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显慈著 McLoughlin, Michael 林瑞祺译 年份：1981
「普世教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应是属于外国人的。」为此，每个国家都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圣统制。」
「那里有本地神职人员，数目充足而又获得适当培育，那里的传教工作就会有美果，而那里的教会亦会得以建立。」(本笃十五世)
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展开之初，圣教会已寻求方法建立完整标准的正常地方教会。在实践方面，从起初开始，教会即不断努力在国籍人士身上培育及推广圣召。但直到本世纪，才有整体及有组织的全国计划。多年以来，宏大的槟榔屿殉道者修院差不多成为远东区的中央修院，在中国某些地区亦有地方上的修院。这一切都好，但仍是十分不足，教会法典规定每个教区必须有一所修院，假如情况不许可，同一区域的主教们，应基于互助精神，同办一所为该区域内各教区服务的修院。
一九二四年第一届中国天主教会议决定了重大行动，在中国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MSGR. CONSTANTINI) 的引导下，计划建立十四间总修院。至一九三六年，其中十一间已投入服务，分别为：吉林(满洲国)、沙辣(北京)、宣化(河北)、汉口(湖北)、济南府(山东)、大同府(山西)、开封(河南)、成都(四川)、南昌(江西)、宁波(浙江)及香港仔(香港)。至一九四九年，共有十六间总修院，及很多地方上主要的修院。今日，无一能继续正常维持，香港仔总修院是唯一的例外。
华南总修院的由来，是出于宗座驻中国代表及本世纪初华南各教区主教的倡议(注一)。即使所有决定得到通过，即使选定香港仔为院址所在，这仍然有很多实际工作有待进行，因为到此刻为止，仍未有院厦，也未有院址，亦未有修院教职员。
这些难题的末一项最容易解决。爱尔兰籍耶稣会士刚在不久之前到港，而仍未有重大的工作。罗马方面大笔一挥，一切事情立即可以依从教会传统方法进行。香港耶稣会士负担起必须的教职。
大笔一挥能够带出教职员；但却不能开辟一块院址或兴建一座院厦。香港教区恩理觉主教(MSGR.VALTORTA)心目中有好几个考虑的地点。其中他特别钟悦的一处是：港岛西南角半岛上面临渔港的小山岗。宗座代表访港以决定修院院址所在时，首先参观的就是这小山岗。他还未看其他地点，就已经决定，总修院应建在香港仔。
院址决定了，但明显尚有接续而来的几个月谈判及有待接收地权。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恩主教引领耶稣会神父参观未来的工作环境。见过院址后；他们应许圣女小德兰(ST.THERESA OF LISIEUX) 如果她能保佑他们在六个月内拥有地权，将在未来的修院内为她的瞻礼举行特别庄重的礼仪纪念。月复一月的过去，毫无动静可见。看来圣女似乎已忽略了期限。但在八月二十四日，差不多是六个月以来最后一日，无声无息地来了个电话，通知恩主教说院址是属于他的了。
设计院厦的人选，落在以善掌中国传统建筑特色而驰名的本笃会会士格宁神父(DOM ADALBERT GRESNIGT O.S.B.) 身上。原本的计划是一个宏大的四合院建筑，有台阶一直下伸向海边。后来决定改变计划，而整个雄伟的结构面向繁忙的大路较优于面对孤清的海水。三十年代经济动荡，使鸿图大计萎缩不少。格宁神父计划中四合院的一边经已完成；但左右两翼，正面的高楼，连同小圣堂本身，都在叹息中告吹了。
虽然，修院未能完全完成，但仍可以见证建筑师的选任，是明智之举。凭着精心细选的颜色及装设，今日的修院仍是庄严和谐而出类拔萃的建筑物。
有了修院的院址及设计，尚须工人、工具、砖石水泥，及一位能督导工作，使格宁神父的计划能获得切实执行的人。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甘柏神父(FR.GRAMPA P.I.M.E.) 接受了这份艰钜的工作。经历了五十年，其中包括大战期间无数炮火的肆虐。格宁神父的心血继续依然维持是别具一格的名胜。
一九三O年十月三日圣女小德前瞻礼，恩主教在非公开的仪式中，为已展开建筑工程的院厦祝圣及奠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诸圣瞻礼，中华之后圣母总修院正式开幕。首批修生在较早之前的十月二十八日抵达，并开始上课。由于最后的工程尚未竣工，开幕并不特别隆重；但十一月一日，仍举行简单仪式，象征修院所服务的各教区，特别是她所在的香港教区，团结一致。
