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敬爱主的人，一切都协成美好”

    （保禄给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上主，你上智的安排永不会错”

    （常年期第九主日集祷经）

    我名叫金鲁贤，1916年6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区。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地在欧洲进行，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胜负未决，我国政府站在协约国方面，向德奥宣战。也派了许多青壮年去帮助由于征兵赴前线而缺乏劳动力的法国，做后勤工作，以支持协约国。中国北洋政府袁世凯，为了个人野心，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签下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日本企图把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又乘机侵占胶州半岛。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不久“洪宪皇帝”于惊恐中一命呜呼。袁世凯任命的各地督军在不同的列强为后台的支持下争权夺利，各自独立，互相残杀，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接着1919年美英法胜利国在凡尔赛主持和平会议，将德国原先在我国山东的特权不是归还我国，而是交与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爆发了“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的代表拒签和约。

    我出生的时代是我国人民遭受内乱和侵略的苦难时代，幼年时国家只有国耻日而无国庆日。

    我出生的第二天是青年主保圣类思公撒格ALOYSIUSGONZAGA瞻礼，我领洗圣名为类思，法文名LOUIS，父亲就给我取名为鲁意（译音名）。后来上中学时，班主任说：“鲁意”毫无意义，应改写成鲁贤。可是用普通话发音，贤为XIAN，与原意不相符，但仍用到今天。

    我父亲在家沉默寡言，早上出门上班，傍晚回来，星期天在家看书，往往看小说，尤爱看侦探小说，他不断抽烟，很少和我们兄弟俩讲话。我今日回想，似乎他没有和我们说过话。他有病，往日领圣体前，要守空心斋，半夜起到领圣体止任何食品连一滴水也不能进，他只得每年领一次圣体。我父亲对人很大方，我还记得过年前，他清理别人向他借钱时写下的借条，我父亲对母亲说：“这个人和那个人还不出了，不向他们要吧，就把借条烧掉。”我母亲总是同意。

    来我们家的客人较多，我姑母家的人来得最多，特别是张登堂（后做神父）和他的弟弟张登隶常来。我家败后，父母亡故，一次我在马路上遇到他，亲热地叫他，他不理我，我难受了好久，由此尝到世态炎凉的味道。

    我没有看见过家谱，我的祖先世代务农，是穷人，无地位，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家谱。我对祖先的概念很模糊，只记得祖父。

    村上老人指着相连的七个坟向我说：“金家巷姓金的老祖宗是七兄弟”，几百年前他们来到这块荒地，开垦，结婚，生儿育女，众多子孙，聚居一处，成为一个教友村，大多数姓金就叫金家巷。奇怪的是“文革”时代，铲除这七个坟时，其中一个坟是空的。村中有条小溪穿过村子，把村分为两段，称为溪南，溪北，我们老家在溪南，教堂在溪北。

    村里人都是天主教徒，什么时候开始奉教的，我不知道，老人也说不清楚，无从考据。金家巷教堂曾是主教座堂。朝鲜人金大建曾在澳门读神学，从澳门陪JOSEPHFEREIOT进入朝鲜前路过上海，1845年8月17日上海主教就在金家巷圣他为神父。他在横塘教堂献了头台弥撒，后经北京，重返朝鲜，第二年致命，年仅26岁。1984年5月6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汉城（现名首尔）立他和其他102人为圣人。金安德肋是韩国教会的骄傲，也是金家巷的光荣。

    金家巷第一位神父叫金若瑟，他是江南教区派往意大利深造的第一位中国人；第二位神父叫金文其，1931年圣神父，派在苏州张泾做本堂，于1937年12月被日寇杀死；第三位神父是我；第四位是金鹤亭已死；第五位是金振岐；第六位是慈幼会士金充威，现在罗马福传部工作。

    我的祖父名叫金新衡，圣名保禄。他是个虔诚的教徒，生于1844年。他小的时候太平天国军队打到上海，太平天国军队留长发，所以也被称作长毛。祖父常说自己被太平天国军队抓去，在他们的后勤当杂工。他的第一个儿子，叫信德，第二个儿子叫望德，就是我的父亲。他希望生三个儿子，以信，望，爱，三德命名。但他只生了两个，他的堂弟有儿子后就叫了爱德。祖父后来到上海作学徒，以后自己在爱多亚路（今日的延安路）和河南路转角开了食品店。他的食品商店出售牛羊肉、洋酒、洋罐头、黄油、奶酪等，专卖给外侨。他还贩牛，赚了钱买地盖房子并出租房屋，他很有经济头脑。1925年春患脑溢血，倒地后死亡，享年77岁。

