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2年徐汇公学毕业，报考了震旦大学，也录取了。学校在我们毕业前为我们组织了一次避静，做圣依纳爵神操，内有一个默想题：“两旗对立”，即有耶稣君王的旗帜和恶魔的旗帜，在争夺世人，耶稣缔造和平拯救世人，而恶魔散播仇恨制造纷乱，耶稣需要我们合作完成他的救恩计划等。我动心了，决意跟随耶稣去做他的战士。

    我小时天天望弥撒，回到家里学神父做弥撒，把报纸剪成祭衣穿了，教弟弟辅弥撒。我妈看了很高兴，常说将培养我做神父，也采取了措施，凡亲戚家结婚，她只带我弟弟去，不让我去，她说你一心一意争取做神父吧，我长大一些，想做神父的心仍留在我心中。

    1932年9月3日我进了圣心修院。这与我小时受的教育有关。和我同时进去的共有22人。据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青年要求修道。22人中10名后来圣了神父，6名还俗，6名因病早死。

    圣心修院实际是一所文学院，除了神修功课外，主攻拉丁文，早上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此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教会史，教会礼仪，教会音乐等。第一年的拉丁文由黄子昂先生教，教拉丁文入门，他是位谦谦君子。第二年的老师是当时的理院舒神父，法国人，法名A﹒DURAND，主要读罗马文豪CICERO和凯撒大帝的著作。第三年由光神父GANDON教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和大诗人VIRGILIUS的长诗篇《田园颂》等。光神父是有名的徐汇藏书楼外文部主任，他常为我们介绍欧洲尤其法国新出版的书，并劝我们也购买。舒神父兼理院即负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为人忠厚，和蔼可亲，他的嗜好是音乐，给我们上音乐课，他对我极好，但我使他失望，我嗓音洪亮，他以为我是块好料，谁知我有好的声音却没有好耳音，五音不分，只得放弃培养我的心。上音乐课时，叫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不准我开口，免得起扰乱的坏作用。修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和操场，圣心修院旁有汇师小学，他在小学生里挑选20名左右的儿童组织一个歌唱班，每天下课后，这些学生来修院，他亲自教他们唱圣歌。当时的小学生下课后没有什么作业得做，乐于到修院来玩。他也组织了一个天主教学徒联谊会，让土山湾工厂的非孤儿学徒以及附近两个小工厂的青年学徒星期日来望弥撒，弥撒后踢足球，下棋并发给他们糖果。舒神父让我负责这批学徒们，他为人也豪爽，他生日前，我们选了几首歌练习准备在他生日时唱给他听，祝贺他生日。我们练习时唱的不够好，他在办公室听不下去，下来向我们说：“还是我自己来教吧！”他就指挥我们，他生日那天，我们唱时见他满意而笑。

    舒神父每星期天晚上给我们讲神修课，他强调我们应有三个S，第一个S是SANCTITAS圣德，第二个S是SCIENTIA学问，第三个S是SANITAS健康。他说圣德毋须强调，你们来就是为修德成圣的，是一生应追求的，健康与学问应相辅相成，因为有了健康才能获得学问，MENSSANAINCORPORESANO学问存在于健康的人身上。他再三说，三个S应牢记在心。

    舒神父确是忠厚长者，但他没有实权，他一切得听姚赞唐的命。姚曾是我在徐汇公学读书时的院长，后又成为我修道时的院长，以后又成为耶稣会会长和上海教区副主教9年，接着又当了两年上海的代主教，长期居于上海教区的高位。

    1934年的9月9日我姐姐病了，她在拯亡会管的潜德小学教书，她发高烧，我赶去看她，我叫了出租车把她送到圣心医院，在那边我陪她说了半天话，然后回修院。可第二天一早医院里打电话告知我姐姐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我姐姐在她生日那天，本名瞻礼前夕去世，是圣母接她去天堂，在世只21年。姐姐死我也没有送终。姐姐的死对我来说真是伤心透顶了，一个如此聪明，如此美丽的姑娘说死就死。我觉得世界上事情空而又空，虚而又虚。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还有一个弟弟达义，生得聪明、漂亮，我们双亲死后没有人管束他，他交友不慎，好玩，出入于娱乐场所。在徐汇中学不守纪律，校长张家树叫我去，说学校得除他名。我把他送到震旦大学中学部住读，隔不了几个月，学校教务长乔典爱GAULTIER来找我说他不守校规，学校决定除他名。

    我替他找了工作，他上不了几天班，辞职不干了，他也不来找我，我到处打探，不知他的下落，好像是人间蒸发了。我丧父，失母，亡姐，弟死未见尸骨，接二连三的打击，我的命确实苦。

    我成了孤儿没有亲人，舅舅、伯父、姨夫、外祖父还要趁火打劫。伸手帮助我们的堂叔祖父金福山，不久也中风猝死了。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一贫如洗，举目无亲。即使在修院修道的时候，修院有假期，假期的时候神父不让我们留在修院里，茫茫四海，什么地方才是我的栖身之所？所以我只能打游击，到一个亲戚家住一两天，再到另一个亲戚家过一两天。这些是比较远的亲戚。我家境好时亲朋不断，此时又是一番情形了。常来常往的表兄就是路上相遇，他也只当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觉得世态炎凉。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自古如此。后来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那一段。现在想来，一生中，人们多次把我置于绝境，同时天主派好心人及时帮助我，使我绝处逢生。我深深感到，小时穷，青年时遭挫折、多磨难、过贫穷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天主的降福，容易有同情心，心里能想着穷人，也想着为穷人做一点儿事，想交一些穷朋友。人生遭际的过程虽然痛苦，但也让人看清很多东西。

    这儿顺便把后来发生的事写出来，我父母的棺材留在浦东金家巷，我姐姐则葬在上海七宝附近天主教徒办的一个公墓内，1951年我从欧洲回国，把父母和姐姐移葬在上海天主教息焉公墓内，是荣德先出钱买的墓地。我被逮捕时，公安局抄走了我所有东西包括我父母姐姐的遗像，我82年回申想上坟，人家告诉我息焉公墓已变野生动物园，我的祖坟没有了，父母姐姐的遗体不知去向，我向公安局索要被抄走的东西，他们回答说“文革”时，公安机关也被造反派清洗，抄走的东西已无法找到，这样我最亲爱的人真的无影无踪了，我成了世界上最穷的人（我身边只有我姐姐的通功单上印的照片是我早期寄给国外友人，他保存下来，我逮捕释放后他寄还我的）。

    上面说了在我姐姐病故后，除了陆纳英，还有荣德先来看了我，她向我说：“我会做你的姐姐，像你姐姐一样照顾你。”她没有食言，我在最最困难的时候，她冒了风险照顾我，亲戚靠不住，朋友却极忠信，我一辈子忘不了陆纳英和荣德先两人，以及后来认识的德国一家人。

    1935年8月底我进入圣母圣心修院，这时大小修院脱离了姚赞唐的管辖，有了自己的院长，此人名叫能慕德FELIXMAUMUS。他比姚更慈祥，他多才多艺，刚读完神学就被委任在神学院教神学，他当了教区的总账房，管理全教区的财务，后调任四川南路若瑟天主堂当本堂神父24年，他怜贫惜穷，很受教友爱戴。他受命在大通路（这是一条很短的马路，北面有新闸路闸住，南面有山海关路封住，名为大通路，实际名实不符）建造圣女小德肋撒教堂和附属男女中小学，他自己精心设计悉心监工。他以为自己会当本堂，堂建成后，主教把此堂交与教区神父管理，他调到修院工作，当院长兼教哲学。他的许多时间却放在制造管风琴上，他是个音乐家，既能作曲又能制作乐器，大管风琴是极不容易制造的，他是神学家、经济学家、设计师和音乐家。如果他不分散精力，专攻一门，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圣母圣心修院也称大修院，修生先读2年哲学，中间去教区实践1年，再读4年神学。教神学的老师有PAYEN晁伯英，他是伦理学家，中国著名的婚姻问题专家；还有DELASERVIERE史，他也是历史学家，写过江南传教史，两人都是法籍；先后有西班牙籍的NIETO和VALCACEL，教信理神学；教哲学的有ANDRE和能院长，另有姚赞唐以及两位国籍神父；张登堂教社会学；张维屏教天主教历史。

