时加入托派被开除出共产党，他一人奋斗，奔走于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西北军）、李济深（福建人民政府）门下，拿了军阀的钱，想搞倒蒋运动未成。解放后以托派头子的罪行被捕，判无期。他和陈伯达很熟并有来往，在狱中从来不揭发陈，怕打击报复，待陈伯达出事，他就揭发立了功，改判提前释放回上海，得到很好的安排。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呆了两年半，有一个时期每天要立正站着恭听齐主管训话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听他有时胡吹，有时狠批阶下囚，看他得意的神态，无人敢出声。我自己就内心背诵圣经，不知其他同犯在想什么，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去，一个时期我参加京剧组学习，其中一个姓吴的犯人不断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滚油煎。”这是京戏（《文昭关》）中写战国时期，伍子胥等候过关时的词儿，却也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境。

    1963年初，我被移押送到北京秦城监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早上，主管开了我的小室对我说：“拿着你的全部东西跟我来。”我的东西就是一卷被子，一些旧衣物和几本书（荣得先给我送进来的书）。进入一室，见已有6个人坐在地上，姓吴的警官和3名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领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车上有几个大木箱，据说装的都是我们的材料，过了两道铁门，车子驶出监狱，开往火车站，登上火车，进入一个车厢，让我们7个人坐在靠厕所的几排座位上，他们4人有说有笑，我们7个人彼此相望，噤若寒蝉，绝不出声。上厕所时，一名警察跟着，厕所门不许关，他看着你。中途听他们说，要到济南玩，果真，到了济南站，押我们下车，把我们寄在济南监狱中，三天后吴警官等一行把我们从监狱中提出，押上火车继续北上。进京后，下火车上了一辆面包车，驶出市区向昌平县驰去，再往北走了两个小时左右，车子戛然停止，已到了目的地，后来知道这儿就是全国最重要的监狱，关押重要罪犯和嫌疑犯，比如“文革”中的重要“走资派”，以及后来的林彪集团分子和“四人帮”等。稍待片刻，大铁门开了，车子驶入院内约百余米，又经过一道大铁门，院内东西各两幢大楼，各有围墙隔开，车停在西面那所楼的大门口，让我们下车，楼内有一个警官等着我们，后来知道他姓马，30来岁，他负责翻译组。

    我们7人，其中两人我认识，曾在同一组内学习，即上述的杜沧白与章克，另外4人，后来知道一位姓高，苏州人，原是军统特务。一位姓张，名荫桐，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面写过）。另一位名叫方焕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党派遣他去苏联学习，毕业后组织派他去东北领导共产党，他到达东北，见到国民党实力强盛，就主动向国民党投降，彻底交代问题，国民党任命他为上海CC派头子吴醒亚的机要秘书，拥有权力，他后来说：“张学良每年春节还送我500元，请我笑纳。”七七事变，上海沦陷后，CC派头子令他留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他投靠汪逆，被委任为杭嘉湖专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抓汉奸，他惶惶不可终日，把历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两个皮箱内寄存到他的最好的朋友家中，他被捕判了轻刑，出狱后找朋友，想取回他的金银财宝，他的朋友对他说：“已被军统抄走。”他明知是朋友黑心吞掉了，也只得默认。解放后再次被捕，判刑20年，他精通中、俄、英文，知识渊博，在翻译组积极工作，学习时很少发言，不揭发人，平时谦恭温良。他有两个女儿分配在北京钢铁学院当讲师，已与他划清界限，方病死后，监狱通知她们，她们也不来领尸体。另一个是不到30岁的青年，名叫章民泰，他原是杨树浦华东电力专科学校讲师，他一天晚上回宿舍时见到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女孩，他问她为什么深夜还不回家而一个人痛哭，她回说，后妈打她，章要领她回家，她坚决不让。章把她带回宿舍，第二天早上送她去学校，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第三天警察来抓他，说他强奸幼女，是小女孩儿的后妈告的，他否认，请医院鉴定，结果证明该女孩儿处女膜未破，但他仍以猥亵幼女罪判刑20年。他有一个未婚妻，她非常气愤和他解除婚约。章每次开会时总说自己冤枉，要求上诉，每次上诉，每次驳回，他又说自己爱共产党，将来要争取入党，他工作负责，劳动卖力，先向我学习德文，进步很快。他又向我学习法文，不久他也能搞法文翻译了。“四人帮”垮台后，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仍回到电力学校工作。我82年回上海后，他来找我请我吃饭，并说已入党又升为系主任，与一名姓关的教师结了婚，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患癌症去世。

    马管理员安排我们住在楼上，4人一间，每室内有床、抽水马桶，楼下是工作室，有桌子、椅子，院子内可自由散步，我们和战犯关在一个院内，平时不能和他们交谈。

    翻译组的人员除了几人是从战犯中转来的，大都是从全国各省的监狱押来的。天津来的有刁培树，基督徒，他的牧师送他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学校内教英文。东北来的有王铁城、王铁梅，通日语，日寇占领东北时，王铁梅曾是日军的翻译官。武汉来的有熊寿农（日语）、张知田，他声称自己是留美归国的，后来知道他曾是国民党派往美国培训的空军人员，日本投降后终止学习回国，事实证明他不能翻译，只能作抄写工。广州来的有姓林的，自说精通英语，他翻译的都不能用，也只能作抄写工。我们共24人，分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组，我分在法德文组内。

    有几名从已关押在秦城的战犯中调来，译俄文的有孙静工，他曾是共产党员，王明手下的大将，专搞青年工作，所以取名为静工，他被捕后叛党，得到蒋介石的赏赐，任命他为财政部的司长。另一人姓朱，我忘记他的名字，是王明的同乡，做到当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就在押解的汽车上出卖了共产党的秘密。德文组内有两名战犯，一位姓刘，原是国民党兰州市和厦门市的警察局长，他的德文相当好。全国解放后他惶惶不可终日，去算命，在看了他的八字后，算命先生恭喜他说：“你的命好，你下半生不怕风、不怕雨、不忧吃、不忧穿。”谁知两个月后他被捕了，一想，在战犯监狱内的确不会风吹雨淋，也不必为衣食住行操心了。另一个人姓吴，曾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德文翻译，他的译文，我校对过，发现此人翻译水平很低，我对他说：“凭你这个水平，怎能当翻译？”他回答说：“台上德国教官上课，他们不懂中文，台下国民党军官听不懂德文课，由我一个人翻译，不难。”

    我们这批人每天24小时在一起生活（如果是一家人，白天有上班、上学的，一般也只有晚上在一起），达12年之久，真是难得！

    人民政府规定，国民党文职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作战犯，分别在北京、抚顺、山东禹城、四川重庆改造。反动职位高的在北京。原则上我们都以番号相称，但由于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自我检讨，彼此有所了解。战犯中有兵团司令，许多军长，也有军统戴笠手下8大处的处长等，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机构的半个班子。唉，可怜的旧中国！

    关押的战犯中，有的有钱，有的无钱，情况是这样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军官和文官，他们四散逃走时，大抵已化装成农民、工人、商人，袋内带有黄金、美钞、珍宝，逃跑未成，被抓后，聚集在广场上，解放军清点他们，一一登记。有的战犯心想，身上大批钱财就是罪证，他们坐在地上听训话时，大多数偷偷地把袋中的黄金、美钞掏出来，放在地上，少数人舍不得，没有抛，解放军搜身时，取出登记，并不没收，说是代为保管。关押期间，战犯可托管理员代购东西，用以支付，而偷偷抛出去的人后悔不已。

    战犯中有军官，有特务，一接触就感到他们身上的烙印。军统中统特务在外面是特务，在牢内还想当特务。一个姓高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在休息时，在院内散步时，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凑上来听，听到一言半语就会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最突出的是一个名叫袁晓轩的人，他原是共产党员，并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后投奔国民党，一次孙守一处长给我们全体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可是这个人仍每天一张小报告，真是本性难改！翻译组内特务性不变的，有上述姓高的和下述的张知田。

    被关押的军官们一般性直，很少有打小报告的。比如兵团司令黄维，不服罪，不做假检讨，他也不服输，说他全军覆没，不是他仗打得不好，而是国民党国防部指挥部内有共产党卧底，把作战计划私下输送给共产党，共产党才取得胜利。一次管理人员组织我们参观北京，到了清华大学，黄的女儿在那儿当助教，管教人员召她来见父亲，黄当着管教人员问她，外面风声紧，国民党将反攻大陆，你怎样？她回说：“我是民兵，我把他们打回去。”

    战犯中大多数人都有血债，比如迫害江姐的徐XX，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周XX等，军统行动处长岳XX，他手下都是搞暗杀的。另一个姓徐的，党内地位很高，派去新疆工作，被捕后，他真的叛变了，还给国民党提供毛泽东的窑洞的正确地点，让国民党飞机去炸，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时，还提出要国民党释放他。又如XXX原是江阴一个学徒，中央看他出身好，老实，叫他做通讯员，他虽没有地位，但知道领导们的居处，叛变后，领国民党去抓人，造成共产党较大的损失，后来这人当上了国民党江西省书记长，当时党中央决定要处死他为烈士报仇。全国解放前夕，他逃到香港，搞投机失败，在香港混不下去，通过友人说情，回到大陆，但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他回到广州后被捕，送到北京，没有杀他。以后1975年释放全部战犯时，也被释放。一次，徐家汇门房告诉我，有一人要看我，但不说名，说，说了也没用，说我叫1073号，我说让他进来，一看就是他。

