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也不应忘记，即使当我们面对绝望的情境时，当我们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我们也能发现生命的意义。因为那时可以最大程度地证明人的独一无二的个人的困境变成一种人类的成就。当我们不再能够改变一种情境时——想象一下不能治愈的疾病，如不能手术的癌症——我们将会面对改变自己的挑战。
让我来举一个清晰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年老的全科医生因严重抑郁而向我咨询。他一直因两年前失去他所钟爱的妻子而痛苦。现在，我能够怎样帮助他呢?我应该告诉他什么呢?我没有告诉他什么，而是向他提出了问题∶“大夫，如果你先死了，而你的妻子还活着，将会发生什么呢?”“噢”，他回答道∶“对她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她将遭受多大的痛苦啊!”对此，我做出回答，“大夫，您看，她免受了这场痛苦。正是您使她免受了这场痛苦——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您现在必须活下去并怀念她。”他一言不发，握了握我的手，平静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发现一种受难的意义，如牺牲的意义时，受难就不再是受难了。
当然，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治疗，因为第一，他的绝望不是疾病；第二，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使他的妻子复活。但在那一时刻，我确实成功地改变了他对不可改变的命运的态度，因为从那时开始，他至少可以发现受难的意义，这是意义疗法的基本内容之一。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发现生命的意义。这是为什么人甚至准备去承受苦难的原因，当然，如果他的受难是有意义的话。
让我阐述得更清晰一些，受难并非发现意义的必要条件。我只是认为，即使在受难的情况下，意义也是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受难是不可避免的话。然而，如果它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它是心理的、生物的或政治的原因，做消除这些因素的事将是有意义的。寻求不必要的苦难的人是受虐狂而非英雄。
去世之前曾经担任乔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的艾迪斯·威斯科波夫·琼尔森在一篇有关意义疗法的论文中指出，“我们当前的心理卫生理念强调人应该保持偷悦，不愉悦是一种适应障碍。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也许应对下述事实负责∶由于对于不快乐产生的不快乐，进而导致对不可避免的不快乐的心理负担增加。”在另一篇论文中，她表示希望意义疗法“可以帮助对抗美国当前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趋势，一些不可治疗的受难者几乎不可能为他的受难而自豪，也不认为受难使之变得高尚而非堕落”以至于“他不仅不高兴，而且还因不高兴而感到羞耻。”
在一些场合，人们没有机会去做自已的工作或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从来受难就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勇敢地接受受难的挑战，生命直到最后一刻都会充满意义，并且，直到最后也会保持这一意义。换言之，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受难的潜在意义。
让我回忆可能是我在集中营中所经历的最深刻的一次体验。可以很容易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证明，集中营的生存率不超过28：1。我到达奥斯维辛时想要保住藏在上衣中的我写的第一本书的手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忍受并克服我的精神上的孩子的损失。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以让我幸存下来；既不是我目己肉体的也不是我精神上的孩子!所以，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生活是否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努力寻求的答案早已为我准备好，并且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这一答案。这件事发生在当我不得不交出我的衣服，并穿上刚抵达奥斯维辛就被送进毒气室的囚徒的破衣服时，我在这一新获得的衣服的口袋中发现的不是我的手稿，而是从犹太析祷书中撕下的一页纸，其中含有一句最重要的犹太祷告语。我应该如何解释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一种激活我的思想的挑战。稍过片刻，我想起来我将在不久的将来死去。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所关心的与我的大部分难友有所不同。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能够从集中营活着出去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些受难都是没有意义的。”使我不安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苦难，这些发生在我周围的死亡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最后活下去也没有意义；对于一种其意义取决于这样一种偶然事件的生活来说—正如人逃跑或不逃跑一样——最终将根本不值得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