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欧洲而不去法国，可以说是白出国门一趟；更何况花都巴黎的知名度是那样的大，对任何外国人都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甚至对我这位「出家人」来说，也不例外。
所以，我一到意大利之初，就决定要到巴黎一趟，好能一睹她的花容月貌。只是由于我国与法国并没有正式的邦交，所以办起手续来真叫人感到既不耐烦而又气愤。但是除非不去，不然就得忍气吞声地接受麻烦。
我多年前就曾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法文，而且也自修了几课。只是我这个人一向缺乏耐心，所以半途而废。如今有需要，却又不懂，怪谁呢？可幸，法籍的傅雅各神父当时正在罗马任职，一知道我正需要帮忙，所以就自告奋勇地陪我前去法国驻意大利的大使馆。
由于我是一位外国人，手里拿的又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当日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声望正陷入低潮，所以到与我们没有正式邦交的国家旅行，真是谈何容易。
当我填好表，向他们申请前往法国旅游时，负责的那位女职员先查看我的护照，然后又看看我，一副不信任的样子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然后她开口了：「申请去法国可以，不过为了保证你在法国不会违法居留，请您先办好去第二个国家的签证，而且这个国家是离法国越近越好，像西班牙最理想。这样，一旦你过期不离境，我们好有个地方把你递解出去，也不必替你付很多的旅费。」
天啊！这是我生平头一次所听到的最诚实但又最让人感到人格受侮的话了！难道当一个国家因受到国际间不义的影响，在外交舞台上被孤立的时候，她人民的人格就应该受到无理的侮辱吗？在那个时刻，我的心情显得颇为激动。我甚至想就在他们的大使馆内高举双手，向他们抗议说：「不义！不义！」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身上穿著司铎的制服，怕对神父形像有所损害，我真有可能作出实时的抗议，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但是回头再想一想，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毕竟于事无补，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在谋求国家的强盛。在最现实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义」与「利」往往混淆不清。你想仗义执言或据理力争，有时侯是徒劳无功的。
既然希望不虚此行，所以就勉强抑制住心中那股怨气，先跑去西班牙大使馆办签证，花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冤枉钱。虽然十分钟内就办好了，但是憋在心中的那股窝囊气却久久无法消散。
拿了去西班牙的签证之后，我再度跑回法国大使馆。这一次她不再刁难了，而事实上，她也无从刁难起，因为我是依着他们的规定办理的，他们没话好说。只是当我从她手中接过签证的时候，她那副若无其事的职业性面孔，真叫人感到无奈。我心想，不知道每天有多少外国人，必须忍受她的这种侮辱与刁难？
飞往法国之前，想不到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事！
去法国的前一天下午，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打电话来，通知说因为法国罢工，所以停航。因此我只好由他们公司安排，改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了。
晚上，我跑去电话局，准备打长途电话到巴黎，通知当时正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志音神父，一位昔日念哲学的同学，看一看他是否可以到机场来接我。但是由于法国当日的罢工风潮正盛，连电话局也不例外，所以害我白跑一趟。最后只好花四千五百意币发一分电报去。但是心中还是毫无把握。但是又没有其它办法可想，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罗马最后的一晚，竟睡得很不安稳。
起飞的当天早上，我躲在房间里赶写好几封寄回国内的信，好在离开罗马之前寄出。因为法国邮政罢工，不晓得要等多久才恢复上班呢！
十二点正，我先赶往航空公司去，好确定一下飞机是否准时起飞。然后再跑去耶稣会总部，想发一分电讯给法国，但是还是徒劳无功。
中餐是在那儿的厨房内跟厨师们一齐吃的。由于言语不通，那顿饭吃得颇为尴尬。因为他们一直以好奇的眼光盯着我看，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然后赶回宿舍，整理行装，并小寐片刻。
四时正，倪院长与傅雅各神父驾车来接我。途中忽然遇到雷雨交加，好象罗马舍不得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即将离去，而感到依依不舍，以致涕泗滂沱、大声哀号！
我心中虽然也充满了无限的依恋与离愁，但是既是看破红尘的出家人，怎能在两位长者面前把自已俗世的情感表现出来呢？于是，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向她唱出那首闻名的意大利歌「阿利维得琪、罗马」（再见吧！罗马），向她挥别。但是表面上却又装出一副「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
在机场握别的一刻，心中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之情。面对着六个星期来朝夕相处的倪院长，我既感到衷心的感激，也有着一分深深的歉意。毕竟他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
但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向他默默地递上早已写好的一封短笺，表示我心中的感激与期盼。信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永祥院长，衷心感谢您在过去这六个星期来对我的热情接待与爱护。由于有幸与您朝夕共处，得以亲聆教诲，如沐春风。在您身上，让我对会士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您能再度返回您日夜怀念的中国以及您热爱的中国人的身旁。」
带着他老人家的祝福，我走进了候机楼。心情马上与先前不一样。那是一种「举目无亲」的孤独感与失落感。环顾四周，竟然没有一张热悉的面孔。我开始感到不安。因为不久之后，我即将踏上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人生地不熟，言语也不通，再加上有没有人来接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我竟觉得有点儿紧张起来。
可是紧张归紧张。光是紧张也无济于事。问题还是得靠自己解决。说时迟那时快，偶然间在墙角边瞥见一位穿著整齐会衣的外籍修女在那里静坐。我高兴地差点儿要得意忘形地大声喊出：「我有救了！我有救了！」
毕竟神父的形像还得维护，所以我就装着一副很斯文而又善良的面孔向她走去。以充满了热情而谦逊的口吻向她请安说：「修女：您好！我是来自中华民国的一位神父，我刚结束在罗马的六个星期的假期，现在要到法国去旅行。由于是第一次去，而且该国正闹罢工，没法子联络……」没等我把话讲完，她就打岔说：「神父，待会儿有你们的神父来机场接你吗？」没想到这位修女的反应还真快，不晓得是看我一副「太」善良的样子，一定别有用心；或早已窥出我眼神里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近乎哀求的表情，她才会主动地想办法帮忙。当她得知我没人来接时，就慷慨答应要带我去巴黎耶稣会的会院。
难题既已解决，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算平静下来了。我放开心情，与她聊起来。知道她是某一女修会的副会长，当日到罗马开会，现在要返回巴黎。
在机上，由于座位空得很，所以我们就坐在一起，一路上聊得很投机，也很愉快。由于彼此对领避静的工作均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话题大部分都绕着这个主题转。
到了法国戴高乐机场，果然没有神父来接我。如果我没能随机应变，主动找修女帮忙，要独自摸往会院，恐怕得费一番周章了。
在修女的指引和协助下，我终于搭上出租车安抵耶稣会会院。很幸运地在那儿遇到正在休息兼进修的沈载祺神父。他是我拉丁文的启蒙老师之一：也是昔日至洁圣母会的辅导。在他热心的帮助下，我将开始另一次愉快的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