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了西班牙，我从那儿飞往心神向往已久的罗马──「永恒之城」！

    我是跟和为贵神父结伴于九月七日下午一点半从马德里机场起飞的。这个机场比我们来时的那一个好上几倍，清洁而又宽敞，走在其间，觉得舒适无比。

    和神父的同学吉尔神父还特地从神学院赶到机场来送行，这种友情，实在非常可贵，使我深受感动。

    在机场检查行李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我在西班牙时曾选购几把剑型的开信用的小刀，准备带回台湾赠送给亲友留念。没想到检查人员一看到这几把小东西，竟然紧张兮兮地要我把它们装入小纸盒，另行托运。虽然我可以了解由于当时劫机之风甚为猖獗，小心点更好。可是小心到如此地步，似乎有点儿过份。不过既然检查人员这样要求，身为旅客的我也只好唯命是从了。但是叫我感到不快的，却是行李到了罗马时，小刀竟然少了一把，使我很不满意，固然一把小刀值不了几个钱，可是我买的正好是要送人的数目，如今丢了一把，送起来就有点麻烦了。我心想，可能是检查人员看它可爱，留下一把自己用也说不定。若然，则未免缺德了一些。人就是这样自私，有时侯占点儿小便宜，为己并无多大利益，但却可能给人带来麻烦。

    由于过去两个星期来东奔西跑；没能真正休息，所以我一上飞机就呼呼大睡起来，两个小时的航程是怎么过的，一点儿也不知道。

    抵达罗马机场后，出境时发生了一件叫我感到哭笑不得的事情。机场的人员告诉我说我的入境签证无效，因为我的签证是签在中华民国的护照上，而义国与中华民国已无邦交，所以签证应该是签在美国入境证上才对，为此签证无效。

    听了他的话，我实在感到好笑，所以向他辩解说：「签证是由你们在旧金山的办事处签的，所以错误是在你们的办事人员身上，实在与我无关。」也许他自知理亏，只能怪自己的工作人员胡涂，结果还是让我入境了。我心想，如果有专门喜欢搜集奇怪文件的人得知这个消息的话，恐怕要以高价向我收购这份护照了吧！

    离开机场后，我们叫了一部出租车，直驶圣伯拉明诺会院。因为留义期间，我将暂时住宿在那里。

    这个会院是专供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住宿之用。他们大部份是在闻名全球的圣额我略大学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所以一般说来，水准很高。虽然寄宿的会士是来自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一起原应相当不易，但是因为属于同一个修会，具有共同的精神与理想，所以很多困难就比较容易解决。

    抵达罗马的当天晚上，我特地跑去离圣伯多禄大堂不远的耶稣会总部，拜见了倪永祥院长神父，虽然，我们不久以前还在西班牙见过面，但是相见时他仍然表现得那般的热情与亲切。使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总部地方很大。是一幢有好几百年历史的欧洲建筑物。我曾在倪院长的引导下，参观了整座会院。我惟独喜欢屋顶上的大凉台，在那里可以远眺美丽的风景，也可以见到在咫尺之遥的圣伯多禄大堂和教宗办公室的窗户。

    由于旅途劳顿，所以提早拜别倪院长，径回住处，上床睡大觉。等把疲累的身体恢复过后，再慢慢地计划如何利用这短短的假期，饱览意大利明媚的风光，同时也到各地朝圣一番。但愿留义期间，给我带来毕生难忘的回忆；更祈求天主沛降恩宠，使我这颗蒙垢的心灵得以接受一次洗礼。

    在永恒之城的第一晚，是在平安与宁静中度过。当晚睡得又甜又香，一觉到天明。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从离开美国之后，一直就在旅途中，身心弄得相当的疲累，此刻急需好好的休息一下之故；而另一方面，永恒之城那种神圣而宁静的气氛，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来到此地，就好象离开永恒的天乡更近了一些似的。

    当然，为一般只为观光而来的游客们，他们是不会有我这种感受的。为他们，罗马只不过是一个游览胜地，可供后人怀古和凭吊的好去处。他们是不可能有像我们有信仰的人，那种内心深刻的感受。照理说，宗教圣地应该可以帮助非教徒们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作用才对，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因为今日已有许多宗教圣地，早已被商业化所污染、而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面貌。面对着这种情景，又怎能不教人感到神伤呢？

    翌日清晨，曙光突破云雾，穿层而过，把万丈光芒投射于大地。在酣睡中，被远处清脆悦耳的钟声唤醒。那是一种无比的心灵享受，给人带来了一份无法用笔墨加以描摹的宁谧感觉。在到处都充满了物欲与情欲泛滥的今日世界里，教堂的钟声，为那些愿意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无疑的真是一帖心灵的清凉剂，不但可以提神，同时也具有解劳的作用。

    如今，虽然置身于罗马城内，心里巴不得能够早日饱览永城的一切文物古迹。但是由于入境证延期的切身问题未决，所以只好暂时忍耐下来，先把该办的事情办好再说。更何况我在意大利将有好几个星期之久的逗留，有什么好急的？

    今天陪我去延期的是，曾经在中国大陆传过福音的意大利籍的方志远神父。他是以爱护后辈的心意帮助我处理这件事情。

    意大利人跟西班牙人在讲话方面真是半斤八两。都很爱讲话，而且讲的速度奇快；再加上意大利人说话时喜欢借着不同手势来加强语气与感情，因此交谈起来就显得格外热闹而又多采多姿。

    由于我会拉丁文，所以听意大利文还可懂得不少。只觉得意大利文听起来很悦耳，就像音乐一般，话语里充满了热情与感情。

    在移民局里，我们虽然花了整整一小时，但是事情并未办妥。一方面固然是事情本身有点儿复杂，因为就如前面曾提到过的，由于中义两国并无邦交，所以准许我留在意大利的签章不能盖在中华民国的护照上。但是在美国的意大利办事人员却一时疏忽，把它弄错了，惹得罗马方面的人员大笑不止，说那些人胡涂；但另一方面没办成，也是由于办事人员个个都爱讲话，一直滔滔不绝地聊个没完，办事效率奇差无比。后来倪神父安慰我说；「李神父，不要难过、泄气，因为意大利人马马虎虎，只要你进来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说得对。因为第二天，他亲自陪我去外交部，一下子就给了我一个月的延期，此原来的八天多了好几天。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到处溜达溜达了。

    外交部是座落于原世界运动会的会场，场地其大无比。场的四周竖立着许多运动员的雕像，个个肌肉发达，作出各种运动姿态，给人一种力与美的感受。

    由于刚来到永城，一切都还没进入情况，所以第一天过得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来罗马的第二天，我就有幸前往名闻世界的圣伯多禄大殿参观，是由住在该地多年的倪院长神父亲自陪同前去。

    站在圣伯多禄广场，面对着那庞然大物的建筑时，照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应该是肃然起敬才对。但是剎那间，我的心绪却已飞回到六个世纪前去了。

    十五世纪的初叶，在西方的世界里，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当日的欧洲人民，由于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有了更深的接触与研究，感到无比的惊叹与钦羡，于是对古典文艺发生了新的兴趣，掀起了复古的热潮。这种运动始于意大利，尔后渐渐地推展到西欧各国去。

    在文艺复兴的运动里，艺术实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曾经出现过好几位旷世的艺术奇才。例如达文西就是一位天才横溢的艺术家。他所画的「最后晚餐」，名垂千古，艺名历久不衰。诗人兼雕刻家的米开兰基罗，不但是一位一流的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建筑家。像圣伯多禄大殿那巨大无比的圆穹，就是出自他亲手的设计。另一位艺术巨匠，就是拉斐尔。他虽以三十七岁而英才早逝，但是却有不少的艺术杰作流传后世，供后人作为古典绘画的模范。

    文艺复兴时代既有艺术众多奇才出现，当然也随之有不少艺术杰作相继问世。就以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这座伟大建筑物，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今天我要跟诸位读者分享的，并不是替你描述它的宏伟与壮丽，因为我们后来还有机会再聊。现在想与你谈的，是这座名闻遐迩的大殿背后所隐藏着的一段教会不幸的历史。

    圣伯多禄大殿是由教宗儒略二世开始兴建的。到了良十世做教宗时，亦即马丁路德任教时，大殿距离完工仍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建筑费用浩大，一时无法筹措。就在这种情形下，教宗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颁大赦的方法为修建大殿募捐。

    大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诸圣相通功」的信道上。吾主耶稣与天朝诸圣的功劳，在教会内建立了一个神恩的宝库，让教会把神恩分施与符合获得条件的人，例如朝圣、施舍等。教会在第十一世纪时，就曾经把大赦颁与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同时，借着这种募捐办法，也的确在教会内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并使许多教友在灵修上获益良多。

    但是，任何一种善举，在不完美的现世里，常常免不了会被滥用，引发许多弊端。而大赦似乎也难逃这种厄运。

    由于当日颁大赦太容易，以致于到了滥用的程度，使人把它与交易混为一谈。因此而造成了日后为世人所诟病的所谓「赦罪券」的丑闻。

    殊不知大赦只能赦免罪过应受的暂时之罚，形同罪人所行之补赎善工一样。但是大赦并不宽赦人的罪行本身。否则，有钱的人大可一手为所欲为；另一手拿钱购买「赦罪券」。这样，不照样可以死后进天国不误；而穷人则注定该下地狱，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赦罪券」嘛。

    所以，「赦罪券」的事件只是由于部份使用者因处理不慎而造成对大赦的误会，一定不是教会颁大赦的原意。

    但是，不幸仍然造成了，因为它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特别是在德国，更激起了教会人士的愤怒，因为他们眼见金钱流入罗马，认为是教廷在剥削和榨取他们的金钱。而马丁路德对此事的反应更为激烈。

    马丁路德原对教会内许多地方早已感到不满，亟思改革，但真正叫他直接攻击教会的导火线，却是颁大赦的问题，他在一次言词激烈的演讲之后，把反对大赦的九十五条理由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公然向教会挑战。

    教宗良十世于获悉此事后，曾试图以温和手段来说服他，以免造成教会分裂的严重后果。然而马丁路德本人反抗之心已决，于一五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威登堡大学全体学生面前，焚毁了教宗给他的诏谕。终于受到被开除教籍的处分。造成日后教会分裂的悲剧。

    面对着如此壮观宏伟的大殿，仰观那漂浮在万里蓝天里的朵朵白云，心里此刻所感受到的，并不是预期中的赞叹与舒畅，而是无限的辛酸与一种想放声大哭的冲动。世上有多少的善心善意，完成了许多善事，使人获益良多。但是却也有许多因为运用和处理失当，或欠缺明智，而给后人带来了无穷的祸患。我们是多么需要效法昔日的撒罗满王一样，向万军的上主祈求赐给我们来自上天的智能啊！

    当我正面对着圣伯多禄大殿冥思之际，站在身旁的倪神父大概由于看到我那份若有所思的神态，而不敢打扰我，只静静地在一旁陪着。也许后来由于怕我花的时间太多，会误参观大殿的时间吧，终于还是打断我的冥想，催着快点儿进去。

    但是由于今天时间不多，未能饱览全殿的各个角落，以致于只能做走马看花式的参观而已。但是那次参观却带给我一个不小的欣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倪神父曾带领我去拜谒几位故教宗的陵寝。当我们来到若望廿三世的墓前凭吊之际，忽然听到站在一旁的一位外籍男士大声说：「这是一位最好的教宗！」他的这一赞赏顿时引起在场游客们的共鸣，莫不点头表示赞同。

    还记得若望廿三世当日以黑马姿态登上圣伯多禄宝座之初，很多教内人士均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过渡教宗」而已。言外之意，他是不会在位太久的。一来是因为在未当选教宗之前，他的声望并不大；二来由于他年事已高，看样子是活不了多久的，因此对他的期望并不很高。

    但是，天主上智自有祂奇妙的安排。因为这位从外表看起来除了给人又矮又胖的印象外，似乎毫不显眼的教宗，却给教会掀起了前所末有的革新热潮，带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因为在他刚登基不久，马上就向全球宣布即将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引起了不少人的震惊。当时就有人问他说：「教宗啊！您是知道的，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很不容易，更何况您年纪这般大了，是否可以看得到它的结束呢？」教宗回答他说「自己是不是看得到它的结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有召开的必要，就应该有人去做。」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人格！他只知耕耘，而不问收获，这种精神和态度与时下一般人的看法是何其不同啊！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因为自己享受不到成果，就不肯付出。这与我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利他精神相去何其远啊！自私的人就是这样，当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往往会先问：「这是否为我有利？」「我是否能享受到它的成果？」但是基督徒的爱是不求己益的，是利他的。当他要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他不应该问：「这为我有什么好处？」而更应该问：「这样子做是否为大众有利？是否更合乎爱德？是否更符合天主的圣意？」我想，教宗若望廿三世之所以断然召开会议的唯一原因就是如此。他在祈祷分辨中深深地了解，这是天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样做才可能给教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也更能中悦天主。

    而事实也证明了，教宗若望廿三世本人并未能活到大公会议的结束就离开人世了。由他的继承人保禄六世竟其全功。但是，毫无疑问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也的确给全球教会带来了前所末有的大革新，使教会呈现一片新气象。怪不得有人戏称若望二十三世给教会打开一扇窗户，让天主圣神进来。言外之意是说，过去在教会内，由于许多人为的因素，使得圣神的化工无法施展；而若望二十三世却能够排除万难，使圣神不受窒息，得以畅行无阻。

    在教会的「殉道圣人录」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伟大的工程。」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贴合在若望二十三世的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

    若望二十三世不但在教会的改革事业上，有卓越的成就，在私底下，他也是一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与牧者。

    传说有一天，在梵蒂冈学行一次盛大的酒会，贵宾云集。在来宾中有一些颇有名望的妇女们，由于对教宗慕名已久，很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那天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个个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要一睹他的风采。也许在她们想象中，原以为教宗该是高大英俊，眉宇不凡的翩翩男子才是，但是当她们亲眼见过教宗之后，却感到大失所望，免不了跟邻座吹起耳朵来了。没想到她们批评的耳语，无意间被教宗听到了，遂偷偷地以幽默的口吻告诉她们说：「这又不是什么时装展示会啊！」

    当日我听到这则趣闻时，心里对他就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因为他能够不以别人对他不怀善意的批评为忤，反而能以幽默自嘲。这乃是成熟与完美的表现。