    我的父亲生于1885年，名叫望德，字仲超（信、望、爱为超性的圣德，排行第二故叫仲超），圣名路加。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大一岁，生于1884年，她名叫张云贞，圣名路济亚，浦东张家楼人，张家楼距金家巷约两公里。我的外祖父叫张志堂也叫良海，他很早到上海谋生，做过英国总会买办和顺昌洋行买办。他后来因炒外汇失败，破产（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前，我祖父收买大量的沙俄卢布，革命成功后分文不值）。我母亲姊妹两个，她是老大，她的妹妹叫张望贞，崇德女中毕业后，入拯亡会当修女。拯亡会是个法国修会，很严格，进去也要交许多钱，我父亲出了这笔钱。

    我的外祖母早死，外公后来续弦，续弦姓曹，老家安徽。我的后外祖母生了两个儿子，4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早死。

    我的父亲在徐汇公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以后又去洋行做事（所谓洋行就是现在所谓的外资公司）。我的父亲那时的中文、法文、英文都非常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国的“和记”JARDINE公司,聘请他到南京去做华经理(也叫买办)。他回家告诉我的祖父说，他要到南京去工作，我的祖父不高兴，跟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不能到外地去，应该每天到父母身边问安，孝敬父母。我的父亲因南京那边给的待遇很高，偏要去。祖父说，你要去了就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父亲还是到南京去做事。祖父一怒之下，把他赚的钱全部留给在身边的大儿子，即金信德，我的伯父。

    我的父母结婚后的第一年就有了小孩，是个男孩。可是没过几个月就因病过世了。我的父母很希望再有小孩，可是等了9年才又有了孩子，就是我的姐姐，父亲觉得她是为安慰父母而出生的。给她取名为金慰萱（安慰的慰，萱指母亲意，即她的出生安慰了母亲），圣名叫玛丽亚。出生在9月圣母圣名瞻礼前夕，所以叫玛丽亚。我姐姐非常聪明，10岁就到徐汇女中住读，那时候叫崇德女中，深受她的老师和同学的喜爱，我也非常爱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3岁时，我母亲又怀孕了，怀的就是我。可是我来的真不是时候。我妈妈一怀上了我，就生重病，几乎死去。我母亲一心一意想回上海，她说死也得死在上海。可我父亲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但他不愿使我母亲不高兴，为了深爱的妻子，只得辞职，为此而与洋老板闹翻，陪我母亲回上海，此后再也没有那么风光过。回到上海，我父亲一时找不到好的工作，正心烦的时候，我呱呱坠地。据说，人家把我抱给他看时，他不屑一顾，说我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当然他以后也认了。我母亲有病，自己不能喂奶，雇了一个奶妈，奶妈很疼我，我断奶后，她每年来看我时，我母亲都好好招待她，给她衣服、钱还有首饰。后来我家败了，家没了，她无法再来看我。我还记得她个儿比我母亲高，年龄和我母亲相同。

    我两岁半时，我弟弟出世了。我弟弟来的是时候，父亲已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上海设立一个办事处，又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聘用我父亲，待遇很高。我们全家特别爱我的弟弟，他生在11月中旬，离圣达尼老瞻礼近，他圣名达尼老，父亲给他取名达义。我们没有按家族谱进行排名，我的堂兄为宽生，仁生，智生，礼生。我父亲坚持用圣名，我叫鲁意，弟弟叫达义。我父亲抽烟，抽的是粗大的哈瓦那王冠牌雪茄，还留过口上两边翘起来的八字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裤子总是西式的，当时的他相当洋化。我父亲的朋友很多，我记得他最好的朋友名为陈忆德，他们情同手足，可惜他英年早逝，他得知陈忆德死讯后哭了，这是我见到父亲流泪最多的一次。事隔80多年，陈忆德的孙女陈英男知道我父亲是她祖父最好的朋友，带了她祖父的照片来看我，使我很感动。

    我幼年时记忆力很好，还记得弟弟出生后，我母亲抱了他睡觉，却叫我睡在她脚旁，我还不乐意的情景。我还记得，我母亲用绳子绑着我，另一端系在她手上，我走得远了，她收紧绳子把我拉回。

    我出生时家在南市城隍庙前一条名方浜路的邻德里，靠近小东门。当时上海最热闹的是南京东路，次之小东门，再次是公馆马路（后称金陵路）、北四川路，而今天的淮海路还没有出现。