    这些战犯、叛徒在1975年中央一声令下，统统释放，并为他们做了安排（黄维当了全国政协常委，其他为地方上的政协委员）。中央指示凡愿去海外的，一律放行，来去自由。原蒋经国的亲信蔡省三等数人表示愿去台湾，政府给足路费，让他们先去香港再去台湾。他们到了香港向蒋经国去信表示他们对国民党始终忠心，但蒋一概拒绝。4人回了大陆，政府仍安排他们为地方政协委员，蔡省三留在香港作自由撰稿人，相当活跃，很有成就，后来回国访问，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他通知人说要看我，我那时在国外，未见到。顺便说一声，在监狱内，同犯知道我的身份后都叫我“洋和尚”。

    翻译组在秦城监狱内，秦城直属公安部预审局，原则上全国性的重要罪犯在未判刑前都关押在这儿。上面我说过，监狱内有4幢大楼（后又建了两幢），除了我们的一幢外，都是单人室，我们是偶尔被叫去打扫卫生知道的。每室有抽水马桶，但放水开关设在外边，每次用后得向看守报告放水。

    也看到有几个囚室内四周是橡皮做的壁与门，防止犯人自杀，犯人再大声吵闹，外面也听不到。一次，在一个储藏室里打扫卫生，发现里面有写着潘汉年和他妻子董慧名字的箱子，也看见写有丁玲名字的箱子，可见他们也曾关在秦城。一次被叫到狱外打扫一排平房，知道秦城监狱未建成前，饶漱石曾关在那里。

    “文革”后把战犯和翻译组全体人员（只留少数几个最重要的战犯和叛徒）转移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秦城专关押刘少奇、邓小平以下的所谓大“走资派”。80年代天主教开大会，政府宴请时，我被安排在主桌上，席上有吴学谦、习仲勋、闫明复等，我才知道他们也曾被关押在秦城。一次凌云部长告诉我，秦城一号由他负责建造，谁知不久他自己就被关了进去。一次我看报纸见到一篇题为《纪念我的好爸爸》的文章，写得亲切动人，是50年代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的女儿所写，文章里提到，许也死在秦城监狱。林彪栽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他的大将黄勇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也都关押在秦城，“四人帮”垮台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关押在此。这是后话了。

    我们每天8小时做翻译工作，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我向王铁梅学习日文，单家祥、章民泰分别向我学习德文和法文。单家祥河南人，分配在东北工作，57年响应政府帮助党整风时，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划成右派，妻子与他离婚，想不通，牢骚满腹，结果右派升级，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劳改。我喜欢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作神业功夫、默想、背诵弥撒经、念玫瑰经，日子过得很快。

    1965年上半年孙部长和马管理员与我们谈话时，语气更客气，说的都是鼓励的话，肯定我们翻译水平高，自觉改造态度好，又说，我们前途光明，不必悲观等。

    一次把战犯和我们翻译组成员集合在礼堂，孙处长等领导陪同一位穿着藏青中山装的老人进来，经介绍知道此人是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抗日胜利后，他被苏联红军逮捕关在苏联，后解送回国，和他的小朝廷一起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蒙特赦。他来向我们讲述自己接受改造的经过，并劝勉我们好好改造，争取新生。我记得他说，自己被灌输的思想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观点牢牢深入他心中，导致他做皇帝之梦。

    接着管理所由公安部预审局领导组织战犯参观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翻译组也沾光，和战犯一起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站、重型机械厂、清华大学以及人民大会堂等，所到之处，单位领导接见，详细介绍，盛情宴请，总之，把我们当作贵宾招待。参观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时，我们都感到华丽庄严的气魄，叹为观止。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居然也坐在主席台上。10天的参观结束，马管理员组织我们谈感想，又示意我们写一封感谢信，翻译组英文译员张啸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草写了一篇，我们讨论时，他不同意修改他的稿子，并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十分傲气。一个战犯偷偷说，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

    五一节，国庆日，战犯和我们乘车去公安部（公安部位于天安门旁边），接待我们登上大楼顶，看游行。

    这时战犯们心中明白，可能不久就会特赦他们了。

    谁知，风云突变，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报上刊登的消息是打倒走资派，打倒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贴出了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毛表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又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翻译组停止了翻译，管理员带我们提了油漆罐，去院内到处写：“坚决拥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的大标语。隔了一段时间，我们集中在卧室的楼层，不准下楼，更不准出院子，命令我们把所有的书箱封起来，只准留一本发的毛主席语录。也不开会，管理员也不来了，只让我们背诵“红宝书”。墙上有一张地图未被摘走，我就整天看地图，背地名。

    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天已黑，管理员忽然来了，通知我们立刻收拾自己的东西，马上要转移，我们下楼看见战犯们已经集合在门口，外面停着几部大面包车，管理员叫我们把行李放在一辆车上，人上另一辆车。车开出大门，可我们不知去何处，一个小时后车子开进一个小火车站。站内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内已停有一辆列车，站内杳无一人。我们鱼贯进入车厢，车厢内的玻璃窗已有木板钉住，车厢内只有微弱的灯光，我们坐定后，车厢门关上，门前、门后都有士兵把守，我们每人端坐不动，噤若寒蝉，车厢内无人敢出声。列车启动、加速，一路上没有停靠任何车站，是专列。第二天上午，车子逐渐减速，戛然停止。下车后一见也是一个小站，月台上也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又上面包车，约半小时后，车进入一个院子，都是平房，在一个大厅前停下。我们按次分行站立，听一名负责人训话，我们这才知道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接着宣布纪律，翻译组与战犯之间不准交谈，不准讲一句外语等，一经查出，必将严惩。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从1967年秋到1973年秋待了将近6年。

    简单地介绍抚顺战犯管理所。它原为日寇占领我国东北时专为监禁日本犯法的军人而建造。日寇投降前夕，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落入红军手中，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它，把关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所有朝臣引渡归来，关押在此，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遣返日本，政府把部分战犯转到抚顺（国民党战犯级别最高的先关押在北京，次等的关押在重庆、山东禹城和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省监狱旁，都是平房。其布置如下：卧室都是大房间，两排通铺，各睡5人，中间距离相当大。有学习室，每人有一桌一椅，有理发室，其布置如同外面的理发店，四面都是镜子，有理发椅，很舒适。有大浴室，室内有两个大浴池，四周有淋浴设备，一星期洗一次澡，分组使用。脱衣后可泡在一个浴池内，接着跨出浴池，可打肥皂，用淋浴蓬头冲洗，然后跳入另一个干净的池内。每组可在浴室内待一个小时，全体洗完后，可再去浴室用温水洗衣服。饭厅很大，同战犯共用，4人一桌。有医务室，有医生与护士值班。我记得医生姓张，还有两名护士，其中一位姓刘，也会针灸，态度极好，她的爱人是管理员，姓徐名哲，水平很高。一次我去医务室，那时我血压高，高压180，低压110，见到另一位医生，是张医生的朋友，我说起自己有痔疮，有时脱肛很疼，他说，他有办法可治。在背上挑断一根筋即可，问我要试吗，我说：“要”。他就挑了，我的痔疮居然好了，迄今没有再发。有礼堂，礼堂布置的像电影院，供开会和放电影用。主席台上挂了许多“忠”字，令人注目。有大操场，四周是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苹果树。总之，硬件很好。原所长姓金，朝鲜族，“文革”初期被所内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调出劳动，造反派头头姓李，能说会道。接着军管，造反派也调出，为首的是个连长，管理员都是班长，水平不高，训话时说：“你们血债累累，我打报告上去枪毙你们几个！”中央原规定，对战犯优待不能搜身，不能打骂，他们也搜查行李等，不久军队调走请回金所长原班人马，金后来调到北京任公安大学校长。

    我们才押到抚顺，代所长严厉训话后，安排床位，分成三组，上下午学习检讨自己，揭发他人，以赎罪立功，争取宽大。有人揭发，不准为自己辩护，也不可解释。同犯强调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梵蒂冈的奴才，死不悔改等等。批我最凶的是张知田，平日他不断地打小报告，在北京，他的翻译全是废品，不能用，不知怎的他在抚顺被上了脚镣手铐，作为反动典型。

    “文革”中期，不再向我们讲形势大好时，准许我们劳动了，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体力劳动，让我们去农场，开始步行去，解放军荷枪实弹还上了刺刀，路上观众都说：“押去枪毙了。”战犯是1948、1949年战场上被俘的将军，都已年过60，走不动，队伍也无法整齐，后用卡车把我们运去。农活有挑水、送粪、播种、锄草、挖土、收割等，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压得我肩膀红肿，疼痛异常，只好用双手把扁担抬起，走路摇摇晃晃，水溢了出来，到目的地，水已不满一桶，过了两个月，不红肿了，也不怕挑了。送粪情况是这样的，严冬腊月零下20多度，把屋外化粪池打开，把粪水舀出来，浇在场地上，沉淀在底层的大粪掏出，堆在场地上。我们中间最积极的是章民泰，他跳下化粪池掏，待结成冰后，我们用镐把冰刨开。一块又一块地抱着装在卡车上，运往农场，卸下再抱放在田间，待它溶化作为肥料。粪很臭，手捧后，用肥皂洗好几次还去不掉臭味。

    开始锄草对我是件难事，我活了50多岁，分不清苗与草，深怕把苗锄去而留下草，劳动时我的进度最慢，解放军就训我说，这个臭老九，寄生虫，分不清苗和草，又说我，磨洋工偷懒。犯人无权申辩，只能低头认罪。犯人中有一个劳动大组长，名叫孙焕彩，国民党师长，他分配工作时，专派我轻活，我很感激他。他被特赦后安排在北京和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长兼财政厅长）住一个楼。我释放后，到北京时去他家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他留我吃了一顿饭。

    开春后，播种时，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挑粪送往山上，我逐渐锻炼后能挑一百斤上山。卡车拉粮食来时，我们去卸下背到厨房，开始我只能扛一袋面粉，后增加到两袋，最后我能扛三袋，也能扛一袋大米，重180斤（只能在平地上走，上台阶就不行，额上冒汗，腿也爬不上去）。