    人与人相处，往往有许多的顾忌；而深怕别人批评自己的短处，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毕竟人都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短处或缺点当做话题来谈。因此，当我们听到别人在议论批评我们的时候，往往会感到不满。如果厉害一点儿的话，恐怕还会暴跳如雷，当众给对方难堪。结果把场面弄得非常尴尬，甚至不欢而散。有时候朋友甚至会反目成仇。固然，别人批评在先原已不该，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大发脾气的话，不是也显得失态，让人说我们修养工夫不够吗？试想，若望二十三世当日如果因为不满那些妇女们对他的评语而形诸于色的话，不如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我想，不但不能化解当时的窘境，恐怕还会减低那些妇女们对他的尊敬了。

    因者教宗的幽默感，使我联想到幽默感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来了。

    我认为，一个人有幽默感乃是天主赐予的一大恩惠。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如意的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天生消极悲观的人，在面临不如意时，很容易变成消沉沮丧；而有幽默感的人，却往往是属于比较乐观进取的人，当他迈到困难或不如意时，他比较会往好的一方面去想，甚至能够以幽默的态度去处理窘境。而在与他人的来往中，幽默更是一种催化剂，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不如不觉间拉近许多。君不见那儿有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士在场时，团体或聚会的气氛不就立刻显得融洽愉快而笑声四起吗？一个适时、适地、适人的幽默，不但可以给人带来欢笑，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侯还可以化解紧张尴尬的场面。

    但是，讲幽默必须有几点注意：第一，讲幽默必须出于自然，不可以故作幽默状，在英文里所谓的「干的幽默」﹙意指乏味的幽默﹚，我想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一个人原没有什么幽默感，但是却又想向别人逗趣，而装出一副幽默的样子。结果不但引不起别人的笑声，最后只好自己来上两声皮笑肉不笑的「哈！哈！」，弄得大家感到莫名其妙。第二，讲幽默应该看时、地和对象，否则也一样激不起别人的开怀大笑。第三，不要拿低级当有趣。在我们的现社会里，有不少人喜欢拿低级当有趣。固然低级趣味能够博得乐于此道的人士哈哈大笑。但是为其它的在场人士，也许是一种很大的不敬与侮辱。记得多年前我奉召到某一部队接受为期二十天的军中教育，当日一起接受教育召集的人士，多已成家立业。有一次队里举行小型晚会，都是由队员自己表演，有一个节目是说笑话。如果您也在场的话，听了那些不堪入耳的低级趣味，恐怕也会作呕了。当时我心里在想，这些身为人父的阿兵哥们，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怎么竟然把肉麻当有趣。他们在家里不知道是如何教育子女的。

    最后，在讲幽默时，还有一大忌。那就是切莫拿别人的短处或缺点做为开玩笑的对象。因为这样，很容易，或更好说往往会伤害到别人。我就曾经不小心而伤害过别人，虽然我一点儿损人的意思也没有，但是言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因此就造成了伤害。这虽然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是到现在，一种愧疚之情仍存于我心。心想，如果我从没讲过那些幽默的话，那不是更好嘛。但是已是覆水难收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可避免的遗憾。

    机会教育

    九月二十日下午，我跟曾和我一起到美国受训的王秉钧神父在罗马重逢，并且应邀到他家小住。当天是他哥哥亲自开车来接我们的。

    从罗马开车到维勒特利去，需要一个多钟头。那天天气晴朗，汽车在古朴的乡间道路上飞驰，另有一番情趣。我们曾在路旁的一间冷饮店休息片刻。但是没想到我不但没休息，反而给弄得面红耳赤，不知如何自处是好。

    在那里服务的一位女店员，一听说我们是耶稣会的会士，马上就数落着耶稣会会士们的种种不是。由于她讲的是意大利文，所以我是有听没有懂，只是透过王神父的翻译，才知道她所抱怨的是，修道人一些不近人情的作风。

    在我十二年的司铎生涯里，常听到教友们以抱怨的口吻向我诉说，某神父或某修女的一些不是。而事实上他们所不满的，往往只是一些小事情，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教友们仍会在这些事上「斤斤计较」呢？

    我个人认为，教友们这样做，主要是出自「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因为在一般教友的心目中，特别是在老教友们的心目中，对神父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形象。换句话说，他们对于一位神父有了一定的要求。所以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他们就会感到很失望，甚至愤愤不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友们这样做，为我们修道人来说，应该是具有警惕与鼓励的双重作用才对。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缺失的所在，并且努力去改进，成为一位更圣善的牧者。

    由于在过去，修道生活带着非常浓厚的出世色彩，例如从修道人叫「出家人」，视献身生活为「弃俗修道」、「看破红尘」等观念就可以很容易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修道人都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再加上传统上的修道培育方式多半是采封闭式的，尽可能与尘世隔离，因此，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修道生活与现实脱节的现象，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修道人的一些作风会让人感到不近人情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从小就进修道院的人，如果后来没能适应现实的社会的话，可能更容易有这种现象发生。

    普通当有人批评修道人的一些缺失时，我们常常喜欢用「你们不要忘了，修道人也是人啊。所以也有人性的软弱与缺点」这一类的话相劝。我认为这样的劝导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以此为借口，而仍然我行我素，不谋改进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我常喜欢这样比较：同样的一个缺点，如果同时在一个普通人和一位修道人的身上发生的话，反应是否会有些差别呢？我想，一般人恐怕比较容易原谅那位普通人，而会比较不容易宽恕修道人。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普通人，犯错是难免的；而你既然是修道的人，就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所以我认为，修道人在言行举止上，实在需要常常警惕和反省，否则不但会立下许多恶表，恐怕我们牧灵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了。因为耶稣早就给听众警告过了：「经师在讲台上讲的，你们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却不可效法。」言行的一致，为我们修道人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不能不格外谨慎。

    那天下午，虽然没能享受到平日喝冷饮所带来的乐趣，但是接受了一次意外的「机会教育」，也姑且算它是一种收获吧。

    由于碰到这种相当尴尬的场面，我们不敢在冷饮店多逗留，否则可能自取更多的羞辱，所以还是走为上策。于是我们继续前行。于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的薄暮时分抵达目的地。

    当晚，王神父的母亲为我们烧了好几道拿手好菜，当她知道我这南方人喜欢面食的时候，还特地为我炒了一大盘意大利面。那是我一年多来浪迹天涯所享受到最好的面食了。

    我们那一晚用餐特别晚，开饭时已经是十点半了，就好象在西班牙一样，而那一餐竟花掉我们足足两个小时之久。主要的原因固然为他们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美酒当前，恐怕也是另一原因。王神父的父亲拥有一大片葡萄园，自己也酿酒。那天看到我这远道而来的「贵宾」，和他们难得一见的「宝贝儿子」王神父，让他们两位老人家乐得嘴都合不拢来。也就在这种情形下，美酒一瓶接一瓶地从酒窖里拿出来，数一数竟有八种之多。而其中最名贵的是，一瓶珍藏了十四年之久的老酒。在国外期间，我虽然尝试着学喝一点儿酒，做为社交活动的一种帮助，但是，由于天生缺少喝酒的细胞，怎么学也学不会，不过今天当主人打开那瓶老酒的瓶盖，把酒送到我面前时，我不能不承认，那是一种极其芳香醇美的好酒。美酒当前，我虽然只能喝上几囗，但是喝进肚子里去的，已不只是几口好酒而已，更是一个虔诚热心的教友家庭对基督的代──表神父，所表现出的那份崇高的敬意与温馨的友情。你说，我那儿能不「醉」呢？

    既然谈到喝酒，那么就让我跟您分享几则与酒有关的笑话吧。

    酒这种东西，在欧美算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饮料。但是在修道院里却并不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神贫之故；而另一方面也代表一种克己的工夫。所以平日没有酒喝，只在大庆节上才有。

    话说有一位颇喜欢喝酒的初学修士，由于平日嗜酒，但是却喝不到。有一天正好过节，可以喝酒。但是由于管酒的老修士不够慷慨，常常在量上加以管制，所以喝起来不过瘾。这一天，这位小修士在中午吃大餐之前，利用空档时间，偷偷溜进餐厅，在酒罐里加水，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想待会儿可以多喝几杯罢了。但是没想到，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做法被老修士看在眼里，而糗了他一顿。因为当他正在那儿偷偷加水之际，老修士蹑手蹑脚地跑到他的背后，用手拍他的肩膀说：「小老弟啊！不用再加水了，因为我已经加了不少了！」

    当这位小修士知道自己的阴谋已被拆穿时，一时竟面红耳赤，溜之大吉。

    另有一位外籍老修士，也是乐于此道，酒瘾不小，他担任的职务又正好是管更衣所，所以接近酒的机会也多。可能由于道行不够，缺少自制力，所以面对更衣所里弥撒酒的诱惑时是屡战屡败，心里感到不安。

    有一天，他由于良心的责备，遂鼓起勇气跑去见神师，请求他指点迷津。老神师遂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修士啊！下次当你偷喝酒的诱惑再来时，你就先划个十字圣号，然后再念一遍天主经好了。」

    在名师指导下，老修士果然进步不少，过了一段心安理得的日子。但是有一天，当神师路过更衣所门囗的时候，忽然听见老修士正在里边划圣号，口里还念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亚孟。」神师由于好奇，就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看看里边有什么进一步的动静。接着，他听见老修士大声地念：「我们的天父」，神师原以为老修士会继续把天主经一囗气念完。可是等了老半天，就是没什么下文。正在感到迷惑的时候，里边的声音又响了，但是他听到的不是「愿你的名受显扬……」，而是「咕噜咕噜……」，这个时候神师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毫无动静，乃是老修士正遭到「是喝也？是不喝也？」诱惑的时候，最后，老修士终于抵不住诱惑，又再度跌倒，神师只好摇摇头地走开了，装着没看见。

    好酒不只是初学修士或老修士的诱惑而已，连晋铎多年的老神父，也不能幸免。

    话说有一次一个青年，头一次给一位外籍的老神父辅祭。弥撒进行到奉献礼的时候，这位青年就把酒水递给神父，但是由于酒瓶很小，酒装的不多，所以那位老神父就示意给他说：「进去更衣所把整瓶酒给我拿出来。」青年人虽然没马上了解神父的用意，但是仍然服从地把整瓶交给神父。只见神父面带笑容地把酒倒了一大半到圣爵里去。弥撒后在更衣所里，这位青年好奇地问他说：「神父啊！您做弥撒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酒呢？」老神父看他一眼，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说：「难道这你也不懂吗？耶稣的圣血，喝得越多越好呀！」青年听了，只好苦笑一下走开了。

    几年前，由于担任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总辅导的职务，常常参加营的活动，当时盛行圣体圣血一齐领，每次领圣体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位平日相当调皮好玩的同学，很谦逊地站在队伍的最后边。当时，我还深深地为他那谦逊的态度所感动。但是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跟同学们一齐聊天时，才拆穿他那谦逊的外表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已，因为有同学告诉我说：「神父啊！你真的以为他那么谦逊吗？他常在最后，只是想多喝一些圣血罢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因为一般人酒量不好，所以最后留下的总不会少。这样，他就可以喝个够。哈！原来如此，人真是不可貌相。

    那晚，当我们尽兴准备就寝时，月色已经撒满大地，万籁俱寂。好一个温馨而美好的夜啊！

    昨夜由于酒醉饭饱，加上乡间的夜显得特别的宁静，空气又格外清新，所以一夜睡得特别的安稳。

    清晨醒来，他们一家大大小小都显得精神焕发，家里气氛特别热闹。原来今天是王神父的小外甥和小侄女初领圣体的日子。这在以天主教为国教的意大利，实在是一件盛事。

    记得小时候在鼓浪屿初领圣体的那天，我们十来个小朋友个个都打扮得非常漂亮。全体身穿白衣披彩带，小女孩们头上还带着头纱。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扎着鲜花的蜡烛，煞是好看。虽然那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往事，可是时至今日，每次当我再看到那帧在鼓浪屿教堂前留下的纪念照时，心里总会升起一片温馨的感觉，思绪也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拉回到遥远的过去。而今天，能够再一次地回味一下儿时的情景，实在感到既难得又高兴。

    那天上午，我先陪王神父到车站去迎接倪神父，因为他是今天的贵宾之一。然后，我们就赶往教堂去参加共祭。那天参礼的人不少，当然都是一些与他们家有关的亲友。我也参加共祭，只是他们用意大利文，而我仍是用我的中文举行弥撒。

    弥撒后，接菁就是盛宴。那天我们是到一间颇大的餐馆去，席开数桌。菜肴非常丰盛，所以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只是吃那餐饭花掉三个小时，叫人感到心里有点儿不安。怪不得席间，倪神父频频低声向我说：「李神父，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因为浪费时间太多了。」我虽然也有同感，但是既然是被请的客人，也就不便做任何表示了。

    看到意大利人用饭时间花得那么多，不能不联想到国人在此方面实在可以与他们媲美。

    我一生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或应酬，特别不喜欢赴婚宴，一方面是因为婚宴那种热烘烘的场面，使我感到好不自在；但是最叫我感到难受的却是，一桌喜酒吃下来，得花上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当同桌的其它来宾你一个也不认识的时候，那吃这顿饭就等于在做补赎了。有时候还得强扮笑颜，装出很热络的样子，或是接受他们的敬酒，或是向他们敬酒。

    曾有那么一次，我被请去一个家庭吃寿酒，被安排在主桌，因为我算是贵宾之一。但是吃那桌酒席是我这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次，因为同桌的其它人都各自为政，吃得不亦乐乎，根本无视于他人的存在。而我的食量一向很少，吃几口就饱了。其余的时间无所事事，只好给那位坐在我身旁的老寿婆猛夹菜。也许当日的客人们会称赞李神父很有爱德也说不定。而实际上我那样做，只不过是闲得无聊，藉以打发时间罢了。

    除了吃饭浪费时间之外，食物的浪费也是一大遗憾。我个人以为，喜庆节日吃得好一些，乃是人情之常，但是如果过份的浪费，以致于到了奢侈的地步，那就是一种罪过了。

    据说古罗马时代的贵族，有不少美食主义者，我想这也是自然的事，因为有了钱，免不了就想享受；而在享受中，吃可以算是最直接和最实惠了。所以这些贵族天天吃喝的都是佳肴美酒。但是不管菜多么好，酒多么美，人的肚子就是那么大，撑饱了之后，没地方就是没地方了，勉强不得的。可是他们由于贪吃，不肯接受限度，所以就异想天开地在撑够了之后，吞下一种药，好叫已经下肚的东西全盘吐出，然后再继续享用其它美食，饱餐一顿。

