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8日圣母诞生瞻礼那一天，也是我发初愿的纪念日，晚上9时半，我正在房间内看书时，忽然修院大门开了（工人们早已奉命做好准备），一批便衣冲进修院，分头抓人，有四个人冲进我的房间，向我说：“你被捕了，跟我们走。”我被押上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看见严永良也被抓，当时我想他们为什么抓严？他从不外出活动，怎么连他也抓了，这次规模大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全国规模的大逮捕，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中苏边境到海南天涯海角，凡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凡与龚有事实上或只是在思想上有联系的都悉遭被捕，无一幸免。以上海来说，逮捕者数以百计，以后又陆续被捕，数以千计。

    在逮捕我的同时近百名警察冲进修院搜索，逮捕神父、修士，把全体修生集中在礼堂内宣布各种措施，在四川南路主教府和其他教堂逮捕了龚品梅等人，凡是教区中重要人士无一漏网。

    警察把我们押上停在院门外的小汽车，两名警察把我夹在中间，一路上我想：“这日子终于来到了，求仁得仁，又何怨哉！我的使命已完成。在中国的耶稣会、修院不需要我操心了，一切托付与天主手中吧！”

    汽车开到（后来我知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几个警察问了我的名字验明正身，作了纪录，搜去所有东西，包括念珠，胸前挂的圣牌，衣服上的钮扣也被摘去，把我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面已有两个人，房内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看守告诉我不许向人说出自己的姓名，给了我一个番号，说你今后就叫这个，以后每到一个监狱换一个番号，番号多了也记不起了，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我只是一个番号。

    我坐在地上收敛心神祷告，4年来一直等待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把修院、耶稣会托给圣母，自己真的不必为之操心了。我特为修院学长、周静海、游国杰以及青年学生刘彤霞、诸正民祈求，求圣母保佑他们，祷告后便睡着了。

    早上6点钟被叫起来，同室一个囚犯很健谈，说自己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是他主要的罪名。以后相处熟了，知道他是票友，特爱京戏，和京戏界熟悉，与马连良、周信芳、孟晓冬、梅兰芳是朋友。

    过了两天就有警察来提审我，要我交代罪行，讲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在看守所将近5年，主要提审员（叫审讯员）名叫黎真（从他每次审问叫我在记录上签字时所见到他的签字而知），记录员姓汤（女）。黎的水平不错，掌握政策较好。我释放回来后向宗教局浦作同志和公安局虞月新同志说，我对他印象相当好，他们说不知道怎的，局里一直没有允许他入党，很不得志，他也不愿再踏进公安局大门。我后来创办光启社缺少人，浦作同志说黎真中文修养好，他现在闲着，可请他来当编辑，我说欢迎，浦作后来告诉我他婉言谢绝了，我想对呀，一个审讯员怎能同一个阶下囚共事呢。据说黎无儿女，领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在美国对他很孝顺，最近听说他已死了，死前几年患老年痴呆症，很可怜。

    这儿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问我，狱中受过刑吗？我说：没有，只记得有一次审讯时（上面高高坐着五个警察，我坐在地上的一个小板凳上），我一直不说话，有一名审员高声喊道：“来刑具。”进来了两个人拿着手铐脚镣，掷在地上，噔噔有声，这个审讯员说：“上！”两个人走上来，黎真站起来说：“今天审讯到此结束，押他回去。”可能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吓唬我一下。

    几次审讯没有收获，政府就把我搁在一边，两个多月不再提审。一次把我带到另一屋内，有电线拉进来通到外面，要我听宽大释放大会实况。发言的人中有我的堂叔叔金爱德医生，他原本很反共，会上却很进步，判若两人。接着宣布宽大释放刘彤霞。下一天审讯员问我对昨日大会有何感想，我说，她进步了，自由了，是好事。黎真说，你得抛弃幻想，你外边的亲信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检举揭发你，一条就是被逮捕。我回说，还是检举揭发我好，我不希望他们来。我9.8后没有再见过刘彤霞，她不愿看我，后来我知道她与一位同学廖鸣琴结婚，廖是好的教友，但我一直为她求天主，愿天主保佑她。

    另一次把我带到一室，见有电线拉来，我知道又是让我听公审大会。先是有人被宽大释放，接着是宣判——圣母军头子沈多森，多次加刑不知悔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认识沈，他的侄儿沈士伟、沈乐平、沈乐天都是修士，他自己是英语老师，有妻有儿。但他是圣母军华东区的副总会长，正会长是个女大学生名叫陈瑞璋，她一见形势不妙，就逃往海外，入了耶稣圣心会当修女，修会培养她成为英语专家，精通莎士比亚。80年代政府邀请她来大学讲学，待遇很优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她走，沈留，结局天壤之别。听了转播以后，沈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想到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几夜无法入睡。

    附记：1963年初劳改局从全国各地监狱调集24人做翻译工作，我也被转到秦城监狱（下面将提到）。同组的犯人名叫张荫桐，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因不满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因杨没有重用他，对他不公正和老婆一起企图到香港去，老婆把黄金藏在头发中，在偷渡时被双双抓住同时判刑。他说与雕塑家张充仁是联襟，他说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和沈多森关在一起，他说沈攻击政府的话他都向管教一一汇报了，不知沈的加刑和他有无关系？我听了心想“呜呼哀哉知识分子！”我一直对他有看法，与他说话比较小心。回上海后，一起劳改后平反释放恢复原工作的章民泰请同在一起劳改的杜沧白、孙静功等聚餐，我见到了张，内心厌恶他，以后听说他患了老年痴呆死了。

    听审判广播后，审查员来的次数增加，每天晚上8点整，当其他囚犯睡觉时，他们便来提审。他们高高在上抽烟饮茶，我坐在下面又渴又冷。清晨两点钟放我回去，脑子乱糟糟的无法入睡，早上6点钟，看守叫起来端坐不准动，一连6个月，180天天如此（星期日例外）。这段日子不好过，但也过了，世上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由于拒不交代，审讯员就把他掌握的资料发给我看：首先看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最尊敬的老师，我和他无话不谈，事事共同商量的陈云棠神父写的，我看到的大标题是：《揭发反革命分子金鲁贤罪行的补充材料》，厚厚一本。我心想，天呀！补充材料就那么多，原来的谅必更多。又想不好了，我还能瞒什么？我翻阅了一下，震动极大。

    抛给我看的第二份材料是龚品梅写的坦白材料，也是相当厚的一本。

    黎真问我，你看了还想什么？还能隐瞒什么？还不早早交代。

    我先交代我认为确实是违法的事：非法套汇，资助青年偷越国境。对之审讯员不太感兴趣，他再三启发我，不可避重就轻，必须交代重要的。他见我还是顽固不化，就抛出了格寿平的坦白书，是他的笔迹，我熟悉的，整整齐齐写了800页，什么破坏土改，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参军参干，破坏圣母军登记等等。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神父中的爱纪伯’。”包括陈天祥、朱树德、金鲁贤等7人，作为对抗人民政府领导的运动的核心。天哪！这个格寿平，怎么胡编起来？我们哪儿有“爱纪伯”这个秘密组织？耶稣会不是不许会中再有什么组织？格为了救自己的命，不惜把反革命组织这顶帽子扣在我们7人头上，居心何在？他难道不知道这顶帽子的严重性吗，怎么异族人总是有异心呢。

    政府审我的中心就是彻底交代“爱纪伯”，越详细越好。这个秘密组织的宗旨、人员、领导、行动纲领、内部纪律，如何策划，时间地点。如何私通外国，如何在上海，在中国开展反革命活动，如何向龚、格请示汇报，如何煽动公青对抗政府？我心中只想：“冤哉枉也！”平空而来的“爱纪伯”叫我怎么交代。

    我们的确有7个人，年轻，有活力，能讲道，有吸引力，能号召教友。这7人应是陈天祥、王仁生、蔡忠贤、朱树德、朱洪声、陈云棠和我。今日这7人中只我一人存世，但我们没有成立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头头，我反复思考，“爱纪伯”这个名称从那儿来的呢？原来“爱纪伯”是一个法文字的译音EQUIPE,意为船队，广义为队，班，组。实际是一个班吧！我们7人，陈天祥是格寿平秘书，王仁生为伯多禄本堂，蔡忠贤为徐家汇本堂，朱树德、朱洪声为君王堂正副本堂，这三个堂正是上海教区最重要的堂区。没有学校以后，教区的重点放在堂区上，他们几名本堂神父全力工作，有时请我和陈云棠去协助讲道，我们在课余之下也乐意去堂口，这几个堂口影响到全教区。大专学校院系调整，高考统一分配，有些公青分配到外地去，他们仍请陈云棠、陈天祥等为“神师”，于是上海的公青影响了全国天主教会，这是事实。

    我交代罪行：我破坏抗美援朝，因为我私下向人说过：“不是南朝鲜先攻打北朝鲜，而是金日成先攻打南朝鲜，他开始先动手，把南朝鲜赶到海边，几乎把南方军队全部赶入海中，这时美国才出兵。不是派兵去救釜山的军队，而是从后方仁川登陆，再南下把北方军队的后路挡住，麦克阿瑟这招棋高明。”这明明是破坏抗美援朝。关于美帝细菌战，我对人私下说：“细菌战者用细菌也，报上刊登美帝在冰天雪地中从飞机上投下许多苍蝇，都冻死了嘛，怎能说是细菌？”我又说：“中国政府这样宣传不是笨拙吗？”我破坏“三自运动”，我经常对人说：“不可参加爱国会，不可脱离教宗。”我破坏圣母军登记命令，我对那些问我的圣母军说：“登记了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的，你也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你以后必须绝对听公安局的指令。”我破坏参军、参干，有人让我拿主意，我说：“年轻人多读书多学些本领才是正道。”我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因为我说了：“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有的很爱中国，很爱中国人的，比如远的像利玛窦、汤若望，近的像刚恒毅总主教、雷鸣远神父等。”我破坏统购统销，因为我怕修生按粮食定量吃不饱，就私下囤积了大米。审讯员说：你看，你处处与人民为敌，是人民的罪人，我说：“我低头认罪。”审讯员说，不能笼统地交代，必须交代具体人，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否则只是蒙混过关，态度不端正。

    这些交代不能满足审讯员的要求，他要我承认我从罗马回来是受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派遣破坏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企图颠覆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要我承认是个国际特务。他给我看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条文：“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判无期直到死刑。”我说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走狗，更没有资格和帝国主义勾结，我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黎审讯员说：你还狡辩，我们有你做间谍的铁证。逮捕我时警察搜查我的房间，把我的东西全部拿走，包括我父母亲、姐姐的照片，我的信件，我的日记，说这是反革命罪证。内有一封信是东台安丰一个张姓教友写给我的，信中他说，今年种棉花可赚钱。审讯员说：“这不是经济情报吗？”另有一信是在苏北大丰的一个法国神父DEBASHER写的，信上说：“奇怪，这儿从来没有飞机飞过，今天有飞机飞过，罕见的。”审讯员说，这不是军事情报又是什么？你不是特务又是什么？我听了哭笑不得。罪名严重得很，可判死刑，我当时下定决心，如能活着出去，今生再也不留信件。我82年释放回上海已26年，我没有保存私人信件。我曾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喜欢拉丁文，拉丁文更能表达我的思想。一天审讯员向我说：“你这个人真不老实，写日记还用外文，我们请人费力译了出来，可是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我释放后不再写日记，写日记本是写给自己看的，有思想记在心里就够了，往事如烟，写它干吗？

    我是教宗特派的间谍？我在罗马两年，身份是学生。在罗马的各国留学生成千上万，我没有资格去看教宗，我只在伯多禄广场中杂在十几万人中间远远看到过庇护十二世，以我个人身份，连耶稣会总会长也不愿单独接见我。我回国前去总院，人们安排我吃饭时坐在他旁边（当时总院用饭不准说话的，出饭厅时他停下跟我说了两句话就算待遇了）。教会内部很讲究身份，地位低的人不受尊敬。

    审讯员说：你的材料逮捕以前已掌握，逮捕后加上你的友人的交代和揭发更是清清楚楚，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你的交代对我们用处不大，只用以证实那些资料以及观察你的态度而已。政府不打无准备之仗，通过张伯达、才尔孟、格寿平以及先你被捕的人或觉醒后靠拢政府的，摸清了底才动手抓你们的。

