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我收到格寿平的来信说，省长皮德请示了总长，总长批准我去欧洲了，叫我回上海准备去法国学习。我所属的扬州总铎区洛神父（LAUZON）知道后写信给格说，已知总长批准我去欧洲，但应留在淮阴至8月底才可离开。劳神父当时亲自赶往淮阴想留下我，然而在他赶到淮阴时我已离开淮阴3个小时了，正在回上海的长途汽车上，当时还没有手机，他无法追我回去。

    到上海后，知道张伯达竭力推荐朱树德去法，才尔孟又建议他手下王仁生神父去法考察。还知道才尔孟给王买的二等舱船票，给朱树德和我买的是三等舱船票，6月下旬我们3个人搭ANDRELEBUN号邮船离开上海，这艘船原属德国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法国人从德国人那儿作为胜利品接收过来。邓小平20年代去法国勤工俭学坐的就是这艘船，可见其老旧了。航行的第一站是香港，船在香港停两日，上客人和货物，当时香港只有40多万居民，规模远不如上海，我们上岸参观了香港主教座堂和耶稣会管理的华南修院和华仁书院。第二站是西贡即今日的胡志明市。船停3天，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热诚招待我们，参观了一些教堂。我们去了西贡旁边一个叫CHOLON的城，整个是华人的世界（当时约有20余万华侨），在CHOLON似乎置身于广州一样。第三站是锡兰（现为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COLUMBO。

    上岸后我们去参观教堂、教会学校与医院。晚上，主母会修士在他们沿海岸的花园中宴请我们，夕阳西沉，万道金光，风景极美，这时万籁俱寂，躺在长椅上身心放松。“大海呀，请赞美天主！”的歌声在我脑海中出现，这真是人间天堂。到处是椰子树，高高的树上挂满椰子。一个少年抱着树干轻松地爬到树顶，摘下多只椰果，劈开，吸取椰汁，清香美味，直入心腑。园中摆上晚餐，头道菜是一盘面条，旁边有一小只碟子里面放有黄色颗粒，我见主人把它倒在面条上搅拌后用叉卷好，送入口中，我也照葫芦画瓢，把一碟调料全倒在面条之上，一放入口中，其辣无比，如火烧灼，原来是印度咖喱，出于礼貌，不得不忍辣摄入，吃一口面，喝一大口水。一盘下肚，只觉得肚内似有火烧，好像是从美好的天堂一下坠入了炼狱，但仍保持笑容和主人对话。当晚的尴尬情景至今未忘。

    邮船离开科伦坡驶入印度洋，已值盛夏季风时节，风浪极大，时而把船身高高举起，时而又把它抛下，船身忽上忽下，大多数乘客都呕吐不止，躺在床上不能站立，晃得厉害时可同时容数百人的餐厅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在用膳。

    在印度洋十几天，生活单调，只看到大海，没有其他进入视线，但有两次插曲。一次一名法国妇女和丈夫吵架，气愤之下，从船的一侧纵身跳入大海，甲板上的游客见状，拥上甲板，惊慌万分，只见那妇女没有沉入海中，双臂一起一落，头部时现时隐，划向轮船。船行较快，妇女显然没法追上。旅客见到人影逐渐缩小，焦急万分，船长下令，船掉头回去救援。几名水手卸下救生艇，坐在艇中,其他人把小艇往下降至海面，找到该妇女，把她拉入艇中，其他水手拉起小艇，把湿漉漉的妇女送到他丈夫跟前，一场家庭悲剧，戏剧性地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散去。另一个插曲是一位老年旅客，心脏病突发死去，时值盛夏，气温极高，当时没有空调，船上也没有冷冻设备可以保持尸体十几天不腐烂，经家人同意实行海葬，把老人抬到甲板，覆上国旗，轮船停驰，奏哀乐，把老人连榻用滑轮送到海面，收回绳索，老人沉入海中，船只继续西驶。老人是旅越法侨，想落叶归根回到故乡安度晚年，却猝死，葬身大海。该妇女恨不欲生而求死，但死到临头，求生心更切，终于获救。

    邮船在印度洋中行驰了十多天，季风肆虐，终日海浪咆哮，又不断降雨，真是风雨交加，旅客不能站立，终日躺在舱中床上，无聊之极。天上无飞鸟，海面无游鱼，除了看到已经熟悉的面孔，见不到其它任何生命。

    为避免正面和季风顶冲，船长改变航向，延误了时间，食用水又告急，船长决定临时在亚丁停靠补充用水。

    邮船减慢了速度，远离季风带，风平浪静，云中露出太阳，人们渐渐望到海岸，拥上甲板的旅客顿时欢呼起来。人不能无土地，也不能离开人群。

    亚丁位于印度洋与红海接壤处，是欧亚贸易必经之地，尤其苏伊士大运河开通之后。它位于红海之口。英国把它占领，先作为托管区，后干脆把它作为殖民地并建成重要军港（1967年11月也门共和国成立，亚丁成为首都）。我上岸后发现亚丁筑在岩石之上，整个城市是灰色，无一片绿色，因为没有土，是寸草不生之地，偶尔见到几棵树，也是运来黑土所种植，大风一起，土层被卷走，树木又枯死。市内没有农业，没有种植业，没有畜牧业，蔬菜水果肉类全部进口，但有工业，有极大的炼油厂（阿拉伯半岛盛产石油），亚丁有士兵，有工人，有公务员而没有农民。亚丁有主母会修士办的一所很好的中学，我们去参观，修士们热情招待我们。

    船驶入红海，顿时想起了古经上所记载梅瑟带领以色列人民逃离埃及前往福地时怎样走过红海，法劳王率领军队追赶他们时淹死在红海之中的故事。然而见到红海时，发现红海并不红。海面非常辽阔，不是一片红海。如果海水中断，让一大群携老带小的以色列难民拖着疲惫的身体徒步前进，一旁海水竖立起来，形成一座宏伟的液体大坝，快速上升直插云霄，何等壮观，这样持续几天几夜，当法劳王率领大军追杀过来，也走进红海之底，刹那间液体水坝倾倒下来，把追兵全部淹死在大海之中。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幕，既壮烈又悲惨的场面真是旷世未见的奇迹，为什么未见正史记载？我不禁沉思起来。

    船进入苏伊士运河，红海与地中海几乎隔岸相望，但这岸实际是有200公里阔，这地带把两海相隔开，但却把亚非两大洲接连。自古以来，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要去亚洲，船只不向东行而是往西驶入大西洋，扬帆往南航行约8000公里，到达好望角，绕过南非再沿非洲东海岸往北6000多公里，才向东驶向亚洲。这样绕一个大圈子需多走10000多公里。19世纪法国工程师LEVEPS认为必须在亚非接壤处开一条运河，可省时又省钱。他到处奔走呼吁，实地考察、设计、筹集资金，历尽千辛万苦，费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实现他的梦想，运河长190公里，深20米，宽67米（后加宽、加深），造福人类，他功垂千秋。也是他设计开通了南北美洲之间的巴拿马运河。我们的船在运河入口处，苏伊士和出口处塞得港各停半天，才进入地中海驶向法国马赛市。

    当时地中海尚未污染，海水碧蓝，海面平如镜，行驶在地中海的几天里，天高云淡，傍晚时分，夕阳照耀海面，霞光万道，天空布满星辰，使我不禁不断念叨：“大海请赞美天主！”

    不几天驶近马赛，远远望见山上大堂尖顶的护爱圣母铜像。马赛是个古城，纪元前就是港口，居民不是渔民就是海员，他们出海前都祈求圣母护佑他们平安归来。在与海浪搏斗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圣母身上，在岸上的家属也去祈求圣母保佑家人平安回家。我从上海登船到马赛下船，在船上共32天，现在乘飞机从上海到巴黎只用12个小时。

    马赛的一位老年辅理会士来接我们三人，他帮我们办入境手续，取行李，然后去耶稣会院。

    1947年夏，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两年，港口里还见到不少击沉的船只，它们只有桅杆或烟囱露出水面，人们顾不上把它们打捞上来。行走在大街上，到处可见断墙残垣，满目凄凉，使人备感战争的可怕，人类需要和平。

    在马赛停留两天，第三日我们乘快车前往巴黎，列车早上8点钟开，晚上10点钟到达，800百公里走了14个小时，今日高速铁路只需要3个小时。几位年轻的会士候在车站，接我们到RUEDEGRENELLE耶稣会巴黎省总院。第二日我们三人去拜见了省长BITH神父，他看见我们到了，非常高兴，他让我们先参观巴黎，然后去参加他建议召开的省际研讨会，其主题为耶稣会如何在促进世界保持持久和平中做出贡献。

    来巴黎的会士很多，来办事的、旅游的、过境的。理院神父招待他们，很忙。他告诉我1946年一年招待过2000多会士。依照住会院的天数，为来的会士安排若干弥撒，一天一台，不收其他费用，教会中有此惯例，拉丁文说UBIMENSAIBIMISSA，意即凡有祭桌就有饭桌。