    有时，到远郊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去拉砖，乘卡车去，零下20度，车一开，西北风吹来，身上的棉衣像纸一样薄，冷得发抖。一个木架装砖，两根绳子用手套进背上，一如今日青少年用的双肩背包，我最多可背20块。背到车上，另一人接着码好，装满一车，拉回管理所，卸时用夹子，每次6块，码在地上整整齐齐，一块也不散，不像有些司机和装卸工，把汽车后面升起，一下就卸一地，砖碎很多。

    农闲时我被派往小工厂劳动，车间内有20多台机器，为所外大工厂加工，我啥也不会做，当一个搬运工，为几个车床送加工的原件，后来叫我管一个小冲床，容易操作。

    战犯黄维留学德国时，认为可以造出一个永动机，他向所当局申请，造一个这样的永动机，自己监做。所领导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更为了争取他，居然答应，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不少材料，制造出一堆废品永动机，不用电力只靠机械本身就可永动不止，是不科学的，最后黄维服输。

    在园里劳动，主要修剪果树。我这个人孤陋寡闻，在抚顺才知道冬天葡萄树得埋在土下，否则会冻死，才知道果树吃荤的，凡有鱼的内脏，以及死猫死狗埋在树根旁，第二年结果远远超出其它的树，收成后我们能分到一部分。

    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有一个特点，“老”，年龄大，都是1948年底和1949初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和厅长级的，国民党人，被俘时都已40岁以上的人，服刑时间长。1948年到我认识他们在押已将近20年，他们都未判刑，只等特赦。战犯们资格老，学习时都夸夸其谈，政治内容一套一套，能说会道的更得所管理员信任。我们的大组长叫蔡省三，极能干，原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另一个姓段的也进步得快，原本是军统高官，特赦时问他们的意愿，他们和其他几个立即表示愿去台湾。当然台湾拒收，认为他们已被共产党改造过来，派去充当特务的，蔡留香港，段去美国还写书骂共产党。我们这批翻译犯也年纪大，只有一个年轻的，此人名章民泰，上面已讲述。

    1971年10月管理所礼堂内挂的大小“忠”字全部取走，我很纳闷，接着告诉我们林彪副统帅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不久军人们也撤走，金所长回来，气氛缓和，伙食也逐步改善，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吃早饭时，厨房拿出一坛臭豆腐，打开臭气四散，大家满脸笑容的情景。隔两天晚餐时上了几年未见的面条，我的同桌王金汉猴急地把一大碗面一口气吞下，接着又吞了一碗，他正想拿第三碗时，呕吐起来，口中吐出面条，原来他不嚼，囫囵吞，仍是两满碗，只是带了血丝，肯定伤了胃。我们的伙食费由每人每月20元减到8元，现又逐渐增加恢复原标准，我们吃的细粮多了，每月70%细粮，30%粗粮，而市民70%粗粮，30%细粮。粗粮是小米、高粱、玉米，主要用来熬粥。看电影也多了，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红日》、《红岩》、《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灯记》等，也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黄梅戏的《天仙配》。外国电影《佐罗》、《追捕》、《冷酷的心》等等。又组织外出参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中山装，我们参观了有名的抚顺露天煤矿，矿已挖得很深，起重机厂、铲车厂、石油六厂（从油岩石炼石油的厂），我们参观了雷锋生前所在的营地，又去沈阳参观工业展览会，工业大学，皇太极未入关前的故宫等。行人看见我们一群老人，穿着新的衣服，都说我们是敬老院的老人。管理所又找战犯家属来抚顺探亲，热诚招待。战犯们说：“看来，离特赦的日子不远了。”事实上是1975年特赦，所有战犯全部释放，一个不留。

    接着图书室也开放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外），什么书也不能看。开放图书室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喜讯，我把鲁迅全集看了两遍，已出版的马恩全集用心阅读。毛泽东说：“先破后立”，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看了鲁迅全集，当然欣赏他，但不佩服他，我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及胡适。鲁迅冲锋陷阵，但只破不立。读马恩全集时，我脑中仍有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的学说。我常常以这些思想家来与马克思比较，我认为马的经济学说，尤其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确实是个发明，但称之为唯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能接受，我脑中就会出现2300年前庄子《天下篇》开头的一句话：“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用白话文说，天下研究学术的人极多，都把自己的学问看作唯一真理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上去的了。我读近代人的著作，心中老想：“古已有之。”可见欲“立”必须先“破”，但“破”谈何容易？用矛来破盾，矛必须十分锋利，否则刺到盾，破不了，反而会反弹过来。“五四”运动口号之一“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学说，破了没有？破立应同时进行，只破不立，将造成真空，制造混乱，破后只有废墟，而所立的必须胜过破的，否则有破而无立，损失大了。我想，我是想立基督的，也得破吧，利玛窦来华想立基督主义，他不破孔，知道孔子破不了，他就用孔子的学说，不说破孔只说补孔，孔子说过：“不能事人，焉能事天。”利氏就说，事人重要，事天也重要，孔子不说事天，我来说吧，利氏就用孔来立基督，以基督来补孔。

    战犯管理所花了25年的人力、物力、精力，改造战犯，蔡省三等战犯学习有成绩，得到所领导赞扬，他们表面上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他们心中信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三民主义，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蒋经国，一旦释放，就想去台湾投奔蒋去，破与立何其难呀！

    战犯全部释放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改为一个小的博物馆，展览该所内日本被俘军人、伪满洲的高级官员以及国民党战犯接受改造的照片，我于90年代受该馆邀请回去参观，受到热诚招待，这是后话了。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从1967年秋到1973年秋待了将近6年。

    简单地介绍抚顺战犯管理所。它原为日寇占领我国东北时专为监禁日本犯法的军人而建造。日寇投降前夕，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落入红军手中，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它，把关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所有朝臣引渡归来，关押在此，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遣返日本，政府把部分战犯转到抚顺（国民党战犯级别最高的先关押在北京，次等的关押在重庆、山东禹城和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省监狱旁，都是平房。其布置如下：卧室都是大房间，两排通铺，各睡5人，中间距离相当大。有学习室，每人有一桌一椅，有理发室，其布置如同外面的理发店，四面都是镜子，有理发椅，很舒适。有大浴室，室内有两个大浴池，四周有淋浴设备，一星期洗一次澡，分组使用。脱衣后可泡在一个浴池内，接着跨出浴池，可打肥皂，用淋浴蓬头冲洗，然后跳入另一个干净的池内。每组可在浴室内待一个小时，全体洗完后，可再去浴室用温水洗衣服。饭厅很大，同战犯共用，4人一桌。有医务室，有医生与护士值班。我记得医生姓张，还有两名护士，其中一位姓刘，也会针灸，态度极好，她的爱人是管理员，姓徐名哲，水平很高。一次我去医务室，那时我血压高，高压180，低压110，见到另一位医生，是张医生的朋友，我说起自己有痔疮，有时脱肛很疼，他说，他有办法可治。在背上挑断一根筋即可，问我要试吗，我说：“要”。他就挑了，我的痔疮居然好了，迄今没有再发。有礼堂，礼堂布置的像电影院，供开会和放电影用。主席台上挂了许多“忠”字，令人注目。有大操场，四周是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苹果树。总之，硬件很好。原所长姓金，朝鲜族，“文革”初期被所内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调出劳动，造反派头头姓李，能说会道。接着军管，造反派也调出，为首的是个连长，管理员都是班长，水平不高，训话时说：“你们血债累累，我打报告上去枪毙你们几个！”中央原规定，对战犯优待不能搜身，不能打骂，他们也搜查行李等，不久军队调走请回金所长原班人马，金后来调到北京任公安大学校长。

    我们才押到抚顺，代所长严厉训话后，安排床位，分成三组，上下午学习检讨自己，揭发他人，以赎罪立功，争取宽大。有人揭发，不准为自己辩护，也不可解释。同犯强调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梵蒂冈的奴才，死不悔改等等。批我最凶的是张知田，平日他不断地打小报告，在北京，他的翻译全是废品，不能用，不知怎的他在抚顺被上了脚镣手铐，作为反动典型。

    “文革”中期，不再向我们讲形势大好时，准许我们劳动了，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体力劳动，让我们去农场，开始步行去，解放军荷枪实弹还上了刺刀，路上观众都说：“押去枪毙了。”战犯是1948、1949年战场上被俘的将军，都已年过60，走不动，队伍也无法整齐，后用卡车把我们运去。农活有挑水、送粪、播种、锄草、挖土、收割等，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压得我肩膀红肿，疼痛异常，只好用双手把扁担抬起，走路摇摇晃晃，水溢了出来，到目的地，水已不满一桶，过了两个月，不红肿了，也不怕挑了。送粪情况是这样的，严冬腊月零下20多度，把屋外化粪池打开，把粪水舀出来，浇在场地上，沉淀在底层的大粪掏出，堆在场地上。我们中间最积极的是章民泰，他跳下化粪池掏，待结成冰后，我们用镐把冰刨开。一块又一块地抱着装在卡车上，运往农场，卸下再抱放在田间，待它溶化作为肥料。粪很臭，手捧后，用肥皂洗好几次还去不掉臭味。

    开始锄草对我是件难事，我活了50多岁，分不清苗与草，深怕把苗锄去而留下草，劳动时我的进度最慢，解放军就训我说，这个臭老九，寄生虫，分不清苗和草，又说我，磨洋工偷懒。犯人无权申辩，只能低头认罪。犯人中有一个劳动大组长，名叫孙焕彩，国民党师长，他分配工作时，专派我轻活，我很感激他。他被特赦后安排在北京和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长兼财政厅长）住一个楼。我释放后，到北京时去他家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他留我吃了一顿饭。