    在一般人常容易犯的七罪宗里，有一条罪称之为「贪饕」。如果你不懂它到底何指的话，看看古罗马人这种暴饮暴食的丑行就知道了。在我们的俗语里有「食以维生」这么一句话。在拉丁文里，「食」是Bibere，「生」是Vivere，但是由于西班牙人对「Ｂ」与「Ｖ」的发音分不很清楚，所以常常念错。原应是BibereestVivere﹙食以维生﹚，但是他们却念成VivereestBibere﹙生以为食﹚。所以人们常喜欢以此相讥，说西班牙人是「生以为食」的民族。固然，这只是一句笑话，但是为一些人来说，却也是言不为过。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民族。也许就是受此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吃的方面，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如果有人没事干，或经常周游列国观光，不妨搜集各国名菜单作一比较，我敢打赌，中国菜单上菜名花样之繁多，必可登上榜首。不但如此，如以怪异作为评分标准的话，恐怕也会名列前茅。什么「佛跳墙」啊！「蚂蚁上树」啊！真是不一而足。我现在最怕人家请我上比较有名气的馆子吃饭了。一来是因为跟「出家人」的身份不甚符合；二来就是深怕当众出丑。因为主人客气，总要我自己点喜欢吃的菜。但是问题也就在此。因为现在宝岛餐饮业鼎盛，光以台北市为例，就有两千多家餐厅之多，而为了要招徕顾客起见，厨师不得不日以继夜地挖空心思，不但在色、香、味三方面猛下功夫，并且更在菜名上动脑筋，来个出奇制胜，起个越怪越好的名字，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让我这个很少上馆子的人在点菜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面对着菜单，虽然写的都是中国字，但是读起来却好象读「天书」一样，有读没有懂。

    国人在吃方面的不断改进原是好事，因为这代表着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实在有过份之处。据报载，国人一年上馆子所花费的钱，足足可以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此其一。再者，报上也曾登过一帧照片。照片中是某一餐厅的一个角落里，设有一个小池子，墙上没写什么，只是贴了一张兔子的图画﹙兔与吐同音﹚，看了这张图画，怎能不叫人联想到古罗马贵族那副吃吐药后再狼吞虎咽的糗像呢？

    昔日耶稣在开始传播福音之前，曾以四十昼夜在旷野中祈祷和守斋，结束时觉得肚子很饿，魔鬼就趁虚而入，诱惑祂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罢！」但耶稣却回答牠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玛四３部~

    数年前，我有一个机会到香港去。有一天中午，有位父执辈的友人请我去饮茶。没想到上馆子吃饭还得排队，这还是生平的第一遭。但是数年后的今天，在台北上大馆子恐怕有时候也得排排队，才能找个位子坐了。

    圣保禄宗徒当时曾给在斐理伯城的教友们写信，劝他们在生活中要以身作则，给别人立好榜样。他曾经批评一些人说：「他们的天主是肚腹。」﹙斐三19﹚

    人之异于禽兽者，主要的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所以如果我们只一味地追求口腹之乐，而未能发展精神生活的话，我们是否会怀疑人与动物究竟又有何差别呢？

    但愿将来有那么一天，上教堂的人就像上馆子一样的多。到那个时候，身为牧者的我们，岂不也是可以像昔日那位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日夜期待默西亚来临的西默盎，向上主说：「主啊！现在可照的话，放的仆人平安去了！」

    当我还是初学修士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了带领避静的工作；由于在这方面接触与锻炼的机会较多，所以深深地了解，避静是神修生活的一大助力；再加上修道之初曾亲自举行过圣依纳爵所编写的「神操」，所以对此方面的工作产生很大兴趣，希望日后能在这个园地多尽一分心力。

    一九七三年暑假到美国做「卒试」之前，长上很清楚地告诉我，日后回国将与昔日初学院的高欲刚院长神父，及现执教于辅大神学院的和为贵神父三人，在当日计划中的「灵修中心」服务。

    因此，出国之前就下定决心，要利用在国外期间，在这方面多学习一点，俾能日后为教友们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服务。

    在美国一年多的时间，我除了做「卒试」应做的课程外，曾参加过「夫妇恳谈会」和「圣神同祷会」，并实际地学过如何带领「个别辅导式的避静」，获益良多。

    「卒试」结束之前，长上又去信要我跟王神父去西班牙罗耀拉，参加一个有关「会宪与神操研习会」；同时我又得知在那次研习会之后不久，在罗马将要召开一次西欧耶稣会退省指导司铎的会议。我原就计划好去罗马住一段时间，看一看是否可以在闻名全球的圣额我略大学选修一些神修的课程。因此，当我获知此一消息之后，便毛遂自荐地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给负责人?路易斯．龚撒勒神父，请求他网开一面，让我这位来自亚洲的后进也能躬逢其盛。也许是出自提携后进的心理，或更是被我的「真情」所感动也说不定，我竟获得他的特别许可，欢迎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该次会议。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我搭便车前往离我住的会院不算远的一处避静院去。那是我们要开五天会的地方。这个避静院是由「最后晚餐会」的修女们所管理。「最后晚餐会」为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修会名字。但是在国外却为大家相当熟悉。例如在菲律宾就有她们的修女在那儿工作。

    该会的主要工作是带领「神操」。也许读者听了，会感到很奇怪。因为「神操」原是耶稣会会祖圣依纳爵所编写的。而且自四百多年以来，带领「神操」可以说是属于耶稣会士的专利权，而如今有修女们来抢「饭碗」，不是会造成对耶稣会士的威胁吗？

    如果您感到修女们带「神操」很新鲜和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当我告诉您，她们不但给一般人带「神操」，甚至还给耶稣会的神父们带领时，您不是会感到更不可思议了吗。但是事实却是如此。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一件往事来了。

    几年前，我由于常领避静，比较忙，所以对别人的要求有时候无法有求必应。所以有一次有一位修女来请我为她们修会领一次周年进省时，由于当时分身乏术，无法答应，所以就建议她们找一位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修女代劳。但是那位修女一听，就连忙说；「不行的！不行的！」脸上是一副惊讶不止的表情。好象只有神父才能领避静似的。

    事实上，今日在神学、灵修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修女已为数不少。在她们当中也不乏有丰富的领避静经验的人。例如担任大专同学会的部分辅导修女，就是很好的人才。

    一般人喜欢神父带领避静可能是习惯问题。如果能把观念改变过来，不但可以让修女们参与此一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可以分担神父们的一些辛劳。

    参加此次会议的神父们，多来自西欧各国。人数共有十五位，但却属于十一个不同的国籍，可以说是一个「迷你联合国」了。神父们全是在各国负责避静活动的领导者，除此之外，还邀请了好几位来自世界各地，在退省方面很有经验和成就的专家，给大家作专题演讲。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回顾过去」与「展望将来」；而这两者之间实在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每天都有专家作专题演讲及小组分享。这次会议的四个主要演讲题目是：一、神操的神学反省；二、神操与教育；三、神操与社会传教工作；四、神操与大众传播。这个题目的选定是为配合耶稣会内的四大工作优先。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研讨。例如：基督生活团与神操；领神操的新方法；指导司铎的培养；神操与圣召的关系等。这些较次要的专题都是由其它参与者轮流主讲。我由于是唯一来自亚洲的代表，所以龚撒勒神父特别要我向大家报告台湾的避静活动情形，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每次专题演讲之后，都依语言分小组讨论。有英语组、法语组和西班牙语组三组。我选择的是英语组。由于每组的人数不多，只有五六位，所以分享和讨论起来，都能达到畅所欲言的地步。小组讨论之后，三组回到大团体来，向大家报告讨论心得，并且在专家的指导下，继续作更深入的探讨。

    最后一天是总反省。全体在很浓厚的祈祷和分辨气氛中，回顾过去几天来的心得。然后分组分享，并由神学家就大家的心得作一个深度的神学反省。然后作一总结论。

    在这短短的几天会议中，我感触良多。

    参加此次会议的会士，均是在此方面学有专长，并且已有卓越成就的指导司铎。而我呢？只不过是以一个「外邦人」和「非专家」的身份，获得特别荣幸而躬逢其盛罢了。但是，尽管我只是以「观察员」的名义与会，但是他们并不把我当作客人或旁观者看待。那真是一种「受宠」的感觉。

    其次，在那里，能够有幸再度与两位深受我敬爱的长者重逢，也是人生一大乐事。这两位可敬的长者就是：耶稣会总会长雅鲁伯神父和数年前与世长辞的前菲律宾省省会长德拉各斯达神父。

    一九七二年，我曾到香港参加耶稣会青年会士的讲习会。会员是来自美国各省的代表及亚洲各国代表。就在那里，我第一次遇见了总会长。至于德拉各斯达神父，在菲律宾求学时早就认识了。这两位长者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虽然他们都有非凡的圣德与渊博的学识，可是他们的言谈与举止间，却流露出一种谦逊的神态。是那般地自然，自然得教人不能不深受感动。在他们身上，让我同时看到了「伟大」与「谦卑」。我想：他们二位是真正懂得圣女大德兰所说的「谦逊就是真理」的奥义了。在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吸引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喜欢去亲近他们。我想这就是我们儒家思想中所谓「以德服人」的具体印证了。写到这里，这两位可敬又慈祥长者的容貌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的清晰。可是德拉各斯达神父早已作古；而雅鲁伯神父此刻仍卧病疗养中！面对这些事实，怎能不让人兴起「人生变幻，犹如白云苍狗，变化无常」的感叹呢！

    但是这次感触最深和获益最多的，却是能够亲耳听到多位专家的演讲和各国指导司铎们宝贵的经验分享，使我在一九七四年归国后，敢于立即投身到退省工作中，贡献一己的棉薄之力。

    遗憾的是，当日创立「灵修中心」的计划后来因故受阻；而如今我的主要职责又是堂区牧灵工作。所以带领退省的时间几几乎减到最低限度了。这种感慨不就是耶稣当时升天前，在提庇黎雅海边向伯多禄所告诫过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若廿一18﹚

    听了这段话，您会以为我在「卖老」吗？

    参加过初领圣体礼及盛宴之后，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王神父再度领我回到他的家里，准备利用下午的一段时间，到他父亲所栽种的葡萄园参观。

    过去在本省，种植葡萄的果农为数不多。一般老百姓对葡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感。我想，可能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品种不好，不但样子长得小，而且味道往往是酸多于甜，所以就乏人问津了。但是，即使如此，小时候每次一有机会参观葡萄园的时候，虽然明知挂在藤上的还是既小又酸的葡萄，但是一看到串串的葡萄时，总是手痒痒的，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摘几个放在嘴里。

    今天下午能够有幸参观如此庞大的葡萄园，心里真是有掩不住的喜悦。特别是看到呈现在眼前的是不同品种，且已种植了数十年的一大串一大串葡萄时。已经顾不得「身份」了，立时用手去摘它个够。而王神父的父亲既然敢让我去参观，大概心里也早就有所准备了。所以当我一颗又一颗地往肚子里吞的时候，他只是站在一旁微微地笑，而我也就更心安理得了。

    看到葡萄园，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圣经上与葡萄有关的种种描述与记载了。

    在依撒意亚先知书第五章有一首有关葡萄园的寓言诗。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我要为我的爱友讴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忙于肥沃的山冈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块，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守望台，又凿了一个榨酒池：原希望它结好葡萄，它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现在请你们在我葡萄园之间，判别是非：我为我的葡萄所能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到？我原希望它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必撤去它的篱笆，让它被吞噬：拆毁它的围墙，让它受践踏；我要使它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锄，荆棘和蒺蔾将丛丛而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上降下时雨。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太人即是他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却是冤声！」﹙依五１间~

    在这首诗里，我们知道了葡萄园主是万军上主自己，葡萄园是指以色列家，而犹太人则是祂所钟爱的幼苗。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天主对选民的爱是多么的细腻而周详，祂为了让葡萄园苗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成长，特别挑选了巴勒斯坦那块流蜜流奶的肥沃土地，并且亲手翻掘土地，除去石块，甚至筑了一座守望台保护它不受到践踏。诚如诗中所说的：「我为我的葡萄园所能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到？」

    但是，天主这般地爱护和照顾了他们，原是对他们有着一种期待，希望他们能依照祂的旨意生活，结出圣善的果实。可是遗憾的是，他们竟违背天主的旨意，没能依照他们与天主订立的盟约度生；他们不但没能结出圣善美果，反而结出罪恶的果实，让天主大失所望。于是天主遂让他们自生自灭，被流放到巴比伦有七十余年之久，度着一种既无政治自由，亦无宗教自由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但是他们这种遭遇实乃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和与天主的关系中，不是也常有这种现象吗？在芸芸众生中，天主竟挑选了我们，做祂钟爱的子女。在具体的生活里，祂也百般地爱护和照顾了我们，深怕我们遭受危害。但是，天主对我们也有一种期待。祂希望我们一生能遵循祂的诫命和旨意，结出真、善、美、圣的果实。可是有多少次我们却叫祂失望了。我们不但没能按照祂的旨意生活，相反地，我们犯罪得罪了祂。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的不幸与痛苦的遭遇，是由于我们自己犯罪而带来的后果，这也是咎由自取，必须自己负责，怪不得别人，更怪不了天主。

    我们是否可以问：既然天主期望我们多结果实，那么我们当怎样做才能多结果实呢？现在，就让我们再听一段有关葡萄树的比喻吧！

    耶稣在世时，很喜欢用譬喻讲道，因为如果祂直接给我们讲论天国的奥秘的话，我们恐怕会觉得太玄奥难懂。所以祂就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拿一件在当地人人都知道的事物，来解释一端天国的道理，好让我们容易懂悟；而葡萄就是祂常喜欢引用的例子。因为这种水果在当地是很普遍的。

    在若望福音上，就记载了耶稣讲了一个有关葡萄的比喻。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祂便剪掉；凡结实的，祂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作。谁若不住在我内，便彷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罢！必给你们成就。我父受光荣，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若十五1-11﹚

    我们的一切，都是借着基督、偕同基督和在基督内开始、继续与完成的。在观念上，我们都知道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地问，为什么是这样的话，恐怕就说不出所以然来了。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比喻中去寻找一些具体的答案好了。

    在这个比喻中，耶稣以葡萄枝来形容基督徒，而祂则是葡萄树本身。这里已经说明了祂跟我们的密切关系。祂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没有葡萄树，则葡萄枝无由生长。而葡萄枝存在的目的是，不断地成长、茁壮，好能结实累累。但是要结实累累，却需要不断地从源头汲取充分的养料，以及园丁细心的照顾与修剪才行。否则必会枯干而死，只好把它当柴烧了。