    我和法国耶稣会修士一起生活将近10年，所以饮食方面很适应，但也有尴尬的局面，午餐的最后是一小盘水果，往往是一串葡萄，我开始依照中国人的吃法把皮与核吐出来，然而一看周围的人都连皮带核吞下，我只好不吐，可也吞不下去，只能把皮核含在嘴里，越含越多，旁人和我说话也不应答只是微笑，好不容易等到院长打铃念饭后经，整队出餐厅去小圣堂拜圣体时，溜进厕所将其吐出。

    到巴黎后，理家神父把朱树德和我领到巴黎警察局去报户口，然后可以领证取得粮食。当时凭证供应，每人每天供应黑面包（掺有玉米粉）500克，以后减到每天只250克，其余吃土豆。我觉得伙食比上海差。美国有马歇尔计划即向欧洲输送包括农产品的许多物资以解决饥饿问题，并借款或赠送资金以帮助欧洲重建工业等。法国认为接受嗟来之食有损国家的尊严，起初不接受该计划，其余国家加入这项计划，民生立即改善，经济复兴迅速，法国意识到靠自身力量拒绝外援的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也就加入了。百姓立即有白面包，有大量肉类，跟上了其他西欧国家。

    巴黎曾是法国及欧洲的文化中心，属于世界级的美丽的城市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侵入法国，法军节节败退，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自动撤退，德国飞机大炮没有轰炸巴黎，巴黎得以不受损失，否则如果战火燃烧到巴黎，巴黎也会成为废墟。正如后来我国的解放战争，蒋介石下令死守北京，玉石俱焚，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京，北京得以保存。

    在法国的耶稣会派两名年轻会士陪我们参观巴黎市，首先当然要去看圣母大殿（中译巴黎圣母院）和耶稣圣心大殿。宏伟的圣心大殿建筑在郊外一座小山上，山脚下有女修院，圣依纳爵和他的初期同伴在那儿发了愿，耶稣会形成了。我在那儿也献了祭，求天主赏赐我能终身为合格的耶稣会士。

    除了圣堂外，我们还参观了博物馆，去了凯旋门，有9条大马路以该门为终点，极为壮观。并在香榭丽舍大街和沿塞纳河散步，使我感兴趣的是河畔上有许多的旧书店，又去了埃菲尔铁塔，因为没有钱买票，只能在下面往上望。以后我多次去看铁塔，每次票价都在上涨，总是买不起票。后来去巴黎身边有钱了可没有时间去玩儿，至今也没有登上铁塔。

    巴黎市的建筑有一个特点，政府不准许建高楼，这样就使每处屋顶上都能看到巴黎市区的全景，无高楼挡住视线，摩天大楼只能建在市区外。这和我国开发大都市的理念不同。北京的城墙不见了，四合院也拆的差不多了。

    我们也参观了耶稣会在巴黎管理的几所中学和社会问题研究所，我去了“学习”杂志社，拜望了我所钦仰的LEBRETON神父，他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圣经学家，我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也拜望了德日进神父，他是世界闻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思想家（前面我提到过），他和我长谈，送我出门时，他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对我说：“小弟呀！你是至少落后了40年呀！”由于他的超前思想，揭发、控告他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到罗马。他先去罗马，想为自己辩护，当时耶稣会总会长JANSSENS是研究天主教法典的专家，他信任的神学家，他的同乡比利时人DHANIS神父等，都反对“新现代主义者”，无法理解德日进，也不为他辩护，罗马许多神学家以道明会内GARIGOULAGRANGE为首的一些神学家大力攻击他，一次集会上德神父指着该神父向他人说：“此人真想把我烧死呀。”后来德神父只能离开欧州去比较开放的美国纽约耶稣会院以避风浪。离开巴黎时他想把自己的著作交给“学习”出版社，院长及总编D’OUINCE劝德说：“放在我这儿，肯定不能出版，因为必须得到教会当局的审查和批准，进步书必将遭封杀，不如交给一个可靠的友人，请他保管，由他设法出版。”德听了院长D’OUINCE的话，交给了他的可靠的朋友，此人在德死后为他出版，他的书出版后风行全世界。德在美国耶稣会过的类似隐修士的生活，1955年耶稣复活瞻礼日蒙召归主，送往墓地的只有十来人。

    耶稣会省际和平推进会于巴黎附近凡尔赛召开，凡尔赛原是路易十四世建造，为他和朝廷大臣及贵妇享福作乐之用。1919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所谓和平会议就在凡尔赛宫内的明镜厅（四周墙壁皆为明镜）内举行，这次会议是列强的分赃大会，对弱国尤其对我国不公道，而对德国与奥地利特别苛刻，签字日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开始用极轻视的口吻高声道：“把德国人带上来”，以羞辱德国人，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该会议又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对德国人民、中国人民都是一个国耻之处。

    耶稣会在凡尔赛有一所很著名的日内维尔ECOLESAINTEGENEVIERE学校。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为报考法国名牌大学做准备而来，学习期为两年，校园很大。

    与会的除了法国4位省长和会士，有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省长与教授们，济济一堂，皮特省长致开幕词。他说年前为选举新总长而待在罗马时和许多省长交谈，发现彼此关心的问题基本相同，尤其培养年轻一代追求和平、热爱和平、促进和平的精神，他感到即使在耶稣会内部仍缺少沟通、缺少合作，为此他召开这样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大会请了许多位专家作报告，如：马克思主义专家GASTONFESSARD、“学习”杂志总编D’OUINCE、神学家DELUBAC（不久被打倒，后又升为枢机）、德日进和他的助手LEROY等。在发言中，一位美国的省长说：“我们讨论的问题极重要，尤其应在青年中播下和平的种子。我注意到，在这所学校内挂满了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照片，法国青年看后只会激起对德国的仇恨之心，我建议法国耶稣会在这儿和其他学校内换下这些照片。”他的发言博得了长久的掌声。一次我在一个旅社内和一个法国青年讲应对德国人民友好，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我说：“将来我们都要去天堂，会永远在一起。”他回说：“天堂上有德国人那我不去天堂了。”可见法德人民之间仇恨之深。幸而第二次大战后法、德、意出了三名伟大的政治家，德国的阿登纳，意大利的加斯贝利，法国的舒曼，他们主张法、德间应消除仇恨，彼此友爱，先来煤铁共管，资源同享，以消除挑起战争的根源。他们认为战争实际是由资本家的贪婪、争夺资源、控占市场而爆发的。为此签订罗马条约，逐步发展成今天的欧洲共同体公约。现在欧洲共同体人民之间没有仇恨，法、德人民友好相处，战争发动不起来了。

    会议后曾在上海传教时任巴黎省耶稣会传教部主任的赖神父DELALARGERE来找我说他新买了一辆汽车需要磨合，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旅行，我当然愿意，于是乘了他的汽车，访问了EVREUX,、ROUEN、TOURS、LEMANS、LAVAL、POITIER等城市，参观了许多大教堂和耶稣会办的学校。LAVAL有耶稣会初学院，见到了两位认识的人，一位是养病的老神父，姓廖，外文名ALLIAUME,曾在上海横沙岛上当过多年的本堂和徐汇大堂副本堂，他身在法国心在中国，希望病好后再回上海。另一位是个青年，名DEMARGERIE，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他的父亲曾是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当上海还有法租界时，总领事权大，此人是名不进教堂的天主教徒，其夫人极虔诚，我没有想到这名青年会进耶稣会的。两人见了我十分高兴，这名青年后来又偷偷去苏联传教，2003年死在巴黎。

    汽车在法国西北部走了一圈回到巴黎，我再去凡尔赛，那儿有８名要求去中国传教的青年会士在读中文，教他们的是两位ORATOIRE会的修士，一位姓吴，江苏苏州人，一位姓黄，安徽人。他们两人爱唱京戏，爱拉胡琴，每天晚上给我们唱几段，他们原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的地位很高。蒋介石1927年4月大规模反共时逮捕大批共产党人士，因他们两人家境富裕，父母送他们到法国避难，先在里昂大学念书，接触到耶稣会士后，他们抛弃了马列主义，改信了基督领了洗，他们请DELUBAC神父为神师，他们决心弃家修道终身宣传福音，他们想加入耶稣会，吕神父认为根据他们的个性参加ORATIORE修会更适合，他们成为该会会士，后成为神父。黄会士把《老子》译成法文，是我知道的许多种译本中，最贴切原意的译文。我的一位好友R.P.GOLLIET也是该会会士，我建造光启培训中心时他捐了巨款，他不愿留名，只说：“用以纪念吴、黄两位中国会士。”1951年我回国前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和刘少奇、周恩来等是朋友，他们回国一定没有问题，今日想来他们如果回国，一定作叛徒、特务处理，关进监狱，受尽折磨而死。

    在凡尔赛学中文的会士中，大多数去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名叫LE-GOUVELLO的去了台湾，死在那儿，其余回法国，其中一位名叫BEAUCLHAMP的成为著名的圣经学家。

    10月16日我和朱树德神父离开巴黎去里昂附近的巴莱慕尼亚PARAYMONIAL的高隆汴会院报到，开始卒试。卒试顾名思义，指的最后一次的实习、考核，耶稣会所独有。耶稣会入会初试即初学两年，两年后可发初愿，此后读书，文、哲、神学等，圣神父后有一年的卒试，也称第三年初学，卒试后可以发终身愿。训练期结束，成为正式会士。