在巍主教(MGR.DESWAZIERE) 及一些华南各教区有关的司铎观礼下，恩主教为同学们主持弥撒，并作首次拉丁文讲道。他的精采讲道在以后二十年内仍继续备受推崇。他指出这是华南传教发展的新象征，他同时道出修院为普世教会彼此相爱的可见标记，是没有国家界限的，修生们在生活中表达出这彼此相爱的意义，如同司铎一般。他们须透过关怀，教导人们彼此相爱；师生间及同学间的彼此相爱及团结，是新修院的明显标记，并且是能造就修院所期望的成果的最坚强保证。
耶稣会士古宁神父(FR.THOMAS COONEY, S. J.)，被选为首任院长。其他教授有简力达神父(G.KENNEDY)，曹魄神父(P.JOY)，范达理神父(D.FINN)，嘉文翰神父(R.GALLAGHER)，白理安神父(REV.H.O'BRIEN)及祁祖尧神父(G.CASEY)。在开始之时，共有七名神学生及十一名哲学生。
香港仔华南总修院的生活与国内其他十三所修院的生活差不多。当然，有些事情是香港仔修院所特有的。在最初的十年，主楼增建了一个厨房，洗衣房及工友宿舍。一座巨型望远镜在一九三六年设置及投入工作。试用时，证明清晰度及放大量均良好。于是一个气象观察站便成立了，并定期摘下记录。不幸在一九四一年战争迫近时，望远镜被迫拆下，而从始再没有被组合过来。
范达理神父(FR. D. FINN, S.J.) 对华南文物考古的兴趣，提供了学生另一种课外活动。除了教授圣经及作为学生的辅导神师外，范神父本身亦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居留修院期间，他研究香港仔渔民的风俗及迷信；他的研究结果，连同一批挑选过的神像及符咒，都送往拉脱郎博物馆(LATERAN MUSEUM)。他同时在南丫岛发现很多陶器。很多学生陪同他作实地研究，后来都对了解陶器的原始工艺及出土地，有相当造诣。
这期间最重大的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弄致中国生灵涂炭。为了减轻抗战的困苦，中国天主教抗战援助协会(CHINESE CATHOLIC WAR RELIEF ORGANIZATION) 于是成立了。这有机会让修生表露出他们的热诚，他们的贡献是很切实有用的。以下是协会司库致修生学长一封函件的部份内容：「在短短的期间内，中国天主教抗战援助协会已三次收到香港仔修院修生的慷慨赠予……你们的来信带来很人的激励，我希望能把它节录在下一期的天主教文摘(CATHOLIC DIGEST)……在你们的道路上，你们承坦了贵国所受痛苦的负袒，你们能作出慷慨的牺牲是值得庆幸的……数百的伤者，数千的难民，都因此而获得照料。」
首两年修院学生人数不多，但一九三三年从福建及广东涌来的修生使人数骤增。一九三七年福建修生被召回福州，到该省新开办的总修院就读。此一步骤是预见到的；很自然地，一组教区拥有数目庞大的圣召，而他们的语言及风俗又很不同于广东人，实有成立真正属于他们的修院的必要。不过，人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广东的小修院，在以往的十年内数目大大增加了，结构也经过重组，此时开始不断增加送赴香港仔申请名额；亦有一些修生来自中国移民的地方 一名来自BANKA，北婆罗洲也有定期的选送修生来。印尼及泰国的教区亦曾要求修院收纳他们的学生，基于需要顾及第一申请优次的同学，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同时，此举亦因为有保持全修院修生为中国人的必要。修院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七十五人；而在首十年内获得晋升铎品的总数是四十八人。
修院的一切目标当然是祝圣铎品。为香港仔修院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开幕礼而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复活节，首批修士领受司铎圣职，香港教区恩理觉主教在总堂主持仪式。宗座中国代表蔡宁总主教(H. E Mgr. Mavio Zanin) 在礼仪举行之际，首次到达本港，刚好赶及在典礼完毕峙，在祭衣房接见新铎。
以下一段文章，节录自一九三四年的「盘石」杂志，作为对首批香港仔修院的新铎及其他后继者的致意。司铎们毕业离开修院后，分别接受到不同的艰巨任命，甚至有英雄式使命，有些曾经被下狱，有些现在依然受监禁，有些远离他们的祖国而到海外服务。对所有的司铎，华南总修院为他们奉上祝福和感谢。
