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来巴黎只有七个多月，为了争取生活的关系，每日埋头撰述中文稿件，寄到香港一
个文化机关发表，很少机会和法国人士接触，也很难对一般社会情形作深刻一点的观察。现
在只能将短期内，表面所见于法国的，向国内作一简单的报告，要想我作进一步研究，那只
有姑待将来了。
自从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元气，均未恢复，法国人口增殖率本来比别国来得低，有人
说是中了马萨斯人口论的毒。其实马萨斯是十七八世纪的人，离开现代已一百余年，他的学
说初发表时，虽然轰动世界，反对他的可也不少。法国固然有许多人相信他的学说，也不过
是少数知识阶级，要说他的学说竟支配了整个法国民族，自十八世纪直到于今，那便未免远
于事理。因为除了宗教以外，任何学说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而马萨斯的人口论却不是宗
教。
法国人增殖率之慢，有其内在的原因。有人说是由文化发展过高，一般人民运用脑力过
度，生殖力自比较减退。关于这，笔者愧非生理学专家，恕难作答。照我看，法国人口增殖
之慢，由于工业发达，下级社会——即生殖力最强的一阶层——的妇女都离开家庭，进入工
厂，当然不愿养育孩子为生活之累。再者欧洲人乳哺一个孩子，的确比中国靡费数倍，当此
生活日趋艰难的时代，真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一知怀孕，便千方百计地去坠胎。法
国政府对于这件事虽悬为厉禁，效果还是微乎其微。消极的禁止既然无效，只有积极地来奖
励。政府在国内遍设育婴院孤儿院收容弃婴和孤儿，提高私生子的社会地位。一对夫妇诞育
孩子在两个以上，政府每月津贴他们养育费二万法郎。这个数目也算不小，虽然有人贪图，
多数人还是不愿做孩子的奴隶。幸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视坠胎为莫大罪恶，
即桑格夫人节制生育的办法，天主教也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严格禁止。法国民族之得绳绳
继继，繁衍下去，天主教的教义，倒是一个中坚的力量，否则这个优秀绝伦的法兰西民族，
不出数百年，怕将消声灭迹于大地了。
天下事权利义务必定相对，而后行得通，不享权利，单尽义务，最高尚的人还觉为难，
何况是一般民众呢？我们中国人善于养孩子，经过这么多年的内争和外战，目前人口还有四
亿七千数百万，这当然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社会的恩赐。宗法社会要我们每一氏族都永远
传衍，所以有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惧祖宗之不血食，”“若敖鬼馁”来作警戒
和鼓励。同时提倡孝道，子女对父母的反哺，乃是神圣的职责，违者以大逆不道论。中国大
家庭制度，敝端虽多，好处也不少。中国民族之繁衍有人说全靠这个制度。一般民众也有一
句口头禅，即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话五四运动以来，大遭时贤诟病。胡适博士于
其诞育第一位公子时，作诗，有“只要你堂堂地做人，不必做我的儿子！”一时传为美谈。
可是，我们知道养育儿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千辛万苦地把儿女养大，竟半点好处也得
不着，谁又乐意？能够避生育，当然避免了。西洋人不愿意养孩子，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
因。我现在请举一目前之例，以概其余。
数月前，一个文艺界的朋友，谈起巴黎某区有一位老女作家，过去出身贵族，广有钱