    1931年惠济良接姚宗李为上海教区宗座代牧，桑黻翰接山宗泰为上海耶稣会会长兼上海教区副主教，两人配合默契，决心让上海教区的福传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除了在法国学习的吴应枫神父与王昌祉神父外，他们派遣了耶稣会会士张伯达与陈云棠去英国念哲学，并安排他们在念完哲学后去法国巴黎大学，一个念文学，另一个念数学。惠、桑又派教区神父张登堂与张维屏两神父去罗马与巴黎，一个念社会学，另一个念天主教历史。又派钱宝森修士去罗马传大念书，他们说这些人回国后设立一个天主教出版社。桑决定把徐汇藏书楼改建成一个新式的图书馆对外开放。他们的意愿重点从事文化福传工作，惠、桑两人也想改变原来的传教方策，即国籍神父只在郊区工作，市区的传教工作牢牢掌握在耶稣会士，尤其法籍耶稣会士手中。1933年惠、桑决定把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上海教区最重要的堂区和活动中心董家渡交给国籍神职人员，任命张伯铎为院长，耶稣会士退出，堂区旁的仿德女中交给国籍修女会献堂会管理，又把才建好，位于市中心的圣女小德肋撒教堂也交给国籍神职人员，于是上海教区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夏，桑6年任期已满，调去扬州做总铎，会长由上述的姚赞唐接代。这时日寇大举侵略我国，上海沦陷，姚赞唐命当时畅销全国的圣教杂志停止发行，把从美国回来的吴应枫调去苏北工作，把张登堂调出震旦大学，去张泾做本堂，把张维屏调离修院，去重庆南路当盘石小学当校长，不让王昌祉教神学，任命他为耶稣会文学修士的中文老师。上海教区明显倒退了，这是后话。姚当了9年的会长，惠死后，他又任上海教区代理主教2年，他主宰上海教区11年之久。

    在圣母圣心修院2年，除了念哲学外，星期日我办了一个徐家汇天主教的青年活动小组，汇师小学的杨维时神父大力支持，把不用的礼堂作为我们活动场所，参加的有在各单位工作的青年约40名，每星期日我给他们作一次讲座，组织他们参观，从事娱乐活动。

    一天能慕德神父找我谈话，我们来往的信件他都拆阅，他中文修养很好，我们会客也得他批准。他向我说，陆纳英来看我的次数不少，来往信件也多，他正在考虑怎样处理，他又说，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我的修道，要我好好考虑。我向能解释，陆以姐姐身份照顾贫困的我，我作为弟弟非常感激她、佩服她，她家父如此富有，我从来没有其他想法。能说，还是刹住为好，否则，就常规而言，应是媒人出面的时候，我听了这话，不禁大吃一惊，又回想我在圣心修院时，陆纳英去看我次数多时，舒理院告知她不应打扰我，陆没有告诉我，是门房的顾老伯事后向我说的。联系了舒、能两人的态度，我只得向陆说，我现在功课紧张，没有时间和她通信了，陆不是傻瓜，她不再来修院，但对我仍以姐姐的身份热心照顾我，在我心中，陆纳英一直是很伟大的。

    现在回头再讲修院生活。修院里无报纸可阅，当时中国还没有无线电广播可听，来往书信都由外国神父检查，我们与世隔绝，闭塞得很，我们受的完全是封闭式的教育，我们知道的消息靠亲友来访时得到，或假期回家后翻阅旧报纸获得。

    负责我们中文学习的徐宗泽神父，从外面的一个大学请来一位中文教授，名朱天梵，他每星期来圣心修院教两节课，我们的学长请他在正式讲课前和我们讲一些国内外形势。从他那儿我们略知院外的国家大事，蒋介石当时不抗日，不得民心，朱教授充满反蒋的情绪，朱写得一手好字，上海有好几家商店门前的大匾是他的手迹，我们修生中有几人请他指点练字。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犯东北，蒋介石为了“剿共”把东北三省拱手让与日寇。日寇在1932年1月28日对上海发动战争，十九路军奋勇抗日为祖国为民族而战，周濬良修士在圣堂内挂了国旗，和全体修士们为祖国求天主。理院神父汇报了姚赞唐院长，他企图阻止，说什么圣堂内不准挂旗，命令他拿下，周修士拒不服从并据理力争说：“四川南路天主堂挂着法国国旗。”姚赞唐院长叫周修士的父亲前来，说他的儿子没有圣召，修院决定辞退他。周家很富有，周的父亲托海门朱开敏主教推荐周濬良修士自费去罗马传信大学念书，他毕业时正值抗战不能回国，于斌主教收他为南京教区神父，派他去美国芝加哥管理华侨教友，他死于美国。当时是外国传教士掌权，我们爱国有罪。

    1935年我在圣心修院毕业，进入母心修院读哲学两年，1937年7月我被分配到徐汇中学出试即实践，教初二的法文，并负责初一、初二天主教学生的训导工作。

    5年修院生活平静地过去，正如我上面讲过的，最使我为难的是修院有暑假，修生必须回家，院内不让住宿，我无家可归。我堂叔祖父死后，他的子女分了家。我当然不能去，于是只能打游击，凡待我好的人家，我就去住几天，再转移到另一家。我曾于1937年7月16—25日去陆纳英家住了10天。现在陆家指着我那一间，告知探望她家的客人说，这曾是我的房间。另有两家是我隔几房的亲戚，一名金鹤声，一名金鹤汀，我叫他们为叔叔，他们曾热情接待我，临走还塞给我零花钱，他们的后代迄今来看我，我很感激他们。

    最使我不解的是我的亲伯父金信德比金鹤声、金鹤汀他们家富有，可每年假期我去看他，他只是摆出长者的架子训我，给我上节约课，不让我坐下，我给他拜年，也从来不给我一分钱。他是我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长辈，我爸爸的亲哥哥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8月13日，日军又攻打上海，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闸北、虹口、江湾、宝山变成战场，日寇狂轰滥炸，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徐汇中学也敞开校舍，校舍不够，在操场上搭起简易的棚屋尽量接受更多的逃难者。我们尽力帮助接待，国破山河在，亡国之危就在眼前。

    在徐汇中学出试一年，过得很愉快，徐汇中学按照耶稣会传统方式管理，一个字可以说明：“严”，学生早上五点半起身，集体整队去圣堂望弥撒，集体自修，集体运动，傍晚集体公念晚祷，睡前舍监训话，学生们来自公教家庭，学费昂贵，家庭都比较富裕，家庭教育很好，学生们用功，服从，友爱，很少有调皮捣蛋的，他们的生活一如今天我们的修士和献堂会初学修生。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天真，认真，活泼的美德，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在影响我，我暗暗向他们学习，决意进一步把自己奉献给天主，进一步弃绝自己，有了进修会发三愿的念头。我迄今还记得他们，他们后来有三位成为教区神父，两位成为耶稣会士，有的成为怜贫惜穷的好医生。

    出试结束前，修院院长通知我，将去耶稣会神学院攻读神学，那儿可以考取罗马高教部承认的神学硕士学位，并嘱咐我自修希腊文。但我做了神操，郑重考虑之后决定加入耶稣会，我向耶稣会会长姚赞唐写了申请书，我辞别了师友，处理了我私人所有的书籍等。

