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我连着两个星期三应邀回母校恒毅中学演讲。在与家长会谈话时，主题自然环绕着我自己的恒毅经验，以及我对教育的基本观点。

    依我浅见，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强调五育并重，似乎不太切合实际，理由是青少年成长在身心方面有不同阶段，并且心中存着五个目标也确实难以兼顾。稍加分析，可知小学阶段属于浪漫期，中学是精密期，大专则是展望期。若是这种分类大体可行，那么小学应该重视体育与美育，求其身体健康与心灵和谐。柏拉图谈教育时，正有此一主张。这种主张并不表示小学生不必在乎功课成绩，而是指出：不管功课好坏，至少要达到体育与美育的要求标准。

    事实上，只要入学念书就必有考试，有考试就必有成绩好坏。但是成绩好坏与学习成果之间并无必然关系。譬如，甲校的最后一名到了乙校可能名列前茅。因此，我们理当重视学习成果而不必斤斤计较成绩。在体育与美育方面，学生可以发挥个人身心的特殊兴趣及专长。个子高的打篮球，稍矮的打乒乓球，有人学小提琴，别人不妨学口琴，多采多姿的校园生活由此展现出来。

    上了中学以后，重点转到另外二育：智育与群育。这也是身心发展的必经阶段。所谓精密期，是指学生在知识与合群这两方面，都须打下扎实的基础。许多学生想要知道我的念书秘诀，而答案很简单，就是「上课专心」。这四个字包含了把教科书上的知识完全学会。我在中学时代不曾上过补习班，也很少购买参考书，而功课依然不错，正是靠着在知识上稳扎稳打的效果。

    一般而言，中学在群育方面就比较忽视了。群育的关键在于遵守群体生活的规范，亦即为了群体的秩序而牺牲个人的舒适。最近我到宜兰演讲，一位教官告诉我：他曾参观建国中学，看到有的学生上课时穿着拖鞋，不禁十分惊讶。我在多年前应邀赴建中演讲，发现该校大礼堂的麦克风效果不佳，而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则是从头到尾都在低头说话。这种群育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近年大家的注意力从「ＩＱ」转移到「ＥＱ」，对于情绪智商特别着墨，实在有其必要，因为有知识而不合群的人终究不易成功。

    依此看来，小学以体育与美育为主，中学以智育与群育为主，那么，五育中的德育不是漏掉了吗？我的想法是：德育极其复杂，不能只靠上课的言教，也不能只看学生是否守规矩，更不易为此评定成绩。为了说明它的特性，不妨先描述德育的成效。

    德育成功的人有两点特色：一、拥有道德上的自觉与自主。二、养成行善避恶的习惯。最难的是第一点。我们一般所谓的道德，如孝悌忠信，都是我们从小开始就「被教育」去实践的。既然是「被」教育，就有被动而身不由己的成分，有如承受压力而不得不做。有些人由此形成了第二点所谓的「行善避恶的习惯」，但是未必能做到第一点。于是，外在压力一旦解除或降低，行善避恶的习惯就受到考验了。道德不能没有考验，人也不可能从不犯错，但是若有了道德上的自觉与自主，则可以明确知道自己为何犯错，然后才有可能真心悔改，并且承担后果。

    尼采谈到「精神有三变」时，以「骆驼、狮子、婴儿」为比喻，正好可以说明德育的契机。依尼采所云，骆驼总是接受命令，听别人告诉它：「你应该如何！」一变而为狮子，就会主动表示：「我想要如何！」这正是自觉与自主的征象。若再变为婴儿，就是全新的生命，具有无限创新的希望。

    换言之，德育的成败在于我们能否教导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去实践各种规范。表面看来，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守规矩是出于被动还是出于主动。这也正是德育无法评估成果的原因。但是，若不了解其中转变的重要性，则德育将注定无法收效。

    我最近出版了《论语》解读本，其中有一段解释是较为特殊的。当颜渊请教「仁」（如何走上人生正途)时，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在此，「克己复礼」一语常被分为两段，以克己为约束自己的欲望，并以复礼为实践礼的要求。这种理解大有问题，因为如此一来，人的自我（含欲望在内)是恶的，而礼的要求则是善的。这与孔子的其他言论无法相容，譬如他在同一段回答中就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正确的译法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孔子的用意是要颜渊「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从小守礼是被要求这么做的，现在若是改为自己自觉而自主去守礼，就可以坦然走在人生正途上了。顺着此一思路，自然可以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对德育的看法，在这一章表达得最清晰，可惜两千多年以来很少人注意到这一点。焦点转回今日，若要有效推行德育，可以由培养行善避恶的习惯着手（如配合群育)，经由道德问题的思考（如道德两难问题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再提醒学生对此「自觉与自主」，就是化被动为主动，那么即使无法免于犯错，至少也能清楚知道自己为何犯错，因而愿意承担责任及后果，并期许自己日进于德。

    长期思考人生的问题，总会有些心得。加上自己习惯以语言及文字表达思想，所以免不了组合一些观念，既有助于传播，又能方便大家一起观摩。我最近谈的较多的是「三受」与「三要」。

    关于三受，是指忍受、接受与享受。我的灵感得自《耶鲁通讯》上的一篇短文，内容是耶鲁校长在新生入学时所说的一句勉励之语。他告诉同学们，上了大学之后要做三件事，就是：「学习、理解、品味」。学习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必须放弃某些娱乐，调整作息时间，专心致力于课堂听讲与书本内容。付出辛劳的代价之后，才能收获「理解」的果实。理解是自己明白了道理，化客观的知识为主观的想法，可以用自己的话重述这一套知识。至于品味，则是在活泼的应用中，感受印证的喜悦。《论语》第一句话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悦）乎？」孔子的意思是：「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印证练习，不也觉得高兴吗？」

    以前念这句话，实在不易认同，总觉得那是唱高调。现在不妨从三受的角度省思。首先忍受学习时的种种不便与压力，譬如学生必须念书与考试；其次，能否接受的关键，在于自己学习的方法与态度。我在翻译这段话时，特别根据整部论语的精神，把所学的范围界定于「做人处事的道理」，然扣紧古人对「时」字的用法，不指「时常」而指「时机」，亦即任何道理都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才有练习及印证可能。这时，再问自己「不也觉得高兴吗？」何以会觉得高兴？两个可能的理由：一是增加了对外的掌控能力，从实际操作到合理解说；二是增加了对内的自信与期许，可以以此为基础更上一层楼。

    三受除了对念书求知有效，也可以应用于处世态度。现在的青少年很懂得「享受」，但是未必是通过「忍受」的试炼与「接受」的检证，心灵犹如无源之水，一遇阳光曝晒就无法负荷。前教育部长林清江先生在探望因抢劫而坐牢的大学生时，特别提醒他：要培养「延迟满足欲望」的能力，人的欲望出于本能的直接反应或反射，若是随顺欲望，则与一般的动物没有差别了。延迟满足欲望，其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起步。若是能够忍受，则内在自制自约的力量将随之成长，对自己的主动权与主控权也一并提升。忍受之后，必须理解那是怎么回事，才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因此，社会上的讲理风气仍有改善的空间。台湾有这方面，似乎重视「气」，如超人气与民气可用等说法，都显示了说「理」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真正的享受，仍须回归心灵的自主性上。有自主，才有自由可言；若无自由，何来人生的丰富趣味？

    如果「受」字有被动的含意，那么「要」字显然是主动的。三要是指：需要、想要与重要。先从需要谈起。

    需要是生物本能的表现，如果只是了维持生命，则所求十分有限。耶稣曾说：「所罗门王最盛时的华美衣冠，也不及田野中的百合花。」我们可引申为：若是一切只是顺其自然，将会减少许多纷争。自然的原本是好的，上帝创造万物之后说：一切都很好。人的本能需要也不例外。试以个人的一段经验为例。

    有一次，我到洪建全基金会演讲，正逢中午前后。由于时间不多，我就在附近一家普通的自助餐店解决民生问题。点完菜之后一算，竟然才二十九元。我一面吃一面想起几个月前朋友请客的事，当时他点的是套餐。我大快朵颐之后，忍不住问他花了多少钱。答案是五千八百元。这是我个人此生一顿饭所消费的最高纪录了。屈指一算，这两者差距，正好是两百倍。换言之，我居然一次吃掉了两百顿午餐。

    因此，二十九元的午餐代表「需要」，五千八百元的套餐代表「想要」。想要是无边无际的，常常一受刺激就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这一点可以由「广告」之横行泛滥及无往不利得到说明。广告唤醒了消费欲望，使它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也越滚越快，最后一路奔向无底的深渊。

    西谚有云：「依需要而活，没有人是贫穷的；依想要而活，没有人是富足的。」当然，人若完全没有想要的东西，生命也将陷于停滞。因此必须分辨所想要的是否「重要」。谈到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难免见仁见智。

    思考的方法大致如下。任何人都会想到两个问题：一、怎样活下去？二、怎样活出自己，前者是我的存在之「必要条件」，亦即我若少了它，将不再存在；后者则是我的存在之「充分条件」，亦即我若少了它，将不再是我。试问：我们应该如何抉择？当我活不下去时，「活着」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当我活着时，就要自问如何活出自己的生命意义了。少了这一层意义，我只是芸芸众生之一，甚至与万物没有差异。因此，人生中真正重要的，必定是心灵方面的素质。谁能发挥心灵的力量，从事心灵的修养，在追求真善美与圣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谁就因而把握了生命的重点，同时也使自己跨入重要的领域。

    以三受来面对人生的挑战，以三要来提升自己的心灵世界，如此或许可以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从星象可以看出末世即将到临吗？我在八月中旬接受电台访问时，话题绕着末世论打转，但是越谈越觉得无聊，因为光谈末世而不涉及宗教信仰，就好像大家都在关心收成而不问应该如何耕耘一样。然而，这正是一个不问努力过程，而只在乎获得善果的时代。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星象上出现了所谓「十字连星」的奇观。太阳星系的九大行星（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冥王，加上地球）与日、月，形成一个大体看来像十字的形状，称为十字连星。地球在四方行星拉扯之下，可能会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看来，情况并未如此严重。土耳其大地震，超过一万人死亡，美国出现罕见的龙卷风，加上频率稍为高的交通意外事故。（编按：台湾此次七级大地震，死伤逾万人，无数家庭一夕之间家破人亡。）对于不幸罹难的人而言，世界末日无异于自身之死亡，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星象专家继续推广其不平凡的知识，指出明年五月五日会出现，「七星连珠」异象，又有新的危机云云，不过，喊多了，「狼来了」！难免使大众失去了戒心。

    星象与人间有无关系呢？依我所知，有一种关系是可信的。《淮南子》上说：「彗星见，鲸鱼死。」意思是：天上出现彗星时，就有鲸鱼游到岸上死了。何以如此？因为彗星改变了一部分的地球磁场，这一部分正好影响了鲸鱼的本能判断，使它误以为游向海岸是游向深海，疑系自杀的情形就出现了。地球是太阳星系的行星之一，与其他行星之间的互动当然会造成本身磁场的变化，但是说到地球毁灭或世界末日，则恐怕是杞人忧天。譬如，专家指出：十字连星每隔一千三百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难道地球也要跟着一再毁灭吗？现代人研究星象，目的如果是为了认识宇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今日科学虽然发达，星象学却依然离不开算命的范围，就值得检讨了。

    最简单的例子是星座话题。由一个人的生辰去断定他的星座，再由星座来判断他的性格与命运，星座只有十二个，人间却有六十亿人，分配起来太粗疏笼统了，所以再以太阳星座与月亮星座使其开平方，成为一百四十四个组合，但是无论如何每一种组合都有数千万人。难道我与这数千万人都有同样的遭遇吗？如果对此不太满意，继续向下细分，也无法否认每一秒钟有数十人诞生的事实。

    用星座来理解自己，原本是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试问：小小的地球上的一个人，怎么竟然会与远在数十或数百光年距离之外的一颗行星发生关系呢！星座使人自觉伟大而不凡。但是，正当陶醉于自我的独特性时，忽然想起还有数千万人与我的命运大同小异，岂不让人泄气与沮丧，然后反过来觉得自己可有可无了。心情如此动荡起伏，来回几次之后，恐怕会产生厌世的情绪。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担心的。