「这事(首批修生晋铎)使我们很有理由雀跃高兴，首先是领受铎品者本人接受到的恩典。为一个男子来说，再没有比接受上主的召叫为教会服务更光荣了。司铎是基督在世的仆人，因着基督的名字为新信友付洗，因着基督的名字他安抚罪人……。在此一切 公教司铎的尊荣可敬处 之上，他因着基督的名字站在祭台之前，作为人与创造主的媒介，一再重行献上加尔瓦略山上基督自为大司祭时所奉上的祭献……。这实在是尊崇可敬的，公教信徒眼中的司铎，是基督地位的代表……他是罪人之仆。他会以奉献生活回报他的子民对他的爱护及感谢。我们为此最庆幸的，是上主召叫了这三名青年为他们的中国及中国人民在崇高的任务上服务。」
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直至第十周年来临为止。学生们想为此事庆祝，但战争影响时局，致使无法实行。最后决定由恩理觉主教在修院主持主教大弥撒，并由他主持削发礼及授小品给候选者(共十六人)。
十周年院庆上，六十六名院生分别代表所有广东各教区、江西梧州教区、婆罗乃及沙捞越传教区。有一张纪念咭，印有院生的分布情况。一张总教区的地图上，标明各传教中心的所在，并注明在各处中心服务的已晋铎校友的人数。从修院毕业晋铎的总人数是四十八人；当中有些在其他大修院渡过很多光阴的，有些在香港仔、罗马、福州新总修院及其他地方完成学业的。二十位是在华南总修院完成全部哲学及神学课程，其中一位是已去世的黄成宽神父。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十周年院庆的欢乐情况已差不多在记忆中消失。当时战火的灾难已逼近眉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一个宁静的主日黄昏，日后成为中国驻梵蒂冈大使的吴经熊先生，来到修院演讲，讲题是他所熟习的「中国传统是基督信仰的天赐准备。」演讲完毕后，他与教授们闲谈，言谈间尚表示他们相信不会有战争。他们一点不知道，在接着约二十四小时内珍珠港会遭受蹂躏。次日早晨接到由市区拨来的一次电话中，告说香港已受到攻击。
政府当局早已通知院长，一旦战争发生，会征用修院作为海军船坞的官员及工人的家眷的避难所，而修生及神父们必须离开修院。这些需求驱使修生作好准备。政府本身不觉有需要提供居处。为了确定每个人在战时有一定的岗位，教授及学生都分别加入各种公众服务。修院已作好充份准备可以容纳政府人员眷属，所有修生都预备好听候出动。实际上到来避难的人数只有五十人而非原来预算的五百人，而亦并非所有修生奉召出动。战事开始的最初几天，一些修生到市区协助安置难民。其他人则指导派发食物给予香港仔渔村的贫民。但日军的迅速进展结束了这一切活动。留在修院的人根据原定计划在饭堂的窗户上堆上沙包。这后来证明是必须而且有效的防御。
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包围战的最后三天，修院是暴露在最前线。英军的俯瞰据点及火力据点部署在修院附近，这无疑招引推进中的日军的火力。幸好他们使用的炮火口径不大，并未足以轰破修院的坚固外墙。由于所有人都留在堆满沙包的饭堂内，所以人命损伤甚少。一百二十人之中，只有三人受轻伤。不过，上主的宠佑一直临在，院长决定了，从平安夜开始，弥撒会在饭堂中举行。假如平安夜他们留在小圣堂内，会在弥撒后施行降福礼。刚好在应该是降福的时刻，一枚炮弹穿透小圣堂的窗户飞入，轰毁了整个祭台。
这次得逃大难，但炮火依然接二连三射向院厦外墙，修生惊魂未定，连忙向圣母诸宠中保(OUR LADY MEDIATRIX OF ALL GRACES) 许愿，祈求她护佑众人免受损伤(注二)
圣诞日早上，院长决定带领妇孺离开修院，前往村中的女修院暂避，三份之二修生亦同行，其他的修生自愿留守修院以免有人趁机抢掠。中午时战斗停止，全部人在二十六日上午返回总修院，留守的人都精神饱满，但圣诞日当天院舍已两度受到轰炸。
事不延迟，修院立即作暂时性的修茸及清理，留在院内的妇孺悉数送回市区，一月一日修院再新开始过正常生活。一月七日，停课刚刚满一个月，正常的课程重新展开，但修生很多的时间用在修补院厦的损毁上。
以后的三年半修院维持着平常的生活，当然亦难免遇上沦陷城市的种种困难。日本人从来没法为总修院明确注册，他们不能将它划归入任何一类。它不是学校，不是圣堂，也不是修道院 所以它维持下去，就靠着这种难以注解的特性得以保护。即使有这种从日本人手中所取得的自由，假如没有罗马及爱尔兰来的不定期及难以预期的经济支援，修院是不保证能生存下去。