    我家不久搬到三牌楼，淘沙场，住在一个小弄堂内，石库门，弄名善德里，住有三家，我家住2号，1号住姓叶的，房主是跑街即现在的推销员，3号姓汪的是安徽人，茶商。我怀念这所房子，因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可以称为是家的居所。我12岁后父亲经商失败又患病去世，我就没有家了，寄人篱下，甚至无处可寄。以后修了道，听领导命，没有自己的家；一生中有27年之久是以监狱为家，以后以教堂为家，直到今天。我记得善德里的家有一个小天井，放些盆花，也是小孩子玩儿的地方，打弹珠，踢毽子。天井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客厅，旁边是厢房，客厅上面是吃饭的地方，楼上厢房是父母的地方，中间放着两张床，大的是我母亲的，较小的是我父亲的。我姐姐住在下面厢房。我大了一些，在客堂的楼上放了一张床，我一个人一间，有了自己的天地，晚上可以多读书，实际上是看小说。

    上面说到我对善德里2号特别有感情，1951年回国后去看过一次，1982年释放回来后又去看了一次，一切完好如初，只是房主人不认识我。2004年4月再去看时已成平地，准备盖高楼。善德里终于在我眼前消失，但仍存留在我脑海中。

    我童年时代常去的地方就是教堂，学校就在教堂的旁边。我的会口是老天主堂，它位于上海的老城区内，靠近城隍庙，上学去教堂都穿过城隍庙，庙前庙后十分热闹，都是小商铺，或小摊子。我和我弟经常去的地方是卖小吃的，比如烤鱿鱼的，卖梨膏糖的，拉洋片的，卖武的，耍猴子的。当时的城隍庙是普通老百姓的娱乐场所，今天的城隍庙已是高级（旅游）商业区了。

    老天主堂，真是老，据说是徐光启的孙女盖的，有四百年的历史，应是文物。堂是宫殿式的，也可以说是庙宇式的，我很喜欢。教堂老，本堂神父也老。我记得本堂神父姓倪80多岁，名西满，举行弥撒圣祭时往往坐着，接任他的是金玛窦，也80多岁。老天主堂几经沧桑，清朝禁教时做过关帝庙，解放后被学校占用，学校现已搬走，教堂还没有归还给我们教会。但愿早日落实政策。上海教区的李式玉神父、张家树主教、艾祖章神父、阎智恩神父，还有我都在老天主堂领的洗，颇具历史意义。

    我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私塾，没有读正规学校。她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领我们去圣堂望弥撒。在家中，她领我们念玫瑰经和晚祷。我们当时家有两个保姆，但她晚上必下厨房亲自为我父亲做菜（我父亲中午不回家）。我记得她空闲时就为我们姐弟三人做布鞋，纳鞋底。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弟弟穿她做的鞋才几天又破了，她生气地说：“不为你们做了，买皮鞋穿吧。”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穿过她做的布鞋。我记得每天有一妇人来给她梳头（我们叫梳头娘姨），我站在旁边看。抹头发用的是刨花水，即木工刨下的木片浸泡在水中使水有黏性，哪像今天有膏呀，粉呀，水呀，膜呀，这么多的化妆品。

    我母亲好客，农村有人来，她一律热诚招待，往往留他们过几夜，临走还送他们钱或衣服。我和弟弟很喜欢客人来，每当家中来客时我们都跳呀，跑呀，母亲说我们又犯了“人来疯”的毛病。记得有一次弟弟追我时，我跌了一跤，撞在床角上，流了许多血，还留下一个疤，幸有头发盖住没有破相。我和弟弟闹时，母亲说：“他们明悟未开，开了就好。”总是原谅我们，不打我们。

    我出生在上海，但受家庭的影响，说话仍是浦东口音，我一开口，人们都知道我是浦东人。这里讲一讲浦东，上海因黄浦江的分割自然形成两个地区，黄浦江东面叫浦东，黄浦江的西面叫浦西。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国人来了，有了租界，因租界都在浦西，故浦西发展得很快。浦东一直是农田，浦东人都是农民，种的是水稻与棉花。一江之隔天壤之别，浦西成为东方巴黎，浦东一直是落后的农村。我小时候正月十五灯节，提着灯（就是外面是纸糊的，里面是蜡烛）在弄堂里跑来跑去，妈妈教给我的歌是，希望一年花也好，稻也好。稻指水稻，花指棉花，希望种出来的稻好，种出来的棉花也好。这反映出农民的气息。20年代初，浦东只有陆家嘴一块地方，紧靠黄浦江。有英美的烟草公司（就是制烟厂），还有纱厂，此外啥也没有。我们小时候过江没有轮渡，要回老家去，只有小舢板，20来人挤在一只小船中，人摇橹过江。到了那边，没有大路，只有很狭小的土路，可谓羊肠小道，当然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也没有人力车（就是人拉的黄包车），只有一个人推的独轮车。独轮车的每边可以各坐三个人，车工一个人推着这个车子发出咿呀咿呀之声慢慢往前走。

