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我接到上海格寿平会长的信，要我在获取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国内的怕有危险奉命逃出，已在国外的我却被派遣冒险回去，又一次置我于绝境。我思考之后回信表示接受。第一，我认为自己没有历史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怕共产党。第二，我年轻时，上海有许多“白俄”，这些都是苏联革命胜利后逃来上海的沙俄贵族，达官富翁，他们当时都幻想苏共失败后再回祖国。然而革命成功了，苏共政府巩固了，他们坐吃山空，生活清苦，处境凄凉。我想，中国共产党也一定成功而长久治理中国。我留在外国不回，不将成为“白华”吗？第三，有办法的逃离祖国，这些人是外国传教士以及外国传教士看中的人，他们是极少数。我国教友极大多数是农民，一部分是工人，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出不了国，传教士走了，年轻的神父修士走了，我们教友成为无牧之羊。我是中国人，中国神职人员，我应是善牧，理应回去照顾他们，基于这些理由我才写信给格寿平，接受他的指示，决心回国。

    我去传信部拜见时任次长的刚恒毅大主教。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教会，曾是圣座第一任驻华代表（上面已提及他，这儿不再重复）。我非常尊敬他。他听说我要回国，立即表示反对。他说他知道中国共产党政府已开始为难教会，回去是冒险。他又说我可以派你去拉丁美洲工作，那儿缺乏教授。他问我耶稣会领导是怎样想的，我回说是上海的会长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去，刚总主教思考了一下说，那你回吧！我降福你。1950年6月我离开罗马，到今天已是2008年了，尽管我去过欧洲十来次，却没有再去过罗马，很是遗憾，不知何日能再去。

    我毕业后，法国巴黎省会长给我3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两个地方或去美国，或在欧洲度过。我对美国不甚了解，我在罗马念书时，有美国同学，他们自成一个小圈子，我却和法、德两国的神父修士来往较多（其中有后来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里昂总主教德古特雷枢机DECOORTRAY，慕尼黑总主教万德尔枢机WETTER，著名神学家孔﹒汉斯HANSKUNG等）。我于是先去西德，那儿我曾认识DONATE一家人（上面已提到），其继父GEORGMEISTERMANN后来成为名画家，其母亲EDELTRUD是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兄CLAUS后来是汉诺威再保险公司董事长。我在德国1个月，她每天抽时间用心、耐心地教我德文(对他们一家，上面我已提到过)。去德国后，我去了比利时，去上面提到过的一个热心的家庭,先生CHARLESSTEVERLYNK是大企业家，在比利时、阿根廷都有工厂。夫人SUSANE是慈善家（我当时有一个想法,中国教难开始了，教会可能转到地下去，我得学一个手艺谋生，神学没有用途，我幼稚地想回国后当个出租车司机，既可赚钱养活自己，又可到处串门访问教友）。他们家在紧靠法国的COURTRAY市。我住在比利时耶稣会院内，早上到附近的圣女加拉隐修院(即方济各女会)献弥撒，然后去该企业家的工厂内。上午学开车下午学修车，厂方指定一名老工人负责我，我也用功学习，晚上去那家用膳后返会院。我拿到了国际驾驶证（是该先生托人办的,未经考试），也学习修车，至少路上车子抛锚后自己能初步处理。临走前我向隐修女会院长姆姆辞别，说我即将回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宣传福音，请修女们为我祈祷。她立刻叫来了一名年轻修女，她和我同龄，告诉她今后的任务是为我求天主。那位修女名叫MARIE，谦恭地接受了。我1987年出狱后再去访问比利时，韩德力神父告诉我说该修女一直为我祈祷着，我就去ROLAIRE(修女已调离COURTRAY，而在ROLAIRE修女院内)感谢她。先由修会院长接见我，叫来了全体修女，向我指出MARIE修女,我起身向她鞠躬道谢，并说我能活到今天，在狱中27年保持信德，实非易事，她的祈祷起了作用，她低下头，什么话也不说。1950年11月初次见到，1987年再见，事隔37年我们都老了。回国后我和她通信，再去比利时，人们告诉我她已蒙召归主，她在天上为中国教会求天主更有效力了。顺便说，我回国已57年,一次车也没有开过。

    我在比利时得知耶稣会巴黎省传教部主任已给我订好了船票，将于12月8日在法国马赛乘CHAMPOLION号邮船去香港，我就去法国驻COURTRAY领事馆申请法国签证去法国,领事馆人员说：“你可填表，三月后来取。”我急了，向他说我回国的船票已订好，必须去马赛。他说这是政府规定。我垂头丧气向STERVELYINK太太诉苦,她说没事，明天我送你去法国。第二天她自己开了车，到边境时，她向比国警察亮出自己的身份，海关人员向她敬礼，什么也不问，放行。我到了法国境内，改乘火车到巴黎。

    我急于要看望DELUBAC神父，上面我提到，这儿我再简单重述。他是我在里昂耶稣会神学院认识的，他是一位既有圣德又有才学的神父，他在里昂大学教授宗教学。当时，教会内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神学家，提倡神学应一方面回到源头即圣经与圣传，尤其主张研究挖掘圣父学这个宝库，另一方面，应跳出士林神学的框框，主张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和现代社会相适应。法国耶稣会和道明会士中有不少杰出神学家，尤其里昂耶稣会神学院中的一批教授们，他们写的文章，编的讲义都具有这种倾向。这使教会中保守分子感到不安，教会内部思想领域中的争辩导致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50年8月12日发表了一个名为“人类”的通谕，打击了被称为“新现代主义”而尚未盛行的学派……DELUBAC神父成为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耶稣会领导把他调离里昂，派他去巴黎一座耶稣会院内管理一间只有两个书柜的图书室，不许他教书，不许他写文章，不许他接触青年学生。他服从了，默默无闻地每天去图书室上班，一个人先用鸡毛掸子掸去灰尘然后聚精会神地看书，等个别会士来借书还书。我见他时心里发酸，低下头来找不出话来表示敬佩之心，最后我说了一句：“神父你的沉默，你的服从比你写的书更伟大！”他微笑让我坐下，问我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即将回到共产党统治的祖国去。那时东欧教难的情况报上电视上都有报道，他凝视着我说：“服从？很好！也许你也将沉默，但圣神常在你心中，我的祈祷伴随着你。”辞别的时候我跪下请他降福，他念完祝福经后也跪下要我降福。和他一起遭受打击的有一位著名的道明会神父，名叫CHENU，他想不通，去找当时的巴黎总主教哭诉，该枢机对他说：“小神父，别哭成这个样子，应当相信，不出20年，教会大多数人将有与你同样的想法。”这句预言提前实现，“人类”通论发表于1950年，保守派代表道明会的GARIGOULAGRANGE和耶稣会的DHANIS神父等得意非常，谁知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召开梵二公会议，CHENU、DELUBAC、RAHNER神父以及和他们观点相同的年轻一代神学家孔﹒汉斯与RATZINGER等人被邀请为公会议专家顾问，他们大大地影响了大会的进程。公会议发表的几个宪章，比如关于教会的《万民之光》《LUMENGENTIUM》、关于《天主启示》的《天主之言》《DEIVERBUM》、《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喜乐与期望》《GAUDIUMETSPES》等都明显出自他们。世界在前进，教会也在圣神光照之下与时俱进，只是经常会慢半拍甚至慢一拍而已。问题在于：当领导的、作学问的是服从圣神的指引与时俱进，还是企图拉住车轮，不让教会前进呢？

    在巴黎和里昂的神学院里，我见到在共产党解放前夕逃出来的顾保鹄神父，我记得顾神父在巴黎大学的论文是：《公孙龙子》,内有白马非马等名言。沈戴祺、朱励德、周德福和郑圣冲等几位修士，他们学成后又去台湾，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此后除了周德福（后改名为周宏道）来中国修院讲课外，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12月8日圣母无愿罪瞻礼日，我在马赛上船启程回国，同船共行的有原津沽大学校长刘乃仁和若干越南神父，同行的还有上海教友顾守熙先生的长子顾梅圣先生，他在他父亲的母校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毕业，他父亲叫他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一名姓丁的年轻修士，他在法国获取了哲学硕士学位后决心离开耶稣会还俗回国。

    邮船目的地是香港，1951年初船靠岸，爱尔兰耶稣会神父来接我们，姓丁的修士没有香港签证，海关官员把他扣下，并声明要惩罚船长。来接我们的神父，认识海关关长，他打了电话，关长指示放行，小小风波平息了。我暂时住在香港华南总修院，准备回上海。