    关于末世话题，必须分辨以下点。第一，不论信不信宗教，这个地球「终究」会毁灭；若不是出于人类之手（如地球上的核子武器可以毁灭地球七次），就是在大约一百亿年以后沦于死寂（由于太阳能量消耗殆尽）。第二，对个人而言，即使活着的时候看不到天崩地裂，也「终究」会在面临死亡时承认那也是一种世界末日。第三，既然如此，人只有两种选择：一，以结局的虚无来断定人生是一场无谓的梦境；二，引发信心，接受宗教所启示的真理。除此之外，很难想象其他的出路。

    有些学者把信仰宗教看成逃避责任。然后坚持主张要以文化与政治来承担人类自身的命运。以文化而言，内容不外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学科的修养，这些学科本身往往有自己的信念，未必是自外于宗教的；并且，即使有了这样的修养，又能使自己免于多少人生的痛苦呢？陀螺再大再美，照样必须落地旋转，旋转的姿态再壮观再优雅，也离不开那小小的空间，力量用尽时还是必须倒下。文化修养可以丰富人生，但是不足以回应人生根本的需求。不仅如此，光就对文化的学习过程而言，恐怕就要耗去大半生了，何况还有学无止境的压力。

    其次，政治可以代替宗教吗？答案是不乐观的。政治以民主为尚，而民主制度的运作无法脱离「兑现价值」的模式，亦即讲求眼前的实利与效果，无法作通盘的与系统的规划。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民谋福利，但是什么福利是人民真正企盼的？针对这个问题，连人民自己也无法取得共识，又怎么可能达成任何具体的成就呢？于是，政治只能致力于减少民怨，而无法设想什么长治久安的鸿图。并且，即使人民真正享有了和平与富足，他们会觉得无所遗憾吗？先进国家的例子已经提供了负面的答案。

    事实上，真正末世征兆并非地球毁灭的迹象，而是人们沈迷现世的安逸与享乐中，忘记了心灵深处的渴望。心灵有什么渴望？简而言之，就是探究人生有何意义？人的伟大就在于他明明知道世界会终结、生命有期限，却依然满怀信心，朝着理想走去；并且在走向理想时，愿意牺牲许多物质的、有形的享受与乐趣。若是忽略心灵的这种渴望，试问活着与末世降临又有多少差异呢？

    自从九二一地震之后，心灵重建成为大家关注的题材。心灵何以需要重建？因为地震带来严重的灾难与普遍的威胁，使人们长期以来所依存的价值观动摇了。过去的价值观包括：年轻人好好念书，以求顺利升学与就业；成年人努力工作，赚钱之后尽情享受；简而言之，就是追逐现实世界的荣耀与快乐。并且，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地震造成重大损失，提醒人们生命之脆弱、命运之无常，以及世间快乐之虚幻。这个时候，所谓的「心理创伤症候群」就会浮现出来。因此，心灵重建，就是要帮助大家恢复原状，继续像地震之前那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是，「恢复」二字所指的，并非设法忘记创伤，而是要接受这一经验，发展出更具韧力的健康心灵。事实上，一个心灵如果忽视人间的灾难、不幸、命运、死亡，怎么可能算是健全的呢？

    那么，如何重建心灵？必须兼顾以下三方面。首先，「现在」有事做；其次，「未来」有展望；然后，要领悟一套新的价值观。本文先就前二方面加以引申。

    「现在」是指眼前这段时间。「有事做」是指忙碌而言。︽国语︾有一句话：「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老百姓辛勤工作就会省思，一省思就会出现好的念头，劳苦与省思是两回事，为何连在一起？因为劳苦使人面对当前情况，询问自己「为什么这么辛苦？」「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要找出答案，譬如：这是为了将来的前途；然后，「善心」就会涌现，亦即肯定自己这样做是值得的。

    不过，忙碌在今天的意义已经模糊了。许多年轻女性以「闲闲美黛子」自称，这个名词用台湾话来念，意思是「闲闲没事做」。有些学生也在网路上宣称，自己将来毕业之后，最理想的工作环境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午觉睡到自然醒。」古人对于闲暇不太放心，譬如前面所说的《国语》继续说：「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若是游手好闲就会放纵自己，忘记善心，引发了恶心。从社会新闻可知，许多年轻人由于没事好做，变成没好事做，然后做了坏事。若是真正安排他们去做事，则新的问题是：何必那么辛苦过日子？好像找不到非做事不可的理由。

    新世纪的忧郁症，主要的病因是觉得人生索然无味。一个人找不到「值得奉献的理想」，亦即无法界定奋斗的目标，然后生命日趋无聊，变成得过且过，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由此看来，不论理由是什么，一个人有事可忙，也算是一种快乐。忙碌使人忘记烦恼；忙碌使人活在当下。不过，在忙碌的间隔中，难免会在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此忙碌是否值得？这要看自己所忙碌的是什么而定了。张三以为值得的，李四可能毫不在乎；反之亦然。有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呢？很抱歉，如果真是这样的标准，我们还是可以询问：是谁决定的？或者，它是有效吗？因此，重要的不是忙碌是否值得的判断标准，而是自己要省思自己是否心甘情愿。

    忙碌虽然引发上述一系列不易答复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肯定：治疗心灵创伤的第一步，就是让人忙碌。忙碌其实是一种短暂的逃避，希望争取一段时间来理解与化解自己遭遇的不幸。

    那么，对未来呢？要有展望。创伤是过去造成的，能够承受创伤而活下去，这件事本身就肯定了自己的生命力比以前更为坚强。此时展望未来，将会有所选择。选择是指看到灾难的筛检作用，因而认清了什么是「可得可失」、「可有可无」，以及什么是人生里面真正重要的。譬如，房子再大再美，若是盖在地震带或断层带上，则毫无保障可言；或者，房子里面的装潢再漂亮，若是建筑时偷工减料，也将潜伏危机。又如：在世间累积财富，并无万全之策，因此若是为了财富而牺牲亲情、友情、爱情，岂非一大错误了。

    省思上述问题之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取舍也将更为明智。如果遭遇了灾难，又未能由之记取教训，不是双重的损失吗？谈到选择性，我们就找到了由忙碌回归闲暇的秘诀。懂得如何选择，才能使自己忙得不烦与不累，并且依然拥有闲暇的乐趣。闲暇提供的不是放纵自我的借口，而是领悟人生深刻意义的契机。

    宗代哲学家程颢写过一首诗，内容是：「闲来无事不纵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回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一开头说到「闲」，但是并不表示无聊或乏味，而是能让心灵充分运作，对万物与四时加以欣赏，领悟生命的活泼动力，然后归结于儒家对「自我」意义的肯定，不为富贵与贫贱的际遇所影响，保持心灵的自主与自重。当然，最后一句中的「男儿」，现在应该同时指称男女而言，亦即那是人人皆可企及的目标。

    在忙碌与闲暇的交替之间，心灵可以重建，并且应该重建得比以前更为完美。

    骆驼的负载能力是「惊人」的，但是照样有其极限。这个极限又称为临界点，一旦抵达此点就会摇摇欲坠。所谓「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指让一只高大的骆驼轰然倒下的最后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负担。

    一根稻草算什么？它在关键时刻却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正好提醒人多多留意自己及别人的心灵状态。在此，心灵状态特别指情绪而言。譬如，学生念书虽是求知，原本属于理智的活动，但是在面临考试与升学的竞争时，压力却显示于情绪的失控上。事实上，关于理智的极限，至今尚无定论。一九六四年的《苏联今日生活》上，有一篇专家研究的报导，结论是：

    「在正掌情况下工作的人，一般只用了很小的一部分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的大脑使用它一半的能力，将可以轻易地学会四十种语言，背下一部百科全书，并且学完十所大学的课程。」

    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我们达成这种「看似神话」的成就呢？原因是：一，理智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事；二，意志上我们不会如此欲求及鞭策自己；三，情绪上我们无法掌控与调适到长期稳定的状态，甚至不必等待外在因素的干扰（如竞争带来的压力），我们自己就先陷入混乱与瓦解的困境了。

    心灵状态是一个整体，除了上述「知、情、意」三项明显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庞大与更复杂的潜意识领域，尚在未知之中。不过，为了进行讨论之便，可以说通常我们最容易发现的征兆还是出现在情绪的层面。譬如，心理学家在描述眼前两大世纪的交替时，以「焦虑」指称二十世纪的症候，而以「忧郁」指称二十一世纪症候，这两个名词都是针对情绪而说的。两者看似不同：焦虑源于为了达成目标所生的紧张，忧郁则出于毫无目标之后的沮丧；但是，正是由于长期的焦虑未能有效予以纾解，人的情绪才会有无力与无奈之感，以致最后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问题在于：忧郁可能带人走向自杀的结局。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二十一世纪时，自杀将成为第三大死因，而自杀的主要理由正是忧郁。从心情沮丧到放弃求生意志，其间的转变关键，就是前面所说的临界点，而即，要小心那最后一根稻草！

    卡缪（A.Camus）在《斋弗绅话》中早已作过类似的分析。他说，有一位大厦管理员自杀了。远因是：五年前痛失爱女之后，他表面上继续工作谋生，内心里却不断受到此一悲伤经验的侵蚀，所谓「一想到这件事，就是被它所侵蚀」、「思念」无异于「侵蚀」。近因是：当天下午，一位老朋友以漠不关心的语气对他说话。他的心理防线（其实是指情绪临界点）崩溃，晚上就上吊自杀了。在这件案例中，这位老朋友「以漠不关心的语气对他说话」，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在多年前读过这段文字以后，留下深刻印象，常常警惕自己不要加给别人这样的一根稻草。就在一星期前，一位政大学生到台大研究室找我，说他中学时代只知念书、考试，现在是大一新生，在班上与同学不易相处，在宿舍也与同学格格不入，觉得孤独与苦闷，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他找过学校的辅导室求援，听到一些空洞的安慰；他想起中学时读过我的书，所以鼓起勇气来敲门。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当时正打算午睡片刻，以便应付下午三小时的课程。听他这么一说，我睡意全消，立即绞尽脑汁替他设想。我不曾受过专业的心辅训练，所凭的只是长期在大学教书以及与学生交流的经验。我的建议是：参加服务性质的社团。理由是：在班上与宿舍的人际关系既然陷于僵局，就很难立即改善；那么另辟他途，参加社团活动吧！服务性质的社团通常参加者都较有爱心，会主动关怀新入会者；然后，自己在这样的团体中，也较易启发积极助人的意愿。人在助人时，表面看来是在付出，其实却是肯定了自己内在的丰盛。然后，对自己也会从新的角度去认识，进而觉得自己更值得肯定与欣赏了。他听过我的分析之后，一时无话可说，大概觉得不妨一试，于是擦干眼泪说声谢谢就离去了。我如果因为能为他除下一根稻草，真是「不亦悦乎？」结果那一天中午没有休息，下午上课精神却很好。

    我很喜欢圣经上的两句话：「弯曲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心，他不吹灭。」在此，「他」是指天主，总是让人坚持到最后关头，还是存着希望。但是，光靠自己的力量，又能盼望多久？若不先承认自己的脆弱，就会忽略人间的险恶，任由负担加重而濒临最后的界限。与其担心别人在自己肩上增加负荷，不如按时清除压力，以新的精神迈步向前。「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耶稣之言，简明深刻，但是多少人可以真正实践呢？

    在资讯泛滥的新世纪里，许多情绪上的压力是不必要的。若是了解自己身心面的临界点，采取自我设限的措施，阻挡有害的情绪滋生与蔓衍，进而学习调节心灵的功课，藉由艺术与宗教去品味人生，才有可能完全摆脱「最后一根稻草」的威胁。

    父亲于四月十日蒙主宠召，享年七十五岁。以今日的平均寿命来看，七十五岁不能算老，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即使这两年经常陪着父亲挂急诊、进加护病房，仍然存着乐观的心态，想要等父亲体力稍加恢复就安排他去大陆老家探亲，或者安排上海的亲人来台湾相聚。可惜，父亲还是提早一步离我们走了。这时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只觉得惭愧与无奈。

    母亲请求通化街的本堂王神父为父亲奉献了一台弥撒。哥哥是长子，依照传统的习俗为父亲做七，每隔七日就请王神父来家中举行弥撒，一连七个星期日，家人团聚念经祈祷，感觉父亲的身体远离我们，而精神反而更亲近了。从父亲在医院中昏迷不醒两个星期，最后急救无效由医生宣告死亡那一刻起，我心中的情绪十分模糊，悲伤中带着平静，疑惑与信念忽隐忽现。一方面好像很难接受父亲过世这个残酷事实，同时又为父亲的解脱痛苦觉得安慰，而最根本的想法则是：像父亲这样虔诚的教友，一定很快回归天国，得享永福。

