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们对神学院里的神学生仍然持有一种定型的看法，一个很和善、很甜美的男子，有点健谈，容易为小事感到兴奋，如读了一篇新文章，天真，对性毫无经验，但经常善良、友善、微笑，即使别人未求助，亦随时准备相助。

    这个塑型(stereotype)正在急速地转变，曾几何时，我们今天看见的神学生不再是随和、乐观的年轻人。我们或许感到诧异，他们表现着很迥异的特点，我们今天遇见的神学生大多是充满问题、充满挣扎，对他自己、对这个世界及未来都十分认真，经常辩论和讨论各种事件，绝少感到轻松，多数觉得年轻的日子有如一条漫长、幽黑的隧道，不见尽头。

    我们一向倾向想像神学院充满喜乐、自信的人物，但现时你若然成为神学院的访客，你会发现里面有着的都是充满烦恼、疑惑的人，到处弥漫着抑郁的情绪。虽然在作出塑型的过程，似有过分简化之嫌，但我们仍然无可否认抑郁症是我们神学院群体中最令人诧异的病征。若然抑郁症是大专学生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今天神学院的神学生更是如此，非但从远距离看是如此，即或与神学院学生进行许多频密深入的讨论，也令人得到相同的感受，一片厚重的愁云，模糊地、神秘地笼罩着神学院的生活。

    许多神学院教职员感到迷惑和极度失望，多年来，他们锐意使神学院现代化和自由化，费尽许多努力去开放一个封闭系统，去解放一个不自由的组织，然而他们最后发现学生们以愁容代替笑脸，以不友善和情绪化代替和善易处，以封闭、猜疑代替开放和乐意沟通。今天这看来十分奇怪的现象，需要我们额外的关心。我们一个主要问题是：神学训练和抑郁之间有何关系？一如医生在未有仔细具体的诊断之前，不会妄下治疗的药方，我们也要首先了解抑郁症的本质，以及其在神学训练中与不同新科技的关系，然后，我们才会作出一些建议，帮助我们克服这个痛苦、且常具破坏性的病征。

    无疑，我们身为神学院的教职员，已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复杂的情况，实际是处于一个吊诡中间。对于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我们给他们提供自我教育的自由，我们藉着疏导他们那些非结构的冲动，以除去他们的结构。我们深深相信高度纪律的神学院已过去，但我们亦发现许多新的自由并没有产生满意的效果，就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要面对神学院的抑郁症。

    我提议从两方面入手去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学生和职员身分的问题来讨论，以及作为新的教育方法的问题来讨论。

    1、学生身分的问题

    神学院教职员经常在处理学生问题时，会发现后者未有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学生浑身是劲，并迷糊地不知往什么方向发展，他们盼望找到三件东西：

    （a）能干，以致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b）自制力，让他们能够疏导各样出轨的冲动。

    （c）使命，让他们对一些隐约地钟情的东西，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他们是被召的。

    有些学生发现自己不够聪明能干，有些学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并不合乎独身的服务生活要求，许多学生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当初自以为蒙召的服务，但无论如何，每个同学都在寻找一个清楚、明确、能够思考理解的结构，让他们可以在当中测试自己或被测试，以致能为未来的人生作出必要的抉择。若然这些现象是真确的，我们不难发现学生们正面对严重身分危机，只不过以能干、自制力、使命等字眼呈现。

    （a）若然一个神学生想发展才干，他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最难感到能干的研究范畴——神学。神学的问题十分广泛，从人生各样具体疑问，以至神学本身是否一个可研究的学问，都属神学的研究范围，很少神学生能够像律师、医生、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一样为自己的专业感到自豪，许多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其他专业上同时取得成就，以致能成为社会上受重视的一员。

    （b）若然一个神学生想学习控制内心强烈的欲望和冲动，他发现自己亦处于一个困难处境：许多传统的禁忌都受到质疑，而有关情欲需求，他又发现许多模棱两可的信号。从前黑白分明的界线经已消失了，神学生约会女孩子，再不会被开除学籍。反之，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他，一个人能有一些恋爱经验，再决定是否守独身也是好的。不久以前，所谓“特殊友谊”成为许多神学院教职员的热门关注题目，也令学生们感到可笑，不知师长何以大惊小怪。可是今天教职员们再不敢警告神学生的特殊友谊；另方面，许多神学生与宿舍同房或朋友全情投入地发展私人关系，甚至开始觉察到内心一些明显的性感受，因而感到十分焦虑。十年前，同性恋的感情只是神职人员的遐想，但此时此刻，白热化的同性恋已成为神学生一个困扰的问题。