    在香港时我见到了逃到香港的上海教友陆伯鸿先生的三公子陆隐耕先生和富商郁秋令先生，前者去了美国，后者死在香港。还见到在公教报当编辑的诸正瑛女士，她客气地叫我叔叔，她一直在公教报工作，直到退休，最近蒙召归主。

    我在香港旅行社买到了香港到上海的火车票，我把行李“两个箱子”托旅行社船运往上海，随身带了一个小旅行包踏上回国征途。离开香港时火车站没有人送我，火车离开九龙，我心中想：别了，香港！别了，资本主义世界！永别了，欧洲的好友们！大陆上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心中没底，一切托给天主，只念一段经：“天主上智的安排总不会错。”给自己打气,壮胆,但主要的情绪是凄凉感。心中在想，我的领导老把我置于死地。不必怕，上智安排不会错，我会绝处逢生不会死的。

    本来于1949年5月送到香港的修士们已由上海代理主教姚赞唐召回上海（蔡忠贤神父带回修生，张家树、连国祁带回主母会修士），为这件事，蒲敏道大力反对，与上海代主教姚赞唐争吵。蒲反对，但姚说：“我是代主教，不属你管辖，我认为共产党不会迫害教会，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我召回我的修生，你不能干涉。”蒲敏道写了一封信给修院董事：朱开敏主教，南京教区的李维光代主教，芜湖安庆教区的负责人说耶稣会反对召回修生。朱等回信给蒲说，他们赞同姚赞唐的决定，因为香港修院的学费很贵。

    我于1月25日到上海北站，没有人来接我，我一个人到徐汇修院向当时修院院长姚赞唐报到，接着就去看格寿平会长，他向我说：“你回来了？我正打算写信给你叫你不要回来。”我想我在香港十几天，他要是真想写完全可以写的，我的感觉是他很虚伪，但我什么也没说。

    1949年8月罗马任命龚品梅为新成立的苏州教区的主教，南京教区的龚士荣为上海教区主教。龚士荣已遵从于斌的安排离开大陆到了台湾。毛泽东在北平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声明将严办战争罪犯，名单中第一个点名的是蒋介石，第二名是李宗仁，在40名罪犯名单中，于斌名字赫然在内，而且名次靠前。龚士荣认为自己是于斌的秘书，自己又在台湾。任命自己为解放的上海主教很不妥，自己回去也许未到站就先会遭逮捕，对教会不利。龚上书罗马辞职。1950年罗马批准了龚士荣辞职，调龚品梅为上海主教并署理苏州教区事务。接通知后龚品梅立即走马上任，把主教公署放在四川南路天主堂，任命朱雪帆为副主教，李式玉神父为教区秘书长，周士良神父为主教秘书，傅鹤洲神父为教区财务主任。这是他的班子，而实际上他依靠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法国人格寿平与才尔孟两人。

    我到徐家汇修院后第二天就去拜会龚品梅主教。那时按惯例，上海、海门、南京、苏州几个教区神父在董家渡做年度避静，龚品梅、朱开敏、蒲敏道、格寿平四巨头同时在董家渡。我去一处同时可见到他们四位，省时又省事。我到时，他们四人才用完午膳在休息室内谈话。我敲了门应声进入，向他们问好。龚、朱二人没有请我坐下，就先急问我：“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所谓他们当然指美、蒋。我没有想到他们连问候话也不说，却马上提这个问题。我毫无准备随口说“早哩。”他们又急忙问：“那么大约什么时候？”我回道“难说。”我心想“国民党狼狈逃走哪能很快就回？”他们再问时，我回说：“总得好几年吧，也许十多年吧！”朱开敏主教说：“你知道什么？今年中秋节就能回。”他们是主教又是老前辈，我只好不做声了，我内心想，苏联1917年革命成功到1951年已34年，中国革命不会短于苏联吧，我回国后第一次的拜访，谈话的内容竟是这样，大大出乎我意料。

    我在欧洲时，各国教会还没有全国性的主教团或主教会议这种组织。每一个教区直属罗马主教部，以及圣座驻各国的大使，这很不利于各国教会的全局和统一行动。但各国教会也有些措施予以弥补。在法国则是全国枢机和总主教联席会议，每3个月举行一次，讨论全国性的问题，按时发出指导性的文件。我认为这种做法也可用于我国教会，我国教会太分散了。我就天真地分别去拜访龚品梅和朱开敏两位主教，我对他们说，目前的形势，共产党将长久统治中国，外国传教士或自动撤退或被驱逐出境，即使他们能留，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我们并不一致，我们中国神职人员应团结起来应付今天特殊的局面。你们一个是上海主教，一个是主教中的元老，是中国被首次祝圣的主教，你们两个有威望，应联名邀请中国主教来上海开个会，商讨应变事项，为中国教会找一个出路，找一条能长期存在的路线，或用拉丁文所说的“MODUSVIVENDI.”。他们客气地回说：“让我们考虑后再说。”我正在等待他们的回音时，耶稣会长格寿平叫我去说：“金神父，你才回国，为什么胡说八道？黎培里公使来信告诉我，说你才从外国回来就表现不好，叫我管好你，你究竟说什么？”我说：“我只向两位主教提些建议。”他说：“好好教你的书，别给我惹出问题，我本向黎公使申请要他任命你为修院院长，他拒绝了。”我心想，在今日形势之下，不做头头更好。

    托运的书到了，我去海关领取，海关官员叫我打开，他们一看都是书，而且是外文的，就说，还需水上警察来看了才可放，要我等着。等了半个小时他们来了，他们一翻都是外文书，问什么内容，我说都是哲学书，他们不说什么签了字放了。我雇了一个平板车带回修院，姚赞唐院长问我要留在身边吗（王昌祉神父回国时，姚当时要他把书交给图书馆，他不肯，闹到会长那儿去，桑会长批准了王，所以姚这样说）。我想，我自身朝不保夕，随时会失去自由，要那些书有什么用？说按惯例上交。他高兴得很。我这个人回国初期等待随时被逮捕（现在则等待随时死去），世界只是逆旅而已。

    我开始深居简出，用功备课，上课，几乎也没有人来看我。学生很好，也欢迎我教，第一次有中国人教神学，此前王昌祉神父再三要求教神学，姚赞唐总是一口拒绝。我是中国人，学生也是中国人，但我得用拉丁语来教。梵二会议前，普世修院都用拉丁语。老师、学生都感到别扭。梵二也改革学习，一切改用本国语言，省事多了。但我认为拉丁文很美，把它全盘抛弃，也很可惜。也许这是老人怀古情深吧！

    我去徐汇中学拜会了张伯达神父，他是上海的中国会士中唯一当院长的，俨然是中国会士的领袖。他很客气。在徐汇中学工作的还有曾是我的老师王方神父，我的同学朱洪声神父、陈天祥神父。我们相见很高兴。此后到张伯达8月被逮捕为止，我每个月去一次，事后和我同去的也曾是我老师的陈云棠神父告诉我：“我们见到你能主动先去看张伯达很高兴，张伯达在你面前有些内疚，他在老主教惠济良和老会长姚赞唐前没有少说你的坏话。”这事我知道，否则我不会在苏北待一年，但我应忘掉不愉快的事，我对陈说：“过去的事，谈它干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吧。”张伯达由于公开在大会上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下将提到），于8月被捕，11月因脑溢血死于监狱中。张出身名门，很有才华，特别善于交际，人们曾猜想他会做上海首任国籍主教或国籍会长，但未成为事实。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已。

    我回中国后细细地观察，上海教区虽然有了中国人当主教，但仍然是法国人当权。龚品梅圣了神父，先在松江当圣心初中校长，后调任震旦大学附中初中部教导主任8年，后升任金科中学校长，一直做教育工作。当他在震旦时，震旦大学挂名校长为胡文耀，无权，才尔孟名义上是常务董事，实际全权在握，龚对才五体投地佩服。才改任上海教区和耶稣会的财务主任，住四川南路天主堂，龚当了主教改四川南路天主堂为主教公署，朝夕和才在一起，有事必向才请教。龚当主教前，耶稣会长格寿平兼上海教区副主教。龚到任后，虽然任命了朱雪帆神父为副主教，但朱住董家渡天主堂，两人很少见面，龚并不器重他（朱和龚同时被捕，但由于朱未受龚重用，不参与教区的决策，法庭上只判他5年刑）。格仍以天主教法律专家为龚的顾问，每天去四川南路见龚，龚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龚身边有才、格两人，他们掌握上海教区。龚出面，出谋划策的是格、才，龚对格、才真是言听计从。