    金家巷离黄浦江大约6公里，整个村子是农民，80%姓金，还有20%姓唐，连个商店也没有。要买东西，如日常用品，还要靠被称作货郎的人担（就是一个人挑个担子，有油盐酱醋还有针线等日常用品）。货郎来了以后手晃一个铃摇，大声吆喝，大家就出来买东西。有的人用鸡蛋换东西。真正要买东西，还要跑好几里以外的洋泾镇上去买，可见老家很落后。老百姓白天种田，晚上有的纺纱、纺麻，有的织布(用土的织布机)，织的布很结实牢靠。后来外国人来了，有了所谓的洋布，土布便没了销路。

    照明当然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而点菜籽油灯，灯草放在一个圆盘上点着，灯草有一点点光线。《儒林外史》里讲，一个守财奴，死前还伸出两个手指头来，他的妻子明白，他认为点两个灯草太浪费了，只要一根就可以了。浦东的物质文明较为落后，可天主教的教务却比较发达，每三里或四里就有一座教堂，旁有神父楼，称为洋房。我们浦东金家巷这个堂曾是主教座堂，旁边的一个小堂我们也叫老堂，老堂就是主教座堂，以后盖了一个大教堂，主教曾住在金家巷。几次被毁后总是教友筹资再造。浦东的圣堂都由贞女即守贞姑娘管理。那时候还没有中国修女会，贞女发守贞愿为教会服务。神父要管好几个堂口，像金家巷本堂神父有将近10个小堂口,杨思桥、严家桥、界沟湾、唐家衖、南黄等，神父巡视堂口，事务由贞女管理。贞女一心一意为教会服务，不拿工资，义务劳动，做手工活儿养活自己。一生奉献给教会。她们曾为上海教区做出巨大的贡献，教会不应忘记她们。

    当时浦东教友以身为浦东教友而自豪。浦东出身的神父很多。我回想一下，在我青年时代，上海教区有将近50名神父是浦东人。修女更多了。浦东教友在20年代认为可以成立一个教区，成立一个国籍教区。他们联名上书到罗马，请求教宗成立一个浦东教区，由浦东的神父来当主教。这个事情触犯了当时在上海的法国籍主教，罗马收到此信后没有答应，反而把这封信转发给在上海的法国籍主教。该主教看信后很生气，把几个领头签字写信到罗马去的人叫来大加训斥，并叫他们做公堂补赎，说他们犯了罪，不然要开除他们的教籍。

    天主安排得如此奇妙，解放后的第一位上海教区主教是浦东川沙人龚品梅。龚品梅失去自由后代理主教张士琅，是浦东张家楼人。以后的张家树主教也是浦东人，张家树去世后来了一个名叫金鲁贤的也是浦东人。所以浦东人希望由浦东人做主教来管理教会的愿望，天主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做出了安排。可惜，现在浦东的教会不发达，修道的人很少。现在浦东神父只留下几个老人，年轻的只有一人，名黄正平，我祈求天主使浦东的教会、浦东天主教能够复兴起来。改变现在这样进堂的人老年人多青壮年人少，小孩子也不多的状况。

    我小的时候浦东不但经济不发达，浦东人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文盲很多。在20年代政府做过一个调查，中国人文盲最多的县，第二名就是浦东南汇县。全中国文盲最少的却是江苏苏北盐城。浦东人除了种田以外还有做手工艺的，多数都是裁缝，还有厨师、木工，知识分子很少。浦东也没有什么名人，最有名的一位是张闻天，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他从不争权夺利，是很伟大的革命家，值得后世钦仰。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亲、我外祖父都在外商公司任职，殖民主义的影响颇深厚。当时满清刚被推翻，辛亥革命才成功，又被袁世凯取得了政权，封建势力基本上还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广播呀、电视呀都未发明。家里有一两份杂志和一份申报，教会学校内没有政治课，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人们的思想很闭塞。我的儿童时期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知识大抵来自晚上父亲与亲友来家吃饭时偶然听到的只言片语，我似懂非懂的记在脑中。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茶余饭后谈论这些督军，带着贬义，认为他们实际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只推崇吴佩孚将军，说他廉洁，没有多少私产，说他爱国，别的政客、军阀都在天津租界内买有房子，一旦下台就躲到租界里去求帝国主义庇护，独他吴佩孚始终不入租界。他们不喜欢冯玉祥，说，要不是冯倒戈，吴就能统一中国，后来事实证明吴爱国，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占领华北后许多政客跳出来做汉奸，日本人多次请吴出面组织伪政权，被吴严辞拒绝并要求日寇撤出中国，包括东北三省，终被日本人害死。小时候听到的话一直记住，不禁想起家庭的影响。