    1938年8月30日我进了耶稣会初学院，同时进入的有两名震旦大学毕业生，一个名叫杨赉诠（震旦医学院毕业，在初学时即病死），另一个名叫章显猷（震旦理工学院毕业，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长期在安徽劳改，改革开放后被聘在安徽师范大学教书，死于安徽）。两名汇师中学的毕业生，蔡良申，范忠良（今日上海教区地下主教）。一名大修院的修生陆达源（小我两岁，后来被捕，刑满释放后去加拿大定居，已死）。四名徐汇中学毕业生（徐简谷，陈才君，郑圣冲，周德福，后两人长期在台湾工作，已死）。这么多的初学生，在上海耶稣会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后也没有。初学导师为法国人山宗泰（EUGENEBEAUCE)，曾做过耶稣会会长和上海教区副主教，副导师为张士泉神父（七宝南张人）年老，高度近视，他写过许多书，其中一本书名《一线之光》。

    初学院设在总院最高一层，都是大房间，一间作卧室，一间作自修室（十几人挤在一间），一间大的休息室，一间课堂，还有一间图书室，90%法文书。自修室内每人有一张小桌，写字台与跪凳成一体。

    初学院的训练包含：1.一个月避静即神操，这是训练的中心；2．不带钱，步行去各地朝圣一个月；3．给儿童讲要理两个月；4．去医院侍候病人两个月（我去的是安当医院，是仁爱会修女专为最穷的人们开设的，在重庆路，来往得步行，来去各50分钟）；5．下伙房帮厨两个月；6．打扫大楼的卫生两个月。

    每个月有一次“仁爱”行动，所谓仁爱行动，就是帮助行动，被帮助的同学跪在课堂中间，每一初学轮流发言，指出他的缺点和违犯纪律的次数。被帮助者端端正正的听着，不能解释，最后还要感谢大家的仁爱。所谓休息，就是凉台上集体散步。一起进堂公念经文，公望弥撒，公领圣体，公念圣书，除了三顿饭外，不可吃零食，身边既无零食，也无一分钱。除了休息时间外，绝对守默静，不准说话。总之严格的集体生活，一起行动，除了上厕所。这样的生活是根据导师法国人山宗泰50年前在本国初学时的规定，完全照搬。当时他20来岁来中国以后不再回去，不知道本国已改革，这种训练使我17年后对监狱的生活不感到太痛苦。

    当时神修的观念：为了修德成圣必须不断与三仇斗争，三仇即肉身、魔鬼、世俗，肉身居首位，为此必须与肉身斗，控制肉身，压制肉身，磨难肉身。进初学院后发给每人一根苦鞭，用以鞭打自己，一个带尖头的短链，缚在臂上（现在不行了，早已没有人用）。我们同睡在一个大卧室内，谁鞭打自己，谁打得猛，其他人都能听到，知道得清清楚楚。

    当时上海耶稣会士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我们吃西式饭，初学神师也教我们如何进食，吃饭时尤其喝汤时，不能出声。吃水果时，应用刀削，用叉吃，不准用口咬。而吃面包不准用刀，只用手掰。伙食按常日、庆日、节日区分。节日有三个酒杯，庆日有两个。我首次吃奶酪，感到臭，尤其是节日饭桌上的奶酪出奇的臭。但慢慢也爱吃了。有时上进食课，神师单独和我们一起进食，重点教我们怎样把一只整鸡分成六份。睡觉前让我们每人喝一杯金鸡纳霜粉的干红酒。

    我们用餐时不准谈话，有人朗读，中午念的法文书，晚上念中文书。初学生轮流上台念，念错、发音不准时，就有一位负责的神父高声令重念，神师教导我们吃饭时精神不应集中于吃，应想着学习或提高神修。回顾前半生，在饭厅内听到的都是好书，的确学到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知识。

    吃饭时，有的会士想做补赎，伸手跪在饭厅中说自己犯了错误，请集体宽恕。也有的走到其他会士前跪下亲吻人的脚。初次见到曾是我老师的会士或一年老的神父跪着吻我的脚，我很感动。有的会士跪在食堂中，在一小桌上用餐等。但心中想，用餐本是放松自己，享受美味的时刻，为什么搞得这样严肃，据说梵二会议后，耶稣会已改了。

    上述6个训练，我们做了5个，其中外出不带钱，步行到各地去朝圣，因当时日寇侵略，战火连天无法实行。我在院中扫地时，我的过去的学生见我剃了光头，穿着旧的衣服低头扫地，就大声说：“金修士落难了，大家来看。”使我很难堪。步行去医院服务，我们不懂医学常识，姓何的修女只叫我们为来治病的穷人，（大抵是苦力、拉黄包车、拉板车的病人）洗脚，抹抹红药水等粗活。去伙房帮厨，主要去打扫卫生和削土豆皮，不准我们和工人交谈。

    在我们初学院的高班有两名同学，一姓张（已忘了他的名字），很文静，一位姓陈，名凤鸣，横沙岛人。陈很会投机，神师叫他做学长，他投神师之好，不断打小报告，找同学违规之事，逐一汇报，深得神师的欢心。他对人严，对己极自由主义，姓张的看不惯，愤然离院。在陈后，初学神师任命陈才君为学长，他比陈凤鸣更会打小报告，他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应是神师的耳目，但他很神经质。神师不叫他做学长，他认为神师不信任他，情绪一落千丈，一言不发，整日呆坐，神经病发作，送到普慈精神病院治疗三个月。回院后，初学神师照顾他，迁就他，仍叫他再做学长。他顿时精神振作，努力工作，还是打小报告。发初愿后，他的精神状态仍不正常。1952年讨论他能否接受铎品的会议上，有参议员表示反对，但我表示同意他晋铎，他得以接受铎品，这是后话。

    初学导师认为我有“傲气”，自恃年长，资格较老，他时时处处打击我的“傲气”，我当时很痛苦，多次想离开耶稣会回修院，在一次最痛苦时，我随意翻开新经，看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第62节的耶稣的教训：“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不适合于天主的国。”于是我决心留下，坚持到底。

    一般会士都说：“初学两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两年。”对我来说，初学两年是我修道生活中最痛苦的两年。

    然而初学两年我有很大的收获，给我的神修生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无人可诉苦，只能多祈求，我们有一个图书室，我看了许多为我一辈子受用的书。

    这些是：LEONCEDEGRANDMAISON写的《耶稣：他的人格，他的讯息》和JULESLEBRETON神父写的：LAVIEETL’ENSEIGNEMENTDEJESUSCHRIST《耶稣的行实和教训》、LUMENCHRISTI《基督之光》、TUSOLUSSANCTUS《你是唯一圣者》、LEDISCOURSAPRESLACENE《最后晚餐后的训辞》。这几本书我看了好几遍，我的神修生活集中于耶稣基督，他是我信仰的基础，我知道人的推理不能完全证明造物主的存在。我信基督，天主的圣言，从而深信天主和天主的爱，基督是从天父那儿降到尘世成为人，但从未离开过圣父。我一生也应尽管在尘世中，但心中从不离开天主。我信基督，他不但教导我们真理，他本身是真理和道路。有了基督才有生命，我活着应活出基督。1947年初我去法国巴黎拜望了LEBRETON神父向他致敬，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谈了两个小时，对我启发很大。1951年回国让人把《基督之光》和《耶稣传》的后半部分译成中文，放在神修文库出版。82年我回上海，知道红卫兵把我们的书（法文的，中文的）全部烧毁，我写信给法国友人，请他们寄来，他们回信说：“这些书早已过时，不再版了。”我怅然，这样好的书怎么会过时呢？怎么会绝版呢？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跟不上。

    另一本书对我起作用的是SOEURELISEBETHDELATRINITE圣三依撒伯尔修女的传记，这位26岁就去世的圣衣会修女的名言是：“我在世上已找到了我的天堂，天堂者天主也，而天主在我心中。”我一直记住这句话，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中，这句话一直陪伴着我，支持着我，安慰着我，使我在最困难中不感到痛苦，使我能顶住种种困难。我恢复自由，再去法国时，知道教宗已于1984年11月25日把她列入真福。求真福保佑我，直到永远！里昂总主教德﹒古特雷DECOURTRAY也恭敬这位修女，陪我去该隐修院朝圣，我和该修院通信迄今。

