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命出使中国以后，便立即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发现外界对现代中国有两种论调：一种是敌对，另一种是亲善；前者多由外国人执笔，他们（也包括一些传教士）有意保护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既有权益；后者多出于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牧师，尤其美国人。

    翻阅中国现代史，能够了解革命的后果，也能找到传教事业的处境。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就被逼求和、签约、赔款、通商、割地、租借、保教…。反洋组织义和团雪上加霜，惹来了八国联军，中国损失惨重！

    中国可能犯了两种错误：闭关自守和妄自尊大；不了解西方的进步，也不了解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与外国人对抗，单单有理是不够的，往往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中国有高尚的伦理文化，并不过于重视军事上的技巧。但若愿意与新时代的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是需要武力的。

    我所感兴趣的，是研究中国人对教会的心理状态：他们看到基督徒国家加给中国一连串的损失和侮辱；也看到教会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紧密的关系。有些公使（财迷或无神派）处理教会案件或维护自己利益，常用强硬手段。有些欧洲国家把教士驱逐出境，却在中国（假惺惺地）保护教士，一旦他们的教士遇害，就强迫中国赔偿。因着不平等条约，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传教区成了帝国中的帝国。慈禧太后曾说：「我们要坚决自卫，反对侵略，传教士继续不断地给我们制造困扰。」

    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引导中国人归向基督。

    一、宗徒们建立基督教会，也设置了本地主教。教会从巴勒斯坦传到罗马，他们声明这个教会不是外国教会。我们在中国已历经三个世纪，整个教会圣统仍然是外国人的。在中国的50位主教都是外国人、也都是修会会士。难道这是基督的意愿吗？天主教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外国的进口货，而且常与外国政治利益挂勾，这难道是中国人的错吗？

    二、该有中国主教，而且刻不容缓！让外国人把自己多年辛苦的成果拱手让人，谈何容易？追溯教会初期的传教史，却充满活跃而生动的精神。第一世纪末的十二宗徒训言曾记载：「每位福音传播者到你们那里，应接待他们如同接待主一样。他只停留一天，假如需要，不超过两天。若是逗留三天，便是假传播福音者。动身时只能携带足够到下一站的食粮。若请求金钱，便是假先知。」（十一3-6）。

    三、有人送我一本青年传教士写的「传教的方法」，书中完全控诉中国人民。我愿此书立即禁止流传：传教士应记得，来到中国不是为揭发中国人的缺点，而是为中国人服务，归化他们，「成为众人的奴仆」（格前九19）。

    四、有一股反对雷鸣远和汤作霖的气氛，因为他们希望有中国主教。事实上，之前的法国教士邵理（Joly）早就有这样的主张了，而这些私人的主张，经过「夫至大」通谕的发布，早已变为宗座的正式官方文件，其价值可想而知了。

    五、在基督方面没有种族优越问题，只有灵魂的存在。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这自然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而中国人认为外国传教士与列强同流合污。我们来中国不是组织外国机构，而是建立本地教会。（三）

    法国驻广州的领事事先知道我有意视察广州，愿意替我引见当地的军政首长，我谢绝了他。为了教会的利益，我愿意保持行动的自由，拒绝任何国家的代表陪我去拜见中国政府首长，否则，我在中国就成了外国人的附庸。

    12月7日我到达珠江下游的广州。大多市民生活在船上：出生、起居、工作、死亡都在船上。他们在船头的神像前烧香、放鞭炮。也在船上养鸡、养小猪。

    法国领事来拜访我，表示欢迎之意；我们互相尊重，保持良好关系；但在教务上我有绝对的自主权。我由神父陪同晋见了广东省军政首长；我感谢他们保护教会，也向他们说明了天主教不只注重精神上的福祉，也关心人民的社会福利：引导民众尊重领袖、承认私产权、为国家祈福，而教会决不干涉中国内政。他们也极肯定教会对公共福利的贡献，并保证保护教会。广州是三千五百万居民的广东省省会，政治的重要性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广州天主教圣心学校约有八百名学生，其中大多是教外人。在欢迎会上，我向他们表示，教宗派我来中国就是希望中国人能够认识福音，进而分享救赎的恩惠。

    虽然我们学校的教友很少，但民众对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都有正确的评价，至少先天的成见逐渐化解，同时也营造许多机会，尤其是与社会名流、领导阶层发生密切关系，而这种良性交往为教会确是难能可贵；因为每当理由讲不通、领事爱莫能助时，个人的友谊往往可以解决许多难题。

    我怀念那些英勇拓荒的传教士们；也想念那位为了保护教宗的特使多罗主教，而坐牢十五年的毕天祥神父；也不能忘记伊大仁主教果敢地祝圣了由菲律宾逃出的罗文藻为主教。

    圣母无原罪瞻礼日，我给十二位患重病的婴儿付了洗，代母也由婴儿院长大的少女担任。许多父母不愿孩子死在家中，就送到孤儿院，交在善人手中，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为了救助婴儿势必需要扩充婴儿院，但不可为了募捐而中伤中国人民，好像中国母亲都是铁石心肠。其实在西方也有婴儿院：残酷的母亲在东方和西方到处都有。事实上，中国的家庭最神圣，注重儿童的身心健康，尤其男孩，认为可以光宗耀祖。我们要实话实说，不能言过其实。

    慈善事业在福传上虽然只占次要地位，然而，就其本身而言，确是基督徒的工作，默默为基督铺路：透过爱心、关心，引人尊重教会、爱戴教会。澳门革命政权曾一度想把当地的修会驱逐出境，但因为他们经办的慈善事业无人能取代而打消原意。

    广州教区在珠江口的小岛上建立了一座大痳疯病院，好像一个由千余病人组成的小王国，由一群神父、修女照顾他们的身心，表现了传教士的无限爱心，让病人在痛苦中，燃起神圣的慰藉。我在圣堂中降福了这些病人，看到被癞病侵蚀的面容带着颤动的微笑，也闻到一种刺鼻的腐肉气味。修女们安祥地洗擦病人的血脓，就像作普通事情一样，简直表现了英雄本色！虽然被传染的机会不大，但丧生的神父、修女也不少。

    本来我有意去上川岛，瞻仰圣方济萨威死后照耀的光辉－旭日的震旦。但因怕有海盗出没而放弃了这次的朝圣。

    圣诞节前夕我抵达上海，作了耶稣会教区的贵宾，参观了传教事业，包括震旦大学和徐加汇…，教区组织非常完善。我也认识了一些杰出的教友，如陆伯鸿、朱志尧、沈玛弟…。也参观了陆伯鸿所创办的安老院，毛遂自荐地为33位老人付了洗。这些60到80岁的老人，有的是聋子，有的是瞎子，有的是残废的。他们终于进入了战争的教会，不久的将来，升入天乡，而成了凯旋教会的成员。

    三百多位老人和修女，集合在圣堂中，由宗座代表手中接受了教宗的祝福。我对服务的修女们说：「耶稣基督在贫穷老人中间，并不像在大博尔山那样的荣耀，只是隐藏在微贱的帐幔下。但妳们可以常在穷人中看到耶稣基督；有朝一日妳们会得到赏报。妳们的热诚不只照顾老人们的灵魂和肉身，而更把妳们的功劳献给天主，好救援中国人民。」

    我于1922年12月29日抵达北京。次日与林主教晤谈，请他帮我安排机会晋见中国总统。我不愿混乱了我宗教上的职务，所以不使用外国使馆的汽车。礼貌上我拜访了几位公使，希望建立一个良好关系；但在牧灵事务上，我拥有我的自由。公使们对我说：现在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应需用武力保持私产和所有权；等中国重新改组、能够以公正态度对待传教士后，保教权就会自动撤消。

