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亦称“公教”，其名称源自希腊文Katholikos,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所以被称为公教。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为区别于东正教及基督教各派别，又被称为“罗马公教”。罗马公教传入中国后，借用中国文化“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把所信之神称为“天主”，因而称所奉之教为“天主教”；天主教是罗马公教在中国的称呼。

    天主教信奉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即耶稣基督)、天主圣神，并敬礼圣母玛利亚。其基本信

    条为：天主圣父化成天地万物，创造人类；天主圣子降生为人，救赎人类，并受难、复活、升天，世界末日将再次降临；天主圣神圣化人类；教会为耶稣基督所建立，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并有赦罪权；人的肉身将于世界末日复活接受基督的审判，善人得享永福，恶人要受永苦等等。

    天主教有严谨的组织体制，其领导中心为罗马教廷，首脑是教宗(教皇)。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中世纪时，天主教是西欧各国占领导地位的宗教；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

    后，天主教加强了对海外的传教活动，向拉丁美洲和东方一些国家发展。天主教传人中国始于13世纪的元朝，元亡后暂时中断，16世纪(明万历十年，1582年)再次传入至今。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其信徒人数与世界人口增长同步，有时还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1999年《宗座年鉴》统计，到97年年底全世界共有信友10亿零5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7．3％；各大洲信友占本地区人口的比例为：美洲占62．9％，欧洲占4l．4％，大洋洲占27．5％，非洲占14．9％，亚洲占3％。

    中国天主教是传入我国的罗马公教，其信仰、组织、教义及礼仪等与世界各国天主教相同或相近，这是共性；同时，它有与我国的民族、文化、国情、社会相结合、相适应的特点。1946年中国天主教建立了圣统制，全国设137个教区，分属20个总主教区，有300余万教友。1949年后，中国天主教逐步走上了本地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会与各国天主教平等友好，交流往来。目前，中国天主教有60多位主教、1100多位神父、1200多位修女、及400多万教友，有教堂5000余座。

    天主教是一个十分礼仪化的宗教。教会本身即是一个崇拜天主的、以典礼为生活中心的信仰团体。礼仪是教会向天主的公开及公共的敬礼，用以谐调天主与人、人与天主及教会间的关系。天主教认为，在礼仪中，教会联合信友经过基督虔诚地敬拜天父，同时天父也藉着基督圣化教会及信友；礼仪是基督的行为、也是教会的行为；通过礼仪，基督大司祭临在于教会内，继续同教会一起，并藉着教会，执行他的救世工程。梵二大公会议(1962年一1965年)颁布的《礼仪宪章》第7号上说：“礼仪实在应视为耶稣基督司祭职务的施行。它按照每个外形标记所指示的，一方面实现圣化作用，一方面由耶稣基督的奥体，包括首脑及其肢体，实行完整的公开敬礼。”

    天主教礼仪有四个要素：

    第一，礼仪是由不同的标记所组成的。标记包括参与者所取用的物品、所念的经文、所唱的圣歌，以及动作姿态等等。这些外在标记，一方面

    表达并实现对参与者的圣化工夫，另一方面表露出参礼者对天主的朝拜、赞颂、感谢、祈求等内在心愿。

    第二、透过种种外在标记，参与者向天主奉行敬礼。敬礼的举行者是基督奥体，是奥体的元首——耶稣与奥体的身体——教会联合起来举行的。它要求奥体的每个肢体——教友完整地、主动地、有意识地积极参与。这是礼仪本身的要求，也是信友藉洗礼而获得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礼仪的举行是

    整个教会的行动。

    第三、公共的敬礼。礼仪是以整个教会的名义来举行的。它需要有教会认可的代表，就是有权的神职人员来主持，而且应按照教会当局批准的仪式来举行。所以，司祭举行礼仪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也不是用几个人、某一团体、某一地区的名义，他是代表整个教会——基督奥体的首领与肢体来举行的。