    （c）若然一个学生想深化他的服务，他会发现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做一个教牧是什么意思，我们甚至可能会说，一个人愈接近按立的日子，他愈感到教牧服务的概念含糊。他起初进入神学院时，也许会憧憬自己将来像他的教牧世伯、教牧老师，或任何一个他崇敬的教牧，可是在神学院神学训练的年间，他开始面对种种提问、质疑和个人失败，他会开始有更多疑惑，对这份模糊不清的专业，应否付以矢志不渝的委身。同时，他会疑惑到底是谁呼召了谁呢？十年前，教会的呼召十分清晰，能够被按立牧职是一项荣誉、权益和拣选，教会的代表清楚明言：“若然你表现不理想，我们会请你离职。”但现时学生们反过来向教会说：“若然你们不能符合我的期望，我就打算离开了。”今天我们用各种微妙的方式告诉学生一个信息，我们不想失去你，所以他可以对教会诸多要求，教会却相反不敢向神学生要求什么。虽然这种新型的学生权力模式对许多神学生十分吸引，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人喜欢进入一份毫无要求召命的专业。

    因此，我们看见神学生在神学院训练的三大范畴：才干、自制力和使命，都大感失望。他像是晋身于一份不受敬重的专业；面对自己内心冲动的控制，他所接收的是周围含糊的信号；他预备投身的服务又备受四面八方的质疑。渐渐地，一个念头窜上心房，此时此刻，最不受欢迎的事恐怕是做一个教牧了。对于充满干劲野心、胸襟宽大的年轻人来说，要投入一种不被欣赏、缺乏挑战、目标不明的人生，差不多是等于无所投身。于是，我们不难理解，这身分危机便成为痛苦的抑郁症的泉源。

    2、神学院教职员的身分问题

    可是，这不单纯是学生的问题。整个神学院的新态度同样部分解释了这奇怪的集体抑郁感受。在一种颇为复杂和鲜为人所认知的情况下，学生与学院关系的民主化过程引起意料不到的冲突。不久以前，神学院是一处充满清轨戒律的地方，人人都要严格遵行规律，而权力分配是壁垒分明的，这样的架构招惹许多反叛和愤怒，但学生们知道要向谁表达愤怒，向谁反叛。旧架构赏罚的制度分明，学生们知道冒险犯规一旦被发现会怎样处分——许多时候是不在意地犯了些芝麻绿豆的规例，无关痛痒。于是有人自然会来到犯规的学生跟前，对他说：“你是否去望弥撒，是否赖在床上不起，是否参加派对，是否约会女孩子，是否通宵彻夜不眠，是否参与康乐活动，全由你自己作主了。你清楚知道该做的是什么，凭你自己的良心去决定吧。”大部分善良、本意美好又理想化的神学院职员，完全看不出这番说话的含义，许多时候，这番话单单意味着：“我们期望你做好这些事情、遵守这些规律，但我们不会强制推行，我们信任你和你的判断，希望你不会令我们失望。”

    这种新态度的结果是，犯了罪却没有悔罪赎罪的机会。现时神学生常常做一些前辈不喜悦的事，但没有人说些什么，没有人反对、执行处分或惩罚。长者们只会表示失望、被开罪，并用眼神说：“我以为可以信任你，但你现在竟然这样对我。”当一个人做错事，却得不到自己觉得应有的惩罚，他会开始惩罚自己，这份敌意一旦内化就会产生抑郁症，因而抑郁情绪弥漫整个神学院。于是，许多神学院教职员感到很诧异，甚而是苦恼地失望，他们慷慨地赐予学生自由，不但没有得回喜乐的感激，反而得来沉重、窒息而拘束的教职员学生关系。让我们更仔细地察看这个现象，有两方面是重要的。（a）个人化的惩罚，（b）有关疑惑的言语及非言语方式沟通。