    开春后，播种时，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挑粪送往山上，我逐渐锻炼后能挑一百斤上山。卡车拉粮食来时，我们去卸下背到厨房，开始我只能扛一袋面粉，后增加到两袋，最后我能扛三袋，也能扛一袋大米，重180斤（只能在平地上走，上台阶就不行，额上冒汗，腿也爬不上去）。

    有时，到远郊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去拉砖，乘卡车去，零下20度，车一开，西北风吹来，身上的棉衣像纸一样薄，冷得发抖。一个木架装砖，两根绳子用手套进背上，一如今日青少年用的双肩背包，我最多可背20块。背到车上，另一人接着码好，装满一车，拉回管理所，卸时用夹子，每次6块，码在地上整整齐齐，一块也不散，不像有些司机和装卸工，把汽车后面升起，一下就卸一地，砖碎很多。

    农闲时我被派往小工厂劳动，车间内有20多台机器，为所外大工厂加工，我啥也不会做，当一个搬运工，为几个车床送加工的原件，后来叫我管一个小冲床，容易操作。

    战犯黄维留学德国时，认为可以造出一个永动机，他向所当局申请，造一个这样的永动机，自己监做。所领导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更为了争取他，居然答应，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不少材料，制造出一堆废品永动机，不用电力只靠机械本身就可永动不止，是不科学的，最后黄维服输。

    在园里劳动，主要修剪果树。我这个人孤陋寡闻，在抚顺才知道冬天葡萄树得埋在土下，否则会冻死，才知道果树吃荤的，凡有鱼的内脏，以及死猫死狗埋在树根旁，第二年结果远远超出其它的树，收成后我们能分到一部分。

    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有一个特点，“老”，年龄大，都是1948年底和1949初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和厅长级的，国民党人，被俘时都已40岁以上的人，服刑时间长。1948年到我认识他们在押已将近20年，他们都未判刑，只等特赦。战犯们资格老，学习时都夸夸其谈，政治内容一套一套，能说会道的更得所管理员信任。我们的大组长叫蔡省三，极能干，原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另一个姓段的也进步得快，原本是军统高官，特赦时问他们的意愿，他们和其他几个立即表示愿去台湾。当然台湾拒收，认为他们已被共产党改造过来，派去充当特务的，蔡留香港，段去美国还写书骂共产党。我们这批翻译犯也年纪大，只有一个年轻的，此人名章民泰，上面已讲述。

    1971年10月管理所礼堂内挂的大小“忠”字全部取走，我很纳闷，接着告诉我们林彪副统帅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不久军人们也撤走，金所长回来，气氛缓和，伙食也逐步改善，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吃早饭时，厨房拿出一坛臭豆腐，打开臭气四散，大家满脸笑容的情景。隔两天晚餐时上了几年未见的面条，我的同桌王金汉猴急地把一大碗面一口气吞下，接着又吞了一碗，他正想拿第三碗时，呕吐起来，口中吐出面条，原来他不嚼，囫囵吞，仍是两满碗，只是带了血丝，肯定伤了胃。我们的伙食费由每人每月20元减到8元，现又逐渐增加恢复原标准，我们吃的细粮多了，每月70%细粮，30%粗粮，而市民70%粗粮，30%细粮。粗粮是小米、高粱、玉米，主要用来熬粥。看电影也多了，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红日》、《红岩》、《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灯记》等，也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黄梅戏的《天仙配》。外国电影《佐罗》、《追捕》、《冷酷的心》等等。又组织外出参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中山装，我们参观了有名的抚顺露天煤矿，矿已挖得很深，起重机厂、铲车厂、石油六厂（从油岩石炼石油的厂），我们参观了雷锋生前所在的营地，又去沈阳参观工业展览会，工业大学，皇太极未入关前的故宫等。行人看见我们一群老人，穿着新的衣服，都说我们是敬老院的老人。管理所又找战犯家属来抚顺探亲，热诚招待。战犯们说：“看来，离特赦的日子不远了。”事实上是1975年特赦，所有战犯全部释放，一个不留。

    接着图书室也开放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外），什么书也不能看。开放图书室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喜讯，我把鲁迅全集看了两遍，已出版的马恩全集用心阅读。毛泽东说：“先破后立”，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看了鲁迅全集，当然欣赏他，但不佩服他，我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及胡适。鲁迅冲锋陷阵，但只破不立。读马恩全集时，我脑中仍有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的学说。我常常以这些思想家来与马克思比较，我认为马的经济学说，尤其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确实是个发明，但称之为唯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能接受，我脑中就会出现2300年前庄子《天下篇》开头的一句话：“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用白话文说，天下研究学术的人极多，都把自己的学问看作唯一真理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上去的了。我读近代人的著作，心中老想：“古已有之。”可见欲“立”必须先“破”，但“破”谈何容易？用矛来破盾，矛必须十分锋利，否则刺到盾，破不了，反而会反弹过来。“五四”运动口号之一“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学说，破了没有？破立应同时进行，只破不立，将造成真空，制造混乱，破后只有废墟，而所立的必须胜过破的，否则有破而无立，损失大了。我想，我是想立基督的，也得破吧，利玛窦来华想立基督主义，他不破孔，知道孔子破不了，他就用孔子的学说，不说破孔只说补孔，孔子说过：“不能事人，焉能事天。”利氏就说，事人重要，事天也重要，孔子不说事天，我来说吧，利氏就用孔来立基督，以基督来补孔。

    战犯管理所花了25年的人力、物力、精力，改造战犯，蔡省三等战犯学习有成绩，得到所领导赞扬，他们表面上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他们心中信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三民主义，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蒋经国，一旦释放，就想去台湾投奔蒋去，破与立何其难呀！

    战犯全部释放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改为一个小的博物馆，展览该所内日本被俘军人、伪满洲的高级官员以及国民党战犯接受改造的照片，我于90年代受该馆邀请回去参观，受到热诚招待，这是后话了。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大胆地整顿政府部门，初见成效。夏天，北京秦城监狱派了一位处长来到抚顺，说将恢复翻译组，要把我们接回去，不是全部，没有真正外文水平的留抚顺，如张知田、刁培树、熊寿农和林XX。这次让我们坐卧铺，回京的路上还给我们买西瓜，态度极好。我们回到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大门后，立即发现有所变化，监狱由原来的4幢楼，变成了6幢楼。说明犯人多了，原有的牢房不够用。我们仍关押在老的院子内，但孙处长和马管理员不见了，管教人员换了新人，他们很客气，我们又开始翻译了。

    一次管理员领我们到另一个院内，看到许多果树，尤其桃树，桃子已红熟，管理员对我们说：“你们尽可摘下来吃。”我吃了几个觉得很甜，但不敢多吃，方焕如老头一口气吃了20来个。半夜大声喊叫肚子疼的厉害，管理员把他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隔了两天，管理员告诉我们方已死。方以前犯过肠梗阻，动过手术，切去一段肠，用线缝接的。一次吃了那么多桃子，把肠子撑裂，他离刑满期只有一年，就因此而一命呜呼，惜哉。监狱方面通知他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两个女儿，她们拒绝来收尸。

    我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18年，刑满后得戴反革命分子帽子9年。1973年9月8日刑满。管理人员把我忘了，同犯刘春亨打了报告给管教人员，问为什么不准时释放我。管教员连忙办手续，我于9月20日释放，他告诉我说：“你应该向人说是9月8日释放的。”他把我送出监狱，和已刑满释放的几个就业的，章克、张啸虎、单家祥、王铁梅放在一起，并宣布我9年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是公民，和他们有区别，同时给了我50元，说这是我的月工资。在当时50元1个月不算太低。劳改、劳教，就业是三类分子，都属专政对象，而戴帽子更须受群众监督，不准我乱说乱动。

    我们可以到干部食堂用膳，蔬菜3分一碟，荤菜1毛8分一碟，一个月花不了20元。这儿的干部都是监狱内的管理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除个别人外都对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离秦城7公里是小汤山，那儿有温泉。我每星期日去洗一次温泉浴，每次两毛，很便宜。去北京得向管理员请假，但不能外宿。荣德先有个外甥女叫张伯辰，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在25中教书，住在灯市口。我去北京时在她那儿用餐。荣德先两个女儿：一位叫朱兆方，一位叫朱兆荣，她们去北京玩也看了我，我失去自由时，朱兆方才7岁，朱兆荣才2岁，她们已长成20多岁的大姑娘了，再见时我不禁流了泪。张伯辰受荣德先的委托，待我特别好，为我打毛衣，送棉袄，视我如亲人，使我感到温暖。以后我从河南调河北保定，春节3天假，我就去她家，每次有机会去北京，我必去北京。她家三口人，丈夫端木一，是外科医生，在天坛医院工作（他家起名也特殊，大儿子名一，女儿名奇，小儿子名三，很容易记），儿子名鸣，和她挤在一个小房间内，我去时，伯辰就住到别处，让我和她丈夫儿子住在一起，我十分感激她。

    1975年国内阶级斗争又趋激烈，上级有指示，我们这批人不宜放在首都，必须遣散，公安部13局决定解散我们，管理员宣布他们4个人各回老家，同时告诉我：“你金鲁贤这个人不准你回上海，上海也没有单位收留你，你的同伴有去东北，有去山东，有去河南，你可从这三处选一处”。我心想：东北太冷，章克去山东，我不想再和他在一起，我就说：“去河南吧！”隔了一个月河南新乡劳改第四大队来了一名干部，把单家祥和我领到新乡北，劳改第四大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单位，有在押罪犯2000多人，就业200多人，内有工厂，名为消防机械厂，就是把解放牌卡车改造为消防用车。有3个车间，有农场，有砖瓦厂，我和单家祥编入设计组，组员都是就业人员，约20人，有些还记得名字，如有孙浩川、宋金祥、张春祥、金国樵、叶胜钦、南颖、李克俭、林国荣。这些就业人员曾是技术人员，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判刑，后刑满释放的。我不是技术人员，不会设计，派我管一个图书室。工作轻松，又可看书。管理我们的有李、赵两位科长等，厂长姓李，使我记得他的，是因为每次他向我们训话时，他先站着，人家给他椅子坐，他不坐，却蹲在椅上。听人说，河南人好蹲着。他实际是个文盲，他衣服的口袋内放有日记本，只用他一个人懂的符号记事。