    我们在领洗时，从天主的手中，领受了一个超性的生命，而此一超性生命乃是来自耶稣基督，就好象葡萄枝来自树身一样。但是这个崭新的超性生命必须继续不断的成长、茁壮，像葡萄枝一样，结出丰硕的果实，而多结果实的方法，就是必须与基督的生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具体一点的讲，就是在消极方面，我们必须像枝条一样常常被修剪一样，敏改我们的罪过。在积极方面，依照福音的精神生活，常常从教会的两大精神食粮?圣言与圣体，汲取养料，使我们的超性生命得以不断地成长和茁壮，结出圣德的果实。

    在葡萄树的比喻中，耶稣还给我们指出了祈祷的一个秘诀。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耶稣向我们这保证说：「你们求就得，找就找着，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吗？但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却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又是为了什么？我想，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按照耶稣的指示与要求去做呢？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耶稣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罢！必给你们成就。」

    为帮助我们了解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就让我们设一个比喻吧。

    有两个儿子。老大跟父亲的关系并不好。平时就不听父亲的话，只是等到有所求的时候，才会去找父亲要。而老二则不然，他平时常以孺慕之情与依恃之心去亲近父亲，而不是等到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接近他；同时他也常常听父亲的话去处事为人。试想，当这两个儿子都有所求的时候，父亲会比较容易答应谁呢？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至第八节的地方，记载了耶稣论祈祷应有恒心的一段话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龙！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什么可以款待他。那人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原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地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固然，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目的是在说明祈祷必须持之以恒的道理，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进一步地假设，比喻中两位朋友平日的来往一定不很密切，只是到了需要对方帮忙的时候才登门造访。怪不得他的朋友借给他饼的时候，才会显得那般的无奈与不得已。如果平时彼此有密切的交往，感情也浓厚的话，必定会立刻起来替他开门，帮助他解决困难的。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也常常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冷淡，不常在祈祷中跟祂交往。在生活中也不依照天主的教训去处事为人。一旦到了有需要时，就马上跑到天主台前去临时抱天主的脚一下。像这种不理想的天人关系，又怎能有求必应呢？所以，除非我们平时就常与基督交往，并且依照祂的话生活，否则，我们祈祷的效力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我们今天下午是专诚到葡萄园来参观的。一方面可以享受亲手摘食葡萄的乐趣，另一方面还可尽情地陶醉在乡间纯朴的大自然美景中。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但是今天下午收获最多的，并不是美好的物质食粮，而更是蕴藏在物质表层里的精神价值。面对着串串的葡萄树，我似乎被拉回到耶稣的时代，聆听里祂亲自向我讲论有关天国的圣训。

    站在离我不远的王神父，可能注意到原先兴致勃勃地在采食葡萄的我，怎么忽然间速度慢了下来而楞在那里了。所以就走过来跟我打招呼，看个究竟。也就这样地，我在沉思中被他唤醒，又重新回到了现实的生活里，但是此刻，心裹却感到无比的充实与快乐，也洋溢着一片感恩之情。

    四天的会议，虽然收获很多，但是此刻身心也感到甚为疲惫，需要一次短暂的休息。正巧逢上王神父他们家的堂区将于次日举行一次朝圣旅游。所以在他盛情的邀请下，我毫不迟疑地参加了。

    九月廿八日破晓时分，天还没完全亮，堂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热烘烘的一片人潮，煞是热闹。

    五时卅分，两部游览车准时发动。没想到突然之间下起倾盆大雨，好象天裂开了一样，水尽情地倾泻而下。但是由于个个精神焕发，所以豪雨仍然无法减低我们朝圣的热情。

    雨似乎与我特别有缘份！不管我人到那儿，雨总是跟踪而至。例如当我路过劳伦斯、波士顿、费城、彼而堡等地时，雨总是会断断续续地下。好象不甚欢迎我这位来自远方的旅客似的。

    出发不久，坐在离我不远的王神父，突然出了奇招，向大家宣布说我会唱歌。因此立时掌声四起，要我当众高歌一曲。素闻意大利人是以会唱歌闻名全世。但是王神父却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身上的音乐细胞并不多。所以对我才会有这种「惜才」的爱护。

    我小时侯在华山堂圣咏团里常独唱，所以也可算是一个「小台柱」。由于当时年幼，仍是童声，所以唱的是女高音。还记得有一次主日弥撒后，有位女教友跑来问我说；「刚才在弥撒中唱女高音的那位是谁？」这本来是一种赞美与荣誉，但是我却羞于承认，只顾掉头而去。如今回想起来，感到甚为有趣。

    有了圣咏团的经验，再加上在国内游览车上经常「被强迫唱歌」的训练，所以当众露一手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我就以「外国歌星」的姿态，手执麦克风唱起我的招牌歌「月满西楼」来了。只见他们个个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至于他们是真正的「知音」，或只不过是好奇而已，那只有天晓得了。但是不管如何，他们给我的掌声还是响彻车厢的。

    谈到在车上唱歌，就不能不引起我感慨良多。

    唱歌原是一件很美、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它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唱歌如果是被迫的话，那就可能变成苦差事了。因为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情感又怎么可能自然流露？心情又怎能愉快呢？

    自从国内旅游业蓬勃发展以来，出外旅游的国民就愈来愈多了。这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代表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而旅游的主要目的是，既可休闲，又可增广见闻。可说一举数得。

    可是，坐在游览车上听噪音，却实在是一种很不好受的经验。一上游览车，等于把两只耳朵卖给了导游小姐一样，任她摆布。而一般导游小姐的程度不高，至于音乐素养，更谈不上。所以她们唱的歌往往是流行歌曲，有的甚至是俗不可耐的作品。再加上有的小姐音色不美，声音又大，所以听起来叫人感到好难受。

    除此之外，为了制造更热闹的气氛，导游小姐还会指名道姓点唱。一时歌声此起彼落，什么艺术歌曲啦、流行歌曲啦、黄梅调啦、家乡小调啦都一一出笼。成为一种特色别具的「歌唱杂碎」。这个时候实在只有「声音」而无「音乐」可言了。

    固然，无可否认的，唱歌原为助兴，以免旅途中显得单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目的似乎达到了，因为很少有「冷场」出现。但是她们是否想到，如此作会产生一种副作用，那就是叫一部份旅客心里感到烦躁不耐，他们既不想听，但是却又不得不听，真是苦不堪言。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游览车上能出现类似飞机上耳机的装备，让旅客有选择的余地。凡愿意听的人可以戴上耳机；而不愿意听的人，可以与邻座聊天，或闭目养神。这样岂不是可以各得其所吗？

    我们常口口声声喊说：应该尊重别人的自由。但是在具体生活中的作为，有时却背道而驰。例如除了在车上被迫听歌外，在出租车上被迫听音乐，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自从录音带问世以后，人就有耳福了。因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提升人的心灵，实在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但是，如果听音乐而到达了「滥」的地步，那么，已不再是「耳福」，而更是「耳祸」了。当然，是祸是福，得看听众而定了。为一般音乐素养较高的人，听低俗的音乐为他们是「祸」、是受罪。但是没什么音乐素养的人，却能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不晓得打从何时起。出租车上放录音带已变成了一种时尚。但是由于一般驾驶员的音乐水准低，所以播放的音乐，多属流行歌曲，或迪斯科之类闹哄哄的调子。让人一上车，全身就感到不自在。特别是一些年轻的驾驶员，喜欢把音量放得奇大无比。而可怕的是，两只喇叭又正好是从后面冲着你的耳朵，所以真有「震耳欲聋」的感觉。虽然心里很想请驾驶先生把音量放小一点，但是又深怕惹他不高兴，影响行车的安全。因此，也只好装着「有听没有到」，而心中却希望巴不得早点儿到达目的地才好。

    有时侯，如果实在有点儿受不了，我就会在驾驶先生脸上察颜观色。如果看他长得一副善良像，我就会和颜悦色地和一副假谦逊地告诉他说：「驾驶先生：能不能请你把声音关小一点儿。」可幸地，几几乎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当然，并不是所有驾驶先生的音乐水准都差。间或也能发现几个例外。例如有一次，我刚坐进一部出租车内，就深深地被正在播放的交响乐章所及引了。音量不大，正好配合车厢的空间。听起来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当时我感到好奇，就偷偷看了前座的驾驶先生一眼。那是一位长像斯文的年轻人，很可能受过相当高的教育，因为从他整齐而清洁的穿著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当时心里很想开口赞美一句，但是又顾忌对方不知会有什么反应而作罢。但是类似这样的例子，毕竟还是少数。

    我常想：如果所有的出租车都能在车外贴有「有音乐」或「无音乐」之类标示的话，为很多不喜欢噪音的乘客，想必是一大福音。这样他们可以选择，就不会再有「误上贼船」的遗憾了。

    唉！人世何处才能找到一片「静」土呢？

    在车上作完「秀」之后，车继续在公路上飞驰着。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坐在我邻座的是一位长得胖胖的老太太。由于言语不通，只好尽量避免与她的目光相接触。偶尔分了心，无意间看到她时，也只能强扮笑颜，给她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在生活中碰到类似尴尬的场面时，我常会记起在初学院时，神师常提醒我们的两个字，那就是「精细」。他常常要求我们处世为人都应当作到完美与细心的地步。就以这次朝圣旅游在车上座位的编排来说，负责人如果稍为细心一点儿的话，原可把我安排跟王神父坐在一起。这样子就不致于让我跟那位老太太感到很尴尬了。

    过了不久，王神父可能注意到我沉默得出奇，发觉到问题之所在，因此就跑过来跟那位老太太换座位，这才化解了尴尬的场面。

    途中，我们曾在一间咖啡馆前停车，好让大家休息一下。有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太太，特别买了一杯咖啡给我送来。我平日对咖啡并没有什么特别喜好，所以没买，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位太太可能是看在眼里，以为我穷得连咖啡都买不起，所以动了怜悯之心。

    我一边啜着咖啡，心里享受着一股暖流。嘴里竟不由自主地念着：「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处处都有人替他付钱！」

    十点左右，车子就抵达朝圣地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宏伟而又极现代的建筑物。

    这个朝圣地的起源是这样的：听说有位西班牙籍的老修女，从天主那里获得启示，要她到意大利来盖这座圣堂，作为朝圣之用。从此之后，各地来朝圣的旅客就络绎不绝，形成一种盛况。如今我能参与朝圣的行列，也是一种美好的经验。

    圣堂是建立在一个山岗上，所以汽车必须绕道蜿蜒而上。堂前有一巨大的半圆形停车场。足可证明来此朝圣者众。站在上边向前眺望，可以见到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岗，在蓝天里伸展向无尽的天边。辽润的平原，被红白相间的幢幢小洋房，点缀得煞是美丽。

    近堂处，有数十石阶，阶旁并设有扶手，供老弱妇孺使用，以免跌倒。手边矗立着一座设计非常新颖的钟塔。从外观看起来，倒有点儿像欧洲式的风车。

    圣堂的前顶设计得更奇妙，从中间分开，好象裂了缝一样。不知设计师的用意何在？屋顶的墙上，散布着许多方格，每一方格中还放置了一个圆筒。乍看之下，既像是一张网，又好象一个大蜂巢。隐隐约约还可以看出放在正中央的大十字架。

    里边又有大小堂之分。小堂大约可容纳百人左右。祭台还是依照老的传统摆设，是靠着墙，神父做弥撒时背着教友的。祭台上方有一大天窗，阳光透过一个个圆形的洞照射下来，把祭台的周围照得光耀四射。祭台墙上正中悬挂着一尊巨型的苦像。但是这尊苦像与我们一般所见的不完全一样。因为在耶稣胸前的正中央，镂刻着一颗圣心，在上面刻有「爱德」两字。好象在向世人倾诉祂对人类无尽的爱。

    基督徒的外在标记是十字架。我们每次祈祷前后，或进堂出堂，都会自然地划个圣号。有些老教友每次路过一座圣堂，也都会习惯性地划个十字。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但是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划圣号，或圣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相信答不出来的人当为数不少。

    不错，有人会说它代表耶稣的死亡，和对人类所表现的至爱。但是我想这种答案还不完全，因为它应该还具有提醒我们的作用，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德。十字圣号既然是基督徒的外在标记，那么，除非在生活中有具体爱德的行为，否则标记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就如同神父和修女一样，他们所穿的制服也是一种标记，代表献身和为别人生活的意义。如果在生活中并没作到这点，那么衣服穿得再久，也早已失去标记的意义和价值了，反而变成一种「矛盾」的标记，因为表里并不一致。

    正因为有了此种体认，所以当我抬头看到刻有「爱德」两字的圣心时，不能不佩服和赞叹设计者之用心良苦了。

    小堂内除了这尊甚为别致的苦像外，两边墙上的几盏红烛台也很引人注目。烛台分上下两层，每层各有两只。所以两边加在一起一共是三十六只，照得全堂灯火辉煌，增添了不少神秘的气氛。

    大堂要比小堂大好几倍，显得很宏伟宽敞。地是褐色的瓷砖拼成的。墙也是采用同样的材料，只是颜色较浅。祭台则是用纯白的大理石砌成，面向教友。圣体并不放在柜内，是放在祭台右方，由三根高矮不同的柱子组成的台子上面，看起来很艺术。管风琴巨大无比，乍看之下就像是一座小洋房一样。

    就在这座大堂里。我参加了共祭弥撒。由于当天去朝圣的，除了我们之外，还有来自其它地区的团体，所以整座圣堂被挤得水泄不通。

    弥撒前，我去更衣室穿祭衣，负责人一听说我要以中文参加共祭时，忽然显得不安起来，把我搞得莫名其妙。我真不懂他为什么会紧张兮兮的。是不是怕我在弥撒中大声用中文念经，引起别人的诧异呢？反正言语不通，解释也没用。只有静以待变。

    过了没多久，主祭来了。他是礼仪委员会的主席，布尼里总主教。当他获悉我是来自自由中国，愿意参加共祭时，不但立刻表示欢迎，而且还显得很高兴。当弥撒进行到行「平安礼」时，他特别走过来拥抱我，并且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让我感到很大的温暖。我心里明白，他这个举动所表示的是，他对于中国教会及中国教友们的致意与关怀。怎能不叫人感动。

    教友领圣体的时候，我也被邀分送。当我把圣体送入他们的口中时，只见个个都瞪大着两只眼睛，好奇地看着我。我心里在想，他们大概都以能从一位来自远方传教区的中国神父的手中领圣体为傲吧！

    整台弥撒，我都是用国语作的。但是我却没拿任何经本。一来是由于手边找不到中文经本，二来是我早已会背了，所以不必看。不晓得当日参与弥撒的教友们是否会以为我意大利文很好，根本不必看经本就能背全台弥撒了呢？