    解放后全国轰轰烈烈搞土改，上海也不例外。龚在咨询了格的意见后草拟了一个文件向神父们传达其内容：“教友不得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被迫参加者不能发言，所发给贫下中农的财物及土地证，可收下，只作代为保管处理，待将来还给原主。”龚要教区神父向教友传达，神父们说：“这怎能公开传达？不是反映出等待美、蒋复辟，反攻倒算吗？”这发生在我回国以前，事后才知道龚、格这项指示，我认为这完全站在地主的立场，不是对抗土地改革吗？很不明智。全国土地改革是国策，也是最得民心的大事。在上海，龚却对抗，是不可思议之事。

    1950年底也就是我回上海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四川万县的王文成主教和成都的王良佐神父积极响应，政府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前基督教吴耀宗先生已在号召基督教参加。“三自革新”运动在基督教内比较顺利的进行。

    宗教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应掌握于国人手中，这是解放后的国策。“三自革新”运动由中央发起，由于天主教王良佐在四川首先响应，又由于上海天主教会在全国的地位，四川、上海就成为重点。对“三自革新”运动，教廷公使黎培理立即表态反对，龚品梅、格寿平相商后也表态反对。上海政府认为，由于上海教会在上海办了许多学校。“三自革新”运动应在教育界首先推广。上海教育界校长会议上，在格寿平指示之下，正当大家要通过“三自革新”议案时，张伯达站起来发言反对，时代中学主母会修士白校长也发言反对，该提案当时没有被通过。事后张伯达、白校长两人先后被捕，白几次转移，邓小平再次上台后释放出狱，法国主母会接他去巴黎，安死于该修会。

    张则于1951年11月死于狱中，狱方通知徐家汇本堂蔡石方去领尸，蔡把张的遗体放在徐汇无玷圣母堂内，吸引了徐汇中学师生，和附近数以千计的教友前往与遗体告别，龚又在徐家汇大堂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思大礼弥撒，张葬于当时的天主教息焉公墓内。许多青年前去凭吊祷告、开会，国外教会更作了大量宣传，称之为殉道圣人等，使中国政府极为恼火。

    上海的神职人员及教友由于龚的反对，对“三自革新”运动反应极冷淡，参加的寥寥无几。首先响应的是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和医师杨士达，龚品梅出面宴请胡劝他不要加入，姚赞唐约了杨士达面谈（姚曾是震旦大学校长)都没有效果，两人坚持参加。政府主要在教师队伍中发展会员较有效果，汇师小学的汤履道、顾梅青以及晓明女中的袁蕴常相继加入，上层教徒中加入的有陆伯鸿先生的五公子陆薇读先生。其他有名望的教徒如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等则坚决拒绝，后来他们被划成右派，成为重点批斗的对像，顾守熙被捕入狱判重刑。

    四川是重点，黎培里派遣在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工作，原籍四川，出身望族的董世祉神父去传达指示。在重庆召开教友大会企图通过“三自革新”决议时,董神父突然出现，宣读了“两全其美”的演讲词，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决议没有通过。散会后，董立即被捕，死于狱中。董的讲词在教会内部流传颇广，竞相抄阅，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

    二战结束前夕，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聚首雅尔塔，罗斯福对斯大林做了重大让步，允许东欧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二战结束时东欧反法西斯政党建立的政权次第落入共产党之手，东欧诸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的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势力也日益增长成为重要大党。1948年意国大选前夕，意共呼声极高，教会庇护十二世公开号召教友们参选，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结果天民党获胜，稳定了西欧局势。

    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时刻，教廷圣职部发布反对共产主义法令，强调唯物的共产主义必然反对基督信仰，即使中共领导有不反对宗教活动的言论，但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反对天主教、反对宗教、反对基督教会的，因此依据法典1399条，禁止出版、传播或阅读袒护共产党学说的书刊、日报及传递，并在有关刊物投稿。教友不能参与宣传共产学说的活动，也不能为反基督的邪说辩护，否则会被视为背弃公教信仰。我当时心中想，这样一个全面的禁令在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也有困难，教徒中，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不在少数。事实上，各地教会也没有传达到基层。谁知道，我回到上海，发现龚品梅在格寿平的指示下，居然逐字逐句地传达并执行这个指示。我当时感到，今后在中国做个天主教徒不容易了。

    共产党非常喜欢开会，解放初期特别喜欢开会，几乎天天开会，有时，整天开会。学校、工厂、各单位、所有街道、里弄组织不断地开会，当会场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时，格寿平指示教友不许举手，会议上数千人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几个教徒、老师、学生、工人只能低下头不举手、不高呼，人们用惊讶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学校内，小学生争戴红领巾，以戴上红领巾为光荣，老师动员教友小朋友加入少先队，他们却被告知不准戴。教徒工人参加劳动，但不准加入工会，里弄内组织居民读报，教友不准参加，去了也不听，做教友的得付出多大代价！后果也多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美国成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几十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打美国人。龚咨询了格后指示，教徒不得参加志愿军，也不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也不许捐献飞机大炮。不但如此，梵蒂冈于1949年还任命一个美国人作中国扬州教区的主教！要众多教友跪在一个美国人面前！做教友真难呀！但坐在舒适的房间内，喝着牛奶，吃着牛排的我们或制定或传达这些冷酷的不近人情的指示，不惜置教友于绝境，使他们冒失学、失业甚至失去自由的危险。在监狱内反省的我感到实在对不起广大教友。我们应当为教友、群众设想，让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好好学习、工作和全体人民一样才对。

    新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书内提到梵蒂冈是反动的，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龚品梅通知，全上海的教友教师，不许讲这节课，宁愿辞职失业也不准讲。一名讲师向我说：“神父，我服从龚主教的指令，我失业了，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需要我赚钱，但我辞职不教，我家里还有10两黄金可以维持一年多的生活，将来怎样，我托付给天主。”我听了心酸。我们主教神父没有家庭包袱，有人供养，普通教友呢？

    面对上海教友的对抗，政府加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扶植爱国会，镇压教友中的骨干分子，1951年4月27日上海逮捕反革命分子，也逮捕了震旦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松龄和英木兰以及刘X三人。震旦大学的天主教学生在神师华祝三（HAVAS匈牙利人）神父、朱树德神父领导之下团结一致，服从龚、格不响应政府发起的不利于教会的运动，使自己越来越孤立。

    接着又查抄了在岳阳路的中国天主教务协进会的会址即CCB，逮捕了陈哲民神父（黎培里的秘书）、沈士贤神父（圣母军指导司铎）、爱尔兰籍MGRATH穆克勤神父（圣母军全国领导人）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CCB原名全文为CATHOLICCENTRALBUREAU，政府把它译成天主教中央局（按：CCB乃黎培里倡议成立的）。1948年美国纽约总主教史贝尔孟枢机访问我国时带来一个重要代表团，临走把华理柱主教（WALSH)留下，担任CCB的秘书长主持CCB的工作。华青年时加入MARYKNOLL传教会，来中国广东传教，后来任广东江门主教，后回国工作。1948年又来中国，1958年被逮捕，判刑20年，在提篮桥监狱，得到特殊优待，红十字会不断寄给他食品，尼克松总统来华前夕，政府宣布他能接受改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回国，死在美国总院（逮捕华理柱时，一起逮捕了若干教友，荣德先的丈夫朱义生也在内，华被释放回家，朱死在狱中）。

    1951年初CCB开了一个应变会议，龚也参加，会上商定黎培里不能行使职权时，将由龚接任教宗驻华代表之职。龚信以为真。1954年他天真地对我说：“怎么梵蒂冈迟迟不明确任命我呢？”我心中想，要外国人交权给中国人是难的。天主教明末传到中国来后，只任命过罗文藻一人为中国南京代牧，并让他等了十多年才祝圣。此后200多年只有外国主教，一直到1926年才由6名中国神父任6个小教区的主教。到1949年解放前夕，大多数主教仍是外国人，20多位总主教中只有3人是中国人。以我自身为例，外国人能在中国时，会长、巡阅使是由外国人当，外国人没有了，才轮到我这个中国人。教会由人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总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态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难越过。