    一次连降大暴雨，图书馆怕淹，领导叫我将图书搬到另一座楼的三层上去，路途较远我用板车拉去。一个国民党员名叫刘书辰的，特赦出来，因无亲人，无家可归，安插在消防厂工作，他押着我。他看着我吃力地拉，把书卸下又搬上楼梯，他只是袖手旁观，当我走入三楼，一位年轻的女干部，一见就下来帮我搬书，上下好几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春先，与刘一比，我对王的印象特好，后知道她是工农兵大学生，郑州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到厂里当技术员，她的父亲是河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在河南算是高干子弟。

    到新乡几个月后管我们就业人员的一名管理员姓胡名叫卫平的问我想去上海探亲吗？就业人员可以探亲。在北京的管理员批准别人，却不批准我。我说：“想呀！”他说：“打报告给我。”我想上海教会已和我划清界限，至亲也如此,我填了荣德先的名,说她是我的姐,我立即写信给荣德先，她回信说欢迎。临走前，有干部托我带白玉牌牙膏或中华牌牙膏,在新乡百货大楼里特供专柜才有,专供外宾。胡卫平托我带只女式手表，在上海凭票可买,我一一答应。到了上海，荣德先一家热诚招待我，一如往日。“文革”初期,荣德先被抄了家，天天扫弄堂,工资减掉十分之九,每天得打扫弄堂，好在她有一个弟弟荣德身和弟妹徐洁在香港经商，每月按时寄200美元。当时物价便宜，她一家生活照常。她有5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在台湾进了耶稣会当神父，已20多年未见面，二女儿朱兆清远嫁广州，三女儿朱兆庆与姓曾名叫建民的技术员结婚，身边有大女儿朱兆怡，四女儿朱兆方和五女儿朱兆荣。四女儿在青浦当工人早出晚归，小女儿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在上海我没有去看任何亲友，他们也不愿见我，怕我连累他们。荣德先领我去几家饭店请我吃饭，还正式宴请我，庆祝我60岁生日。我在她家看看电视,看看杂志，听听音乐。我最喜欢听的是《魂断蓝桥》中的一首歌，百听不厌。她家在三楼有一间空房，我一个人可以念念经，做默想，多少年没有这样清静，日子过得好快，一晃三个星期过了。回新乡时带了一大包牙膏，一些当时凭票才能买到的双喜、牡丹、大前门香烟，以及一只女式手表。牙膏和香烟送给了干部，胡管理员付了手表的钱。在新乡时我每年可回上海，最后一次去了荣德先的姐姐荣柔先家。她住在无锡，我还记得是上塘街91号。她有三个女儿，排名为伯，根据她们出生之年命名。大的叫伯辰（在北京），因是辰年出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叫伯午，午年出生（在无锡工作）；小的叫伯酉，酉年出生（在武汉），伯午有个小女儿叫琰，活泼可爱。胡卫平一次对我说：你戴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监狱中还低人一级，我向公安厅打报告，免去这顶帽子吧！他打了报告，说我用心学习毛主席著作，能活学活用。公安厅批准提前三年摘掉这顶帽子。

    我上面讲了，我先被分配管图书馆，起初是一个人管，后来又派来了另一个就业。此人姓曹，名成修，也是个老头，他精通英文。他曾和他人一起编过一本英汉大字典，销路很广。他被捕前在军队里服役，属营级干部，他一直在上诉说自己冤枉。一次我们在图书室时，管教陪一名法院干部向他宣布，上诉驳回，维持原判。法院干部走后，他昏倒在地，我吓得不知所措，就急忙报告王春先，她叫了人把曹抬到医务室，他醒后，沉默寡言，留起长头发，穿起花衬衫，打扮成女人一样，管教劝他把长发剪去，他说：“马克思不是也留长发的吗？”他还说，要买一件旗袍穿，我向他说：“你上街，要去厕所，是上男的还是女的？”他说：“当然上女的。”我说：“你将作为流氓被抓。”他还是坚持留长发，穿花衣服。

    我们这个组后来由王春先管理，她向我说：“看了你的材料，七大本，什么重要内容没有,你的罪行,自己坦白，别人检举的，都是些什么忠于罗马呀，反对爱国会呀的话。”我每次转一个监狱，我的材料跟着走，想来这些材料仍在上海公安局档案内保管着。

    王春先很照顾我们这批“臭老九”。李科长喜欢训话,每次长而臭，他坐在椅子上，我们坐小板凳，我们矮一截，往往让我们耽误吃饭时间，王在场一见时间到了就宣布今天开会到此为止，让我们及时吃饭，有时我们出去劳动、支农，她带队时，总让我干轻活。她派我管晒图机，负责晒图纸，我可以一个人住一室，不和其他就业人员生活在一起，比较自由，可多看书、多祈祷。

    她想学英文，我耐心教她，我调离新乡后，仍和她联系，她后来和她的同学许翔结婚，许的父亲是科学院方毅手下的一名局长，王春先和她公公讲了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调到他的局工作，她的公公答应了，不久告诉王说，他是个要犯，调不动。被逮捕后我怕公安人员，但公安人员中我发现有许多人照顾我，王春先就是其中一个，下面还要提到刘钧。

    在新乡北4年，我想方设法找教堂，没有找到一座圣堂，没有找到一个自认为教友的人。

    “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过去，三中全会开过，邓小平再次上台，中央的政策为改革开放，右派分子全部平反，对就业人员的管教也不那么严了，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学习，整个监狱的气氛较为轻松了。

    1976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又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去世，接着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亡20多万居民，最后毛泽东也久病医治无效撒手人间。正当江青等4人紧锣密鼓准备篡党夺权之时，华国锋与叶剑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们逮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大快人心。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上台，胡耀邦被选为总书记，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十年浩劫终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祸害祖国、历史必将彻底清算。现将我自己在监狱时对这史无前例的并不愿其再有续篇的人祸的想法阐述于下（和战犯在一起时，我们都是老犯和外界一无接触，特别闭塞。1975年转到河南劳改第4大队后见到较多的新收监的年轻犯人，通过他们听到了外面的情况，有了较新的消息）。

    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我们能看到人民日报，报上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开始相信，接着就怀疑，口头说大好，心中却想未必，从切身经验感到不好。

    上面说了，1965年政府组织战犯（附带我们翻译犯）参观北京城市建设和大学、科研单位，待遇高，领导接见并宴请。“文革”初期，把我们转移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情况大不一样。押解我们时，解放军荷枪实弹，送到一个小车站，车站内除了解放军杳无一人，车厢的窗子都用木板钉住。下车也在一个小车站，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我想这反映阶级斗争激烈了，好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伙食差了，后来知道每月标准每人每月20元降到8元，实在不是大好。

    到了抚顺，不搞翻译，书籍不准拿出，发下每人一本“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其余书籍不准看，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检讨，检举揭发他人。没有事做，思想更是活跃，更胡思乱想，未离开秦城前，出去打扫卫生，见路面上大字写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也有写着打倒监狱领导的标语，更感到迷惑。

    红卫兵出现了，打倒封资修，到处夺权，大扫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破坏文物，国宝，大闹革命，大打出手，到处抓人，整人，一切是大，真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凡事走向极端，往往走向其反面，文化大革命成为反文化大革命了？

    日日夜夜背诵红宝书，早上一吹哨，醒后立即奔往操场上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觉前，必须检讨自己，向毛主席请罪，这一切很像我们的宗教仪式，我想一种新的宗教出世了。但真宗教是自愿信的，而人造宗教是用武力强加的。

    这使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古经中，以色列民族，在梅瑟上西奈山去祷告祈求上主只40天，下山发现他的民族已造了一个金牛向之跪膝朝拜。人类需要一个神，打倒了一个真神就再造一个神，我想我正在见证我国人民的造神过程，幸与不幸，事实作出结论。天主启示的神要我们由人成神，人造的神，自己是人，怎能使人成神，只能使人变成原始之人。在毛氏发起造神运动时，我记起老子的话：“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毛泽东去世前，给自己三七开，即七分功，三分失的评估。1975年当时我在新乡第四大队一起改造的犯人就说：“文革大革命?从此毛的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这是普通人的评估，真是高贵者愚，卑贱者明也。

    我相信人类一百几十万年前由动物进化成人，从兽性到人性到理性，人类不断在进步，从头部向下四脚爬行，到直立，向前行走，从茹毛饮血，栖居树上到形成部落，制造工具，发明创造，从自相残杀到追求仁爱，到超越人性追求与“造物者游”正在向神性前进。但人也可以挖掘兽性，利用人的兽性，煽动嫉妒，鼓吹仇恨，以破坏为乐。也可提倡仁爱，和平，大同。人类进步如海潮，浪退浪进，退一步进两步，应相信人类会进步，倒退只能是暂时的。但在退的过程中，人们是不幸的，我生也幸，见证中国人民的倒退，见证中国人民的痛苦，遭受的不幸，也为中国人民悲哀。

