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愿意离开繁华的汉口，而急着定居在（教友口中的东方罗马）北京。我选择了水路，由汉口沿长江而下，经过上海、烟台、天津，到达北京。我原准备微服而行，但在北京前一站，几位教友跳上火车来迎接我；富成功主教也在北京车站接待我…。
中国教友献给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纯朴舒适的中国式的房舍，位在北京定阜大街三号。同街住着两大皇室王族。教友的想法是：这不过是临时性的，直到寻找一座更恰当的王府。房舍虽然比北京主教公署狭小，但我觉得非常可爱，也适合我的个性，中国式装潢更别有风味。
一位外国公使建议我住到使馆区，我对这建议根本不加考虑；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堡垒形的东西，四周围着高墙，墙垛上架着机关枪。是拳匪之乱后订立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那里。这地方构成了可耻的纪念品，招惹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自然早晚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配合外国政府政策，而是传扬被钉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如此，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
我在这座公署住了三年，接见了不少官员，公使，主教以及传教士们。革命军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我们丝毫没有受到骚扰。
记得1928年6月8日，阎锡山的军队要进北京城驱逐张作霖的军队，整城惊慌失措，北京富主教要求派卫兵在主教公署站岗。我寓所的大门常开，只有一个看门的人。我不说请求卫兵保护不好，我干脆地说，我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