    1951年中黎培里被驱逐出境，他先留在香港，后去了台湾，他1947年作为圣座公使来中国，我去了欧洲；他1951年被驱逐前夕，我才回中国，从来未见过他和他谈过话，对他了解很少。有两件事是我后来知道的：一、他在解放初期写信给全中国主教，号召他们祈求佘山圣母护佑，并提议如果中国教会渡过难关，安然无恙，将来在佘山建立一座大殿感谢圣母。有30位主教来信响应他的号召，写了许愿信寄给黎，黎交给龚，龚交给佘山的总铎吕道南（法国神父PRUD＇HOMME），他把这些信放在佘山大殿圣母像脚下，龚被逮捕后交代了，人民政府把这些信取出，并以此为罪证，说明教会等待变天。我现在有个问题：佘山圣母不是保护了中国教会吗？现在中国教会安然无恙，日渐发展，我们不是应当还愿感谢圣母吗？二、1947年11月才尔孟接万尔典为上海教区财务主任。他一上任，就向人说：“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共产党来后，将把教会财产没收。”他着手把上海教区的房屋土地卖给人家，把钱买了许多美国大公司的股票并带走，黎培里获悉后，写信给他禁止他再卖下去。黎说，外国传教士将全部离开，但中国神职人员必留下，应想着他们。才尔孟被驱逐出境后在欧洲活动一年后回香港负责耶稣会在华的财务，他买进的股票都在香港。1967年盛传中国将武力解放香港。罗马下令把在香港的属于大陆教会的动产都转到罗马，交给福传部。才尔孟管的所有美国股票都上交了。2003年我经过德国耶稣会院时，一名老神父向我说，那时他在罗马耶稣会当财务主任，是他经手办的。他认为上海教区的最大一笔财产已转移到安全地带，他没有料到罗马福传部会把这笔钱吃掉，上海教区分文拿不到，几十年来福传部没有给上海教区一分钱。而留在上海的房地产却安然无恙，没有损失，共产党没有吃去，上海教区以此维持生活，这有些讽刺意义。我困惑。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伸出重拳，出击的对象是“圣母军”。圣母军起源于爱尔兰，专为恭敬圣母并鼓励教徒多做祈祷与行仁爱工作。黎培里为教宗驻爱尔兰大使时发现这个组织。他认为有利团结信徒，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来中国后他大力提倡这个组织，圣母军从基层开始分地区发展，每一个小团体请一位指导司铎，小团体内有会长，也有小组长，分别负责祈祷、培训、联系、财务等等工作。黎培里特调来爱尔兰籍穆克勤神父作全国指导司铎，全面负责。上海的圣母军在青少年中特别在校学生中发展较快，个别神父也在堂区中组织。这个组织带有“军”字，特别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和重视，认为这个组织具有政治目的，带有军事性质。这类组织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绝对不许存在，必须彻底消灭。中央政府把圣母军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勒令所有会员立即声明退出。文件指出参加者都是地主分子、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等，必须登记退团，并要求退出的会员进行检举揭发，务求一网打尽。全国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在上海设立了几十个退团登记点，勒令会员报到、填表。交出会员证、会员手册，声明自己幡然觉悟，宣布退出，写下受骗上当经过等等。解放后凡共产党上级布置的任务下面一概雷厉风行。但在取缔上海圣母军行动中受到挫折，上海的圣母军服从龚、格指示几乎全体拒绝公安局的命令，坚决不承认圣母军为反动组织，令政府大为恼火。中央认为上海公安执行不力，把在天津镇压圣母军有功的公安局长许建国调来上海，以铁腕手段压服上海圣母军。原公安局长杨帆降为副局长（按：杨后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同时被捕，作为反党分子关押20余年，潘释放后，“文革”中又被捕，最后死于狱中，杨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平反昭雪，回到上海双目已失明），许建国后升为上海副市长、中央公安部副部长，他的作风强硬，杀气腾腾，9.8事件即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成员，由他亲自指挥（当时陈毅市长已调往中央，担任副总理并外交部长职）。不知何故许建国后来调去当外交官了，先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接着奉命回国述职，在机场上被逮捕，立即关进北京秦城一号监狱，死于狱中（我从他女儿写的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为了纪念我的好爸爸》一篇文章中得知许的情况）。

    1951年我回国后，荣德先的儿子朱恩荣来看我，告诉我他是圣母军，而且是负责图书馆的职员。当时风声已紧，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快去香港，切不可留在大陆，他的父母同意他出去。他到了香港去华仁书院补读英文，后来他蒙天主召唤进入耶稣会，一直在台湾从事青年工作，对台湾教会做出贡献，深受台湾天主教大学生的爱戴。他如不出走，一定会被捕，判刑发往东北或西北劳改。

    上海政府在取缔圣母军的同时，逮捕了圣母军的指导司铎，如法籍耶稣会士傅若望（JEANDELEFF，出身望族，两个弟弟为神父，三个妹妹为修女。他在狱中自咏成诗句，驱逐出境后回法国，出版了该诗集，销售很广）和姚景星神父。姚曾任金科中学校长，被捕几个月后释放出来，后调往张家楼当本堂，后为修院教务长，光启社社长，译著很多，尤其出名的译文为《爱的呼声》。尽管在重大压力之下，这些年轻的圣母军表现极勇敢，信仰坚定，虔诚恭敬圣母，为了教会，不怕牺牲。大多数会员准备了一个小包，内装更换衣服及洗漱用具准备随时入狱，可歌可泣！其中许多人在1955年9月8日后失学，失业，失去自由。

    上海的这些圣母军，绝大多数是高中和大专学生，出身富裕家庭，有的父母都是非基督徒，他们奉命抵抗公安局命令时不被家长和亲友们理解，他们当时准备入狱，入狱判刑后去青海、东北等地劳改，劳动积极，得到嘉奖，但坚持信仰，丝毫不动摇，有的还暗地里做福传工作。拨乱反正以后陆续回到上海，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远不如今日的我，更不及流亡在美国的龚品梅等，但他们对过去从不抱怨，真是天主的好儿女，我内心佩服他们，自愧不如。

    耶稣会中有七八位年轻会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教友们的神修和加深他们的信仰。这些会士是吴应枫、陈云棠、蔡石方（一名蔡忠贤）、王仁声、朱树德、朱洪声、陈天祥和我。

    我们决定轮流在各堂口内做教理讲座，七讲为一个单元，每人一讲，每一个单元有一个主题：一、论基督；二、论天主十诫；三、论七件圣事；四、论教会；五、论信德等。教理讲座富有号召力，每次讲道，满堂教友，除了教理讲座，我们组织教友分批做依纳爵神操，效果不错。参加的大多数是学生，人们称他们为公青，即天主公教青年，1953年元旦他们由朱树德、朱洪声神父组织聚会在君王堂广场上向龚祝贺新年时约有2000人。公青，其实不是一个组织，既没有章程，也没有领导，只是一个统称，凡是天主教家庭的青年学生，都称为公青，一如“文革”时的知青一样，然而，有人把天主教青年扣上一顶公青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反革命分子。9.8事件后他们中大部分被集训交待问题，称他们为公青分子，抗拒者被逮捕入狱，其罪名就是参加公青。凡不知悔改的，判刑去东北、安徽、青海、新疆等农场劳改，部分人迄今还留在农场。

    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解放全国前夕，天主教，传教士们胆战心惊，设法应变。上面我讲了把年轻人送往海外是一个方面，他们估计共产党将迫害教会，教堂会首当其冲。也有人认为共产党会尊重教会办的事业，把有些动产转移到各事业中去，把土地划在学校方面，把少量土地划归教堂。解放后传教士们发现自己估计错误。共产党保护宗教，保留教堂而接管教会的事业，以上海而言，他们先接收天文台和气象台，这有关国防，不能让外国人掌握。接着他们接管学校，上海教区原有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中学计有徐汇中学、徐汇女中、启明女中、圣诞女中、土山湾职业中学、震旦附中（改名为向明）、金科中学、晓明女中、仿德女中、中法（改为光明中学）、圣方济（改为时代）一心中学、松江正心男女中学、浦东唐墓桥男女中学、斯高职业中学、昆明路女中、大通路中学、南桥中学、张家楼中学以及许多小学，全被接收。慈善事业，广慈（即今日的瑞金医院）、仁爱会医院（今日卢湾中心医院）、杨浦区圣心医院、闸北区母心医院、松江若瑟医院、镭铤医院一一接收。龚品梅告诉人说，我天天听到的就是种种设施被充公的坏消息，我一如古经上记载的约伯圣人。