    我向林主教请求北京教区的赵怀义神父作我的中文秘书，他欣然同意。赵神父也敏捷地接受这项任务，只要求我让他向年迈失明的老母话别。他母亲有点难过，因为北京离（代表公署）汉口太远了，不久就克服了自己的情绪，对孩子说：「宗座代表为了我们，远离祖国和母亲来到中国。没有什么可犹疑的，跟主教一块去。」我也到他家（北京附近的长辛店）拜谢他的老母。

    1923年元旦十时，我在北京郊外的栅栏总修院举行了弥撒，这座修院由遣使会管理，给我很好的印象，就是在欧洲也难找到比这更好的。院内有不少纪念物及墓碑，包括利玛窦的墓地。修院圣堂内的黑色大理石墙上镂刻了义和团作乱时，为信仰殉道的芳名，大约有好几千人。

    元旦十时，总统在总统府大厅正式接见外交团团员。我由北京的主教、神父陪同觐见统统，向总统致词：「奉教宗碧岳十一世特派为宗座驻华代表，前来觐见总统阁下，甚感荣幸，谨代表教宗向阁下致敬意，并祝阁下政躬康泰，国运昌隆。鄙人确信全国天主教徒为公益而祝祷，并致力协助社会秩序与福利，以言以行尊重合法政权与法令。」

    我利用三天时间，视察了天津教区的各种优良事业。也视察了北京各修会、圣堂，也尽量为教友举行弥撒、送圣体。

    1月12日我从北京到汉口，取道保定。保定警察局下令全城在各家门前悬挂国旗，教堂前也搭起彩楼，悬挂中国国旗和教宗旗。三省巡阅使曹锟元帅调配了三辆汽车供教会使用。政府文武百官、富成功主教偕同30位神父、全体小修士、无数教友都到车站欢迎。县长在晚宴上致词：「世界各国均有教宗代表，现在教宗任命阁下为代表，甚表谢意。天主教在中国有极大贡献。在保定有一所医院，两座师范学校。两年前的荒年，天主教不分彼此地救济了千万灾民，有口皆碑；战时成立了红十字会，救人无数…」。我答谢他们说：「教宗希望教友都成为最优良、忠实、爱国的公民。教会只有助于国家，而非障碍。教会愿为中国之繁荣、幸福而努力…」。

    我记下这段欢迎场面，以彰显中国人的礼貌。这种外交上的应酬，为我是一个重大负担。我要求离别时，一切从简。

    1月16日我到达正定。该教区有许多教友家庭源自数百年前的耶稣会时代，基督的气氛形成了家庭的高贵传统，因此也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司铎圣召，就像在欧洲一样。圣文生的精神依旧生活在遗使会士身上。只是培植神职人员时，在文学与科学的知识上仍有待加强。假如一位热心、精通教会学识的神父来作主教，若是胸无点墨的话，怎能让外教人尊重呢？选拔教会领袖不也该像选拔政府官员一样吗？

    1月17日在卫辉看到林主教和米兰传教士。县长把准备的午餐送到教堂。挑夫用扁担挑着筐子和饭盒。另一人提着两条活鲤鱼－用细绳穿过鱼背鳍。林主教对我说，这是中国习惯，只要给挑夫一些赏钱，给县长带张名片就够了。我想世界上用名片最多的要算中国。香港纳匝肋印刷厂为我印制了很多精致的名片备用。其实，中国书法是艺术品，因此亲手写才有价值。皇帝、大官、文人、雅士都亲自书写赠送朋友，视为至宝，并妥为保存。我很不愿享用这桌中国席，但传教士们都认为若拒收，对方就没有面子。有的还说：「若您不吃，我们来吃，机会难得，因为在内地很少有这样的佳肴美酒。」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铁路的交叉点，繁荣最快。廿年前教友只有数百人，现今已有一万五千教友，几乎都是新教友。

    我因几天来与军政官员应酬频繁，感到身体疲倦，就在会院休息了两天。一天晚上，有位教友步行廿公里来看望我，我感到很讶异。他却很诚恳地说：「大主教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而我只走一天的路，算不了什么；我特地来问候教宗代表，就好像看到教宗一样。」（四）

    1月23日我到达了汉口。汉口是中国心脏地带，货物四通八达，人民勤劳。与武昌、汉阳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埠：一则直通欧洲航运，一则可以航向中国内地。汉口代牧区是委托方济会士的，田瑞明主教热心谦虚。

    汉口有三个租借地：英、日、法租借。外国人都偏爱住在租借里，可以不受中国管辖。我不喜欢住租借，一位神父为我选的寓所，面对长江，由窗户远眺，脑海中彷佛看到一批批的传教士满怀无限的期望航行这条江上。他们的实际效果尽管不太显著，但他们共有一颗总不动摇的心－让中国人民认识天主。我的想象中看到真福刘方济和董文学，手带铁链渡过这条江水，被押到监狱，最后为主殉道。彷佛也看到两湖代牧李文秀主教在渡轮上，上下航行，辛苦地为修士们教授拉丁文及信德真理，真是英勇无比！

    有人告诉我说，以前在上海的公共租借的公园门上写着：「中国人与狗禁止入内」；不过，这种情形不会长远的了。一天晚上，我的侍从项伯多禄陪伴我到码头散步；一个为英国人看公园的印度人前来，以粗鲁的态度想赶走我的侍从。我说了几句标准的威尼斯话向他抗议，那个印度人就走开了。项伯多禄说：「他被制服了。主教说了他的言语？」「我说的是到处可懂的威尼斯语，他很高兴。」

    牧函

    3月19日我发出一封牧函给全国代牧，一则向他们问安，一则呼吁他们应注意的事项：应把握时机，充分利用目前享有的自由。因为新中国将来对基督是否友善仍是未知数。面对西方的唯物主义带来的威胁，当务之急是开办更好的学校，教育青年。

    我驻节在汉口，主要工作是筹备全国会议。计划首先收集全国七教区各届会议纪录，再把各项结论制成议案供大会讨论、否决、修正、通过。就像各国议会一样，先准备法律的草案，这样，讨论的对象也就确定了。

    年初几个月，筹组大会筹备委员会，尽可能延揽各教区、修会的代表。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选拔了 5位中国委员和11位外籍委员。汉口主教拨给我们一座广大的寓所当作会所。5月25日工作开始进行，一切遵照教会法典的程序。

    每天清晨，我提供每位委员研究的资料，请他们把研究的结果拟成草案条文。我们拥有各教区、各修会的传教指南，此外也有「 1803－1910年中国历届教务会议纲要」，大家兴奋而愉快地埋头苦干。

    法国领事是位出色汉学家，他认为外籍传教区因有外国支持而有威信。许多外教人进教是为了物质的利益，或者为了在地方法院前能得到传教士的保护。中国主教在中国政府前有这样的地位吗？

    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问题应从两方面看：有人的一方面，也有超性的一方面；而传教工作是超性的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因此，在法国是法国人的教会，在美国是美国人的教会，在中国是中国人的教会。用人的智慧以后，我们应当采用天主的计划。

    他继续设难：中国神父是由外国主教来保护的；假如中国神父作了主教，很可能解送到法庭，或以苦力相待。我告诉领事，教会在中国不能常是属于外国人的，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教会，就像全世界一样。经过一些考验、牺牲、殉道，难道这样的转移还有什么疑虑？圣伯铎到罗马并没有法律保障，固然被钉死了，但是，教会建立了。

    我驻节在汉口并未感到不便，与政教首长非常融洽。不过我暗中希望驻节北京，因为各国使节都在那里。但是，投鼠忌器，不愿引起法国的敏感。以往教廷曾内定白赖理总主教为驻中国大使，同时中国也派大使驻教廷，最后却功亏一篑。

