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命出使中国以后，便立即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发现外界对现代中国有两种论调：一种是敌对，另一种是亲善；前者多由外国人执笔，他们（也包括一些传教士）有意保护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既有权益；后者多出于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牧师，尤其美国人。
翻阅中国现代史，能够了解革命的后果，也能找到传教事业的处境。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就被逼求和、签约、赔款、通商、割地、租借、保教…。反洋组织义和团雪上加霜，惹来了八国联军，中国损失惨重！
中国可能犯了两种错误：闭关自守和妄自尊大；不了解西方的进步，也不了解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与外国人对抗，单单有理是不够的，往往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中国有高尚的伦理文化，并不过于重视军事上的技巧。但若愿意与新时代的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是需要武力的。
我所感兴趣的，是研究中国人对教会的心理状态：他们看到基督徒国家加给中国一连串的损失和侮辱；也看到教会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紧密的关系。有些公使（财迷或无神派）处理教会案件或维护自己利益，常用强硬手段。有些欧洲国家把教士驱逐出境，却在中国（假惺惺地）保护教士，一旦他们的教士遇害，就强迫中国赔偿。因着不平等条约，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传教区成了帝国中的帝国。慈禧太后曾说：「我们要坚决自卫，反对侵略，传教士继续不断地给我们制造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