    我又看了大量会士的传记，会祖圣依纳爵，东方宗徒方济各、沙勿略，青年主保圣类思公撒格、圣若翰伯尔各满、圣达尼老，辅理修士主保圣阿尔方沙.罗特利格，黑奴主保圣伯多禄.格拉物尔、圣师加尼削传等，使我深信耶稣会的宗旨是“愈显主荣”。凡事要作为天主更大的光荣之事，重点在“愈”字，也深信耶稣会的神操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爱，爱耶稣并以爱人为爱基督的具体表现，不说空话，多做实事。初学两年使我爱上耶稣会，以当耶稣会士为荣，决不能玷污耶稣会士之名。我也养成了认为所有会士是我的兄弟，尽管我后来遭受的攻击主要来自同会会士，但我仍爱耶稣会，这是后话。

    导师还规定初学期间应与世隔绝，不准看报，少会见或不会见亲友，两年中，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沈保仁想着我，直接找我导师才允许我会见他。我很感激他，他很有办事能力，年轻时就做了泗泾镇的商会会长（今日的工商联），可惜他寿命不长，1954年就去世，我一直怀念他，他圣名文都拉。

    两年过去了，1940年9月8日我和其他人一起发了初愿。以后，1955年被捕也在9月8日，是巧合吗？是天意吗？我发初愿没有通知人，所以也没有人来祝贺我。我立即转入文学院，不像今天修女发初愿那样热闹，接着会长告诉我，我在徐汇圣心修院教授二年级的拉丁文，过去一直是法国神父教的，每天四节课，上午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教CICERO的演讲辞和凯撒大帝CAESAR的高卢战记等。学生7名，其中有庄怀渊、宋之钧（他们两人在圣神父后去罗马深造，由于全国解放，学成后他们去了台湾）、张光复（一直在上海，最近去世），还有姓周的（由于智商不高被辞退回家）。

    我在课余跟文学修生听文学院的课，当时文学院主任是王昌祉神父，他是泗泾人，出身书香门第，国学根基极深。他徐汇公学毕业后加入耶稣会，初学文学后在徐汇公学教书，后派去英国念了3年哲学，在法国里昂念了4年神学，毕业后，上海桑会长命他继续在国外深造，3年中他在巴黎大学获得国家级的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王阳明的，他同时在巴黎天主教大学获取了神学博士，论文是关于圣奥斯定的圣宠论。记得我在里昂耶稣会神学院认识DELUBAC神父向他表示敬仰之心时，他回说：“真正的才子，是我青年时的同学王昌祉，他的神学造诣才深呀！”他问我，王是否在教神学，我回答说，他一直在教文学修生汉文，又主编一个为儿童看的“圣体军”刊物。吕神父回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把宝石埋在土里吗？”王自己多次毛遂自荐向姚赞唐会长申请教神学，姚一口拒绝，王昌祉真是怀才不遇。

    王昌祉教我们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内篇七篇和最后一篇“天下”。

    论语的中心思想当然是“仁”，尽管他的得意门生曾子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似乎忠恕概括孔子的全部思想。尽管某些学者主张孔子一生追求克己复礼。但“仁”含义极广，外文中找不到一个和它对称而且正确的字译它，更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只能从各个方面去阐述它。孔子伟大，但他只讲今世不讲彼岸，只讲人，不讲天，只讲为人之道，如何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讲天人合一。

    老子讲“道”，可是他写的道德经，第一句说，“道可道，非常道”，后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讲的道很玄，“道”一字从首，指原始，指万有之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从走，指行动，指前进，故道也成为路，即道路，道为原始，万物来自道，人当然也来自道，道为道路，人经道而达于道。

    庄子内篇七篇是一个整体，文字美，境界高，一气呵成，壮丽之极，其中心思想为与造物者游，即天人相会，庄子对现世、尘世、人世看得很透彻。他主张齐物，超越生死等，庄子探索人类心灵中最深层的愿望，试图指出真正幸福之所在，以补足儒学之缺陷。自古以来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往往外儒内道，就是外表，口上讲孔孟之道，内心深处却有道家思想。

    1941年8月底姚赞唐派我去河北献县读第三年哲学，上海修院只读2年，耶稣会士应读3年，我应补课。按当时中国耶稣会的布局：哲学院在献县，神学院在上海，卒试院在安徽芜湖。我和朱树德、陈天祥等于9月初乘火车到南京，渡江再乘火车到蚌埠住了两夜，参观蚌埠教区。意大利耶稣会士热忱招待。主教CASSINI接见我们，我们参观男女中学，女中由意大利乌苏拉会修女管理，金福山的第四个女儿金静修是该会修女。耶稣会院紧靠火车站，夜晚隆隆的火车声令人无法入睡。第三日继续乘火车北行，次日到达河北泊头镇下车。早在献县念哲学的沈戴淇修士已候在车站，把我们接到堂内，改乘大车向献县出发。当时泊头到献县没有汽车通道，我们乘的是一种骡子拉的木制平板车，车轮是木制，箍上一层铁皮。一条黄土路，路中有两条深深的车轮经过留下的沟痕。我一坐上就在感性上明白这就是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这句成语意即：关起门来，自己主观造了一辆车，车子两轮的距离和外面的辙不符合，车不就报废了吗？坐在这种车上，我想到两千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时乘的就是这种车。交通工具两千多年没有进步。晚上我们住宿在留信镇教堂里。车子颠簸得厉害，沈修士向堂里借了被子铺在车上，让我们躺下，舒服多了。车夫不时扬起鞭子，空中一个响声往地上一抽，骡子以为另一个骡子挨了鞭子，就跑得快些。第二天继续走路，半天后到离献县20里的云台山停下，这是献县教区的后勤基地，约有二百顷良田，种粮食、果树、蔬菜，最多的是葡萄，自己酿酒，一应俱全。傍晚我们到达全国有名的张家庄天主堂。天主堂范围广，气魄很大，周围是用砖砌起的又高又厚的墙，类似城墙，墙上有空眼可架枪，墙上可跑马。1900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时，八国联军为了保护外国侨民派了一支法国军队来保卫天主堂。献县教区分男院，女院，男院有主教座堂、主教府、耶稣会总院、小学、中学、修院、初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印刷厂、出版社、很大的藏书楼，养殖场。女院有育婴堂、孤儿院、女子小学、中学、献堂会修女院、拯亡会修女院、加拿大籍的圣神隐修院，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医院。天主教自己有发电厂、自来水厂，冬天有暖气，院内有大池子，冬天可溜冰，夏天可划船。我们去献县县城，城墙是土垒成的，城墙内很少砖瓦房屋（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是献县人）。传教士生活水平远远高出普通老百姓，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

    到后没几天我们突然被日本兵包围。原来前几天几个日本鬼子在云台山玩时，有八路军向他们投掷了炸弹，炸死了几个鬼子。日本兵把我们中国人连同主教押到云台山去监禁，我们挤在一所楼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监视我们，不让我们说话。在张家庄堂内大肆搜查，在学校内找到国民党党旗，就把校长冯神父带走，在印刷厂内发现正在印反日的传单，他们就把负责的修士以及几个排字工人铐了起来，押到监狱。隔了一日，正在云台山的一位比利时神父LICHENBERGER（中文姓李），从张家庄给我们运来被子和给养。