    北京教友发动全国教友为宗座代表公署捐款，但希望我驻节北京，这样，一切外交上的困扰便迎刃而解。之所以发动全国教友募捐，表示这座住所好像由各地搬运的石块而建造的，正是教友一心一德、同一信仰的证明。而北京是传教士最早传播福音的地方，所以希望我能驻节北京。

    我立刻于 3月15日回答北京教友的信件：

    我以感激的心情欣然接受中国教友的献礼。这封信使我想起 1621年宰相徐光启会同许多皈依的官员，从北京写给罗马一位高级神长（隐秘的）的信件说：中国教友恨不得长有翅膀飞往罗马，向教宗致敬。今天，你们终于能够自由地以儿女之情写信给教宗。

    首次奉献房屋给教会是在 1611年皇帝赐给利玛窦的陵墓。你们今天的献礼更有崇高的意义。我有个请求，房舍不要太昂贵、奢华，好让我能接近群众。假如房屋不是现成的，我情愿这建筑应俱备中国式风格，理由有二：一、以艺术观点来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建筑风格。我认为把外国建筑款式带到中国是不对的。二、教会是至公的、世界性的，在艺术方面也接纳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品。

    正如你们所说，身为宗教代表，我四海为家，驻节北京毫无问题。我的同乡真福和德理神父曾于 1325年来北京传教，有不少人受了洗。有一天皇帝经过圣堂，下了辇车，向十字架致敬，也接受了神父的一些水果。六百年后，你们把更好的礼品献给教会。

    天主教并不排斥极为优良的中国文化，更有效地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进步元，因而人类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感。（五）

    我想向罗马建议成立一个或两个本籍教区的时候成熟了，如此，在未来的会议上便有中国教长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对中国教会是件隆重的事，不能只让外籍传教士包办。虽然他们的决议在法律上有效，然在事实上，不会受到中国神职界的好感。

    汉口教区有意把部分地区让给美国方济会管理。这地区包括十个县，当时我想保留四个县份开辟为中国教区。这四县以蒲圻为中心，教会事业已有雏型，有不少产业，并有一座华美的新大厦。我设法劝服汉口教区的田主教赞成设立本籍教区。他是位极好的主教，但是思想狭隘，多年的成见很难解开。

    「夫至大」通谕拟定一个新方针，语调特别严峻：本籍神职已达成熟年龄，监护人应当让位了。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宗徒的精神。但因教会数百年的传统组织，以及经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本籍神职人员没有能充分的历练，也没有准备让他们去接管教区。在那个时候，连一个总本堂都没有。即使是同会的中国神父，从来没有担任过教区或修会的顾问或参议。

    田主教对我的意见惊奇万分，最后结论说：「中国神父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在政府官员前也得不到尊重。如果罗马愿意这样做，我们只有服从。」

    我想，事实构成权利，不能期待一个教外政府给天主教神父谋求一个法律地位。

    我们要创造事实，等有了中国主教后，政府不会不承认。戴路加枢机说的好：「一两事实比一斤法律更有价值。」

    我不喜欢过于重视治外法权。在特殊情形下，以外力争取信仰自由，尚情有可原。但天主教会不可停留在让中国人民厌恶的人造模型里。圣保禄固然曾上诉西泽，但他不是向外力上诉，而是向当时巴勒斯坦最高合法政权上诉的。

    无论如何，1923年，第一个本籍蒲圻教区终于诞生了。起初，中国神父因地区教友少，事业又不发达，加上一些外籍传教士的搧动，很不满意。后来，才欣然接受了新教区。这个新教区在一位有为和优良的成和德主教领导下，传教事业颇有进展。

    同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设法再成立一个本籍教区。山东兖州及河北献县的主教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反而保定的富成功主教大方地同意了割出一部分地区，这样，蠡县监牧区便宣告成立，也就是后日的安国教区。这个教区教友既多，事业也发达。

    中国传教史上终于开拓了新纪元。教会总算踏上了正轨。两位教长得以参加上海教务大会，与外籍教长共享同等的权利。

    主教的高冠只能给与权威，但不能增加学识。我知道如何从资深的传教士那里，学习很好的东西。因此，我抓住各种机会向他们讨教。站在新中国前，应当彻底重新检讨。

    我向一位斯拉夫的方济会士请教，阻碍中国皈依的因素是甚么？他举出一些理由：

    第一、 惰性与传统：孔子没有注意到人灵与神的问题，教人中庸之道。中国人不急着寻求宗教问题，始终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为甚么要改变呢？

    第二、 认为天主教反对孝道：孝道在中国比较复杂，建基于私人道德上，在家庭中，在社会里，基础坚固，不仅限于父母，而推及到历代的祖先。在家庭中对祖先有一种特别的敬礼，家族中年长者是祭祖的主祭人。中国因礼仪之争，禁止祭祖，所以自然误以为天主教反对孝道。

    第三、 民族自尊与排外；拳匪之乱，中国战败，中国人遭受极大的污辱和赔款，由西方引进的基督宗教便遭池鱼之殃。

    第四、 中国人讲厚生：中国人多为肉体需要而操劳，有一个空洞的老天爷观念，除了敬重亡者，驱逐恶神之外，不大顾及精神生活。

    第五、 教派林立：基督宗教在中国各自为政，彼此纷争不和，引起中国人的轻视和怀疑。

    第六、 禁止多妻：中国的官员，文人，富商往往纳妾，而天主教不许多妻，他们认为太严格，难以遵守。

    我到汉口不久，就有一位颇有地位的人来拜访我，希望我废除教友向传教士叩头的陋规，改以民国所倡导的鞠躬。原来教友拜见传教士，普通都要叩头，教外人例外。这陋规来自不平等条约。甚至有一时期，传教士因为皇帝旨意与知县同等地位。（附图）

    一位老传教士告诉我说：中国子女为了表示孝心，向父母叩头；而我们既然是教友精神上的父亲，所以对我们也有一样的尊敬。但我认为这不适宜在传教方法上。耶稣亲自给宗徒洗脚，祂也说：人子来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伯铎曾拉起跪在他面前的科尔乃略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个人。」（宗十24-26）

    传教士固然应当注意中国的风俗，但是，我以为该当以天主的爱和人类兄弟之谊，来改良风俗。

    今天（1923/07/01）传来梅乐道神父被绑架的消息。前不久，我还同他在一位教友家中用晚餐，他谈吐活泼，身穿中国样式的衣服。他同我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他也提到圣堂应采用中国艺术。他居然能记得圣大国瑞写给圣思定的指示：「要清除偶像，但不可破坏庙宇。祝圣后，即可举行祭献天主的大礼。」

    一位神父装扮乞丐，前去探望牢中的梅神父，土匪见他面黄肌瘦，便放他过去，两人得以在牢中会面。梅神父充满勇气和超性的精神，下面的一封信可以证明：「…我非常感激老家的全体教友，为我祈祷，关怀我这卑微的传教士。请转告大家，除非有奇迹出现，我无法脱逃他们的手。为了中国人民得享救恩，我情愿死在他们手中…。」

    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基督纯朴的爱，到达了崇高的境界！可与圣保禄相妣美：「我甘心情愿为你们的灵魂付出一切，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格十二15）。

    我很愿意离开繁华的汉口，而急着定居在（教友口中的东方罗马）北京。我选择了水路，由汉口沿长江而下，经过上海、烟台、天津，到达北京。我原准备微服而行，但在北京前一站，几位教友跳上火车来迎接我；富成功主教也在北京车站接待我…。