    一次审讯员来提审，极严厉地说我很不老实，隐瞒了主要事件，不肯交代，他看我不理睬他就说，我指的是四川南路地下埋有黄金之事，我说，不知道。他说，龚交代了，并画出地点，他们掘出来，有1000两黄金之多。龚品梅释放后他对我说，他要向公安局要回这1000两黄金，因为审讯员向他说明，如果他主动交代，将来一定会还给他的。我把龚的话反映给公安局，他们回说这笔钱在判龚刑时，判决书上说把它充公了。事后我问龚，为什么政府没有搜查到这批黄金，他说，才与他手下的杭修士把金钱放在红酒瓶内外面涂了沥青，探测器探不出。

    我在看守所时的思想动态政府也全部掌握。5年时间中有4年多我和一个青年关在一室，他叫林耕康，他的岳父是小儿科医师，在留学时娶了德国女子。所以他的妻子是混血儿，他会一些德文，也会俄文。他喜欢足球，常去徐家汇中学看球，认识王方神父，他父亲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局长，认识陆伯鸿。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谈得很投机，别的囚室不许互相交谈，我们囚室管理员也不来干涉，我们两人无话不谈。我的情绪不是一平如镜，有时低落，有时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审讯员审问时总是耐心教育，我奇怪，回来问林：“怎么政府这样了解我，掌握我的思想动态，难道在我们室内有窃听器？”他四面察看后说，不会有吧。判刑后我转押到提篮桥监狱，旁边一个囚室，有一个讲德语的俄国犹太人，我们用德语交谈，他很高兴。他说他在看守所，同室一个青年能讲俄语也讲德语，后来发现他是政府派在他身边的人负责了解他，并不时向管理员汇报他的情况，一问长相和林耕康符合。隔了一年，又来了一个俄国犯人，他也说同室犯人是个政府派来了解他的人，描述长相也像林耕康。我恍然大悟，自以为是我的知己者乃是特务也，后来一想，他争取从宽发落，做此工作，情有可原无可指摘。

    我释放回上海后，林耕康来看我，说他一直怀念我，又说，他没有得到宽大处理仍判刑15年，刑满释放才知妻子已改嫁，长兄与他划清界限不收留他，并吞没了他的一份家产。他已再婚，有了儿子，在浦东一所中学教英文，深得好评，业余时间还作家教，其中，公安局的翁处长也请他去做家教。我恰好缺少英文老师，就请他在修女院教英文。我见到翁处长，他说他儿子由于林的辅导进步很快，翁又说此人也可怜，希望我多多照顾他。我去了他家，在杨树浦一个老房子的亭子间内，妻子、儿子挤在一起。儿子大了，我让沈保智神父给他在浦东找了一间空房，他搬去住了，我又聘他为光启社译员，以后他辞去了工作不再来看我，但我仍同情他的遭遇。

    交代了罪行，审讯员开了一个名单，叫我写他们的材料，凡与我接触过的人，我都得写，重点写他们的问题。公安局掌握了与我接触过的所有人，包括只见过一面的人。比如：朱大成医生，我和他没有来往，只是一次，在复兴路、思南路转角逢到，寒暄了几句，公安也知道。我想：共产党做事那么细、那么认真，真令人佩服。后来一想我是个要犯，我是“派遣特务”，政府怎能不重点监视我呢？后来我见到过公安的两名高级领导，一名是50年代初上海公安局的政保处处长，一位是姓顾的，本在上海公安局后调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他们说：“你一踏上大陆，我们就密切注意你！”

    我一直处在天罗地网之中，但自己丝毫没有察觉，好愚蠢呀！实际上，我们都好愚蠢。我得出结论，凡自作聪明，在暗地里搞秘密活动的，都是傻瓜。

    要写的名单很长，不少人只见过一面，我得搜尽枯肠细细回忆，我尽力写，在材料收尾处我总是加一句，“此人无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他认识了金鲁贤。”审讯员多次对我说：“知道了，这句废话，不必写。”但我仍写上。我想，他们认识了我就生了麻烦，要交代，我确实是个害人虫。以后如一旦有了自由尽量少接触人，免得连累他人。我释放回申后，起初很谨慎，少接触人，后来忘了又大量和人往来。

    我对3个人怀有内疚。蒲敏道被驱逐后，瑞士领事馆来人说，蒲寄存在他们那里的20根金条(合200两金子)，遵他嘱，交还给我。我知道放在身边不妥，交给了荣德先保管，另有一些则分别寄存在顾梅圣、姚德芝家中。这事我向陈云棠说了，我想自己逮捕后陈将接替我，陈已交代，我隐瞒不了。在看守所我交代了，政府叫我写了纸条向他们要走。这就为他们造成麻烦，我出来后向他们深深道歉，他们原谅了我，宽恕了我，和过去一样，认我这个朋友，我感激他们，顾、荣二人已归主，姚现住在美国檀香山。她是我好友李俊仪的妻子，李也因龚的事，被捕入狱，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吃奶的女儿，姚一个人既工作，又抚养小女儿，他们的大儿子用心念书，勤恳工作，当上江苏徐州市的副市长，后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很孝顺。

    1957年春，中国政府气氛发生变化，费孝通说是早春天气，政府准备释放我们，先有张家树和早已释放的陈辅民、周士良3位到南市看守所探望我和我长谈，介绍上海教区的大好形势。接着一位不知名的高级干部来看我和我长谈。看守所内，警察召集了我和同时关押的沈增礼、周静海等10人开一个座谈会，畅谈心得，讲些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沈增礼的话，他说：“今天是圣神降临瞻礼，还是让我们祈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吧！”最近我见到了他，并提及此事，他说已记不得了，我却一直记在心中。他真是一个好神父，那时有一名管教人员也向我说：“你快回去了。”

    风云突变，反右开始了。平时我们看不到报纸，一天小窗外塞进一张报纸，内容是批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我记住了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名字我知道，他曾是天主教益世报的主编，益世报的董事长是于斌。1945年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我国调解国共关系。罗去见马,谈了许多反蒋拥共的话,事后马问于斌，罗的话代表多少人,于回说只代表他个人。于又说：“蒋独裁，在他执政时，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胜利后，民主是有无的问题。”马歇尔不置可否，于曾用6个字总结他的一生，爱国、爱教、反共。

    到了9月，一天又塞进了一张报纸,“解放报”,整版一篇文章，题为《射向共产党的十支毒箭》，报道朱孔嘉、顾京熙、董贵民几名大右派如何恶毒攻击共产党，其中心内容：龚品梅是好人，逮捕他错了，应立即释放。我心想，早春天气又变成隆冬腊月了,安心待在狱中吧。伙食也变了，每天早、中、晚小窗口塞进来的铝盒内只有白薯,水煮的,不放盐,没有油，更没有糖。开始几天我很高兴,我喜欢吃,但一个多月下来，不对，感到烧心，胃酸冒出来。自然而然地从嘴角流出来，这样连续92天，再给我们送来饭时，感到米饭真香！

    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形势又有好转。监狱内，管教宽，管教严，伙食好，伙食差，都和外面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管教宽了，犯人室内可自由交谈，放风次数多了（所谓放风，就是把犯人领出囚室，到外面，到没有屋顶的小屋晒太阳），洗澡的次数也多些，伙食也好些，可开大账了（即可托管理员购买东西）。管教严了，囚犯间不许说话，只能缄默反省罪行，不开大账，不洗澡，不放风。1959年上半年气氛又松了，审讯员也和颜悦色了，日子好过了，可是到了9月忽然扩音器广播，高举三面红旗粉碎右倾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打倒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这些内容反复地广播着。我心想，彭德怀不是志愿军司令？张闻天不是党总书记吗？真搞不清楚，可是接下来管教严了，伙食差了，可见外面阶级斗争又激烈了。

    对我的管教也时严时宽，我不回答问题，拒绝写材料时，管理员就把我放到大房间去，20人甚至30人的房间内。记得一次，转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有32人，安排我坐在一个大马桶旁边，晚上睡觉时当然也躺在马桶旁，所有房间都没有抽水马桶？32人挤在一起，没有多大空间，不能平卧，只能侧躺，别人大小便时，走来，踩在我身上，揭开盖子撒尿，拉屎，臭气扑鼻，尿声朗朗，难以入眠。才想睡去，另一个人又来上马桶了。又没有放风，更没有洗澡等。宽时调到较小的较清洁的房间，又放风又洗澡，可送进东西包括食品，有时还能看电影。看电影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人们都坐在大厅内了，电影开始放映了，厅内漆黑一片，就把我领到第一排中间坐下看，电影快放完时先把我领出，看不清任何人。有一次我坐定不久，一名警察领进一个人，在我右边坐下，我一看却是龚品梅，喜出望外。正想和他说话时，另一名警察迅速把他带走。不知龚发现了我没有，否则他会纳闷，为什么才领入又领出，这是1955年9月8日逮捕后到1982年为止我仅有的一次见到龚。

    共有3次被从严管理，分到人多的室内。有一次我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心中着实高兴了几天。囚室中一个青年室友姓裘，香港人，加入过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国受过训，他来上海被作为特务而被捕关到南市看守所，他说他已进了天主教领了洗，曾经和他同室的王仁生神父耐心教导他，他说完全信了基督。我问他在狱中怎样领洗呢？他说情况是这样的，犯人不是每天拿着搪瓷杯子作为洗脸用的吗？我们洗头必须两人合作，先细心滴水把头发弄湿，然后抹肥皂，最后用水滴冲洗干净。他洗头时叫王合作，冲洗时，王口中念了“我洗尔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这样就领了洗。我赞叹一声，又加一句，这事危险呀！政府发觉要加刑的。裘说，王不怕。我心中想：“王仁生确是一个好神父，在监房内还在做福传工作！”后来一想，裘这个青年，为什么管教把他放在我旁边？是不是政府叫他来引我上钩的？我又怀疑起来，不久我调离了他，不知裘的下落，王仁生判刑后死在劳改农场。王仁生求仁得仁，愿他在天上为中国教会邀得大量恩宠！

    对我的管教或宽或严，除了大气候外，实际掌握在审讯员手中，看守所和公安局预审科完全配合，预审员说了算。我这个人修养不够，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为此失误较多。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可不是大丈夫，做了阶下囚，还不能时时处处低下头来。一次我对审讯员态度不好，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冲我发起脾气来！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握在我手中？我这支笔这么一写，可以让你无罪释放，那么一写可以判你死刑的。”我默不作声了，心想共产党还有法律吗？后来一想解放初期，共产党只颁布了两次法律：一是新婚姻法，二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余都靠红头文件来治国，什么事首长说了算，我不服气也得服。

    一个犯人逮捕后，家人都焦急送衣服日用品进去。我没有家人，没人送东西，公家发的日用品，每月15张草纸，一块肥皂的四分之一，犯人必须自备面盆，盛洗脸水和饮水的搪瓷杯。起先政府发给我的草纸和肥皂，我不够用，管教员说得向审讯员说，让他想办法。审讯员说，你写封信我叫人去取。我写了一封信给修院交给审讯员，他隔几天对我说，张家树声明与你划清界限，不给。我说这是我的东西，为什么不给？审讯员：他们觉悟高呀！你还是写给你的亲戚吧。我有亲的伯伯，亲的舅父，亲的姨母，我写了几封信，交给审讯员，一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隔了好久，审讯员对我说：“我们去了人，这些人拒绝收信，说与你毫无关系。你有朋友吗？写给朋友吧！”我考虑一下，给荣德先写了信，隔不多久东西送来了，很丰富，还附有几十元人民币。原来监狱内有时“开大账”，有钱的犯人可托管理员买些东西，无钱的犯人只好瞪着眼看。审讯员许我每两个月写一次信，出狱后，我才知道荣德先的丈夫朱义生，也因华理柱的案件逮捕，也在狱中，她得送两个人的东西。审讯员问她，不划清界限吗？她回说：“政治上划清，感情上不划清。”我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后，她邮寄给我，直到文化大革命，她也被抄了家，被群众监督，每天得扫里弄。工资扣到每月40元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才中止给我寄钱、寄物。