    各种事业接收后龚、格调整了人事，调朱树德、朱洪声为君王堂本堂和副本堂；调王仁生为伯多禄本堂，钱生冠和蔡良申为副本堂；调丁树仁、徐简谷、陆培元在四川南路天主堂；调张家树为虹口本堂，吴应枫为副本堂；调陈天保专门联系上层教徒，兼五原路崇真堂本堂。从此工作重点在堂口，堂口的重点是青年和儿童，培养青年骨干，专管儿童。这些骨干，儿童称他们为哥哥、姐姐，他们绝对服从本堂神父。当然也有个别不如此，比如钟姓女教友，她响应政府号召，登记退出圣母军，但政府要她继续做堂区骨干分子，应表现得更积极，以取得神父的信任。暗地和政府联系，请示汇报。钟做得很成功，她的双重身份在9.8后公诉龚品梅大会上挺身而出时亮了相。但她在80年代后期到美国后，声称自己曾被共产党迫害要求做美国人。

    在龚、格指示抗拒政府时，共产党仍想争取龚。1951年10月1日国庆日，陈毅市长向他发出请帖，邀请他出席观礼阅兵，他没有去。他来到了徐汇修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这似乎失礼。他回说：“我今天去了，他们回来时，我怎么交代？”他们是指美、蒋。他心中还在妄想美、蒋反攻大陆。市政府争取教区上层教徒，聘请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等有影响的教徒为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潘汉年副市长邀请龚等去市政府座谈，这些努力徒劳无功，龚品梅受法国人操纵，不信共产党。他接近的人都是些强硬派，陈辅民、张希斌等。尤其陈辅民，他的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措辞极强硬。他们捧龚说，他必将是红衣主教。又说，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我从欧洲回来，当时东欧已红色，西欧知识分子、工人很向往共产主义，我对美、蒋回来，没有幻想。明曾蒂红衣大主教在匈牙利国内和在国外享有极大威望，匈牙利政府于1949年年初逮捕了他，中国共产党不会怕龚，我向别人说：不要太捧龚，即使他一旦成为红衣主教，但“一将成名万骨枯”，代价是许多人尤其青年受苦。他们说，气可鼓而不可泄也，鉴于当时形势，我的声音很软弱，我当时自愧不如，和他们不太合调，他们都慷慨激昂到处说：“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丢。”我的表现没有他们勇敢，我才回国，年龄又轻，没有资格进入当时教区的决策层。政府在争取不到龚时，有人建议，邀请田耕辛枢机回国来领导中国教会，政府接受这个建议，派人秘密去海外并做田的工作，田拒绝了。

    1951年8月黎培里主教被驱逐出境，临走前，他把格寿平的申请批了，任命我为徐汇总修院的代院长，总修院的院长应由罗马圣部任命，他只能批为代院长。我于1951年7月16日上任，我的精力放在修院工作上，我勉强支撑了4年多，修生数增加到303名，修院中工作的神父都曾是教过我的领导和老师，比如姚赞唐曾是会长和院长，桑黻翰也曾是我的会长和院长（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恩师），其余几位教过我书，是我的老师。我只有35岁，院中年龄最小却当了他们的院长，我有些心虚。他们都特别尊敬我，让我放心担当这个重任，我被他们的服从谦虚之心深深感动。当时高年级的学生如海门的丁兆铭、苏州的张振华都已30来岁，和我相差无几。我当院长后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小修院一开学就做一个月神修月。较有收获。我认为对修道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神修，没有扎实的神修基础成不了好神父。

    最使我棘手的是，宣布我为院长的第二天，全体工人约20名到我办公室内大吵大闹，要求增加工资，增加福利。跟他们好好谈，不听，只高声喊叫。管他们的两位辅理修士都躲起来不出面。我心想外国人做院长他们不闹，中国人当了就闹。正在我无法对付时，一名修士挺身而出，到我的办公室内向他们说：“你们吵闹什么？院长不管这些事，是我负责，跟我来。他把工人领出我的房间，替我解了围。这名修生叫吴才生，我很感激他，我以后真的把工人交给他。工人后面有区政府一个姓赵的干部作后台，不易对付。吴修士把工人们管理得服服帖帖，我佩服他，他圣了六品后，其他修士如陆培元、沈保智、艾祖章、张廷爵等相继管理工人，用不到我操心。

    一个单位的伙食最重要，拉丁文说，BONACULINA，BONADISCIPLINA，意即伙食好了，纪律也会好。我把修院303人的伙食也托给修生管理，修生成立自治会。我只定伙食标准，他们就按这个标准办理食堂。当时修生们下午4点还有一道点心，我定的标准每人每月20元，这在当时相当高了（大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10元）。管理伙食时间最长的是郁成祥，他费心费力，大家满意，只是影响了他的学习。管伙食账的是庄建坚，搞采购的是朱育德等。1955年9月8日郁也被捕，离他圣神父的日子只差28天，他在劳改时，保持信仰，保持独身。我82年回来后，派人找到他并让他回修院，圣了他神父，他成为一个好神父。他是海门人，他有良心，说他是海门朱开敏主教培养的，他必须为海门教区服务。他去见海门的郁成才主教，郁见他有病，怕他病倒成为教区的负担，不愿收他，他海门回来，问我道：“我中过风，我怕再发病，神父你怕吗？”我回说：“你病了教区养你一生。”他安心留下补课。他归了上海教区，他传教十多年，为教区做出贡献，最近病死。

    解放后各地修院陆陆续续停办，徐汇修院硕果仅存，各地都派修生来，温州苏代理主教亲自送来了朱维方，广西送来了黄雄才，广东通过华理柱主教送来了庄建坚、林德君，江西送来了游国杰、谢云生、吴谷声，福州郑长城代总主教亲自送来了何敦乾，河北送来了李中原、张尚志等十多名，他们神修有基础，学习又用功，都经得起考验，除极个别外，都成了好神父。

    郑代总主教来沪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龚和格派一名神父去福州教区，为神父们领避静，做依纳爵神操。龚格派了在神学院教圣教法典的王哲神父去。这为王神父找来极大麻烦，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军管代表重点审查他，要他交代此行的反动目的，导致王跳楼死去，这是后话。就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郑，并成为极好的朋友。他爱国爱教，他为了忠于罗马教宗，被判刑，劳改达30年之久，出狱后，仍在家深居简出。经多方面的劝说，出来照顾教友，在堂区服务，被选为福州教区主教，祝圣前他向梵蒂冈驻香港代办FILONI蒙席报批，这人以福州已有一位地下主教为由拒签，但他的前任，方济各会士毕纳青PIERACINI热爱中国教会，写信给郑，表示他能接受祝圣以牧养福州教区的30万教友，郑即接受。然而他因长久未被政府信任，未被罗马认可，内心常闷闷不乐，他为教会做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之一是修了玫瑰山庄，集大堂、图书馆、招待所、苦路等于一体，现成为全国著名的朝圣点。最近患食道癌去世，临死他收到了罗马认可的通知，得以安然离世。

    我认为提高教友的素质是当务之急，教友的水平不可停留在一本教理问答上，必须向他们提供精神食粮。1951年土山湾还有一个印刷厂，暂时仍在教会手中，我想争取时间多出神修书籍，我特向格寿平打了报告，要求出版圣书，格寿平立即批示同意，并给我2000元作为初步费用。我先聘用了饶克安先生作助理，他是震旦大学文学院毕业生，有中文根底，也精通法文，是个热心教友，以后他一直在我身边勤恳工作直到被捕。我又向格寿平申请，派陆达源和严蕴良两位神父来修院教书，并作编辑。当时目标计划出许多的书，故总名为“神修文库”。此后又请朱希圣先生、张帆行先生帮助译作，在我们几个人努力之下，4年中我先后出版了30多本圣书。9．8后我们先后被逮捕，“神修文库”即夭折。所有书籍都被抄走，其中有几本到今日仍很有用，不知哪位教友仍存有神修文库出版的书，希望他们拿出来，好再版问世。

    龚与政府的对抗在升级，龚、格下令，凡参加爱国会者不准领受圣体圣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措施，几乎等于把爱国会会员绝罚。热心教友都不敢参加爱国会和爱国会组织的会议。有的会员没被吓倒，照常进堂，送圣体时仍走上祭台领圣体。堂区的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友强把他们拉下来。斗争白热化了，龚曾向我说：最好让教宗公开绝罚爱国会。爱国会后面的共产党政府决不会让步后退，龚则作最后一次的绝望挣扎。

    为了应变，教会准备转到地下，格寿平指示搞一个耶稣会秘密初学院培养耶稣会接班人，他任命严蕴良为初学神师，吸收的初学修士公开保持着原来的身份，学生呀，老师呀，修士呀，每人每周和神师会晤一个或两个小时，请示汇报。被吸收的有陆达诚修士（现在台湾工作)、杨鼎华和王逸如，他们是震旦理科毕业生，聘请他们为备修院老师(杨现在为上海教区地下神父，王不知下落)，朱锡藩（现为上海教区地下神父），陈龙璋（学生），后还俗，董纪平，后还俗，现已死。