    中国教友献给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纯朴舒适的中国式的房舍，位在北京定阜大街三号。同街住着两大皇室王族。教友的想法是：这不过是临时性的，直到寻找一座更恰当的王府。房舍虽然比北京主教公署狭小，但我觉得非常可爱，也适合我的个性，中国式装潢更别有风味。

    一位外国公使建议我住到使馆区，我对这建议根本不加考虑；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堡垒形的东西，四周围着高墙，墙垛上架着机关枪。是拳匪之乱后订立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那里。这地方构成了可耻的纪念品，招惹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自然早晚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配合外国政府政策，而是传扬被钉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如此，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

    我在这座公署住了三年，接见了不少官员，公使，主教以及传教士们。革命军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我们丝毫没有受到骚扰。

    记得1928年6月8日，阎锡山的军队要进北京城驱逐张作霖的军队，整城惊慌失措，北京富主教要求派卫兵在主教公署站岗。我寓所的大门常开，只有一个看门的人。我不说请求卫兵保护不好，我干脆地说，我不敢苟同。

    我把武昌所准备的会议资料都带到北京。我立刻着手整理。高隆庞会士莫神父、巴尔玛会士包神父以及我的秘书北京教区的赵怀义神父都是我的好帮手。在酷热的夏天，我们仍然忙碌地工作，有时汗珠由脸上滴在纸上。早晨我用保禄书信做默想材料，在里面有可以找到解决传教的问题的方法。

    我去拜会外交总长顾维钧，他招待的极其周到。我向他表示，教宗非常拥护中国，也非常重视古老的中国文化。教宗成立宗座代表处，为能统一天主教各机构的工作，也是为尊重中国的荣誉。我们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唯一目的是为传教。我们办理慈善事业不分宗教，创立学校收容所有的学生，重视纪律，设法传播基督思想，使人认清人生的真谛，以及信仰的力量。我们尊重合法的政权。他对成立宗座代表处表示非常欢迎，并称赞天主教各种贡献。他对天主教尊重良心的自由表示赞许，因为基督教强迫所有学生参加礼拜。

    前外交总长严惠庆博士是一位基督徒，他很尊重教宗和天主教会。他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国家经常煽动可怕的战火不以为然。我回答他说，这必须更深入地探求这现象的根由：战争的发生，并不因为西方国家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基督教会的教义。战争的发生，由于唯利是图的唯物主义，和妄自尊大的国家主义。

    教宗也委任我兼管西伯利亚的教会事务。我也拜访了苏联顾问达夫田，告知他我的身分，希望能得到签证，好能去照顾那里的教会。他告诉我，苏联有宗教自由，事实上，他们决定扑灭天主教会。我向他表示教宗只关心宗教事务，我们所要求的是宗教自由，不是特权，对苏联内部的政治无意干涉。等了几个月，他们还是拒绝给我签证。

    我很久想创立本籍神职修会，其主要目的为归化他们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目前在中国的修会是属于外籍的─受外籍省长管辖。自然他们以外籍人士的观点看中国事务。既便在这些修会中有不少中国神父，但修会中的重要职务仍然掌握在外籍会士手中。

    中国新修会可到没有中国神父的地方，为中国教友服务，也可到南洋、美洲各大都市。他们应是饱学之士，好能使中国人明了天主的真理，出版护教书籍，获得所需学位，以便配合新时代的来临，得以管理各级学校。

    我们附近有一个穷人引火自尽，他以前在满清时代做官，清朝推翻后变成可怜的穷人。不少前一代的公子哥们，以前游手好闲，享受特恩，不知道适应新时代而去工作，等财富耗尽，变卖王府，有的甚至沦为人力车夫。中国革命不像法国或苏联革命那么过份走极端。北京革命政府让出皇宫一部份供退位的皇帝使用，这表示尊重。

    现在外国政府的态度傲慢，对中国不友善。但我对中国，这广大无垠、世界最大国家之一的前途深具信心。它只缺乏西方那种活跃的国家观念，但在学校里已经散播这种观念。

    我细心观察中国的未来，前途光明，因为这个庞大的民族有着出奇的、勤苦的、朴实的特质。虽然有混乱居面，但不影响基层的平静。从哈尔滨到广州，男人的服装都一样，女人的衣服端庄像修女─除了一些欧化都市的少女。任何地方的房舍、用具全是同一色调。世界上任何民族没有这样划一的文字、文学和历史。

    天主愿意的话，中国也能像欧洲那样物质进步，在空虚的心灵中充满慰藉和宗教的德能，进而认识天主，爱慕天主，中国民族将是最伟大的民族。

    我们教友的行动应明智地与列强划分界线；过份靠近，对福传有不可弥补的损失。（七）

    十月初，华北正是秋高气爽，宜人的季节。秋收后带给人一种安闲的感觉，使善良的中国人民感到心满意足。我们一伙，有杨家坪苦修院院长、北京副主教和几位神父，乘火车穿过崇山峻岭，越过长城，背后留下一串串的碉堡，到达塞外，为双树子新圣堂祝圣祭台。双树子是个老教友的乡村，1900年曾用鲜血写下了一页美丽的信仰史。

    我们下了火车，本堂神父率领教友代表欢迎我们。预备了五六辆中国古式的马车─或许孔子也曾做过这类的车，车有两个金属制成的车轮，用马或骡子拖拉，上面用席或布覆盖着，旅客坐在里面，车夫坐在外边，双腿垂下。因为道路崎岖不平，乘客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头会撞到车厢上，那种颠簸滋味，真是难以形容。因自行车很少，轿子也被淘汰，传教士巡视时，若非步行，就乘这种车辆，将活动祭台、棉被和行囊放在车厢内，在外停留一个月左右。

    我们来到一片宽大的河滩上，水不很深，车夫脱下衣服，走到骡子前，拉紧缰绳穿过河床。对岸黑鸦鸦一片人海，摇动着旗子，欢呼声、鼓掌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大家跪在地上，等我降福。教宗代表来祝圣祭台，为他们是一桩大喜事。群众开始缓缓而行，有管乐队开路，吹奏悦耳的民间音乐。

    在本堂张神父住所前挂着一串鞭炮，圣堂钟声响个不停。当地的一些有地位的人士，身穿蓝色长袍来见我，向我行三鞠躬礼，代替了以前的叩头礼。晚上，客厅、餐厅变成了卧室。

    第二天祝圣祭台，教友们一动不动地参加冗长的礼节。男士在右边，女士在左边。在这广大、偏僻的乡村里，能听到熟悉的罗马额我略音调，使人非常感动。这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共同祷声；不同肤色，不同面孔，不同语言的人共同祈祷。基督不只救了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而是救赎了整个世界。在这庄严的祝圣祭台礼仪上，我觉得，我们不是意大利人，不是中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荷兰人…而是教宗的公民，是同一天主的子女。就如宗徒训言上说的，像分散的麦粒般，大家都形成一个奥妙的饼。

    立此石为记，立这块石头是神圣的标记。双树子教友焕发着欢乐的容光，全村充满喜气洋溢过节的气氛。连教外的人也不出去工作，在一旁惊奇地观看着。

    第三天清晨，我骑上骡子，准备越过高山，到苦修会去。一伙教友围绕着我。一位教要理的先生问我：「刚大主教，什么时候再来？」我回答说：「等那几家教外人进教时，我会再来！」

    在路上，和建堂的慕神父谈论外教人归化问题，他说：「我老了，以我一生的经验，可用一个「爱」字解决传教问题，就是传教士先要圣化自己，对外教人有爱心，爱不仅教人正确地做人做事的方法，也能有奇迹出现。」他如今虽已离开人间，但他珍贵的话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灵上：是充满智慧的话。