    日军包围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并带走了赵振声主教以下所有耶稣会会士和修士等的消息传到了天津的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神父就四处奔走，请法、意、西、加、美、英的领事联合向日本总领事施加压力。一天早上，日本军队把我们全体集合在大院内，一个一个点名，重点问河北人，凡是河北人，排在左面，非河北的我们排到右边。盘问结束后让比国神父把我们领回张家庄，所以我们只被关押了半个月。而站在左边的人被投入监狱。日军枪毙了一位冯神父、一位修士（也姓冯）和五名印刷工人，半年后把关在监狱内的人放出来，我们到献县县城欢迎他们。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位比利时神父，他原是护士出身。献县天主堂医院几名重要的医生，尤其开刀医生，见日军进入教堂怕了，逃回上海，医院没有外科大夫，怎么办？每天送来的病人很多，包括八路军的伤兵，向他们说没有医生了，病人不肯走，别处也没有好医院。那位比利时神父说：“我来开刀！”他卷起袖子穿上白大褂，督促护士做好准备，就做手术，他剖膛，割手臂、割大腿…到抗战胜利做了不少于一千个大手术，无人死亡。胜利后耶稣会领导把他送回比国，进医科大学，要他做正规的大夫。我1948年夏天去比国首都耶稣会院见到了他，他非常高兴，我们紧紧拥抱。他有牢骚，他说：“医院要他从头读起，拿文凭得好几年。他说：“我动过的手术比那些课堂上教课的医师多得多，我比他们技术高，还得跟他们学书本上的知识，浪费时间！”

    献县张家庄是法国人的传教基地，哲学院的学生除了中国人外，有一名意大利会士名PRIULI，三名西班牙会士名RUIŹ、GOYOYAGA、LARANAGA，一名法国会士，此人名叫PIERRETRITZ，解放后他派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穷人中工作，创办了多座麻风病院，治愈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开设多所免费学校，使无数儿童免为文盲，找到职业。菲政府颁发给他勋章，法政府给他荣誉勋章。是我们一班中最有成就的一名会士，现在还健在，仍在四处为穷人奔走。

    哲学院有多名老师，西班牙籍PALACIOS、加拿大籍DALLAIRE、还有匈牙利籍和法国的几位神父，基本上讲的是传统的士林哲学，法籍会士重点讲了两名法国哲学家BERGSON的“L’EVOLUTIONCREATRICE”（创造性的进化）和BLONDEL的“ACTION”（行动）。前者更出名，后者，以我看来，更深。匈牙利籍老师以批判的立场讲了康德和黑格尔，批判性地浅浅讲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老师，没有讲中国哲学。

    日军一包围张家庄，蚌埠意大利主教CASSINI就赶来献县，慰问我们，并去拜会日军头头。日本耶稣会派来了一个德国会士，让他长住在张家庄。日军来时，他出来应付。德意日是轴心国，日寇对他们比较尊敬，耶稣会是国际性的组织，得到各国的耶稣会的大力支持。教堂大门前挂起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国旗，用以显示其国际性，一般日本军队到此止步。

    我们生活很优越，每天除了牛奶、咖啡外，还有两个鸡蛋、咸肉、黄油、果酱。我在上海吃惯新鲜面包，觉得馍不如面包。一次我去农村看看小朋友们，我居然无知地问小孩儿“馍好吃吗？”小孩儿回答说：“馍？白面馍？我们只在过年时才吃，平日只吃窝窝头（玉米面）。”我顿时感到非常惭愧。小孩儿这句话牢牢记在我心中，现在农村都吃细粮了，玉米窝窝头反而上宴席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向日本宣战。此前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美国的物资仍然输往日本，宋美龄于1941年在美国向美国人民的演讲辞中说：“截止今天，日本用来打中国军队的枪炮所用的钢材来自美国，日本空军轰炸中国无辜人民的汽油来自美国。”现在，打到自己头上时，才和日本人开战。献县张家庄天主堂有美国加拿大神父、修女，日军又来到天主堂，把他们带走，押去天津，关入集中营。

    日寇包围了张家庄，原会长兼副主教JOMAN吓得生病，写信给耶稣会驻华巡阅使毛伦MARIN辞职，毛急电调上面讲过的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RENECHARVET到献县任会长，任命AISIER为工商学院院长。对尚来说，这是苦差事，他一句不说，立即离津到献县，他巡视教区各地慰问神父教友，献县主教赵振声则留守献县。日军投降后，八路军解放河北南部，把尚作为国际间谍逮捕他，发动群众控诉他，投入监狱，后驱逐他出境，解放初期教科书中有尚建勋一页，他的“臭名”家喻户晓，他出境后回法。他出身名门望族，家族人众，他回国后到处宣传中国教会。我于1949年在他故乡见到他，他已衰老。他死前和家人说：“追悼会上你们不必讲话，我自己讲。”他预备好一篇评论自己一生的功过讲话并录了音，追悼会上放了他的录音，他给自己盖棺定论。

    讲了尚建勋，不能忘记主教赵振声，这儿写几行关于他的事，他是悲剧性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末，献县法籍刘主教（LECROIX）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失去记忆力，罗马知道了任命赵振声为献县第一任国籍主教，赵是耶稣会士，曾留学法国多年。老刘主教的痴呆有一特点，他别的事都忘，唯有自己是主教不忘，他天天仍要穿主教服，佩戴十字架，戴主教权戒。一听到要祝圣一位主教来代他，他就大吵大闹，赵没法在张家庄座堂祝圣，就去天津请文主教私下祝圣。回献县后庆祝他的弥撒中他不戴主教高冠，不拿权杖降福教友，拍照时，赵不坐在刘旁边，而站在刘后面，当摄影师快按快门时，他才拿出十字架套在颈上，拍完照，他又快快摘下。好不容易等到刘主教蒙召归主，日本人却来了，限制了他，不许他自由活动，他只能待在献县张家庄。日寇投降了，八路军入驻，他逃到天津，后到北京，1945年12月蒋介石去北平活动，赵去见蒋，请蒋早日派国民党军队进入河北南部，田耕辛枢机逃亡国外前任命他为北京代理主教。全国解放了，他急急如丧家之犬，到处躲。最后献县有一个教友，因抗战时打地道战，家有地道，就把他接到家藏起来，天天给他送三顿饭，他过的是不见天日的日子。一年后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他，请他出山，仍做献县主教，收藏他的教友却遭了殃。1957年开全国教友代表会，政府押了他去参加，会上选他为全国爱国会副主席。他陪同主席皮漱石主教到处祝圣自选的主教。“文革”时，红卫兵揪住他不放，狠批狠斗他，还打他，把他关在牢内，不久死去。他真是一个悲剧人物。

    1942年4月，上海姚赞唐（当时耶稣会会长）到献县来看我们几个上海会士，他把我叫到他的房内说：“日本人节节胜利，香港、菲律宾都落入它手中，看来他们会长久待在中国，我们需要一个精通日文的人，我们决定今年9月底派你去日本东京好好学习日文，在东京大学读书，考取一个学位回来，我命令你6月去天津工商学院，有人教你日文，8月底去日本上学。”我心想，这不是要我做汉奸了吗？在政治上置我于死地吗？我将遗臭万年吗？怎么办？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多恨日本。我心中矛盾得很，是服从还是抗命，我决心先消极抵制。

    1942年5月底，在献县学习一年结束后，带着消极抵制的态度我和朱树德两人离开献县先去北京玩一个星期再说。

    在北京我们住耶稣会德胜院，白天拿着地图到处玩，不能走远，西山等处已在八路军游击队手中，我们去拜见了国际有名的古生物学家兼大思想家德日进神父（PERETHEILLARDDECHALDIN）。他热情招待我们，领我们到陈列室去，拿出一块又一块化石，兴趣浓厚地向我们讲解。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发觉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他说：“还是跟我去餐厅吧”，他招待我们他已预备好的丰盛茶点，我们向他道谢后回德胜院。我们去见他只因为他是名人，他曾是帮助鉴定北京人的专家而已。我们对古生物学一窍不通。