一九四五年五月，很多现在已遭人遗忘的理由，使人忧心香港会成为毁灭性轰炸的对象，粮食供应短缺，物价高涨，食米每磅售价高达六十五美元。因此，院方决定接受澳门主教H. E. MGR. RAMALHO, BISHOP OF MACAU的邀请，加入他们的修院。各教授及十四名院生起行，获得热烈的欢迎。
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平重临，修生依然留在澳门，在香港仔只有一位司铎，就是院长马良神父(FR. JOHN O'MEARA, S. J.)。原定不打算在圣诞节之前重开修院，但十一月七日六位修生突然乘扫雷艇回来，三名来自嘉应，三名来自汕头。这立时决定尽快召回所有修生及重开课程。十一月十九日正常授课开始。以后几天修生陆续到达，使总数增加至三十一人。
当时要维持的人数算多，因为生活依然十分困苦。水电供应刚刚重新接驳好，交通仍未有获得正常安排，与香港市区的联络全靠政府或官方货车的不定时来往。食物由政府作定价的配给，当地出产的食物方可略作补充。
更严重的问题是疟疾。沦陷期间定期的预防措施完全松懈，蚊虫多而且狂疟。疟疾在邻近滋长。很多修生罹病，其中两名患了大脑疟疾的重症。但一九四六年一月，院舍及周围场地都喷上杀虫剂、杜绝病患。
以后几年，香港逐步恢复正常，修院亦回复正常的训练课程，当然其中亦不乏一些生活上的趣事。
同时，总修院的团体不断改变，引领修院渡过战火日子的马良神父，将修院的责任移交夏利士神父(FR. R. HARRIS, S. J.)，三年后伦若瑟神父(FR. JOSEPH GARLAND, S. J.) 接替夏利士神父的院长职。而夏神父则受任为耶稣会香港区省会长。数月后，修院始创时所留下最后一位教职员曹神父(FR.JOY) 离港前赴新加坡，一九五七年移交职责与黄永耀神父(FR. JOHN WOOD, S. J.)，黄神父一直任职至一九六四年总修院结束为止。战事结束的一年教职员的变动颇大。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按着数年修院多被封闭，修生被放逐到各处，大部份到了香港。所有进再港仔总修院的申请都获得批准，虽然连渡宿的问题也悬疑未决，饭堂所有用膳时间都要分两批进食。神哲学课程都倍增。伦理神学共有三班而教义神学及哲学都加倍。以下是到港人数及日期。
一九四九年
二月三日 一名司铎，二十七名修生从琼县迁来；
二月十七日 四名司铎从琼县迁来；
三月廿八日 三十名修生从琼县迁来；
四月十六日 二十六名修生从汉口迁来；
四月廿八日 十七名修生从上海迁来；
五月二日 七名修生从抚顺迁来。
来来往往继续下在，日复一日，根本没有人能知道究竟修院共有多少人，可能夏利士院长及莫神父(FR. MARAHAN) 会例外。五月间曾经有一次修院多及一百二十人。
逃难而来的修士，从汉口来的去了澳门，从琼县来的转赴马尼拉。一年之后上海来的修生纷纷返回上海；其余修生都留在香港仔完成学业。以后，更多的逃避修生由不同的小修院涌来，而本港教区的学生亦有加入，使人数一直维持在标准水平之上。一九五六年约和平后十年，总修院庆祝二十五周年院庆，其时共有分属二十一个不同教区及一个修会的五十四名神学生，及分属十个教区一个修会的二十五名哲学生。与中国大陆联络的结束，对修院起了影响。一九六三年修生人数减至分属五个教会的十二名神学生及三个教区一个修会的十五名哲学生。所以不难意料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一，署理院长科利神父(FR. JOHN FOLEY, S. J.) 会接获传信部的枢机主教一封函件，表示圣部 已决定从学年结束时起「不再维持总修院的活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有三十三年历史的华南总修院，在科利神父及香港教区大小修院合并后的院长唐多明神父(FR. DOMINIC BAZZO. P. I. M.E.) 共同签署一份文件后，宣告结束。
在总修院的存在期间，有很多不平凡的历史。在这里所提及的只是较重大的事件的一些提纲。其他尚有很多重要事情必须一提的，例如修生在香港仔渔民之间所做的社会工作，为区内儿童办的「街边小学」，宗教广播，每月寄发予曾在修院就读的司铎的通讯「院声」(VOX ALAME MATRIS)，一九五七年新圣堂建成等等。简洁而具体地综合起修院的成就，从一九三一年总修院成立以来，共有二百五十位司铎获得祝圣。除了在中国大陆及人部份留港外，这些司铎的足迹亦遍布海外十六个国家。司铎之中有的现已去世(已知的有十六位以上)；有的放弃铎品；但毕竟绝大部份是积极地为教会的使命服务。总修院的精神成就，透过司铎的宗徒工作，更是无可估量：只可以由上主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