    我在杨家坪苦修会度过了快乐的一天。我应赞美北京教区田嘉壁主教创立这苦修会的功绩。这座苦修会是个出奇的修会，是作祈祷、补赎、默想的洪炉，散发着宜人的气氛，使中国人的心灵到达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佛教文学，只要加以修正，就可以放入基督教会的神学中。在中国有那么多种类的寺院，他们本性的召唤，因着我们可以变为超性的。

    我从苦修会下到宣化。我对这次视察，感慨万分，在此仅记述两种观感：

    一、宣化已有令人惊异的教会机构，教友成熟而虔诚，圣堂美观而宏伟。我认为成立代牧区的时机已成熟了。宣化城内的圣堂与神父的住所宽敞富丽，正可做为主教公署与座堂，这要比欧洲许多主教公署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京教区教友三十万，为什么还没有划分的意思呢？其中一定有人作祟。宣化可称为北京教区的花园，平白送掉，于心不忍，但总有一天会割爱的。再说，北京教区的法籍神父仅有23位，而中国神父则有103位。在宣化只有三位法国神父，自然不能以三位法国神父成立一个教区。

    传教问题，就如一些种子。一旦成熟长大，就应变成一个新生命。

    二、我所遇到的教友，慷慨大方，充满敬爱之心。他们负担了所有视察费用，甚至包括旅费、宴席费。他们虽然很多是出自上等家庭，但没有一个人参加我们的宴席；我们进餐时，他们只能侍立餐厅中，看着我们用餐。

    在宣化时，有几位教友伏地向我叩了三个头，我心中非常难过，也非常惭愧。副主教轻轻对我说：「没有关系，这是风俗。」幸好在主教会议中取消了叩头礼。赵怀义神父曾对我说，某次在主教公署设宴，有几位教外绅士赴宴，其中一位对天主教颇有好感，一位传教士问他，是否愿意领洗；对方笑答说：「假如我领了洗的话，就不能再参加这种宴会了。」

    有一位教友写信给我，提到他曾荣获教宗私人接见，教宗让他就坐，他深觉受宠若惊。一位在欧洲服务留学生的神父写信说：「留学生回国后，拜访传教士时，别让他们站着，应让他们坐下。」我以为在传教区，早应废除封建的陋习，我们应强调基督友爱的精神，以博得教外人对教会的同情与好感。

    我深信不能靠外力宣传福音，不能使人受屈辱，这会引起反感和抵抗。中国皇帝威风八面，不亚于世界任何帝国，若内部骨架不坚强的话，外表的威仪也无济于事，终会瓦解。所以，在一切事上，都应有一定分寸，不失体统。最高尚的威仪是教会的宗教礼仪，那是世人与天主的交往，应该单独用以敬礼天主。（八）

    从宣化回到北京，把紧急的事物办理完毕后，马上就到东北做长途旅行。

    海参威有不少被放逐的拉丁礼天主教犹太人，他们大都是波兰籍。圣座任命司利窝夫斯基（Sliwowscki）为海参威主教，但是苏俄共产党政权，千方百计地阻止在海参威举行祝圣主教典礼。我只好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区，为司利窝夫斯基举行祝圣主教大典。

    1923年10月18日晚，我从北京启程，第二天早晨经过山海关，我看到了著名的长城，它从辽东湾开始，慢慢爬上山崖，绵延六千公里，直到甘肃。

    根据中国历史，长城是血战的出奇的障碍物。我想象得到，在基督降生前两世纪半，成千上万的人～大半都是战俘，来从事这项巨大的工程。若以埃及金字塔与它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想一个民族有过这样辉煌的过去，现在仍是一个壮大的民族，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必会爆发出成熟的潜力，而外国人轻易地轻看中国是不对的。

    1644年满州军队南下，直向北京推进。当时，吴三桂驻防山海关，阻止清兵南下。后来听说他的爱妾被人抢劫，他为了报复，开关向敌人求助，清兵就长驱直入北京。明朝最后的皇帝吊死在媒山，死前曾留下遗书：「任贼分裂朕师，勿伤百姓一人也」。这样，清朝开始，相传了十二代。一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

    沈阳是奉天（满洲）的省会，以人种学与艺术学来说，是中国都市，并不说满洲话，倒是说国语。身材比南方人高大。城墙和寺庙仍然带有汉人的形式，只是在装饰上有点不同。

    1895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胜利，随着，整个满洲受日本的影响，把一个古老的都市，抹上了现代化、日本化的色彩。

    沈阳教区卫宗藩（Blois）主教，以及许多中外神父都亲切地欢迎我。我参观了教区的各种优良的事业，也拜访了张作霖元帅。据说他出身绿林，后来得到官运。这也不足为奇，欧洲的许多王侯伯爵的出身也是如此。他年轻时曾到修女院避难，学了一些教会的要理，因此他对教会也有好感。

    张作霖在一间宽敞的客厅接见我们，在他的座位两旁有两只满洲老虎。他面貌和蔼，但态度庄严。他身穿带色的中国式丝棉长袍，更增加了他不同凡响的气质。有些中国将军，穿着欧式制服，我常觉得是弄巧成拙。

    张作霖问我是否法国人，我回说：「不是，我是意大利人。」

    「既然教宗是法国人，我想他的代表应当也是法国人。」

    「教宗不是法国人。他以个人的身份是意大利人，但以教宗的身份来说，他不是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应当说他是世界性的人。」

    我想他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我们谈话时，送上来芳香的茶。勤务兵给他送上一具银制水烟袋。在谈话时，他把烟放在烟斗里，一会儿点着，一会儿熄灭，再通一下烟筒…真不简单。事后我问卫主教水烟袋的事。他告诉我，这支水烟袋是外交上的工具：元帅在发问或是回答时，先吸一口烟；和现代外交家在谈话时大吸香烟一样。

    我在吉林看到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曾是北京最早的教友，徒步从北京，穿过整个东北，来到吉林。当时他和母亲同行。母亲缠着脚，不能长途跋涉，儿子把母亲放在推车上，慢慢推到吉林。这真是孝道的表率。中国人旅行，常带着铺盖及茶壶。晚间在庙里或小客栈过夜。

    在吉林教区的事业中，我特别注意到的是蓝国仪神父管理的小修院。有一位优秀的青年，用中文向我致欢迎词。后来他到罗马传信大学就读，最后被任命为南京教区的总主教～于斌总主教。

    在主教公署，我遇到一位俄国的前上校，他身材高大，两眼含着眼泪。他向我诉苦说：「我一切都完了，我失去了家庭、财产、祖国，也失去了祖先的宗教。」

    「不，你没有失去宗教，照样会找到宗教。」

    他把手放在额上，用力摇头说：「我终于找到了，我们原来是一个。在毁灭中，宗教才是唯一需要的，也是我唯一的安慰。我要读教会的书籍，将来作一位神父。我虽不能再为皇帝服务，但我可以专心侍奉天主。」

    「我们会帮助你，拿起勇气来，要充满信心！」

    以后，我写信到巴黎，那里有所专门协助白俄的机构。（九）

    苏联共党政权发给司利窝夫斯基的护照，只准他到哈尔滨，这还是透过中国驻海参威领事的大力协助才获得的。

    我在哈尔滨等候他。10月23日是个主日，我以最隆重的礼仪祝圣他为主教，由高德惠和奥斯特劳斯基两位主教为襄礼人。我为了保持严格的宗教本质，没有邀请地方长官列席（包括督军、法国和波兰的领事）。我不能让苏联政权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借口，而不准新主教返回海参威任所就职。