    巴莱慕尼亚是一座小城，因耶稣圣心在那儿发显给往见会修女玛加利大而闻名，吸引许多女修会来此设了分会，吸引许多教友来朝圣，成为著名的朝圣地。

    已报到的有30余人，其中来自美国两人、黎巴嫩一人、埃及一人、巴西一人、阿根廷一人、中国两人，其余都是法国人。我2003年去法国访问时了解到他们都已蒙召归主，只有我一人尚留人间。神师即导师为一位老神父，名VERNY,已70多岁，第一次大战时失去一臂，他大半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度过，曾在耶稣会办的圣若瑟大学担任教务长多年。他爱黎巴嫩，讲课时不断提他在黎巴嫩的经历，经常讲黎巴嫩的美丽，和当地人民的和谐，殊不知现已沦为不断发生战争的地区。

    卒试专务神修，每隔一天，神师神父向我们讲神修课，并诠释耶稣会会规。加强神业功夫，多做默想、祈祷、多阅读圣书，最主要的是做一个月的圣依纳爵神操，又去堂区讲道40天。这40天院内无人，朱树德利用这段时间去巴黎到巴黎大学听课写论文，神师派我到里昂耶稣会神学院去。

    该神学院位于里昂城外FOURVIERE小山顶端处，离著名的无原罪始胎大殿和总主教府很近。当时的神学院充满活力，云集许多有名的神学家如DELUBAC、BONSIRVEN以及FONTOINON、GANNE、DURAND、RONDET等，他们主张神学应回归泉源即圣经与教父，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犹太、希腊所传下的基督原意。FOURVIERE神学院的影响极大，使传统的神学家们感到恐慌，他们的揭发、告密信件不断的送到罗马。凡有团体，即有打小报告者，领导们也往往喜欢听小汇报，古今如此，中外也如此，无例外。耶稣会总长派他的亲信，同是比利时人DHANIS神父作为巡视员视察法国耶稣会的两个哲学院、两个神学院，尤其以FOURVIERE神学院为重点。其结果就是1950年教宗比护十二世发表“HUMANIGENERIS”（人类）通谕，随后彻底改组FOURVIERE神学院的教师队伍，把原有教授调出，调进一批保守派的老师。

    我在神学院院方安排我住在DELUBAC神父旁边一室，我有机会和他长谈，受益匪浅。他在里昂大学教书，教授宗教学。他领导一批青年成为他们的指导司铎。他和DANIELOU神父合作出版教父们的著作，称为“基督教泉源”丛书，销路很广。DANIELOU后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又升为枢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男子应征当兵，工厂缺少劳力，中国北洋政府输送了许多中国青年去支援，使工厂得以继续开工，维持生产。庚子赔款协议，法国政府退还一部分款项，中国方面在法国里昂办了一个中法大学，一时里昂华侨特多。耶稣会在里昂创办一个“中国侨民之家”的小机构，为华侨服务，星期日我去服务。我很佩服劳工中的一名青年，温州青田人，他家极穷，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他决意闯天下，挎着一篮青田石，一句外语也不懂，却从温州出发经东北，经西伯利亚，经乌克兰、波兰、德国直到里昂。几年后他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开了一个不小的店铺，专卖皮件，温州人真了不起！

    有人告诉我，离我们会院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苦修院（TRAPPISTS）名叫七泉院，院规极严，会士入院后终生不出院门，专务祈祷和劳动，天天唱大日课，半夜也需要起来集体祈祷，严格守默静，只和天主交谈。解放前在我国河北省杨家坪和正定有这种苦修院，我的两名同学在那儿赞美天主，一位叫朱似碧，是上海青浦蔡家湾人，一位姓尤，名钟杰，上海若瑟堂教友，我很钦佩这类苦修士。一天，我向导师请了假，去七泉苦修院祈祷，接待我的修士很高兴地告诉我，修院中有一名年轻的中国修士，叫他来陪你，很快来了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说的一口标准的巴黎口音的法语，但他不会讲中文。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王川，他只会写这两个字，姓王即三横一竖，名川即三竖。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外交官，母亲姓张，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女儿，他父亲原本在巴黎国民党大使馆任职，调去南美洲时把幼小的王川寄养在一个法国友人家中，于是他只会法文，不会中文。大战结束后父母来看他，不懂法语的父亲，只能通过懂法语的母亲作翻译来交谈。他在寄父、寄母家中看到圣女德肋撒的灵心小史,大受感动，皈依了天主教，毕业后经过思考、祈祷，决定弃家修道选择最严格的苦修院，终身为全人类祈祷做苦工，他离开巴黎冒险越过德国占领区的分界线进入维希政府控制的地区求进七泉修院。我们交谈甚欢。我回国后一直和他保持通信，直到我被捕入狱止。我联想到吴经熊博士也因阅读灵心小史而皈依天主教，圣女小德肋撒不愧为传教主保。

    在卒试院时，导师邀请有名的神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来院里讲座，许多名人的报告我都记不得了，但一位耶稣会工人司铎的演讲却深深打动我的心，迄今未忘。这位神父年龄40左右，中等身材，方方的脸，穿着一身工人衣服，滔滔不绝向我们介绍他的圣召，他说：“过去，法国是以农业立国，教会扎根于广大农民之中。每一个村落，中心是教堂，旁边有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另一侧是公墓，教友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然后去教堂念经。所有的人都是出生后在圣堂领洗登记，幼年、少年在教堂的学校念书，大了在教堂内领受婚配圣事，死后埋在教堂的公墓内，教堂是农民生活的中心。有事去询问本堂神父，有纠纷本堂神父为他们仲裁。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工业革命了，城市开了工厂，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挤在资本家为他们盖的简易棚房内。他们也脱离了教会，脱离了本堂神父。资本家残酷剥削他们，却又无人出来保护他们，替他们说话，他们心中滋长了孤独和仇恨。孩子们没有人照顾，受不到教育，两三代下来工人们失去家园，失去宗教信仰，成为工人阶级，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农民人数逐渐缩小，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与贵族、与资产阶级、与教会对立，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位神父说，过去的主教院长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更多想到的是为富人服务而很少为穷人服务。200年来，教徒人数少了，无神论者多了，无产阶级中没有教会存在。教会必须对无产阶级进行福传工作，不要只在工人以外福传，而是要深入工人，以身作则，重新福传，于是掀起了一个工人司铎运动，司铎不应养尊处优过资产阶级生活，而是要成为工人，和工人一起劳动，过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人才会接纳你、才会听你、信你、才会再做基督徒。他说，工人司铎的生活很艰苦，住的是一间小屋，没有像样的家具，你生活豪华了，工人不会理睬你。吃的不能超过工资的收入，穿的是厂方发的工作服，或从市场里买的最廉价的衣服，别的工人8小时后可以回家休息，对我们来说工作才开始，访问工人，帮助穷人，我们应抛弃华丽的辞句，文雅的举止，而学会朴实的语言、粗犷的性格，使工人接纳你，不认你为异类。他说，有一次，一名工人在垃圾洞内捡到一只死兔子，烧了请他去吃饭，他必须与这名工人一样高兴地欣赏这顿美餐。久而久之，工人司铎和工人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工人司铎也加入了工会和工人们一起和资本家斗争，一起抗议、一起游行，有的也遭遇到警察逮捕。上世纪40年代末，工人司铎运动日益博得工人阶级的欢迎，但也引起资本家和上层社会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批工人司铎，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有失司铎的尊严，揭发的信件又飞向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也表示出否定的意见，巴黎大主教特去罗马拜见教宗，为工人司铎辩护，但教宗不听这位主教的意见，下令禁止司铎再去当工人，这个蓬勃发展的运动就此夭折了。有一些工人司铎，不愿离开工人，继续当工人司铎，但也是少数而已。很多人为后继无人而感到惋惜。我心中深处向工人司铎致敬。

    过了复活瞻礼，我回到卒试院。一次我被邀到一所女子中学作报告，介绍中国教会，事后一名妇女带她的女儿来院找我的神师，说她的女儿听了我的报告后，决定将她历年来的积蓄约1000美元捐给中国教会，我十分感动，这女孩名叫德肋撒。我也被邀请去MACON、CREUZOT（邓小平曾做过工人的城市）AUTUN大修院等地介绍中国。在SAINTEFOY堂区，一个小孩子名叫RAPHAEL，CANNARD给我写信说他一直是一个顽皮的小孩子，不用功读书，听了我的讲道后决心做一个好学生。我和这两名小朋友一直保持通信，被逮捕后失去联系，我一直想念他们。我在巴莱玛尼亚时多次被派往堂口帮助做弥撒、听神工，我更了解小城市和农村的法国老百姓。