    我出狱后知道有些神父被捕前就妥善安排好送东西的事。其中吴应枫布置得更好，叫人送圣体进去，他大有安慰。有一次他弄巧成拙，他在写信出去时，加上一句，“上次送得很好，下次照送。”信通过管教员检查，管教员敏感地认为内有文章，下一次送时，检查特严，最终发现面包里夹有小“圣体”，送者原是北桥普慈疗养院的护士，当场被扣留，押回医院批斗开除，失业。吴被判刑后去安徽劳改，死于农场。

    犯人接到接济有很大安慰，我判刑后被押送到提篮桥一号监。一天我去打水时见到了我的学生秦国良，他叫我声“院长好”，显得很高兴。有人见了汇报给管教员，后来我知道，秦为此遭到禁闭，家人停止送东西3个月，我真对不起秦。后来他被送往青海劳改，刑满留场，先为地下神父，现已上来，政府承认他为神父。他回上海时从未看过我，我托人向他问好，他也不理我，但我一直为他祈求。我们这些人最容易牵累人，言行必须加倍谨慎。

    许多外国友人问我，我怎样度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还问我能做弥撒吗？有圣经看吗？我认为外国人认真天真，在共产党的监狱怎么会允许犯人做弥撒呢？一入监狱，所有东西都抄走，不能携带宗教标记，念珠、圣牌都搜走，看守所内身边没有书本，更没有圣经、弥撒经。

    但是我心里可以祈求，这个，共产党拿不走，我几乎终日祈祷，但不能出声，一出声同犯会汇报。也不能动嘴唇，嘴唇一动，看守的警察知道我在祈求，就警告我。我天天心中唱弥撒，拉丁弥撒，我心中念玫瑰经，上午十五端，下午十五端（当时还没有光明五端）。我有时拜十四处苦路，我背诵福音，尤其若望福音。我初学时，看过圣衣会修女圣三仪撒伯尔的传记和她的著作（上面已讲过）。她热爱天主圣三，她曾说：“有天主圣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我在初学时，不太幸福。但修女这句话深刻在我心中，我苦闷时就默想这句话，得到安慰和力量。进了监狱，我一无所有，和外界全部隔绝，据审讯员说，我的处境是众叛亲离，孑然一身，一贫如洗，但天主圣三没有抛弃我，他在我心中，任何世界上的力量不能把圣三从我心中夺走。在外面我很忙，我心分散，分在许多人身上，分在许多事物上。现今我应收敛心神集中于天主圣三了，天主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应感谢天主。“天主圣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这句话伴随着我20多年的劳改生活，支持着我。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没有垮（按：我出来后获知该修女已列入真福品，她也发灵迹治好了我的好友德古律枢机的病，枢机虔诚恭敬她，我很高兴，我去里昂时，枢机亲自陪我去修女修道的圣衣院。2003年我又去过该院，迄今我和该院通信）。我出来后心又分散了，不专心放在天主圣三上了，自我原谅说：爱天主就在爱人呀，爱了人才算爱天主呀。总之，我在监狱时私下背诵弥撒经文有时比现在公做弥撒时更专心致志，我退步了，“上主求你垂怜！”如果没有提审不写什么材料，杂居在犯人中间似乎也能过隐修生活。

    附带说，我交代后，审讯员录了音，一则，怕我翻供，二则，放给外面的人听。我同意他们放给人听，叫他们别对抗政府，我不希望他们进来饱尝铁窗之苦。进监不是好玩的事，进监不等于致命。人家不让你致命呀！逮捕你时，其理由不是信德方面的问题，而尽量和政治挂钩的，不可随便号召教友致命，致命不是呼口号可达到的，喊口号最响的人，不是流亡美国吗？

    1960年似乎外边的形势好了，我个人在看守所的待遇大大提高，每天让我放风，带我去洗澡，每天有荤菜，审讯员对我和颜悦色，向我说已释放了梅乘骐等人，希望我出去后引导教友爱国爱教。就在这时国民党狂叫反攻大陆，中国政府将严阵以待，同时认为不能把像我这样的人放出去。有一位女警官来看我说：“错过了这次良好机会，没有关系，好好争取吧。”我当时的思想：“一切都有天主上智安排，为爱主的人，天主安排总不会错。”到了6月政府对我正式开庭宣判罪行，事后感谢天主没有放我出去，6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所有宗教工作者狠批、武斗，放出去的梅乘骐等遭到毒打，22年后我释放回到教区，张家树对我说：“你回来正是时候，好事到了，我60年圣主教后，只是摆测字摊。”我说：“怎么解释？”他说：“我做主教后政府只叫我做两件事：写材料，交代自己，揭发他人。”

    时间到了，政府可以收获胜利果实了。

    1960年6月初给我理了发，换了整齐的衣服把我押上汽车，开到法院（我已关押4年又9个月，和我一起审判的陈哲民于1951年被捕已关押9年）。公开审我，进入法庭，见上面坐在审判员旁的还有汤履道和陆薇读两人，他们是陪审员。证人席上是沈保智与李文之两人，我后面有许多人，鸦雀无声。公诉人起立宣读上诉书，律师为我作了辩护退堂，返回看守所，隔了几天又把我押上汽车。这次带上手铐，送我到静安寺北京西路转角一个大院内。公审大会开始了，庭上法官前有十几只小笼子，每人一个——龚品梅、我、李式玉、朱树德、陈哲民、王仁生、朱洪声、陈云棠、张希斌、陈天祥、蔡忠贤即蔡石芳等（他先于我们被捕，我们被捕时，他较快地释放回到徐家汇修院，后法国总理富尔FAURE来访上海，要求单独会见蔡，政府同意，蔡见到富尔，先要求富尔对谈话内容绝对保密，富尔保证绝对保密，蔡就与他畅谈，谁知他回国后把谈话泄露出来，消息反馈到中国，蔡就第二次被捕）。公审结束退堂，龚判无期，朱树德、张希斌、陈哲民判20年，我判18年，戴反革命帽子9年，朱洪声15年，陈云棠12年。龚和我被送回看守所，翌日徐家汇大堂隆重祝圣了上海第一任自选自圣的主教张家树，龚和我移押到提篮桥一号监狱服刑。

    在结束看守所生活前夕我自己作了一个反省，现在简单地写在下面：

    在漫长的审讯期间，我也利用它加强祈祷并反省我们的错误，反省的结果应作为我的收获，即吸取教训。教训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祈祷往往要天主来完成我们的意愿，而不是要我们承行天主的圣意，我们应做的是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天主的圣意而校正我们的错误想法，错误行为。在看守所中，先知依撒意亚的一句话反复出现在我的心中。上帝说：“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依55：8）我们当时的思想，至少潜意识的想法和行径的大前提：等待美、蒋复辟，对抗共产党政府，争取时间。天主不是这样想的，天主的计划是宏观的，天主要净化我们，使我们遭受困难，使我们悔改，天主通过共产党实行他的计划，天主要我们一心归向他，依赖他，不依赖尘世间的政权或富贵权威。

    第二，若望福音记载了耶稣所讲的善牧比喻，我们应实行。耶稣说：“我是善牧，善牧为自己的羊群舍掉自己的生命，雇佣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见狼来了，就抛弃羊而逃走了。”善牧要保护羊群，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可只顾自己的生命，善牧不能躲在羊后面，让羊去冲头阵。格躲在龚后面，我们躲在教徒尤其青年后面，让他们充当先锋。危险一来只想自己逃命。这难道是善牧吗？我们不能做雇佣工，一有危险就跑，跑到我们以为安全的地带，继续鼓吹处于危险的羊群反共。我们要为教友设身处地，事事处处保护属下。

    第三，在共产党政府之下，决不可搞秘密活动和地下组织。什么事瞒不过共产党政府，共产党在国共斗争时，擅长搞地下活动。我们想搞，他在暗中笑。我们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透明，光明正大，才可长久，切不可自作聪明，害己害人。

    第四，不能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他人，更不可低估政府。龚以为有群众，以为有国际后台，政府不会抓他，他错了（以后朱洪声也犯这个错误）。匈牙利明曾蒂枢机国际国内威望那么高，共产党照样逮捕他，保禄宗徒说过：“至于我，绝对不夸耀别的，我只夸耀我们的主耶稣的十字架。”迦6：14我们依靠的是十字架。

    第五，不应认为主观愿望是好的，从而忽视并原谅客观造成的损害。我们的言行尤其领导的言行，一句话，一个指示可以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领导应当对之负责。我们往往说主观上是好的且加以肯定。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关，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考虑其效果或后果。主观客观不可分割。

    第六，在看守所，预审员只字不提教义教规，专追问反共的言论和违反政府发起的运动的行动，扣上的只是违法乱纪的帽子，神职人员必须提高认识不做违法的事。

    第七，逮捕龚品梅和我们时政府把所有接近我们跟我们走的人一起逮捕，称之为龚品梅集团的骨干分子，一扣上“分子”字样，这顶帽子伴随你终生，而且牵累人们，使许多人失学、失业、家破人亡。决不能凭个人匹夫之勇，鲁莽行事，地位越高，越要谨慎小心。

    以上七点我牢记在心头，因为这是从惨痛的教训中得来的，我出狱后我以此作为我行动的准则。个人犯错误，势必导致许多人的痛苦，决不可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判刑后我就被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我关在看守所4年9个月，关在提篮桥2年7个月，两者区别不太大。被关着都属犯人，没有姓名，只有番号，待遇基本相同，但在看守所每间囚室都有木门，上面有一个小洞，让管理员监视我们用，另有一个小窗口，由外面打开，塞进饭盒，以及每天发一大瓷缸水用以洗脸，另发一小瓷缸水作为饮用。囚室有大有小，小的独处，大的可容30来人。室与室之间彼此不能互相看见，深怕串供，在提篮桥一律小室，只有铁栅栏。提篮桥是远东最大的监狱，共有8个大楼，即8个监。一号监是重刑犯监，一般判刑18年以上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解放后称为反革命犯。第二号监为轻刑监，刑期较短的犯人关押在内。有一个监，专关押妇女犯，有一个监收容将发配到外地劳动的犯人。有一个监为医院，收容病犯。解放前，8个监分别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为名。

    每栋楼很大，内有5层，中间空，四周为鸽笼式的小室，室外为走廊，每室没有窗，所谓的门由铁栅栏构成，狱警在外巡视，一览无遗。在提篮桥，我有时一人一室，有时两人，有时5人，室内没有床、没有桌、没有凳，晚上躺在地上（有时有木地板，有时就躺在水泥地上），白天蹲着或坐在地上，或扒在铁栅栏上望着对面小室内的同犯。回到上海后友人问我铁窗之味如何，我回答说，未尝到铁窗，但尝到了铁栅栏之味。

    到了提篮桥监狱，拍照，按手印，给我一个新的番号，送到一号监4楼。一个小室内已有一名老头姓施，他1957年就已被捕，他曾拜杜月笙为师傅，这是他的主要罪名。拜杜时，向杜交500银元，杜笑纳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在中国银行工作，不久，中国银行收他，派他为宁波中国银行经理。施说：“抗战胜利后，杜走陆路从重庆回上海，一路收徒弟，每一徒弟奉献500元，收入可观呀！”施有一个女儿唱京戏花旦，报上有名，他对此自豪。他在自学俄文，说可以教我，我反正没有事，就跟他学。对我来说俄文不难，它脱胎于希腊文，又与法文相似，18、19世纪沙俄受法国影响大，贵族在宫廷内以讲法语为荣，吸收了许多法国词汇，由于字母不同，看上去是俄文，一发音却是法文，此类词有几千个，对我来说不必去记了，过了两个月，我就教他俄文了。我写信给荣家，她送来了俄文版的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以及托尔斯泰写的小说，我都能看懂并以此消遣。文化大革命，不准看外文，不用就忘，我的外文，是学得容易，忘得也快。

    1号监的监长姓邵，手下有姓齐的，两人都是河北人，另有姓周的、姓陆的几个警察，统称为主管，管着我的姓齐，河北人，为人苛刻得很，姓陆的和姓周的态度很好，他们两人掌握政策较好。