    （a）个人化的惩罚。神学院教员常因学生不能活出他们的期望而深感失望，看来学生们比神学院所期望的更吝啬，他们尽用所得到的自由，不但没有感谢的心，反而得寸进尺。前辈和神学院教职员许多时都感到受伤害，虽然他们大有冲动想掴学生一记耳光，但自由化精神使他们出不了手，惟有用一些极微妙又具伤害力的方式去惩罚学生，例如：扬言欠缺信任，忽然对鸡毛蒜皮的事情大表愤怒，神色凝重严肃，或者私底下跟学生沟通，说学生们如何激怒他们、如何使他们生活凄惶，犹如一个小孩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母亲没有惩罚他，反而对他说：“难道你不是很爱妈妈，不会对妈妈做这错事的吗？”小孩怎能不束手无策？学生一如这个小孩，对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惩罚，也感到束手无策。他会感到内疚而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学生与教职员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局促，缺乏幽默感，并且彼此高度过敏。

    （b）有关疑惑的沟通。另一方面，神学院沟通问题的方式亦会引致抑郁情绪，很多神学院教职员同样疑惑学生所疑问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发现学生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个人成长痛苦的问题，而是整个教会成长痛苦的问题。许多神学院老师亦怀疑，一个年轻、聪明的人在一个充满混乱和忧虑的社群中担任牧职是否一件好事？他们也自问：“若我鼓励一个人留在神学院，是否叫他快乐呢？若一个学生问我，在现代社会做一个好的牧者是什么意思，我有没有答案呢？建议一个人一生守独身，远避亲密性关系的追求，又是否明智的呢？正当社会面临许多重大转变的当儿，我又能否负起责任去鼓励另一个人选择这份专业？”

    这些内心的疑惑和焦虑又怎能逃过学生的眼睛？这些存在的疑惑的言语，及非言语方式进入学生和神学院的关系当中。一个人寻找终身专业知己，认同感仍然是一个主要的过程，强而有说服力的个性所提供的吸引夺目的生活方式，始终对一个青年的人生抉择有着有力的影响。若然医学教授不相信他们能医治病人，还有医学生想当医生吗？若然一个运动教练不相信他有把握赢一项赛事，又有谁愿跟他受教？若然一个教授整天只在抱怨学生，心里苦涩，又有谁愿当教师呢？若然一些教牧对自己委身的基础，如教牧的本质、教会、道成肉身、天主的观念，都充满疑问，试问一个终日对着他们的神学生，又怎会愿意去做教牧呢？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些疑问充斥着今日的信仰生活气氛，除非你是一个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否则无法幸免。

    因此，我们疑惑今天这么多学院的同工鼓励学生就难题开放交流，又同时采取善于了解的聆听者角色，是不是在有意无意间将一些重担不断传递开去呢？学生就像感觉到，老师这样对他们说：“这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或许你想尝试一下吧？”今天神学院许多自由化神学训练方式，可能叫许多学生感受到，这是学院同工无法提供一个有意义架构的明证。许多神学生长年累月用心讨论许多基本问题，最后疲态毕露、失望、陷入混乱，甚而产生敌意；有些人甚至感到受骗，觉得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与这些不得要领的问题纠缠，注定是要沮丧的了。

    故此，抑郁症不单与学生的身分危机有关，也于神职人员的身分危机有关，正是由于种种疑问、不肯定、忧虑彼此催动，才形成神学院上空盘旋笼罩的、挥之不去的厚云。若然我们现在尝试分析神学院神学训练的一些新趋势，便先要尝试了解制造这牢不可破的、恶性循环的试探是怎样的。

    我们在上文讨论过，抑郁症反映出学生和教职员的身分危机问题，现在要更仔细察看一些新的教育技巧与这现象的关系，我会尝试把讨论范围规限在美国和欧洲现代神学院中两个最新型的模式上，我称这两个模式为对话及小组生活模式。我会尝试较为细致地分析这些新方法，以显示一些常被人忽略了的复杂处，请你容忍一下这样细节讨论的繁琐过程。在此，我想郑重说明，我并非想质疑或低贬这些教学手法的价值，我只是希望指出当中一些潜伏的陷阱，让我们有所醒觉，知所回避。