    或许是对这一点深具信心，我这一个多月以来即使想到父亲也不曾痛哭。然而，回家探望母亲时，面对父亲的遗像，总是忍不住红了眼眶。我想起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越想越是敬爱之情洋溢心中。

    父亲是上海徐汇中学的毕业生，二十一岁考取财政部所属的海关灯塔部门，随政府迁台之后就担任灯塔管理员的工作，三十多年间走遍了台湾的每一座灯塔。灯塔的工作并不繁重，主要是由同仁轮流排班守夜，维持灯塔夜间照明的任务；父亲是主任，另外增加一些文书报告的业务。但是，这项职务除了每年两次轮调外岛（如基隆外海的澎佳屿）之外，待遇非常微薄，不足以养活七个子女。父母亲自豪的事之一，就是让这些子女念公私立大专，高国中直至幼稚园，都不曾向人借过钱。那么这些学杂费与生活费是如何支应的？

    除了省吃俭用之外，父母亲想尽办法生财，方法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向人借田借牛种地瓜，以及合伙经营瓦窑及制面条等等。父亲的英文及法文都不错，打字又快又好，有一阵子他为杨梅教区的甘主教打信封名条（应该是向外国教友请求募捐的资料），以此赚取一些工资。父母亲那时自然也为金钱烦恼，但是他们从来不曾失去信心与希望。其中的秘诀并不使人惊讶，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自我有记忆开始，每逢星期日早上，全家人就换上整洁的衣服走向教堂。望了弥撒之后，教友们闲话家常，神父修女在旁鼓励打气，真有大家庭相依为命的归属感。

    父亲在教堂总是特别开心，显得比平时能干。他会做的事还真不少，从辅祭读经到带领唱圣歌，无不中规中矩，娴熟流畅。早期还是以拉丁文做弥撒时，父亲是少数能与神父一唱一和、对答如流的教友。看在我们子女的眼里，实在崇拜极了，同时也深感光荣。以信仰为轴心，生活上的压力不难化解；然而，母亲还是积劳成疾，在五十岁时因脊椎病痛而动手术，结果不甚失跤，自此无法行走。母亲瘫痪之后，父亲只要不出差就亲自照顾，后来更提前八年退休在家全力照顾。二十年之间，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所耗的心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

    父亲常常五点起床，为母亲翻身之后，就走路去通化街教堂望弥撒。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些菜，盘算今天有几人吃饭，包括明天孙辈的便当等。他在照顾母亲时，也尽力照顾了孙辈，遇有空闲就拿出念珠来念玫瑰经，所以心情常保平静与喜悦。王神父是善尽牧职的好神父，每星期五都会来家中为母亲送圣体，十数年不间断。父亲在教堂也是热心参与信仰活动的教友，除了固定的宗教节庆之外，一直是圣母军与基督活力运动的成员。王神父说，父亲在宗教节日的读经对白中，总是扮演耶稣的角色。父亲病重后，教友们还向父亲表示关怀，说：「怎么耶稣不见了？」

    我这些日子想念父亲时，常为一件事自责，就是没有促成他去欧洲玩。表面上，我们认为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既无法分身出国，也不愿一人独游；事实上，还是我们子女不够体贴，没有想办法让父母亲一同出国去玩。我的意思是：父亲在中学时代就能以法文自由与人交谈，天主教又蕴含了丰富的欧洲文化，怎能不让父亲向往呢？但是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愿望，或争取自己福利，却总是默默付出与尽责。大姐说她不论帮父亲任何一点小忙，父亲都会说谢谢，实在令她觉得不安。身为父亲，他从不教训子女，说子女应该如何。子女做得不好，他加倍祈祷子女做得好，他感谢天主也向子女表示谢意。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都说：「这样的爸爸，去哪里找？」父亲走了，母亲伤心欲绝。我们安慰母亲时，说了许多话，最后大家觉得最真诚也最有效的一句话是：「我们会努力像爸爸那样的照顾您！」母亲听了就安静下来，心里想的究竟是「你们可能做得到吗？」还是「好吧，给你们机会试试！」这就要看子女往后的表现了。愿父亲安息于主怀。

    父亲于四月十日蒙主宠召，享年七十五岁。以今日的平均寿命来看，七十五岁不能算老，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即使这两年经常陪着父亲挂急诊、进加护病房，仍然存着乐观的心态，想要等父亲体力稍加恢复就安排他去大陆老家探亲，或者安排上海的亲人来台湾相聚。可惜，父亲还是提早一步离我们走了。这时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只觉得惭愧与无奈。

    母亲请求通化街的本堂王神父为父亲奉献了一台弥撒。哥哥是长子，依照传统的习俗为父亲做七，每隔七日就请王神父来家中举行弥撒，一连七个星期日，家人团聚念经祈祷，感觉父亲的身体远离我们，而精神反而更亲近了。从父亲在医院中昏迷不醒两个星期，最后急救无效由医生宣告死亡那一刻起，我心中的情绪十分模糊，悲伤中带着平静，疑惑与信念忽隐忽现。一方面好像很难接受父亲过世这个残酷事实，同时又为父亲的解脱痛苦觉得安慰，而最根本的想法则是：像父亲这样虔诚的教友，一定很快回归天国，得享永福。

    或许是对这一点深具信心，我这一个多月以来即使想到父亲也不曾痛哭。然而，回家探望母亲时，面对父亲的遗像，总是忍不住红了眼眶。我想起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越想越是敬爱之情洋溢心中。

    父亲是上海徐汇中学的毕业生，二十一岁考取财政部所属的海关灯塔部门，随政府迁台之后就担任灯塔管理员的工作，三十多年间走遍了台湾的每一座灯塔。灯塔的工作并不繁重，主要是由同仁轮流排班守夜，维持灯塔夜间照明的任务；父亲是主任，另外增加一些文书报告的业务。但是，这项职务除了每年两次轮调外岛（如基隆外海的澎佳屿）之外，待遇非常微薄，不足以养活七个子女。父母亲自豪的事之一，就是让这些子女念公私立大专，高国中直至幼稚园，都不曾向人借过钱。那么这些学杂费与生活费是如何支应的？

    除了省吃俭用之外，父母亲想尽办法生财，方法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向人借田借牛种地瓜，以及合伙经营瓦窑及制面条等等。父亲的英文及法文都不错，打字又快又好，有一阵子他为杨梅教区的甘主教打信封名条（应该是向外国教友请求募捐的资料），以此赚取一些工资。父母亲那时自然也为金钱烦恼，但是他们从来不曾失去信心与希望。其中的秘诀并不使人惊讶，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自我有记忆开始，每逢星期日早上，全家人就换上整洁的衣服走向教堂。望了弥撒之后，教友们闲话家常，神父修女在旁鼓励打气，真有大家庭相依为命的归属感。

    父亲在教堂总是特别开心，显得比平时能干。他会做的事还真不少，从辅祭读经到带领唱圣歌，无不中规中矩，娴熟流畅。早期还是以拉丁文做弥撒时，父亲是少数能与神父一唱一和、对答如流的教友。看在我们子女的眼里，实在崇拜极了，同时也深感光荣。以信仰为轴心，生活上的压力不难化解；然而，母亲还是积劳成疾，在五十岁时因脊椎病痛而动手术，结果不甚失跤，自此无法行走。母亲瘫痪之后，父亲只要不出差就亲自照顾，后来更提前八年退休在家全力照顾。二十年之间，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所耗的心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

    父亲常常五点起床，为母亲翻身之后，就走路去通化街教堂望弥撒。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些菜，盘算今天有几人吃饭，包括明天孙辈的便当等。他在照顾母亲时，也尽力照顾了孙辈，遇有空闲就拿出念珠来念玫瑰经，所以心情常保平静与喜悦。王神父是善尽牧职的好神父，每星期五都会来家中为母亲送圣体，十数年不间断。父亲在教堂也是热心参与信仰活动的教友，除了固定的宗教节庆之外，一直是圣母军与基督活力运动的成员。王神父说，父亲在宗教节日的读经对白中，总是扮演耶稣的角色。父亲病重后，教友们还向父亲表示关怀，说：「怎么耶稣不见了？」

    我这些日子想念父亲时，常为一件事自责，就是没有促成他去欧洲玩。表面上，我们认为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既无法分身出国，也不愿一人独游；事实上，还是我们子女不够体贴，没有想办法让父母亲一同出国去玩。我的意思是：父亲在中学时代就能以法文自由与人交谈，天主教又蕴含了丰富的欧洲文化，怎能不让父亲向往呢？但是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愿望，或争取自己福利，却总是默默付出与尽责。大姐说她不论帮父亲任何一点小忙，父亲都会说谢谢，实在令她觉得不安。身为父亲，他从不教训子女，说子女应该如何。子女做得不好，他加倍祈祷子女做得好，他感谢天主也向子女表示谢意。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都说：「这样的爸爸，去哪里找？」父亲走了，母亲伤心欲绝。我们安慰母亲时，说了许多话，最后大家觉得最真诚也最有效的一句话是：「我们会努力像爸爸那样的照顾您！」母亲听了就安静下来，心里想的究竟是「你们可能做得到吗？」还是「好吧，给你们机会试试！」这就要看子女往后的表现了。愿父亲安息于主怀。

    以家庭的角色分配来说，父亲往往扮演支柱，母亲则是重心所在。自古以来，歌颂母亲的作品不知凡几；相形之下，父亲就显得比较落寞了。

    父亲拙于表现感情，因为在面对子女时，他负责制订规范，执行赏罚，以致必须板起脸来说教。身为家庭支柱，他为事业而奔波，清楚知道社会上的竞争是激烈而无情的，子女若是缺乏充分的准备，将来难免吃苦。但是，怎样准备才算充分呢？「爱之深，责之切」一语，似乎没有什么底线，以致子女对父亲的印象很容易变成：只有切责而无深爱。

    这种刻板的形象不可能一夕化解。在为父亲的爱辩护时，首先要省思人类天性中的两大需求，就是正义与慈爱。慈爱源自生命之要求受到宽待，就是：既然我活着，就请让我继续生存与发展，而不要计较我的是非对错。至于正义，则与人的自由行动及其后果有关。群体生活中若无正义，则人心必定不平，秩序无法维持，快乐也找不到保障了。但是，正义与慈爱之间的张力要如何协调呢？在家庭中，协调的方法并不复杂，就是由母亲供应慈爱，由父亲主持正义。慈爱需要耐心配合，正义则不能没有智慧。

    换言之，父亲的爱在表达时，由于天性使然或由于分工合作，总是侧重正义的一面。正义的先决条件是分辨「应该与不应该」。这种分辨如果缺少智慧，就会形同威权与教条，流于偏执与意气，最后使父亲的路越走越窄，而亲子关系也就名存实亡了。

    爱是与生俱来的力量，智慧则得自生活的历炼与个人的体悟。再丰富的爱心，也需要藉由智慧才能适当展现。虽然智慧无法靠模仿取得，但是参考某些杰出父亲的言行，却必定能够鼓舞与激励我们，增益我们对人生的信念与勇气。基于此一观点，我以热诚而专注的心态，翻开了︽父亲的爱与智慧︾〈星定石出版〉这本书。

    本书收集了一百篇父亲对子女的叮咛。这些父亲作者都是有名望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就是社会上有目共睹的。不过，扮演父亲是否称职，与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并无逻辑关系；更多的情形是：父亲由于过度重视外在的事功，以致忽略了他们对子女的职责。重视与忽略是程度上的比较，很难以固定标准来衡量，尤其在涉及与「智慧」相关的题材时，更是如此。

    说得清楚一些，父亲或许很少花时间陪伴子女成长，但是在关键时刻的一段话、一封信、一篇文字，却可能显示扭转乾坤的力量，使子女获得走上人生正途的重大启示。我们可以像观赏影片一般，以交换心得的态度，阅读这本代表天下父亲的愿望的书。

    父亲的叮咛是否表示了人生经验的完整性与深刻性呢？我由本书再度印证了人生智慧所涵盖的三个重要层面，就是：若要达成一生的幸福，则在「身、心、灵」三个层面都须努力修养。以下综合引申之。