    龚安排在底楼，有劳监犯（即打杂的犯人，可跑上跑下劳动）告诉我龚品梅一个人住两个监室，一个晚上睡觉，一个白天用，有桌子椅子，伙食特殊，每顿有荤菜。

    管教看我和施两个人太好了，就把我调开，编入另一个组，加强政治学习。记得组员有：杜沧白（托派头子）、倪柝生（基督教反革命集团头子）、陈XX（陈璧君的侄子，当过伪行政院的秘书长和广东省伪省长）、章克（汪伪宣传部副部长）、谭伯鲁（他的父亲是汪精卫联襟，即他的母亲和陈碧君是姊妹），还有一个汪伪时期的粮食部长，由于对日本人搜刮大米有些不满，日本人下令把他抓起来，他是犯人中资格最老的（他是清朝的状元张謇的女婿）。个个经历丰富，能说会道，曾风云一时，现都是阶下囚。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章克，他原是基督徒，他的祖母是司徒雷登在杭州作牧师时的家中保姆，司徒调往北平当燕京大学校长时，因祖母请求，把章克带去，半工半读在燕京上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认识了宋庆龄，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国民党北伐前夕，他跟宋到了广州，北伐军打到武汉，他跟宋到武汉。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清共，要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软禁起来，宋庆龄和鲍罗廷得知这情报后偷偷离开武汉，不乘火车而乘汽车，借道河南，往北走。路过冯玉祥将军的管辖地，冯将军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答应给他两万支枪才放行。鲍说，会转告斯大林，接着不告而别，急急赶路，再经河北、山西、蒙古到苏联。宋离开苏联去欧洲，他求宋向蒋介石说情，讨一个官做，宋立即沉下脸来，说，你走开！我不愿再见你。他就向宋认错，并跟宋到德国以后离开宋就打道去了美国，回国后投靠国民党担当了当时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秘书。陈是牙买加人不会中文，每次开会都必须带秘书作他翻译，章克从而认识了国民党中包括汪精卫在内的许多要员。他跟陈反蒋并去了福建，福建政府失败后他去了香港，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他又去找宋，在宋身边工作，同时领了军统的津贴把宋的情况汇报给军统。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派飞机把宋接到重庆，陈友仁和他搭不上飞机，留在香港，日本人把陈友仁和他弄到上海，要陈帮汪精卫，陈坚决拒绝，章克却投奔了汪，当上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抗战末期，他见日寇快完蛋，就联系上苏北的新四军，向新四军送情报。日本投降后蒋抓汉奸，把他关在牢内，褚民谊、林伯生等汉奸被枪毙，他妻子就去找司徒雷登（当时已是美驻蒋大使）哭求司徒，司徒请郑介民（接替戴笠的军统头子）吃饭，饭后托他宽大处理章，郑授意法院，说他抗战末期做了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从宽发落判处徒刑三年，一年后提前释放。解放后人民政府知道他和司徒雷登的关系，在司徒雷登返美后给他美金，派他去美国将司徒在美的活动汇报政府。他拿了美金在香港花天酒地过日子，花完了钱回到上海，政府安排他在政法大学教书，他认为他为新四军立过功，这个待遇太低，常发牢骚从而被捕判刑。

    至于杜沧白，他青年时加入共产党，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搞工人运动，在苏联时加入托派被开除出共产党，他一人奋斗，奔走于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西北军）、李济深（福建人民政府）门下，拿了军阀的钱，想搞倒蒋运动未成。解放后以托派头子的罪行被捕，判无期。他和陈伯达很熟并有来往，在狱中从来不揭发陈，怕打击报复，待陈伯达出事，他就揭发立了功，改判提前释放回上海，得到很好的安排。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呆了两年半，有一个时期每天要立正站着恭听齐主管训话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听他有时胡吹，有时狠批阶下囚，看他得意的神态，无人敢出声。我自己就内心背诵圣经，不知其他同犯在想什么，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去，一个时期我参加京剧组学习，其中一个姓吴的犯人不断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滚油煎。”这是京戏（《文昭关》）中写战国时期，伍子胥等候过关时的词儿，却也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境。

    1963年初，我被移押送到北京秦城监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早上，主管开了我的小室对我说：“拿着你的全部东西跟我来。”我的东西就是一卷被子，一些旧衣物和几本书（荣得先给我送进来的书）。进入一室，见已有6个人坐在地上，姓吴的警官和3名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领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车上有几个大木箱，据说装的都是我们的材料，过了两道铁门，车子驶出监狱，开往火车站，登上火车，进入一个车厢，让我们7个人坐在靠厕所的几排座位上，他们4人有说有笑，我们7个人彼此相望，噤若寒蝉，绝不出声。上厕所时，一名警察跟着，厕所门不许关，他看着你。中途听他们说，要到济南玩，果真，到了济南站，押我们下车，把我们寄在济南监狱中，三天后吴警官等一行把我们从监狱中提出，押上火车继续北上。进京后，下火车上了一辆面包车，驶出市区向昌平县驰去，再往北走了两个小时左右，车子戛然停止，已到了目的地，后来知道这儿就是全国最重要的监狱，关押重要罪犯和嫌疑犯，比如“文革”中的重要“走资派”，以及后来的林彪集团分子和“四人帮”等。稍待片刻，大铁门开了，车子驶入院内约百余米，又经过一道大铁门，院内东西各两幢大楼，各有围墙隔开，车停在西面那所楼的大门口，让我们下车，楼内有一个警官等着我们，后来知道他姓马，30来岁，他负责翻译组。

    我们7人，其中两人我认识，曾在同一组内学习，即上述的杜沧白与章克，另外4人，后来知道一位姓高，苏州人，原是军统特务。一位姓张，名荫桐，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面写过）。另一位名叫方焕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党派遣他去苏联学习，毕业后组织派他去东北领导共产党，他到达东北，见到国民党实力强盛，就主动向国民党投降，彻底交代问题，国民党任命他为上海CC派头子吴醒亚的机要秘书，拥有权力，他后来说：“张学良每年春节还送我500元，请我笑纳。”七七事变，上海沦陷后，CC派头子令他留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他投靠汪逆，被委任为杭嘉湖专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抓汉奸，他惶惶不可终日，把历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两个皮箱内寄存到他的最好的朋友家中，他被捕判了轻刑，出狱后找朋友，想取回他的金银财宝，他的朋友对他说：“已被军统抄走。”他明知是朋友黑心吞掉了，也只得默认。解放后再次被捕，判刑20年，他精通中、俄、英文，知识渊博，在翻译组积极工作，学习时很少发言，不揭发人，平时谦恭温良。他有两个女儿分配在北京钢铁学院当讲师，已与他划清界限，方病死后，监狱通知她们，她们也不来领尸体。另一个是不到30岁的青年，名叫章民泰，他原是杨树浦华东电力专科学校讲师，他一天晚上回宿舍时见到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女孩，他问她为什么深夜还不回家而一个人痛哭，她回说，后妈打她，章要领她回家，她坚决不让。章把她带回宿舍，第二天早上送她去学校，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第三天警察来抓他，说他强奸幼女，是小女孩儿的后妈告的，他否认，请医院鉴定，结果证明该女孩儿处女膜未破，但他仍以猥亵幼女罪判刑20年。他有一个未婚妻，她非常气愤和他解除婚约。章每次开会时总说自己冤枉，要求上诉，每次上诉，每次驳回，他又说自己爱共产党，将来要争取入党，他工作负责，劳动卖力，先向我学习德文，进步很快。他又向我学习法文，不久他也能搞法文翻译了。“四人帮”垮台后，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仍回到电力学校工作。我82年回上海后，他来找我请我吃饭，并说已入党又升为系主任，与一名姓关的教师结了婚，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患癌症去世。

    马管理员安排我们住在楼上，4人一间，每室内有床、抽水马桶，楼下是工作室，有桌子、椅子，院子内可自由散步，我们和战犯关在一个院内，平时不能和他们交谈。

    翻译组的人员除了几人是从战犯中转来的，大都是从全国各省的监狱押来的。天津来的有刁培树，基督徒，他的牧师送他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学校内教英文。东北来的有王铁城、王铁梅，通日语，日寇占领东北时，王铁梅曾是日军的翻译官。武汉来的有熊寿农（日语）、张知田，他声称自己是留美归国的，后来知道他曾是国民党派往美国培训的空军人员，日本投降后终止学习回国，事实证明他不能翻译，只能作抄写工。广州来的有姓林的，自说精通英语，他翻译的都不能用，也只能作抄写工。我们共24人，分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组，我分在法德文组内。

    有几名从已关押在秦城的战犯中调来，译俄文的有孙静工，他曾是共产党员，王明手下的大将，专搞青年工作，所以取名为静工，他被捕后叛党，得到蒋介石的赏赐，任命他为财政部的司长。另一人姓朱，我忘记他的名字，是王明的同乡，做到当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就在押解的汽车上出卖了共产党的秘密。德文组内有两名战犯，一位姓刘，原是国民党兰州市和厦门市的警察局长，他的德文相当好。全国解放后他惶惶不可终日，去算命，在看了他的八字后，算命先生恭喜他说：“你的命好，你下半生不怕风、不怕雨、不忧吃、不忧穿。”谁知两个月后他被捕了，一想，在战犯监狱内的确不会风吹雨淋，也不必为衣食住行操心了。另一个人姓吴，曾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德文翻译，他的译文，我校对过，发现此人翻译水平很低，我对他说：“凭你这个水平，怎能当翻译？”他回答说：“台上德国教官上课，他们不懂中文，台下国民党军官听不懂德文课，由我一个人翻译，不难。”

    我们这批人每天24小时在一起生活（如果是一家人，白天有上班、上学的，一般也只有晚上在一起），达12年之久，真是难得！

    人民政府规定，国民党文职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作战犯，分别在北京、抚顺、山东禹城、四川重庆改造。反动职位高的在北京。原则上我们都以番号相称，但由于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自我检讨，彼此有所了解。战犯中有兵团司令，许多军长，也有军统戴笠手下8大处的处长等，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机构的半个班子。唉，可怜的旧中国！

    关押的战犯中，有的有钱，有的无钱，情况是这样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军官和文官，他们四散逃走时，大抵已化装成农民、工人、商人，袋内带有黄金、美钞、珍宝，逃跑未成，被抓后，聚集在广场上，解放军清点他们，一一登记。有的战犯心想，身上大批钱财就是罪证，他们坐在地上听训话时，大多数偷偷地把袋中的黄金、美钞掏出来，放在地上，少数人舍不得，没有抛，解放军搜身时，取出登记，并不没收，说是代为保管。关押期间，战犯可托管理员代购东西，用以支付，而偷偷抛出去的人后悔不已。

    战犯中有军官，有特务，一接触就感到他们身上的烙印。军统中统特务在外面是特务，在牢内还想当特务。一个姓高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在休息时，在院内散步时，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凑上来听，听到一言半语就会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最突出的是一个名叫袁晓轩的人，他原是共产党员，并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后投奔国民党，一次孙守一处长给我们全体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可是这个人仍每天一张小报告，真是本性难改！翻译组内特务性不变的，有上述姓高的和下述的张知田。

    被关押的军官们一般性直，很少有打小报告的。比如兵团司令黄维，不服罪，不做假检讨，他也不服输，说他全军覆没，不是他仗打得不好，而是国民党国防部指挥部内有共产党卧底，把作战计划私下输送给共产党，共产党才取得胜利。一次管理人员组织我们参观北京，到了清华大学，黄的女儿在那儿当助教，管教人员召她来见父亲，黄当着管教人员问她，外面风声紧，国民党将反攻大陆，你怎样？她回说：“我是民兵，我把他们打回去。”

    战犯中大多数人都有血债，比如迫害江姐的徐XX，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周XX等，军统行动处长岳XX，他手下都是搞暗杀的。另一个姓徐的，党内地位很高，派去新疆工作，被捕后，他真的叛变了，还给国民党提供毛泽东的窑洞的正确地点，让国民党飞机去炸，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时，还提出要国民党释放他。又如XXX原是江阴一个学徒，中央看他出身好，老实，叫他做通讯员，他虽没有地位，但知道领导们的居处，叛变后，领国民党去抓人，造成共产党较大的损失，后来这人当上了国民党江西省书记长，当时党中央决定要处死他为烈士报仇。全国解放前夕，他逃到香港，搞投机失败，在香港混不下去，通过友人说情，回到大陆，但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他回到广州后被捕，送到北京，没有杀他。以后1975年释放全部战犯时，也被释放。一次，徐家汇门房告诉我，有一人要看我，但不说名，说，说了也没用，说我叫1073号，我说让他进来，一看就是他。

