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段深挚的友谊的成果，我相信，如果我告诉你这段友谊的故事，你在读这本书时，就更能得益。大约在十年前，当我还在耶鲁神学院教书时，有位年轻人来访问我，他是为了纽约时报的康涅狄格州星期天版的新闻稿而来的。他自我介绍，名字叫弗雷德·布拉特曼（FredBratman）。当我们开始谈话不久，我就发觉自己有些不耐烦，也有些迷惑。我的不耐烦是因为这位记者对他的工作并不太有兴趣，或许是有人给他建议，我可能是人个值得被采访的人物。他接受了，但是我却毫不觉得他有任何想认识我想去写我的兴趣与热诚；这正是记者必须具备的工作态度，却容易只流于表面，缺乏真正的热诚。无论如何，我的几分迷惑，是因为在这满不在乎的面具后，我看到一个活泼的灵命——热诚地去学习、去创造。我知道我正面对着一个有极大恩赐的人，他正在焦急地寻找应用它的途径。
我们谈了半个小时，讨论了一些我们都不太有兴趣的问题，访谈也该结束了。他已有足够的资料去写一篇文章，让一些人读，却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心知肚明，也都觉得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度过这段时间。正当弗雷德要把他的记事本放进皮夹内，习惯性地向我致谢时，我盯着他，然后问道：“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令我惊讶的是，他不加思索地回答：“不真正喜欢，这只不过是份职业罢了。”我似乎很幼稚地回应：“如果你不喜欢，为什么你还做？”“当然是为了钱。”他回答，我还未再问，他已接着说：“其实我的确很喜欢写作，不过为报纸写这小访谈，因为有篇幅的限制，不能对课题有所发挥，常常令我懊恼。譬如说，我怎可能用七百五十个字，有深度地描写你和你的思想？……但我有何选择？……我得维持生计啊，有这份工作我可该庆幸了。”在他的言语中我听到了气愤和无奈。
突然间，我感受到弗雷德几乎要放弃他的梦想了。在我看来，他就像个被困锁在社会监牢内的囚犯一样，被强逼做他自己不相信的事。看着他，我有说不出的同情——多于我能述说的，是出自对这年轻人深切的爱。在那尖酸刻薄的背后，我看到一颗非常美丽的心灵，一颗愿意给予、创造，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的心。他灵活的思想，开放的生命，对我简单的信任，使我觉得我们的会面不是偶然的。发生在我们之间的，对我来说就像是耶稣在遇到那富有的年轻人时一样，“定睛看他，就喜爱他”。（谷10：21）
我很直觉地感到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意念，要我把他从困锁中释放出来，帮助他寻找完成心底愿望的途径。
我问他：“你真正要做什么？”
“我要写一本小说……不过我永远无法做到。”
我问他：“这是你真正要做的吗？”他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微笑地回答：“是啊！……不过我也害怕，因为我从来没写过小说，或许，我并不是个小说家的材料。”
我问他：“你又怎么知道呢？”
“或许我永远没法知道。当小说家需要时间、金钱，更重要的是才华，而我什么也没有。”
这时我对他、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有些生气，为什么我们总是顺其自然让事情发展。我感到强烈的冲动，要打破这恐惧的墙，传统、社会的期待、自我不满。我冲口而出说：“为什么你不离职去写你的小说？”他回答我：“不能。”我继续鼓励他：“如果你真的想，你就可以，不必再做时间和金钱的牺牲品。”这时，我发觉我已经参与了一场我一定要取胜的战事，他也感到我对这事的严重关注，就说：“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或许我也该就此满足了。”我说：“不，你不能，你应该去争取你最深切的心愿，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时间和金钱都不该是关键。”他问：“那什么才是关键的因素？”“你自己，”我说：“你根本不会有任何亏损。你还年轻，充满活力，有好的训练……在你什么都有可能……为什么让世界把你挤进去……为什么要做牺牲品？你有自由去做你要做的——如果，这是你真正要做的。”
他看着我，非常惊奇，心中反复思想这段不寻常的对话。他说：“我看我还是告辞了……或许有一天我会写我的小说。”
我阻止了他，不让他一走了之。“等等，弗雷德，我说的是实话。按着你的心愿而行吧。”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说得没错。”我不放过他，我知道我自己的信念也正在受考验。我相信人可以有选择，选择他们自己渴望的；我也相信人们很少做这样的选择，他们宁愿为了自己的“命运”埋怨世界、社会和其他的人，浪费他们的生命去诉苦。但是，我感觉得到，在我这场短短的争论后，弗雷德可以越过他的恐惧，冒一冒相信自己的危险。我也知道，无论如何，我必须比他先越过，所以我说：“弗雷德，放弃你的职业，到这儿来一年，写你的小说，我会想法子去找到钱。”