    我6岁上小学，先在女校，上启蒙教育，两位女教师一位姓寿，一位姓顾，很有耐心。我记得一个女同学姓徐，家境很好，非常文静，她后来修道进了献堂会，当修女，她说自己一直记得我。

    第二年转男校，我只记得姓诸和姓胡的两位老师，因为我们每天望弥撒，我的早饭和中饭都寄在堂内吃。另一位同学名叫倪麟祥住在董家渡，因为老天主堂本堂神父倪西满是他的叔祖父，他也到老天主堂小学念书，早、中饭也寄在堂内。同桌的是杜子山老先生（教区用的管理南市出租房的先生）和他的孙子，后来倪麟祥和我同进徐汇公学念书，同年毕业（1932年）同时进小修院和大修院，他后来染上肺结核，过早去世。他的侄女倪瑶后来和我的一个表甥吴祖祥结婚，我和他们一直有来往。

    至于小学生活，只记得在练写毛笔时，诸老师偷偷走在后面，他在我写字时，用手拔我握的毛笔，被他拔走，他就得意地教训我，拔不走时（很少几次）他就夸奖我，握得紧。我也记得略大一些时写作文，我开头老写：“夫人生于世”字样，口吻像大人一样。

    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我弟弟在去学校时商量逃学，立即回家向我母亲说，学校临时放假，母亲相信了。谁知道晚饭后诸老师到我家来，他因为我兄弟俩都没有去学校，怕出了什么事或我们病了，他一来父母知道我们逃学，撒谎骗人，父母一送走老师，父亲顿时大怒，叫我们跪下，拿起鸡毛掸子向我狠抽，说我是哥哥，必是我带坏了弟弟，幸而母亲在旁好言劝阻了他。当然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逃学了。

    1926年，那时候我10岁，我父亲把我送到徐汇公学小学部住读。徐汇公学非常严格，开学以后就没有假日，不能回家。我记得，我进校后，约一个多月，我妈到校来看我，她先去找校长，校长是外国人叫姚赞唐，校长叫我去并对我说，你妈要领你回去，因为你的外祖父70岁大庆了，我许你回家去。后来我妈领我出去后跟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外国人，那么长的胡子，跟他说话好害怕。妈又说，我这是第一次说假话，就是因为我想你，要看到你，舍不得你，想带你回去住两天，才说你外祖父做70岁大庆，实际我说了假话，我一辈子就这一次说了假话。小孩子不懂事，能回家当然开心了。事后我想想，我妈真爱我，她是好人，一辈子从不说假话，为了我的缘故她说了假话。我很感动。

    上海天主教是法国耶稣会巴黎省的传教区（注：金主教指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上海他们办了许多教育慈善事业，中学，大学等等。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在法租界，那时候上海有租界，“租界”两个字，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有些费解，我儿童、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租界内，所谓租界就是被列强欺负的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把我国的一部分国土割让给某个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其领土，成为国中之国，被割让的这块土地成为某一国的了。租界内的行政、治安、税收、财务、司法都属外国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应向该国纳税，应守该国法律，租界内的警察是该国人，一般警察是该国殖民地征来的，比如法租界的警察大抵是安南人（现越南），英租界内的是印度人。他们虽是殖民地来的，居然也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租界是我国的耻辱。法国的租界从黄浦江开始，南面是人民路，北面是爱多亚路即现在延安路，一直到徐家汇。从爱多亚路（延安路北面）到苏州河北岸，地盘先属英国人称英租界。虹口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杨树浦是美国租界。以后这几个租界合拼成一个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是法租界,法租界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那个时候上海天主教会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在法租界，而且不让他人进。当时上海教友有一个公教进行会，公教进行会很活跃，很出名，有陆伯鸿先生、朱志尧先生等，他们办慈善事业，办学校，传教，可是当时法国主教规定他们不能在法租界活动。公教进行会办的事业，譬如新普育堂、一心中学，在南市。他们开的医院，都在法租界以外。在杨树浦区有耶稣圣心医院；在北桥有普慈疗养院，专收精神病患者；在闸北有圣母圣心医院；在松江有若瑟医院等。可就是不让他们在法租界内活动，法国租界是法国人的领地。陆伯鸿先生认为徐汇中学只教法文，而在上海英文更有用，他去美国时邀请了美国加州耶稣会来上海办一所中学，主教姚宗李（法国人）很生气，表示反对。陆先生急忙赶到罗马亲自请示教宗，教宗批准了，上海法国耶稣会士不能反对，但让他们开设在公共租界内，取名金科中学。