    弥撒后，有一位枢机来接见朝圣团体，并且给大家降福。场面是既伟大又感人。

    午餐是大家自备，但是我们神父们却被请到招待所用餐。听说该地还特别准备了好几间套房，兔费招待前去朝圣的神职人员。只是我们只去一天，当晚就得赶回，否则倒可以享受一下特权呢。

    下午，我们继续参观上午没来得及看的地方。包括那设在园子里的十四处巨大的苦路塑像和一处水泉。来到水泉处，只见大家争先恐后地喝个够，我也凑上前去喝了一杯。倒不是希望有什么奇迹出现，只是口渴，而同时见到水又清澈，所以抵不住诱惑，就一饮而尽。

    当我们参观到修女们住的会院时，只见院外广场上已人潮一片，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站，有的坐，真是热闹非凡。而前边还搭了一个小型的舞台，台上正锣鼓喧天，经人说明，才知道当天下午有一个国际性的青年团体将来表演。这个团体叫GenVerde。看起来很像「道德重整会」那类性质的组织。成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教青年男女。他们以歌舞表达最基本和最纯朴的福音精神。透过他们清纯的歌声和自然的舞蹈动作，福音的基本精神已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每一位听众和观众的心里了。福音的精神原是很单纯的，只是人很喜欢用理性把它复杂化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想这个团体所努力的，大概就是要把福音最原始的精神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那天下午，主持人一知道我来自自由中国，就特别热情地招呼我坐到最前排去，并且给我介绍一位来自香港的女青年。在他们表演前跟她聊了几句。

    由于还得赶回去，所以来不及看完节目，我们就挥别了他们，乘车离去。在暮色笼罩大地的时分，平安地抵达出发地，由于天色已暗，所以我当晚仍在王神父的家过夜。

    翌日清晨，因王神父的父亲要去罗马办事，所以我就与他结伴同行。

    王先生是一位虔诚而可敬的长者。矮矮胖胖的身材，加上一脸纯朴忠厚的表情，让人感到很可亲。他虽然曾完成高中教育，原可到大都市谋求更高的职务，度一较舒适的生活。但是他宁可留在乡间，守护着那一大片葡萄园的祖产。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过着比他老人家更舒适的生活。从他两鬓的白发和脸上堆积的皱纹，可以看出儿女的幸福乃是他经年累月牺牲辛劳的代价。

    那天我们虽然毗邻而坐，我的心中也蕴藏着对这位可敬的长者一份无限的敬意与赞赏。虽然是那么渴望能向他表达这分情意，但是此刻所能作的，却只有默默地让一切尽在无言中。最后，我替他买了一张车票。聊表我对他的敬意和多日来受他热情招待的谢意。

    就这样地，结束了一次相当愉快又收获颇丰的朝圣之旅。

    朝圣是灵修生活的一大助力。因为它可以增加人对宗教信仰的虔敬与热心。所以自古以来，朝圣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宗教活动。今日由于交通非常便捷，所以朝圣活动也显得比以前频繁，参与的人数也众多，这原是好现象。但是今日朝圣的性质，似乎已不像以往的那么「纯净」了，殊属可惜。

    以前虽然交通不便，但仍然有交通工具可供使用。但有些朝圣者却宁可舍舟车而徒步，或以清水面包止饥解渴或禁食，以邀获天主的特别降福，或作严厉的补赎，以得罪赦。那种极大的虔敬之心，实在可以泣天动地。

    但今日的朝圣，却似乎常常与观光混为一谈。甚至有人藉朝圣之名以达到观光的目的。这真是对朝圣这种庄严而神圣的行为一大侮辱与亵渎。常常有教友从国外朝圣回来，跑来向我诉苦﹙实际上以「告状」来形容更恰当﹚，诉说他们在朝圣团里所见到的一些为人不齿的表现。而这些来诉苦的人，都是很热心的教友。在他们沉痛的表情和哀痛的语调里，我开始怀疑，朝圣为他们来说，到底是代表信仰生活的进步，或更是一种退步呢？

    朝圣应出自个人内心的真诚，所以不要为了凑人数而拉一些毫无朝圣意愿的人参加，否则就容易变质，产生反效果。

    其次，朝圣固然是灵修生活的一种帮助，但是一生难得有几回。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不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只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帮助而已。

    昔日那位在雅各伯井旁汲水的撒玛黎雅妇女，曾经向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革黎斤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罢！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祂的人。天主是神，朝拜祂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若四20-24﹚

    在这段意义深远的对话里，我们不应误解，以为耶稣不重视朝拜的地方。否则，祂又为何常去圣殿祈祷呢！祂所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虔诚与恭敬之心，地方实际上已失去了意义了。

    天主虽是一位超越的神，但是祂却又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祂更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如果我们能有活泼的信德和一颗慧心的话，我们不就可以在一粒微小的沙、在一朵绽放的玫瑰里、在微风中，在树林里、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断地向祂顶礼膜拜吗？到那个时候，朝圣已不再是一生中偶尔一次的点缀，因为生活的本身早已成为一次恒久不断的朝圣之旅了。

    九月三日正逢中秋节，不晓得是由于爱德的驱使，或因为很久没吃中国菜而嘴馋的缘故，我竟自告奋勇，邀请了好几位在罗马读书或服务，而又与中国教会有关的会士聚餐，由我亲自掌厨，地点选在耶稣会总部。

    一九六四到六六年间，我在菲律宾攻读哲学。由于当时哲学院的理家神父喜欢吃中国菜，所以我就抓住难得的机会，告诉他说我会烧几道，于是他就毫不迟疑地领我到修士们的禁地?厨房?去，告诉厨师们说：「李修士要什么，妳们就让他随便用好了！」

    就这样地，我跟他很快地成了好朋友。而此举，不但是马屁拍上了，而且也交了好几位好吃的外籍修士。但是获得实惠最多的，恐怕还是我们几位当时正在那儿读书的中国修士了。

    但是，在菲律宾烧菜，仅限于几道普通菜而已。那是骗骗外国人的嘴的。而真正知道自己也有一些烹调细胞，却是在美国作「卒试」时偶然发现的。这次在罗马下厨，只是重施故技罢了。

    那天早晨，由旅居罗马多年，执教于额我略大学的国籍施省三神父，领我上街采购。

    在美国，一般说来，采购中国作料已属不易，除非是上唐人街去买。而在欧洲，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难。

    记得那天我们逛了好几条街，最后才找到了一家杂货店。虽然勉强买了一些，但有的东西不是国货，而是日本产品。

    下午，我很早就跑到离圣伯多禄大殿不远的耶稣会总部去，好开始准备晚上的大餐。倪永祥院长及和为贵两位神父也特地跑来帮忙。

    由于总部的厨房太大，而我们的人数又不多，所以我们就改在楼上病房的厨房烧了。

    还记得当时那位管理病房的西班牙籍修士，也进进出出地忙个不停。虽然我们并没有请他帮忙，但是他却比我们忙得更起劲。一下子摆餐具，一下子拿盘子。看他那副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本来应该是感谢还来不及，但是我竟然在心中暗忖；「他是不是想趁机揩我们一顿呢？」修道人小气到这种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悲！

    慢慢地，被请的客人陆续来到，除了我们三位外，还有朱励德、詹德隆、施省三、傅雅谷、及来自香港的爱尔兰籍的梁德根神父。王秉钧神父因故未到，饶志成神父当时正在避静中，所以未克前来。

    六时正，先举行共祭弥撒。在弥撒中，我们特别为中国教会祈祷。

    弥撒后，我们怀着极其愉快的过节心情，在异乡团圆。也许这几位神父们平时见我一副斯文和老实的样子，在在也想不到我在这方面还真有一手，所以当他们一见到摆在餐桌上那几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时，竟是一脸惊喜和不敢置信的表情。

    不必说也知道，那一餐大家吃得好高兴，笑得嘴都合不拢来。而那位很有爱德的西班牙修士，也被邀入席。虽然我们讲中国话他听不懂，但是能够尝到难得一尝的中国囗味，话听不听得懂已不重要了。因为他的刀叉一直飞舞个不停。

    晚餐后，我建议大伙儿上凉台赏月。我们泡了一壶茶，倪院长还特别订制了一个大蛋糕助兴，代替中秋月饼。所以我们就戏称是「罗马月饼」。罗马的月夜显得分外明亮。在月色下欣赏罗马到处林立的古老建筑物，感到既神秘，而又容易激起怀古的幽思。特别是当我看到圣伯多禄大殿高耸的圆顶时，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悠然地在心头涌起。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宁静与安详。

    记得一九六四年中秋节那夜，我们在菲岛读哲学的七、八位国籍修士，偷偷地爬上屋顶，在水塔旁席地而坐。虽然异邦的月仍是一样的明亮，但是心情却很不同。我们虽然也泡了茶，但是却没有月饼可尝。只好吃些普通饼干和一罐脆瓜聊表庆祝了。那是我们平生头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意境和情怀了。

    如今，事隔十年，再怎么样也不会想到此刻我会跟另一批会士，在永恒之城的耶稣会总部的屋顶凉台上赏月。月儿仍与十年前一样的圆、一样的明亮，但是十年的岁月，人世不知又增添了多少的沧桑呢？此情此景，我不禁自问：什么才是真正的「永恒」呢？

    我们在凉台上聊着聊着，感到特别的愉快。那晚，我跟倪神父聊得最多。从他的囗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他是多么地渴望着能够返回他日夜思念和牵挂的第二故乡?中国。那是一种近似我们中国人「落叶归根」的心情。

    在过去，老传教士们一旦被派往传教区服务，在他们的心中，都有老死他乡的决心。也因此，当他们束装就道之初，往往都有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胸襟，愿意把一生的岁月奉献给教会托付给他们照顾的羊群。

    时至今日，修会已允许年迈的会士回到自己的国家。这种做法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实际的需要，例如就医等；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能够有「落叶归根」的感觉，让他们在生命的末刻能够在童年或青少年时代所熟悉的环境里，重享亲情与友情的温暖。若是从这个角度看，这真是一种很合乎人情的爱德行为。

    即使如此，有的传教士还是宁可返回传教区，以表明他们愿意「活于斯，葬于斯」的心志。那是非常感人的行动。

    但是，有的会士虽然有这种心愿，可是自己却不愿意向上表明。更不会主动请求长上派他返回传教区去。这是「服从圣愿」一个很具体的榜样。像倪神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心中虽然非常渴望回中国来，继续贡献他的余生。可是他却绝对不愿意向长上做任何的要求。他这种不愿意随从私意，只以长上的意愿为依归的善表，实在太令人感动。据说他结束了罗马总部院长的职务之后，被调回西班牙罗耀拉省当省长多年。如今在秘鲁当枢机主教的秘书。我深深地知道，他人虽在遥远的彼邦，但是他的一颗心却永远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中国，和他日夜思念的中国人！

    在玛尔谷福音的末了，记载耶稣升天前，曾向宗徒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从此之后，教会就揭开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不断地派遣传教士到还未能聆听到福音的传教区去，以完成基督要他们往训万民的神圣使命。

    但是传教士只是作披荆斩棘及铺路的工作而已。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在建立及扶植当地的教会，使她在各方面都能够达到自立、自养、自传的理想。

    可是，传教士来华传教已历经数百年之久。但是中国教会离理想又何其遥远呢？

    就以我现在所属的会院来说吧！我们有十二位神父和一位修士。从数量上看，人是够多的了。但是平均年龄却是坐六望七，快到了「从心所欲」的高寿了。我虽是年纪最小的老弟，但也已快到了「知天命」的境界了。

    每次看到一个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外籍老神父们时，我心里就有一种非常心酸凄凉的感觉。数十年前，当他们刚踏上我们的国土时，不还是个个都年轻力壮、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小伙子吗？而今，青春不再。他们就像一盏油已将尽的灯，但是却仍然毫不吝啬地燃放微弱的光芒，照耀需要指引的人。

    每天下午五点半钟的弥撒，已八四高龄又依靠心律调整器维生的加籍矢如直神父，一定准时参与弥撒。过去这几年来，进进出出医院，为他已是家常便饭了。目睹此景，有一天我好奇地跑去问他说；「矢神父，你身体这么不好，为什么每天下午还要参加弥撒呢？」他老人家一脸慈祥地回答我说：「神父，我去，是因为准备着，万一有教友在弥撒中要办告解啊！」

    耳际响起的是「春蚕到死丝力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剎那间，我竟有紧紧去拥抱他老人家的冲动！

    十月二日下午，我专程再跑去耶稣会总部一趟。这一次的目的是去访问两位年长的会士：乔治神父与布鲁维神父。他们两位是我在一九七二年，在香港参加耶稣会年轻会士讲习时所认识的负责人。

    那天，布鲁维神父比较有空，所以我们两人聊得较多。他当日是全球耶稣会的教育代表，曾在日本传教多年，对东方的事务了解很多。我们在言谈中，兔不了会回忆起那次参加讲习时的人与事。在谈话时勾起我们两人无限的感慨。因为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当日参与讲习的年轻会士中，却已有多人虽开修会，还俗结婚了。「蒙召的多，被拣的少了！」耶稣当日的话，至今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们曾经到附近一间小小的咖啡屋里聊天。由于这间咖啡屋离总部很近，所以耶稣会的会士们常跑去喝咖啡，因此它就被称为「耶稣会的咖啡厅」了。

    我们留在咖啡屋的时间不长，多半是在圣伯禄大殿的广场上漫步。虽是下午，但来往的行人仍然很多，有的摄影、有的站着聊天、有的行色匆忙。但是在人群中，我却被一个人物所深深地吸引住了。那就是一位穿会衣的修女。

    这是一位外籍的修女。她当时正独自一个人跪在大殿的前面默祷。如果她当时是在堂里祈祷的话，我相信她对我的吸引力，就不至于那么大了。她之所以吸引我，乃是因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她的临在显得特别突出。一袭飘逸的修女服，偶尔在微风中飞扬，给人一种超脱的感觉；端庄虔敬的神态，让人感到宁静与安详。她的临在，似乎在提醒世人：除了汲汲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外，人更应该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天人合一。

    当晚，我很意外地在寄宿的会院里，与昔日在马尼拉教我哲学的顾鲁斯神父相遇。他当时是菲律宾耶稣会所创办闻名的雅典耀大学的校长，到罗马谒见总会长，有事相商。

    看到他，就常常会联想到他那位曾荣获世界小姐美誉的侄女来了。当日我们正在菲岛求学，消息传来，说他的这位才貌双全的侄女荣获世界后冠。大家都为他高兴万分，也免不了赞美一番。但是他却摇摇头，一副不甚赞同这种选美活动的样子。