后来——许多年后——弗雷德告诉我，当我这样说时，他感到很紧张，开始怀疑我的动机。“这人到底要从我得到什么？”他想：“为什么他给我时间和金钱去写作？我不大相信，一定另有原由！”但是，他并没有如此说，只推辞说：“我是个犹太人，这是所基督教的神学院。”我没有理会他的藉口：“我们可以视你为住校学者……你可做你想的……这儿的人一定会喜欢有一个小说家在学院里，你也可同时学习有关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异同。”
几个月后，弗雷德来到耶鲁神学院，住了一年，尝试写他的小说。小说没有写成，我们却成了好朋友，许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就是这段友情的成果。
从我们一起在耶鲁之后的十多年内，弗雷德和我的生活都与我们刚认识时，自想像的未来生活大不相同。弗雷德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再结婚，现在他和妻子罗冰（Robin）正等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这期间，他做了几份不同的职业，开始时不太满意，直到他找到了一个职位，容许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潜能。我自己的历程更是意料不及的。我离开了学术界，去了拉丁美洲，再尝试入学术界，最后，在一个由智障人士和他们的助手组成的团体中安定下来。我们的生命都有许多的挣扎、许多伤痛，也有许多的欢乐，在定期的相聚中，我们都能详细的分享彼此的经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愈来愈相近，更感到彼此的友情是如此重要；虽然忙碌、距离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常常使我们不能像期望般经常相聚。
从开始，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彼此间截然不同的宗教背景。起初，这分歧叫我们似乎很难在灵命上彼此支持。弗雷德尊重我是个天主教神父，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真的感到兴趣，但是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会，只不过是他有兴趣的许多课题之一而已。至于我，我很容易明白弗雷德的世俗化犹太教，虽然我知道如果他更接近他的属灵传统，将更能得益。我很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告诉他，如果他能读希伯来文的圣经就好了。他抗议说：“它并不适合我，是属于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我说：“你至少应该读一读训道书，那本书一开始就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
第二天，弗雷德告诉我：“我读了……我从来也没想到圣经中竟然容纳得了像我这样的怀疑论者，这可是相当有保证啊！”我还记得我心中想：“你何止是个怀疑者。”
当我们年纪渐长，对成功、事业、名利、金钱和时间更加不关心，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集中在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上。
在生命的许多改变中，我们都更接近自己最深的愿望。虽然我们彼此环境不同，却都要应付被拒绝和分享的伤痛，我们也更了解自己对友情和亲密关系的渴望。为了避免堕入不满和怨恨中，我们都要从深沉的属灵资源去支取能力。彼此的不同就不那么重要，相同却更显著了。当我们的友情更深更坚固时，我们更明确地渴望有个共同的属灵根基。
有一天。当我们在纽约市的哥伦布大道行走时，弗雷德回过头对我说：“为什么你不为我和我的朋友写些有关灵性生命的东西？”弗雷德对我所写的都很熟悉，很多时候，他会建议某种形式和文体，却很少能对内容起共鸣。作为一个生活在纽约市这个世俗化社会的犹太人，他不可能从这些显然是属于基督教和教会生活的文字中，得到安慰和支持。他常常说：“的确是好材料，不过不是给我的。”他深深觉得，他和他朋友们的经历是需要另一种语调、另一种语文、另一种属灵频道的作品。