    祝圣后的次日，司主教打道回府。在海关上，俄国官员曾与他有点争辩：

    「你的主教徽章上有把钥匙～表示你是波兰贵族，然而对我们来说，贵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确，他的祖父曾担任过宫中的官员，因此称为贵族，所以才把钥匙放在徽章上。但司主教忽然灵机一动，对俄国官员说：

    「你们对这钥匙不必大惊小怪，这太简单了：我是罗马教宗属下的主教，教宗在他的徽章上有两把钥匙，我比他小，所以只有一把。」

    「好罢，既然这个徽章是宗教的记号，没有关系啦！你可以返回海参威，可见我们也尊重人的自由。」

    我到哈尔滨时，东正教梅道地总主教曾派代表到车站欢迎我，我看出他对教宗颇有好感。基督的爱要求我别让他失望。因此，在当地神职人员保证，绝无不良影响下，为了礼尚往来，我就去拜访他。我记录了那次会谈的重要内容：

    「今天特别向阁下致谢意，当我到哈尔滨时，阁下曾派代表来欢迎我。」

    「我仅向教宗代表致意，我们希望能恢复旧日的合一。」

    「教宗并不要求东方礼改为拉丁礼。教宗尊重东方礼仪及纪律，只要不与天主的道理相违背。因为真理不能存有不同的观点。教义的统一，是我们合一的启程点。」

    「很需要召开大公会议，团结主教们，不要再分裂新的教派。」

    「圣父对俄国教会有妥善的措施，以极大的爱心去研究这项重大问题。我可向阁下保证，我们因爱的驱使，不会对俄国教会恶言攻击或仇恨（他曾表示过这样的忧虑）。圣父对于皈依的俄国主教，与拉丁礼的主教完全平等相待。我希望阁下以爱心，不去阻止或难为那些皈依罗马的司祭和教友。」

    总主教对此有些不安，没有表示同意。他还说，曾因为喜爱教宗本笃十五世所发起的教会合一经文，几乎被判为异教徒。

    不久，他到教堂回拜我，但没有谈到两教合一的问题。

    有两位东正教的政论家来见我，他们表示愿意竭尽所能，为教会的合一而努力。一位对我说：「应当恢复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以后所中断了的合一，但不要坚持所公布的教义。」

    「不，必须把问题说清楚。不能有两种不同的教会真理的存在。其实，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所澄清的并非加添的新东西。天主圣神从未中断过对教会的协助…。」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说服许多苏联人，投入天主教会的怀抱。但目前，绝大多数的人，由于政治、经济的因素而忙于谋求生存之道。

    我们应该用极大的爱心去接纳苏联人，但不能有太大的幻想和负担。我不后悔曾采用明智的保留态度。

    郭乐霖司祭曾到哈尔滨车站欢迎过我，以后常到教堂来看我。他年纪35岁，举止文雅，已婚，育有四个子女。他的父亲也是司祭。我发现在他身上有种神秘的气质，他是一位推理的人，他研究过宗教问题，而且乐此不疲。

    他曾受尽苏联革命的折磨，最后，与老迈的父亲，及家人被驱除出境，离开祖国。

    他送我一张画像，像上写着圣业乐向教宗达玛肃说的话：「真正的教会与救援，只在与圣伯铎相结合。」我离开了哈尔滨之后，他抛弃了裂教，加入了俄国礼的天主教会。他是因相信真理在教会内而皈依的，似乎并非为了物质上的需要，因为他在数所俄国学校教书，维持生活没有问题。

    他的皈依，激起了哈尔滨报纸的热烈讨论。以后他的父亲、妻子、子女也都皈依了。

    他过世后，圣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慷慨地收容了他的无家可归的儿女在她们的会院里。

    俄国的东正教与沙皇一齐倾倒了，财产被没收，修院、修会也被封闭；一年后，教会首长被驱逐到哈尔滨。我相信他们只是无心地生活在异端中。如今急需一批优良的东方礼神职人员为他们服务，他们的皈依，指日可待。

    哈尔滨新的传教事业，应包括：一、建立一座东方礼教堂。二、为儿童成立一所学校～有利于皈依和圣召。三、建立一所东方礼的修院，以便培育优良的传教士。四、建立一所东方礼的修会。为归化苏联人必须动员苏联人。五、成立一座图书馆。

    不久，我看到有几点实现了，感到非常快慰。最后成立了东方礼的圣统制。哈尔滨的玛利诺会的雅伯郎底维基荣升为教会的首长，他是一位学识丰富、救灵心切的传教士。（十）

    教区总务神父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传来梅乐道神父的消息说：「每个星期我们都直接收到梅神父的信，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幽默，用一些诙谐的话，说自己身体健康，胃口也好，睡觉睡得香甜。他最大的希望是早日恢复自由，当然这也是我的希望」。

    我先向湖北督军提出报告，并且照会北京外交部。经过外交部的努力，军方采取了许多剿匪的措施，也向列强表示不需西方国家来干预。

    中国政府用全力营救梅神父。土匪发觉政府部队来清剿他们，他们落荒而逃的时候本来想把梅神父带走，因为他太胖，行动不方便，就打了他几枪；二天以后，亦即九月四日，梅神父以基督的爱及勇毅而逝世了。

    我很哀痛梅神父的遭遇，更使我担心的是，依照惯例法国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我给传信部写了封信：「几乎确定法国领事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不管梅神父或生或死，所以对这件事我非常焦急。因为这是列强对中国惯用的手段，好像藉此警告中国政府处理土匪作乱的不当。一个外国人被土匪绑去，要赔偿五十万银元。我觉得有关梅神父的事件，不可要求赔偿，这样一来，教会人士就不会和其它外国人列为同类，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与偏见而蒙受损害。」

    我关心的是，中国政府规定教会的赔款，一部份由地方税捐里抽出，这样，使地方上增加了更多的负担，而引起地方人士的反感，导致仇恨教会。

    一九○一年，山西基督教没有拿走殉难者的赔款，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大学。我坚决反对这种作风，外国公使以为这样，是增加他们声望的好机会，经由这种报复来吓阻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传教士常生活在贫困人中，看到这笔赔款，自然而然地认为对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失为好方法。这样做却攸关教会的荣誉，我感到中国人必定轻视这种鲜血换来的代价。我以为中国政府只要做一点象征性的精神上的补偿就可以了，这样，中国及教会都挽回了面子。

    我写信给汉口宗座代牧田瑞玉主教：「方济会士梅神父以基督崇尚的精神，忍受被掳，在教内教外引起大家的赞叹，假若要求赔偿，那就破坏了这项牺牲的美好精神」。田主教接受了我的观点。报纸上刊登梅神父被害的赔偿约廿万五千银元。

    一九二四年，宋志人神父在内蒙遇难，那时他的同会会士，大同监牧高东升蒙席在我的地方作客，我向他建议不必为遇难的传教士请求赔偿，高蒙席对我的意见感到非常惊奇，他承认这是宗徒的精神，但却违反惯例，他强调说：「过去的宗座代牧一定要求赔偿」。假若这个问题送到代表公署，我会坚决反对，只可要求赔偿一点物质上的损失。报纸刊登宋神父遇难的事件，由河曲地方官长友善地解决了。

    有关梅神父的事件也顺利地解决了，汉口教区副主教二月七日的来信说：「我向阁下报告一个令人快慰的消息：梅神父遇难的事件非常顺利地解决了，一切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连中国政府官员也感到非常满意。在一月三十一日会议上，省长、地方文武官员、武汉的绅士、几位教友、意大利与法国领事、教区总务主任与我等都参加，会中决定为纪念梅神父在本地兴建一所规模宏大的医院，地址适中而宽阔。建筑经费由中国人筹划，当场就捐到六万二千银元。