    首先，「身」是指有形可见的身体，以及延伸而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任何劝告都有其特别针对的子女，子女是平凡的年轻人，怎能避开世间的劣习与诱惑呢？譬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念父亲劝他不要抽烟，父亲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家中长辈多人死于抽烟所带来的癌症。父亲还坚信：大多数二十岁以前未曾抽过烟的人，一生都不会染上烟瘾。

    子女若是饮食没有节制而变得太胖，父亲就会指出他们痴肥的原因，期许他们改善。这种话似乎只有父亲可以说，并且使子女听了之后，羞愧之心多于气愤。在积极方面，父亲敦促子女生活有规律，运动成习惯，以及征服欲望等，都是具体而必要的修养。

    对于金钱，父亲知道现实生活的艰苦，所以不会唱高调，但是坚决反对「金钱游戏」，尤其是赌博，「如果沈溺其中，就无法避免魔鬼的诱惑、沈沦苦海、自寻恶果」云云。这种的描述似乎来自个人的前车之鉴，所以特别生动，父亲的教训无疑是子女的座右铭。

    其次，「心」是指心智上的成长与健全的心理状态而言。求知与学习，是年轻人的必经之途。若是在过程中还能结交益友，就将使往后的人生多采多姿。念书的乐趣之一，是领悟人生哲理。譬如，本书选了一篇白居易的诗，︿狂言示诸侄﹀，其中谈到世间像他一样幸运的人大概十位有七位，但是能像他一样知足的人，却一百位也找不到一位。这里当然会有幽默的意味，也反映了深刻的哲理。

    心理健全的人可以克服恐惧与偏见，做到自重而不骄人，进而鼓动心志不断提升自我的境界。在与人相处方面，父亲的关怀焦点自然离不开子女的婚姻与家庭，这正是「天下父母心」的普遍表现。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提醒儿子不要骄傲，要表现责任超过名位，要善待别人，同时要认真而勤奋的读书。这几句话其实无异于一般父亲的期许。何以如此，因为世间的名利权位比起亲子之情，都像是蜡烛遇到正午的阳光一样，只能沦为苍白的装饰。

    然后，「灵」是指人生意义的界定与寻求而言。本书作者群中，大多数具备基督宗教的背景，因此在劝诫子女时，很容易诉诸共同的信仰对象。我们称此为「属灵的」成分。宗教固然劝人为善，但是其真正目的是要助人解脱，表现出「在世而不属于世」的超越精神。如此才有可能在面对人生的考验时，不致灰心丧志，并且坦然接受「生老病死」的必经之路。

    这种信仰并非迷信，而是尽人事听天命，诚如以撒．辛格所说：「其实，我们所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出自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这才是上天给予我们最神圣的礼物。」我自由选择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去努力，由此充实与提升生命的内涵，这样做，就是完成上天赋予我的使命。

    父亲对子女的深切期许，正是希望子女在「身心灵」三方面都同步进展，因为唯有如此才是幸福而圆满的人生。真爱是绵延不绝、永无止境的，父亲的爱也是如此。

    本书作者颇多，读来却不觉紊乱。每篇短文前，都有作者简介，两三段文字就勾勒出生动的形象。许多作者的大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以父亲的身分敬言则难得一见。

    若有闲暇，每日翻读一二篇，可以体会父亲的温暖情意，也可以感受子女的孺慕之心。这真是一本贴心的好书。阅读本书，不但品味了父亲的爱与智慧，也将使自己在双向的亲子关系上获得有如源头活水般的启示。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警告世人：在二十一世纪中，自杀将成为人类的第三大死因。自杀的理由容或是多样的与复杂的，但是通常离不开「人生没有意义」这样的判断。面对此一庞大的威胁，我们要立即着手因应，而最好的办法则是从事心灵改革的工程。

    所谓心灵改革，是指调整或重塑一套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省思「正确」的依据时，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参酌的重点。在全球化世代中，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由于互相交流而彼此增益，也由于互相对照而更能突显自身的特色。在「存异求同」的原则下，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的心灵是最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其中蕴含了丰富潜能，只要善加开发，就能使人活得有乐趣、有尊严、有意义，然后自能化解了自杀的阴影。

    在寻求心灵价值的任务上，中华文化（以儒家与道家为其代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描述之：如果一个人想要活的有意义，他必须对生命的四个领域采取适当的态度；这四个领域是：自我，人群社会，自然界与物质，以及宗教信仰的超越世界。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一，对自己要「约」；二，对别人要「恕」；三，对物质要「俭」；四，对神明要「敬」。以下分别说明之。

    一、对自己要「约」

    处于资讯化的时代，人的注意力由于过多的讯息而模糊焦点，以致在语言及行动上逐渐失去了自主性与自我性，沦为群众之一。加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消费能力的提高，更使个人陷于欲望的轮转与扩大中，无暇顾及内心的需求。因此，对待自己要以约束为原则，经常省思自己的言语及行动，看看是否符合规范，亦即是否「守法而重礼」。在遵守法律的同时，我们更应推崇礼仪、礼节、礼貌，使自己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约束自己，才会谨慎选择自己所要的，也才会对于选择的结果善加珍惜。约束自己，才会有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照顾心灵的工作。这是发现心灵价值的第一步。

    二、对别人要「恕」

    人不能脱离群体而生活，但是在与群体相处时，又很容易出现各种紧张的情况，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由于信仰、种族、语言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彼此要互相了解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再加上现实利害的考量与历史恩怨的纠结，这个世界如何可能期望和平？

    针对这一点，孔子的建议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出于自觉与感通的双重作用，先察觉自己的主动能力，再运用同理心把自己当成别人来设想，然后就会尊重别人一如尊重自己。因此当我们界定人是社会的动物时，意思是：个人将在社会中，发挥正面的作用，以求贡献于社会，并且也藉此完成了个人的天职。恕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适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

    三、对物质要「俭」

    物质是指有形可见的一切资源，包括自然界以及生活上的物质用品。现在各国均已警觉环境保护的重要，对自然资源与野生动物寄以特殊的关切。但是，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简朴生活的呼声依然十分微弱。

    选择简朴生活的理由中，除了自然生态岌岌可危之外，还有贫富差距的考量。在全球贫富差距高达六十倍的情况下，只有倡导简朴生活，才能使贫困者对富有者不致怀有太深的怨恨，也才能使富有者愿意分享其资源。然后，最重要的理由是：物质上的享受容易使人忘记心灵的需求，限于内心空虚的困境。只有简朴生活，才会使人积极享受心灵世界的产品，从事求知、审美、信仰与爱人的活动。

    四、对神明要「敬」

    仔细追溯各个文化传统，皆可发现其中有丰富的资料，谈到人与神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宗教里，固然形成具体的表达方式，但是就算不谈特定的宗教，每一个人也都对于生死、命运、痛苦、罪恶感到迷惑难解，因而对于超越的神明世界觉得敬畏与向往。

    对神明敬畏，就是对人的生命源头与生命归宿表示敬畏，也就是对人的生命过程以及它们带来的责任表示敬畏。缺少这种敬畏，人无异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物之一，而人类社会也不过是都市丛林的写照而已。有了这种敬畏，人就会谦虚而谨慎，以诚恳态度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遭遇，修养身心以求淬炼得更为完美。

    以上所论四点，涵盖了人类生命的四个领域，是自古以来人们所无法回避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因应这四方面的挑战，不断激发心灵潜能，使自己由成长趋于成熟。人生的意义，并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只要确定这个观点，就是心灵改革的第一步。我们相信，任何文化传统中都有某些普世价值，中华文化亦不例外。它是一套人文主义，但是并不是封闭的个人主义，而是由个人出发，向着群体开放，向着自然界开放，并且向着超越世界开放。只有兼顾这四方面，人的心灵才能进行全方位的运作与发展，也才能真正肯定人生的意义。

    「全球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它的出发点可以推源于十七世纪欧洲的科学寿命。自此以后，理性占有优越地位，在短短三百多年里面，改变了数千年以来的人类观念与行为。在思考这个过程时，我们看到了天文学上的地动说，生物学上的演化论，以及心理学上的潜意识理论。人的地位与角色也随之遭受重大考验。关于这些考验，专家们已有不少深刻的论述。但是，真正促使全球化迅速进展的，则是廿世纪最后二十几年的两大成就：一是资讯科技，二是基因研究。这两者对世界宗教传统也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值得我们多加省思。

    以资讯科技来说，媒体的普遍与电脑的流行，固然增加了人们的知识与见闻，但是同时也模糊了他们的价值观，弱化了他们的判断力。学者描述今日为「后现代社会」，其中重要特征之一即是取消或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让一切从零开始！」但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最后的结果是向下堕落，沦为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失去了生命中的崇高理想与奋斗目标。

    再以基因研究来说，复制动物早已不是新闻了，连复制人也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相关的伦理及社会问题依然有待考量。最近，生物科技在「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上获得重大突破，对于医药与治疗将会产生积极的贡献。这项科技如果妥善应用，据说将可使人类寿命延长到一千多年。活得久，是一回事；活得好，则是另一回事。且不谈延长寿命，单是目前对于极为短暂的一生，已经有许多人受不了而自杀了。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警告世人：在廿一世纪中，自杀将成为第三大死因。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忧郁，亦即活得无聊，活得没有意义。

    危机即是转机，但是要看转的方向是否正确。世界宗教传统本身，曾经在全球化过程中，饱受压力与质疑。似乎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以致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了。宗教在今日还有发言权吗？宗教界若是发言，还有人愿意聆听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悲观。所谓「物极必反」，钟摆好像又回到了另一端，现代人开始认真省思宗教的启发了。当人们以理性及科学 掌控了一切，最后却发现自己并未得到原先所想象的幸福，反而陷于更麻烦的困境时，这个时候正是个转捩点，而世界宗教传统伸出了欢迎的双手。「挑战与回应」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术语，世界宗教传统的回应是什么呢？

    首先，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科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宇宙起源于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大爆炸」。换言之，宇宙并非永恒的，它有开始，也将有结束。如果进而追问：为何宇宙要开始存在？宇宙存在有何目的？结束之后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是宗教负责回答的问题了。宗教里的神话与仪式，配合其中的教义主张，可以清楚说明这些「超出理性能力」的难题。如果理性确实无法回答。当然，宗教界应该保持开放的心胸，依照科学界的可靠成果来重新理解即解释「神话」，由此减少信仰中的神秘或不合理的成分。

    其次，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科学界一般都接受演化论的前提，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在形体上有近亲关系，但是从生物到人类之间显然有一个「失落的环节」（the missing link），仍然无法找到。因此，演化的延续性中断了，人类的心灵依然可能出自神灵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人的生命才有异于其他生物的意义。譬如，人的意识能力抵达「自我意识」的程度，可以进行思考、抉择与负责，因而建构了价值领域，呈现了或高或低的人格特质。这种自我意识继续发展，可以朝向封闭与开放二种途径。前者变成自私自利，后者成无私合群。宗教的立场是劝人走向无私的途径，不但不可自私自利，反而要以无私精神表现慈悲与博爱。最终目的则是「在世而不属于世」的超越精神。人的形体来自世界也属于世界，但是人的心灵或灵魂才是人的真正自我，也才有超越提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中国传统宗教的内容非常丰富。一般认为儒家、道家与佛教，可以做为代表。以儒家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套开放的人文主义，就是在关怀现实社会、肯定生命意义的同时，也不忘记对天、神明与祖先表达深刻的敬意与信赖。人的生命在真诚的反省中，可以展现向善的动力；这动力犹如良知的需求，使人努力择善固执，求其心安，最后目标是止于至善，与天合德。因此，孔子所谓的「杀身成仁」，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都体现了崇高的宗教情操，要以生命作为理想人格之见证。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是一切伦理学的基础原则。忽略这个原则，社会各方面的进步都像是建在沙堆上的房子，岌岌可危。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各宗教传统、各政治团体，以及各种意识型态的人群，彼此之间若想和平共存，也都必须首先考虑孔子的这句名言。