当我渐渐认识弗雷德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的兴趣和关怀时，我较能明白弗雷德所说的世俗化男子所需要的属灵生命是什么。我许多思想和写作，都是先假设了一些为人熟悉的概念和形象，这些概念和形象在许多世纪以来都滋润了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属灵生命。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概念和形象在他们灵命的中心，早已失去了能力。
弗雷德建议我谈一些他和他的朋友“能听”的有关属灵的东西，这个请求一直存留在我的心中。他要求我回应在大都市街道上无数路人的心灵饥渴，他呼召我给一些不再到教堂或会堂的人说一些盼望的话，神父和拉比再不能对这些人有所帮助了。
弗雷德一直告诉我：“你有话要说，但是你一直说给那些最不需要的人听。为何不考虑我们这些年轻、有雄心，却不知生命真正意义的世俗男女？你是否也能以相同的确信，像你对那些与你有相同传统、相同语言、相同意象、说相同的话的人，来对我们说话？”
弗雷德不是惟一问我这问题的人，他向我表达的要求也很清楚地从四方八面而来。我从我的群体中，那些没有宗教背景，圣经对他们只不过是本陌生、充满疑惑的书的人听到这呼求。我从那些长久离开教会，也没有希望回去的家人当中听到这呼求。我从律师、医生、商人听到这呼求。这些人的精力耗尽，星期六和星期天，只不过是个小憩，让他们有能力再进入星期一早上的竞技场。我也从一些年轻的男女处听到这呼求。他们开始感到需要应付社会对他们的种种要求，却惧怕这并不会建立真正的生命。
弗雷德的问题已不是一个纽约年轻知识分子发入深思的建议，而是四方八面而来的恳求——只要我张耳去听，到最后，它成了我的最重要，最迫切的要求。“请向我们传讲一些我们心灵演算最渴求的信息，是有关我们许多祈愿和盼望的；不是生存的技巧，而是信任；不是满足感情需要的新方法，而是爱。请向我们传讲一个比我们变幻不定的观点更大的异象，一把比吵吵闹闹的大众传媒更深入人心的声音。是的，请向我们传讲某些比我们更伟大的事和人物。请向我们传讲……天主。”
“我以什么身分来传讲这些呢？”我回答，“我自己的生命如此微小，我缺乏你们所要的经历，知识和语言。你和你的朋友住在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弗雷德不给我留任何余地：“你能……你必须做……如果你不做，还有谁可以？多来探访我，与我的朋友交谈，仔细观察所见所闻，你不会发现在人心灵深处所发出未曾被聆听的哀哭，因为无人聆听”。
弗雷德的话使我想到他在纽约第七十五街的公寓，是在严酷的环境中一个温暖的地主。许多年前，弗雷德第一次带我去那地方，在大厦进口处空空的大厅，他告诉我：“全都给偷走了，水晶挂灯、墙上的大理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很多时候是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当我们乘电梯到第十一楼时，我感到那些肩靠肩拥挤的乘客，都是冷冰冰的，真是尺寸天涯。弗雷德需要用两把锁匙开他家门，还要把铁栅保护着的双层窗户关紧，才能阻止哥伦布大道的声音侵袭他的每一处空间，是的，这是个可爱的家，但是当我们最终进入这家里时，我已听完了一个充满暴力、欺压、恐惧、怀疑、焦虑、痛苦的故事。在那里我认识了弗雷德每天的生活起居：大清早离开这公寓上班，消失在人群里，在地铁内读早报，在办公室的小座位上写经济通讯，与同事在拥挤的餐厅吃午餐，下午应付许多的电话和传真信息，然后又再消失在人群中，回到他温暖的避难所。
我对住在这样的地方，过这种生活节奏的人，有什么可说呢?我对这个计程车穿梭往返的世界，玻璃高楼的办公大厦，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可说呢？然而，这许多年来的研读、祈祷，难道我不正是被装备为这样的世界说些有盼望的话吗？
“但是怎么说？怎么说？”我对弗雷德说，我的内心感到抗拒，我回应的热诚被困锁在挣扎中。他回答：“从你内心感到自在的地方说起。最直接、最简单、最怜爱、最温和地说，无需道歉。告诉我们你看到，也要我们看到，告诉我们你听到，也要我们去听的……信靠你自己的心，你就有话可说了。没什么好怕的，那些需要你的，也是最能帮助你的；你可以肯定我一定会帮助你。”
如今，我终于开始写了。我知道只有与弗雷德和他的朋友们接近。我才能如此作。他们呼召我成为我渴望成为的，同时，他们也给我他们爱的保障。
我选择直接说——就像是封私人的信件。只有以弗雷德和他的朋友们为焦点，我才能将心里的话表达出来。我不能探讨我们这时代和社会中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能写信给一位亲爱的朋友，是我认识的，也是我所爱的。他是寻找生命，真理、光明的旅途中的好伙伴，我希望因为我的直接和真诚，让更多人愿意“来听”，也愿意参加这个属灵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