    “文革”期间我对宗教尤其天主教的前途很悲观，宗教将转入地下，在共产党的天罗地网之下，地下也不能持久，将来全中国再也听不到钟声，听不到木鱼声，宗教将销声匿迹。我对自己前途更悲观，心想，像我这样的人，刑满未必释放，释放后仍由群众监督，必须牢牢夹紧尾巴劳动，前途可悲。今后的岁月，只能混一天算一天吧。

    以上是我10年“文革”时期的思想动态。很悲观，过分悲观，后来事实告诉我这种悲观是错误的。

    1979年5月，公安部派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一名是王翔，另一名是李静，王会英语并用英语问我几个问题，回去了。由于邓小平又上台，公安部又要成立翻译组了。王春先祝贺我说：“既然政府要用你，你将去的地方，条件一定会好些。”我心中也有这个想法。

    8月新乡劳改第四大队，派了一名姓张的警察将我送到保定市河北省第一监狱，把我交给了监狱，安排在其他就业人员中间。一长排平房，就业可以带家属，一家一室，我和两名没有家属的就业放在一室，每室隔成两间，前面大，向南，后面小，向北。我在小间内，有一张床，另有一个小架子可以放一个箱子，其余什么也没有，把被卷起来就是我写字、吃饭的桌子。有一个小板凳可以坐，我在这间小房间待了一会儿，感到这里的居住条件比秦城、抚顺、新乡差得多。调来翻译的就业陆续报到，有：宋天婴女士，她爸爸原是美国化工博士，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牧师，颇著名，当时基督教有北王南宋之称。周炳绵（女），辅仁大学外语系毕业，丈夫赵春澄陪同前来。有姓薛的基督徒，另一名女的也是基督徒，他们两人后来登记结婚。有一姓林的台湾人，说是派遣特务，刑满释放就业，后经竺大夫介绍和一位姓王的女教师结婚，女的带来两个女儿，不肯叫他爸爸。四年后，林在日本的哥哥前来看他，此人在日本做很大的买卖，经他介绍，几个日本企业家在河北投资开公司，河北省政府让林任河北政协常委，后又当全国政协委员，他妻子前夫的两个女儿变了态度，对他特孝，林把她们送到日本上大学。另有一个混血儿是策绍明，会法语，一个姓毛的，这两个人专打小报告，深得领导信任。陈仕良会法语，陈焕章唐山人曾是修士，念过哲学会法文。王骥良会德文，他的父亲曾是汪伪的和平军军长。一个姓白的，会日文，借出去做翻译，常和日商在一起，从日商手中拿些东西，包括黄色书刊（才改革开放时，外来东西希奇），送给干部，有些干部高兴接受，上级发觉后说，他腐蚀干部，把他收回翻译组，不准再外出。一对姓沈姓钱的夫妇，他们带一儿子，12岁了，早上还要妈妈为他洗脸刷牙。一位姓彭的，带有妻女。一位姓徐的，一位姓赵的。一位姓谢的，解放前作证券生意，后来深圳开股市，他去那儿，赚了几千万元，有钱后生活又腐化。王翔原在公安部工作，批斗右派时，他保持沉默，定他为同情右派，调离公安部，送去青海管劳改分子。认识了上海人沈保义与施耀第，把他们两人也调来保定，我们总共有24人。我们人到齐了后，副监狱长向我们训话，强调说：“我们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我不懂外文，但能领导你们，知识分子不能翘尾巴。”等等。

    我们分成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组，每组有一小组长，我是法德文的小组长，我自己不翻译，做审核工作，译出稿件出差错，审稿者负责。沈保义，上海人，曾是龚品梅的秘书之一，受牵累逮捕判刑劳改，他和朱洪声神父交往很深，来保定后与朱神父频频通讯，朱刑满释放后回到家里，他成为罗马、香港耶稣会的代表，联系国内的神父教友向外请示汇报。沈向朱汇报说，领导信任我，让我当了组长等等。朱向罗马汇报，我已叛变，投降共产党并成为党员，所以得到重用。香港、罗马信以为真，认为我是叛徒。香港的耶稣会士劳达义（匈牙利籍）在他创办的“中国分析”和其他报刊上写了文章诋毁我，影响很大。我的干妈来中国看我后去罗马总院，想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情况，耶稣会副总会长说，我们不承认金，他是叛徒。我出狱后，去国外访问，耶稣会把我拒之门外，这情况到1993年才改变。使我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具有讽刺性的是，朱洪声1981年被捕后在监狱也做翻译工作，并因卖力工作得到减刑的奖励，“苍天在上！”

    我们本认为王翔会管理我们，我们想错了，他平反后，回到北京，仍不被重用，公安部派了一个名叫邹远的副处长来管理我们，他为人苛刻，一般就业享受医保，看病、医药费全部报销。邹远决定：翻译组的人每月只能报4元，其余得自费。翻译组人员外出过夜必须请假，他身在北京，每10天来保定，向我们作长篇训话，训叱我们。邹远这个人对其他人也苛刻，他用我们翻译所得的钱上交作为他的功绩。他买了一辆面包车，他一个人专用，他用后，乘人不备时，在车的轮胎前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一次他问司机，你昨晚用车了吗？司机说：“没有呀！”他领司机去看车子，说：“车子会自己移动吗？看这线。”司机无话可说，只得作检讨。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文人才奇缺，我也借出去作德文翻译。冶金部在保定的分公司所属的航空遥测厂，向德国订购了一套航空探测地下的仪器，由德国派技术员来安装。整个保定市没有一个人懂德语，该站向翻译公司把我借了去当翻译。该技术员把仪器箱打开拿出仪器，把两个关键部件换了位置，如果国外技术员不来，我们自己安装仪器肯定不会运转。1980年没有手机，保定市不通国际电话，他要向总公司请示，我陪他到北京长安街，西单附近的长途电话局去打电话。科学发展快，今日中国的小孩子们都拿着手机，可以边在马路上走，边和远在美国、欧洲的亲友长谈。

    后来我借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教法语，沈保义则借到河北省博物馆整理河北献县教区的档案，上海的教区档案被格寿平全部销毁，献县的全部保存下来。以后，沈保义和陈仕良被借到满城直升飞机制造厂，去翻译从法国进口的黄峰牌直升飞机的说明书。

    凡向翻译公司借译员，必须向翻译公司付钱。我们虽不拿一分钱，也很乐于被借，因为人家把我们当作客人招待，受到尊重。不像邹远，不把我们当人看。我劳改27年，条件最差的单位是保定翻译公司，省第一监狱的就业，药费全部报销，而我们翻译组的人每月只能报4元钱，多的只能自己掏腰包。我当时有糖尿病，血压较高，用药多，一个月的药费远远超过4元钱。天无绝人之路，监狱一名女大夫姓竺名开一，富有同情心，她原在协和医院工作，她丈夫姓王，原在公安部工作，反右时不开口批斗人，说他立场有问题，把他调离公安部，发配到河北保定监狱工作，竺大夫也跟到保定。她向我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怎么邹远对你们如此苛刻，你们条件还不如一般就业的，你用药多，每月估计需20来元，你还得吃饭呀！这样吧，你需要的部分药，我开我家人的名，由我领了叫人给你送去。”绝处逢生！我十分感谢她，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竺大夫夫妇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三个人都做了工人，一个儿子作鞋匠，一个儿子当厨子，女儿名叫王静函，在胶片厂有害车间当工人。我离开保定后一直和王家有来往，竺大夫和王静涵以及她的女儿曾去上海佘山探望我。我当了政协常委去北京开会时，竺大夫尤其是王静函多次去北京看我，她们是我患难时的好友，他们雪中送炭，我终身不会忘记她们。

    在保定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劳改的还有刘冠东，他是神父，被捕服刑时当木工；周山夫神父，原是医生，在监狱内为犯人看病，他为我做心电图诊断我的左传道阻滞，他嘱咐我应小心，不能劳累过度。还有徐水的师恩祥神父，再有张家口教区的主教张可兴等。他们相继刑满恢复自由，周山夫以大夫的身份走街串巷，发现不少天主教徒，既为他们看病又给他们讲道。保定教区的主教座堂，坐落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裕华园旁，教堂已开放，但自选自圣的主教王其威早已结婚，政府给他工资每月200元（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他不好好传教，常带着妻子到处走动，为教友们所不齿，每主日去教堂望弥撒的只有一二十人。周山夫联系到姓师的一家，条件较好，住在保定北部有一个大院，房屋也宽敞，周山夫和这家主人商量后把他的家作为一个传教点，周山夫领我去，见他家的厅装饰像圣堂，院内已停了一百余辆自行车，厅内挤满教友，虔诚地朗诵经文，其中青年很多，我看了很感动，这种情况我已20多年未见呀。周山夫请我做弥撒，他自己听神工，弥撒时我热泪盈眶。隔了几个月，教宗任命的原保定范学庵主教也刑满释放回家，他深受教友们爱戴，来参加弥撒的教友更多，星期六下午加了一台弥撒，仍感到不够。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北关师家见到了范，他很高兴，给我看了一张小的圣像，背面用拉丁文写的几行字，范说，这是罗马福传部发给中国教会的秘密指示，其内容为：“任何一位忠于罗马圣座的中国主教，可以把任何一位忠于罗马圣座的神父祝圣为主教，该主教在整个中国有管辖权，不必预先请示报批。”等，我说：“这个权可大了！”范说：“这是在非常时期作出的非常授权。”以后我知道范先后祝圣了周山夫、刘冠东、师恩祥、连新生、陈建章、贾治国（当时还不是神父）等人为主教，这些人又秘密去外省祝圣主教，中国地下教会正式诞生了。然而地下主教都单独自由活动，没有统一领导，个别地区，有好几名地下主教去活动。不需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也不开会集体商量，各自秘密地祝圣他们认为合格的神父为主教，有些教区，突然冒出了两名或三名主教，造成混乱。这些主教理所当然地秘密祝圣神父，他们并不需要认真学习神学与伦理学或其它学科，更不需要长期考核，他们说，抢时间也，一时中国教会颇为混乱，这是罗马圣部所始料不及的。