    再以道家来说，它主张万物来自于道，最后将回归于道，一切存在之物应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间的困扰来自人们误以为知识即是智慧，以致表现偏差的言语与行为，再造成各种后遗症。所谓智慧，是指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如此可以不受物质欲望的控制，在简朴生活中欣赏自然生活的美，并且以同胞手足的亲情来对待一切的人。道家的目标是使人回到根源，接受万物本来的面貌与状态，不妄图改变任何东西，但是却有明确的方向，就是让个人的精神可以向上提升，与道同游。我们不难由此找到保护自然生态、珍惜地球资源的材料、更可以由此发现个人内心极为珍贵的智慧种子。至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贡献，已有许多专家作过研究，兹不赘述。

    以上是就中国宗教传统在面临全球化过程的回应，所提出的一点反省。我们清楚知道，全球化使地球更像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中，许多宗教所构成的多元化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许多宗教同时存在，各有自己的信任与支持者；这是否表示真理是唯一的，而走道真理的途径则各不相同？或者，这表示－每一种宗教都只拥有部份真理，需要经由全体合作，才能展现真理的全貌？为了获知答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宗教的代表能秉持真诚之心，并以谦虚态度与开放精神，进行交谈与沟通。如果代表精神领域的宗教界无法存异求同，世间各种团体之间又如何可能和睦相处？这也是世界宗教传统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正确做法。

    如果让我选择，我是宁可坐在书桌前翻阅图文并茂的名胜古迹，也不愿长途跋涉亲自走访这些伟大的景点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种说法，对我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大概不能全部归咎于懒惰。

    我是务实的人，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若要前往某处旅游，一定要好好准备，就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文化特色，研读相关材料，务必要使自己产生熟悉感，以求到了现场可以很快融入其中。若非如此，则设法在一个地方居留数月，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体认异国或异地的独特风味。我最近即将在天下文化公司出版的 【那一年，我在莱顿】，就是荷兰之旅的结晶之一。

    眼看着千禧年接近尾声时，心中盘算的是廿一世纪的新生活策略，就是减少演讲的奔波与劳累，认真念些书与译些书。正在此时，竟有机会赴罗马一趟，实在让自己都觉得诧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是一位勇于任事的外交人才。目前我国在欧洲设有大使馆的只有教廷。教廷是天主教的总部，带领全世界八亿信徒，而其所占之地只是罗马市的一隅，只是一座城堡而已。戴大使在教廷是 「中国」大使，因为教廷向来把两岸看成一个中国。名义上如此，实质上担任此一大使职务者依然不易推展工作。譬如，你若公开宴请各国大使，则该国若与台湾没有邦交，通常都会婉拒。理由很简单：保持距离，以免得罪中共。

    戴大使于是联络几位态度较为超然的大使，共同发起组成「亚洲大使团」。这个团体的活动是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一词在梵蒂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沟通符号。教宗的文告里就充满了文化意涵，所谈的常是各文明、国家、种族、社会的和平、友爱与共同福祉。那么，亚洲各国不妨提供积极的建议，至少可以各就其文化背景来呼应教宗的理念。

    亚洲大使团于一九九八年成立；九九年召开第一届研讨会，主题是「文明间的对话：走向和平与团结之路」。代表我国发表论文的是沈清松教授。两千年召开第二届，主题是： 「文明间关于人权的对话」，由我代表提出论文。这两届会议各有三篇论文，我国皆不缺席，由此可知戴大使如何勇于任事了。兹以我自己为例说明。

    像我这么排斥旅行的人，究竟是怎么被说服去开会的呢？戴大使很有耐性，先后传真五、六份资料，打了六、七通电话，告诉我他是如何构想整件事的，讲到最后让我觉得好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还执意拒绝，简直是罔顾民族大义了。一冲动就答应了；一答应就后悔了。试想：会议订于十二月中旬，年关将届，学校尚未停课，并且立即就须准备一篇英文论文；然后，在约定的日子，一星期之内要搭乘来回卅四个小时飞机，而上场发言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

    大使为了增强我的动机，预先传真一份行程表，意思是我在会后可以参访名胜古迹，包括庞贝古城，那坡里，苏连多，罗马四大教堂，佛罗伦斯，百花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西斯汀教堂等。哲学系的两位助教看到这份传真资料，不禁羡慕之至。我心中想的是：到时候再说吧！如果太麻烦就算了。

    我的猜测并没有错。我抵达罗马的当天晚上就是举办研讨会的时间。又要调整时差，又要准备英文讲词，实在很辛苦。第二天，大使馆的丁秘书带我拜访梵蒂冈中文电台，不仅得遇卅年前的学长江国雄副台长，而且接受一连四集的访问。第三天上午，丁秘书带我拜访罗马大学汉学系马西尼教授；下午再转到传信部「信仰」通讯社与社长晤谈，并承他邀请写一有关孔子人生信念的小文章，列入大陆的通讯稿中。第四天起应该是轻松的旅游计划了。戴大使以他一贯认真的表情说：「我们会找旅行社，安排你参加固定的旅行团，有英文讲解的导游。这些外地每天来回大约六、七小时。」我听他这么说，自然露出尴尬的笑容，心里想的是「Give me a break！」饶了我吧！

    幸好，大使口中的旅行社负责人，正是我卅年前的另一位学长蒋廷信。廷信与我情同手足，知我甚深，早就提醒过了丁秘书，说不必担心为我安排旅行的事。我既然来到罗马，达成了既定的任务，接着应该让我自在一些了。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两件事：一是去梵蒂冈旁边的圣物商店，买一些精美的圣像，以便分赠亲友；二是开车绕行罗马一圈，对各个古迹行注目礼。

    离开罗马前夕，大使约我晚宴，被我婉拒了。那几天与亚洲大使团等人的数次宴会已经无可挑剔了。我选择与老友相聚。蒋廷信于是约了江国雄与姜仁棠一起请我，可惜江兄另有要事。姜仁棠也是我卅年前的学长。这顿饭真是很有兴味，大家谈的是昔年趣闻，穿插着许多老朋友的消息，情绪时而感慨，时而欣喜，时而怅然。卅年实在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呢！能与老友欢聚，使我的罗马之行画下完美的句点。当初我在考虑要不要接受邀请去罗马时，心中也曾闪过 「可以见见老友的念头」。后来才发觉，对我而言，这个动机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值得我长途跋涉的。

    「哲学」（Philosophy）一词，往往给人抽象的感觉。如果由字源来看，它的希腊文是指「爱智」。既然称为爱智，就表示这种活动一直在进行中，虽然以智慧为对象，却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智慧。苏格拉底说：「我非智者，爱智而已。」正是此意。柏拉图进一步说明：人无法享有智慧，是因为身体的限制。身体的感官只能把握事物的外表现象，至于本能、冲动、情绪、欲望，则与永恒而美好的智慧更是背道而驰。于是，哲学家为了达成爱智的目标，必须努力「练习死亡」，亦即「死于身体，以求活于心灵」。只有摆脱身体的控制，心灵才可能向上提升，领悟柏拉图所向往的「理型」的世界。

    为了明白「爱智」，可以先分析「爱」这个字。希腊文的「爱」有三种说法：一是友爱（Philia），二是情爱（Eros），三是博爱（Agape）。友爱是温和而理性的，虽有欲望但少冲动，更不会盲目而行。情爱生于本能，显然比较原始，现在这个字常用来描写男女之间狂热的恋情。至于博爱，则是宗教界所熟悉的名词，因为它超越了本能，也不求个人利益，而是受到神启之后的伟大表现。那么，哲学所谓的爱智是哪一种呢？答案很清楚，是友谊之爱。有爱而无情绪上的狂热，既温和又理性。与理性相对应的「真实世界」，就是理型。

    许多人以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一个人心中想象而成的，亦即纯属主观的产物，于外在客观世界并不存在，而且离开了思想的主体也无法单独存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依柏拉图所说，我们在世间所见的一切所谓客观存在之物，无不经由「感官」才被我们所知；但是，感官所得的东西不是一直在变化中吗？既然在变化，又怎能说是可靠呢？因此，真正可靠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显然以理性去把握。理性由于认识了真实之物（理型），才能以它为典型来判断感官所见所闻的是什么，并且由此分辨真伪。譬如，我见一个人勇敢救人，那么，我必须先对「勇敢」的理型有所认识，才能判断他是勇敢的。换言之，我们只能看到勇敢的具体行动，如果要理解什么是勇敢，则须知道「勇敢之所以为勇敢」，亦即勇敢之理型。

    那么，柏拉图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一般而言，哲学家的理论一定有其依据，亦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问题在于：这套理论适用的范围未必是普遍的。理型论用于人类的价值世界（如真、善、美、正义、节制、虔诚、勇敢等），可以说得透澈；但是用于日常生活的世界，则有脱离尘俗的倾向。当然，就人生难免一死，最后只有灵魂继续存在而言，柏拉图可以自圆其说；但是，这样一来，人生真的成了「练习死亡」的过程，岂不是言过其实吗？难道人生所具体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体验，似乎颇有差距。事实上，在柏拉图创办的学院中学习达廿年之久的亚里斯多德，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就对恩师的立场加以修正，并且开展出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的初步规模。

    西洋哲学史的演变与发展，就在各种理论此消彼长的接力赛中，亦即在爱智的道路上向前奔驰。欧美先进国家的中小学生已经接触了这一套资料，逐渐培养成独立思考与深度反省的习惯。譬如，近年大为畅销的《苏菲的世界》，在台湾也有不少读者。它的内容是描写一位十四岁的小女孩学习了解西洋哲学的过程。十四岁只是国中二年级的阶段，但是我们的大学生们在读过这本书后，有多少人看得懂呢？所谓「看得懂」，是针对书中直接引述的哲学理论而言。这些理论都有各自的时空背景与参考经验，现在截取一段放在书中，当然不易看得懂，更何况还有翻译上的问题。哲学作品的翻译最常给人的感受是：「凡是读得懂的地方，都不太重要；凡是重要的地方，都读不太懂。」

    同样的，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叫做《哲学家的咖啡馆》。这本书是一位十一岁的德国女孩，在两年之内与一位老师通信的资料。信中虚拟了一间咖啡馆，其中来往的是西方历代的哲学家。小女孩以她单纯而清晰的思考能力，针对某些哲学家的说法，提出质疑与讨论，结果竟然使这些古代大哲人喜出望外，甚至深受启发。此书据说出于真人真事。台湾的出版社还打听出这位女孩现在十八岁，正在牛津大学研究哲学。在我们看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试问十一岁的小孩最多可以背诵《论语》等经典，但是能够以自己的言语去进行讨论吗？

    这其中还常牵涉到中西哲学的差异问题。西洋哲学的特色是爱智，所以一向鼓励开放型的思考，因为没有人可以宣称拥有智慧。但是，中国哲学的特色是「求道」，这个道又与生命安顿有关，因此比较忽略开放型的求知或研究态度。一讲起「道」，当然要「以先知觉后知」，学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认真打好基础了。若是在过程中，添加太多自己的体验与观念，就可能出现偏差。西方哲学百家争鸣的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中国哲学好像再努力也出不了儒家与道家这双轨所形成的路线。两者很难说是谁对谁错，也许应该互相参考、彼此琢磨吧。

    由于长期在大学教书，自然特别关心教育问题。最近有些学生抗议，说学费太贵了。电视新闻列出一张统计表，平均一个大学生每月须花费五万多元。如果家庭无法负荷，学生只好自行设法。所谓的设法，不外乎打工或兼差罢了。于是，大学生活开始变质。譬如，以前的大学生是利用上课的空档去打工；现在越来越多学生是利用打工的空档来上课。

    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一位大学生在电视上说：打工成了生活的主轴，念书反而迷迷糊糊，不知不觉过了四年，结果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许，这就是人们常常嘲讽的大学吧！所谓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明白念大学是不必要的。真的如此吗？从这个角度看，难免有些悲观。那么，有什么可以让人不悲观的角度呢？

    中原大学一位教授说，他们要坚持基督教办大学的原则与理想，不愿意中原大学为了成为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之类的第一流大学，而放弃了大学创办者所怀抱的基督信仰。这句话里提到的三所美国名校，在原先创立时是从神学院开始的，这无异于宗教徒所展现的淑世热忱，想藉由适当的教育来传扬对人们真正有益的福音。但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趋势，大学也发展具有多元的学科，其中大多数与信仰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心态去从事研究与教学的。依我所知，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耶鲁大学的标榜「光明与真理」。换言之，人有理性之光与信仰之光，两者的目标都是真理。我们固然可以强调信仰最重要，但是在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时，信仰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即使专就人文科学而言，信仰如果成为先决条件，许多问题就有预设立场，然后也很难进行探讨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谈到大学教育时，信仰究竟是前提还是议题？若是前提，则困难有二：一是各大宗教都可以办大学，各有各的信仰前提，试问这些大学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岂不困难重重？二是学生的来源未必是特定信仰的家庭子女，那么他们要如何适应一所宗教办的大学呢？