    假期满了，我回到巴黎，从巴黎乘火车到罗马，到宗座额吾略大学报到。该大学前名叫罗马公学，为圣衣纳爵创办，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由耶稣会和梵蒂冈高教部双重领导，位于罗马市中心，地址是PILOTA广场4号，旁为宗座圣经学院，这两所高级学府都由耶稣会管理。当时教授都是耶稣会士，来自世界各地，校长名PAOLODEZZA，意大利人，教务长兼神学院主任CHARLESBOYER，法国人，哲学院主任为ARNOU，也是法国人，传教学院主任D＇ELIA，意大利人，他曾在上海传过教，曾把三民主义译成英文，以后专心研究利玛窦，他经手出版利玛窦全集。另有法学院和历史学院，我请BOYER神父做我的导师，他欣然接受。他指示我，圣若望福音的中心思想乃天主圣父和圣子的合一，以及圣子和我们的合一，耶稣的最终遗愿就是让我们合而为一，应从教父著作中找他们的诠释并综合之。除了大量阅读以外，我也选了几门课。

    额吾略大学、圣经学院和东方学院是耶稣会的重点院校，三者都直属于耶稣会总长，总长任命一名代表领导他们，当时的代表是法国人，名叫DEBOYNES，曾任耶稣会巴黎省省长，很关心上海教务，对我很友好，上海耶稣会的许多领导曾是他的学生。

    额吾略大学于罗马市中心，地理位置虽不在梵蒂冈，但根据意国政府与罗马圣座签订的拉特朗LATRAN条约，该大学属于梵蒂冈，我们的给养来自梵蒂冈，面包、肉类、蔬菜、水果包括烟酒在内，都由梵蒂冈供应，梵蒂冈不抽税，东西特别便宜。我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比在法国时好得多，每天每人的费用只一美元，一条美国骆驼牌香烟只是市场价的1/4。

    额吾略大学有学生2000多名，当时只收男生，而且只收神父修士，不收女性，不收平信徒和修女。以后改了，既收平信徒，也收女性，其中有不少是修女。额吾略大学是全世界主教的摇篮，据2001年的统计，全世界3000多位主教中，额吾略大学读过书的超过700多名，约占1/4。

    当时大学内有60名驻校教授，都是耶稣会士，另有访问学者，除了意大利籍外，另有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英国、秘鲁、哥伦比亚等国会士，没有亚洲和非洲人。教授中许多是各圣部的顾问，有些具有很大影响。比如校长DEZZA曾是教宗庇护十二世的神师。LENERZ，德国人，是教宗的神学顾问。另有一个人，矮个儿，走路时总是低着头，沿墙璧走，很少与人打招呼，人家告诉我他名LEIB，德国人，是教宗的亲信秘书。教宗的伦理学、圣教法律顾问，也都是德国会士。

    大学实际是一座大楼，在市中心，没有校园，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厅，开大会时，就作礼堂用。四周从底层到四层是教室、阶梯教室，校长、教务长、图书馆主任、系主任都在二楼办公。大楼最右侧有图书馆和档案室，内有几百年积下的师生名单和资料，所有硕士、博士论文等，随时可调阅。四层以上是教师们的生活区，有一夹层，大小饭厅、大小圣堂、休息室在其中。按耶稣会的惯例，除院长外，每位会士只能有一间房，屋顶是个平台，两边是一些教授喜欢养的花。当时耶稣会的博士生也有百名住在教授中间，随时可以去请教所有的教授。我最后一个报到，已无室给我，理家把一个小仓库腾出给我，没有窗户，整天需要开灯，两个星期后，献县教区张基所（一名思德）神父来，他原是修院院长，理家叫一名辅理会士让出其居室给他。

    所有学生都走读（除了我们考博士的耶稣会士），所有学生分别居住在30多个公学与不同修会会院内，他们各有圣堂、饭厅、图书室、教室、宿舍等。规模最大的是德国公学，以德语学生为主，包括奥地利、瑞士、匈牙利等国的学生等。也是圣依纳爵创立的，有400年的历史。当时德国青年性直，血气方刚，容易与人争吵，甚至在街上打架，圣人让他们穿红色长袍，引人注目，也使自己警惕，这种校服沿用到60年代。

    德国公学在闹市区，沿大街下面几层出租作商店及办公大楼用，租金昂贵，收入不少。德国公学毕业生不少成为红衣主教，他们不忘母校，慷慨捐助，公学资产较多，在近郊有一所花园，内有操场，假日里学生去休息和运动。在离罗马100公里，另有一所别墅，内有菜园、花园、运动场、游泳池，复活节和其他假日全体学生前去休养，我也去度过假。德国公学历年购买了不少良田，租给农民收租金。

    在大学内安顿好后，我急于拜访两位我所敬佩的人，一位是刚恒毅总主教，一位是吴经熊博士。

    我上面讲述了教宗第一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他在华10年辛劳过度，患了重病，不得不回去治疗，离开上海时，上海教友送了他一把万民伞，表示敬爱之心，他康复后教宗任命他为传信部（后改名为万民福传部）秘书长即次长，他全心全力为传教区服务。传信部下传信大学在他的领导下，教学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传信大学乃是普通大学，只给学士学位，不收研究生，学生圣了神父就应回国。刚总主教认为应为传教区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他创办了一所伯多禄公学，专收来自传教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神父们，他委托圣言会神父管理该公学。苏州教区的刘德宗神父，海门教区的施安堂神父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后来去了台湾，都为台湾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刚总主教喜欢艺术，他自己就是一名艺术家，有他的雕刻传世。在中国，他提倡中国天主教包括艺术应该中国化，他在中国倡建的辅仁大学、宣化总修院、香港华南总修院都带有中国色彩。他见到我很高兴，和我谈了许多话，据说（没有书面的证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年，当中国成为战胜国，国民党驻梵蒂冈公使谢寿康晋谒教宗庇护十二世,请求他任命一名中国枢机，他拒绝了，说人选已定，无空额。原定的枢机名单中有刚总主教，他得知后，主动去见教宗，要求教宗不要任命他而任命一名中国主教，谢寿康得知后，要求教宗任命于斌或陆徵祥，教宗不喜欢听别人来指挥，任命了青岛的属于德国修会圣言会的田耕辛主教为枢机。1953年庇护十二世再次任命枢机时，刚公入选，他离开传信部成为掌玺大臣，刚公在圣伯多禄公学的一个祭台下面设计了自己将来安葬之处，但1958年10月17日死后，由于亲友的要求安葬于故乡。

    吴经熊博士是位才子，浙江宁波人，原信奉新教，早年留学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后又去德国深造，回上海后成为一位名律师，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主席。抗战时避居友人袁家璜家，见到圣女小德肋撒像，又阅读了灵心小史，皈依天主教，写了《爱的科学》一书。以后他去了重庆，他是法律专家，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十分赏识他，请他草拟一部宪法，也请吴住在他家中。吴在重庆时先用“离骚”的体裁译了圣咏，继而用文言文译了新经，两次译文均交蒋介石先阅，蒋通读了几遍并作若干修改建议，吴给我看了原稿，蒋的建议，吴都接受。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任命吴为驻梵蒂冈公使。我到了罗马就去拜见他，他请我吃饭，我见到他的夫人和13个儿女。他的参赞罗光蒙席（后来台北任总主教，又任辅仁大学校长多年）也在座，他的一个儿子后来修道参加美国的马理诺修会，圣了神父在台湾传教。吴公使以他的道德文章博得了各方面对他和中国的尊敬，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喜欢他，并与他全家合影，其他使节也要求和教宗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照相，教宗回说：“凡带有13个子女来的，我会和你们合影的。”吴公使告诉我，教宗交给他一个任务，把拉丁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虽美，但对中国教友太难了，他想特准中国教会用中文举行弥撒，教宗这个意愿，十几年后他的继任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的公会议后，教会进行礼仪改革，让世界各国教会都用本国语言举行圣事。在吴公使身上我见到了一位中国的大儒，也见到了具有圣德的基督门徒，他自己在额吾略大学作演讲主题就是：“从儒学到基督教”。1948年东北解放后，孙科当了行政院长，急电召他回国，请他当一部长，吴经熊回国后看了国内形势向孙科说：“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我劝你辞去行政院长一职。我也不再当公使，另谋出路。”他返回到罗马，接受夏威夷大学邀请去教书，后去美国西东大学（即后来墨菲神父当过校长的那所大学）任教授并创办了亚洲研究中心，最后死于台湾。

    我曾认为要搞学问必须读懂德文，有人给我出主意，去德国公学学习，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该院院长，表示我的意愿，隔了几天他来学校找我说，他欢迎我圣诞假期去。他曾是前任耶稣会总长的参赞，负责德语的耶稣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靠边站，他被派到德国公学当院长，院内有一位神师神父，名KLEIN，他原是德国西部的省长（此人于2003年去世，终年104岁）。另有理家神父和三位补课神父（也称复习老师，大学内许多课为大课，学生人数多，无法辅导领导所有学生，公学内设有复习老师，个别指导学生），师生们热烈欢迎我，我先后去度过三个假期。我对KLEIN神父的印象较深，他很幽默，他名KLEIN，意“小”，他身材的确很小，他知道我要学德文，就教了我两个字：（1）DUMMKOPF即“傻瓜”。（2）DONNERWETTER即“讨厌”。这是我学到的最先两个德文字，至今没有忘记。

    我和年轻修士们相处得很好，他们热忱教我德文，他们都是各教区保送来的尖子，很聪明也很活泼。其中一名擅长摄影，他把照相机放在书包中，开了一个小洞，听课时，对准教授们偷偷拍摄，取的镜头都是教授们授课时的种种怪相，他洗出后给同学们看，同学们都争先购买，他发了一笔小财。教授们看了，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却很生气，可又奈何他不得，我也买了一套，可惜以后丢失了。