    离开北京我到了天津位于马场道的工商学院，我的朋友刘乃仁神父高兴地招待我。我认识了匈牙利修士劳达一LADANY，此人解放前夕逃到香港，创办了一个名为“分析中国”的反共杂志，以后他大力攻击我，说我是叛徒，因出卖兄弟才争取到回上海的机会，这是后话。

    工商学院院长AISIER说他已请了一个日本人教我日语，早晚各两小时。那个日本人倒不错，用心教我，我只是不学。两个星期连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背不上来。最后他灰心了，他向院长反映，他无法教我这样的学生，AISIER汇报了姚赞唐，姚写信给我，9月初回到上海读神学。我的消极抵制生效了。

    工商学院院长AISIER不得人心，校中外籍教授写信给巡阅使毛伦，毛伦派了DREXEL神父来调查（毛伦是加拿大人，不能离开上海，DREXEL原奥地利人，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拿了德国护照）。他和所有会士谈话，发觉大家一致推荐中国会士刘乃仁为院长。他回申汇报了毛，毛同意了，把AISIER调走，任命刘为工商学院校长。他是第一位当上天主教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刘有领导天才，会团结人，善于交际，他募得许多捐款，把工商学院提升为津沽大学。刘出生公教家庭，弟兄四人，三人为神父。我发觉献县教区法国领导更领会福音的精神，更努力执行教宗的指令，1936年任命中国人为主教，1942年任命中国人为大学校长，1950年任命中国人为会长，更早派中国会士去国外深造，比上海的耶稣会领导更开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每一所学校得有一个日本人当副校长，刘通过尚会长向在日本的耶稣会士求助。日本耶稣会士设法把一名天主教上智大学毕业的名叫三浦的日本天主教徒派到天津做副校长。

    三浦到津沽大学后和刘乃仁相处很好，三浦对刘说：“我来保护你们，不来控制你们。我只要你给我一所小洋楼、一辆汽车和一个漂亮的办公室，日本司令部来人，我来应付，其余事我不管。”一次他向刘说：司令部要抓XX进步学生，我们把他送出日军占领区吧。他们两个把学生叫来，三浦坐在驾驶员旁边，刘坐在后座，让那学生横卧在刘的脚下盖上一毡子。到了分界线，三浦下车和日本哨兵打了招呼，日军放行，驶进无人管的地区，三浦和刘松了一口气，刘向学生说：“现在你自由了。”三浦和刘两个回天津。这事是刘亲口对我讲的，三浦这个人帮了教会很多忙。天津津沽大学没有遭到日寇的干预，大学可以和以前一样授课，津沽大学名声大增，学生人数急剧上升。日寇投降后，三浦被遣送回日本，不再有他消息，刘曾向东京的耶稣会士打听，回信说不知他的下落。可见日本人中也有好人。

    天津解放了，共产党天津领导之一专程去拜望刘。刘心想共产党那么注意我，可能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带了300银元化妆成农民只身出走，出城时，哨兵搜出他的钱，问他带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回老家娶媳妇，解放军放他走，他先逃到内蒙，再去西安，又逃到上海，香港，最后逃到东帝汶，不久死在那儿。

    8月下旬，我离开天津回上海，当时日寇全力守卫铁路干线，北京、上海间火车还畅通，在浦口下车渡江，到南京震旦附中睡了一夜，改乘沪宁铁路，回到上海，去徐家汇神学院报到，当时神学院所在地即今日东方商城与附近的大楼所在处，院长桑热诚接待了我。

    神学四年制，同学有103人，教师有14人，分属中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瑞士、荷兰、匈牙利、德国、葡萄牙、比利时、印度尼西亚十几国，其中有些还是交战国，但同学们之间相处极和谐，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的院长，他领导有方，尽管我们的文化、政治等背景不同，他教我们超越了国家，使我们处处不忘是圣教会耶稣会大家庭的成员。院长在此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名桑黻翰，曾是震旦大学校长，上海教区耶稣会会长兼副主教（上面我已提到他），他完全以慈父的心情对待我们。他对我特好，我神学第二年就让我当学长，学长的作用是下情上达，一方面代表同学向院长反映他们的想法，一方面又要代表院长贯彻他的旨意。每天早上8点钟我得去他办公室请示汇报，他向我讲述怎样做一个好会士，如何做好牧灵工作，怎样做领导。他常向我讲他自己的经历，指出怎样处世，怎样待人接物，处事应怎样小心谨慎，他有时也和我讲一些他仍在学习和学习的心得，这些让我终身受益。我迄今认为他是我的恩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高大的形象。

    徐汇神学院，得到罗马梵蒂冈教育部认可，能授予硕士学位。神学院四年，所授课程为：信理神学、伦理神学、圣经学、天主教法律、历史、礼仪、神修等科目，一律用拉丁文教课。为了读圣经原文，必须学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课程安排得很紧。

    当时徐汇神学院教学很传统，也可以说很保守，全是特利腾（TRIDENTINUM)和梵蒂冈（VATICAN）第一公会议神学，教授们教的全部士林神学。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瞿光华（MACCARTHY），他教创世论，反对进化论，说天主直接创造了宇宙，按字面解释古经创世纪，说天主亲自直接造出我们的原祖亚当，夏娃两人等。难怪我们的老师在1946年初听了德日进的演讲后都摇头不赞成，难怪1947年我在巴黎去见德日进神父，和他长谈后，他送我出门时，拍拍我的肩膀时说：“小兄弟呀，你至少落后40年。”

    前面我说了，在学习哲学时我有一位好友名TRITZ，他现为菲律宾的著名慈善家，他以爱关怀最穷的人群。在学习神学时我也有一位好友，他名叫LUIZRUIZ，西班牙人，中文名字陆毅，长我三岁，他当时是副学长。我们学习、工作均配合密切，我和他同一天圣神父，但不在同一教堂。毕业后他去安徽安庆教区做福传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被驱逐出境，在澳门工作，他一生为残疾人服务，在澳门受人爱戴，他在我国内地先后创办了几十所麻风病医院，治愈了无数的贫苦、遭人遗弃的穷人。我在神学院的一百余名同学都已蒙召归主，只有TRITZ和RUIZ这两位仍健在，“仁者寿也。”

    按传统式教信理神学并不太难，信理神学内容分别是：天主实有论、天主圣三论、天主启示人类论、创世论、赎书论、基督论、教会论、圣事论、圣宠论、末世论、圣母论、天使论等，每一论设几十个命题。上课时先讲这命题的内容，讲其重要性，接着叙述历代与之相反的意见。接着打开几本摘要：一、圣经上怎么说的，引用几段；二、教父们怎么说的，引用几段；三、教会怎么说的，引用几段公会议的决议或教宗的上谕。这几本摘要随时带在课堂上：教父摘要、教会训导摘要。引用时，只读几段，不介绍其来龙去脉，往往断章取义。比如基督论，现今不这样讲了，先要证明历史中确有耶稣其人，然后讲历史中的耶稣怎样被认默西亚，又成为我们信仰中的天主之子，讲历史上如何通过与反对者的交锋而成为信条。

    教授中比较开通的是一位西班牙籍的伦理学与圣教法典专家名叫刚济亚（ELISEUSESCANCIANO)，他在罗马额吾略大学法律系攻得博士学位后来上海教书，并任上海教区法律顾问。开始他很严，凡有疑难或要求主教宽免的事他总引用法律XX条予以拒绝。桑院长认为他全是书本知识，不切实际，安排他周末做牧灵工作，派他去松江泗泾镇天主堂和青浦小东圩天主堂服务。他接触了群众，尤其劳动人民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同情教友，常常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从此他遇到别人请示，他的回信是：根据XX条是不许可的，但根据另外条款是可以的。他不再严辞拒绝了，而是为人民找出路，可见牧灵工作的重要。坐办公室，抄书本的人不知劳动人民的苦衷，不知体谅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和它交战的国家的人民都关在集中营内，一点自由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上海教区负责财务的万尔典VERDIER与日本总领事交涉后，日本人同意把与日本交战国的传教士集中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院内，在神学院读书的继续在神学院读神学，万尔典又向日本军说情，把在徐州传教的一批加拿大传教士转移到徐家汇大修院。这样，在上海的与日本交战国的传教士享受到不在集中营的较好的待遇，他们在徐家汇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日军派一小军官每天早上去耶稣会总院、大修院两地点名。凡要去上海市区的向他请假。来点名的是一个天主教徒，态度非常好，有求必应。