    这些战犯、叛徒在1975年中央一声令下，统统释放，并为他们做了安排（黄维当了全国政协常委，其他为地方上的政协委员）。中央指示凡愿去海外的，一律放行，来去自由。原蒋经国的亲信蔡省三等数人表示愿去台湾，政府给足路费，让他们先去香港再去台湾。他们到了香港向蒋经国去信表示他们对国民党始终忠心，但蒋一概拒绝。4人回了大陆，政府仍安排他们为地方政协委员，蔡省三留在香港作自由撰稿人，相当活跃，很有成就，后来回国访问，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他通知人说要看我，我那时在国外，未见到。顺便说一声，在监狱内，同犯知道我的身份后都叫我“洋和尚”。

    翻译组在秦城监狱内，秦城直属公安部预审局，原则上全国性的重要罪犯在未判刑前都关押在这儿。上面我说过，监狱内有4幢大楼（后又建了两幢），除了我们的一幢外，都是单人室，我们是偶尔被叫去打扫卫生知道的。每室有抽水马桶，但放水开关设在外边，每次用后得向看守报告放水。

    也看到有几个囚室内四周是橡皮做的壁与门，防止犯人自杀，犯人再大声吵闹，外面也听不到。一次，在一个储藏室里打扫卫生，发现里面有写着潘汉年和他妻子董慧名字的箱子，也看见写有丁玲名字的箱子，可见他们也曾关在秦城。一次被叫到狱外打扫一排平房，知道秦城监狱未建成前，饶漱石曾关在那里。

    “文革”后把战犯和翻译组全体人员（只留少数几个最重要的战犯和叛徒）转移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秦城专关押刘少奇、邓小平以下的所谓大“走资派”。80年代天主教开大会，政府宴请时，我被安排在主桌上，席上有吴学谦、习仲勋、闫明复等，我才知道他们也曾被关押在秦城。一次凌云部长告诉我，秦城一号由他负责建造，谁知不久他自己就被关了进去。一次我看报纸见到一篇题为《纪念我的好爸爸》的文章，写得亲切动人，是50年代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的女儿所写，文章里提到，许也死在秦城监狱。林彪栽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他的大将黄勇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也都关押在秦城，“四人帮”垮台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关押在此。这是后话了。

    我们每天8小时做翻译工作，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我向王铁梅学习日文，单家祥、章民泰分别向我学习德文和法文。单家祥河南人，分配在东北工作，57年响应政府帮助党整风时，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划成右派，妻子与他离婚，想不通，牢骚满腹，结果右派升级，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劳改。我喜欢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作神业功夫、默想、背诵弥撒经、念玫瑰经，日子过得很快。

    1965年上半年孙部长和马管理员与我们谈话时，语气更客气，说的都是鼓励的话，肯定我们翻译水平高，自觉改造态度好，又说，我们前途光明，不必悲观等。

    一次把战犯和我们翻译组成员集合在礼堂，孙处长等领导陪同一位穿着藏青中山装的老人进来，经介绍知道此人是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抗日胜利后，他被苏联红军逮捕关在苏联，后解送回国，和他的小朝廷一起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蒙特赦。他来向我们讲述自己接受改造的经过，并劝勉我们好好改造，争取新生。我记得他说，自己被灌输的思想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观点牢牢深入他心中，导致他做皇帝之梦。

    接着管理所由公安部预审局领导组织战犯参观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翻译组也沾光，和战犯一起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站、重型机械厂、清华大学以及人民大会堂等，所到之处，单位领导接见，详细介绍，盛情宴请，总之，把我们当作贵宾招待。参观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时，我们都感到华丽庄严的气魄，叹为观止。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居然也坐在主席台上。10天的参观结束，马管理员组织我们谈感想，又示意我们写一封感谢信，翻译组英文译员张啸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草写了一篇，我们讨论时，他不同意修改他的稿子，并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十分傲气。一个战犯偷偷说，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

    五一节，国庆日，战犯和我们乘车去公安部（公安部位于天安门旁边），接待我们登上大楼顶，看游行。

    这时战犯们心中明白，可能不久就会特赦他们了。

    谁知，风云突变，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报上刊登的消息是打倒走资派，打倒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贴出了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毛表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又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翻译组停止了翻译，管理员带我们提了油漆罐，去院内到处写：“坚决拥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的大标语。隔了一段时间，我们集中在卧室的楼层，不准下楼，更不准出院子，命令我们把所有的书箱封起来，只准留一本发的毛主席语录。也不开会，管理员也不来了，只让我们背诵“红宝书”。墙上有一张地图未被摘走，我就整天看地图，背地名。

    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天已黑，管理员忽然来了，通知我们立刻收拾自己的东西，马上要转移，我们下楼看见战犯们已经集合在门口，外面停着几部大面包车，管理员叫我们把行李放在一辆车上，人上另一辆车。车开出大门，可我们不知去何处，一个小时后车子开进一个小火车站。站内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内已停有一辆列车，站内杳无一人。我们鱼贯进入车厢，车厢内的玻璃窗已有木板钉住，车厢内只有微弱的灯光，我们坐定后，车厢门关上，门前、门后都有士兵把守，我们每人端坐不动，噤若寒蝉，车厢内无人敢出声。列车启动、加速，一路上没有停靠任何车站，是专列。第二天上午，车子逐渐减速，戛然停止。下车后一见也是一个小站，月台上也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又上面包车，约半小时后，车进入一个院子，都是平房，在一个大厅前停下。我们按次分行站立，听一名负责人训话，我们这才知道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接着宣布纪律，翻译组与战犯之间不准交谈，不准讲一句外语等，一经查出，必将严惩。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从1967年秋到1973年秋待了将近6年。

    简单地介绍抚顺战犯管理所。它原为日寇占领我国东北时专为监禁日本犯法的军人而建造。日寇投降前夕，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落入红军手中，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它，把关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所有朝臣引渡归来，关押在此，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遣返日本，政府把部分战犯转到抚顺（国民党战犯级别最高的先关押在北京，次等的关押在重庆、山东禹城和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省监狱旁，都是平房。其布置如下：卧室都是大房间，两排通铺，各睡5人，中间距离相当大。有学习室，每人有一桌一椅，有理发室，其布置如同外面的理发店，四面都是镜子，有理发椅，很舒适。有大浴室，室内有两个大浴池，四周有淋浴设备，一星期洗一次澡，分组使用。脱衣后可泡在一个浴池内，接着跨出浴池，可打肥皂，用淋浴蓬头冲洗，然后跳入另一个干净的池内。每组可在浴室内待一个小时，全体洗完后，可再去浴室用温水洗衣服。饭厅很大，同战犯共用，4人一桌。有医务室，有医生与护士值班。我记得医生姓张，还有两名护士，其中一位姓刘，也会针灸，态度极好，她的爱人是管理员，姓徐名哲，水平很高。一次我去医务室，那时我血压高，高压180，低压110，见到另一位医生，是张医生的朋友，我说起自己有痔疮，有时脱肛很疼，他说，他有办法可治。在背上挑断一根筋即可，问我要试吗，我说：“要”。他就挑了，我的痔疮居然好了，迄今没有再发。有礼堂，礼堂布置的像电影院，供开会和放电影用。主席台上挂了许多“忠”字，令人注目。有大操场，四周是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苹果树。总之，硬件很好。原所长姓金，朝鲜族，“文革”初期被所内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调出劳动，造反派头头姓李，能说会道。接着军管，造反派也调出，为首的是个连长，管理员都是班长，水平不高，训话时说：“你们血债累累，我打报告上去枪毙你们几个！”中央原规定，对战犯优待不能搜身，不能打骂，他们也搜查行李等，不久军队调走请回金所长原班人马，金后来调到北京任公安大学校长。

    我们才押到抚顺，代所长严厉训话后，安排床位，分成三组，上下午学习检讨自己，揭发他人，以赎罪立功，争取宽大。有人揭发，不准为自己辩护，也不可解释。同犯强调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梵蒂冈的奴才，死不悔改等等。批我最凶的是张知田，平日他不断地打小报告，在北京，他的翻译全是废品，不能用，不知怎的他在抚顺被上了脚镣手铐，作为反动典型。

    “文革”中期，不再向我们讲形势大好时，准许我们劳动了，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体力劳动，让我们去农场，开始步行去，解放军荷枪实弹还上了刺刀，路上观众都说：“押去枪毙了。”战犯是1948、1949年战场上被俘的将军，都已年过60，走不动，队伍也无法整齐，后用卡车把我们运去。农活有挑水、送粪、播种、锄草、挖土、收割等，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压得我肩膀红肿，疼痛异常，只好用双手把扁担抬起，走路摇摇晃晃，水溢了出来，到目的地，水已不满一桶，过了两个月，不红肿了，也不怕挑了。送粪情况是这样的，严冬腊月零下20多度，把屋外化粪池打开，把粪水舀出来，浇在场地上，沉淀在底层的大粪掏出，堆在场地上。我们中间最积极的是章民泰，他跳下化粪池掏，待结成冰后，我们用镐把冰刨开。一块又一块地抱着装在卡车上，运往农场，卸下再抱放在田间，待它溶化作为肥料。粪很臭，手捧后，用肥皂洗好几次还去不掉臭味。

    开始锄草对我是件难事，我活了50多岁，分不清苗与草，深怕把苗锄去而留下草，劳动时我的进度最慢，解放军就训我说，这个臭老九，寄生虫，分不清苗和草，又说我，磨洋工偷懒。犯人无权申辩，只能低头认罪。犯人中有一个劳动大组长，名叫孙焕彩，国民党师长，他分配工作时，专派我轻活，我很感激他。他被特赦后安排在北京和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长兼财政厅长）住一个楼。我释放后，到北京时去他家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他留我吃了一顿饭。

    开春后，播种时，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挑粪送往山上，我逐渐锻炼后能挑一百斤上山。卡车拉粮食来时，我们去卸下背到厨房，开始我只能扛一袋面粉，后增加到两袋，最后我能扛三袋，也能扛一袋大米，重180斤（只能在平地上走，上台阶就不行，额上冒汗，腿也爬不上去）。

    有时，到远郊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去拉砖，乘卡车去，零下20度，车一开，西北风吹来，身上的棉衣像纸一样薄，冷得发抖。一个木架装砖，两根绳子用手套进背上，一如今日青少年用的双肩背包，我最多可背20块。背到车上，另一人接着码好，装满一车，拉回管理所，卸时用夹子，每次6块，码在地上整整齐齐，一块也不散，不像有些司机和装卸工，把汽车后面升起，一下就卸一地，砖碎很多。

    农闲时我被派往小工厂劳动，车间内有20多台机器，为所外大工厂加工，我啥也不会做，当一个搬运工，为几个车床送加工的原件，后来叫我管一个小冲床，容易操作。

    战犯黄维留学德国时，认为可以造出一个永动机，他向所当局申请，造一个这样的永动机，自己监做。所领导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更为了争取他，居然答应，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不少材料，制造出一堆废品永动机，不用电力只靠机械本身就可永动不止，是不科学的，最后黄维服输。

    在园里劳动，主要修剪果树。我这个人孤陋寡闻，在抚顺才知道冬天葡萄树得埋在土下，否则会冻死，才知道果树吃荤的，凡有鱼的内脏，以及死猫死狗埋在树根旁，第二年结果远远超出其它的树，收成后我们能分到一部分。

    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有一个特点，“老”，年龄大，都是1948年底和1949初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和厅长级的，国民党人，被俘时都已40岁以上的人，服刑时间长。1948年到我认识他们在押已将近20年，他们都未判刑，只等特赦。战犯们资格老，学习时都夸夸其谈，政治内容一套一套，能说会道的更得所管理员信任。我们的大组长叫蔡省三，极能干，原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另一个姓段的也进步得快，原本是军统高官，特赦时问他们的意愿，他们和其他几个立即表示愿去台湾。当然台湾拒收，认为他们已被共产党改造过来，派去充当特务的，蔡留香港，段去美国还写书骂共产党。我们这批翻译犯也年纪大，只有一个年轻的，此人名章民泰，上面已讲述。