    再来讲中国天主教。那时整个中国天主教会也被划分，根据传教士国家、修会划分。譬如当时的江南省，归法国耶稣会。以后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江苏仍归法国耶稣会，而安徽则归西班牙耶稣会。河北南部也归耶稣会，其中献县归法国，大名归匈牙利，景县归奥地利耶稣会。内蒙古这一带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山东主要归德国人。美国人来得晚，他们就在广东的江门教区，梅县教区。遗使会来得早，他们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浙江、江西省。方济各会，一部分在山东地区，一部分是在山西。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东北、四川、广东、贵州。奥斯定会在湖南。爱尔兰的高隆庞会在湖北汉阳和江西南城。圣言会来得较晚，在山东、河南和甘肃部分地区。

    中国的传教区既根据修会来划分，中国教会的事务也就由各修会控制，决策权在国外。各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也在控制各传教区。法国政府以拥有罗马教宗给它的保教权的名义更进行干预。中国天主教会不在中国人的手中。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各修会各自为政，不利于福传。教宗本笃十五世想改变这个局面，发表了一个“夫至大”MAXIMUMILLUD：的通谕，强调传教区重点应是培养国籍神职人员，务使国人治教等。在中国的外国主教反应极冷淡，扣住不传达，只有西安的光主教积极响应，教宗就任命他为巡阅使，代他巡视中国的教会，他去罗马作了汇报，教宗决定派一名代表常驻中国。马相伯得到该通谕的原文后译出才得流传。

    1926年9月我进徐汇公学小学部（当时称徐汇公学，1933年为了向国民党教育局立案改名为徐汇中学），舍监是张家树神父（他以后升为校长，我1937年入徐汇中学出试时他为院长，1982年我从监狱回申，他是主教。我一生关键时刻总有他）。当时学校纪律很严，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打到上海，学校临时停课，放学生回家，这时我的恶运开始来了。4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妈妈感到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实际是脑溢血，一会儿右肢麻木，说话不清楚，当时我的父亲请了何理中医生来,他诊断后打了几针。星期天又过来看了一次，说好一点了，星期一早上他看后说已有好转，爸爸就把我打发到堂里去请神父为我妈做弥撒，可是回来的时候只听见里边正在号啕大哭，知道妈妈已过世了，我没有能够送终。

    一年后，我在学校时，父亲来看我，拿着一盒巧克力糖，原来我父亲做买卖失败，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和上海全套红木家具卖掉。说要出远门去了，好几年不回家，给我留下一笔钱放在徐汇公学说可以把中学念完。我的妈妈是1927年4月10日死的，那时我11岁不到，今日，我又要失去父亲，父亲拍拍我的头走了，我木头似的站着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一个人含着泪回到自修室去，低头流泪。

    我的幸福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很短，10年左右，但我的母亲的热心敬主，温良慈爱，以及父亲的沉默寡言和慷慨大方深深地影响了我。

    到放暑假了，别的同学回家，我无家可归，孤零零地留在学校。我家富裕时，常有亲戚带些食品到学校来看我；父亲失败了，没有谁再来看过我。过了一年我父亲出现了，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没有过去那么好，收入也不顶高。他一个人住在单位里，让我姐、我弟和我住在学校，到了寒暑假他去旅社租了一间房子，让我和弟弟两个在一起，伙食也包在旅社里，我们一个星期一次去父亲工作处领取零花钱。

    可是到了1931年我父亲病了，肺炎（在现在来说肺炎不是什么大病，青霉素一打就好了），那时没有特效药。他先到当时的广慈院，后来看不好，就出来，临时住在我的外祖父那边，请中医看。我知道父亲病重，向校长张家树请假去看父亲，张不批准，就在那天晚上快睡觉了，忽然张叫我去，我的姨夫来了，告诉我，我的爸爸病危。他把我领到外祖父家里时，爸爸已经死去，我也没有能够送终，造成终身遗憾。隔了一天请崔神父BAUMER来做追思，墙上挂着爸爸的照片，本堂神父说这个不允许，叫我们拿走，说这是罗马的命令。真是莫名其妙。