    第四、完整的敬礼。礼仪神工是完整无缺的。在礼仪中，教会通过基督向永生之父呈奉敬礼，完善地光荣天主，使人圣化。(礼仪宪章7)礼仪神工是非常慎重的事，教会对礼仪格外珍惜，并特别加以维护。“一切礼仪行为，因为是基督司祭．及其身体——教会的工程，就是最卓越的神圣行为，教会的任何其他行为，都不能以同等名义，和礼仪的效用相比。”(礼仪宪章7)

    礼仪所用的外在标记，一部分是由耶稣基督自己选择的，大部分是由教会从不同的源流取得而规定的。比方，在罗马教会的礼仪中，有一部分动作是由圣经来的，像覆手、请安、嘘气、举目向天、抬起双手等。此外，有不少身体姿态，是由犹太或罗马人的习俗来的，如站立表示尊敬、祈祷、等待，俯首表示祈祷者的谦逊和恭敬等。除了这些动作和姿势外，还有一些动作是由教会的习惯来的，像用划十字圣号祝福人、物等。也有一些动作是教会取自历史中某些人的做法，如圣体降福时，主礼者把双手藏在披肩下，举起“圣体光”，这是古时宫廷中，属下在上司前的一种恭敬做法。既然礼仪的标记是由不同方面而来的，说明地方教会可以加入一些适合本地区的标记，或取消、修改某些不合宜的标记。

    关于礼仪神工的功效，梵二大公会议《礼仪宪章》第lO号说：“从礼仪中，尤其从圣体中，就如从泉源里，为我们流出恩宠，并以极大的效力，得以使人在基督内圣化，使天主受光荣，这正是教会其他一切工作所追求的目的。”第7号说：“在完善的光荣天主，使人圣化，如此伟大的工程内，基督便无时不与教会结合，因为教会乃基督的圣爱净配，称呼他为自己的主，并且通过他向永生之父呈奉献礼。”以上两段话可以概括为，礼仪的功效是光荣天主和圣化人灵。按地位说，光荣天主为先，因为天主高于一切，追求他的光荣应在一切之上。但事实上，光荣天主和人的圣化常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谁光荣天主，一定圣化、成全自己；而人圣化、成全自己，自然也光荣天主。若具体一点讲礼仪神工的功效，应该说不同的礼仪有不同的功能。在礼仪中，最中心、最重要的是感恩祭和圣体圣事，然后是其他的圣事；此外，有教会制定的神圣日课和各种圣仪。这些礼仪神工组成了教会灵修生活中的圣化的泉源，它们比信友个人所选择的热心善工更高贵、更重要。

    《礼仪宪章》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于1963年12月4日颁布的关于礼仪改革的指导性牧民文件。它不但是梵二公会议颁布的第一个文件，而且是对教会信仰生活影响较大的文件之一。《礼仪宪章》除“绪言”外，分为七章：第一章、整顿及发扬礼仪的总则；第二章、论至圣圣体奥迹；第三章、论其他圣事及圣仪；第四章、论神圣日课；第五章、论礼仪年度；第六章、论圣乐；第七章、论宗教艺术与敬礼用具。此外，还附有“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对修改日历的声明”。

    《礼仪宪章》肯定“基督常与其教会同在，尤其临在于礼仪中，在弥撒圣祭中，他一方面临在司祭之身……另一方面更临在于圣体形像之内，他以其德能临在于圣事内”(第7号)；指出“牧灵者应该注意，使在礼仪行为中，不仅为有效及合法举行而遵守法律，而且要使信友有意识地、主动地、完整地参与礼仪”(第1l号)；强调“在弥撒内或行圣事时，或在礼仪的其他部分，使用本地语言，多次为民众很有益处，可准予广泛的使用”(第36号)；提出“在礼仪中，教会无意强行严格一致的格式……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第37号)。宪章对整顿礼仪、促进礼仪牧灵活动等做了阐述，并就弥撒及圣事的修订提出了原则。