    1986年我受邀重返德国时，打探40年前的德国公学学生，他们有的已归主了，我能联系到的一名是HILDESHEIM教区的副主教，名叫ACKERMANN,他当时已患上癌症，由他妹妹照顾着，他请我吃了饭，后来我再去德国时他已去世。另一次访问德国，ST.AUGUSTIN圣言会的中国中心主任马来克神父告诉我，下午有贵宾来，是圣座驻德国大使匈牙利人KADAR大主教。我们谈了很久，他很开明，大部分人欢迎他，只有少数人对他不满。教宗调他去做驻西班牙大使，我去马德里时，他请我去饮茶，他调离德国后见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说自己在德国很好，和主教们相处融洽，很受欢迎。教宗回他说：“可也有人对你有意见。”事实上，是少数几个保守派在教宗面前说了他的坏话，要求调走他（按，驻德大使往往会升为枢机，而西班牙的不易再升）。以后他退休回老家，患癌症去世。另一位是著名的神学家汉斯.孔(HANSKÜNG)，他著作等身。每有新书出版,均签了名寄送给我一本。他曾是梵二公会议专家，和当时RATZINGER教授很投机，以后分道扬镳。一位成为主教、枢机、教宗，一位一直被视为持不同意见者，属另类。他曾写过一书，其题为“教宗不会错吗？除了犯错以外，不会错？”这得罪了前任教宗，圣座不准他在教会大学内任教，但THUBINGEN大学仍聘用他直到退休。他来过中国，我请他给在修院中的修士讲话，有人汇报了老教宗，教宗对人们说：“金主教走得那么远，甚至请汉斯.孔去修院讲课！”其实我只请他向修士们即席讲话,这使我知道，为什么我身边老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而且言过其实。梵二会议后，一些神学家出版了一份称作《公会议》的杂志，为了庆祝梵二会议25周年，在比利时开了一个神学研讨会，是汉斯.孔建议请我去的。到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开幕那天，DANNEELS枢机到会，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汉斯.孔、LEONARDBOFF（方济各会会士，解放神学专家）、SCHILLEBEECK，还有我，人们看到这些多多少少持不同意见者成为贵宾，就知道会议的大方向。那时我没有发言，我知道罗马在密切注意我，还是沉默较好，沉默是金。另一次在美国休斯顿RICE大学，开一个神学研讨会，也是汉斯.孔提议请我去的，我介绍了中国教会，我一直很尊敬汉斯.孔，他不断努力，把二千年前用当时人的语言方式启示给全人类的真理，用今天人们所能听懂、所能接受的语言来阐述而不失原意，他用心良苦，我钦佩他。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后，汉斯.孔给他写了一封信，教宗立即回信，并在夏宫中接见了他，两人畅谈4个小时，教宗又和他共进晚餐，这就恢复了他的名誉，教宗这个举动在普世教会中反应极好。大家都说，拉教授成为本笃十六世后，换了一个人，但另有人说：“未必，应拭目以待。”

    另一位成为重要人物的是慕尼黑大主教FRIEDRICHWETTER魏泰尔枢机。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巴伐利亚曾是王国，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最晚，庇护十二世年轻时曾当过教廷驻巴伐利亚大使，以后改任驻柏林大使。慕尼黑教区为德国第2大教区，有教徒200万。我去德国公学时，他已是神学2年级学生，他考取博士后回教区工作。40岁时教宗任命他为SPEYER主教，1982年升任慕尼黑大主教，当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升他为枢机，满75岁后他多次申请辞职，教宗一直不批，2006年末他快80岁了，教宗本笃十六世接受了他的辞呈，同时任命他为宗座署理继续管理慕尼黑教区，可见圣座对他的重视。到2008年，教宗才任命他的接班人。我每次去慕尼黑拜见他，他总盛情接待。我的访问日程一般由中国中心安排，一次我去了慕尼黑，中国中心没有安排我去见他，我回波恩后，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中心说：“怎么金主教到过慕尼黑，不来看我？”第二天，中国中心的主任又驱车送我去慕尼黑专门拜见他，来回一千公里。他慷慨支持上海教区的事业，有求必应，我很感激他。

    我在罗马念书时认识的另一位同学名叫ALBERTDEGOURTRAY，他是里尔教区新圣的神父，他到罗马攻读神学博士学位，课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请我暑假时去他家，他家离LILLE市不远，在一个名叫SECLIN小镇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入侵，他的父亲带了全家外出逃避。法国投降后，回到家中，家已炸掉，盖了一个较小的房屋，父亲死后，家里有一个卖酒的小铺，由他的姐姐管着。他姐姐叫PAULETTE，在家守贞。我去他家时他祖父尚在，年已80。晚饭后全家围着炉子既取暖又聊天，他向我说：“祖父没有表，但8时整他必起来回自己卧室。”的确，在他家几天，他站起来时我看表总是8时整，分秒不差，可见人身上有一时钟。他获取神学博士后他的主教LIENART枢机要他再读圣经学，我回国后与他失去了联系，他先在修院教书，后当上了院长，副主教。教宗先任命他为DIJON教区主教，后患口腔癌失音，教宗本来打算任命他为巴黎大主教，因他病了，改任命LUSTIGER为巴黎大主教。他在DIJON得知教区内圣衣隐修院内曾有一名修女名叫ELISABETHDELATRINITE的，非常有圣德，他求了该修女，他病好了，也恢复了声音，教宗就任命他为里昂大主教，后又升为枢机，又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我1985年应马尼拉大主教辛海梅枢机的邀请去菲律宾访问，见到资料，里昂枢机为DECOURTRAY，我就写信给他问他是否就是我的同学，他立即回信说：“是我，我一直怀念你，你还活着！我请你来法访问。”这是后话，下面再讲。

    到了罗马我得去耶稣会总院，它就紧靠梵蒂冈和伯多禄大教堂，只隔一条街。上海属法国巴黎省，我就去拜望法国区参赞GORROSTAZU神父，他原是法国TOULOUSE省的会长，以思想开放而有名，也因此而被选为参赞，协助总长管理法国耶稣会（当时法国耶稣会分4省即巴黎、里昂、图洛兹和香槟，共有3000余名会士）。谁知他到了罗马总院后一年，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成为极传统的会士，同事们跌破眼镜。另有人说，不足为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是常见的事，罗马这座永久的城市会溶化人嘛。

    我又去拜见了财务主任加拿大籍的DUROCHER神父，他在意大利金融家中享有盛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签订了拉特朗条约后给予梵蒂冈数额巨大的赔款，梵蒂冈在意大利银行拥有大量的存款。第二次大战一爆发，DUROCHER神父认为战事一发生，交战国一定会通货膨胀，建议梵蒂冈将该款转存美国或瑞士银行。梵蒂冈接纳他的意见，后来意大利里拉果真一再贬值物价飞涨，梵蒂冈却没有受到损失。

    传教部主任是一名加拿大会士，他多次找我去谈话，他曾在中国徐州传过教，他向我讲述了，教宗首任代表刚恒毅在中国工作初期遇到的困难。他到北京后，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北京主教是法国人，不让他住在北京，上海也不表示欢迎，他只能住到汉口去，因为汉口主教是意大利人，后来中国教友捐了钱替他在北京灯市东口买了一所房子给他，他才搬到北京。一次他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到了徐州，原来上海祝圣助理主教，发信邀请他，他原认为请他去主礼，因为他是圣座的代表。他到了南京准备换火车去上海（当时没有长江大桥）他才知道，上海请的主礼是河北献县刘主教，法国人，两位襄礼也是法国人，上海只是礼节性地发一张邀请书，他只得打道回去，顺路去访问徐州，他说：“刚主教不容易呀！要打破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的局面，千难万难。”

    1948年对欧洲来说是多事之年，第二次大战刚结束，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精英人士逃亡英国组织流亡政府，德国纳粹无条件投降后纷纷回国重新掌权。1948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法国、意大利等工人党、共产党势力强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向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为强大的政党，赢得许多选民的拥护。法、意等国的政要、宗教领袖大为恐慌，共产党也自认为可以通过普选取得政权，梵蒂冈更是不安，许多红衣主教，各部、各修会总部都做了两手准备。许多部门将重要档案整理好，准备发往美国，深怕它们落入共产党手中。教宗表示共产党上台后他仍留在梵蒂冈，决不走，但某些部门可以迁到瑞士或其他安全的地点。大选前夕，教宗打破不干预政治的常规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讲，要求教徒拥护天民党，不投共产党的票。选举日，从不出门的隐修院的修士、修女都上街去投票，投票结果天民党获胜，天主教上层人士才松了一口气。DEGASPARI继续执政并推出改革方案，稳定了局面。他先后7次担任意总理，他主张西欧联盟，他和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戴高乐，并称20世纪中叶欧洲的伟大政治家。