    震旦大学法国神父DEBREUVERY在震旦大学女生中间挑选了若干名高才生，引导她们当修女，组织了一个地下修女会，她们是：ALISPAN潘英生医生（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先被捕后释放，去加拿大行医，上世纪末病死）、吴端（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数学）、李庆贵（震旦医科毕业留校工作）、卢树馨（圣母军，被捕后去青海劳改，回上海，在二工大教外语同时为光启社义务工作，译有圣咏和部分保禄书信，她精通中、英、法文，译文既忠实又漂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热心敬主，谦恭待人，使人钦佩）、董纪曼（释放后去香港定居）、谢石璇（后与任大鹏结婚去美国定居）、江泽玖（曾在外国语学院教书）、陈佩琛（不详）。DEBREUVERY回国后，托给甘易逢RAGUIN神父。他去台湾后，ALIS潘英生找我,希望我做她们的神师，我同意，她们每月轮流去修院，我向她们讲神修，有时我也去她们的“家”，他们的组织名为“家”。

    朱树德也办起了一个“我乐之缘”的组织，人数不多。

    政府就龚的为人咨询了爱国会成员胡文耀和杨士达等人，他们都说龚后有法国人，他明显由法国人在操纵，为此必须除去这批法国人。政府重视并重用杨士达，杨升为二医大教务长，兼徐汇中学校长，在上海，在全国爱国会中杨起较大作用。

    1952年11月公安局逮捕了才尔孟，拘留他两个星期，在他交待清楚问题后，押送他出境。他先回法国到处演讲，一年后回香港在阿皆老道买了一所房子，成为上海教区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政府逐步摸清上海天主教的内情。

    重要的一击发生于1953年6月15日晚上，政府出动军队，包围了徐家汇耶稣会总院和耶稣会神学院以及蒲石路君王堂，逮捕了格寿平、美国耶稣会士翟光华、斐有文、朱树德并带走了朱洪声。在徐家汇也带走了格的机要秘书陈天祥。驱逐了耶稣会总院院长贝国梁，封锁了上述地点，软禁里面的所有神父修士。在金陵路亚纳公寓抓走了林仁与田望霖，他们是朱开敏主教的顾问，不断向黎培里汇报的比利时籍的神父。第二天报上大标题报道了这个行动，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以此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为了吸引较多的教徒，把“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反帝爱国运动。在市内办了一个大型的帝国主义罪行展览会，组织群众尤其教徒去参观，但效果不显著。震旦在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后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简称二医大）。当天天主教的学生知道消息后成批赶往君王堂与徐家汇，带了面包等食物，说是为被软禁的神父修士们送食品，要求进入，几经劝阻，学生坚持不散。

    这儿讲两个插曲，对我，颇具教育意义。被软禁在神学院的有一名神父叫王楚华，一天他越墙逃了出来，跑到松江找当时的总铎张瑞麟，张把他安置在一条小渔船上，后感到不是长久之计，把他介绍给昆山小横堂本堂王友兰神父。王友兰把他介绍到一家沈姓渔民教友家中藏起来，王楚华想通过黄牛逃到海外去，到了广州正在偷越国境时被边防警察抓住。他交代坦白了，使收留他的家人遭到极大痛苦。王判了刑，刑满释放后由他在美国的妹妹设法接到美国去了。但他如愿以偿后却没有对因他受苦的沈家有丝毫表示。另外有一个神父王继文，逃到姓张的教友家中躲起来，隔了两年被公安查到，张家为此吃了许多苦。我上面说的教育意义即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牺牲别人，令人冒险，连累他人。

    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后，天主教学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二医大，在一次进步学生与“公青”学生争辩激烈僵持不下，甚至发生冲突时，进步学生之一杨增年从楼梯上端猛地一跃跳下，以冲散群众，踩在同学身上，猛勇无比，受到政府嘉奖。杨在徐汇中学念书时，深得张伯达校长的赏识，领洗入教，张重点培养他，送他进震旦学医；解放后他觉悟得快，院方重视他，视他为进步学生的骨干。“文革”期间，红卫兵因他曾是教徒，狠批他，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特务。在红卫兵鞭打之下，他只得坦白他是不暴露身份的特殊党员，他的档案材料应存特殊档案内。查核从实，放他过关了事。后他逐步上升受到重用，直至担任上海青联主席，1983年升为上海市宗教局局长，又升为统战部副部长。他把妻子儿子都送去美国，不久他自己也违背组织纪律私自去了美国，留在美国不回，被开除党籍。他在美国没有正式工作，做家庭护士，最近死在美国。

    政府逮捕了公青学生中的龙家平等。李文之感到自己也会被抓，去四川南路天主堂找傅鹤州神父，傅把他送到朱学幼的家中去躲起来（按：朱在华商电业公司当科长，他的大女儿叫朱雪瑾，儿子名叫朱锡藩，即参加耶稣会地下初学院者）。由于李文之在朱家仍与同学联系，同学去朱家多了，政府发现情况把李从朱家抓出。李文之在狱中接受教育，深悔自己的过去，交代问题彻底，又检举揭发他人表现良好。9.8事件后，朱家为此受连累。龚被捕后，李从狱中放出。在大会上，控诉龚、格和金毒害青年的罪行。李加入爱国会，成为爱国会最坚强最积极的成员。她确是共产党改造顽固分子的成功典型。李50多年如一日地为爱国会工作，现已80高龄仍在爱国会上班，每天第一个报到，最后一个回家。

    接着政府又逮捕了伯多禄堂王仁生神父、徐家汇蔡忠贤神父、四川南路若瑟堂傅鹤州神父。神父少了，有些青年就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的神师指导他们，我收了几名，其中有诸正珉、刘彤霞及刘的弟弟刘同范等。刘同范于1954年被逮捕，刘彤霞和诸正珉在我被逮捕后也被捕。刘觉悟较早，不久就被释放。诸正珉判刑后去青海劳改。政府拨乱反正后，释放回上海，给她们补发了二医大毕业证书，安排工作，现均退休。

    6月5日晚逮捕了格寿平等后，巡阅使蒲敏道骑了自行车到徐汇修院来看我，向我说，格已被逮捕，我任命你为耶稣会上海区的代会长，格被捕前也留下纸条任命我在他被捕后继任他为海州教区代监牧。我头上有了代院长、代会长、代监牧三顶帽子。蒲走后我去小圣堂拜圣体，跪着向天主说：“天主求你垂怜，我的担子太重了，我离监狱更近一步，有了这些职务注定快要入狱，请给我勇气。”祈祷时不禁泪下，毫无英雄气概。

    8月初政府勒令蒲即日出境（他是瑞士人，瑞士已承认我国，政府对待他较为客气），他立即服从，但让他的秘书送给我一张纸条，说他已被勒令出境。即日起我接替他为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于是我头上有了四个“代”，也就是说头上有四把刀悬在空中随时可落下。他这项任命进一步让我处于绝境。

    蒲出境后立即飞到罗马汇报，他写信给我，总长批准我提前发4个终身大愿。耶稣会宪章规定，核心会员除了贞洁、神贫，服从三愿外加一个绝对服从教宗派遣的愿，并附若干包括不谋求会内外高职，如不当主教的愿。按耶稣会规定，发四愿者必须从进会日算起满17年。我1938年入会，应等到1955年8月30日。但非常时期，可有例外，总长例外准许我提前发愿，让我成为耶稣会的核心会员。我在1953年12月8日于徐汇大堂在徐味增神父手中和徐简谷神父一起发了愿。徐味增神父是徐简谷的伯伯，发愿后由桑神父向罗马作了汇报。

    就这样我身兼4个代职，我认为每加一个高职就离监狱更近一步。擒贼先擒王，政府必先抓头头，我一个人担当可以保护他人，耶稣会、教会处境越来越困难，运动一个接一个，已无招架之力，只得束手待捕，何必把他人推入绝境，殊不知个别会士大为不满，多出怨言，说我好权，不相信人等，我听了只能苦笑。

    我当了代会长后去龚处，向他汇报，并向他保证，上海耶稣会将一如既往和教区合作，并且向他表示，服从他的安排。但我向他说明我不是法律专家，起不了以前格寿平的作用，并向他说明我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修院上，不能经常去他处，他表示理解。