    1971年10月管理所礼堂内挂的大小“忠”字全部取走，我很纳闷，接着告诉我们林彪副统帅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不久军人们也撤走，金所长回来，气氛缓和，伙食也逐步改善，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吃早饭时，厨房拿出一坛臭豆腐，打开臭气四散，大家满脸笑容的情景。隔两天晚餐时上了几年未见的面条，我的同桌王金汉猴急地把一大碗面一口气吞下，接着又吞了一碗，他正想拿第三碗时，呕吐起来，口中吐出面条，原来他不嚼，囫囵吞，仍是两满碗，只是带了血丝，肯定伤了胃。我们的伙食费由每人每月20元减到8元，现又逐渐增加恢复原标准，我们吃的细粮多了，每月70%细粮，30%粗粮，而市民70%粗粮，30%细粮。粗粮是小米、高粱、玉米，主要用来熬粥。看电影也多了，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红日》、《红岩》、《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灯记》等，也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黄梅戏的《天仙配》。外国电影《佐罗》、《追捕》、《冷酷的心》等等。又组织外出参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中山装，我们参观了有名的抚顺露天煤矿，矿已挖得很深，起重机厂、铲车厂、石油六厂（从油岩石炼石油的厂），我们参观了雷锋生前所在的营地，又去沈阳参观工业展览会，工业大学，皇太极未入关前的故宫等。行人看见我们一群老人，穿着新的衣服，都说我们是敬老院的老人。管理所又找战犯家属来抚顺探亲，热诚招待。战犯们说：“看来，离特赦的日子不远了。”事实上是1975年特赦，所有战犯全部释放，一个不留。

    接着图书室也开放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外），什么书也不能看。开放图书室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喜讯，我把鲁迅全集看了两遍，已出版的马恩全集用心阅读。毛泽东说：“先破后立”，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看了鲁迅全集，当然欣赏他，但不佩服他，我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及胡适。鲁迅冲锋陷阵，但只破不立。读马恩全集时，我脑中仍有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的学说。我常常以这些思想家来与马克思比较，我认为马的经济学说，尤其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确实是个发明，但称之为唯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能接受，我脑中就会出现2300年前庄子《天下篇》开头的一句话：“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用白话文说，天下研究学术的人极多，都把自己的学问看作唯一真理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上去的了。我读近代人的著作，心中老想：“古已有之。”可见欲“立”必须先“破”，但“破”谈何容易？用矛来破盾，矛必须十分锋利，否则刺到盾，破不了，反而会反弹过来。“五四”运动口号之一“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学说，破了没有？破立应同时进行，只破不立，将造成真空，制造混乱，破后只有废墟，而所立的必须胜过破的，否则有破而无立，损失大了。我想，我是想立基督的，也得破吧，利玛窦来华想立基督主义，他不破孔，知道孔子破不了，他就用孔子的学说，不说破孔只说补孔，孔子说过：“不能事人，焉能事天。”利氏就说，事人重要，事天也重要，孔子不说事天，我来说吧，利氏就用孔来立基督，以基督来补孔。

    战犯管理所花了25年的人力、物力、精力，改造战犯，蔡省三等战犯学习有成绩，得到所领导赞扬，他们表面上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他们心中信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三民主义，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蒋经国，一旦释放，就想去台湾投奔蒋去，破与立何其难呀！

    战犯全部释放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改为一个小的博物馆，展览该所内日本被俘军人、伪满洲的高级官员以及国民党战犯接受改造的照片，我于90年代受该馆邀请回去参观，受到热诚招待，这是后话了。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从1967年秋到1973年秋待了将近6年。

    简单地介绍抚顺战犯管理所。它原为日寇占领我国东北时专为监禁日本犯法的军人而建造。日寇投降前夕，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落入红军手中，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它，把关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所有朝臣引渡归来，关押在此，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遣返日本，政府把部分战犯转到抚顺（国民党战犯级别最高的先关押在北京，次等的关押在重庆、山东禹城和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省监狱旁，都是平房。其布置如下：卧室都是大房间，两排通铺，各睡5人，中间距离相当大。有学习室，每人有一桌一椅，有理发室，其布置如同外面的理发店，四面都是镜子，有理发椅，很舒适。有大浴室，室内有两个大浴池，四周有淋浴设备，一星期洗一次澡，分组使用。脱衣后可泡在一个浴池内，接着跨出浴池，可打肥皂，用淋浴蓬头冲洗，然后跳入另一个干净的池内。每组可在浴室内待一个小时，全体洗完后，可再去浴室用温水洗衣服。饭厅很大，同战犯共用，4人一桌。有医务室，有医生与护士值班。我记得医生姓张，还有两名护士，其中一位姓刘，也会针灸，态度极好，她的爱人是管理员，姓徐名哲，水平很高。一次我去医务室，那时我血压高，高压180，低压110，见到另一位医生，是张医生的朋友，我说起自己有痔疮，有时脱肛很疼，他说，他有办法可治。在背上挑断一根筋即可，问我要试吗，我说：“要”。他就挑了，我的痔疮居然好了，迄今没有再发。有礼堂，礼堂布置的像电影院，供开会和放电影用。主席台上挂了许多“忠”字，令人注目。有大操场，四周是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苹果树。总之，硬件很好。原所长姓金，朝鲜族，“文革”初期被所内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调出劳动，造反派头头姓李，能说会道。接着军管，造反派也调出，为首的是个连长，管理员都是班长，水平不高，训话时说：“你们血债累累，我打报告上去枪毙你们几个！”中央原规定，对战犯优待不能搜身，不能打骂，他们也搜查行李等，不久军队调走请回金所长原班人马，金后来调到北京任公安大学校长。

    我们才押到抚顺，代所长严厉训话后，安排床位，分成三组，上下午学习检讨自己，揭发他人，以赎罪立功，争取宽大。有人揭发，不准为自己辩护，也不可解释。同犯强调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梵蒂冈的奴才，死不悔改等等。批我最凶的是张知田，平日他不断地打小报告，在北京，他的翻译全是废品，不能用，不知怎的他在抚顺被上了脚镣手铐，作为反动典型。

    “文革”中期，不再向我们讲形势大好时，准许我们劳动了，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体力劳动，让我们去农场，开始步行去，解放军荷枪实弹还上了刺刀，路上观众都说：“押去枪毙了。”战犯是1948、1949年战场上被俘的将军，都已年过60，走不动，队伍也无法整齐，后用卡车把我们运去。农活有挑水、送粪、播种、锄草、挖土、收割等，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压得我肩膀红肿，疼痛异常，只好用双手把扁担抬起，走路摇摇晃晃，水溢了出来，到目的地，水已不满一桶，过了两个月，不红肿了，也不怕挑了。送粪情况是这样的，严冬腊月零下20多度，把屋外化粪池打开，把粪水舀出来，浇在场地上，沉淀在底层的大粪掏出，堆在场地上。我们中间最积极的是章民泰，他跳下化粪池掏，待结成冰后，我们用镐把冰刨开。一块又一块地抱着装在卡车上，运往农场，卸下再抱放在田间，待它溶化作为肥料。粪很臭，手捧后，用肥皂洗好几次还去不掉臭味。

    开始锄草对我是件难事，我活了50多岁，分不清苗与草，深怕把苗锄去而留下草，劳动时我的进度最慢，解放军就训我说，这个臭老九，寄生虫，分不清苗和草，又说我，磨洋工偷懒。犯人无权申辩，只能低头认罪。犯人中有一个劳动大组长，名叫孙焕彩，国民党师长，他分配工作时，专派我轻活，我很感激他。他被特赦后安排在北京和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长兼财政厅长）住一个楼。我释放后，到北京时去他家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他留我吃了一顿饭。

    开春后，播种时，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挑粪送往山上，我逐渐锻炼后能挑一百斤上山。卡车拉粮食来时，我们去卸下背到厨房，开始我只能扛一袋面粉，后增加到两袋，最后我能扛三袋，也能扛一袋大米，重180斤（只能在平地上走，上台阶就不行，额上冒汗，腿也爬不上去）。

    有时，到远郊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去拉砖，乘卡车去，零下20度，车一开，西北风吹来，身上的棉衣像纸一样薄，冷得发抖。一个木架装砖，两根绳子用手套进背上，一如今日青少年用的双肩背包，我最多可背20块。背到车上，另一人接着码好，装满一车，拉回管理所，卸时用夹子，每次6块，码在地上整整齐齐，一块也不散，不像有些司机和装卸工，把汽车后面升起，一下就卸一地，砖碎很多。

    农闲时我被派往小工厂劳动，车间内有20多台机器，为所外大工厂加工，我啥也不会做，当一个搬运工，为几个车床送加工的原件，后来叫我管一个小冲床，容易操作。

    战犯黄维留学德国时，认为可以造出一个永动机，他向所当局申请，造一个这样的永动机，自己监做。所领导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更为了争取他，居然答应，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不少材料，制造出一堆废品永动机，不用电力只靠机械本身就可永动不止，是不科学的，最后黄维服输。

    在园里劳动，主要修剪果树。我这个人孤陋寡闻，在抚顺才知道冬天葡萄树得埋在土下，否则会冻死，才知道果树吃荤的，凡有鱼的内脏，以及死猫死狗埋在树根旁，第二年结果远远超出其它的树，收成后我们能分到一部分。

    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有一个特点，“老”，年龄大，都是1948年底和1949初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和厅长级的，国民党人，被俘时都已40岁以上的人，服刑时间长。1948年到我认识他们在押已将近20年，他们都未判刑，只等特赦。战犯们资格老，学习时都夸夸其谈，政治内容一套一套，能说会道的更得所管理员信任。我们的大组长叫蔡省三，极能干，原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另一个姓段的也进步得快，原本是军统高官，特赦时问他们的意愿，他们和其他几个立即表示愿去台湾。当然台湾拒收，认为他们已被共产党改造过来，派去充当特务的，蔡留香港，段去美国还写书骂共产党。我们这批翻译犯也年纪大，只有一个年轻的，此人名章民泰，上面已讲述。

    1971年10月管理所礼堂内挂的大小“忠”字全部取走，我很纳闷，接着告诉我们林彪副统帅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不久军人们也撤走，金所长回来，气氛缓和，伙食也逐步改善，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吃早饭时，厨房拿出一坛臭豆腐，打开臭气四散，大家满脸笑容的情景。隔两天晚餐时上了几年未见的面条，我的同桌王金汉猴急地把一大碗面一口气吞下，接着又吞了一碗，他正想拿第三碗时，呕吐起来，口中吐出面条，原来他不嚼，囫囵吞，仍是两满碗，只是带了血丝，肯定伤了胃。我们的伙食费由每人每月20元减到8元，现又逐渐增加恢复原标准，我们吃的细粮多了，每月70%细粮，30%粗粮，而市民70%粗粮，30%细粮。粗粮是小米、高粱、玉米，主要用来熬粥。看电影也多了，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红日》、《红岩》、《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灯记》等，也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黄梅戏的《天仙配》。外国电影《佐罗》、《追捕》、《冷酷的心》等等。又组织外出参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中山装，我们参观了有名的抚顺露天煤矿，矿已挖得很深，起重机厂、铲车厂、石油六厂（从油岩石炼石油的厂），我们参观了雷锋生前所在的营地，又去沈阳参观工业展览会，工业大学，皇太极未入关前的故宫等。行人看见我们一群老人，穿着新的衣服，都说我们是敬老院的老人。管理所又找战犯家属来抚顺探亲，热诚招待。战犯们说：“看来，离特赦的日子不远了。”事实上是1975年特赦，所有战犯全部释放，一个不留。

    接着图书室也开放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外），什么书也不能看。开放图书室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喜讯，我把鲁迅全集看了两遍，已出版的马恩全集用心阅读。毛泽东说：“先破后立”，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看了鲁迅全集，当然欣赏他，但不佩服他，我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及胡适。鲁迅冲锋陷阵，但只破不立。读马恩全集时，我脑中仍有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的学说。我常常以这些思想家来与马克思比较，我认为马的经济学说，尤其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确实是个发明，但称之为唯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能接受，我脑中就会出现2300年前庄子《天下篇》开头的一句话：“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用白话文说，天下研究学术的人极多，都把自己的学问看作唯一真理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上去的了。我读近代人的著作，心中老想：“古已有之。”可见欲“立”必须先“破”，但“破”谈何容易？用矛来破盾，矛必须十分锋利，否则刺到盾，破不了，反而会反弹过来。“五四”运动口号之一“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学说，破了没有？破立应同时进行，只破不立，将造成真空，制造混乱，破后只有废墟，而所立的必须胜过破的，否则有破而无立，损失大了。我想，我是想立基督的，也得破吧，利玛窦来华想立基督主义，他不破孔，知道孔子破不了，他就用孔子的学说，不说破孔只说补孔，孔子说过：“不能事人，焉能事天。”利氏就说，事人重要，事天也重要，孔子不说事天，我来说吧，利氏就用孔来立基督，以基督来补孔。