    正确的出路是「介于前提与议题之间」。为什么不能只是纯粹议题呢？因为如此一来，宗教徒原先的理想不但打折而且必将消失，成为一般的世俗大学。世俗大学若是政府所设，则一切以社会需要为前提，这样的大学很容易变质为职业训练所；若是民间私人所办，又很可能变质为各种利益团体角逐之场所。譬如，最近台湾一所小小的景文技术学院就牵涉了众多官商勾结的恩恩怨怨，搅得社会风风雨雨，哪里还嗅得到一丝「教育」的气息？

    那么，信仰要如何介于前提与议题之间呢？以「前提」来说，往往侧重在排除批判上。譬如，我曾应邀在华梵大学兼课一年，聘书上就写明「教师不得有批评佛教的言论」。既然有话在先，接到聘书的教师自然会照规矩来。不过，大多数学科与佛教无关，原本没有必要涉及批评的言论；至于人文方面的学科，即使与佛教有关，也不妨避开批评的部分。

    其次，以「议题」来说，宗教徒所办的大学即使不能直接规定学生要听宗教课程，也会设法在「人生哲学」方面安排必修学分。谈到人生哲学，发挥的空间就很大了。教师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在讨论人生的重要课题时，包括「人生的意义，命运的省思，死亡的真相」等，总会触及神明是否存在，死后有无永生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并无客观、明确而普遍为人接受的答案，所以教师本人的立场与态度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其实很微妙：学生若是看到老师自己言行一致，就会倾向于对信仰作正面的肯定；反之，任教这些科目的老师自己若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让学生怀疑信仰之真确性。

    世间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可不慎乎？

    更大的困难是：宗教徒所想的是争千秋还是争一时呢？办大学培育学生，是要争千秋还是争一时呢？以学生来说，不论有无信仰，都必须在毕业之后就业，这是争一时；如果在学期间体认了信仰的意义，左右了往后一生的发展，则是争千秋。人的生命经验是极其复杂的，办大学如果想让学生达到争千秋的效益，恐怕有些期望过高。与其如此，还是安分些，先争到一时再说吧！美国那三所名校至少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我们与其批评他们忘了初衷，不如省思自己是否没有争到千秋，同时又错过了一时。

    宗教界所办的大学越来越多，我们除了在名称上与聘书上看出其信仰背景，还能从「教育」方面看到什么特色呢？教育毕竟是由理性在主导的事务，要考虑的是如何培育学生成为具有专长的人才。当然，真正的人才是不能没有「人格与人文」方面的素养的，其中包括了宗教信仰。并且，理性也有其限制，亦即并非合理的就可以做得到，并非合理的就代表了一切。

    眼见大学生为了学费调涨而走上街头，我难免一直在思考什么才是正确的作法。花钱越多，当然要念书更用功，这样才有可能「物超所值」。大学的责任是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知识，并且敦促学生加紧用功，学得一技之长。教会所办的大学另外还有一项责任，就是帮助学生建立一套人生观，并且提醒学生：信仰在人生观里的重要性。若是完全没有信仰，一个年轻人在今日社会想要安身立命并且活得快乐，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事。人的心胸是有限的，在此，心胸包括知识、见解、体谅、容忍能力在内。承认自己有限，才会努力改善自己。学生需要如此，教师亦不例外。一般大学应该如此，教会大学又怎能例外呢？

    每当听到有人倡言地球村或全球化的时候，我就会仿佛看到唐吉诃德现身；我一方面很庆幸，因为人类还有梦想，但同时也觉得尴尬，因为这样的梦想似乎并无实现的机会。别的地区姑且不论，光是我们自己居住的台湾就充满了分裂与对立的情节，如果从空中俯视，台湾上空大概是一片怨气笼罩。

    说到这里，我也要抱怨一下，不过我要怪的是历代许多研究儒家的学者。他们或许是基于教育的理由，或许是为了自我安慰，甚至只是为了迷惑自己，以致在解释儒家思想时，好像报喜不报忧，专门从正面说些好听的话，以为如此就可以发扬社会上的善良风气，以为如此就算尽到了知识份子在教化上的责任。他们自己怎么说，是一回事；他们宣称孔子或孟子怎么说，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另一回事了。以下试说明我的一项观察。

    由于情绪智商（EQ）在近年受到大家热切的关注，并且《EQ》这本书（时报版）一开头就谈到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挑战，亦即：「任何人都会生气，这没有什么难的，但要能适时适所，以适当的方式对适当的对象，恰如其分的生气，可就难上加难了。」换言之，亚式已有情绪智商的考虑了。那么，孔子呢？如果情绪智商如此重要，孔子会忽略它吗？应该不会。学生描写孔子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7、38）〔编号是指《论语》的篇章，请参考立绪版的解读本〕这三句话都是描写两种情绪表现的中和，可见他老人家在情绪上的修为。

    我最近研究孔子的情绪观，发现有两个关键概念可以统合多种情绪，就是：怨与耻。在「怨」之列的有「憾、悔、哀、戚、厌、愠、怒、恶」；在「耻」之列的有「羞、辱、畏、恶、忧患、病、惧」。两个系列中，有「恶」（作为动词，意指十分讨厌）是重迭的，表示双方的交集在此，亦即一个人在「恶」时，兼有怨与耻的双重情绪。以上总共提及了十七个情绪字眼，若要更详细查考，不难找出另外十几个情绪语词，譬如，我完全没有提到的正面情绪。不过，正面情绪在《论语》中的出现频率，确实远远比不上负面情绪。这难道不能提醒我们孔子对人类处境的严重忧虑吗？

    本文只就「怨」加以引申。怨有两种，一是别人对我的怨，二是我对别人的怨。别人为什么怨我，三个简单的理由：一，言词争锋；二，利益冲突；三，待遇偏差。伶牙俐齿只能折人之口（有人讽刺说：哲学的「哲」字，正是折人之口，但愿不是如此），而不能服人之心。如此怎能无怨？大家互相争利而僧多粥少，难免抱怨连连。至于待遇差别方面，则有一句常被批评的话，就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17、25）我们首先辨明原文，其意为：「只有女子与小人是难以共处的，与他们亲近，他们就无礼，对他们疏远，他们就抱怨。」接着，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我们必须立即补充一点，就是：古代女子没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在经济上亦不能独立，所以心胸与视野受到很大的限制。孔子所说的是古代的实情，今日看来已经不再适用了。然后，与其责怪古代的状况，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人？

    更重要的是：怎样才可化解别人对我的怨？孔子也提供了三个方法：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5、15）就是责己严而责人宽；二，「攻其恶，毋攻人之恶」（12、21），就是批判自己的过失，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失；三，「不念旧恶」（5、22），就是不要老是记着别人过去的错误。这些都是人生修养中非常清楚的建议。

    那么，我对别人的怨呢？《论语》中这一类的怨有：我对父母的怨（4、18），我对朋友的怨（5、24），我对长官的怨（14、9），以及我对天的怨（14、35）。这些都有明确的对象，孔子也都指示了应行的作为。比较麻烦的是：我对自己的遭遇也要怨。所谓遭遇，包括：贫穷（14、10）；别人不了解我的本事（1、1）；别人对我的不义作为（14、34）。孔子也知道，要一个人不抱怨是很难的（14、1）。

    孔子个人的修养方法很多，包括「子不语：怪、力、乱、神」（7、2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9、1）；「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子之所慎：齐、战、疾」（7、13）；以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7、3）。如果我们觉得这些工夫很难做到，孔子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学诗。

    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7、9），这句话的意思是：「学诗时，可以引发真诚心意，可观察个人志节，可以感通群众情感，可以纾解委屈怨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可以纾解委屈怨恨」。在诗中，我们读到作者描写的各种不幸遭遇，也会随着口诵心维而感受其中的委屈怨恨，然后体察人生实相之无法圆满，更谈不上什么心想事成了。如此一来，自己的「怨」又算的了什么？还不如收拾情绪，努力把握人生的真正目标，活得更充实而自在。

    总结孔子的情绪观，其重点之一就是：要「化有怨为无怨」。只是不知道孔子的各种方法对现代人是否有效？

    已经连续四年了，每逢暑假结束时，我就必须交一本书稿给幼狮出版社。这是为了赶上寒假前可以出版，列在中学生课外读物中，提供全省青少年参考。依我过去的经验，这一类书的销量不小，从两万册到五万册都有。能为年轻朋友服务，自然是我的一大荣幸。

    今年我写的主题是「庄子」，要介绍他的幽默、机智，以及潇洒、自在，但又不能牵涉太多的抽象思考。我约好九月一日下午一点半交稿，还要亲自送达出版社，因为他们还有另一项出版计画要我考虑。一如往常的习惯，我的时间抓得很紧，一直写到当天中午十二点半才完工。

    为了赶上约定的时间，我跳过了午餐，心想反正已经太胖了，趁机减肥吧。一切顺利进行，新计画也有了头绪。两点半离开幼狮时，我还是忍不住去三商巧福吃了一碗牛肉面，然后在隔壁准备结束营业的服饰店，买了三件大领子的衬衫，一件二百元。

    既然身在重庆南路，总该买些图书或文具。我想起最近几只写得顺手的笔都功成身退，应该再补充新兵了。抬头看到靠近忠孝西路的一家书店，上有「开学文具大特价」的布条广告，我走上四楼文具部，挑了十一枝水笔，因为价格打折之外，还有买十送一的优惠。手中握着这一把笔，心中出现了微妙而复杂的感觉：好像是安全感，因为不必担心没有好笔可用；又好像是责任感，因为这些笔可以写下几十万字。

    我的欲望不多，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能做完这么多事，已经很有成就感了。从重庆南路转到忠孝西路上，一眼又看到一家金石堂书店。我忽然想起应该进去逛逛。为什么呢？容我简单说明如下：

    我在今年初由天下文化公司出版了三本书，其中《活出自己的智慧》最受欢迎。就在上个月我准备去马来西亚及汶莱演讲之前，天下文化公司临时通知我要为这本书签名四百本，以备九月份他们与金石堂合作书展之用。我也是依约前往，在四十分钟内写了四百次自己的名字。当时的感觉就像小学生被罚写名字一样，真希望当初父母为我取个笔划较少的名字。

    想起这件事，现在是九月，我又走在一家金石堂门口，怎能过门不入呢？果然一进门就看到天下文化的海报。我上了二楼书展特区，找到自己这本书，翻开一看并无签名。这又是怎么回事？往好的方面想，是那些签名书已经销售一空。往坏的方面想，但是，又能有什么坏的方面呢？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在随意浏鉴各类新书时，我眼前不觉一亮，看到了《玛雅》。《玛雅》不能算是新书，但封面改了包装，并且厚达五百多页、软皮外壳，现在还居然标出「限量特价一九九元」。台面上只剩一本，我迫不及待拿起它，立即翻到全书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仔细念道：

    「创造一个人得花上数十亿年，而一个人要死亡只须几秒钟。」

    我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容我再稍加解释。

    事情要回到去年暑假。智库文化公司自从出版乔斯理‧贾德的《苏菲的世界》以后，赢得热烈的回响，随即又出版了贾德的一系列著作，并且买下了贾德在二○○○年出版的最新力作《玛雅》的中文版权。智库文化的老板华先生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导读，作为对读者的介绍及推荐。我因此得以先睹为快。

    在阅读打字稿的过程中，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个毛病得自于我年轻时的翻译经验。我译过二百万字，深知译事之难，所以看到任何译文，都会本能地联想起「原文大概是什么」。我请出版社寄来原文，以便对照参考。这本《玛雅》的内容是小说，充满悬疑与神秘的气氛。译者在这一部分的表现，相当成功。问题在于：《玛雅》探讨的主题之一是宇宙及人类的演化，而最后附上的五十二张扑克牌「箴言」，都是以富于哲理的凝炼文字所写成的。译者在这一部分显然表现得力不从心。