    1、对话与抑郁症

    “对话”一词在这里是很一般性的用法，泛指各类相关行为，例如：接触、公开讨论、详细谈论、彼此坦诚，意味着高度的言语沟通。在这分析中，我们想集中讨论对话的言语层面。

    我们愈来愈强调学生之间、并学生与神学院之间言语沟通的价值，其实这是基于两个很少经过反省、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前设。第一，自由开放地分享意念和感受可以拉近人际距离；第二，高度的言语交流可以澄清问题，有助我们在存在的抉择上作出明智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言语沟通是否真的把人际距离拉近了？虽然语言本义是用来头痛的，但许些时候，我们会用语言作为妨碍沟通的障眼屏障，你或许记得会话考试的一个技巧，就是不断说，以防止教授问太多问题，又或者引导教授不断讲话，以致他无意中透露了答案，你就不用承认自己的无知。在很多讨论中，语言是用来填补可怕的静默，或用来防止提及真正的问题，或触及痛处。许多国会的讨论是用以拖延问题，而不是处理问题的；联合国用很长时间来讨论一些外界看来是琐碎和表面的问题，其实达到一个很有用的功能，用以防止国与国间一些危险的冲突。虽然，在大的层面上，我们都了解这些沟通的问题，可是我们很少意会到，我们鼓励学生讨论问题时，同样的沟通互动也出现。让我们不要忘记学生们经常被划分等级和评价，许多时候，他们彼此间会有所顾忌，而变得超级自觉。他们正为自己的才能的评价深受困扰，所以很难敞开自己，让人进入他个性中最敏感的地带，即他们感到疑惑和混乱之处。只要你肯细心观察学生讨论，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许多语言的缰绳，语言愈多，约束力愈大。若然你不相信，试看某人被打岔之后结果如何，惟一能够使谈论言归正传的只有发言人本人。人通常很少说：“对不起，若翰进来的时候，你不是正在谈及你行山的旅程吗？那后来怎样呢？”若然叙事者不继续发挥那开始了的话题，谈话就会轻易转向别的话题，毫无遗憾的感觉。

    当一个人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其他人正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大多在忙于准备自己要讲的故事，或者在决定自己对某事的立场。若然某人说：“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是共产主义信徒阴谋所为。”听者通常对这句言论的反应是暗中自问：“我赞成这说法吗？”听者单单忙于想自己的事、想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去了解讲者之所以这样说的立场。一个人的立场一旦以语言清楚表达了出来，余下的谈话就只有不断的辩护，以防被击败。许多时候，你会察觉一些人为了一个意见竭力说服自己、说服同辈，但其实这意见只是他刚刚迟疑地构思出来的。整个可悲的情况是，大伙儿开始时以自由及颇开放的心怀进行讨论，但结束时却各执一词，因无法信服对方的立场而心怀不满，并确定自己苦苦地又赢了一仗，总是根本没有什么要赢取的。

    我在努力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并不一定拉近彼此的距离，反之，甚而可以拆散人的关系，我们不断鼓励神学生进行讨论，暗示着这样做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群体，于是，经过整年的讨论，神学院学生发现仍然无法除去他们的孤单和疏离感，他们大感失望，甚至满怀怒愤，他们经常发现他们参与讨论的结果，与他们起先投入讨论的期望大相径庭，他们有时感到比未开始对话之前更疏离与陌生。我们不难明白为何学生会产生失败感和抑郁。

    我们第二个要发问的问题是：“究竟澄清了重要事件是否能协助解决一些存在的难题？”在这里，我们触及挫折感的真正痛苦根源，因为对一个难题有洞察力和是否有能力应付该问题完全是两回事。若然神学生讨论神职的意义、独身、教会制度、神死神学等各项问题，这讨论也许能帮助他们对问题思考得更清楚，并掌握问题的不同环节，但若然他们期望藉此解决他们非常个人的问题，诸如：我应否做一个教牧、守独身生活、逗留在教会建制里、相信一个永活的天主？那么，这些长篇大论的讨论会变成十分痛苦的经验。我曾经与一班学生参与一个一年长的讨论小组，我看见学生们在复杂的辩论、意念和观念网格之间愈来愈纠缠不清，最后在神学迷宫的高速公路、旁支分道间迷失方向，永远达不到奥秘的核心，找不到等待着他们的答案，于是愈来愈感到愤怒，我看见这情形也感到十分悲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试想若然一对男女，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寻找一些有说服力的论据去证明他们彼此相爱，你会有何感想呢？你清楚知道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了，如果他们不想进入呆板、僵硬、而缺乏自然自发精神的关系，最好不要结婚。

    讨论本身要求一个人对该讨论的题目保持一段距离，以致讨论者可以看见问题的多方面，有机会保持一个具分析力的头脑，但分析意味着暂延个人的参与。然而，惟有在参与的层次上，人才能够作出一些存在的决定。没有人是由于三四个小时具说服力的辩论而决定担负牧职的，亦没有人是因为拉纳(Rahner)、希勒比(Schillebeeckx)、卡拉汉(SydneyCallahan)而决定守独身的，神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不能为存在的呼喊提供答案，任何人有这样的想法都会感到沮丧，尤其是那些未经世面的年轻人。