    战犯管理所花了25年的人力、物力、精力，改造战犯，蔡省三等战犯学习有成绩，得到所领导赞扬，他们表面上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他们心中信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三民主义，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蒋经国，一旦释放，就想去台湾投奔蒋去，破与立何其难呀！

    战犯全部释放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改为一个小的博物馆，展览该所内日本被俘军人、伪满洲的高级官员以及国民党战犯接受改造的照片，我于90年代受该馆邀请回去参观，受到热诚招待，这是后话了。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大胆地整顿政府部门，初见成效。夏天，北京秦城监狱派了一位处长来到抚顺，说将恢复翻译组，要把我们接回去，不是全部，没有真正外文水平的留抚顺，如张知田、刁培树、熊寿农和林XX。这次让我们坐卧铺，回京的路上还给我们买西瓜，态度极好。我们回到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大门后，立即发现有所变化，监狱由原来的4幢楼，变成了6幢楼。说明犯人多了，原有的牢房不够用。我们仍关押在老的院子内，但孙处长和马管理员不见了，管教人员换了新人，他们很客气，我们又开始翻译了。

    一次管理员领我们到另一个院内，看到许多果树，尤其桃树，桃子已红熟，管理员对我们说：“你们尽可摘下来吃。”我吃了几个觉得很甜，但不敢多吃，方焕如老头一口气吃了20来个。半夜大声喊叫肚子疼的厉害，管理员把他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隔了两天，管理员告诉我们方已死。方以前犯过肠梗阻，动过手术，切去一段肠，用线缝接的。一次吃了那么多桃子，把肠子撑裂，他离刑满期只有一年，就因此而一命呜呼，惜哉。监狱方面通知他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两个女儿，她们拒绝来收尸。

    我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18年，刑满后得戴反革命分子帽子9年。1973年9月8日刑满。管理人员把我忘了，同犯刘春亨打了报告给管教人员，问为什么不准时释放我。管教员连忙办手续，我于9月20日释放，他告诉我说：“你应该向人说是9月8日释放的。”他把我送出监狱，和已刑满释放的几个就业的，章克、张啸虎、单家祥、王铁梅放在一起，并宣布我9年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是公民，和他们有区别，同时给了我50元，说这是我的月工资。在当时50元1个月不算太低。劳改、劳教，就业是三类分子，都属专政对象，而戴帽子更须受群众监督，不准我乱说乱动。

    我们可以到干部食堂用膳，蔬菜3分一碟，荤菜1毛8分一碟，一个月花不了20元。这儿的干部都是监狱内的管理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除个别人外都对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离秦城7公里是小汤山，那儿有温泉。我每星期日去洗一次温泉浴，每次两毛，很便宜。去北京得向管理员请假，但不能外宿。荣德先有个外甥女叫张伯辰，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在25中教书，住在灯市口。我去北京时在她那儿用餐。荣德先两个女儿：一位叫朱兆方，一位叫朱兆荣，她们去北京玩也看了我，我失去自由时，朱兆方才7岁，朱兆荣才2岁，她们已长成20多岁的大姑娘了，再见时我不禁流了泪。张伯辰受荣德先的委托，待我特别好，为我打毛衣，送棉袄，视我如亲人，使我感到温暖。以后我从河南调河北保定，春节3天假，我就去她家，每次有机会去北京，我必去北京。她家三口人，丈夫端木一，是外科医生，在天坛医院工作（他家起名也特殊，大儿子名一，女儿名奇，小儿子名三，很容易记），儿子名鸣，和她挤在一个小房间内，我去时，伯辰就住到别处，让我和她丈夫儿子住在一起，我十分感激她。

    1975年国内阶级斗争又趋激烈，上级有指示，我们这批人不宜放在首都，必须遣散，公安部13局决定解散我们，管理员宣布他们4个人各回老家，同时告诉我：“你金鲁贤这个人不准你回上海，上海也没有单位收留你，你的同伴有去东北，有去山东，有去河南，你可从这三处选一处”。我心想：东北太冷，章克去山东，我不想再和他在一起，我就说：“去河南吧！”隔了一个月河南新乡劳改第四大队来了一名干部，把单家祥和我领到新乡北，劳改第四大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单位，有在押罪犯2000多人，就业200多人，内有工厂，名为消防机械厂，就是把解放牌卡车改造为消防用车。有3个车间，有农场，有砖瓦厂，我和单家祥编入设计组，组员都是就业人员，约20人，有些还记得名字，如有孙浩川、宋金祥、张春祥、金国樵、叶胜钦、南颖、李克俭、林国荣。这些就业人员曾是技术人员，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判刑，后刑满释放的。我不是技术人员，不会设计，派我管一个图书室。工作轻松，又可看书。管理我们的有李、赵两位科长等，厂长姓李，使我记得他的，是因为每次他向我们训话时，他先站着，人家给他椅子坐，他不坐，却蹲在椅上。听人说，河南人好蹲着。他实际是个文盲，他衣服的口袋内放有日记本，只用他一个人懂的符号记事。

    一次连降大暴雨，图书馆怕淹，领导叫我将图书搬到另一座楼的三层上去，路途较远我用板车拉去。一个国民党员名叫刘书辰的，特赦出来，因无亲人，无家可归，安插在消防厂工作，他押着我。他看着我吃力地拉，把书卸下又搬上楼梯，他只是袖手旁观，当我走入三楼，一位年轻的女干部，一见就下来帮我搬书，上下好几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春先，与刘一比，我对王的印象特好，后知道她是工农兵大学生，郑州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到厂里当技术员，她的父亲是河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在河南算是高干子弟。

    到新乡几个月后管我们就业人员的一名管理员姓胡名叫卫平的问我想去上海探亲吗？就业人员可以探亲。在北京的管理员批准别人，却不批准我。我说：“想呀！”他说：“打报告给我。”我想上海教会已和我划清界限，至亲也如此,我填了荣德先的名,说她是我的姐,我立即写信给荣德先，她回信说欢迎。临走前，有干部托我带白玉牌牙膏或中华牌牙膏,在新乡百货大楼里特供专柜才有,专供外宾。胡卫平托我带只女式手表，在上海凭票可买,我一一答应。到了上海，荣德先一家热诚招待我，一如往日。“文革”初期,荣德先被抄了家，天天扫弄堂,工资减掉十分之九,每天得打扫弄堂，好在她有一个弟弟荣德身和弟妹徐洁在香港经商，每月按时寄200美元。当时物价便宜，她一家生活照常。她有5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在台湾进了耶稣会当神父，已20多年未见面，二女儿朱兆清远嫁广州，三女儿朱兆庆与姓曾名叫建民的技术员结婚，身边有大女儿朱兆怡，四女儿朱兆方和五女儿朱兆荣。四女儿在青浦当工人早出晚归，小女儿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在上海我没有去看任何亲友，他们也不愿见我，怕我连累他们。荣德先领我去几家饭店请我吃饭，还正式宴请我，庆祝我60岁生日。我在她家看看电视,看看杂志，听听音乐。我最喜欢听的是《魂断蓝桥》中的一首歌，百听不厌。她家在三楼有一间空房，我一个人可以念念经，做默想，多少年没有这样清静，日子过得好快，一晃三个星期过了。回新乡时带了一大包牙膏，一些当时凭票才能买到的双喜、牡丹、大前门香烟，以及一只女式手表。牙膏和香烟送给了干部，胡管理员付了手表的钱。在新乡时我每年可回上海，最后一次去了荣德先的姐姐荣柔先家。她住在无锡，我还记得是上塘街91号。她有三个女儿，排名为伯，根据她们出生之年命名。大的叫伯辰（在北京），因是辰年出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叫伯午，午年出生（在无锡工作）；小的叫伯酉，酉年出生（在武汉），伯午有个小女儿叫琰，活泼可爱。胡卫平一次对我说：你戴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监狱中还低人一级，我向公安厅打报告，免去这顶帽子吧！他打了报告，说我用心学习毛主席著作，能活学活用。公安厅批准提前三年摘掉这顶帽子。

    我上面讲了，我先被分配管图书馆，起初是一个人管，后来又派来了另一个就业。此人姓曹，名成修，也是个老头，他精通英文。他曾和他人一起编过一本英汉大字典，销路很广。他被捕前在军队里服役，属营级干部，他一直在上诉说自己冤枉。一次我们在图书室时，管教陪一名法院干部向他宣布，上诉驳回，维持原判。法院干部走后，他昏倒在地，我吓得不知所措，就急忙报告王春先，她叫了人把曹抬到医务室，他醒后，沉默寡言，留起长头发，穿起花衬衫，打扮成女人一样，管教劝他把长发剪去，他说：“马克思不是也留长发的吗？”他还说，要买一件旗袍穿，我向他说：“你上街，要去厕所，是上男的还是女的？”他说：“当然上女的。”我说：“你将作为流氓被抓。”他还是坚持留长发，穿花衣服。

    我们这个组后来由王春先管理，她向我说：“看了你的材料，七大本，什么重要内容没有,你的罪行,自己坦白，别人检举的，都是些什么忠于罗马呀，反对爱国会呀的话。”我每次转一个监狱，我的材料跟着走，想来这些材料仍在上海公安局档案内保管着。

    王春先很照顾我们这批“臭老九”。李科长喜欢训话,每次长而臭，他坐在椅子上，我们坐小板凳，我们矮一截，往往让我们耽误吃饭时间，王在场一见时间到了就宣布今天开会到此为止，让我们及时吃饭，有时我们出去劳动、支农，她带队时，总让我干轻活。她派我管晒图机，负责晒图纸，我可以一个人住一室，不和其他就业人员生活在一起，比较自由，可多看书、多祈祷。

    她想学英文，我耐心教她，我调离新乡后，仍和她联系，她后来和她的同学许翔结婚，许的父亲是科学院方毅手下的一名局长，王春先和她公公讲了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调到他的局工作，她的公公答应了，不久告诉王说，他是个要犯，调不动。被逮捕后我怕公安人员，但公安人员中我发现有许多人照顾我，王春先就是其中一个，下面还要提到刘钧。

    在新乡北4年，我想方设法找教堂，没有找到一座圣堂，没有找到一个自认为教友的人。

    “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过去，三中全会开过，邓小平再次上台，中央的政策为改革开放，右派分子全部平反，对就业人员的管教也不那么严了，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学习，整个监狱的气氛较为轻松了。

    1976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又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去世，接着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亡20多万居民，最后毛泽东也久病医治无效撒手人间。正当江青等4人紧锣密鼓准备篡党夺权之时，华国锋与叶剑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们逮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大快人心。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次上台，胡耀邦被选为总书记，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十年浩劫终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祸害祖国、历史必将彻底清算。现将我自己在监狱时对这史无前例的并不愿其再有续篇的人祸的想法阐述于下（和战犯在一起时，我们都是老犯和外界一无接触，特别闭塞。1975年转到河南劳改第4大队后见到较多的新收监的年轻犯人，通过他们听到了外面的情况，有了较新的消息）。

    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起初我们能看到人民日报，报上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开始相信，接着就怀疑，口头说大好，心中却想未必，从切身经验感到不好。

    上面说了，1965年政府组织战犯（附带我们翻译犯）参观北京城市建设和大学、科研单位，待遇高，领导接见并宴请。“文革”初期，把我们转移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情况大不一样。押解我们时，解放军荷枪实弹，送到一个小车站，车站内除了解放军杳无一人，车厢的窗子都用木板钉住。下车也在一个小车站，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我想这反映阶级斗争激烈了，好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伙食差了，后来知道每月标准每人每月20元降到8元，实在不是大好。

    到了抚顺，不搞翻译，书籍不准拿出，发下每人一本“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其余书籍不准看，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检讨，检举揭发他人。没有事做，思想更是活跃，更胡思乱想，未离开秦城前，出去打扫卫生，见路面上大字写着：打倒刘少奇的标语，也有写着打倒监狱领导的标语，更感到迷惑。

