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敬爱主的人，一切都协成美好”
（保禄给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上主，你上智的安排永不会错”
（常年期第九主日集祷经）
我名叫金鲁贤，1916年6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区。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地在欧洲进行，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胜负未决，我国政府站在协约国方面，向德奥宣战。也派了许多青壮年去帮助由于征兵赴前线而缺乏劳动力的法国，做后勤工作，以支持协约国。中国北洋政府袁世凯，为了个人野心，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签下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日本企图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又乘机侵占胶州半岛。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久“洪宪皇帝”于惊恐中一命呜呼。袁世凯任命的各地督军在不同的列强为后台的支持下争权夺利，各自独立，互相残杀，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接着1919年美英法胜利国在凡尔赛主持和平会议，将德国原先在我国山东的特权不是归还我国，而是交与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爆发了“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的代表拒签和约。
我出生的时代是我国人民遭受内乱和侵略的苦难时代，幼年时国家只有国耻日而无国庆日。
我出生的第二天是青年主保圣类思公撒格ALOYSIUSGONZAGA瞻礼，我领洗圣名为类思，法文名LOUIS，父亲就给我取名为鲁意（译音名）。后来上中学时，班主任说：“鲁意”毫无意义，应改写成鲁贤。可是用普通话发音，贤为XIAN，与原意不相符，但仍用到今天。
我父亲在家沉默寡言，早上出门上班，傍晚回来，星期天在家看书，往往看小说，尤爱看侦探小说，他不断抽烟，很少和我们兄弟俩讲话。我今日回想，似乎他没有和我们说过话。他有病，往日领圣体前，要守空心斋，半夜起到领圣体止任何食品连一滴水也不能进，他只得每年领一次圣体。我父亲对人很大方，我还记得过年前，他清理别人向他借钱时写下的借条，我父亲对母亲说：“这个人和那个人还不出了，不向他们要吧，就把借条烧掉。”我母亲总是同意。
来我们家的客人较多，我姑母家的人来得最多，特别是张登堂（后做神父）和他的弟弟张登隶常来。我家败后，父母亡故，一次我在马路上遇到他，亲热地叫他，他不理我，我难受了好久，由此尝到世态炎凉的味道。
我没有看见过家谱，我的祖先世代务农，是穷人，无地位，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家谱。我对祖先的概念很模糊，只记得祖父。
村上老人指着相连的七个坟向我说：“金家巷姓金的老祖宗是七兄弟”，几百年前他们来到这块荒地，开垦，结婚，生儿育女，众多子孙，聚居一处，成为一个教友村，大多数姓金就叫金家巷。奇怪的是“文革”时代，铲除这七个坟时，其中一个坟是空的。村中有条小溪穿过村子，把村分为两段，称为溪南，溪北，我们老家在溪南，教堂在溪北。
村里人都是天主教徒，什么时候开始奉教的，我不知道，老人也说不清楚，无从考据。金家巷教堂曾是主教座堂。朝鲜人金大建曾在澳门读神学，从澳门陪JOSEPHFEREIOT进入朝鲜前路过上海，1845年8月17日上海主教就在金家巷圣他为神父。他在横塘教堂献了头台弥撒，后经北京，重返朝鲜，第二年致命，年仅26岁。1984年5月6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汉城（现名首尔）立他和其他102人为圣人。金安德肋是韩国教会的骄傲，也是金家巷的光荣。
金家巷第一位神父叫金若瑟，他是江南教区派往意大利深造的第一位中国人；第二位神父叫金文其，1931年圣神父，派在苏州张泾做本堂，于1937年12月被日寇杀死；第三位神父是我；第四位是金鹤亭已死；第五位是金振岐；第六位是慈幼会士金充威，现在罗马福传部工作。
