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信部很早就想召开中国教务会议，但是，这项盛举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召开会议是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我一到中国，便着手筹划。
一九二四年初，我即将会议的议案分寄给全中国教会首长，并定于是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称为「全会」或称为「国会」；「全会」意义稍嫌狭隘，「国会」于法无据。圣座（批准该会议）简捷地命名为「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议案寄出以后，有一位主教微笑地对我说：「大会已经结束了……」「没有，主教，这不过是议案吧了！」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这次会议，会议纪录已正式公布，而且出过二版，附有解说文件，至于会中的辩论是秘密的，不许可公布。
我只想从另一角度来观察这会议，叙述当时的一些观感、与可敬的各位教长在教宗名义下同聚一堂的盛况。到会的计有主教四十二位和监牧五位～其中二位是中国籍、苦修会院长、及其它十三个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中国传教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界代表多名。
我个人自觉卑微弱小，在各位可敬主教前实在感到惭愧，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但他们对宗教代表仍然敬重有加，给我很大的鼓励。这些主教和传教士，来自全国各地，分属于欧美各国，而且还有能干、显赫的各修会团体代表。
教会的历史，包括中国教会历史光茫万丈，我在这上面看到了这些宗徒们的活动背影：不但是他们本身，在他们后面还有他们的修会、中国传教区、他们的前驱～其中甚至还有为道殉难的英烈。
这次会议几乎包罗了世界各民族各语言的代表，更觉隆重，尤其伟大之处，就是这次会议给未来中国传教史开辟了活跃的总纲。
在教会生命史上，由于共融，得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我清楚地看到教会在空间及时间上的真实特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教长们说着不同的言语，拥有不同种族的面孔、肤色，穿着不同的会服。但是他们一心一德，同一目标：与教宗一齐工作，在教外人中传扬基督的神国，他们具有宗徒们的胸怀以及传教士的雄心。在上海各修会办事处和主教公署里，他们说着法、英、德、义、班、中…各种语言，但在会议厅中只说拉丁文。在会议厅门口还是私人身份，一进会场，就只有传教士身份了！
教长中有些现在已经逝世，其它的也要一一地逝去，但是，会议成果仍然存在，我们好像建造大殿的谦卑的工人，工程师供给图样，每个工人便分工建造。我们的工程师是教宗。工人逝去了，大殿仍然屹立不摇。
不管怎么说，现在传教区有了一个共同的方针，有了一部传教的法典，会议第四项「论传教工作」无异是传教方法的摘要，教长们对前途抱了无限的乐观，为此，会议给未来岁月带来蓬勃的朝气。会议闭幕刚过一年，革命就爆发了，其标语：「中国归中国人」。正好！会议已通过设立国籍主教的议案。会议上提到不但准许中国人爱国，而且更鼓励他们爱国，这本是基督爱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在时代的演变中有其永恒的价值。
在我结束零星的观感前，还有三件事要特别提出：
一、上海耶稣会士热诚的招待，是透过Payen及Flament两位顾问神父的特别协助，他们两位敬主热诚、经验丰富、精于法学。
二、会议不受外界任何影响。
三、受到中外行政官员的礼遇，以及上海教友的热情招待。
在会议上一切应用物品、徐家汇大堂各项礼仪、以及代表们的聚餐等等事项，都由耶稣会士提供，真是大方殷勤，不失地主之谊。我每每回忆到上海会议，就会出现庄重慈祥的上海代牧姚主教，当时他是南京代牧。
大家都知道，历来的教务会议，外界的压力往往会干预和困扰专心讨论宗教事宜的教长。我应当对中国政府及各国公使表示敬意，他们绝对尊重会议的自由，我们从来未受到外来的影响。各国公使为了对主教们的尊敬，只是宴请而已。
在会议进行中，任何邀请，我都一概婉拒。我仅和全体主教、传教士们参加了上海教友的公宴，那是在陆伯鸿先生创办的若瑟医院所举行的。席间有上海督军胡丰林及其它教外来宾参加，他们举杯向教会致敬。
我以圣伯拉弥诺为大会主保，徐家汇圣堂大祭台上面供着他的像，我确信这位大圣师祝福了我们的辛劳。就像他在世时，对中国教会曾在罗马出过力，这样他在天上仍然继续作他爱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二月在徐家汇大堂举行隆重的闭幕礼，教长们一一到祭台上签署会议文件。
一年以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四十余中国人民惨遭屠杀。
星火撩原，一经爆发，全国各地青年激烈响应示威。同时广东也正准备北伐，随着连年战争遂起。如果我们不在一九二四年召开会议的话，以后几年内势难召开。这可以看出天主上智的安排，万事均勇毅而顺利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