    这真是一件善举，也是慈善事业的根源。天主教拥有一座本地医院，每年就能救千百个的灵魂，这样也实践了梅神父被绑架后所写的一句话：『我死后仍然作一位传教士』。

    开会后以及在午餐时，言谈之间，大家都为这件事情的顺利解决而觉得非常兴奋。有一位高级长官还说：『这样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没给中国带来任何受辱的条文』。

    我们的教会的确赢得了很好的声望，大家确实相信这件事是人性的善举，不是讨回血债。中国人民自动地捐献来记念这位为中国做好事的人。

    这座医院命名谓梅神父医院，座落在汉口市的郊外，由中国修女负责管理。

    我把案件呈报给罗马，十月二十三日嘉斯巴利枢机来信说：「阁下以明智与适当措施与中国政府处理梅神父的事，以传教区的道德、精神上的利益为最高的准则，实在钦佩得很」。

    国务院与传信部举行联席会议后，圣座给我下面的训令：

    面对传教士被绑架、杀害，为传教区带来的损害，现任所在地之宗座代表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一旦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这与天主教会之精神背道而驰。

    二、若请求补偿教区物质之损失，应注意以下三点：1.受害的教区若要求补偿，须先经教区正权人的同意。2.必须向实际负责人要求，若为匪徒所伤害，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除非特殊情况。3.赔偿不得超过实际的损失。

    三、有关向中国官员直接谈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监牧向省政府办理交涉，应尽可能避免外国政府的涉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办理。

    四、若需要请求补偿，应有一定的限度和爱德，这样才符合天主教博爱、和平之传教任务，让教外人知道他们是因宣传福音而牺牲了生命。往昔列强以武力逼得之赔款所遗留下的深痛血痕，危害教会匪浅。

    五、若被害传教士之亲属，藉领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国政府要求适当赔偿，圣座不参与这项交涉。（国务院发自梵蒂冈1923/10/23）（十二）

    中国教友献给北京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纯朴、合适而舒适的中国式房舍，位于宽广而安静的定阜大街三号。在这条街上住着两家皇室王族：清王与戴涛王。这座房舍有许多屋间搭配在两个小庭院里，四面有雅致的走廊。教友们说，这不过是临时性的，直到他们寻找到一座更恰当的王府。

    公署的房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本堂神父的住所显得狭小而简单，但我觉得非常可爱，也适合我的个性，尤其中国式装潢更觉得别有风味。

    不久，一位外国公使建议我住到使馆区，我对这项建议根本不加考虑。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堡垒形的东西，是来自一九○一年拳匪之乱后订立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里面，四周围着高墙，在墙垛上架着机关鎗。这个地区构成了一个可耻的纪念品，招致中国人民的仇恨，这早晚总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死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而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

    我在这座公署里住了三年，接见了不少的政府官员、公使、主教以及传教士们。革命军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对我们都没有造成丝毫骚扰。

    记得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阎锡山的军队要进北京城驱逐张作霖的军队。那时，整个京城惊惶失措，外国使馆准备收容他们的侨民。我步出街门外，看见进城的军队满身灰尘，疲惫不堪，一点战斗力也没有。

    北京的富成功助理主教请法国使馆转请军方，派一队武装部队到北堂～主教公署门口站岗。

    我寓所的大门常开，只有一个看门的人，而在北堂的门口好几天有武装的卫兵站岗。我不只说请求卫兵保护不好，可能带来坏的联想，我甘脆地说，我不敢苟同。

    八月六日，收到广州代牧魏畅茂主教的信说：「我好高兴把这封信寄到北京定阜大街三号，圣座的代表不再是『流浪人』。我们的中国教友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世界各地有不少文明教友似乎对这样的责任懂得不多。中国教友万岁！」我也收到其它教区类似的信件。

    我把武昌筹备委员所准备的「教务会议」之全部资料都带到北京，立刻着手整理及合并，也参考一本《论传教工作》的书，其中特别注意到传播信仰的方法与工具。

    爱尔兰籍汉阳教区高隆庞会士莫（Mac Grath）神父曾在武昌协助过筹备会，现在他也来到北京，同赵怀义秘书一起誊写卡片上的数据以便付印，北堂的印刷馆很细心地印制。

    在酷热的夏天里，仍然忙碌地工作，有时汗珠由脸上滴在纸上。早晨我用圣保禄的书信做默想题材，里面对传教问题有根本解决之道，使我思想新颖、对事情有了深远的看法，而这本《论传教工作》也使我获益良多。

    在这里也应感激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包傅力神父，他热心、好学、精通圣教法典和中国语言；他爱护教会、爱护传教区、爱护中国人；他在暗中帮助我，而这珍贵的协助完全是出于自动、出于慷慨；他在传教上具有宗徒的精神，并以此为最高的目标。几年以后我在医院里又看到了他；他已走向生命尽头，但在他那被病魔所折磨的面孔上仍然带着安祥的微笑，感觉出是由内心发出的光辉，他逝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与富成功主教联袂访问前外交总长颜惠庆博士，他是位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基督教信徒。这次谈话非常诚恳而坦白。我向他述说了我们未来的计划。他的谈话给人一种好感，而且也尊重教宗与天主教会。中国的基督教徒没有像欧洲的教徒那样激烈反对罗马。

    颜博士观察到中国人对基督教会有个错误判断，以为基督教国家仍然煽动可怕的战火。所以他说，这就是基督教会失败的地方。

    我回答他说，这必须更深入地探求这种现象的根由：战争的发生，并非因为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徒，而是因为违反了基督教会的教义。战争的发生是由于唯利是图的唯物主义，和妄自尊大的国家主义；这一切都违反基督的精神。

    几天后，颜博士到我这里共进晚餐，也谈到了宗教问题。他在中国是位卓越的人物；一九三二年在国联大会上曾反对日本，奋勇地维护中国的主权。不幸的是，在历史上似乎常常发生「强权战胜公理」，国联是个巨大的骗子，不是一个公义的法庭，而是英法依据凡尔赛条约所获得优惠权保护的东西。

    七月二十六日我去拜会外交总长顾维钧，他曾在国外多年，对天主教颇有认识，招待得极其周到。

    我说，教宗非常拥护中国，也非常重视古老的中国文化。教宗成立宗座代表，为能统一天主教各机构的工作，也是为尊重中国的荣誉。我们除了传教之外，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其它企图，只以传教为目的。我们办理慈善事业不分宗教，创立学校收容一切的学生，并重视纪律，设法介绍基督的思想，使人认清人生的真谛以及信仰伦理的功能。我们尊重合法的政权，也使人尊重政府。

    他回答说，对成立宗座代表表示非常欢迎，并且称赞天主教的各种贡献。他强调应当尊重良心的自由，他甚称许天主教人士对这种精神的尊重与公正。因为基督教强迫所有学生参加他们的礼拜。（十三）

    中国新时代即将来临

    我很久很久想到创立中国本籍神职修会的适宜性，其主要目的为归化他们的同胞兄弟姊妹。在中国的修会全部都是属于外籍的，属于外籍省会长的。他们自然会以外籍人士的观点来看中国事务。即便在这些修会中有不少的中国神父，但修会中一切重要职务仍然操纵在外籍会士手中。至今还没有中国男修会产生。

    中国新修会可到各教区服务，也可到没有中国神父的地方，为中国教友服务，例如到太平洋上的各岛屿、美洲各大都市。他们应当是博学之士，好能使中国人明了天主教会的真理、出版护教书籍、管理各级学校。将来有一日中国政府会聘请他们作学校校长，但应先具备中国人所需要的学位，也必须了解新时代的来临以资因应。

    我呼吁救助日本大地震所遭受的灾祸，受到各地热烈地响应。以香港为例：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七日香港宗座代牧写信告诉我：「大地震给日本带来严重损失的消息感动了整个香港，各团体积极推动救助。我们收到总主教的信，我可以报告教友们作了以下措施：