我的祖父名叫金新衡，圣名保禄。他是个虔诚的教徒，生于1844年。他小的时候太平天国军队打到上海，太平天国军队留长发，所以也被称作长毛。祖父常说自己被太平天国军队抓去，在他们的后勤当杂工。他的第一个儿子，叫信德，第二个儿子叫望德，就是我的父亲。他希望生三个儿子，以信，望，爱，三德命名。但他只生了两个，他的堂弟有儿子后就叫了爱德。祖父后来到上海作学徒，以后自己在爱多亚路（今日的延安路）和河南路转角开了食品店。他的食品商店出售牛羊肉、洋酒、洋罐头、黄油、奶酪等，专卖给外侨。他还贩牛，赚了钱买地盖房子并出租房屋，他很有经济头脑。1925年春患脑溢血，倒地后死亡，享年77岁。
我的父亲生于1885年，名叫望德，字仲超（信、望、爱为超性的圣德，排行第二故叫仲超），圣名路加。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大一岁，生于1884年，她名叫张云贞，圣名路济亚，浦东张家楼人，张家楼距金家巷约两公里。我的外祖父叫张志堂也叫良海，他很早到上海谋生，做过英国总会买办和顺昌洋行买办。他后来因炒外汇失败，破产（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前，我祖父收买大量的沙俄卢布，革命成功后分文不值）。我母亲姊妹两个，她是老大，她的妹妹叫张望贞，崇德女中毕业后，入拯亡会当修女。拯亡会是个法国修会，很严格，进去也要交许多钱，我父亲出了这笔钱。
我的外祖母早死，外公后来续弦，续弦姓曹，老家安徽。我的后外祖母生了两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早死。
我的父亲在徐汇公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以后又去洋行做事（所谓洋行就是现在所谓的外资公司）。我的父亲那时的中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国的“和记”JARDINE公司,聘请他到南京去做华经理(也叫买办)。他回家告诉我的祖父说，他要到南京去工作，我的祖父不高兴，跟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不能到外地去，应该每天到父母身边问安，孝敬父母。我的父亲因南京那边给的待遇很高，偏要去。祖父说，你要去了就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父亲还是到南京去做事。祖父一怒之下，把他赚的钱全部留给在身边的大儿子，即金信德，我的伯父。
我的父母结婚后的第一年就有了小孩，是个男孩。可是没过几个月就因病过世了。我的父母很希望再有小孩，可是等了9年才又有了孩子，就是我的姐姐，父亲觉得她是为安慰父母而出生的。给她取名为金慰萱（安慰的慰，萱指母亲意，即她的出生安慰了母亲），圣名叫玛丽亚。出生在9月圣母圣名瞻礼前夕，所以叫玛丽亚。我姐姐非常聪明，10岁就到徐汇女中住读，那时候叫崇德女中，深受她的老师和同学的喜爱，我也非常爱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3岁时，我母亲又怀孕了，怀的就是我。可是我来的真不是时候。我妈妈一怀上了我，就生重病，几乎死去。我母亲一心一意想回上海，她说死也得死在上海。可我父亲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但他不愿使我母亲不高兴，为了深爱的妻子，只得辞职，为此而与洋老板闹翻，陪我母亲回上海，此后再也没有那么风光过。回到上海，我父亲一时找不到好的工作，正心烦的时候，我呱呱坠地。据说，人家把我抱给他看时，他不屑一顾，说我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当然他以后也认了。我母亲有病，自己不能喂奶，雇了一个奶妈，奶妈很疼我，我断奶后，她每年来看我时，我母亲都好好招待她，给她衣服、钱还有首饰。后来我家败了，家没了，她无法再来看我。我还记得她个儿比我母亲高，年龄和我母亲相同。
我两岁半时，我弟弟出世了。我弟弟来的是时候，父亲已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又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聘用我父亲，待遇很高。我们全家特别爱我的弟弟，他生在11月中旬，离圣达尼老瞻礼近，他圣名达尼老，父亲给他取名达义。我们没有按家族谱进行排名，我的堂兄为宽生，仁生，智生，礼生。我父亲坚持用圣名，我叫鲁意，弟弟叫达义。我父亲抽烟，抽的是粗大的哈瓦那王冠牌雪茄，还留过口上两边翘起来的八字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裤子总是西式的，当时的他相当洋化。我父亲的朋友很多，我记得他最好的朋友名为陈忆德，他们情同手足，可惜他英年早逝，他得知陈忆德死讯后哭了，这是我见到父亲流泪最多的一次。事隔80多年，陈忆德的孙女陈英男知道我父亲是她祖父最好的朋友，带了她祖父的照片来看我，使我很感动。