    那天是1931年4月11日，这样我们姐弟三人成了孤儿，我爸爸死时存有一些钱留给我们，不太多，我就记得我的外祖父向我的姐姐借去了两千，我的姨夫和舅舅来跟我姐姐说：“你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非常低，交给我们去给你们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存，利息高。”我记得姐姐把银行里的3300块钱都交给了姨夫和舅舅，谁知道他们当天就把这个钱拿到赌场给赌光了，不要说利息，本钱也没有了。多年后，另一个姨来向我承认，在我父亲去世时，她也乘乱取了1000元。1945年，在我圣神父的前夜，伯父来看我说，我父亲在他身边有4000块钱，他怕我乱花不给我，说：当时你们小，不给你们。1931年4000法币，现在币制改了，两折一，4000变2000，今天给你。他又说，1931年的4000法币，可以从黄浦江边摆800桌酒到金家巷，今天的2000法币你可以乘三轮车去四川南路走一个来回。我伯父叫我收下2000元法币并说：“我们清了”。我姑母找我姐并对她说，老家里埋有两坛元宝，是你们祖父给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姐姐和她一起去在床底下的确挖出了元宝，她全部拿走。事后我姐姐向我说：“既是给她的，为什么爸爸在世时她不来取？”我说：“我们的亲戚为什么都那么心狠？”这样一来我们真是一贫如洗了。我的姐姐辍学了，我们家也没有了，钱也完全没有了。

    这时我的一位堂叔祖父金福山出现了，他和我祖父一样与人合资开设一个专供外商的副食公司名同茂，英文名DOMBAYANDSON.规模大，生意兴隆。他为人一直慷慨大方，曾捐巨资在徐汇公学设立了一个奖学基金，专门帮助那些贫穷家庭的少年。他也虔诚恭敬天主，参加公教进行会，休假日去郊区传教。他见我们三个孤儿可怜，就对我们说：“你们住到我家里来吧！”我们去了，他待我们如同他的子女，我们有了安身之处，我迄今仍感激他，在弥撒中纪念亡者时，想到他和待我特好的他两个女儿，一个叫金英修，是献堂会修女，曾做仿德中学校长，另一个叫金德修，她终身没有结婚，抚养她妹妹金惠修遗下的两个小孩子成长。

    我姐姐在整理父亲遗物中看到一个我们叫他叔叔的人曾向我父亲借过600元钱的借据。这个人在洋泾镇上开有木行，我姐姐拿着借据去找他要钱，竟遭他赶出门外。我姐姐向金福山说了，金福山叫他自己的法律顾问写了一封律师信去催，他马上乖乖地把600元送来，金福山为我们存下，我们又有一笔钱了。后来经人介绍我姐姐去毕樊公寓（后改名为锦江饭店）工作，管理一个图书室，室内图书供房客借阅，工作轻松，月薪70元，不低，姐姐更有条件照顾我了。我姐姐很爱我，口中常说：大弟弟好，她说等我圣了神父后，她进修院当修女。

    1935年12月8日金福山去大场宣传福音，弥撒后，用完早餐，走向汽车时寒风一吹突然倒下，送到医院已死，无法抢救，年仅53岁。他圣名若瑟，我每天弥撒时想到他。像他这样的好人一定已在园中永远享见天主圣三。

    我的姨母是拯亡会修女，她在启明女中和徐汇女中教数学，她有一个她最喜欢的学生，名叫陆纳英，我的姨母在我父亲去世后很想帮助我，她找陆纳英来向她说，我最爱的外甥成了孤儿，是不是你认他为弟弟，你妈认他为干儿子。陆纳英回去和她妈说了后，她妈请了我姐姐去谈，经得我姐姐同意后，陆纳英领我到她家，拜见了陆太太，叫了她一声妈。陆纳英后来一直照顾我，去修院探望我，制衣服送给我，直到我进耶稣会为止。

    陆纳英1908年生，圣名加大利纳，所以叫纳英。她父亲名叫陆伯鸿，圣名若瑟，有名的企业家，他曾是上海南市的电力公司、电车公司的总经理，南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除了租界外，所有上海华界的水电掌握在他手中，他又创办和兴钢铁公司、大通轮船公司，他兼总经理之职。他尤其是大慈善家，负责新普育堂收养孤儿、老人、病人约2000余人，他创办了普慈疗养院专收精神病患者，创立杨树浦耶稣圣心医院、闸北圣母圣心医院、松江若瑟医院。他也是个教育家，创办董家渡公教进行会小学、南市一心中学、嘉兴明德女中，筹建杨树浦女子职业中学。最突出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去董家渡天主堂辅弥撒，路过圣堂必去拜圣体，汽车内放有师主篇，抽空念一段。他曾是全国公教进行会ACTIONCATHOLIC会长，休息日去附近县、镇宣传福音，建立了多所教堂，他和上海几所医院挂钩，下班后去给病人讲天主教要理，劝他们领洗，罗马教宗封他为抱剑爵士CAMERLIERD’EPEE，1937年12月30日不幸被刺身死。