    在罗马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师生两人在晚餐后，就在院内的长廊散步叙旧。由于我们对带领避静都深感兴趣，所以免不了会分享一些在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他当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对于「神操」有了一些卓越的心得，只是没有时间把它记录下来而已。我一听他这么说，就一再地鼓励他，甚至央求他一定抽出时间来，把宝贵的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他思想的结晶。他当时只是笑笑而已，并未作肯定的答复。

    由神操，我们慢慢地谈到了过去。由于他是当时哲学系的主任，所以可以说他的桃李遍布美国、菲律宾、香港和台湾。但是当我们谈起昔日的种种事情时，我们都感到神伤，因为后来离开修会还俗的修士，比率高的惊人。

    昔日在哲学院里的风气相当开放，师生间的距离也相当的近。但是却没有近得像今晚那样，我们几几乎是以平等的方式畅聊。这种亦师亦友，如兄如弟的情谊实在弥足珍贵。那真是一次极其愉快，而又获益良多的意外欢聚。心中怎能不涌溢着赞美和感恩之情呢？

    几年前，我从别人口中获知，他曾陪菲律宾总统马可仕先生到中国大陆访问，作他的随行司铎。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还能与他相聚的话，我将会问他：故乡?我生长的地方，如今是否还别来无恙？我更要问他，在共党铁蹄下的同胞，是否还能正大光明地公开赞美钦崇他们的造物主呢？

    次日下午，倪院长特别抽空领我去游览教宗的夏宫。不过去夏宫之前，他先领我去附近的肋伤会修女们的初学院。

    肋伤会在台湾新竹一带，也有她们的修院，多是意大利籍的修女。但是现在国籍修女的人数也在日渐增加之中。现在她们已在台北设立会院，积极地参与教区的牧灵工作。

    那天我们去她们的初学院，正好碰到在那儿作初学的徐修女。在国外能见到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实在是一种衷心的喜悦。常常生活在与自己同一肤色的人中，在国家与政府的照顾下，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会有丝毫的反应，更不会想到要珍惜。但是一旦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和一群与自己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中，受着外国人的气时，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蓦然惊醒，深深地自责过去为什么竟会「人在福中不知福」；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认同感，虽然我们在国外遇到的，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中国人，我们也会欣喜的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唱起国歌来会格外的起劲；见到在蓝天白云里飘扬的国旗，竟会不自禁地落泪。那是流落在海外每一位游子最真实的写照啊！

    修女们对我们招待有加。因为倪神父是她们的神师，而我是远道而来。记得那天她们正好蒸包子，所以我们大饱口福，也聊慰些微的乡愁。

    接着，我们直驱教宗的夏宫。由于去的稍迟，所以不得其门而入。正彷徨间，倪神父已按了门铃。应声而出的是在那里看守的一位班籍耶稣会的辅理修士。倪神父向他说明我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如果不能进去参观，必将遗憾终身，希望他能大动恻隐之心，破例让我们进去浏览一下。

    不晓得是倪神父游说有方？或是我脸部表情得体？所以深锁着的大门突然就敞开了。于是我们得以进入其内，到处浏览一番。

    在里面有天文台的设备，还珍藏着搜集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矿石。我就曾亲眼看到两颗来自越南和广州的矿石，非常美丽。

    但是那天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却是平放在桌上的那本巨大的来宾签名簿。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马上跑去签个名，以代表我全国教胞到此一游。忽然间，我看到签名簿的扉页上留着四行字体清秀而美丽的签名。仔细一瞧，真叫我喜出望外。因为这四个签名竟然是比约十一世、比约十二世、若望二十三世，及保禄六世四位教宗的亲笔签名。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准备把它们拍照下来，作为纪念。但是由于室内光线不够，我又忘了带镁光灯，不容易拍照。正在愁着的时候，那位辅理修士看在眼里，就立刻把签名簿替我搬到室外去，叫我在外边拍照。他那细腻的爱德，使我觉得很感动。只听「卡擦！」一声，四位伟大教宗的签名已被我猎入镜头，作为珍贵的纪念。

    当我拍完照之后，突然间有一个可笑的念头闪过了我的脑海，那是一种来自虚荣心的诱惑。我想，如果我偷偷地把我的名字签在他们的后面，那不是将名垂千古，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吗？说不定还有人会以为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位中国教宗呢！诱惑归诱惑，我当时的定力还够，所以并未轻举妄动。如今想来，倒真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当日如果定力不移，真的在签名簿上带上一笔的话，不但无法名垂千古，恐怕将会遗臭万年了！您说是嘛？

    想到夏宫，就记起了有关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一件趣闻来了。无可否认的，若望保禄二世是今日世界上所有超级巨星中的超级巨星。他在各方面的杰出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幽默感的长者。由于他是运动家，登基之初，就在夏宫建造了一座游泳池。有人对于此举甚不以为然，认为太奢侈浪费了。但是教宗却幽了他们一默说：「盖一个游泳池要比一次教宗选举便宜多了！」他这句话乃是针对他的前任若望保禄一世就职三十多天就病故而发的。

    自从教宗被刺事件发生之后，他的健康似乎大不如前，深信昔日那些批评他的人也会这样说吧：「我们可敬爱的教宗：请您多加保重！多多利用游泳池吧！」

    我在罗马期间，正逢全球各国的主教代表们在那儿开会，讨论教会内种种有关的大问题。我一听说中国教会的代表郭若石总主教也出席会议，所以在五日上午就托一位西班牙籍的修士，替我带一封信给他，希望能够见他一面。

    我小的时候就认识郭总主教了；或更好说是他看我长大的。民国三十六年八月间，我们全家由福建漳洲经厦门，乘「鹭江轮」抵台，与阔别多年的父亲团聚。父亲当时虽任职于省农林厅，但同时也兼任光复后本省第一分公教刊物「台光月刊」的主编。而这份刊物是当时台北华山堂本堂司铎李天一神父所创办的。所以我们全家就住在神父宿舍的楼下。

    李神父是光复之初，三位仅有的本省籍神父之一。其它两位是敏正监牧及李惟添神父。李天一神父聪明能干，真是一表人才，可惜他英年早逝，被癌魔夺去了宝贵的性命。监牧年轻时曾到厦门攻读神学，与家父是莫逆之交。我受洗时他有意作我代父，但当时主教以他身为修士，最好不要而作罢。但日后他仍然喜欢告诉别人说，他是我领洗的代父。他的晚景相当的凄凉，曾因中风而卧病多年，终于离我们而去。神父对台湾的教会贡献良多。是一位很受敬重的长者。只可惜由于牧职繁忙，而西螺路途又甚遥远，所以在他卧病期间，未能前往探望，深信他老人家必能见谅。我们更期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继续为他一手耕耘的这块葡萄园地，从天上降下甘露来滋润它。至于硕果仅存的李惟添神父，目前在台南县学甲镇担任主任司铎。让我们虔诚地祈求天主，降福他身心康泰，传教工作顺利成功。

    李天一神父去世之后，华山堂就由主徒会的神父们接管，也就在那里，我认识了郭总主教。读大学期间，我曾多次去当时位于和平东路的主教公署，陪他练习闽南语。大学即将毕业时，由于顾及双亲日后的生活，我曾决定舍修会而加入台北教区。郭总主教还特别给我申请到罗马传信大学的入学许可，并且把他的司铎制服借我，到东门照相馆拍了一张蛮像那么一回事的照片。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主教公署还特别教我怎样削苹果，以免去罗马读书时当众出洋相。

    后来由于必须服预官役，所以我就放弃了去罗马进修的机会。服役之后，我还是进了修会。那已经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了！但是如今一想起来，倒感觉非常遗憾。因为听说全球所有的主教中，传信大学的校友占的比率数相当之高呢?一笑！

    郭总主教一接到我的信，当天中午就挂了一通电话给我，约我下午去跟他见面。同时由于那天下午亚洲主教的与会代表们要开会，所以他要我去当他的翻译。

    下午倪院长怕我迷路，所以亲自陪我前往。我们舍公车而徒步前去，一方面可以健身，另一方面还可以趁机多聊聊。从我住宿的伯拉明会院到会议的场所，距离不短，但是由于两人相谈甚欢，所以走得非常愉快。

    抵达会场的时候，郭总主教早已在会议厅外边等我了。而由于那天下午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庄神父也在场，所以他们就请他担任翻译的工作，我改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

    那天参与会议的主教人数甚多，均是来自亚洲的代表们。个个穿著讲究，以穿黑西装带白领的人数居多。而其中以一位来自斯里兰卡主教的衣着最引人注目。因为他几几乎全身都是红色打扮。不但身上的衣服是红的，连脚上穿的袜子和皮鞋也是红色的。看起来虽然醒目，但是却又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显得与时代非常的不调和。我虽然身为神父，但是看到这种景象，心里就觉得相当的不舒服，使我联想到一九七四年在美国柏克莱看的一场电影来了。那部影片的名字是「罗马」，是意大利名导演费里尼的杰作。片中有这么一个镜头，显示一批身着奇装异服的枢机或主教大人们，在一个圆形的伸展台上神气活现地绕着圈子踱方步。让人看了之后捧腹不已。费氏虽是意大利人，想来必也是教友无疑，可是在他导演的片子里，却特别喜欢对教会加以讽刺与嘲弄。

    在我们的信仰里，有可变与不可变的两部分。但是我们往往把两者弄得混淆不清，有时侯甚至于把不可变的变了，反而把可变的变成不可变的。以致于让教友们分不清楚什么才是重要的。

    好几年前我曾带过一批青年举行退省。当时在教会内正盛行「团体忏悔礼」，就是由主持人带领大家一起省察，然后个别到神父面前去告解。等到大家都告完了，才由听告解的神父公开赦罪，并且集体念补赎经。

    记得那次听告解的时候，我是带着领带的。但是当我离开神工架的时候，我跟平常一样，习惯性地把领带挂在神工架上，就走到祭台前给大家赦罪。想不到有一位女青年事后一脸紧张地来问我说：「神父：您刚才赦罪的时候，身上没带领带，那么，您的赦罪是不是有效呢？」

    经她这么一问，让我感到有点儿哭笑不得。但是从她的问话中，却又反应出有些教友们还未能把握住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殊不知赦罪是否有效，并不在于神父带了领带没有。而更在听告解的神父是否有赦罪权柄，和告解者是否符合了被赦罪的条件。

    我以为，神职人员的衣着既是一种外在的标志，代表着神父的身分，所以是需要的。但是这种衣着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最好能与时代和当地的文化习俗互相配合。否则就容易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落伍」或「格格不入」。

    当然，我是不会赞成随便的。就如同参加他们会议的那天晚上，我应邀和主教们一起用晚餐，席间看到一位来自非洲的年轻主教，穿著一件大红大绿的夏威夷衫。看起来虽然轻便舒服，但是在我的眼里，却感到又有点儿「不伦不类」。

    衣着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它象征神职人员是一位度「奉献」与「为别人生活」的人。如果一位神职人员已经失去标志的内涵，而祇拥有外表的话，那真是一种「矛盾」。因为表里并不一致。

    那天，亚洲主教们讨论的主题是「何谓传播福音？」平时我们老百姓是不会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的。所以能够躬逢其盛，也是人生一大盛事。如果您要问我主教们是怎么开会的？或他们讨论些什么？对不起，事关机密，无可奉告。如果您真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那么就让我长话短说地答复您吧：「蛮好玩的！」

    在罗马，参加每主日中午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公念「三钟经」，的确是一种很特殊，而又很深刻的宗教经验。我们甚至于可以称它为一种「心灵的享受」。

    十月六日接近中午时分，我独自一人从住宿会院，步行到圣伯多禄广场去，我原是计划打电话邀请倪院长同行，但是又怕他太忙，不便打扰而作罢。可是没想到当我抵达广场时，他却早已在那儿了。据他告诉我说，他每主日中午一定来参加祈祷，并且提早来，先到宗徒之长耶稣基督的第一位接棒人圣伯多禄的墓前，恭念「宗徒信经」，接着到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坟前默祷致敬片刻，最后才去广场参加念三钟经。

    圣伯多禄广场平日来来往往的行人及车辆已相当的多了，但是每逢主日，更是人潮涌，挤得水泄不通。不但广场上站满了人，就连两旁长廊里的圆

    形石柱上也有人攀上去，好能瞻仰教宗保禄六世的丰采。

    愈逼近正午时分，人也愈来愈多，谈话声与笑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真是热闹非凡，煞是好看。此时的我已无心欣赏，只管忙着挤到一个好地方，以便找好角度，对准镜头。这样，当教宗出现的剎那，我就可以拍最好的镜头，留作永久的纪念。

    十二点终于在大家焦急的期盼中来临了！当罗马清脆的钟声在空际回荡时，原是嘈杂的场面，顿时变成鸦雀无声。大地立刻陷入了极端的沉寂之中；静得那样的叫人肃然起敬；但是也给人带来一种窒息的压迫感。几万只眼睛不约而同地投向教廷办事处，凝聚在顶楼右边倒数第二个窗口那里。

    没过多久，保禄六世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翩然地出现在窗口。当他习惯性地举起双手，作Ｖ字形向群众打招呼的时候，雷动的掌声与欢呼声，像决了堤似地，划破了静寂的长空。死一般的广场，又恢复了生气。只见万头钻动，有的拉长脖子，有的垫着脚尖，莫不以能一睹教宗的庐山真面目为快。而静候在一角的我，说时迟那时快「卡擦」一声，已把教宗的容貌尽收入「魔盒」之内，准备把他给带回国来。

    掌声与欢呼声就这样地持续了数分钟之久。当教宗以手势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广场立时又再度陷入一片空前的沉寂之中。透过扩音器，教宗先习惯性地发表了简短的谈话。

    普通教宗谈话的内容，往往与当时的时局或教会内的大事多少有关。那天由于正逢全球主教代表们在罗马召开大会期间，所以他就以此为题，跟大家谈及传播福音的问题。他说：有的地区传播福音的工作受到无理的阻挠；有的地区教会及教友们遭受到残酷的宗教迫害，希望大家都为这些地区祈祷。

    接着，教宗以教会的共同语言?拉丁文，带领大家恭念三钟经。那真是感人至深的场面！

    这是我平生首次参与这种场合。是否也是今生仅有的一次，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不管如何，这次的经验将使我毕生难忘。

    无可否认的，今日世界上并没有大战，但是地域性的战争却连绵不断。我们每日在新闻上所读到的，都是战乱的消息，耳朵所听到的似乎是来自远方隆隆的炮火声，与无辜百姓惨遭杀戮的哀号声。联合国以及一些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虽然派出代表一直在努力奔走，希望能谋求世界的和平，使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各种人世的努力，似乎都未能奏效。即使是偶有和平的迹象出现，也只是片面的和短暂的，甚至是一种「假象」而已。