    我每星期日下午按时去北关师家听告解。有时举行圣祭，有时参与其他神父的弥撒（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已有梵二会议，也不知道礼仪已改革），我认识了好多热心的教友，其中我最熟悉的除了主人师家外，认识了赵家和宋家。赵先生住在北关桥旁边，是个打铁工人，为人耿直、豪爽但脾气急躁，对他的母亲很守孝道，在家中是老人说了算。赵先生的太太姓王，很贤惠，上面孝敬婆婆，下面要教育四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祖母极溺爱他），还要侍候丈夫，任劳任怨，从无怨言，真是女性中的楷模。大女儿叫建新，非常懂事，下课后出去拣破砖，卖给人家，贴补家用，小女儿叫丫丫，中间的一个叫小红，另一个我忘记名字了。弥撒后他们全家邀我去他们家吃饺子。姓宋的一家，先生是面粉厂赶大车的，他有七个儿女，二女儿叫翠梅，才高中毕业，当时我在保定河北大学兼教法文，每周两节课，每次下课后她骑了自行车等在校门口，接我到她家中吃饭，家常便饭但充满尊敬神父之心，我喜爱这两家人，迄今没有忘记他们。

    我回上海后仍和他们保持联系，宋翠梅和赵建新由于信仰天主教，未能考上大学，今天她们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确实可喜。

    这期间我收到荣德先寄给我的一本最新德文字典，我翻阅一下内有我的朋友GEORGMEISTERMANN的名字，说他是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我很高兴他已出了名，但字典上没有他的地址，我只知道他是SOLINGE地方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上只写德国SOLINGE市G.MEISTERMANN收，他居然收到了，可见他的知名度，其实他已离开故乡，迁居科隆。但我第二次去信时，信退回说查无此人。其中是否有天主的安排，特意派他们来照顾我，我认为是天主上智的奇妙。一个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他们一直怀念我，他又说，曾耐心教我德文的女儿DONATE患了癌症已于1968年去世，遗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已长大。又说他妻子正在埃及，待她回来后准备到中国看我，一个月后他夫人也来了信，说打算跟一个旅行团来中国看我，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来信说已定了，过两个星期跟瑞士一个旅行团到北京。我向邹远汇报，邹说：“怎么？好不容易把你的社会关系搞清楚，怎么冒出德国人来，不准。”我说：“他们是著名人士，专程来看我，不让看，恐怕不妥吧。”他说应向上级汇报，邹后来说，公安部政保局副局长刘钧同意了，但当时保定尚不是开放城市，外国人不能去保定。他说：“你去北京和他们聚三天吧。”我先到北京，邹远向我上了一课，详细交代我应该注意的事项。刘钧接见我时却说：“接待外宾，应落落大方，自自然然，不必拘束。说真话，他们了解我们，问你的过去，实话实说，问你国家情况不要说得太好，说过了头，人家反而不信，你有民族气节，我信，你不会把国家事情说得坏，放心！我信你。人家给什么，客客气气收着。”我觉得刘钧这个人水平很高，很佩服他。

    他们到的时候我去机场接他们，整整30年未见，一旦重逢，欢乐无比，他们紧紧拥抱我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打探你的下落，我们小女儿MONIKA曾在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她也想方设法打探，但都说无人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北京饭店，我说：“我只能陪三天。”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远万里专程来看你，你必须全程陪同，你的费用我们已代付了。”我向邹远汇报，他转告刘钧，刘说：“既来之，就陪之。”我去国际旅行社，请他们给我安排，他们一口拒绝，说不能，一路上的机票，车票，旅馆房间都已订好，不能追加。我向画家夫妇说了，他们说我们自己去讲，他们两人和瑞士旅游公司的领队和我一起去国际旅行社，接待的人见是外国人来了，就站起来笑脸相迎，说：“这事好办，我们通知各地旅行社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

    他们带给我一个打字机、一架收录两用机、一块够做一身西装的高级衣料、一个古老的十字架、一本德文拉丁文对照的弥撒经本，他们想的很周到，我欣然收下。在北京时，张伯辰在北京烤鸭店宴请了他们，他们很喜欢她，以后来信也总是提起“毛毛”（伯辰的小名）。

    第四日我就跟他们的团出发，先坐火车到南京，坐的是卧铺，我过去坐火车总是买硬座的。在南京玩了两天后又去无锡、苏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当时这类宾馆只接待外宾，我在走廊里时，一个服务员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在这儿干吗？快快离开！这儿是你待的地方吗？”我把房间钥匙给他看了，他才不出声。友谊商店也不让中国人进去，我想，我小时，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了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感到奇耻大辱，怎么解放多年，又回到外国人统治的情况呢？我大惑不解。我离开上海20多年，走在大街上感到上海面貌一点儿也没有变，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在上海时，荣德先在静安宾馆宴请了他们，他们特别喜欢朱兆庆，说她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女性。坐火车离开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去广州乘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

    在广州参观了两天，临走前夕，他们到我房间里来，郑重地对我说：“我们见到了你，放心了，我们想你的国外的亲友，尤其是你参加的耶稣会会士也一定会高兴，回国后我们会去罗马耶稣会总院告诉他们你的近况。”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我被捕后一直怀念耶稣会，为全世界的耶稣会会士祈祷，我也深信耶稣会不会忘记我，一定在为我祷告。他们又向我说，你的脸色不好，肯定营养不够，你穿的太寒酸了，我们决定每月汇给你200元，专为你添置衣服，增加营养之用。汇寄你人民币还是马克？我谢谢他们，说还是人民币好。回去后他们每月准时汇20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科长月薪才50来元（茅台酒每瓶8元），我变富人了。末了他们拿出2250元外汇券说，他们回国后这些也没有用，拿去用吧，我收下。送他们到广州车站，他们去香港，他们紧紧拥抱我，要我自己保重身体，我含泪看他们的火车驶出车站。他们已为我购买了回上海和从上海到北京的机票。我飞回上海想探亲访友，先后在荣德先、翁方滢、朱兆庆家里住几天。我想去见朱洪声，告诉他应该谨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民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朱拒绝见我，我很失望。陈云棠在他的侄儿家见了我，并请我吃了饭。其间，香港来了耶稣会负责人，要和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蔡忠贤等人谈话，他们找了一家自认为极可靠的友人家中开会。据说，会开完，会谈的录音带就送交公安局了。隔了两个月朱洪声等人被捕。有上海教友说，金鲁贤这个叛徒，来上海刺探了朱等情况出卖了朱等人，导致朱被捕。我又蒙不白之冤。朱有一个习惯，凡来信都编号登记存档，凡写出去的信必自抄一份保存。逮捕时这些信件由公安部门搜去。凡和他有关系的人重点审查，甚至被捕。事前友人劝朱小心，他回说：“放心！共产党不敢碰我。”他够疯狂的了。

    陪德国友人的15天，是我27年中天主赏赐我的又一大恩宠，这也对我的下半生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下卷将提到），我感谢天主。

    在上海时，由袁思德神父的妹妹袁思贞陪着，去佘山朝圣，中山堂已开放，山上大堂仍被他人占用。回到北京，刘、邹接见我，我把经过简要汇报，我的外汇券说要上交，邹准备接，刘阻止说：上交什么？给你的你自己用吧，我很感激刘。

    回到保定后，我为对我很好的赵、宋两家的女儿买了三辆凤凰牌自行车（每辆150元外汇券）报答他们，他们说，骑了凤凰牌车在街上飞跑很是风光。当时8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久，我收到画家的来信，在信中他说，他们兴冲冲地专程去了罗马，要求见耶稣会总长，总长叫他的助手JOSEPHPITTAU接见他们，这人厉声说：“我们不愿听到金鲁贤这个名字，他在监狱中投降了共产党，是名叛徒……”我读了此信，心如刀割，友人们不远万里来探望我，耶稣会居然这样对待我！我只能向天说：“天主，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我相信你，众人抛弃我，您决不会弃绝我，您是最忠诚的，我信您。”

    期间，公安部把我们20几名翻译员转成干部，每月工资调整，我从50元上调为70元（我们仍属邹远管理）。德国画家真的每月汇来200元，这样我每个月就有270元的收入。我添了新衣服，每月买些零食，尤其是蛋糕与巧克力糖，可惜好景不长，进一步确证我有糖尿病，已相当严重，小便4个加号，不准再吃甜食，大呼奈何！医生开了病假，让我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日子也过得很好。

    1980年6月1日我在保定京安翻译公司工作，管教我的警察向我说：明天你去北京，有翻译业务要联系，今晚你可住在北京公安部在锡拉胡同的招待所。我能去北京一逛当然高兴，第二天我去了公安部的翻译公司见了邹远副处长，他说明天等着自有人找你。第二天下午一个名叫张宪民的去招待所找了我，领我去八面槽邮局对面一所小花园洋房内，已有两人候着，他们自我介绍一叫赵亚平，一叫蒋嘉森，都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他们很了解我。接着来了一位干部他们起立，表示尊敬，他们说他是政保局副局长，姓刘名钧。他们四人问了我的近况，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谈到国家改革开放，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等，谈了两个小时，他们领我去附近的翠华楼，他们早已订了一席酒，饭后送我回招待所。