    罗马整个城市是博物馆，世界文化的宝库。罗马帝国时代，中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等文化遗产受到尊重，无论谁执政都一直加以保护，任何政治势力上台文物从未遭受破坏，他们都知道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宝贵的遗产，不能破坏，如果谁破坏了它，那他就将成为千古罪人。每星期六下午在罗马的法国耶稣会会士，请一名研究历史的人作我们导游，我也参加。两年间，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是在罗马读书时期的副收获。

    1948年12月8日，我当时住在罗马额吾略大学(Univ.Gregoriana)，同学王哲神父、高玉朴神父告诉我，于斌总主教到了罗马，住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馆内。我们就赶到圣伊挪斯大街5号见吴经熊公使，于斌主教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公使参赞罗光蒙席和传信大学教务长杜神父也到了。于主教向我们简单讲了国内情况，末了说，他离京前与国防部领导通了电话，了解了当时军事形势（按：辽沈战役才结束，平津、淮海两战役还未开始）。他对我们说，国民党准备退守台湾，他还说，他临走前告诉南京教区神父：“我不回去了，你们也可以逃离。”并准备把修生送到西班牙继续学习。他对我说；“金神父，你也别回去了，我深深了解共产党，今天的东欧就是明天的中国。”

    这儿顺便写几句有关于斌主教的事。他于1901年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的一个教外家庭，少年皈依天主教。吉林的法国主教派他到上海报考徐汇公学，神父看了他的试卷后向他说：“依你的法文程度，你只可录取在中学一年级，但依你的中文程度，可以聘请你做学校的中文老师。我看，你还是去震旦大学的特别班吧，一年后就可以读大学一年级。”他去报考了震旦大学，但不久他的主教改变了主意，派他到罗马传信大学去读书。他毕业后留校教中国学生中文。课余之暇，他考取了包括法律学在内的两个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路过上海时，他参观了我就读的圣心修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身高1.９米多，声若洪钟，出口成章。1936年他被任命为南京教区宗座代牧，在北平祝圣礼上，他邀请的众多贵宾中，有一位是失势的军阀吴佩孚，抗战时他去了重庆，多次去欧美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并呼吁国际援助中国。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他这次到罗马受到冷遇，使他想到1945年他到达罗马机场时，由于中国是胜利国，又是五大强国之一，有好几位枢机主教去迎接他一名普通的主教。在教会内，祖国必须强大，否则得不到应有的尊敬。

    他去见教宗庇护十二世时，教宗对他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过度亲近表示不满，明确告知他不准去台湾，应回南京，于斌自知不能返回大陆，就请求去美国，庇护十二世明确告知他，到美后，应服从教宗驻美代表，没有他的批准，不能离美。于斌主教在美国流亡10年，1958年庇护十二世去世后，他去罗马奔丧，各主教参与追思弥撒大礼时都有座位，于主教未得到安排，只能在旁边站立。当他得知RONCALI枢机当选，取名圣若望二十三世时大喜，他与RONCALI熟悉，立即写了信给新教宗，请他准许自己回台湾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学。不几日新教宗召见了他，批准他去台湾并资助他10万美元，于斌回到台湾后，积极筹建辅仁大学，邀请教区神父、圣言会、道明会、耶稣会共同参与这项工作，他又请宋美龄为董事长。梵二会议上他发言说，不出几代的努力，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保禄六世升他为枢机，若望保禄一世去世后于斌赴罗马奔丧，准备参加秘密的选举，在选举新教宗前夕他因心脏病发作，病死于罗马，享年79岁。

    耶稣会也准备应变，耶稣会总会长JANSSENS杨森斯1949年1月急召在我国河北景县教区传教当耶稣会景县教区会长的蒲敏道（BURKHADT）来罗马面授机宜。

    当时耶稣会在中国有880名会士，分布在3个省和香港、澳门，他们分属于11个耶稣会省。在中国的会士有重要事应向各自的省长请示汇报。上海教区属法国巴黎省，扬州教区属美国加州省，徐州教区属加拿大法语省，芜湖教区属西班牙加斯底律省，安庆教区属西班牙雷翁省，蚌埠教区属意大利罗马省，河北献县教区属法国香槟省，景县教区属奥地利省，大名教区属匈牙利省，在香港的耶稣会会士属爱尔兰省，澳门教区会士属葡萄牙省。耶稣会总会长任命蒲敏道为中国巡阅使，拥有总长权力，统一管理。鉴于澳门、香港情况特殊，总长又任命美国籍的殷保禄O’BRIEN神父为副巡阅使。当时（于1948年底）梵蒂冈认为解放军将迅速占领整个大陆，但他们错误地估计，一、美、蒋不久会返回大陆。二、即使美、蒋回不去，中国共产党会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道路。梵蒂冈指示其公使黎培里留在南京不要离去，又指示传教士尽量留在大陆，凡被驱逐的，不回他们的祖国而是在大陆附近寄身，等待美、蒋反攻后回大陆。总长又指示把年轻的会士、修士送往国外深造，学成后归国（事实上，送出去的年轻人数以千计，学成后没有一个人回大陆，都滞留在海外）。

    蒲敏道是位中国通，青年时就来中国河北景县，做过本堂、修院院长和会长。抗战时景县先沦陷在日军手中，抗战后期，八路军进入景县、献县、大名等地，抗战胜利后没有落在国民党手中（1945年12月12日蒋介石去北平时，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曾晋谒蒋，请求蒋派遣军队去河北南部）。他深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策略。

    蒲敏道当河北景县教区会长时，已把景县总修院迁到北平王驸马胡同。蒲敏道在罗马时把王哲、高玉朴和我叫去和我们谈了一次话，说中国教会前途不容乐观，但一切在天主手中。他叮嘱我们好好学习，不必多想国内政局。他在罗马只待了几天，回瑞士老家探望自己老母亲后就飞回中国。他从罗马回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包了两架飞机把总修院全体师生送去菲律宾马尼拉。他又指示上海教区把上海总修院的修生由蔡忠贤神父率领送往香港华南总修院，上海的主母会修士由张家树和连国邦两位神父率领去澳门，耶稣会的初学院和文学院也迁到马尼拉，年轻神父和修士送往法国的耶稣会神学院，蒲敏道自己则长驻上海建国西路徐州教区在上海办事处办公，他的秘书是意大利会士姓李（按：当时菲律宾政府深怕中国共产党派人潜入菲律宾，拒绝接收大陆人士去菲，天主教会通过美国史贝尔孟枢机请美国政府向菲政府申请到400个名额，大陆的神父和修士才能进菲国）。

    接着原天津津沽大学校长刘乃仁神父也到罗马述职，耶稣会会长接见他，允许他去美国考察天主教大学。他告诉我，共产党必定席卷全中国，共产党将长期控制全中国，我去美国考察如何办大学，实际没有用处了，我只想隐在海外，离共产党越远，越安全。后来他去了印尼南帝汶岛，病死在那里。

    此后，陆续有从大陆逃出来的传教士到罗马汇报，带来的都是令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总院沮丧的消息。只有景县教区的凌主教（BRELINGER）保持乐观，说，天主一定会保护中国教会。那年，罗马教宗把1900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杀死的中国神父和教友列入真福品，教宗委任凌主持这个在伯多禄大殿举行的盛大典礼，凌事后向人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对这个真福列品事，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反应。

    我自己则全心全意写自己的论文。

    一年很快过去，暑假到了，欧洲大学暑假特长，约3个半月。我为了学习德文，得到法国新省长GOUSSAULT的批准，先去瑞士后去奥地利再去德国度假。我先去FIRENZE佛罗伦萨、VENEZIA威尼斯、BRESCIA布雷西亚、CASTIGLIONE加斯底里约内圣思公撒格的故乡朝圣，再去米兰，到意大利与瑞士边的DOMODOSOLA。去瑞士边境BRIG的车要路过SIMPLON大道（海拔2000米）。等长途汽车时我和边境的海关官员聊天，很开心，来了一辆大巴士，是瑞典一家人出来旅游的，海关官员向他们说：“你们把神父带上。”他见他们不表态，就说：“你们不愿带他，我得好好检查你们的行李。”他就行动起来，瑞典人连忙说：“带，带。”请我上车，海关官员见我上了车，手一挥就放行了。一路风景极美，在群山环绕的公路上前进，天如此之蓝，从来未见过，天空无一片云，空气如此清新，沁入心扉。途中停下休息饮茶，是夏天，但环视四周山上积雪未化，万籁俱寂，自感离天国、离天主较近。

    傍晚到BRIG，我下车，谢了他们，挥手直到他们的车子渐渐消失，就按地址找到人们介绍的URSULA修女管理的一所女子中学，有两位耶稣会会士在该中学教书。瑞士是全世界最开明的最自由的国家，但很奇怪瑞士宪法有一条规定不准耶稣会在瑞士活动。当然有政策必有对策，瑞士耶稣会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分散在合法的团体内工作。在该女子中学的耶稣会会士很热情地接待我，院长修女请我给全体学生（约500名）作一个报告，介绍中国。我用法文演讲，并回答他们的问题。瑞士的居民70%左右讲德语，25%讲法文，其余有讲意大利文和罗马尼亚语。四种都是官方语言，一名年老的会士名RICHTER陪我参观，当时我感到耶稣会的温暖，耶稣会确是一个大家庭，会士之间都亲如兄弟。