    《礼仪宪章》颁布后，天主教的礼仪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平信徒对礼仪的参与及本地语言和礼节的使用。

    圣教会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年一1965年)起正式对礼仪进行改革，其目的在于重振礼仪以使之更加符合早期教会传统，而且更加适应现代教友生活。改革的内容包括简化礼仪，修订礼典、经文和重新培训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礼仪改革虽早在19世纪已有先声，但实际改革却起步于1951年与1955年对复活节前一周礼仪的改革，而正式、全面、系统的改革则开始于梵二公会议。

    梵二公会议通过的《礼仪宪章》第50—57号具体列出了改革的项目：①、礼节要简化，重复或无用的该除去，适宜或需要的传统礼节应恢复；②、圣经宣讲增长和更丰富多元化；③、讲道该沿自圣经及庆节，并针对信友生活之需要；④、恢复信友祷文，并指出其主要意向；⑤、更广泛地采用方言；⑥、为更完善参与弥撒，宜领同一弥撒祝圣的圣体，并兼领圣血；⑦、圣道礼仪为不可少之部分；⑧、增加共祭的机会等。此外，《礼仪宪章》还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大原则：①、经文与礼仪应清楚表示出所庆祝的奥迹，使信友能圆满地、积极地以团体形式举行庆典(第21号)；②、适应各地方的习俗(第37号)；③、礼仪的举行应该让团体中每一分子各按其身份和职位参与。(第28号)；④、积极参与包括：对答、咏唱、体态、仪式和静默等(第30号)；⑤、仪式不可太繁复，要容易明了(第34号)。大公会议要求全部改革于70年代完成。为具体实施改革，教会设立了“礼仪宪章执行委员会”，在七年间下发了五十多个文件：有推出新的经文和礼节，有普遍的指示，也有理论性的指导；到1970年，《弥撒经书》出版。

    中国天主教的礼仪改革开始于80年代初，现已普遍举行新礼中文弥撒。

    礼仪多元化是指在一个教会内有多种礼仪。圣教会庆祝的奥迹固然是相同的，但用来庆祝的礼仪却可以有所不同。新编《天主教教理》说：“教会现行的礼仪传统，有拉丁礼、拜占庭礼、科普特礼、叙利亚礼、亚美尼亚礼、马洛尼礼和加色丁礼。”(第1203号)“不同的礼仪的产生原来是为了配合教会的使命。教会进入一个地理与文化区域，便采用有这个区域特色的仪式举行礼仪。同样的特色也显示在‘信德道理’的传授、礼仪象征、信友团体组织、奥迹的解释和圣德的表现等方面。这样，教会传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扎了根，基督、万民的真光和救恩便藉着教会的礼仪生活发显在这个地方的人民和文化中。教会是大公至一的，它能够净化所有文化并吸收其精粹。”(第1202号)再者，“基督奥迹高深莫测，任何礼仪都不能把它完全表达出来。……不同礼仪的产生和发展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各地教会在信仰和圣事的共融中举行礼仪，仪式上的差异不但无损于它们对共同的传统和使命的忠诚，而且更能充实它们各自的经验。”(第1201号)为此，梵二大公会议《礼仪宪章》第4号指出：“神圣公会议，忠于传统，郑重声明，慈母圣教会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看待所有合法认可的礼仪，愿其保存于后世，并能全面发展。”

    礼仪本地化是说天主教的礼仪应该符合本地的文化，采用有本地特色的礼节和仪式来举行礼仪。梵二大《礼仪宪章》第37号说：“教会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果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采纳在礼仪中。”