我幼年时记忆力很好，还记得弟弟出生后，我母亲抱了他睡觉，却叫我睡在她脚旁，我还不乐意的情景。我还记得，我母亲用绳子绑着我，另一端系在她手上，我走得远了，她收紧绳子把我拉回。
我出生时家在南市城隍庙前一条名方浜路的邻德里，靠近小东门。当时上海最热闹的是南京东路，次之小东门，再次是公馆马路（后称金陵路）、北四川路，而今天的淮海路还没有出现。
我家不久搬到三牌楼，淘沙场，住在一个小弄堂内，石库门，弄名善德里，住有三家，我家住2号，1号住姓叶的，房主是跑街即现在的推销员，3号姓汪的是安徽人，茶商。我怀念这所房子，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称为是家的居所。我12岁后父亲经商失败又患病去世，我就没有家了，寄人篱下，甚至无处可寄。以后修了道，听领导命，没有自己的家；一生中有27年之久是以监狱为家，以后以教堂为家，直到今天。我记得善德里的家有一个小天井，放些盆花，也是小孩子玩儿的地方，打弹珠，踢毽子。天井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客厅，旁边是厢房，客厅上面是吃饭的地方，楼上厢房是父母的地方，中间放着两张床，大的是我母亲的，较小的是我父亲的。我姐姐住在下面厢房。我大了一些，在客堂的楼上放了一张床，我一个人一间，有了自己的天地，晚上可以多读书，实际上是看小说。
上面说到我对善德里2号特别有感情，1951年回国后去看过一次，1982年释放回来后又去看了一次，一切完好如初，只是房主人不认识我。2004年4月再去看时已成平地，准备盖高楼。善德里终于在我眼前消失，但仍存留在我脑海中。
我童年时代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学校就在教堂的旁边。我的会口是老天主堂，它位于上海的老城区内，靠近城隍庙，上学去教堂都穿过城隍庙，庙前庙后十分热闹，都是小商铺，或小摊子。我和我弟经常去的地方是卖小吃的，比如烤鱿鱼的，卖梨膏糖的，拉洋片的，卖武的，耍猴子的。当时的城隍庙是普通老百姓的娱乐场所，今天的城隍庙已是高级（旅游）商业区了。
老天主堂，真是老，据说是徐光启的孙女盖的，有四百年的历史，应是文物。堂是宫殿式的，也可以说是庙宇式的，我很喜欢。教堂老，本堂神父也老。我记得本堂神父姓倪80多岁，名西满，举行弥撒圣祭时往往坐着，接任他的是金玛窦，也80多岁。老天主堂几经沧桑，清朝禁教时做过关帝庙，解放后被学校占用，学校现已搬走，教堂还没有归还给我们教会。但愿早日落实政策。上海教区的李式玉神父、张家树主教、艾祖章神父、阎智恩神父，还有我都在老天主堂领的洗，颇具历史意义。
我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私塾，没有读正规学校。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领我们去圣堂望弥撒。在家中，她领我们念玫瑰经和晚祷。我们当时家有两个保姆，但她晚上必下厨房亲自为我父亲做菜（我父亲中午不回家）。我记得她空闲时就为我们姐弟三人做布鞋，纳鞋底。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弟弟穿她做的鞋才几天又破了，她生气地说：“不为你们做了，买皮鞋穿吧。”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穿过她做的布鞋。我记得每天有一妇人来给她梳头（我们叫梳头娘姨），我站在旁边看。抹头发用的是刨花水，即木工刨下的木片浸泡在水中使水有黏性，哪像今天有膏呀，粉呀，水呀，膜呀，这么多的化妆品。
我母亲好客，农村有人来，她一律热诚招待，往往留他们过几夜，临走还送他们钱或衣服。我和弟弟很喜欢客人来，每当家中来客时我们都跳呀，跑呀，母亲说我们又犯了“人来疯”的毛病。记得有一次弟弟追我时，我跌了一跤，撞在床角上，流了许多血，还留下一个疤，幸有头发盖住没有破相。我和弟弟闹时，母亲说：“他们明悟未开，开了就好。”总是原谅我们，不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