    离开BRIG我去了LUCERN卢塞恩，这是著名的风景区，市中心有一个湖，四面是山（最高山峰约有2500米），和杭州西湖相似，但湖面大于西湖，山也较高。在卢塞恩我投宿于有耶稣会士在教书的大修院，有80余名修生，十来位教授，老师和修生在同一餐厅中用餐。

    我去参观安老院。在欧洲许多城市的安老院中有上海修女，在那儿我问了门房，知道有，她就打电话叫她出来，原来她是青浦蔡家湾人，管理厨房。极其朴素，很胆怯，看见我，她很拘束，问一句，答一句。接着院长姆姆出来，她是一位年轻美丽的美国修女。安老院修女到处为老人服务，修女往往派到外国去为外国老人服务。她们谦虚、朴素、热心、温柔，清浦修女见院长来就退了出去。院长出身于极富有的家庭，受过高等教育，远离父母来异乡服侍外国老人，使人钦佩不已，我和青浦修女只谈了十分钟，和院长却谈了两个小时。院长陪我参观了养老院，老人们在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看报的，下棋的，听音乐的，到处清洁整齐，比我国的高级多了。院中有大花园，有老人在晒太阳，其乐融融。我想回国后如有权必须搞一个不亚于瑞士的养老院，现在我搞了两个养老院，但远未达到这个水平，仍需努力。

    离开卢塞恩市前我向修院院长付了饭费，他收下了。耶稣会士见了不高兴，去向院长说，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在你这儿教书，你不看我们的面子吗？院长连忙带笑地把钱还给了我，并再三向我道歉。

    下一站我去著名的EINSIDELN圣母大殿朝圣。该圣殿由本笃会管理，院长兼当地的主教，本笃会也办了一所寄宿中学，我就住在学校，校长热心招待。学校已放暑假，校舍内空无一人，只参观了一个图书馆和实验室。

    1949年瑞士没有失业者，银行业、旅游业十分发达，瑞士钟表业十分著名，我也买了块OMEGA手表，用到我被逮捕。瑞士没有石油，没有地下宝藏，全靠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过着富裕生活，根据前几年的数据，人均收入在全世界名列第一，超过美国，甚至超过石油生产国。我国一解放，瑞士就承认中国，比法国早十多年。

    瑞士铁路很发达，火车站没有围墙，没有检票，随时上、下车，检票员就在车内。一下车，就可以在月台上换汽车，很方便。我在等车时想去厕所，就跟另一游客打招呼，请他留心一下我的行李（我从意大利来，意大利小偷是天下闻名的多和专业），他说：“放心，这儿没有小偷。”我看所有自行车都没有上锁的。但最近瑞士友人说：“那是过去的情况，现在也有小偷了。”

    离瑞士向东走到奥地利边境，气氛就不一样，奥地利作为战败国由四强（美、英、法、俄）分别占领，我去的地方是法占领区，过境查护照，火车继续向东走，我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下车。

    下车后，我去了耶稣会神学院投宿，院长不在，理家热诚招待。除了神学院外，耶稣会管理着名为CANISIUSCOLLGE的总修院，专收德语修生，来自德、奥、瑞士等国，有修生约300人。我被邀请去作了一次演讲，是一名修生帮助写成德文的，许多耶稣会会士在国立INNSBRUCK大学教书，校长也是耶稣会士，名HUGORAHNER，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弟弟名KARL，神学教授。INNSBRUCK处在阿尔卑斯山高处，风景极美，老城市，古色古香，名胜古迹很多。我和KARL立即成为朋友，每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外面散步，讨论神学问题，讨论教会面临的挑战等，无所不谈。末了同去一家咖啡店饮咖啡、用点心，他是一名普通会士，身边没有钱，我在旅途中有钱，由我埋单。

    我出狱后打探他的情况，才知道他已成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的近况，他同意我出来工作，鼓励我。他80岁生日做寿，累了，隔了几天就心脏病发作，猝然归天。看来寿是不应做的。死后哀荣，有些人把他与圣奥斯丁相比，还有说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年轻时想考哲学博士，导师拒绝了他的论文，居然名落孙山，让他不及格，无人再记得导师之名而KARL却流芳百世。会中有两名修士志愿去中国传教，由于政治风云去不了大陆，去了台湾。

    不少奥地利人向我说，奥地利原是奥匈帝国，是天主教的国家，版图辽阔，第一次大战结束，沦为战败国，英、美两个基督教国家对天主教的奥地利特别苛刻，让匈牙利独立，还把大批土地割让他国，尤其给意大利。意大利原和德、奥一起打英、法，眼看英、法将胜，就背叛德、奥与英、法打德国，成为战胜国，捞到好处。第二次大战前夕，希特勒侵入奥地利，吞并了它，它是受害者。意大利先和德、日同盟称为轴心国，大战末期，他投靠了英、美，摇身一变又成为战胜国，而奥地利却作为战败国处理。美、法、英、俄共同占领，奥地利人民感到很大的委曲。1949年我去奥时，奥没有自己的政府，全国划成4个区，美、英、法、俄各占1区，首都维也纳也分4区，但由俄占领区包围，从其它3个区去维也纳必须经过俄占领区。法占领区以恩斯布鲁克INNSBRUCK为中心，行政权在法国手中，为了方便与法国人打交道，奥省耶稣会省长向法国耶稣会求援，耶稣会派一名曾是军官的神学修士来INNSBRUCK读书，他除了学习外，整天跑法国占领军司令部，解决不少问题。成功的一例如下，匈牙利变红色了，教会处境困难，耶稣会总长指示年轻会士全部撤退，但他们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集体申请不到出国证，政府不给护照。正在受训的约200名会士偷偷地分批分期去了一个火车站集体登上了火车，司机是虔诚教徒同情他们，决心支持他们的行动，到了边境，正等待检查时，司机突然起动冲出边境进入奥国国土。边防军不知所措，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他们溜走。年轻会士然后改乘奥国火车平安来到法占领区，休息几天后，该法国会士，为出逃的会士取得法国占领区许可，平安去意大利离罗马约20公里的耶稣会院继续学习。

    离INNSBRUCK不太远有一个村子名叫ALPACH，由于风景优美成为旅游胜地，9月初有一个欧洲大学师生联谊会，RAHNER神父被邀去，法国DANIELOU神父也被邀。DANIELOU研究圣父学，在巴黎天主教大学教书，后被选为该校校长。保禄六世提升他为枢机。RAHNER神父介绍我去，并安排我住在本堂神父那儿，这位神父非常友好地接待我，并向我说，这个村庄原来很清静，村民务农，极朴素，自从成为旅游胜地后，旅客众多，失去了原味，空气污染了，民风变坏了，他叹息不止。奥地利国家电台采访我，请我向奥地利人民讲一次话，我犹豫不决，我的德文不过关。这时一名叫DONATE的德国青年女学生来看我，她毛遂自荐，愿意帮助我，她向我说：“你讲拉丁文，或法文，或意大利文，我来译成德文。”我和她谈话，她一口法语如法国人，一口拉丁文极流利，她也会说意大利文。我就用法文讲，第二天，她把我的讲话稿誊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我，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录音时我就照念，据听众说，效果良好。我对她刮目相看，她才20来岁，掌握的外文已那么多，那么深。我在小组讨论后和她一起散步，发现她知识也渊博，她说对中国有感情，她家里有不少译成德文的中国书，如《红楼梦》、《水浒传》以及《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她也浏览了一些，她家内也有麻将牌和筷子，她妈是心理学家，在科隆大学当教授。她知道我将去德国，把她家的地址和电话给我，要我一定和她妈联系。DONATE先后去意大利、法国留学，获取了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国作家BERNANOS，后来她改行，学心理学，她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负罪太深，决意嫁给一个犹太人代自己民族赎罪。后患癌症去世，在世只有39年，她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一位女性。下文将再提到她。该联谊会结束后我回到了INNSBRUCK会院。

    理家神父见我左手有灰指甲，他介绍我去大学医院看，我去看皮肤科主任医生，他是位教授，他一见我的病，双脚和左手都有灰指甲，他马上叫来了他的十几名学生，指着我的脚向他们说：“我向你们讲过这类病，书本上有，可这儿没有实例，今天你们看到了。”他又夸夸其谈向学生说，这病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方而且吃大米的人易得，很难治，可用放射疗法等。我依照他的话去医院放射治病，初见成效，但签证期满，只得半途而废。上海患此病者很多，我不再治疗了，我脚上的指甲迄今是灰的。

    奥地利由四国占领后人民党和社会党很快联合起来争取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四个占领国拥有最高权力，一切立法必须四国批准，美、英、法三国先同意，苏联反对。1955年临时总统访问莫斯科，得到苏联同意后，四国军队全部撤退，将权力交给奥政府，奥国宣布永久中立，并被接纳进联合国，以后发现了石油，从此走向复兴道路。