    耶稣会有一特恩，教宗准许会士念了三年神学即可圣为神父，再继续读第四年神学。

    我于1945年5月19日在董家渡天主堂（当时主教座堂）由上海教区惠济良祝圣，我们一个班共有33位同学，惠已年近70，说自己年老体衰，无力替33人行祝圣礼。我和朱树德两人是上海人，由他祝圣。其余31人由徐州教区（COTE）邰主教在徐家汇大堂举行，第二天我在重庆南路天主堂举行首祭。下午我给我的好友李俊仪、姚德芝证婚。我的两位堂叔金鹤声、金鹤汀为我张罗，我的舅父张宗培开着一个咖啡馆，在首祭日送来将近三百客西点，金鹤声夫妇还安排我在我出生地老天主堂和老家金家巷天主堂举行谢主弥撒，我的亲伯伯一无表示。

    圣了神父，放暑假，姚赞唐派我去浦南金山、亭林、虹桥做两个月的代本堂（本堂在上海休假），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突然到处炮竹声不绝，人们奔走相告，日寇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期待了八年的庆日来到了。感谢主恩！

    欢欣鼓舞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大肆掠夺，使老百姓感到失望。不久内战爆发，渴望多年的和平梦想破碎，笼罩着神州大地的是一片悲观的情绪。

    1946年6月下旬我毕业了，毕业的第二天姚赞唐叫我去说：“你毕业了，假期中我派你去苏北东台接替KLEMENT神父，你是代本堂，8月底回来，去安徽芜湖。”我知道国共又开始战事，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苏北紧靠长江离南京极近，是国民党必争之地，东台在新四军统治之下，国民党军队向东台挺进，战事已打响，很激烈。美国人的生命宝贵，必须让他脱离危险，转到安全地带，让我去替死。第二日我就坐火车到镇江，渡长江到扬州，改乘长途汽车到泰州，本堂周神父热诚招待。第二天搭上一条小船，船上乘客互不交谈，不久船离开泰州，约两个小时后进入新四军地区，河边有儿童队手持长矛在巡逻。船老大说，儿童队员可认真，不放过没有路条的行人，再三盘问不可对付，船行10个多小时，旅客要小便就到船头站着解开裤子方便，我可做不到，只好使劲憋住，很难受。傍晚到达目的地，抗战前号称小上海的东台，我敲开了堂门，本堂神父KLEMENT见是我，喜出望外，他早就知道我去替他，他可以脱离危险，第二天他就高高兴兴回上海去了。

    东台堂内有三位献堂会修女，领袖姓沈，约50岁，年长的的姓黄，海门人，年70，年轻的姓荣，苏北沐阳人，约30岁，我到时她正在教小孩儿唱歌，扭秧歌。KLEMENT没有留下钱，日常开支靠黄修女看病挣的钱，她会针灸，尤其擅长看小儿科的病。KLEMENT也会看病，留下一些西药，我不会看病，把药品送给人民医院魏院长，他大喜。国民党封锁，新四军缺药。东台城内没有几个教友，平日我献弥撒时，只有三位修女和一个姓解的看门佣人，此人长须垂到胸前，褐色长脸，有人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他自己说老祖宗是开封人（按，开封宋朝时，确有犹太人，但现已汉化）。星期天有20来个在东台郊区开荒的教友。我终日无事可做，实际派我来看堂的。几天后安丰教堂鲁神父（法国人ROUXIN）派人来告诉我说他病了，我就赶去，他拉稀，他见我很高兴，我们谈了半天，见他精神好，我就回东台。过两天，有教友赶来说鲁神父死了，我连忙赶去料理丧事，鲁神父前安丰本堂是徐丕文神父，徐调回上海时留下一大箱子的小说，没有带回去，我就选了几本带到东台看。

    当时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从泰州、扬州向北推进，张灵甫的军队则从徐州南下，南北夹攻新四军。上空国民党飞机不停盘旋，东台完全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街上尽是紧急调动的新四军，路上行人稀少，市面萧条。抗战8年，终于望到了胜利，谁知人民又陷于战争。

    隔了几天，在盐城传教多年的晋神父DEPRUNELE（法国人）来看我，他说他认识东台县县长董希白，他在徐汇公学当舍监时，董曾是他的学生。董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晋说我领你去看他，我们去了，县政府设在一个大庙里，我们通报后，董县长立即出来，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内上茶。董说自己少年入徐汇公学，他生得瘦小，同学欺负他，晋神父特疼爱他，他感激晋。董和他手下一批人都穿灰色土布中山装，我们辞别时，董送我们到大门口，对我说遇到难事去找他。我1951年回国后在报上看到董在外交部任条约司司长。我才进入解放区时，心忐忑不安，拜会了董希白后心中踏实了，安心、放心留在解放区看堂。

    KLEMENT神父知道我冒险代他到战地，使他能回安全地带，后来去菲律宾传教，他很感激我。1982年我释放回上海，他知道我在创办修院，很需要捐助，他有良心，每年为我捐得3000美元汇给我，一连12年直到他死。

    在东台两个月，没有麻烦，没有什么牧灵工作，主日上也只有20来名教友来望弥撒。他们是来自启东开荒种棉花的农民，生活很艰苦，我曾去探望过他们两次。他们住的极简陋的草屋，往往只一间，里面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两三只小板凳，中间一只锅。这些农民种的是盐碱地，必须多次用水冲洗才可播种植物，主要种棉花，供南通纺织厂用。启东农民种的和当地农民种的田，一眼就能分辨出，启东人种的农作物长得很壮，周边无杂草。过去项总铎在东台时，每月给来参与弥撒的教友发银元，我两个月什么也没有给。教友中一姓张的是头，有文化，我回上海后和我通过信，下面将谈到他。

    在东台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报纸看，没有收音机听新闻，因是暑假也没有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祈祷。邻居有一名姓徐的中医，经常来和我聊天，我给他讲些天主教要理，他表示愿意奉教。

    两个月中只有一次插曲，一天下午忽然来了一支军队，约200人，不少马匹，为首的对我说，我们将在你处扎营，你们得让出地方，一时间马嘶不绝，人声鼎沸。我叫老解和他周旋，我则到小堂去念经，特别求大圣若瑟保护，像保护圣家一样保护东台教堂和教友，祷告后我感到内心平静，步出圣堂，见士兵们牵了马离开了教堂。我又回到圣堂感谢大圣若瑟。

    好不容易到8月底，我向董县长告辞，向他要了张路条。在解放区内，一路上有儿童队巡逻，好厉害的革命小将，无路条决不放行，船向泰州驰去，进入国民党区，上船检查的国民党小军官怀疑我是新四军派去上海的，我被盘问了好久，起初说要扣留我，最后才放行。

    回到上海，姚赞唐对我说：“你不去芜湖，改去苏北淮阴。”原来已被任命为淮阴与涟水本堂的傅胜兰神父知道那儿战事激烈，不肯上任。于是临时决定我去代他，为期一年，又一次去替死。那时国民党整编第74师，张灵甫一支军队正向淮阴涟水挺进，国民党军队猛攻，新四军奋勇迎战，一场恶仗，确是极危险地带。涟水一位献堂会修女，见蒋方飞机来轰炸，为了保护自己，居然去屋顶挂梵蒂冈国旗，被新四军看见就地枪决。在国民党区的法籍神父HOMO和ROBERT神父，离开海州，去城头阿湖解放区带着张孝松和张景超神父奔向沐阳去张登俨神父处过本堂瞻礼。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在夺取涟水后猛攻沐阳县，新四军把他们5人扣留，就地挖了一个大坑立即枪决了他们。傅就是被派到那里接任，他留在上海不肯去，情有可原。我服从命令，回扬州，准备搭船前去淮阴。我到了扬州等船时，知道共产党战略撤退，国民党打通了运河。