    我知道教区神父很久以来对耶稣会不满意，尤其不满意龚偏信耶稣会士，因龚不征求教区神父的意见，喜听格的话。我认为这是历史形成的，我应尽力纠正。首先我很少去龚处，免得人家认为我在操纵龚。其次龚以四川南路为主教公署，可是四川南路天主堂的院长和本堂神父仍是耶稣会士，我就向龚建议，耶稣会从四川南路撤退。经龚同意后，我把丁汝仁神父调去佘山作总铎，宋之祯不再当本堂司铎，又把沈百顺神父调去郊区当本堂。我任命梅乘骐神父为徐家汇院长，兼本堂，接替被捕的蔡石芳神父。我又向龚声明，环境容许时，耶稣会士将去海州教区工作，除了修院以外，其余的堂口工作将全部交付于教区神父。龚表示不应心急，应暂缓。以后形势急转直下，9.8事件（即1955年9月8日政府大规模镇压龚品梅集团运动开始日）马上到来。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投入监狱。

    政府肃清帝国主义的行动继续进行，他们先后把物理学家卜尔克BURGAUD神父、姚赞唐神父驱逐出境。在押解桑黻翰出境时，到了广州，神父心脏病突发，死在旅途中。公安局通知广州天主堂，广州主教邓以明曾在上海念书和工作，是桑的学生，他亲自去料理，把桑的遗体安葬在广州公墓内。事后，寄了照片告诉我，我很感谢他。邓后来也被捕，释放后政府允许他仍当广州主教，他要求去香港治疗，政府批准了他。梵蒂冈国务卿CASSAROLLI特去看他，又把他带到罗马，拜见教宗。教宗任命他为广东省大主教。发表前，教宗问在罗马耶稣会总院当参赞的朱励德神父：“这样做妥当吗？”朱回答：“完全妥当。”但这个任命一发表，国内就兴起一个反对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的浪潮，政府也不让他回国，他只能流亡在海外。他为人处事一直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很少发表反共的言论，他的作风与龚不同，我去旧金山时，他希望见我，美国玛利诺会士NOBILETTI在旧金山显圣堂当本堂，接了我去他处，他不会普通话，我不会广东话，两人只能用英文交谈。他说自己愿意回中国，死在祖国，他希望我把他的愿望转告中国当局，我回来后向宗教局和公安部门作了汇报，他们要我告诉他必须公开表示悔改，求祖国人民原谅，邓表示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最后他死于美国旧金山。他死前发表了自己的自传，题为《天意莫测》。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神父、好会士、好主教，是时代的牺牲品。我去旧金山时，去他墓地圣堂内在他的碑前求了天主。

    龚品梅在50年代初曾秘密指定，他不能履行主教职权时，由徐元荣神父和陈天保（一叫陈辅民）神父为第一和第二接班人。到1955年他认为这两个人不合适，前一个怕事，后一个太强硬。故在修院BALIRACH神父被勒令出国前，他在一张小圣像上写了一封给教宗的信，指定李思德神父为第一接班人，张登俶神父为第二接班人。BALIRACH后来来信，告诉龚，他把信带到了罗马。龚被捕后，4人都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事，拒绝作龚的继任人，教区神父选德高望重的张士郎神父为代理主教，报了罗马，罗马福传部回信不接受张士郎，说应该按照龚的安排行事。

    黎培里1951年被驱逐出境后，按照罗马指示，留在香港待变。他曾写信给龚说：“不出5年，我又将在黄浦江滨散步。”龚把信给我看，我回说：不可能。日子越久，共产党政府越强大，美、蒋回来的希望越小。龚不以为然。黎培里被驱逐出境前，政府发动一个宣传攻势，说他只是一个摩纳哥的公民却在我国发号施令，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全国上下都声讨这个摩纳哥公民，铺天盖地的漫画张贴在街上。神职人员教友们不表态，只有南京教区代主教李维光，先响应号召参加“三自革新委员会”，继而发表了声明攻击黎培里。黎培里很恼火，他到了香港后去罗马汇报，要求圣座绝罚李维光，圣座批准。黎培理来信责成龚向李维光宣布他已被绝罚，龚收到通知后很为难，知道这将促使李维光更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又知道自己这样做将引起政府反击。就要李式玉（二李是同学又是好友）去执行，李婉言推辞，后龚用书面方式通知了李维光。解放后遭罗马正式绝罚的只有李维光一人。教宗没有绝罚过其他人（包括后来自选自圣的主教）。

    1954年6月16日即反帝爱国运动开始一周年，政府把封锁徐汇耶稣会院的解放军撤出，让神父修士们自由出入，又把格寿平释放押送出境，报上也刊登了这则消息。格到了香港，通过香港圣衣会修女亲笔写了一封短信（写在一张蓝色的小纸上）给龚，说他在狱中听到教堂钟声，说他在狱中没有说一句、做一件不利于教区的话和事。龚收到后把信给我看，表示放心，他也叫全体神父们放心。格没有出卖任何人，他毕竟是位圣人。我们就一切照常，聚会，搞地下工作，打击爱国会成员，不遗余力。1955年9月8日我们被捕后，在狱内政府给我们看了格亲笔写的交代的材料，共计800页之多，事无大小详细坦白；我又听了他的录音，才知道受骗上当。事后我想，为什么格他已坦白交代，恢复自由后不肯告诉我们，反而说自己没有出卖我们，而让我们继续盲目反抗政府呢？他坦白，我们原谅。进狱后，能坚持抗拒到底的人，是极少数。他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呢？我们公认他是圣人，这是圣人的行径吗？他到了香港和台湾后闭口不谈往事，后来真相大白时，海外人士还不相信，认为是国人捏造，毁他的名声。后来我明白了，如果他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会停止对抗政府，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这是我个人的猜想，现今他已离开人世，我们又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把它忘去）。我在狱中反思，更体会到传教士有他们的背景，有他们的立场观点，考虑问题角度和我们不会相同，在重大问题上，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们应独立思考，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当人家的小卒，作殉葬品。

    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后，上海市宗教局姓沈的处长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也找了不少上层教徒谈话，大家对他印象不错。他跟我说，他抗战期间在宁波，日寇要抓他，是法国人宁波主教留他在堂内，保护了他，他一直感激那位传教士，我向他说许多传教士爱中国，并非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徐汇区政府一个姓李的干部（复员解放军）每两个月找我谈话一次，他为人诚恳，讲政策，但我只敷衍他，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为他求天主。陪他一起和我谈话的姓赵，浦东赵家人，原是天主教徒，此人态度很不好，对教会特不好，也许恰恰因为自己是教徒更想在共产党前表现自己，给我的印象较坏。我一方面敷衍姓李的，另一方面拒绝政府派政治老师进修院，修生们的思想停留在1949年的水平上，接触不到新的思想，修生以此为荣并自称修院为小台湾，可见我思想的落后。

    为了让修生们服从于教宗，我授意修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修生中发起一个热爱教宗的活动，其高峰就是去佘山朝圣，宣读终身忠于教宗的誓言，誓文相当长，我已记不清了。这个誓言起了作用，让许多修士坚决不接近政府，不接受教育。

    维持修院存在，保证300多名修生以及十几位老师的生活，需要很大一笔钱。修院本身没有资产，外地教区送来修生又付不出学费，我请求龚拨款，龚告知周澄良神父负责此事。他向海外求助，向驱逐出境后去法国活动，半年后奉命回到香港，管理上海教区在海外经济的才尔孟求助。他在香港的阿加拉道买了一所房子并开始工作，他告知周澄良，有些外商想离开上海去美国或加拿大，他们的动产带不出去，他们愿意把人民币交给天主教会用，由周出证明去香港才尔孟处领美金。周就这样做了，这是非法套汇，违反我国法律，周向我汇报，我同意，这也是我的罪行之一。

    我另一个罪行是帮助他人偷越国境。有些传教士被遣送到香港后留在澳门、台湾或马尼拉，他们想让留在大陆的中国青年去他们那儿，继续培训他们。他们找到了黄牛，出钱让黄牛帮助他们送青年出去。一位名叫HARDI的加拿大神父与我讲了，我知道，我同意他和他的同伙这样搞。我明知这是违法而且是危险的，但我想到头戴四个“代”的头衔。对外国人的惩罚只是驱逐出境。我这个中国替死鬼已处于绝境是死定了，多一条罪行少一条罪行无所谓，个人是小事，关系中国教会生存的问题才是大事呀。