    我注意到一些很悲剧性、又很幽默的事实，一方面许多神学生愈来愈向往明显的知性上的醒觉，并愈来愈强调“要了解你正在做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一些非宗教的青年人却在烧香，静坐冥想，吃种籽，去追求与生命的基本源头有更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的信仰礼仪愈来愈饶舌和言语多多，香烛和其他可听可见的刺激饱受嘲弄，成为古老的迷信。

    然而，我们眼见一些神学院学生觉得在对话的绳索中间受捆、在作决定的挣扎中没有了期，因而感到失望、变得情绪化及抑郁。

    2、小组生活与抑郁

    除上述强调对话和讨论的重点外，我们发现许多神学训练课程已从过往一个大型的、不记名的同居一座楼宇的群体形式，转变为一些更亲密的、小型的组别，他们称之为队工。

    在从前的神学训练中，学生们的生活很少私下的接触，经过几年神学院生活也无法与同学及学院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队工模式明显是对这种传统的一个回应。把大组分为小组队工，情同手足的感觉会容易产生，亦可以展望一种新形式的群体生活，但同时正正在这里，有如对话和讨论的案例一样，事情永远不会朝着我们期望的方法发展。让我们尝试了解一下队工模式当中包含的问题。

    （a）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实况是，神学院学生无法避免彼此的接触，在大群人中，人与人间会自然产生一些非正式的小组，他们有机会选择避开觉得烦厌的人，跟一些与自己思维不同的人保持距离，并有自由加入离开；但在队工之中，你与几个同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同伴挑剔的眼光审视，就算你不喜欢他们，都要如此。若果你没有出席队工会议，不但人人都会注意到，而且还会批评你对小组缺乏兴趣和委身；若然你在聚会中一言不发，众人就会疑问你为何这么缄默。无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容易惹人非议，被赋予个人的含义，因此，队工生活明显地比大群体生活更加要求严苛，并需要更成熟的个性。

    （b）第二个问题是混淆了队工的意义，队工一词通常指一小组人的合作，藉着队工互相配搭，各人发挥所长，更好地完成任务，队工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决定队工的性质。若果队工操作不良，就会反映在他们的工作质素上。

    可是，在神学院的处境中，队工通常都不是以任务挂帅的，队工的组织只是为其成员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比较类似一个人终日辛劳工作，工作完毕可以回到家庭单位一样，在此，问题出现了，因为在神学院的环境，人很容易变成自我挂帅，而不是任务挂帅的，于是，队工的问题再不是与工作性质相关，而是与人际关系的性质相关，由此，许多队工聚会退化为滥竽充数的治疗小组，队员互相尝试探索对方的感受，甚至连那些本来更宜于隐藏的感受，也被公开剖白。在这样的情况下，队工聚会是很伤神的，这样的小组非但不能把私人的关注转向公众的关注，反倒鼓励人变得自我中心，甚且到了自恋的地步。

    我们要知道神学院学生自觉性已很高，常以年纪、学术生活、模棱两可的感受来看未来的专业。虽然有时候能够表达个人的焦虑和混乱是很重要的，但神学院训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人转离自我中心，而变得自由开放，对弟兄姊妹的生命和忧患有真正的关怀。

    诚然，一个文化若不容许短暂退化的存在，人群可能受损；人若不睡眠亦不能生活，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并非在睡眠当中发生。哭泣、自我剖白、不设防地表露爱恨的感受，对人的精神健康确是十分重要，但这些情况不过是人类在成长中暂时的退化，惟有在追求成长进步的过程中出现方有意义。在训练当中，我们会间中容许及鼓励退化，但却永不会以为这是该当追求的理想。我们的理想依然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不是流泪、不是随便表露所有感情，而是忘掉你自己的困难，去做值得你去关注的工作。因此，我感到单纯鼓励退化形式的队工，正违反了队工本来的目标。

    （c）我们来到队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人间的亲密的。青少年人常常经验到一种很痛苦、很深刻的孤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青少年人大部分倾向与人建立一种需索很强、令人透支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很缠身、很不成熟，并且基于原始的需要。神学院训练的其中一个要务，是要刺激学生学习在生活行为上不随便顺从内心冲动的需求，而能够建立一份成熟的自觉和自信，去发展一段愿意付出和宽恕的关系，因而能够更成熟地了解和接纳寂寞的感受。