财，十七八岁时，在文坛便相当活跃。写了一本书，居然一鸣惊人，成为优秀作家之一。她
的创作力非常之大，写作的方面又非常广阔。自少年时代到现在为止，创作连编译竟出版了
五十多册书。她从前家中组织了一个沙龙，日与文人学士相周旋。嫁了一个丈夫，也是一个
作家，兼任出版事业。他们自己有一个书店，夫妇俩的作品都在这书店发行。因为自己素性
挥霍，又因两次大战关系，法朗贬值，弄得毫无积蓄，丈夫多年前亡故，书店盘给别人，连
版权都盘过去，一文版税也收不到。还算书店看她面子，在四层楼上给了一间小房，作为她
的住处，每月给她三千法郎作为零用。
这位女作家，八十岁上还在写作，现在已活了九十岁，虽然五官灵敏，神智清明，笔是
早放下了。我们去拜访她时，只见满屋灰尘厚积，窗帏和沙发套罩破旧不堪。她身上穿的一
件衬衫，多月不换，已由白色变成灰黑了。她见我们来很表欢迎，自己抖率率地在酒精炉上
煮了一壶茶请我们喝。可是，我们看见那茶杯的垢腻，谁又喝得下去，只有捧着杯假品了一
阵，便搁下了。谈起来，才知她有一个女儿，现已五十余岁，嫁的丈夫还算有钱，但一向同
她意见不合，对于她的作品也不甚佩服。她每星期来看母亲一次，给母亲带粮食来。她母亲
穷到这地步，室中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藏储新鲜食品的冰箱之类。所以她吃的永远是陈了的东
西，肉是腌的，蔬菜是干瘪的。法国面包离开烤炉半小时便发僵，一星期以上，便硬成石块
了，可怜这位老女作家，每天便将她的老牙根来对付石块。她每天在酒精炉上摸摸索索，煮
点东西，从来不下楼一步，外面节季的变迁，都不知道。我的朋友替她带了一基罗的行将下
市的葡萄来，她高兴地喊道：“瞧，这是才上市的么！”
我另外一位朋友是一个画家，留法前后已二十余年。告诉我她所住的公寓有一位老画
家，虽有儿女，每年圣诞节才来看他一次。他患病在床，儿女恰不在巴黎，当然不能来伺
候。他断了气，陈尸榻上，一直过了三日，人家才来替他收殓。像我前文所举那位老女作
家，过去在文学界大有声名，至今她所诞生的某城，有一条大街以她之名为名，以表城人对
她的尊敬，但她暮年生活潦倒至此。这位画家也是对艺术界有很大贡献的，而死时几如齐桓
公之“虫出于尸”，有儿女却等于没有，名人尚如此，普通人又将如何呢？
二
法国人口本来稀少，这一次战争，壮丁的牺牲，虽没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
惨重，但也可以说相当多。现在法国政府最感头痛的，是老年人的过剩。自从医药进步，卫
生设备周全，人类寿命的水准都提高了。但是人类工作精力的延长，却不能和寿命的提高作
正比。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究竟只能算是一个尸居余气的废物。当国家富庶，时代升平，
老人星特殊灿烂，可说是一种祥瑞，否则倒成为灾殃。我们倘然在巴黎街上蹓跶蹓跶，所接
于目者都是步履龙钟的老翁，和鹤发驼背的老妇。在公共汽车，地道车里，所遇见的，也都
是些孔子要以杖叩其胫的人物。更奇怪的，他们差不多都不良于行，男人还可说是因为过去
打仗受伤，女人呢，她们并没有去当娘子军，为什么大都跛着一只脚，扶着拐杖，很艰难地
在走路？这由于什么关系：是气候？是食物？还是什么脚气病？请教法国人，他们自己也说
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约是见惯了反不知注意的缘故吧。这班老人对社会贡献已等于零，穿
衣吃饭住房子还是和普通人一样。据说现在一个法国青年或壮年，平均要维持三个人的生
活，并不是他们自己赡养父母，这班老人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挑担着的，把重税加在他们身
上，那也等于要他们负担了。法国政府对于老人过剩问题，虽然甚为焦虑，可是既不能学中
国古书所说，某地每将老而不死者舁入深山，听其饿毙；或效法非洲土人，将老年父母逼上
高树，阖家合力摇撼树身，使其跌下枝头而亡，也只有听其自然罢了。