    殊不如真正和彻底的解决之道，乃是藉助宗教信仰。因为战争多起因于仇恨或侵略，而宗教信仰却要求我们要以「爱」待人。但这种「爱」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的具体。在圣方济那篇名垂千古的「和平祷词」里，已有非常美妙而感人的描写。圣人这样向天主祈祷说：

    主啊！求使我成为和平的工具；

    那里有仇恨，使我带去爱心；

    那里有罪恶，使我带去宽恕；

    那里有纠纷，使我带去团结；

    那里有颓废，使我带去希望；

    那里有黑暗，使我带去光明；

    那里有痛苦，使我带去快乐。

    圣善的主啊！

    使我不寻求他人的慰藉，而去安慰他人；

    不寻求他人的谅解，而去谅解他人；

    不寻求他人的爱戴，而去爱护他人。

    因为我们施予，才能有所收获；

    我们谅解，才能得到宽恕；

    我们死亡，才能获得永生。

    在玛窦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的地方，记载了耶稣要求我们「以德报怨」的命令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了！』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祂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作吗？」

    人与人、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如果以怨报怨，仇恨必然会增多，距确也会加大和拉长；如果能以德报怨，以爱对恨的话，势必能化干戈为玉帛无疑；而要达到这个理想，宗教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方法。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信仰，是指真正的宗教信仰，跟假藉宗教之名，以达到侵略屠杀目的者是截然不同的。

    那天在广场的经验，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站在那儿的人，是来自世界各个不同角落和不同国度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上流的也是不同民族的血液；在他们当中，甚至有正在交战中的两国百姓。但是，当他们以同一种语言、同一颗跳跃的心，在向同一造物主祈祷时，人世的一切隔阂、障碍与仇恨，在霎那间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因为在信仰里只有和谐、只有爱，而没有仇恨的存在。也就在这同一霎那，我深深地了解了圣保禄宗徒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里，论「教会犹如一身」话的深意。他说：「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

    是的，从人性的层面看，我们的确有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区分。可是从信仰的层面看，这种区别就显得不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我们都称天主为「我们的父」。所以，我们是同一身体上的不同肢体；是在天大父的子女。既然如此，如果在我们中间还存在着仇恨与战争的话，那就是自相残杀了。这已经严重地违背了信仰要求我们合一的理想。那天祈祷完毕之后，教宗照例给群众降福，只见大家忙着把皮包或口袋中的圣物掏出来，以便让教宗祝圣。站在一旁的倪神父问我说，带了圣物没有，我答说没有，但是却又不愿错失良机，所以就把全球教会和全中国的教胞一一托付于教宗，并代表他们领受他老人家的遐福。

    那是一次极其美好的经验。但美中不足的是，在这样神圣庄严的场合里，竟有人还抽烟或高声喧嚷，殊属不当。

    结束后，有一位单身的旅客要我替他拍一张照片留念。由于是最后的一张，所以我格外小心地拍照。不知道冲洗的结果如何？但愿那是一帧能够给他带来一生中最美好回忆的纪念照！

    十月七日上午，在会院里稍事休息，准备下午再度出游。

    午睡后，徒步去闻名全球的罗马圣经学院，找昔日在菲岛的同窗好友，罗廉‧亚伯特神父。

    由于路径不熟，所以找得相当辛苦。圣经学院当日正在大事修缮，所以到处是重重的鹰架，穿梭其间，让人感到一种压迫感。

    进门处，是一座小小的花园，布置得颇为幽雅美观。有三位修女正在那儿聊天。我想她们大概跟我一样，也是来找朋友的。

    在一位好心人士的引领下，我会见了好友。他当时正在该地攻读博士学位。

    见到他，很自然地想起了十年前，在马尼拉攻读哲学时的一些情景来了。

    在耶稣会菲律宾省里，除了菲籍的会士，几几乎都是来自纽约省，我读哲学的那个时期，还有好几位美籍修士也跟我们一齐。他们个个都很优秀，除了书读得好外，在运动方面的表现也是很杰出的。

    但是很可惜，他们当中有好多位，后来都没能晋铎，半途而废地离开修会。使我心里感到相当的难过。

    在玛窦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的地方，这样地记载说：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灾殃。祂一见到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

    耶稣昔日的感叹，在圣召奇缺的今日，更显出它的急迫性来；也正因此，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圣召，都愿意格外去珍惜它。

    还记得民国五十九年刚进初学的时侯，有一天中午睡醒，在走廊的布告栏上，看到神师贴出的一张布告，告诉我们某某修士已经离开修院，回家去了。当时心情之沉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圣召来之不易，由种子、萌芽、成长到开花结果，不知道需要付出多少的牺牲与心血，才能够完成。因此，当我眼睁睁地看到一个圣召失落的时候，往往会难过上好几天。

    但是修道的时间久了，见过的事情也多了，往后再看到类似的情形发生时，已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的难过。但是这种反应，绝不是麻木，却更是由于对圣召本身有了更多的体认之故。

    圣召基本是一种神恩，是天主白白赏赐给人的。并不是凭个人的德行或才华就能获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说：「是我拣选了你，而不是你拣选了我。」

    然而圣召虽是恩赐，天主却绝不会勉强一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祂尊重个人的自由，因为圣召也像婚姻生活一样，是个人的「终身大事」，勉强不得。所以，如果一个人在修道的途中，发觉自己真正的已不再适合这种献身生活的时候，与其「人在心不在」地过着，还不如让他早点儿离开，使他越早适应世俗生活越好。因为如果

    勉强下去，为教会、为个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一个人放弃圣召的原因很多，说来话长。我在这儿只愿意就被派往传教区去的圣召问题作点儿反省。我认为有许多到传教区去的圣召，如果事前加以严格甄选及适当辅导的话，恐怕就不会失去那么多了。

    在读哲学的时候，我曾跟一位美籍修士谈及他到菲岛求学的经过。我问他说：「在被送来菲律宾之前，你对于菲国是否有一些认识呢？」没想到他的回答竟让我感到讶异不止，因为他答说：「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无可否认的，有很多菲律宾人都会讲英文，而且在上层社会里，生活美国化的人也不少。但是生活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而已；传播福音或牧灵的对象也不只限于上层社会。如果一个人真的无法适应另一个民族、文化或一般人民生活方式的话，越早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越好。如果处理不当，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压力。最后可能由于承受不了，只好一走了之。但是离开修会，是否就代表他根本没有圣召？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设：如果长上能及时把他送回本国的话，这个圣召也许还有救呢。

    我曾经见到一位曾在本省就读的外籍修士，虽然他努力适应本地的生活方式，可是困难重重。最后长上把他送回本国。他现在不但早已晋铎，而且工作得非常成功。如果当日长上还是勉强他继续待在此地的话，谁敢担保后来他的圣召不出问题呢！好心是一回事，是否真能适应另一国的文化，又是另一回事，不能不如以区别。

    在菲律宾，不但美籍修士失去圣召的人数多，连在神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离开神职。其中有一些人离开与教会地方化的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一位跟我很熟的美籍神父曾告诉我说：「他们﹙指菲籍的会士﹚一直要求我们『本地化』，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只一味要求，却不能具体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我认为这位神父的话，足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外籍会士的心声。自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教会本地化」的口号一直响个不停；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新兴国家中，由于受到比较偏激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因此对于本地化的要求就显得格外的强烈，甚至于有时候会盲目地排斥外籍会士，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外籍会士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如果无法得到疏导的话，很容易就此放弃；而有的人会尽一切努力去适应，即使适应的相当辛苦，也在所不惜。

    我的这位同学，就是后者的一个好例子。他在适应本地文化方面的努力，表现得非常感人；他不但努力学会菲律宾的国语?大加乐话，在饮食方面的努力，更是不亦余力。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修士们几次出外度假时看得出来。

    在菲律宾的菜单上，有一道名菜?闽南语称之为「鸡仔胎」。记得小的时候在故乡漳州，就曾多次嗜过它的味道。是为妇女「坐月子」进补用的。相信是由当初从福建移民的华侨，把它引进菲律宾的。后来不知怎么，反而变成他们的一道名菜。

    尝这种东西，真是既紧张又刺激。当你打破煮熟的蛋壳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只曲蜷在蛋壳裹，全身毛葺葺的小鸡。吃的时候整只连毛带骨吞到肚子里去。味道还带点儿腥味。为懂得吃的人，可以连吞数只而面不改色；但为初尝的人，那真是一次茹毛饮血的恐怖经验。有的人为了表示勇敢，鼓足勇气抓一个敲开，准备一囗气吞下去。但是当他见到蛋里乾坤的时候，往往会起鸡皮疙瘩而作罢。对西方人士来讲，吃这种东西在他们看来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可是我这位同学对吃这种看似相当野蛮的东西，好象有偏爱似的。每次度假时，我们几乎都有品尝的机会，只见他一个接一个地往口里送，并且还露出一脸笑容。他这种近乎反常的行为当时令我感到惊讶和好奇。我心里想：难道他真的那么喜欢吗？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可能只是表示他在适应本地文化方面的一种努力罢了。这种精神实在叫人敬佩。

    如今，跟他一起到菲国传福音的美籍修士，差不多都走光了，他是少数能继续留下来的年轻会士之一。今天能在异地重逢叙旧，实在是非常难得。所以那天下午两人谈得非常尽兴。

    回住宿院的途中，我心里想：当传教区本地的圣召还未能自立之前，外来的圣召仍有它的必要性。因此，如何加强甄选和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适应该地的文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重大课题。帮助他们完成天主对他们的召叫，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今一千九百五十多年前，在约旦河岸边，耶稣第一次见到伯多禄的时候，就向他许下：「你是盘石，在这块盘石上，我要建立起我的教会……」升天以前，耶稣更具体地把管理教会的使命与权柄交托给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从此以后，伯多禄及历代的教宗就肩负起耶稣在世代表的责任，继续着善牧的工作。所以，能够晋谒教宗，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兴奋而又深具意义的事情。

    在罗马晋谒教宗，不外分两种方式：私下接见与公开接见。但是由于能够荣获私下接见的人很少，所以每逢星期三在大厅里，都安排了公开接见的盛会。

    我原跟倪院长约定上星期三参加的。但是因为他职务繁忙，忘了去要入场券，所以改在今天十月九日上午去。

    接见的地方是设在面对伯多禄大殿左侧的一间大厅。面积相当大，可以容纳很多人。接见的时间是排在十一点。但是很早就挤满了人潮。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莫不怀着焦急和渴望的心情，希望能够早些目睹保禄六世的丰采，接受他的降福。

    十一点整，全场先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然后，原很嘈杂的大厅，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转过身来，把目光集中在大门的进口处。只见教宗端庄而严肃地坐在轿子上，缓缓地被抬进了会场。霎那间，寂静的会场爆出了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使在场参与的每一个人都感染着一股无法形容的喜气。

    突然间，有人透过麦克风向大家解释说：「教宗坐轿子的原因是，为了让所有在场的每一位都能够看到他。」敏感的我，立刻意识到主持接见会的那位先生，实在用心良苦。因为坐轿在现代人的眼光里，实在已显得太落伍了；而所谓落伍，指的是封建色彩太过浓厚。为了不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或误会起见，所以主持人才会费一番唇舌，向大家解释。

    当教宗步向讲台就位之后，全场再度归于沉寂，几乎到了鸦雀无声的地步。于是，接见开始。

    整个接见包括两大部分；教宗训话与各个朝圣团体介绍。

    教宗当日是以「今日教会需要什么？」为题，向观众发表谈话。接着是介绍各个团体。

    首先介绍站在台上教宗两旁的廿多位来自各地的主教们。在他们当中也有枢机主教和总主教，各个都盛装赴会，精神抖擞。只有来自马达加斯的主教没穿礼服，所以显得较为突出。但是他仍是衣冠整洁，所以看不出有何失礼之处。

    介绍的第二个团体是来自美国的老意大利移民。当主持人报出他们团体的名字时，立时获得在场热烈的掌声。我心里在想，这批离乡背井远到美国谋生创业的人民，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家园，心中必然会有「归根」的喜悦与一份踏实感才对。

    接着，又介绍了一批新婚夫妇及来自南斯拉夫刚刚晋铎的一些年轻的神父。然后，主持人请说法语的团体起立，接受在场观礼者的欢迎。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纯男性的团体，特别引起大家的注目，原来他们就是闻名的「白神父」。所谓「白」神父，乃是由于他们以往都是穿白色的会衣而得名。但是今天他们在场的神父们中，却只有一位象征性地穿著白色会服。所以教宗就以此当场幽了他们一默，引起哄堂大笑，增添了会场不少轻松活泼的气氛。我当时因为距离关系，无法仔细看到他们脸部的表情，否则所看见的，将会是多么有趣的镜头呢！

    在「白神父」们之后，有当时正在罗马召开大会的乌苏拉会的修女、度默观生活的修女和国际性的团体等等。其中以来自德国的团体最为庞大，他们除了一般教友外，还有来自罗马当地「德国学院」一批再过两天就要晋铎的毕业生。

    当我看到这么一大批的人站起来时，我跟倪神父咬耳朵说：「他们人来的这么多，大概是托「地利」之福吧！」颇有幽默感的倪神父却答说：「我想不只是离的近，大概是德国人比较有钱吧！」

    当最后介绍过来自西班牙的团体之后，主持人要求全体肃立，在教宗的带领下，用拉丁文高唱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天主经」。我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度，属于不同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当我们以圣而公教会的母语，一齐唱出对在天之父的心声时，我们真正达到了「异口同声」的地步，再一次让我们深深地体验到，耶稣在受难前为信德祈祷的实现：「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那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享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经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若十七21-26﹚

    当响彻云霄的歌声停止下来之后，教宗邀请全体主教们集体地降福大家。然后步下台阶，跟大家一一握手。此刻，歌声再度在整个会场里此起彼落。各国代表们都以自己的语言唱出他们赞美上主的心曲。虽然我并不懂他们所唱的语言，可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与真挚虔敬的歌声，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竟然泪眼模糊了起来。霎时间，时光的隧道把我拉回到耶稣受难前荣进耶路撒冷的情景里去了！

    我似乎看到了耶稣以君王的姿态光荣地进入了耶城。端坐在一匹驴驹上的祂，显得是那么的庄严和神圣，没有笑容，只是一付沉思的表情；我似乎也看到了两旁夹道，手执棕榈树枝摇撼的大伙儿群众那热烈兴奋的场面，听到他们高唱「贺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主，应受赞颂」的歌声﹙若十二13﹚。