    1. 云先会立即召集会议，由我来主持，讨论如何去救济，决定先捐助一百元。

    2. 九月九日～主日，各圣堂所有的捐献充作救济灾民用～共得到四百十七元。

    3. 九月十八日，为遭难者举行主教大礼追思弥撒。

    4. 意大利籍嘉纳撒会向地方委员会建议收容孤儿，但是没有被接纳。

    今天（十一月八日）早晨，在我们附近一间被烧毁的小房子里找到一具穷人的尸体。在墙上用木炭写了两句咒骂共和、惋惜清朝的话。这个人以前曾在满清时代作官，是上等阶级的人，清朝被推翻后变成一个可怜的穷人。住在我对面的清王给这个不幸的自杀者买了一口棺材。

    这个自尽者，适逢帝国倾倒、朝代没落，好像船上抛出来的废弃物。这些世界上的寄生虫，有的已经腐坏了，有的不幸地在慢慢腐坏中。不少前一朝代的富人、王侯、公子哥们陷入穷困中。以前游手好闲、享受特恩，不知适应新时代而去工作。当财富日益耗尽，就变卖王府，有些人力车夫居然是王爷们的后代。

    这个世界平静了、被打倒了，再也不会翻身了。

    法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情形也是一样；不过，所不同的是，中国革命不像法国和苏联革命那么过分走极端。在内地有些地区曾一度驱逐满洲人，发生了可怕的暗杀事件，还好都只是些少数偶发事件。北京革命政府宣布拨给末代皇帝款项，并让出皇宫的一部份供退位的皇帝使用。共和的产生是由于皇帝退位，这样做表示对他的尊重和感激。

    无论如何，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来古代民族的教育方式，这个高尚性出于历史，是走在西方文化之前的。

    现在，外国政府的态度仍然对中国不友善，也不隐瞒他们的傲慢。当然，在这不可轻视的改革、更新的紧要关头，难免犯下一些大错。但我深深地寻求外表以外的内涵。我对中国～这广大无垠、世界最大之一国家的前途深具信心。正因为有这么巨大的国土，不可能为外人所强取。它只不过缺乏西方那种活跃的国家观念而已，但在学校里已经播散这种观念，目前正在潜伏中。中国人常以自己的种族及文化为荣。

    我细心观察中国的未来，这个民族是不会沦亡的。因为这个庞大的民族有着出奇的特质：勤苦、朴实、同胞手足之爱。虽然有混乱局面，但并不影响基层的平静。从哈尔滨到广州，男人的服装都是一模一样的，女人的衣服端庄得像修女～一些欧化的都市少女除外；任何地方的房舍、用具全是同一色调。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没有这样的划一，文字、文学、历史也是这样的一致。

    天主愿意的话，中国也能像欧洲那样物质进步。在空虚的心灵中充满慰藉和宗教的德能、内外一致。以坚强信心认识、爱慕天主。

    中国民族将是最伟大的民族。

    传信部很早就想召开中国教务会议，但是，这项盛举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召开会议是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我一到中国，便着手筹划。

    一九二四年初，我即将会议的议案分寄给全中国教会首长，并定于是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称为「全会」或称为「国会」；「全会」意义稍嫌狭隘，「国会」于法无据。圣座（批准该会议）简捷地命名为「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议案寄出以后，有一位主教微笑地对我说：「大会已经结束了……」「没有，主教，这不过是议案吧了！」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这次会议，会议纪录已正式公布，而且出过二版，附有解说文件，至于会中的辩论是秘密的，不许可公布。

    我只想从另一角度来观察这会议，叙述当时的一些观感、与可敬的各位教长在教宗名义下同聚一堂的盛况。到会的计有主教四十二位和监牧五位～其中二位是中国籍、苦修会院长、及其它十三个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中国传教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界代表多名。

    我个人自觉卑微弱小，在各位可敬主教前实在感到惭愧，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但他们对宗教代表仍然敬重有加，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些主教和传教士，来自全国各地，分属于欧美各国，而且还有能干、显赫的各修会团体代表。

    教会的历史，包括中国教会历史光茫万丈，我在这上面看到了这些宗徒们的活动背影：不但是他们本身，在他们后面还有他们的修会、中国传教区、他们的前驱～其中甚至还有为道殉难的英烈。

    这次会议几乎包罗了世界各民族各语言的代表，更觉隆重，尤其伟大之处，就是这次会议给未来中国传教史开辟了活跃的总纲。

    在教会生命史上，由于共融，得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我清楚地看到教会在空间及时间上的真实特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教长们说着不同的言语，拥有不同种族的面孔、肤色，穿着不同的会服。但是他们一心一德，同一目标：与教宗一齐工作，在教外人中传扬基督的神国，他们具有宗徒们的胸怀以及传教士的雄心。在上海各修会办事处和主教公署里，他们说着法、英、德、义、班、中…各种语言，但在会议厅中只说拉丁文。在会议厅门口还是私人身份，一进会场，就只有传教士身份了！

    教长中有些现在已经逝世，其它的也要一一地逝去，但是，会议成果仍然存在，我们好像建造大殿的谦卑的工人，工程师供给图样，每个工人便分工建造。我们的工程师是教宗。工人逝去了，大殿仍然屹立不摇。

    不管怎么说，现在传教区有了一个共同的方针，有了一部传教的法典，会议第四项「论传教工作」无异是传教方法的摘要，教长们对前途抱了无限的乐观，为此，会议给未来岁月带来蓬勃的朝气。会议闭幕刚过一年，革命就爆发了，其标语：「中国归中国人」。正好！会议已通过设立国籍主教的议案。会议上提到不但准许中国人爱国，而且更鼓励他们爱国，这本是基督爱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在时代的演变中有其永恒的价值。

    在我结束零星的观感前，还有三件事要特别提出：

    一、上海耶稣会士热诚的招待，是透过Payen及Flament两位顾问神父的特别协助，他们两位敬主热诚、经验丰富、精于法学。

    二、会议不受外界任何影响。

    三、受到中外行政官员的礼遇，以及上海教友的热情招待。

    在会议上一切应用物品、徐家汇大堂各项礼仪、以及代表们的聚餐等等事项，都由耶稣会士提供，真是大方殷勤，不失地主之谊。我每每回忆到上海会议，就会出现庄重慈祥的上海代牧姚主教，当时他是南京代牧。

    大家都知道，历来的教务会议，外界的压力往往会干预和困扰专心讨论宗教事宜的教长。我应当对中国政府及各国公使表示敬意，他们绝对尊重会议的自由，我们从来未受到外来的影响。各国公使为了对主教们的尊敬，只是宴请而已。

    在会议进行中，任何邀请，我都一概婉拒。我仅和全体主教、传教士们参加了上海教友的公宴，那是在陆伯鸿先生创办的若瑟医院所举行的。席间有上海督军胡丰林及其它教外来宾参加，他们举杯向教会致敬。

    我以圣伯拉弥诺为大会主保，徐家汇圣堂大祭台上面供着他的像，我确信这位大圣师祝福了我们的辛劳。就像他在世时，对中国教会曾在罗马出过力，这样他在天上仍然继续作他爱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二月在徐家汇大堂举行隆重的闭幕礼，教长们一一到祭台上签署会议文件。

    一年以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四十余中国人民惨遭屠杀。

    星火撩原，一经爆发，全国各地青年激烈响应示威。同时广东也正准备北伐，随着连年战争遂起。如果我们不在一九二四年召开会议的话，以后几年内势难召开。这可以看出天主上智的安排，万事均勇毅而顺利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