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闻我思(二) 过度明哲保身能伤爱德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亨利先生的身上去吧!

    亨利先生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不必介绍就可以认出他是爱尔兰人,因为他的脸上常挂着两片略带粉红的脸颊。也许是因为爱兰尔人喜欢喝啤酒的关系吧?

    他长得不高不矮,身材稍胖。有两个圆圆大大的眼睛,镶在圆圆的脸上,使人有一种亲切又可爱的感觉。又由于他天生富有幽默感,所以很容易讨人喜欢。

    记得在避静中,每位做避静的人至少要见辅导一次。也许是他从来就没有这种经验之故,所以他一进入我房间,开口就说:「神父,我没什么好讲的!」看他那种神态,就好象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辩白:「老师,我并没有做错事呀!」就这样地,我们由陌生而相识。但是他给我较深刻的印象,却是以后的事了。

    也许他看到我只身在外,浪迹天涯,必有游子思乡之苦,而大动恻隐之心吧?圣诞节时,我接到了一张圣诞卡。打开一看,却是纯中国式的。原来是他亲自去选购的,好能聊解我的乡愁。谁说独身者比较冷酷、寡情呢?像亨利先生这样的人,不是顶有人情味的嘛?

    亨利先生的温情,圣诞卡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己。几个月以后,他约好几个好友,开车来接我先去欣赏一个音乐演奏会,然后请我去一间情调非常幽美的饭馆吃晚饭。当他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正住在旧金山大学的消息时,还特地打电话约我去他的住处,亲自下厨烧菜招待这位远方的游子。

    记得那次应邀是步行去的,因为我平时喜欢散步,而他的住处离大学只有半小时的步行而已。所以我就决定走着去,既可健身,又可省钱,还可增加食欲,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途经著名的金门公园时,我突然看到在一辆停着的汽车旁,躺着一位年轻的黑人。如果在国内,我会很自然地前去探望,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原是很应该的。但是也许是由于在报上或电影及电视上看得和听得太多了,我竟然对自己说:「这毕竟不是在台北!会不会这位年轻人故作受伤状,等我走近时站起来抢我吧?如果爱德做不成反而被刺一刀,不是太划不来?何况四下无人,如果有事也没人帮忙,还是走为上策吧!」就这样地,我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两位司祭和肋未人,走过受伤的旅客身旁视若无睹地掉头而去!

    当时我还以能够如此「明智判断」而觉得沾沾自喜。但是事后想来,却觉得似乎很不应该。我虽然身为司铎,但是我却跟一般人一样,太易于「明哲保身」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闹区中行走,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伸手向路人乞讨。我心里在想:我是一位发了神贫愿的人,是靠哀矜生活的,所以我没有义务帮助他。所以就擦身而过了。

    「好一个被耶稣痛斥的现代法利赛人啊!」我过后这样地深深责骂自己。

    在这个太过现实及动乱不安的社会里,我们似乎都学得「太乖」而处处明哲保身起来。但也正是因为太「明哲保身」,所以我们常常找借口忽视基督徒应尽的爱德的责任。

    曾经有一位女教友在避静后打电话问我说:「神父,我们做教友的有行爱德的责任。可是我正因此而惹祸上身,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我路过一条街,看到一位被车子撞倒受伤而没有人照顾的人,所以就义不容辞地上前去帮忙。但是不幸得很,他不但不知恩报爱,反而反咬我一口,硬说我就是开车撞他的人。现在弄得还得跟他上法庭,对簿公堂呢!」

    是的,尽爱德义务并不是容易的,有时候还得劳「命」伤财,破财还消不了灾。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而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基督徒之爱并不是盲目的爱,而是一种「明辨」之爱。所以爱是需要明智与分辨的。但是太过明智而变成太过明哲保身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精神了。为爱而受冤狂或受苦,大概就是爱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吧!

    澎湖白主教的弟弟白光亮同学,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人过于明哲保身的社会里的牺牲品!白光亮以军校教官资格插班台大二年级,且是唯一被录取的同学。所以可以想见其成绩是何等优越。可是正当他兴高彩烈,满怀希望地北上就读才一个月时,一次意外的车祸就像晴天霹雳般地打击了他!

    是一个傍晚时分,他推着脚踏车正跨过新生南路圣家堂附近,准备回基督生活团服务中心的宿舍时,很不幸的在途中被一辆出租车撞个满怀而倒地。据说,还有一、两辆别的车子也曾经撞及他。就这样地,他脑震荡且昏迷地躺在三军总医院有好几个月之久,个人与家人都吃尽了好多的苦。

    报上曾大篇幅地报导此事,并且呼吁目睹现场的路人向警方提供线索,以便缉拿凶手归案。可是到目前这件案子仍是石沉大海。非常幸运地,白光亮在亲人的悉心照顾及亲友的热切祈祷下,终于恢复知觉。可是他的健康却逼着他无法继续求学下去。当日的美梦顿成泡影。而不赀的医疗费用,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军职,可以享受免费治疗的话,不晓得将给他的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与痛苦呢?

    白光亮的故事,反映出我们社会上「明哲保身」的人实在太多了。试想,新生南路并非小巷,傍晚时分也正是下班放学行人如织的时刻。怎可能会没有人亲眼看到那次惊心动魄的车祸呢?他们不敢出来作证,原就是害怕惹祸上身呀!如果我们的社会这样下去的话,将来人是会越来越冷酷,也会越来越缺少安全感的。

    那晚与亨利先生聚餐,相叙甚欢。

    日后当我即将离开加州东飞时,他还特别请我去一家很雅致的餐馆,替我饯行。我回国后,还会偶尔收到他寄来的信及夹在信中的支票。每一次的来信不长,支票票额也不大,可是却纸短情长。但是这一份异国的友情,却不是信笺的长短或美金的多少所能衡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