    8月初，张宪民到保定找我，领我到了保定市招待所，刘钧已等着，他们又和我聊，刘劝我少和地下教会联系，又请我吃了饭送我回监狱。

    10月份管教我的赵宝田干部又叫我下一天去北京联系业务，我知道此行目的，高高兴兴地去了。第二天刘钧四人和我谈话，谈了上海教区情况，重点谈了朱洪声等人的活动情况，他们对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等人在上海的活动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说朱等人在海外势力的支持下搞破坏活动，很愚蠢，不会有好下场，劝我别和他们联系，更不要追随他们。我发现朱等人活动政府完全掌握，我为他们担忧，想设法告诉他们要收敛，没有机会付诸实行。

    此后每两个月他们约我谈话一次，到了81年中他们提出来要我回到上海教区去，我说不去，我又说：“我好不容易跳出了这个圈子，现在做翻译工作，很适合我，我不愿回去。”他们劝我考虑考虑，他们很耐心地开导我，接着在政协礼堂请我吃了饭，席上有古井贡酒，我说了一声，好酒，他们立即买了一瓶送我。

    刘再三开导我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的，不是权宜之计，不会再变，但宗教得国人自办，不让外国人来办，考虑到将来天主教必须有修院，培养神职人员的接班人，你们都年事已高，办修院是重中之重，外国传教士来传教的日子已过去，再过20年你们归天后，天主教不能继续存在于我国，是你们的过错，政府尽了心，你们自己拒绝，你们得为教会负责。话说到如此地步我也感动，但我仍犹豫不决。我和同在保定河北省第一监狱内已刑满当医生的周山夫说，他说：“不能参加爱国会，不要回上海，看来你也必须脱离翻译公司，公安部找你，你不能不去，敬酒不吃，吃罚酒。暂时客气，日子久了，可不客气了。在易县一座山顶上，有20来家天主教教友家庭，他们虔诚敬主，全部教友，没有外人，政府也不去人找他们，我介绍你去住在那儿，作他们的本堂神父。”我心想，这个方法不妥，第一，我是上海人，进入那村，立即引人注意；第二，这种地方政府暂时不管，早晚要管，一管我就被抓，不是长久之计。两年后，在这个村躲藏起来的神父被抓，政府把这批教友管了起来。

    公安部政保局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每两个月找我谈话两小时，也宴请我），尽管他们知道我在敷衍他们，仍细心耐心教育我，使我敬佩。回上海后我才知道是上海宗教局副局长陈一鸣努力的结果（陈的父亲是著名的教育家，名陈鹤琴，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教育的督办），陈受的西方教育，但进步，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时代派他做地下工作，后去美国留学，在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工作，被美帝国主义驱逐回国，先在中共华东局内负责宗教事务，后调上海市宗教局，反右时期，以右倾罪名免职开除党籍，去工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后为了落实宗教政策，政府请他回宗教局，他立即服从，全心投入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向上级建议我回上海负责恢复修院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为开放教堂落实教产，四处奔走、各方呼吁，为上海教区的自养奠定基础，上海教区应该感谢他）。1982年5月我向刘钧说，我愿意回修院恢复修院，他大喜说：“你暂时不回保定，留北京两三天吧。”第二日刘钧找我去，在座的多了一个人，刘介绍说：“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丁根发同志。”丁自我介绍了一番，说欢迎我回到上海，希望我放心工作，有事多沟通，如有困难，他们帮助解决，态度很诚恳。刘于下一日又找我去，在座的另一新人，刘介绍说是上海宗教局的浦作同志，先认识一下，回去后便于工作。浦作先表示欢迎，接着说：“那，你先写一封信给张家树主教请求他收纳你入上海教区。”我当时火了，我原是上海教区的人，为什么要我请求他批准，我自己根本不想回去，“我不回去了”我说。拔脚就走。蒋、赵叫我坐下，说有话好好谈，我一言不发，第一次和浦作谈话，一上来就谈崩了，刘说今天这样吧，请老金明天再来。

    明天再去仍是原班人马，浦作先开口说：“金神父，我代表上海宗教局欢迎你回上海，信就不必写了，我回去向张家树说一声就够了。”

    我暂时回保定仍做我的翻译工作，一天邹远叫手下的一位名叫李静的干部到宿舍找我，给我50元人民币说：“这是给你回去的车费，你准备好了买票自己回去。”我说知道了，我把50元退还给他，坚决不收，我想就这样打发我走？我不希罕这50元。

    这期间，在新乡管过我的干部王春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爸爸（当时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打电话给她，叫她急回郑州，她去了，她爸爸很生气地问她：“你和要犯金鲁贤有什么关系？公安部派专人来了解你和他的关系，问题严重了！”王说：“什么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间的关系嘛，我管教他3年。”她爸说：“没那么简单，如果当真这样，公安部会派专员来郑州调查，并问我吗？”她说：“金教过我英文。”他说：“学英语非得找个严重反革命分子？真糊涂！”他爸担心她被牵连。事后我问刘，刘笑着说：“请你回去之前，例行公事，弄清社会关系嘛。”这一调查使王的父亲担心了一阵子，王春先本人很坦然，不当回事，老一辈跟年轻一代就不一样。

    隔了十来天，保定派人把我送到了北京，刘钧在北京饭店设宴欢送我，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也来了，非常友好，他的普通话满是绍兴口音，乡音难改呀。他向我敬酒，祝我回去工作顺利，谈话中他说自己经手盖的秦城监狱自己却被关进住了7年。他又说有事仍可与刘钧联系，他会帮助我解决问题。

    隔一天全国宗教局副局长曹锦汝宴请我，陪席的有天主教处处长，傅克勇女士，她学美术，解放后先在华东局和陈一鸣同事后调来北京，傅在任时对上海教区大力支持，不遗余力。刘钧也去了，刘笑着对曹说：“现在我把金托付给你了，政治上他可靠得很。”刘，河北人，15岁投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他夫人也是红小鬼出身，刘曾戏说：“我起先奉献青春给党，后奉献一生给党，最后奉献子女给党。”他的大儿子在军队，小儿子在公安局，他的女儿在国安部。刘为人耿直，廉洁，我去过他家，是公安部内的旧房子，家具老式，没有摆设，真是好党员。下一天公安部派专人送我到车站，订的是软卧车厢，很舒适。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年干部，我才从监狱出来，不想和人接触，一路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上海车站的月台上，等着我的有丁根发、市宗教局办公室的王怡白和荣德先的女儿朱兆荣等。丁说已为我订好金门饭店的房间，我说还是住到荣德先家里去。他们说：“张家树一行人正在普陀山休假，让我过几天再去教区，行李两箱，先送教区（我心底深处是极不愿意回到上海。这一段我怎么回到上海，写的较详细，因为迄今仍有人在说我以出卖同志的代价才争取到回上海的）。

    隔了几天，市统战部李广副部长，请我吃饭，有宗教局陈一鸣同志和办公室主任王怡白，还有教区的张家树、李思德、沈保智、顾梅青、陆薇读等人，一别27年，想不到还会重逢，又将同事，内心不胜感叹。往事如烟？往事非烟？真难说呀！

    6月21日上午去徐家汇天主堂和神职人员和教友代表一起祝贺，张家树九旬华诞，会上祝辞，送礼的极多，我也发了言，内容已忘。被安排在浦西路120号住下，当时神父修女则住在曹溪北路201号原拯亡会会院内，翌日我去201号拜会了张家树和爱国会的顾梅青和陆薇读。原公青李文之来看我，说她奉命来照顾我的生活并做我的秘书。

    浦西路120号原是耶稣会总院，我的初学生活就在那儿度过的，后改为阳伞柄厂，“文革”期间神父修女都曾在厂内劳动，工厂已搬走但房屋尚未归还教会。

    上海教区收还的教堂有徐家汇大堂（连国邦做本堂，艾祖章副本堂）、四川南路天主堂（本堂未定）、青浦朱家角天主堂、佘山中堂（龚秋生本堂）、崇明新开河（郁显达、朱尚谦两位）共五所，我记得我被捕前的大小圣堂392所，恢复工作任重道远！

    6月21日也是我的本名日，前一日是我的66岁生日，我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回顾。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半生。我于1938年自愿加入耶稣会，我爱耶稣会，她为基督的教会做了重大的贡献，我矢志做一个好会士，自愿作一块砖，随耶稣会放我在任何一个角落里，承担教会大厦的一小部分的压力。初学两年很痛苦，我承受了。以后耶稣会多次把我放在充满危险的岗位上，我二话没说立即赴任，尽心竭力，总想做好工作。

    在监狱27年我天天心中唱：“耶稣会我的母亲”，深信全世界的耶稣会在为我祈祷，我故此感到安慰和力量，意想不到的是，我德国干妈来看我后，兴冲冲地去罗马求见耶稣会领导，报告他们我仍在人间的喜讯时，耶稣会副总会长接见他们时，严厉说我早已是叛徒不承认我这个会士。当我收到干妈的信时，真似一把利剑刺透我的心，那是我27年失去生活中的最痛苦的时刻。干妈信上说，她决不信我是叛徒，她全家仍爱我，给了我巨大的安慰，事实上她一直支持我，照顾我，直到她蒙召归主。顺便再提一句荣德先，朱洪声释放回上海后以他从保定的朋友处得来的消息，断定我已背叛信仰加入了共产党，去找荣德先，向她说：“我以朱家族长的身份通知你，应与金鲁贤划清界限，当他已死去一般，不再理他。”荣没有听他的话，坚信我不会背叛信仰。

    我干妈和陆纳英、荣德先是我一生认识的三位伟大的女姓，她们也是伟大的母亲，她们以母亲、长姐之心爱我。欧美有些人在讨论，天主应是女性还是男性争论不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不是难题，我们中国以阴阳解说一切，阴在前，阳在后，对天主应用“他”还是“她”，我说兼有阴阳，我们中国在阴阳之上有太极，天主有慈父之心，也有慈母之心，说天主爱人，可以说她既是父又是母。

    上卷完

    2008年8月30日

    入耶稣会70周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