    因此，避免队工形成一个单凭原始需要和欲望去行动的朋党是很重要的，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学生们所领受的压力十分强烈，他们经常对亲密，和缠身的友情有着不可厌足的渴求，然而，这通常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那真正、真实、信实的朋友正在人海的一方等待着，他能够把自己一切挫折感带走。一个人若存着这样的幻想进神学院或工场，他注定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又若然以为队工可以满足这不切现实的亲密的欲望，必然招致很多伤害。

    因此，我们见到队工是一份很特殊又很脆弱的工作，很需要神学院的负责人费神垂注。其中最大的危机是，小组很容易由任务主导的队工退化为自我主导的朋党，黏缠的关系把学生的心理精力耗尽，并孕育退化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很容易变得抱怨、苛索和容易烦躁。他们倾向要求许多关注、许多谅解，多得没有人能够满足他们。他们不断谈论爱心，甚至到不健康的地步，很微妙地享受他们的孤寂感，基本上表现出一个宠坏了的孩子的所有特征。而这种退化行为最普遍又最具感染力的特征是抑郁症，感到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喜悦和钟爱，渴望被那些他们既爱又恨的人怜恤。因此，小组生活很容易完全违反他们原先的意图，退化为一种抑郁的生活。奇怪的是，当中蕴含的感受十分模糊和泛滥，神学院的学生和同工都难以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在完成这个段落之前，我很想研究一下对话和小组生活中最显著的特征。大量神学院学生为莫名的倦怠而埋怨，他们虽然争取充足的睡眠，仍感十分疲乏，眼帘下垂，身躯沉重。哲学家可能会慨叹：“他们有的身躯不是他们自己。”他们清晨睡醒，并不感到精神焕发，反而感到自己有如一件过重的包袱瘫卧在床上，甚至连更换衣服都十分伤神，这些所谓神经质倦怠，是过分高度自觉的结果，这样的人不再倚赖内心自动自发的行为生活，而是时刻分秒在探讨自己正在做些什么。惟有在病危之中的人才要刻意注意呼吸，惟有在弥留中的人才需要控制心跳，一个经常把友情、爱心、群体挂在嘴边的神学院学生可能错失经验人生这些真实情谊的机会。这种抽离、缺乏参与的生命通常与一种不自觉的焦虑有关，活在这种倦怠状况中的人会暂时对生命丧失信心，不相信生命基本是美善的、有价值的，仿如要提高警觉去生活，以防人生意料不到的陷阱和危险。

    这种倦怠形式可以成为伤害，因为它可以带领学生进入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捆锁中，他的抑郁症令他疲乏，他的倦怠又令他抑郁，余此类推。我不想说所有或大部分神学院学生都表现出这种特征，但有一些学生的确如此，而我们明白这问题的性质时，可能就不会说：“休息一下吧，别再终日勤习了。”这样的忠告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诊症的段落可以在这里暂时收笔了，我们讨论过抑郁症是学生和同工身分危机的问题，亦是崭新教育方法的问题，如对话和小组生活；我们也集中讨论过，神经质倦怠是抑郁症一种显著的特征。这种种讨论留给我们许多疑问，现时我们面对一个试探：“也许我们该回到昔日美好的日子，清早起床，长时间静思默想，守属灵操练的礼仪，遵守清晰的赏罚制度。”在我们未接受试探去犯守旧的错误时，让我们先看看治疗的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可能疑问神学院教育的新趋势是否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充满前景。若然我们对许多基本问题保持开放态度，维持政府的新民主方式、强调对话和小组生活等等做法，带来的是奔丧一般的气氛、一批爱发牢骚的知识匠，我们就大可以怀疑现代化的意义了。

    但这是一个试探，最知名的试探，运用更新的弱点作为保守主义的论据。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清楚不过的，十年前的神学院生活形式已经过去了，永不回转；还有一件更清楚的事，在我们急剧变迁的世界，我们需要勇气、想像力和高度的敏感，去开展新的方法来培训神职服务和信仰生活。单指出冒险创新者的错谬，是容易的、低下的和不诚实的手法。任何一种新的实验形式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否则，这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初步实验。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寻求问题的缘由，当我们解释新的学生同工关系和新的教育取向，怎样产生痛苦的缺陷，并非想说新的方法是错误的，只是我们能对当中的互动关系有更好的了解，这些新方法也许可以变得更圆满一点。