生活既难，可以工作的老年人，总还是勉强工作。政府各机关的人员，商店的职员，以
及各种比较轻便些职业、岗位都是老人占着。假如你请教他们一件事，把个字条儿他们看，
摸索老光眼镜，那是他们第一步万不可少的手续。老人生理机能退化，工作效率当然不会怎
样高，行动也嫌过于迟缓。从美国来的人常慨叹道：拉丁民族，已是日趋衰老，在法国人身
上更充分表现，这满街疲癃残疾的老人，便是具体的例。是呀，法国人行动的缓慢，连我这
个从东方古国来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耐烦，那些朝气勃勃的美国小伙子，怎样瞧得惯？
三
法国人善于享乐人生，过去巴黎繁华甲天下，妇女的衣装，成为全世界的模特儿，好似
从前中国的上海。但现在情形已大大不同。你走到巴黎最繁盛的街道，像Ｒｕｅｄｅ
Ｆａｕｂｏｕｒｇ，ＲｕｅｄｅＳａｉｎｔＨｏｎｏｒｅ时装型式，既没有从前的善
于变化，衣料也大都淡素单纯，像香港各衣料店那么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一半也比不上。
香港无论男女，都穿得花花绿绿，街上所见妇女衣衫花样，很不容易发现有雷同的。妇女们
每天盛装得过节一般，一年到头逛商店购买衣料，叫裁缝做衣裳，巴黎人对此也要自愧不如
的。总之，现在法国人生活过得都相当刻苦，外表上虽不大看得出，我们知道他们腰带都束
得紧绷绷，有似第一次战后企图复兴的德国人。法国教育界也相当清苦，所以教员授课甚
多，并为人补课，企图额外的收入。我初到时曾到一个专为外国人而设的法文学校，上了一
些时候的课。这个学校历史颇久，名誉极佳，其中教授均具有多年教读经验，教法极其精
良。但我见其中教授每人每天上正课二小时到四小时，另外还为学生补习二三小时。女教授
上了课以后，还要回家料理家务，甚至烧饭洗衣都自己动手。看他们年龄大半都在五十以
上，教书累得声嘶力竭，我实在不胜同情，但普天下教书先生都穷，何况又值大战以后？他
们不这么苦干，又怎样能维持一家子生活！巴黎大小商店，星期日一例关门休息，倒不去论
它了，大部份的店子自星期六下午关闭起，一直要到星期二上午才开。巴黎是个有名的不夜
城，于今普通商店，天才黑便上了铁栅门，晚间在街上走走，除了几盏路灯，到处黑沉沉的
一片。一方面是他们讲究休息，一方面也由于社会一般购买力低落，生意萧条。巴黎报纸到
星期日也一概停版，只有一二份星期日出版的报纸应个景儿。这倒是我们中国不常见的事。
小商店和摊贩为了生意难，也就没有从前老实。买东西交钱给他们找，往往会故意抹去几个
法郎。水果等物本来不许挑选，但他们倘看见你是黄脸皮的东方人，总是把烂的枯瘪的给
你。同他略一争论，他便把东西一把抢回，不卖了！记得我曾在一家书铺选择两本旧书，一
本是九十法郎，一本是七十，当我将书交给店主，转身到书架时再寻别的书籍时，他已将书
的价码，各加一竖，每本书凭空贵了一百法郎了。这虽然是极小极小的事，也可见战争所破
坏的不但是物质，也破坏精神。
不过法国的治安究竟比中国不知强多少倍。我是在香港住过一年的人，香港匪风之盛，
至今教我谈虎色变。略为有钱的人，家里铁栅门无论白天黑夜，锁得严密无比，稍不留心，
便遭械匪闯入。报纸上天天有商店和行人被抢的新闻。闹市上走着的人，手表、钱袋可以被
人硬行抢去。偏僻的巷衠，和行人寥落的道路，那更不在话下。我觉得香港下层阶级的人，
在有人处是平民，无人处便立刻变为匪。不但下层阶级，便是受过教育的学生，有机会也要
干这一手，我有一个女友，便曾被一中学生抢去了数百元港币。在香港没有钱，日子不容易
过，有点钱，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胆，这种地方岂不太可怕而又极端可厌么？在巴黎虽然说
不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这种精神威胁，却完全没有。在香港住过的人来到巴黎，最感
到痛快的便是这一件事。
选自《归鸿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