    大概是一时手痒，我花了两天把长达一万字的「箴言」重译一遍，连同原稿寄给华先生参考。他的回电是：由于时间紧迫加上译者坚持，所以暂不采用我的译文，等再版时再改印。我无法理解这种作法，并且后来确实也因而遭遇一些困扰。前后至少有五位读者当面问我：「傅教授，你前面导读写得不错，我是看你推荐才买了这本书的，但是后面那五十二则箴言实在看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只好支吾以对，说出版社在新版中可能会加以改善。我为此向华先生询问，他说他也碰到许多读者类似的质疑，所以改版势在必行。但是什么时候才改版呢？读者如果已经买了前面的版本，难道还要为这五十二页（占全文十分之一篇幅）而再买一本吗？对于世间太过复杂的问题或状况，我一向淡化处理，或者避而不想。

    匆匆半年已过，现在看到《玛雅》的新版就在眼前，我怎能不又惊又喜呢？我大略翻了几页箴言，知道已经改成我的译文，心中觉得舒坦多了。至少读者不必再担心自己看不懂了？我在导读里面对这本书的推荐也变的更有依据了。我等不及向出版社「要」这本书，宁可自己花钱「买」这本书，这种「先买为快」的感觉实在太好了。我走到柜台付账时，恰好前面一位小姐也拿着一本《玛雅》在付账。这种巧合实在很让人觉得高兴。

    平平凡凡的一个下午，这么多乐趣接踵而来，我心中不免充满了感恩与惜福的念头。

    西方社会「忧郁的星期一」之说，大概是因为这一天人们又须回到工作岗位，好像神话中的西齐弗斯不得不继续他那推石上山的任务：石头推到山顶后，又会自动滚回山脚，西齐弗斯周而复始的惩罚，永远没有穷尽之日。

    不过，我在十一月五日的星期一，所体会到的是另一种感受。我一早到学校研究室时，已经有两通电话留言。一是刚刚去世的朱仲祥的太太留的话，说是希望我去送仲祥最后一程，要寄给我讣闻。二是一位中年读友留的话，希望我能回个电话。

    我回电仲祥的「热爱生命工作室」，是助理接的。我请她将讣闻寄到台大哲学系来，在问明了丧礼将于十一月十六日举行时，我查看记事本，那一天我在高雄有两场演讲。不过，我答应会先去致意。仲祥是我十多年前认识的年轻朋友。他身体残障，但是不仅求生意志坚强，而且活得很充实。他三十岁以后，能靠公开演讲「自力更生」，还成家立业，创办工作室，以言与行鼓励及振奋了许多人。我在演讲中，常常以他为例证，表示肯定及推崇之意。

    我与仲祥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精神上属于盟友，互相知道对方在关心自己，但是平日并无什么往来。现在他走了，我却觉得相当不舍。医生说他的状况能活到二十岁就不错了，而他享年三十有六。毕竟，这还是太年轻、太年轻了。他一定还有许多梦想未曾实现，以我与他的交往，还不足以认识这些梦想层次的内容。即使认知，我又能做多少来安慰他的灵魂呢？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忧郁的星期一」的第一个原因。

    接着，我回电那位中年男士。他的声音透露了沮丧的心情。他说：儿子因为犯案被判管束，最近吸毒又不承认，使他万念俱灰，不知活下去有何意义。他看我在书上写的东西很有道理，所以打电话来请教。

    我明白表示关心之意，但是也清楚告诉他：我不是专业的辅导人员，我写的或说的或许有些道理，但是遇到个案上的问题，未必有足够经验来提供有效的帮助。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觉得一本书写得不错，那么不妨多看几遍，而不必急着找作者一谈，因为作者所知道的往往已经写在书中了。如果要实际进行个案的协谈与辅导，那么作者能否胜任，就全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介绍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给他，请他考虑要不要打电话去试试。然后，我匆匆赶着上十点到十二点的课。

    到了傍晚，想起这事，心有未安。我询问基金会的朋友，是否收到类似的求援电话，答复是没有。我心中有些懊恼。我曾宣称对两种信件要立即回应。一是询问有关「矫正口吃」的，二是暗示「想要自杀」的。

    以口吃来说，我曾是严重患者，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二，在公开场合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心中的自卑与痛苦，没有人会理解的。幸好我以用功念书来缓和自闭症的压力。后来我对口吃者特别愿意帮忙，原因在此。但是，多年下来，因口吃而向我求助的不下十余位朋友，而我所能提供的，不论资讯或技巧，都仅仅限于自己贫乏的经验。长期下来，我在这方面并无成就感可言。最后剩下的只有「我能，你也能」之类单纯的打气。我于是更加相信：任何想要助人之心，都需要「专业」的训练，否则成效有限。

    再以自杀来说，这向来是心理辅导或咨商治疗的首要挑战。如果读者是写信给我，提出特定难题；我一定立即针对这个难题，设法劝他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写信时，时间与空间都有一些区隔，并且我认为：读者既然写了信，那么在他收到回信之前，一定不会轻举妄动。他一旦收到信，光是收到信这件事就足以向他证明：不是没有人关心他，他更应该珍惜自己。就此而论，我喜欢写信。

    但是，打电话就不同了。耳中听到沮丧声音，我很难保持超然的心情，并且以冷静而理性的口吻来与他交谈。他的心情立即影响到我，我忽然变得口拙，什么大道理都说不出来了。如果他在我眼前，我也许可以拍拍他的肩，陪他坐着，听他诉苦；他若是沈默，我也不妨安静片刻，只愿他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也真心关心他的感受。我不了解他的苦，但是却愿意分担一点他的愁。如果有办法，我会让他知道以下几点：一，人间原本不是天堂，苦多乐少是正常的；二，自古以来，像他这么苦的遭遇其实不在少数，在承受痛苦时，也是成长的契机。三，在任何状况下，都不要放弃希望，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一切都不一样了。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情况必然比较乐观。「没有任何苦是白白受的。」「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我特别喜欢耶稣的一句话：「你们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在信心与盼望中，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有爱的能力。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有多少力量，就有多少爱。」我佩服这种观点，有时还加以引用，说：「有多少爱，就有多少力量。」若想化解忧郁，大概除了发挥爱心，很难找到立即而有效的办法了。

    周休二日实施之后，关于放假的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譬如，台湾大学的行政会议决定取消今年的春假，并且连行事历都印发给老师了。不料在寒假前的一次校务会议中，有几位教授与学生代表陈情，认为取消春假的理由不够充分，要求校方重新考虑。陈情者认为：学生真要用功读书，是不会在乎那几天假期的；反之，学生若是不用功，一年到头都不放假也未必能办好教育。

    这样的陈情如果生效，这样的逻辑如果站得住，我们好像也缺乏充分的理由办学校了。因为你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有人靠自学成功，同时另外许多人则是经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而最后一事无成。

    学生在课堂上问我对「该不该取消春假」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这是制度问题，涉及合理性及适用性，本身并无所谓「该不该」的问题。所谓合理性，是指现在已经周休二日，全年上课的时间减少了，还有必要放春假吗？所谓的适用性，则是指大家是否习惯不放春假而言。以前放春假总是配合一个民俗节日，就是清明节。现在清明节依然是国定假日，而春假则不妨功成身退。如此看来，坚持要放春假的人似乎居于劣势。

    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今天的社会，任何事情不论合法或非法，也不论合理或不合理，只要有人挺身出来拉布条抗议，就会受到慎重的对待。沉默的多数遇到激情的少数，不但溃不成军，甚至毫无招架之力。影响所及，大家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开始向激情的少数看齐，遇到自己关心的事，就在言语与行为上变的愈来愈偏激了。在这种风气下，息事宁人成为执政者的上策，而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大家因为是非混淆而感觉深度的苦恼。

    如果是非不明，就表示许多事无所谓对错，只看你「敢不敢」做而已。以前年轻人的口头禅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现在的新趋势变成了：「只要我敢做，有什么不可以？」谁先做，谁就赢，反正话由人说，有理无理都是理。如此一来，谁还愿意坚持大是大非？谁又有资格宣称自己所坚持的是正确的言行？

    表面看来这是解脱与解放，事实上当一切都变的无所谓时，人们开始觉得茫然和苦恼。心理学家认为，完全的放任或热情，如果没有形式或限制的配合，是无法产生创造力的。罗洛‧梅（Rollo May）在《创造的勇气》（中译本，立绪版）一书中，特别以写诗为例，说明形式（亦即明确的限制）在创作上的重要性，他说：「当你写诗时，才会知道：既然一定要将你所把握的意义嵌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你就必须在自己的想象中，找寻新的意义。你排除一些陈述方式，你选择另一些方式，总要设法重新形成这首诗。在你形成它的过程中，你找到了新的意义，其深刻程度超过你所曾梦想过的。形式并不是在你的诗装不下某种意义时，就将意义截长补短的办法；它是发现新意义的一个帮手。它所提供的刺激，可以使你浓缩你要表达的意义，简化它，净化它，并且在一更普遍的层次上找到你愿意展示的精华。如果莎士比亚的悲剧不是以十四行诗的商籁体撰写，而是以无韵诗写成，它又能在其中表达多少意义呢？」（一五二页）

    写诗有写诗的固定格式，作文有作文的体裁规定。如果执意要求解脱与解放，胡乱写下一段文字，「又能在其中表达多少意义呢？」一条河流的形成，需要流水与河岸的配合。流水再怎么丰沛，若是没有两岸的「限制」，就根本成不了一条河，也无法流到远处。太阳光一照，地面上再多的水也会被蒸发掉。如今社会上看起来蓬勃发展的生命活力，如果排除固定规范的「限制」，结果也会像没有两岸限制的流水，到处泛滥而最后难免于枯竭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我们应有的基本限制？首先，要排除一种错觉，不宜认为「只要能做的、敢做的，都是可以做的」。其次，在面对社会上既定的规范时，要设法理解这些规范是为了维持整体的秩序与和谐。谁若违犯这些规范，就须接受适当的处罚，不必喋喋强辩。

    转向积极的一面，我们首先要画分公领域与私领域；在公领域的限制很楚，而在私领域则较有弹性，其原则是不对别人造成困扰。譬如，我喜欢半夜起来听音乐，但是却不能干扰别人的睡眠。这时不妨带上耳机，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周休二日之后，私领域所占有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这时最急迫的需要是：认识自己的兴趣、嗜好，以及人生中更深刻的愿望。当更多的选择机会出现时，如果未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要的是什么，结果不但将会浪费大量时间，也将会陷于「对自由恐惧，对自己不满」的困境。

    我在台大教书，总会在开学时规定学生「不准缺课」。学生在开始时偶有抱怨之声，但是到了学期结束时就会表示：由于老师的严格要求，他们认真上了这一门课，并且觉得颇有收获。学生如此，成年人也一样。完全放任的自由是一个幻想中的概念，不但难以捉摸，并且一旦付诸实现，必定对自己也对别人造成困扰。关于是非与分辨，也可能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可不懂慎？

    针对奢侈浮华所造成的社会乱象，大家都觉得生活方式与态度应该有所调整。「简朴」一词似乎是标准答案。谈到这个语词，经常出现另一写法，就是「俭朴」。「简朴」的意思是「简单、朴素」；「俭朴」则是「节俭、朴素」。我的习惯是使用「简朴」，因为我喜欢「简单」更甚于「节俭」。理由是：一、富人才有可能考虑节俭，而穷人与富人都可以过简单的生活；二、节俭的重点是约束自己的消费欲望，简单则较为积极，可以主动选择特定的生活模式。当然，我无意改变别人使用语词的习惯。

    问题在于：如何度一种简朴的生活呢？首先，要有具体的做法；其次，要有正确的观念。

    以具体做法而言，两句话可供参考。一是「不拥有不需要的东西」，二是「东西用到坏为止」。我说「参考」，是要以它为目标，但从不奢望大家都能做到。试想：如果这两句话普遍落实，工商企业界不是要倒闭一大半了吗？现代社会的自由经济不是以刺激消费来引导生产，由此形成富者愈富的良性循环吗？原先我也存着这样的忧虑，但是在荷兰教了一年书以后，发现荷人的国民所得比我们多一倍而生活简朴却远超过我们，我这才觉悟两件事：一、简朴不会减缓经济发展；二、简朴是个人主动的抉择，因为生活确实可以变得不一样。