    我先去音乐之都SALZBURG后经PASSAU入德国境内，德国战败国，如奥国一样由四国占领。它与奥地利不一样，四国各自为政，开始他们不准德国成立一个国家，在每一占领区，各国派有一名高级专员，集行政立法等权于一身。1948年英、美两区先合并，稍后法国也加入形成以后的西德。最后，三国同意成立一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49年9月在波恩（原是一个文化城，人口只几万，无工业，西德成立后成为首都）召开议会，选举总统和总理（德国如英国，总理或首相拥有实权）。1949年9月15日我在波恩知道情况就去会场（会场设在一所学校的礼堂内），开始人家不让我进，我说我是在波恩唯一的中国人，有代表性，他们请示了上级，让我去记者席观礼，我见到了选举过程，阿登纳险胜，社会党的SCHUMACHER落选。据说阿登纳投了自己的票，事实证明阿登纳当选更合适，更有利于德国。阿登纳1876年生于科伦，先为律师，后从政，1917-1933年为科伦市长，把科伦建成一个现代化都市，纳粹上台后被撤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又任科伦市长，创立了基督教民主党，1949年被选为德总理时已73岁，在任14年振兴了西德。前几年德国民意调查，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谁，结果是，得最高票的是阿登纳，第二位是基督教创始人路德禄，第三位是马克思。1949后西德在阿登纳的领导下走和平道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复兴很快，德国人怀念他。

    我1949年进入德国，感到民生凋敝，人民穿着破旧的衣服，有的小孩子上学赤脚，粮食供应不足，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德国的黄金储备全被占领军没收取去，西德工厂的机器重要的被美、英、法三国占领军拆走，而东部的则全部运去苏联，德国工厂保留下来的开工不足，失业人员为此很多。通货膨胀惊人，物价急剧上升，消费品甚至粮食的供应也不足，人们告诉我一套大的百科全书只能换得几十斤面包。有时汽车开过一处，路旁没有房屋，也没有行人，但路上有有轨电车的轨道，一问知道原来是个城市。第二次大战末期，英美派上千架飞机排成一行投掷炸弹，称为地毯式轰炸，飞机一阵过去，下面的城市就在地图上消失，纳粹飞机飞得低飞得慢，绝无招架之力，可是死的多是无辜百姓。人们告诉我鲁尔区没有遭到这样轰炸，因为大工厂的一半股权在美国资本家手中，他们不愿意破坏。兵士们在战场中为了祖国你死我活地战斗，大资本家在中立的瑞士频频举杯互祝健康。阿登纳上台后强调为了消除战争，首先消除德、法之间的几个世纪的仇恨，他主张资源共有，共同开发，战争往往由于强国分赃不均而引起，两个敌对国的资本家利益一致就可减少战争的爆发，他提议建立欧洲共同体，法国的舒曼积极响应，他们的功劳不可抹杀。

    我先到PULLACH耶稣会的哲学院，又去法兰克福耶稣会创办的总修院，最后到了科隆，科隆大教堂世界闻名，先后建了7个世纪才竣工，真是伟大。我请一名耶稣会士打电话给DONATE的母亲，她约我去她家，我记得她家的地址PAULISTRASSE1号，她的父母和另一位友人等着我，他们说DONATE两次去电话要好好招待我。

    我认识DONATE是天主给我的一个大恩，通过她认识了她的母亲EDELTRUD，她的后爸GEORGMEISTERMANN（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抽象派画家，为许多大教堂设计了彩色玻璃窗），她的哥哥CLAUS通过奋斗成为德国著名的HANOVER再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他们一家对我帮助极大（下面还将提到）。我尤其佩服她母亲：她是个伟大的母亲。她18岁中学毕业和一名军官结婚，生了4个孩子，两男两女，该军官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两人终于离婚。她妈什么也不要，只带走4个小孩儿，她在大学攻读哲学，同时还要赚钱。让子女都受到高等教育。大战末期纳粹穷途末路，连少年也要当兵，她带了孩子躲到农村去，两个男孩子逃避了兵役，大战结束后进科隆大学当助教，教师，副教授，教授，开心理诊所，写书，出了名，获得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称号。

    离开罗马时，传信大学，海门教区的修生顾云瑞托我买一架德国LEICA的照相机，说意大利有，但很贵，在德国买只需要200美元，我给买了，离境时海关说不准带出境扣留了。我把德国亚琛耶稣会士的名留下，我到比利时后请该会士去领出，他邮寄到额吾略大学，额吾略大学属梵蒂冈不抽税，邮局送到额大，我把照相机交给了顾，顾转手按照罗马市场价卖出，赚了钱，这人很有经济头脑。传大毕业后，他去了法国，里尔大学毕业后留在法国，教法国人打太极拳，一直到今天。

    暑假快结束，我离开德国，经比利时去法国在同窗德古特雷神父家中又住几天，比利时STERVELYNK夫人，知道了开车接我去她家用中饭，再送我回法国，以后回罗马继续上学。

    1949年末，耶稣会为博士生会士装修的会院竣工，取名圣师伯拉明院。它离额吾略大学不远，紧靠圣依纳爵大教堂，院舍很大共三层，有三架电梯。我安排在二楼，明窗净几，很舒适，三人一组有一浴室，我们都认为太奢侈了。如果今日上海教区的神父、修女住进去，也许会不满意，因为室内不带浴室，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耶稣会总院负责建筑的专员名DELATTRE，很大方，全世界耶稣会凡有重大建设项目都得呈报他的办公室批。他说，一次，报上一个耶稣会神学院的蓝图，他一看，把图中的餐厅用红笔划掉，并退回去。申报者不得要领，来信责问，怎么可以没有餐厅，他回说，图纸上没有厕所，当然不需要餐厅了。他说，呈报者怎能如此粗心。

    我用法文写好了论文，先交给我的好友德古特雷润笔，法文究竟不是我的母语，以后，德古特雷在答记者问时，还提到此事。我把论文交给了我的导师DEBOYER神父，他看后很满意，接着是答辩。由于我的拉丁语很流利，博得好评。最后有一堂模拟授课的口试。我的导师公差出门，请了三位西班牙神父来主考，我犯了很大错误，在引用参考书时，我没有提到西班牙耶稣会的神学家SUAREZ之名，他们大为不满，主考者立即严肃地向我指出并说明我藐视这位西班牙大思想家，他们只给我打了个及格评语。

    我的学业结束了，在罗马读书的两位上海教区宋之钧和庄怀渊神父邀我同去那不勒斯NAPLES旅行，该市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意大利人有句俗语，去看了那不勒斯，就可瞑目VEDERENAPOLIPUOIMORI。该市西临地中海，三面环山，有山有水，风景的确极美。近日报载，那不勒斯垃圾堆积成山，无法处理，已成为该市和国家一个大难题。过去，那布勒斯以其美丽闻名世界，今日却处理不好垃圾而臭名远扬。该市附近海上有一小岛名CAPRI，更是旅游胜地，世界闻名。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每天都有专列到达，我们也乘渡轮前往，上岸后只见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走不动也，我们知难而退，返回市里。第二日我们去了附近的维苏威VESOVE火山，导游领我们走向原喷火口，越靠近越热，火山虽已熄灭，但余热尚存。该火山是世界著名火山之一，最早一次喷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威力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公元79年8月24日，喷出的火球般的岩石浆把整个庞贝POMPE城全部淹没。我们走近火山口只见到一个很深的，直径约4公里的大潭，可没有水，不像我国吉林的天池，在火山爆发后，留下一个大坑，深312米，虽然附近没有溪流，但坑内却有水，当地人称它为天池。维苏威是座活火山，多次爆发，最后一次发生于1944年。

    下山后我们去庞贝，离NAPOLI城23公里。庞贝曾是罗马贵族的地主的休闲娱乐城，一般高级别墅均有游泳池、运动场以及阅览室，游泳池分高温、低温、室温几个池，当时纸还没有发明，所谓书都是抄写在羊皮上的手抄本，一卷一卷地放在架上。贵族都是骑士，远征胜利后，带着大批战俘作为奴隶回乡，由他们服侍，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喜爱美食，吃饱后进呕吐药，吐后再进食。公元79年8月24日，火山突然爆发，当时正值午夜，人们都在熟睡之中，突然数以千万吨的岩浆从天而降，瞬息把整个城市全部淹没，岩浆无孔不入，密不透风，所有居民不分富贵贫贱，所有宠物、家禽同归于尽。岩浆层3米厚，上面再覆盖3米厚的灰层，庞贝城不见了。直到16世纪才有人想到去挖掘，但是破坏性的挖掘，19世纪政府才有计划地开采，沉睡地下的庞贝重见天日。由于被埋的城市里面没有水、没有空气，一切保持完好，庞贝逐渐成为一个大的博物馆，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宝库。面对废墟我不禁想：难道城市中没有义人，为什么天主用火消灭它，如同古经所载，天主消灭苏多马城。又想起，历史记载某处，海啸一来，某个岛屿一下子无影无踪，全体人民沉于海底。仁慈的天主怎么允许？为什么不保护他们呢？我同时想起了老子所写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我沉思很久，回顾自己却又觉得天主上智安排奇妙，明显天主特别宠爱我，多次绝处逢生。我想天主创造宇宙万物给予自然规律，任其远行，但又干预人类的进程，派遣圣子进入人类历史，施予恩宠，使许多人蒙选得救，天主的奇妙，无比深奥，我只能感激，感主于众人中特选了我，也应祈求在天大父使更多的人蒙召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