    陆纳英徐汇女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叫她去由他创立，由修女管理的，嘉兴明德女子中学当校长，陆纳英自觉学历不高，要求进大学继续读书。但当时，上海惠济良主教规定凡让自己子女入非天主教办的学校念书的不准领圣体。这是极严厉的措施，当时天主教没有办女子大学，震旦大学当时又不收女生，公教教庭的女儿就受不到高等教育，这是极不合理的。陆纳英为自己为其他公教女生打抱不平，决心冲破这不合理的规定，但他父亲是楷模教友怎敢违背主教之命，陆纳英就独身一人去见惠主教，据理力争，取得惠的同意，考入苏州基督教办的东吴大学法律系。4年努力，取得学位。这时他父亲办的女子职业学校已竣工，命她当校长。同年日寇侵略我国，占领上海。上海沦陷，他父亲被刺死，她悲痛之余去比利时留学读社会学，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文革”中遭迫害致死。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得到平反昭雪。她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生不逢时，未能施展她的才能抱负，令人惋惜。

    我的姨母张望贞修女特别喜爱的另一位女生叫荣德先，荣和陆纳英在徐家汇读书时成为好友，陆略大于荣，她们以姐妹相称。她们两人和我的姐姐金慰萱也是朋友，我在陆家认识了荣，她是无锡人，其父荣子威在上海经商。荣德先徐汇启明女中毕业后考入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银行为职员，经人介绍嫁到朱家，丈夫叫朱义生，曾留学美国学理工，在美时，认识玛利诺会年轻的会士华理柱JAMESWALSH，并多次去过他家作客。华到中国后，在广东梅县一带宣传福音，后被任命为江门教区主教。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他回到美国，1948年随纽约史贝尔孟枢机来中国访问，史把他留在中国，教廷驻中国公使黎培里创办中国天主教务协进会CATHOLICCENTRALBUREAU（简称CCB）后，任命华为秘书长，指导和协调中国天主教事务，CCB设在上海岳阳路。1951年上海军管会勒令CCB停止一切活动，逮捕了若干人，华留在中国不走，当时已无国外津贴，华的生活较清苦，荣的丈夫朱义生住在CCB附近的永嘉路，经常带些食品去探望华，引起政府的注意。1958年人民政府以间谍罪逮捕了华，同时以华的情报员的罪名把朱逮捕并关在提篮监狱。已判刑在牢内作劳动犯的蒋卫琳神父曾见到朱，华判刑20年，尼克松总统来访前夕，中国政府提前释放了华，而朱却死在监狱。

    朱义生的父亲朱志尧是与陆伯鸿齐名的大企业家，曾创办恒通沙厂、求新造船厂、合众轮船仓库码头公司等，他也是大慈善家，一生资助的穷人不计其数。一次，朱卖掉在浦东的一块土地得到一笔巨款，他立即把它捐给教会和慈善机构，他曾向他的子女说：“我已在天上给你们买了大房子。”他是教友的楷模，全力帮助上海与其弟海门教区朱开敏主教以及其他教区，他也任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罗马教廷封他为圣西尔物斯德尔爵士，1955年去世，享年93岁，像他这样一生事主爱人，应列入圣品。

    荣德先与朱义生有一子五女，其子朱恩荣要求修道，荣慨然同意其入耶稣会为司铎,后在台湾从事青年工作，极受学生们爱戴。

    通过陆纳英和荣德先我能多次接触陆伯鸿和朱志尧，他们的敬主爱人对我影响很深。

    当时我们读书没有今天儿童少年辛苦，没有那么多的功课，那么多的作业。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我的记忆力好，老师布置应背诵的课文我读三遍就能背出，费不了多少时间，余下的时间就是看小说。古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看，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隋唐演义》、《镜花缘》、《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福尔摩斯》、《鲁宾逊漂游记》，林琴南翻译的各国名著，以及新作家如胡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等等，我也看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我喜爱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店出版的书刊。一学期下来我买的小说有一大筐。

    徐汇公学由法国传教士创立，教法语。到了高中，除了古文之外，一切课程，数理化都用法文讲，中国老师也用法文讲，中国地理也由一名法国人用法语在用法文写的地理课本上教。这种教学方式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也可说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式的教育。无论如何，我学会了法文，高中毕业时我已经能看原版的法文小说。

    1932年夏，下一步怎么走？这是摆在我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