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不管基督教会中国的前景如何，云南东北部少数民族皈依运动的故事或许会永远保有其独特的趣味和吸引力。一群受压迫的人为寻求稍好的生活，以他们的方式突然转向基督教。每个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取代了原来艰难缓慢的演进，在经历了坎坷的旅程之后，这些人带着他们的伤痕，疾风暴雨般的走进天主的国度。紧随其后的，是在中国西部荒野中无数鲜为人知的部落族群的类似的皈依活动。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它自己的某种魅力。 尚未有过骑马穿过中国西南部荒芜山野激情的人，以及没有见过部落村寨的奇异生活和中国边远城镇的人，都热情的阅读了业已出版的报道，并发现了它们引人入胜和振奋精神之处。一些以前对传教事业没有兴趣的人也情愿承认，就所有值得称赞和支持的传教工作而言这里堪称典范。青年人特别为柏格理所吸引。他焕发的精神和幽默感，他的勇于探索，他屡遭拘押的危险经历，以及他的虔诚和真挚，这一切都使他的品格更易于激励他人，这个故事已由柏格理的传记作者和访问过苗族教会的作家出版了多次，以致任何人都能够读到那些在中国西南山区中值得纪念的事件。但是，如果把柏格理本人的日记排除在外，这些记叙无论如何也不是完美的，他自从皈依之后，就开始间歇性的写日记。这贯穿了整个岁月，直到他1915年在石门坎逝世，他在自己那些黑色封皮的小笔记本上记下了日常事件和那个时代的印记，它是相当保密的私人日记，并且从未有过出版的打算。有时候几个月的时间无一字记载；有时候记下了日期却没有写任何内容；而又有多次写下了数页文字但没有签署日期。它具有私人性和片段性；我进而推测，这就是他日后准备扩展为文章和书的原始资料。如果他没有使自己如此地得到解脱，他余下的岁月无疑将一直拖入这些他日复一日的未尽事业的工作中。
因为这些记载都是他亲眼所见的事情，比起我们通过某位作者为了出版而有意识加工的作品而言，或许可以得到一幅远为精确的这个时期中国的真实写照。有些事物会在修饰和形式中消失，特别是失去了现实和逼真性。同时我们还有必要记住，如同这份日记的日益进步一样。正是他在使自己得以逐步成长。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位很年轻的小伙子。日记启扉之日。柏格理23岁，他的朋友邰慕廉才21岁。前面的小许几章是一位年轻访问者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而随着全书的展开，其记录的价值和质量亦随之提高。只要全部记叙都在眼前，我设想，当某一位他的传记者首次读到它的时候，定会给予更高的评价。
我喜欢思索这个史诗性的开端，它并不是指这些年轻传教士东渡中国之时，而是追溯到人们回忆看见约翰·卫斯理乘马穿过康沃尔的渔村和矿区工棚的日子。老柏格理于18世纪末期就生活在康沃尔北岸的柏兹托。他的坟墓仍旧在那里，墓碑上写着，“赛缪尔·柏格理，死于1832年 ”。
全家人都出生在他居住的那个小巷里。几个儿子中有一位是以 制造绳索为生，他造的绳子供织鱼网、采矿、耕作及港湾的驳船之用。柏格理年轻时就曾经回来再访这条小巷，还有“爸爸工作过的狭长走道”。
制绳工人通过“圣经基督教教会”皈依了天主，并成为一名任圣职的牧师。柏格理是他六个儿女中的一位，在完成中学教育之后，他决心永远放弃牧师居所的那种苦行生活，并且在文职服务中为自己创造一种值得尊重的生活。17岁时，他以名列第三的成绩 通过英国文职人员考试。在伦敦短暂逗留之后，他感觉天主正召唤自己去传播福音，而他的工作又必定是在海外。就在参加文职服务五年以后，他辞去了职务，并由“差会”任命为一名前往中国的传教士。
他在中国整个岁月里，始终得到了来自家人的砥柱般的支持。从柏兹托和美瓦吉西的渔民、科尼什的农业供热、德拉博尔的石匠到南安普敦的学徒，都情愿献出了自己的微薄收入，基督徒的信念推动了世界的变革。
由于北京共产主义者的政策，现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已经结束，这就使人们比从前任何时候以更为困惑的眼光看待基督教教会的相关记载。当传教士们被迫撤后，他们遭受到巨大的敌意，以及突然指向他们工作的种种方式的责难。他们在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难道就是那些责难中的西方教会的有罪的代理人？难道是传教团本身不知不觉地煽动起了后来爆发成革命的火焰？难道中国庞大的传教组织不能鼓励这个国家以基督教的方式去解决它激烈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从而避免寻求不可逆转的极权主义？为什么对于传教士带去的基督福音的醒目评价同时有太反动及太革命的两种？
此类问题乃今日涉及中国教会的任何著作所无法回避的大背景。当然，此类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但是如果带着其后发生的政治性事件的影响去阅读的时候，这本诚实的日记就会变成不诚实的暗示。基督教徒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心一意支持着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与其他地方可以再次读到这种激动人心的故事，并感知他们都是一项及其伟大的事业的一部分。
从第一位苗族人走出他们的深山，在昭通街头找到基督教老师 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我献上这份日记，连同现在第二版的柏格理传记《在云的那一边》一起，以庆祝这个五十周年纪念日。
埃利奥特·甘铎理
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