    面对此情此景，一种欣慰之情在心中油然升起。因为当教宗的权威业已遭受到挑战与攻击的今日，还能目睹这么多热爱和拥护祂的人，怎能不令人感到快慰和兴奋呢？

    但是，也就在群聚欢呼高歌的同时，一种难以抑压的「孤独感」却突然间袭上我的心头。因为在芸芸众生里，我只见到寥寥无几来自欧洲的华侨杂在人群里，是那样的少得可怜！我耳里所听到的是，我无法听懂的语言。占全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他们都到那儿去了呢？我感到了一片茫然！

    当教宗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消失之际，欢呼声与掌声也渐渐地微弱下来了。忽然间，「哇！」的一声发自会场的一隅，把我从沉思中唤醒。带给了我一线新的希望与光明。因为当世人多沉醉于物质享受，轻视追求精神生活的今日，这一婴儿的啼声，不正代表着教会未来生生不息的远景吗？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和倪神父步出会场。迎着罗马的艳阳，向前迈开了脚步。

    十月十日双十国庆，也是中华主保圣若瑟庆日，由于我跟倪神父的圣名都是圣若瑟，所以也可以说是我们俩人的主保庆辰。

    是日早晨，风和日丽。我们约好在火车站见面，搭乘九点整的火车，准备到退省院参观。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决定步行到退省院，以便趁机欣赏沿途的风光。

    我们边走边聊，很是愉快。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看到一座占地面积非常大的别墅，矗立在一座小小的山岗上。这种从前只能在电影上才见得到的碉堡式的巨大建筑物，如今竟然呈现在眼前，真叫人感到既兴奋又有点儿不敢相信，巴不得马上冲进去探个究竟为快。霎时间，我似乎听到了号角声夹杂着万马奔腾声，由远而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如果不是站在一旁的倪神父开口说话惊醒了我，我恐怕会吓呆在那儿好久。

    从倪神父的口中，我得悉这座宏伟美丽，而又古意盎然的别墅，原是属于一个非常著名和富有的贵族。但由于子孙不成器，以致家道中落，别墅易主。在倪神父的话中，夹杂着一种功名利禄，转瞬成空的感喟与哀伤。令人听来，感到一分凄凉。

    天下有多少父母，一生勤奋工作，节食省用，把财富累积成万贯家产，希望死后能让子子孙孙享用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他们那儿会想到，这样做往往反而害了他们的后代。因为父母的爱不应只是提供儿女在物质方面的需求与享受而已，而更是在于培育他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责任心。

    有多少富家子弟本性原不坏，只是由于父母过分溺爱，从小就把他们宠惯坏了，以至于养成他们好逸恶劳，一味追求享受的习性；度着一种挥霍无度、穷侈极欲，和不务生产的日子，最后必然坐吃山空或倾家荡产。

    父母遗留给子女财富并非不好，要紧的是，应该先了解，子女是否有良好的品行和创业的精神，至少也应有守成的能力才行，否则一定会害了他们。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头」譬喻里的那位浪子，就是一个既无创业精神也无守成能力、而且挥霍成性的人，做父母的绝不可把财产交给这样的子女。否则只有促使他们更加堕落罢了。

    前美国影歌双栖、闻名世界的巨星，也是一位热心的教友，平克劳斯贝先生，可说名利双收，家财万贯。但是据新闻报导，他死后并未遗留财产给他的遗孀和子女。从表面上看来，他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好象并不爱他们。但是事实上，他如此做正足以表示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因为他知道太太很会花钱，不管给她多少，很快就会用光；至于他的子女，他希望他们个个都能独立，依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对自己的生活及家庭负责。为此他把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慈善机构或慈善事业，做了更好的安排。我以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深具教育意义和价值；也给父母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我深信这幢别墅原来的主人在天之灵，一定因着眼见子孙如此般的不成器，而感到无限遗憾和悔不当初。但是错误一旦造成，恐怕已无法再补救了。

    此刻，我抬起头来，远眺别墅背后朵朵飞掠而过的浮云，顿感世事多沧桑，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同时也深深地领悟了孔圣「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真实性。可是，又有多少人真的能够达到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呢？因为人类仍代代继续绵延下去，同样的悲剧在不同的人身上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着。我想，也许这就是人类最可悲的地方了！我们往往很难从别人失败的经验中，去获取教训，而宁可自己去尝试和冒险。然而，当我们蓦然回首，却已是大江东去不回头了。

    我跟倪神父继绩往前走了不远，发现在路旁有一道斜坡，两旁摆着大大小小不同尺寸的许多酒坛，并有各种花草点缀其间，美丽绝伦。原来这是一间酒店。由于我这个人很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所以目睹此景，就不愿意轻易放过。因此就在它的前面驻足很久，并且用照相机把它拍成幻灯片，这是我平生首次拍幻灯片，还是前夜在会院内，跟一位美籍会士临时恶补的。

    就在这个时候，酒店里突然冒出来一只狗，向我们狂吠，一脸凶相，煞是吓人！倪神父一看到这种情形，就摇摇头跟我说：「若瑟，我这一生与狗无缘，因为牠们都不喜欢我，每次见到我，都会叫个不停！」

    听了倪神父的话，让我也记起了往日的一件糗事来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曾跟现任台湾制片厂厂长廖祥雄先生，一起在永康街的圣母皇后堂共事。该堂是圣家堂的分堂之一，以台语为主，由加籍的陆神父主持。后来由于地方太小，容纳不下教友，所以迁到信义路二段去。

    迁堂的一天，我跟陆神父各拿着两片大玻璃窗，从永康街走到新址。没想到刚一踏进门，屋内一只巨大的德国狼犬就迎面向我扑来，把我给吓得差一点儿没大叫起来。于是我本能地拿起玻璃窗来自卫，在院子里跟牠纠缠了很久，但是仍然无法脱身。

    当时先我们而到，站在一旁的廖先生建议我说：「牠找你麻烦，是因为你手里拿了东西，牠以为你要打牠。如果你把窗子放下，牠就不会咬你了。」

    我由于从来就没有斗犬的经验，再加上「从善如流」的本性，所以就按照他的建议，把两片玻璃窗搁在地上，可是说时迟那时快，那只狼犬一见我撤了防，手无寸铁，立时就扑上来在我的左腰间狠狠地「吻」了一下，把我吓得面如土色。于是我又本能地向后转，急想立刻逃离现场。但是猛然间，感到背后又被牠狠狠地「亲」了一口。到了这个时候，我真的被吓呆在那儿了。后来是谁来解围？和用什么方法解围？就一概不记得了。

    可幸的是，由于当时正好是冬天，我身上穿著一件厚厚的夹克，所以只是衣服被抓破而已，还没伤到皮肉。否则在身上留下几道深刻的齿痕，那么一辈子不就得放弃游泳了吗？

    很多人喜欢把狗形容成「人类最忠实的伴侣」。我想说这种话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被狗「一亲芳泽」的经验吧？否则，他们一定不敢那么肯定地下这种结论。据报载，在美国有一位老太太，生前特别喜欢狗。家里养了大大小小共有数十只之多。平日人犬倒也相安无事。但是有一天，她心爱的这群狗却突然兽性大发，向牠们的女主人大肆攻击。结果活生生地把她给咬死了。我们在报上虽然看不到现场的照片，但是凭想象也可以猜出，那是一副多么叫人不忍卒睹的画面呢！

    自从那一次被那条狼犬「亲热」之后，我每一次再见到狗，不管是大狗小犬，都会不期然地全身发麻，汗毛直竖。所以对牠们常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免再惹祸上身。

    由于在路上走走停停，所以走了很久才抵达退省院。

    退省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德军所占领。由于地点非常隐蔽，所以当日没有被美军发现。现在由修女们管理，神父们只是负责指导退省而已。

    退省院面积很大，特别是花园占地更广。花木扶疏，置身其间，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倪神父跟理家神父聊天，我则利用时间在花园里祈祷，同时作一次简短的「月省神工」。中午与倪神父用中文共祭，有两位修女也在场望弥撒。不知道是出于热心呢？或由于对中文感到好奇之故？弥撒后我们跟神父们聚餐，理家神父一知道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又是我们两人的主保良辰，所以特别端出一个蛋糕给我们庆祝一番。下午，我们才尽兴而归。

    晚间，我们特地赶去一间酒店，参加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举行的国庆酒会。出席的来宾很多，有五十多位来自德国的护士参加。旅居意大利的性格影星王先生也在场。气氛热烈，宾主尽欢。

    据说梵蒂冈一共有九所博物馆，里面珍藏着许许多多稀世的艺术珍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与观光客必去的地方。每天进进出出这几所博物馆的人，平均就有五千名之多。所以可以想见，每一位到梵蒂冈去的游客，莫不想一赌博物馆真貌的那种心情了。

    也就是在这种心情的催迫下，我约了来自越南，当时正在额我略大学攻读神修学的明神父，于十月十一日上午一同前往闻名全球的西斯汀教堂。我们花了八百里拉，搭乘六十路公车前去。

    百斯汀小教堂是专供教宗使用的。由乔凡尼诺‧得‧多鲁基所建造﹙一四七二～一四八四﹚。堂内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墙上的几幅巨型的壁画。圆顶上根据圣经创世纪绘成的壁画﹙一五○八～一五一二﹚，及位于祭坛内侧的那幅著名的「最后审判」﹙一五三六～一五四一﹚，均出自当时三大艺术巨匠之一米开兰基罗的手笔。是如此的宏伟与壮观。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米开兰基罗﹙一四七五～一五六四﹚是意大利一位拥有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他在雕刻、绘画、建筑与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都极高，又是一位大诗人。不过他常以一名雕刻家自居。因此他绘画的方式与一般人不同。他喜欢以雕刻的技巧表现在绘画上。

    他是一位梦想家，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画里窥出。他常常生活在幻境里。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据说在他临死之前，有意把他一生的画完全烧毁，可幸大部分作品仍然被保存下来。这一点跟他那孤独和喜欢与世隔离的艺术家性格大概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一生设法摒弃现实的美，而醉心于想象中崇高意境的追求。

    在他的作品中，让人感受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力」的高度表现。他以雕刻家巧妙的双手，把力的气势完全表现无遗。例如在他人体的素描里，很清晰地强调四肢，表现出粗犷的美来。从西斯汀教堂内这几幅壁画里人物的形态，更能看出这一个特点。每一个人物的肢体，都给人一种粗壮无比的感觉，就好象旧约里那位孔武有力的参孙一样。让人看了，起敬起畏。

    米开兰基罗只不过是一个跟你我一样的凡人而已。但是他却能超越所有的艺术家成就，历久不衰，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怪不得有一位意大利的画家瓦萨里先生曾这样地赞美他说；「超凡入圣的米开兰基罗，他的艺术创作力足以与天主媲美。」

    旷世奇才如米开兰基罗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但是他离开人世却已有四个世纪之久了。当我们在欣赏他不朽的艺术创作，而赞叹不已时，我们是否能够透过画面，去捕捉一点儿更深的东西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原只不过一张张白布而已。但是透过米开兰基罗巧妙的双手与构想，却变成一幅震撼人心，名垂千古的杰作。如果没有他主观的意念与充满灵性的双手，这种境界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但是，杰作仍在，而作者又到了那儿去了呢？光是这一事实，不就给我们说明，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吗？我们是否也能在追问这些不朽作品的作者是谁的同时，也问一问：谁又是米开兰基罗这位名垂千古的艺术家的创作者呢？

    我跟明神父曾在西斯汀教堂逗留很久。原因之一是想多花点儿时间，仔细欣赏每一幅壁画；原因之二是由于该堂面积很狭小，参观的人又拥挤不堪，真有寸步难移的感叹。我曾在里边拍下「创造」与「复活」两幅画作为纪念。

    当日参观博物馆及西斯汀教堂，虽然获益不少，但是心中也感到一些遗憾。在没去参观之前，我们先打听曾经去过的人，应该怎样在短短的一个上午，完成一次美好的「艺术之旅」。也许提供经验的人为了好心，让我们不错过任何一件艺术作品或历史的文物，所以一再强调要尽量把握时间。可能由于他渲染过度，让我们两人误以为这间博物馆巨大无比，如不加马快鞭就无法竟其全功。就是因为有了这种误解，所以我们两个人除了在西斯汀教堂参观时间较久外，其它的时间都是像在台北开出租车一样，拼命三郎一个，像是两个在举行竞走的选手。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其它游客，看到我们两个紧张兮兮的样子，会作何感想呢？

    参观博物馆跟逛百货公司不同。绝对不能像走马看花一样。必须耐心和静心地细心观赏，方能获得更多裨益。如果将来还有时间旧地重游的话，这次不妨先选几个重点观赏。下次再继续未完的部分。否则就有贪多嚼不烂的危险。

    还记得修道之初，在彰化静山攻读文学的时候，由于修习时间有限，而要涉猎的东西又多。真有鱼与熊掌的遗憾。于是教授要听取我们的意见，让我们做一选择：或是采走马看花的方式；或是采重点研读。

    当时由于年轻，经验不多，同时求知欲特强，所以我们学生均一致赞成样样都碰。但是如今想来，那真是一次错误的选择。因为走马看花的结果，如今所记得的只是一些经、史、子、集的书名和著者的名字而已。至于里面到底说些什么，那就「莫宰样」了。

    我们这次参观，情形完全一样。好象什么都看过了，但是又好象什么都没看到一样。我竟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智能和经验。你说可悲不可悲？

    走出博物馆之后，我特别向明神父说：「喂！明神父，你认为我们是不是样样都看到了呢？」他竟向我莞尔一笑，摊着双手说；「我也不知道呀！」我们两个竟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吸引了周围的人投来奇异的眼光。顿时，我们竟窘的像两个刘姥姥，赶紧开溜，走为上策。

    另一件感到遣憾的事，当我们进入西斯汀小堂参观的时候，只见到应该庄严肃穆，令人起敬的圣地，竟变成了嘈杂不堪，形同菜巿场一样。嘻笑声和高谈阔论声此起彼落，让人感到一片混乱。以至于管理员常得猛摇手中的铃，要求大家静下来，以便听他说明。此情此景，看在我的眼里，真是欲哭无泪。

    昔日耶稣在圣殿前，曾怒斥做生意的商人说：「经上记载：『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玛廿一12-13﹚说真的，如果我当时手边也有一条皮鞭的话，我可能会冲动地抓起来向他们挥过去。在这么神圣之地，他们竟如此般地不恭不敬。难道世人竟忘了什么叫「头上三尺有神明」的道理吗？

    在欧洲，圣地比比皆是，而朝圣原是一件很能使人灵修获益的方法，但是圣地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已经使它们被污染的让人感到无比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