    以「不拥有不需要的东西」而言，关键在于分辨：什么是「需要」？张三认为需要的，也许李四认为不需要。因此，与其争论什么是真正的需要，不如思考如何降低自己的需要标准。需要的越多，表示自己越依赖外物，越不能独立。美国作家梭罗曾在华尔登湖畔住了二年二月，写下《湖滨散记》，其中对于人的需要有非常严苛的描述。在他看来，拥有资产是一件不幸的事。他说：「我还见过许多不幸的生灵，几乎被压死在财产的重担下，他们推动着一个75呎长、40呎宽的谷仓，而且还需在百亩田地上不停耕作、种植与收获。那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的人，就不必为这些重担奋斗，反而能使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状态。」

    我们不必像梭罗这么严苛，但是减少消费欲望仍是聪明的选择。其次，以「东西用到坏为止」而言，这是珍惜世间万物的观念。譬如，我是经常写作的人，所以对于没写完的笔与没用过的纸特别不舍。我手边有两迭旧稿纸，周边都被虫蛀得像桑叶穿孔一般，而中间有格的部分并未受损。等我终于有机会将它写完时，心中有一股欣喜与感激之情。欣喜的是，我总算没有辜负这些稿纸；感激的是，我藉它们写下了研究心得。庄子常常提到「安其天年」，并且认为万物都有天年─自然的、应有的存在期限，意思是：让万物都自然地存在，让其功能与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台湾现在开始注意垃圾分类、废物回收、资源再生等，都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众人皆有类似的生活方式，地球的生态与能源才可能避免浩劫提早来临。

    其次，所谓简朴生活，不只是在消费方面斤斤计较，而更是要建立一套正确的观念。譬如，要花钱，就须先赚钱；赚钱要花时间与力气，而花钱也需时间与力气。结果一天之中清醒的时间，一周之中空闲的时间，以及人生的宝贵精力，大部分用在钱的来来去去上面了。生命好像变成中空的，成为金钱流通的管道了。

    所谓正确观念，首先就是：人生非常短暂，必须善加利用。我们如果不能允许自己成为某种中空的管道，就得加强对「主体性」的思考及经营。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一个主体，就自然会努力保持自由选择的主动权，并且充实自己的内在世界。我如果少了食衣住行的条件，固然是个穷人，但是不妨碍我有独立而丰富的内在世界。然而，我如果物质方面宽裕，却没有注意经营自己的内在世界，那么就不只是心灵贫困的问题，还可能错失人生的目标。

    换言之，今天倡导简朴生活，并不是要强调割舍金钱，而是要提醒我们：人生光有金钱是不够的；并且，有钱与简朴并不冲突。我们可以把钱看成身外之物，以备不时之需，然后把时间与力气用在生命的整体规划上。譬如，人的生命表现于三个由低而高的层次，就是「身、心、灵」。简朴生活的效应是：减少身的享受，调整心的焦点，增益灵的修行。心在中间，可上可下，全凭自己决定。若是向下，难免陷入物欲的深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速度加快，结局自然是不堪设想了。若是向上，则将凸显精神生活的层次，一方面做物质的主人，另一方面逐渐体认人类共同的命运，并由此孕生慈悲、博爱的情操。如果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寻求宗教的启发与教导，然后人生的苦乐也将全盘改观。

    眼见地球危机日益深重，简朴生活的实践应该会获得世人的正面回应。与此同时，如果未能厘清正确的人生观，不知道简朴只是第一步，接着还需从人的心与灵方面去耕耘，那么成效依然有限。为了改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实在不能忽略一套健全的人生观。这在世人眼中是相当艰难的题材，在宗教徒却是不言可喻的、自然如此的。

    五月初，在辅仁大学参加一场研讨会，主题是：「宗教与科学之间─中华文化脉络观点」。所谓「中华文化脉络」，就是从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学、民间信仰的背景，去省思其中的科学意涵。

    这样的省思有什么结果呢？且以我所代表的角度作个说明。我从儒家观点提出一篇论文，主旨在说明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逻辑与认识方法」，其特色在于：兼顾人对「名实」与「名分」的双重要求，并且总是注意人生的整体问题。影响所及，中国古代科学侧重技术应用，难以独立为专业研究的领域。

    这种特色早已是历史上的客观事实，是好是坏都已经过去了。不过，与会者有几位外籍学者的看法值得商榷。在他们看来，「科学」所指的仅是近代西方科学革命以来的那种辉煌成就。于是，像中华文化或其他古代文化中的科学表现，最多只有「伪科学」（貌似科学）的水平。就此而论，可以参考的是以下二点：一、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兴起？二、中华文化中的科学真的只是伪科学吗？

    如果先规定「科学」一词是专属近代西方所有，其他时空中的人当然只剩下伪科学了。就像先规定西方交响乐才是正统音乐，然后其他时空中的音乐当然难登大雅之堂了。这样的想法合理吗？事实上，科学是人对自然界所采取的观点、态度与利用方式，其目的在于「厚生」：增益人类的生活与生命。如果同意这种观点，就不会盲目崇拜近代科学了。

    关于中国传统科学的问题，英国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以五十几年的时间，写了几十册书，全名是《中国科技文明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印行了其中一部分，我们只能以「望洋兴叹」来形容。李约瑟的研究心得很清楚，也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的：中国的科技（兼指科学与技术）在公元1500年以前，领先全世界。这一点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与定论。推究其因，主要是中国很早就形成统一的帝国，并且后来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的亡国灭种，以致科技发展可以累积成果。

    但是，为何从十六世纪起，中国就落后了呢？事实上，中国并未落后，而是西欧出现了石破天惊的科学革命，从此一跃而为科学先锋，带领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因此，与其探讨中国为何没有赶上这股潮流，不如思考：近代科学何以在西欧这个地方发生？就此而论，我主要依循英国哲学家怀德海（A.N.Whitehead）的看法。他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译本，立绪版），特地指出：由于西方文化二千多年的酝酿与准备，最后才得以开花结果，形成近代科学革命。他所谓的准备期，主要有三个阶段的重点，就是：希腊的悲剧，罗马的法律，以及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乍听之下，我们很难把悲剧、法律、信仰，与科学连接在一起。怀德海的意思是：一、希腊悲剧的主角其实是命运，在命运的安排下，任何个人的意愿与情绪都必须退居幕后，由此造成的心态是减少主观的一厢情愿。二、罗马法律的特色是先作原则的规定，再依演绎法推出一切合理的细节，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因果关系的联系是超出任何个人的意志之上的。三、基督信仰提醒人们，上帝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因此一切事件都不是没有理由或没有根据的。既然如此，我们对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不是会采取尊重的态度吗？与其设法改变它，不如努力理解它，找出它的原则与规则。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怀氏称之为「科学心态」。西方人是由悲剧、法律及信仰的长期培育，才塑造成这样的心态，然后在近代条件成熟时，开出科学的花果，自此傲视全球。

    了解以上二点之后，不妨继续思索：现代科学所带给人类的好处固然很多，但是难道没有后遗症吗？光是一个「复制人」的议题，恐怕就会聚讼纷纭了。至于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电脑与网路，对人类而言不也是利弊互见吗？因此，我听到盲目推崇科学的言论，都会感到忧心。换言之，像儒家那种比较周全的看法 ，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吗？毕竟人的生命是个整体，并且总是在寻求「意义」，而科学对此可谓无计可施。

    话题一转，有位外籍学者说：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有「伪宗教」的问题。这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想简单说明孔子的宗教信仰。孔子不是宗教家，所以从不主动谈论生前死后的题材。他个人明白表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若是得罪了「天」，就没有祷告的对象了。天是至上神，至为明显。所以，孔子对一般鬼神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敬而远之」。他在两度遇到生命危险时，都明白以「天」为诉求对象，表示他的一生是在奉行天命，所以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且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孔子是哲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信仰，他珍视为个人与天之间的亲切互动，既不必也不宜向一般人（包括他的弟子）多作说明。只要仔细阅读，不难发现《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孔子信仰的资料。可惜的事，许多学者成见已深，所说的孔子早已不是孔子了。

    最近应邀参加「精神健康基金会」主办的座谈会。会上专家所说的，以比较常见的心理疾病为对象，于是所谓的精神健康就是要设法治疗心理疾病患者，使他们得以恢复正常，重新融入社会生活。

    对于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仍有商榷的余地。我经常引用作为依据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的说法。荣格在欧洲为上层社会人士治疗心理疾病，累积数十年的经验，最后归结于一句简单的话：「许多人身体健康，心理正常，但是并不快乐。」

    他的意思是：身心状态都良好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在社会上生活的大多数人，未必活得快乐。那么，试问：决定一个人是否快乐的因素是什么？若非身与心，则应该还有另一个因素，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我说「姑且称之」，因为这个部分无形可见，在各个传统中所用的名称未必相同。

    但是，谈起「灵」这个概念，在座的专家们立即皱起眉头，表示难以接受。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说：「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既然表明了立场，我只好把话说清楚。我说：「人死之后，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虚无，二是还有灵魂的存在。如果是完全虚无，那么很抱歉，我们人类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无意义的。既然无意义，我们谈不谈精神健康又有什么差别？反正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是空的。反之，如果人生有任何意义，那么人死之后就应该还有灵魂的存在。」

    这位学者说：「我认为人死之后没有灵魂存在，我也不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现场气氛有些尴尬，主席赶快按铃休息。我想类似的座谈会很容易变成像电视「扣应」节目一样，最后流于口舌之争，反而模糊了真相。

    我为什么这样说？理由并非我从小就接受了信仰。许多人问过我「信仰与哲学之间，会不会有冲突？」我的答案都是「不会，因为这两者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只是所循的途径不同而已。」现在且让我来说说哲学的途径。

    哲学是理性的学问，首先第一步就是界说每一个语词的含意。譬如，当我说，「如果没有灵魂，那么人生就没有意义，」这时我必须先界说「灵魂」与「意义」。灵魂是真正的自我，是人的一生所思所为的发动者与承载者；人死之后，身与心同归于土，唯独灵魂带着一生的善恶「继续存在」，至于下一步的发展则不是理性所能探讨的。宗教从这里接手，于是有所谓「死后审判」或「死后轮回」的不同教义。这些暂且不论。

    那么，为什么非要有灵魂，人生才有意义呢？在此，必须界说「意义」一词。所谓意义，是指「理解之可能性」。一个行为如果无法被人理解，就没有意义可言。譬如，中学生天天努力念书，这个行为有意义吗？有的，因为将来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有了大学这个目的或结局，就可以「理解」中学生的努力念书。换言之，如果大学并不存在，那么中学生何必如此用功？当然，你可以说，他们可以进入社会工作。很好，这表示「进入社会工作」是「理解」此一行为的关键所在。因此，无目的则无法理解。

    现在试问：如果人死如灯灭，最后的结局是一片虚无，最后的目的只是幻影，那么人的一生可以理解吗？因此，真正诚恳的无神论者，如吴稚晖先生，就会坦白承认他的人生观是「漆黑一团」。所谓漆黑一团，就是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根本无法被理解。

    以吴稚晖先生为例，他认为人生只有三件事可做，就是：吃饭、生孩子、交朋友。这三件事，前两者是一切动物共有的「食与色」，至于交朋友，则在人间形成林林总总十分复杂而有趣的现象，并且光是这一件事，就让大多数人流连忘返，沈迷其中直至死亡。譬如，我们常听说：人生所求的不是名就是利。名与利正是人群所设定的价值，由于人群看起来代代相传，「好像」是永恒的、不朽的实体，而事实上，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群人的生命同样是有限的，并且整个地球上的人的生命也都是有限的。因此，寄希望于人群之间的名与利，依然是一种幻觉。说到最后，还是彻彻底底的虚无主义。

    若是接受这种「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活着就只有一个目的：想尽办法活下去。因此，要我为任何理想或理由而牺牲「生命」，根本不可能；若是牺牲些时间与力气，就要斤斤计较利益是否值得。然后，什么人格尊严、人性情操、道德责任、自我实现、个人形象等，全都是空谈或口号，完全没有实质的意义。试问，我们能够想象或接受这样的人生吗？

    如果人生「真的」是如此，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作奸犯科、杀人放火，只为了让自己活得好一些，活得久一些？如果真的痛苦，我又为什么不能以自杀来结束一生，因为反正迟早都是一死？如果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就表示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存在。由于灵魂存在，人生就可以被理解，也因而有了意义。若是忽视这个问题，又怎能奢言什么精神健康呢？

file:https://books.ziliaozhan.org/files/article/attachment/0/451/81864/86.zip(5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