    为了配合反帝爱国运动，政府宣传部门用小说、电影大力宣传传教士的罪行，想方设法彻底搞臭传教士，从而打击天主教。政府翻译并大量发行《牛虻》等小说，揭露教士和教廷的伪善丑恶面目。摄制了不少电影，内容描写主教、神父们利用宗教毒害青少年，并在神工架子内布置信徒如何窃取情报，进行破坏的罪行。这种宣传攻势收效不小。1986年秋天，我们在湖南长沙开一个神学研讨会，讨论梵二会议。国家宗教局、上海统战部派高级官员参加。傅铁山、董光清、涂世华主教，刘柏年、刘建先生、罗虹伟女士等应邀参加，湖南省长也来讲话。我问一位年轻的服务员：“你听说过天主教吗？”她回答说：“听说过，他们不都是外国派的特务头子吗？怎么今天这么多首长来接见你们？省长都来了，我搞不懂。”

    1870年上海代牧郎怀仁主教前往罗马参加梵一公会议，去了法国见到新成立的拯亡会，就请她们来上海帮助传教，做教育和仁爱工作。她们于1875年到上海在徐家汇开始工作，她们创办学校也搞了一个育婴堂，专收遗弃的婴儿。到1953年已有80年的历史。遗弃婴儿的父母，因为不愿人知道，在夜间把婴儿放在育婴堂门口。早晨修女起来把他们抱进院内，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甚至已冻死。对病婴她们尽力抢救，抢救无效死亡的，就把她们埋在附近。80年下来，被埋在那儿的婴儿很多。凡救治的，给他们付洗，抚养他们，部分有人领养去。大多数无家可归的留下，教他们识字，学一门手艺，长大后男的分到土山湾孤儿院，女的留在圣母院工艺间。到了18岁给他们介绍对象，让他们成家，并分配给房子让他们生儿育女。

    人民政府派人把这个埋葬婴儿的坟地挖开，收拢在一起的成堆白骨被拍了照，并冠以大标题刊登在各大报纸上，暴露于上海市民眼前，称为万婴冢，成为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屠杀我国孤儿的铁证，组织学生、工人、职员、里弄居民参观、参观者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分子，教徒们拒不参观，更不承认传教士的罪行。

    我当时感到教友在广大群众中越来越孤立，置身于广大人民之外，日子真不好过。高考了，教徒青年都落选，入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感觉，罗马教廷在300多年前禁止中国教友尊孔祭祖，遭到教禁，一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放弃信仰，福传事业遭受极大挫折。现在不准教友拥护共产党，不准教友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社团，不准看共产党办的报纸、书刊，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吗？

    我发觉梵蒂冈只听被驱除出境的传教士的汇报，根本不了解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中国教会所处的困境。在中国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梵蒂冈却任命一名美国人名叫FAHY的耶稣会神父为江苏扬州教区的主教，要中国教友服从一个美国人的领导，真令人啼笑皆非。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了解教会，他们只咨询胡文耀、杨士达、汤履道几个人，而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教会，向政府汇报时怎能反映真实情况呢？对政府的决策没有用处，反而起误导作用，总之，双方都不“知己知彼。”

    我于1951年初春回国，1955年被捕，在外4年半。这一时期，我由教师到代院长，到代会长，到代巡阅使，到代监牧，我感到形势越来越紧。无可奈何，我参加不了上海教区的决策层，也左右不了局势，深知自己已被置于绝境，我只准备被捕，死在狱中。

    我的观点和龚品梅有所不同，我的作用和当时很活跃的王仁生、朱树德、陈天祥、朱洪声、陈云棠也不相似，但作为耶稣会士，我和他们基本上保持一致。凡来问我者，我一定说不要加入爱国会，不可脱离教会。我作风比较低调，不太抛头露面，不张扬，我只想争取时间，培养好接班人，让他们继续我们的事业。但事与愿违，政府已忍无可忍，决心把反抗者一网打尽，修院不能幸免。徐汇区政府姓赵的干部做修院20个职工的工作，不停地召集他们开会，组织天主教职工联谊会，为他们争取福利。他们全心依靠政府，向政府请示汇报，工人阶级要作领导。政府又先后公开抓了两个修生，先是艾祖明，后是施逵生，隔了几个月先释放后者。政府通过他们进一步掌握修院内部情况，搜集资料、证据齐备了，就可以采取行动。

    我有一个朋友是江阴人，是原震旦大学附中的教导主任，他属南京教区，他和最先拥护爱国会也是唯一被罗马绝罚的李维光代主教很好。他于1955年夏天去看李，李说了几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友人告诉我，可以推测另有运动即将到来。政府又抓紧逮捕人，君王堂一个女青年教友名叫孙国华的也被抓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的打击将扑向天主教了。

    1954年教区似乎较为平静，我觉得政府正在酝酿较大的行动，使我紧张的是政府大张旗鼓地镇压取缔反动道会门，尤其一贯道，揭露其罪行的大型展览会，组织群众参观，学校、里弄重点组织天主教徒去参观并要他们参加座谈会表态。1955年初开始肃反运动，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报上刊登胡风反动集团的材料，一批又一批刊登胡风的反动言论和来往的书信摘要，这些信件等由胡风的好友舒芜提供。用心看这些摘要及按语，感到恐惧，心想怎么，持不同意见，思想分歧都成了反革命罪行；信件内容，去头去尾就成为罪行铁证，这是清朝时代兴起的文字狱呀，同时意识到，我们的末日也快来到，但也强作镇静，在修生前丝毫不露，深怕影响修生（按：关于1951—1955年这段历史，先在徐汇后去台湾的法国耶稣会士JEANLEFEUVRE雷焕章神父出版了一本法文书《上海城市儿女》，详细叙述了斗争经过，可供参考，该书数度再版，可称畅销书）。

    许多人问我对龚的看法，我顺便说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神父，热爱天主，谨守纪律。他的父亲一生在教会内工作，勤勤恳恳工作，忠于职守，积累了一些钱财，购买土地成为地主。龚少年时订了婚，未婚妻是浦东高桥人，但徐汇公学毕业前夕，蒙主恩召，废除婚约，进入修院。1930年圣神父，先后任松江正心中学校长。上海震旦大学附属初中教导主任、上海金科中学校长，从事教育工作１８年，从未去堂口做本堂，无传教牧灵经验，1949年被罗马任命为一个小教区（苏州教区只有4万教徒，十余位神父，一所中学）的主教，由于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的龚士荣未能上任，罗马调他为上海教区主教并署理苏州及南京教区主教。上海教区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个教区（教友十余万，神父百余人，大学两所，中学20所，医院、慈善、出版、科研机构不少，拥有许多房地产），由于田耕辛枢机、于斌总主教已逃往海外，实际上他顿时成为全国教会的领袖。当时教会内盛行一句话，全国看上海。他未出国留学，经历不多。他曾说过，在1955年前，往西，他只去过南京一天，晋谒黎培里；往南，只去杭州玩了几天；往北，只到了吴淞口。他生长在浦东，未出过海。在危急之秋，突然担此重任，学识、心理上都无准备。他受的是法国式教育，老师都是法国人，他又钦佩才尔孟与格寿平，实际受格的控制，他出面，格幕后操纵。他当上海主教后全国土改，上海教区实际是地主，所有郊区土地全部土改掉，他自己的家产也土改掉，他多次向人说：“我现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上海的所有事业，陆续收归国有。在感情上他不会拥护共产党，他绝对服从梵蒂冈，死板地执行它的反共指令。解放后新民主主义时期比预料的早结束，两三年后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宗教实行利用、限制、控制政策。轰轰烈烈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打来使龚不知如何招架。尤其取缔圣母军的一击使龚等认为教难已到，于是全方位对抗。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上海教区不会出现类似基督教的吴耀宗那样能站出来拥护政府的。龚是时代产物，是个悲剧人物。在龚的领导、鼓励之下，许多教徒准备致命。但致命未成，龚也只判无期。由于种种原因，人民政府先准许他保外，然后改判，终于提前释放。他要求赴美就医半年，并保证自己出国后决不反共，政府同意放行。罗马教廷又提升他为枢机，他如愿以偿，得到赏报。善牧应留在羊群之中，和羊群同甘共苦，半年过后，他不回国，宁愿流亡，在美国庇护之下，过富裕的生活，发表了不少反共言论。他走前在杭州休养时曾向我说过：“历史上叛国的人没有好下场。”又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到了美国，这些话已抛在脑后。人们原谅他到美国身不由己，由他侄儿龚民权控制，他不会英语，在美时为早在外边的家族所控制。事实上他又一次失去自由。但人有意志，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时时处处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不能推卸责任，我引之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