    事实上，在教会的历史中，礼仪早已不断地本地化，比方1570年脱利腾大公会议后的《罗马弥撒经书》，就是积累了当时的西方教会文化，特别是结合了德、法的教会传统。然而，经过了四百年的岁月，社会文化生活改变了，故梵二公会议《礼仪宪章》第21—25号要求去芜存菁．提供一个简扼的礼仪蓝本给今日各地方教会作礼仪本地化之用。《礼仪宪章》在第37—39号既肯定了礼仪的多元化，又说明了以“罗马礼书”为基础蓝本来发展本地礼仪。就是说，在非洲可以有非洲化的“罗马礼”；亚洲可以有印度化的“罗马礼”、中国化的“罗马礼”，等等。作为教会传统的“罗马礼”，为地方教会只是作为提供礼仪传统的基础，给各地方教会发展本地礼仪，而不是一个局限。

    新编《天主教教理》在谈到礼仪本地化时说：“举行礼仪要符合不同民族的特性与文化。要把基督的奥迹启示给普世万民，使他们服从信德，便要在所有的文化中宣扬它、庆祝它、实践它。可见，基督的奥迹并不抹杀不同的文化，却能弥补它们的缺陷，使它们达到完满。当不同的文化被基督接纳并改化之后，许多天主的子女便可以在同一圣神的领导下，来到天主圣父前用各自固有的文化光荣赞颂他。”(第1204号)

    17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中叶，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各修会主要有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各修会对中国传统礼仪采取的态度不同，因而发生了争论。这些争论后来上诉于罗马教宗，又导致了罗马教廷与康熙皇帝的对抗。这一事件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耶稣会一直坚持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针，允许中国教友保留祀孔祭祖和其它习俗。后来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认为祀孔祭祖是异端，不能宽容，并提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而抨击耶稣会。1643年多明我会派黎玉范到罗马教廷，对耶稣会提出17条指控。1645年教意诺增爵(亦译英诺森)十世批准多明我会的指控，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申诉。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同意耶稣会的方针，多明我会等不服。1669年教宗格来孟(亦译克雷芒)九世指示前两决定均有效，双方可按实际环境灵活遵守。

    从1700年起，争论发展为教宗与清朝皇帝的公开冲突。该年康熙帝声明，祀孔祭祖系中国习俗，不含宗教意义。1704年教宗坚持严禁中国教友行中国礼仪，派铎罗于次年到中国解决纷争，未获成效。1706年康熙帝驱逐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同时派耶稣会士艾若瑟等人去罗马协商。1715年教宗格来孟十一世发布《从这日起》通谕(清朝文献译为《禁约》)，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康熙帝认为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命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

    为了挽救僵局，1719年教宗又派特使嘉禄主教来华，康熙不予接见，传旨逐客。嘉禄拟出“八项准许”，同意可在与教宗禁令精神不相悖的前提下行非宗教性中国礼仪。但这一决定未能止息争论。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最后裁决：下《自上主圣意》通谕，重申1715年禁令，废“八项准许”。清朝政府毫不退让，严禁传教，直至1842年。1939年罗马教廷才把有关中国礼仪的一切禁令撤销。

    《圣事礼典》是教会编订的一本施行圣事的礼仪书，俗称“礼节本”。书中汇集了圣洗圣事、坚振圣事、弥撒外送圣体、告解圣事、婚姻圣事、病傅圣事及举行殡葬的仪式和礼规，并附有多种祝福经文。《圣事礼典》为每一位神职人员必备，并随身携带，以便行圣事时使用。在神职人员缺少的情况下，有些礼仪也可由教友按《圣事礼典》的仪式主持，如婚礼、葬礼等。

    《礼仪手册》是圣教会编订的礼仪年度日历书。书中以礼仪年各时期为序，对照公用日历列出了全年各主日、平日、瞻礼日(节日、庆日、纪念日)弥撒的读经章节及祭服颜色。神职人员可从《礼仪手册》上看出当日或某月某日是什么日子，以便安排弥撒，并根据读经预备道理；平信徒也可从《礼仪手册》上知道神父当日要做什么弥撒，并查阅每日的弥撒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