    没有津浦铁路以前，运河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北方尤其京城需要的粮食大米和食盐都通过运河，由南方到达北京。运河很怪，高出平地一丈多，活像一条悬在空中的带子。运河沉积淤泥不挖去，河床上升，就加高堤岸，越加越高，站在堤岸上向下俯看街上的房屋和行走的老百姓。一旦决堤，河水一泻千里，大批良田沦为沼地，老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成为难民涌向江南做苦力。我坐船离开扬州，经邵泊、高邮、宝应、淮安而到淮阴，路程约400里，行一天一夜。淮安是一座古城，出名的景点是胯下桥，以汉朝大将韩信少年时忍奇耻爬过一恶少的胯下的地点而得名。淮阴天主堂在城外，有一座小学，神父住的小屋名也可居。淮阴是基督教的大本营，有很具规模的综合医院，有很大的教堂，牧师楼很有气魄。著名的女作家赛珍珠（PEALBUCK）出生此地，她写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有50部，1928年以此得到诺贝尔奖金。

    淮阴也叫清红浦，是个水陆码头，商业发达，教堂在城外，教友只有几十个（信基督教的很多），天主堂内有一所小学，有300余名学生。我到后请了多名年轻的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人数剧增，每天下午4点钟放学前，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我给他们讲话，我感到极大快乐。星期日看不到学生，很寂寞。我在淮阴时为学校增添了教育用具、体育设备，以后又修了3间大教室，我对淮阴、对苏北很有感情。过去我有上海人的偏见，瞧不起苏北人，自从我到了东台和淮阴后，我喜欢上苏北人，听苏北话也感到亲切。

    我到后不久，联合国救济总署淮阴办事处主任张XX来拜望我，聘请我为他的顾问，我欣然接受。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涟水调查，顺便看了天主堂，我所走过的地方，涟水城最穷，城市穷，没有楼房只有平房，还有草房，老百姓穷，室内没有多少家具，老百姓穿的是打补丁的破旧衣服，县领导领我们参观，真是惨不忍睹。我们要保长把每户登记造册，报上来，隔了几天我和张主任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带了几卡车的面粉去发放。张主任说不经过政府，更不经过保长的手，直接发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我们根据报表，核对人口，一包一包地发给老百姓，每户两袋白面粉，回去路上张主任高兴地说，看老百姓多高兴呀！谁知道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事后我们知道，在我们走后，这些保长也按户索取说：“我们不报你们，你们会拿到白面粉吗?如果下次还想要？就分一半给我们。”老百姓为了下次再领，不得不忍痛上交。国民党如此腐败，不垮才怪呢！

    我待了几个月知道新四军只让出城市，国民党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和邻近公路，及沿运河的一些市镇，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共产党控制着。最不得人心的是那些还乡团，共产党进行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下中农，地主逃到了城市，又组织还乡团。国民党军队来时，还乡团跟在后面，地主们反攻倒算。还乡团有武器，从贫下中农手中夺回房屋土地，非常残酷。国民党大失人心，失民心者必亡。

    我以小学的名义向张主任要了几百袋面粉和豆子，我用此修建了几间教室，扩大我的小学。落成那天我请张主任来剪彩，他在致贺辞时说：“我拨出了那么多的救济物资，但最后有成果的只有天主教！”（按：张主任曾是扬州一中学校长，为人廉洁，不许家人拿救济物，连一寸布也不准拿，我去过他扬州的家，没有什么好的家具，我佩服他）。

    苏北的淮阴教堂内也有三位修女，领袖是位年老的，姓陈，另两位年轻，是以教书为主，一位姓缪，扬州震旦附中毕业，一位姓荣，是沐阳人，从东台调来。她们给我的伙食很好，每顿4个菜。一次我偶然趁吃饭时间去看她们（从男公所到女公所，先得走出男的大门再从女的大门进去，我一般不去），发现他们3人只有两碟子菜，我对她们说：“你们必须吃与我同样的菜。”她们口头答应，过了几天我再去，她们仍是两碟，我发火了，我说：“你们如再阳奉阴违，我就罢吃了。”我再去时，她们改了。淮阴天主堂在城外，没有电，用煤油灯，她们省钱，用豆油加灯草的灯，在微弱的灯光下改作业，我又生气，勒令她们改用煤油灯。这些修女真好，神贫、听命、全心全意为堂区服务，值得我效法，但愿今日的修女也能像她们一样。求主俯听我们！

    我前半生（被逮捕前）和献堂会修女合作，只东台和淮阴两处。外国姆姆培养出那么好的修女使我终身难忘。在我脑中献堂会修女的形象极高大。当时上海教会外国修女都在市区工作，条件好，住洋楼，吃西菜。广大农村全由献堂会承包，她们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绝对服从，不求任何报酬，处处为教会着想，多伟大！但愿我们今天培养出来的修女超过外国人培养的。

    1947年3月来了一个法国人，在我的生命史上，他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人名叫皮德（BITH），是耶稣会巴黎省一会长，上海教区隶属于该省。每六年该省会长来视察一次。这次他来后指名要见我，我到扬州看他（格寿平陪着他），他和我谈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他说要去淮阴。我们三人就搭长途汽车，那时那儿的长途汽车很简陋，硬板凳，低矮的车厢，皮神父个儿很高。汽车开了6个小时，一路颠簸得很。他住了一天，体验在苏北传教士的生活。我向张主任说了，让皮和格两人搭救济总署的吉普车回扬州。回国前，他开了一个咨议会说他想带着我回法国，再去罗马念神学考取博士学位，回国后当神学教授，几个法国咨议表示反对，尤其万尔典，居然向皮德高声拍桌子说，中国人去了欧洲回来就不服从，不尊敬他们法国传教士，又说：中国人没有资格当神学教授，法国传教士来上海已100年了，震旦大学、天文台、神学院这3个地方从来没有中国人进去工作过。皮德没法，只得说去请示总长，让他决定。

    我在上海的耶稣会生活十多年，也曾在献县生活过一年，上海属法国巴黎省管辖，献县属法国香槟省领导，两者相比之下，香槟省更领会教宗本笃十五颁布的“夫至大”通谕，努力培养当地神职人员，把教区权力移交与本国籍人。香槟省的领导更开明、更有远见。

    30年代河北省献县的法国耶稣会向罗马报了中国籍人赵振声做主教，40年代让中国人张思谦当会长，并且还送会士去外国进修。而1942年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多病，法国巴黎耶稣会考虑选接班人，他们选定的仍是法国人茅若虚（DUMAS）做未来的上海主教，把他从天文台调出来，任命他为佘山总铎，茅和自己的朋友说，领导不让他干天文台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培养他当主教。但茅这人不会中文，到了佘山和教区神父不能沟通，教区神父不欢迎他，主教惠济良和会长姚赞唐认为培养茅失败，又把他调出佘山，放到震旦大学做院长。可见，到40年代中法国人还不想交权，全国解放，还不愿放权，最终被驱逐出境。

    我在苏北时姚赞唐也去苏北，他从泰州去东台再去盐城，一进入解放区阜宁，当即被扣留。他蓄有长须至胸，颇有些仙人的味道，新四军把他软禁，限制他的活动自由，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上海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耶稣会和教区认为他必已遇难，在大堂内为他举行追思大礼弥撒，全堂挂的是黑彩带。那时解放军战略撤退，姚自由后返回上海，弥撒中间姚出现在大堂，向众人说：“我还好好活着！”满堂教友鼓掌欢迎，追思弥撒马上变成谢恩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