    因此，我们目前的要务是要建构一个“反抑郁制度”，意思是建构一些指引，协助消解创意的举动所产生的抑郁效应。可是，在建构任何具体的指引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建构所有指引的基础原则。这原则就是，任何神学院训练都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架构，容许学生有创意地发挥他们的精力。架构是神学课程的钥词，也是任何教育指引的标准；架构容让一个人得以判断那些感受可信、那些感受不可信，那些意念可遵行、那些可拒绝；架构为学生的许多似乎不相干的感受和意念带来统一；架构协助我们决定那些计划纯粹是幻想、那些计划具有可行的种籽；架构可协助安排日常生活、作出一年大计，并指导生命航道。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由于我们太现代化、太自由化、太前卫之故，而是由于我们尚未有一个具意义的架构，以协助学生把许多未经指引、未聚焦的潜质逐渐成形。

    在这项原则的处境下，我们会尝试建构一些指引，就着学生学院身分问题和新的教育方法两方面加以发挥。

    一个神学院学生为着才干、自制力和事业等身分问题挣扎之时，若然与他相处的教职员并没有清楚明确地宣认自己的角色，那么这学生的挣扎会徒劳无功。神学院教职员的角色是权威的角色，教职员若没有权威，学生亦不能以学生身分与他相处，其中主要的指引是职员必须具权威，却不是专制。具有权威的意思是职员的权威来自他的才干、成熟和信仰，他熟知该专业的一切详情，有能力应付生命的张力，相信自己是蒙召去做有意义的工作。这种权威是内在主导的，毋须倚赖什么教宗、主教或上司的口谕推介就可以引发吸引力。一个专制的人极需要法则才能生活，而一个具权威的人却活出一种模式，以致法则不言而喻。学生情愿受批评、获得处分甚至惩罚，只要你细心聆听他们的语言，就听得出这些渴望。可是这样的权威不该基于主观感受和意念，不该基于抽象的律例和规则，而是基于一种对学生行为严格、能干和客观的了解。

    我们毋须回避冲突、磨擦和意见分歧，这些都是训练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当学院宣认自己的权威，并且加以坚持，学生才能确认自己的身分，评价人生的各种试验，并在自己感到稳固的立场上坚定不移。这样的学生才不是抑郁的学生。

    我们的第二个指引是关于神学院的对话和小组生活的，两者都是高层次的精神活动，需要肯负责任的人参与。若然讨论可以使人们合一，亦可以使人拆伙；小组生活可以是任务主导的，也可是自我中心的，那么，我们正触及生命中极敏感的范畴，绝不能由反复实验来决定结果。若然没有人肯承担责任，诸多感受、意念和计划便有如不依河床的流水，四处飞溅、汜滥成灾，而不是灌溉土地。那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可以提供具创意的渠道，使生命变得有目标、有意义。因此，我们在这里的指引是，要进行对话和小组生活这些极敏感的过程，我们需要清楚界分责任，才能收效。

    这样的责任通常意味着需要某些形式的领袖，才能把架构带入对话和小组生活之中。让我试述一下这种领导所能发挥的不同功能。

    （a）良好的领导能够放置小组过程变成滥竽充数的小组治疗，爱与恨、愤怒与挫折、敌意与情欲等等表达，需要适当调节和控制、仔细的督导和清晰的目标界定，否则，这些剖白充满危险，不但不能助人，反而对人有害。

    （b）良好的领导在危机中，可以营造适当的气氛去讨论一些存在的事件。这样的讨论有其短暂的价值。当领袖不单是一位平起平坐的参与者，不单纯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他就可以使学生们清楚知道他们安全着陆，受到保障，不受危险的陷阱侵害。

    （c）良好的领导可以使小组的沟通保持自由开放。任何人不想加入讨论都毋须被逼参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想说，或者未作好准备要说些什么。若然我们使用微妙的压力去驱使组员参与对话，就会令个人失去决定亲密程度的自由。

    当我们考虑到良好领导的多方面，似乎有一个主要思想浮现，小组组员已经在某些方面是早有联系的，讨论和小组生活就可以使组员关系更加密切，领导代表着某层次的群体生活，可促进小组更具创意的交往。首先，领袖的权威可以视为属于这个群体的权威的一种表达，因此，领袖的任务就是去保障这个群体的界限，判断在这群体的界限之内，什么意念、感受、行为可以处理，什么不可以。当小组成员知道自己若越界的时候，会有人提醒他们，小组成员就会更放心表达自己。

    因此，良好的领导藉着把沉重的问题规范在一个群体安全的处境内，以提供抗抑郁的制度。这样推论下去，我们最后会问信仰群体是怎样的。

    我们已从“治疗”的角度考虑过“架构”这钥词，现在终于要引入群体这个名词。也许，在近期有关信仰生活的讨论中，群体这个名词是最常用的，可以同时引发兴奋雀跃和极度沉闷的感受。在上述的讨论中，为了要批判地了解问题隐藏的互动因素，我们尽量回避这个概念，但在总结之前，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重要的字眼，并尝试在神学院抑郁症这个处境中考虑群体是什么意思。

    信仰群体原文是ecclesia（译按：中译多作“教会”），意思是被呼召走出为奴之地，进入自由之地，这名词意味着不断离开目前四平八稳的状况、稳固的地位、寻索超越此时此地的东西。群体一旦安逸固定下来，它就会受试探丧失信仰，崇拜家中之神，而不去崇拜在火柱中领航的惟一真神。

    在我们谈及人生使命之前，我们要首先问整个群体有没有一个使命，意思是经验到脱离埃及、抑郁之地，进入一个新的、尚有待发掘的国土。似乎有些群体丧失了他们的魄力，对途中寻见的绿洲着了迷，安定下来，忘了他们真正的呼召。

    我想整个群体的使命可以是每个神学生的使命，这些日子以来，许多学生都离开神学院，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无法找到可以参与的使命，反而，在神学院里，他们遇见一群人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冲突，为了礼仪、法则、权威，纠缠在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辩论中，无视整个世界的濒临自杀边缘，却浪费精力去对付琐碎小事。这些自我中心的群体使学生们投靠自己，鼓励他们变得十分内省，暗示使命是靠内心灵感带引的，除非无止境地自我检讨，否则无法发现。于是，神学院学生对自己过分认真，并要求前辈不断关心他们最高人的需要和愿望。我想问题通常不在学生，学生们都想付出他们最好的；问题亦不在学院，学院愿意为学生做任何事情；问题大多数在于整个大群体，她失去了最基本的信念：整个群体是由天主呼召，去成就独一无二的使命。

    慷慨情怀从来不缺，倘若人人都发挥和疏导这慷慨情怀，可以移山倒海。我十分确信的是，若然一个群体认定自己是被呼召去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伟大的牺牲和伟大的自我否定，去完成天主明显和自证的善工，我肯定要找人去参与具挑战性的事工是没有困难的。那标榜长时间、艰巨工作和需要很多牺牲的，最后会吸引到坚强、慷慨的人；但那标榜保障、成功，以及富裕社会的一切设施的，至终会吸引到软弱、懒惰和宠坏了的人。一件很悲哀的事是，那些决定离开神学院的通常不是那些软弱和懒惰的人，而是那些坚强和慷慨的人，不甘在安逸的环境下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

    信仰群体的任务是不断离开舒适的环境，去寻求可以献身的道路。这任务可以是任何一种事业：教育、医务工作、宣教工作；等等，但任何这些事工一旦趋于成功和有利可图，我们就应该知道进入了一个试探和挑战的境地，我们要狠下心肠跟建立好的事业割断，再向新的领域进发。上文讨论过的抑郁症，我们在诊断中发现，到头来可以分析为一个记号，显示整个群体正在受试探，不再成为会众(ecclesia)，并与火柱失去接触，一个信仰群体必须与这火柱保持接触才能够生存，这火焰也是五旬节新群体的象征。在火焰降临后，门徒不再在战栗中拥抱、瑟缩，反而打开大门，踏进这个世界，往不同的方向前奔，他们知道不是单凭同情和友谊的心理经验，以支持和带引他们继续前奔的。

    这正是耶稣向头脑固执的伯多禄三次询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的意义，主耶稣所指的爱是神爱(aģape)，而不是友爱(phileia)。伯多禄需要一段时间才理解到二者的分别。但耶稣的意思是说惟有这神爱，才能令他完成他的召唤。因为这召唤的意思是，他不再自己束上腰带，随意行走，而是伸出他的双手，让别人为他束腰，并牵带他行走，甚至到他不愿去的地方（若21：18）。伯多禄日渐年老时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神学院的生命训练就是想令人成熟成长，并神爱坚固，得以了解十字架不再是抑郁沮丧的记号，而是盼望的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