    红卫兵出现了，打倒封资修，到处夺权，大扫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破坏文物，国宝，大闹革命，大打出手，到处抓人，整人，一切是大，真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凡事走向极端，往往走向其反面，文化大革命成为反文化大革命了？

    日日夜夜背诵红宝书，早上一吹哨，醒后立即奔往操场上向毛主席致敬，晚上睡觉前，必须检讨自己，向毛主席请罪，这一切很像我们的宗教仪式，我想一种新的宗教出世了。但真宗教是自愿信的，而人造宗教是用武力强加的。

    这使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古经中，以色列民族，在梅瑟上西奈山去祷告祈求上主只40天，下山发现他的民族已造了一个金牛向之跪膝朝拜。人类需要一个神，打倒了一个真神就再造一个神，我想我正在见证我国人民的造神过程，幸与不幸，事实作出结论。天主启示的神要我们由人成神，人造的神，自己是人，怎能使人成神，只能使人变成原始之人。在毛氏发起造神运动时，我记起老子的话：“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毛泽东去世前，给自己三七开，即七分功，三分失的评估。1975年当时我在新乡第四大队一起改造的犯人就说：“文革大革命?从此毛的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这是普通人的评估，真是高贵者愚，卑贱者明也。

    我相信人类一百几十万年前由动物进化成人，从兽性到人性到理性，人类不断在进步，从头部向下四脚爬行，到直立，向前行走，从茹毛饮血，栖居树上到形成部落，制造工具，发明创造，从自相残杀到追求仁爱，到超越人性追求与“造物者游”正在向神性前进。但人也可以挖掘兽性，利用人的兽性，煽动嫉妒，鼓吹仇恨，以破坏为乐。也可提倡仁爱，和平，大同。人类进步如海潮，浪退浪进，退一步进两步，应相信人类会进步，倒退只能是暂时的。但在退的过程中，人们是不幸的，我生也幸，见证中国人民的倒退，见证中国人民的痛苦，遭受的不幸，也为中国人民悲哀。

    “文革”期间我对宗教尤其天主教的前途很悲观，宗教将转入地下，在共产党的天罗地网之下，地下也不能持久，将来全中国再也听不到钟声，听不到木鱼声，宗教将销声匿迹。我对自己前途更悲观，心想，像我这样的人，刑满未必释放，释放后仍由群众监督，必须牢牢夹紧尾巴劳动，前途可悲。今后的岁月，只能混一天算一天吧。

    以上是我10年“文革”时期的思想动态。很悲观，过分悲观，后来事实告诉我这种悲观是错误的。

    1979年5月，公安部派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一名是王翔，另一名是李静，王会英语并用英语问我几个问题，回去了。由于邓小平又上台，公安部又要成立翻译组了。王春先祝贺我说：“既然政府要用你，你将去的地方，条件一定会好些。”我心中也有这个想法。

    8月新乡劳改第四大队，派了一名姓张的警察将我送到保定市河北省第一监狱，把我交给了监狱，安排在其他就业人员中间。一长排平房，就业可以带家属，一家一室，我和两名没有家属的就业放在一室，每室隔成两间，前面大，向南，后面小，向北。我在小间内，有一张床，另有一个小架子可以放一个箱子，其余什么也没有，把被卷起来就是我写字、吃饭的桌子。有一个小板凳可以坐，我在这间小房间待了一会儿，感到这里的居住条件比秦城、抚顺、新乡差得多。调来翻译的就业陆续报到，有：宋天婴女士，她爸爸原是美国化工博士，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牧师，颇著名，当时基督教有北王南宋之称。周炳绵（女），辅仁大学外语系毕业，丈夫赵春澄陪同前来。有姓薛的基督徒，另一名女的也是基督徒，他们两人后来登记结婚。有一姓林的台湾人，说是派遣特务，刑满释放就业，后经竺大夫介绍和一位姓王的女教师结婚，女的带来两个女儿，不肯叫他爸爸。四年后，林在日本的哥哥前来看他，此人在日本做很大的买卖，经他介绍，几个日本企业家在河北投资开公司，河北省政府让林任河北政协常委，后又当全国政协委员，他妻子前夫的两个女儿变了态度，对他特孝，林把她们送到日本上大学。另有一个混血儿是策绍明，会法语，一个姓毛的，这两个人专打小报告，深得领导信任。陈仕良会法语，陈焕章唐山人曾是修士，念过哲学会法文。王骥良会德文，他的父亲曾是汪伪的和平军军长。一个姓白的，会日文，借出去做翻译，常和日商在一起，从日商手中拿些东西，包括黄色书刊（才改革开放时，外来东西希奇），送给干部，有些干部高兴接受，上级发觉后说，他腐蚀干部，把他收回翻译组，不准再外出。一对姓沈姓钱的夫妇，他们带一儿子，12岁了，早上还要妈妈为他洗脸刷牙。一位姓彭的，带有妻女。一位姓徐的，一位姓赵的。一位姓谢的，解放前作证券生意，后来深圳开股市，他去那儿，赚了几千万元，有钱后生活又腐化。王翔原在公安部工作，批斗右派时，他保持沉默，定他为同情右派，调离公安部，送去青海管劳改分子。认识了上海人沈保义与施耀第，把他们两人也调来保定，我们总共有24人。我们人到齐了后，副监狱长向我们训话，强调说：“我们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我不懂外文，但能领导你们，知识分子不能翘尾巴。”等等。

    我们分成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组，每组有一小组长，我是法德文的小组长，我自己不翻译，做审核工作，译出稿件出差错，审稿者负责。沈保义，上海人，曾是龚品梅的秘书之一，受牵累逮捕判刑劳改，他和朱洪声神父交往很深，来保定后与朱神父频频通讯，朱刑满释放后回到家里，他成为罗马、香港耶稣会的代表，联系国内的神父教友向外请示汇报。沈向朱汇报说，领导信任我，让我当了组长等等。朱向罗马汇报，我已叛变，投降共产党并成为党员，所以得到重用。香港、罗马信以为真，认为我是叛徒。香港的耶稣会士劳达义（匈牙利籍）在他创办的“中国分析”和其他报刊上写了文章诋毁我，影响很大。我的干妈来中国看我后去罗马总院，想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情况，耶稣会副总会长说，我们不承认金，他是叛徒。我出狱后，去国外访问，耶稣会把我拒之门外，这情况到1993年才改变。使我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具有讽刺性的是，朱洪声1981年被捕后在监狱也做翻译工作，并因卖力工作得到减刑的奖励，“苍天在上！”

    我们本认为王翔会管理我们，我们想错了，他平反后，回到北京，仍不被重用，公安部派了一个名叫邹远的副处长来管理我们，他为人苛刻，一般就业享受医保，看病、医药费全部报销。邹远决定：翻译组的人每月只能报4元，其余得自费。翻译组人员外出过夜必须请假，他身在北京，每10天来保定，向我们作长篇训话，训叱我们。邹远这个人对其他人也苛刻，他用我们翻译所得的钱上交作为他的功绩。他买了一辆面包车，他一个人专用，他用后，乘人不备时，在车的轮胎前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一次他问司机，你昨晚用车了吗？司机说：“没有呀！”他领司机去看车子，说：“车子会自己移动吗？看这线。”司机无话可说，只得作检讨。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文人才奇缺，我也借出去作德文翻译。冶金部在保定的分公司所属的航空遥测厂，向德国订购了一套航空探测地下的仪器，由德国派技术员来安装。整个保定市没有一个人懂德语，该站向翻译公司把我借了去当翻译。该技术员把仪器箱打开拿出仪器，把两个关键部件换了位置，如果国外技术员不来，我们自己安装仪器肯定不会运转。1980年没有手机，保定市不通国际电话，他要向总公司请示，我陪他到北京长安街，西单附近的长途电话局去打电话。科学发展快，今日中国的小孩子们都拿着手机，可以边在马路上走，边和远在美国、欧洲的亲友长谈。

    后来我借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教法语，沈保义则借到河北省博物馆整理河北献县教区的档案，上海的教区档案被格寿平全部销毁，献县的全部保存下来。以后，沈保义和陈仕良被借到满城直升飞机制造厂，去翻译从法国进口的黄峰牌直升飞机的说明书。

    凡向翻译公司借译员，必须向翻译公司付钱。我们虽不拿一分钱，也很乐于被借，因为人家把我们当作客人招待，受到尊重。不像邹远，不把我们当人看。我劳改27年，条件最差的单位是保定翻译公司，省第一监狱的就业，药费全部报销，而我们翻译组的人每月只能报4元钱，多的只能自己掏腰包。我当时有糖尿病，血压较高，用药多，一个月的药费远远超过4元钱。天无绝人之路，监狱一名女大夫姓竺名开一，富有同情心，她原在协和医院工作，她丈夫姓王，原在公安部工作，反右时不开口批斗人，说他立场有问题，把他调离公安部，发配到河北保定监狱工作，竺大夫也跟到保定。她向我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怎么邹远对你们如此苛刻，你们条件还不如一般就业的，你用药多，每月估计需20来元，你还得吃饭呀！这样吧，你需要的部分药，我开我家人的名，由我领了叫人给你送去。”绝处逢生！我十分感谢她，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竺大夫夫妇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三个人都做了工人，一个儿子作鞋匠，一个儿子当厨子，女儿名叫王静函，在胶片厂有害车间当工人。我离开保定后一直和王家有来往，竺大夫和王静涵以及她的女儿曾去上海佘山探望我。我当了政协常委去北京开会时，竺大夫尤其是王静函多次去北京看我，她们是我患难时的好友，他们雪中送炭，我终身不会忘记她们。

    在保定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劳改的还有刘冠东，他是神父，被捕服刑时当木工；周山夫神父，原是医生，在监狱内为犯人看病，他为我做心电图诊断我的左传道阻滞，他嘱咐我应小心，不能劳累过度。还有徐水的师恩祥神父，再有张家口教区的主教张可兴等。他们相继刑满恢复自由，周山夫以大夫的身份走街串巷，发现不少天主教徒，既为他们看病又给他们讲道。保定教区的主教座堂，坐落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裕华园旁，教堂已开放，但自选自圣的主教王其威早已结婚，政府给他工资每月200元（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他不好好传教，常带着妻子到处走动，为教友们所不齿，每主日去教堂望弥撒的只有一二十人。周山夫联系到姓师的一家，条件较好，住在保定北部有一个大院，房屋也宽敞，周山夫和这家主人商量后把他的家作为一个传教点，周山夫领我去，见他家的厅装饰像圣堂，院内已停了一百余辆自行车，厅内挤满教友，虔诚地朗诵经文，其中青年很多，我看了很感动，这种情况我已20多年未见呀。周山夫请我做弥撒，他自己听神工，弥撒时我热泪盈眶。隔了几个月，教宗任命的原保定范学庵主教也刑满释放回家，他深受教友们爱戴，来参加弥撒的教友更多，星期六下午加了一台弥撒，仍感到不够。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北关师家见到了范，他很高兴，给我看了一张小的圣像，背面用拉丁文写的几行字，范说，这是罗马福传部发给中国教会的秘密指示，其内容为：“任何一位忠于罗马圣座的中国主教，可以把任何一位忠于罗马圣座的神父祝圣为主教，该主教在整个中国有管辖权，不必预先请示报批。”等，我说：“这个权可大了！”范说：“这是在非常时期作出的非常授权。”以后我知道范先后祝圣了周山夫、刘冠东、师恩祥、连新生、陈建章、贾治国（当时还不是神父）等人为主教，这些人又秘密去外省祝圣主教，中国地下教会正式诞生了。然而地下主教都单独自由活动，没有统一领导，个别地区，有好几名地下主教去活动。不需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也不开会集体商量，各自秘密地祝圣他们认为合格的神父为主教，有些教区，突然冒出了两名或三名主教，造成混乱。这些主教理所当然地秘密祝圣神父，他们并不需要认真学习神学与伦理学或其它学科，更不需要长期考核，他们说，抢时间也，一时中国教会颇为混乱，这是罗马圣部所始料不及的。

    我每星期日下午按时去北关师家听告解。有时举行圣祭，有时参与其他神父的弥撒（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已有梵二会议，也不知道礼仪已改革），我认识了好多热心的教友，其中我最熟悉的除了主人师家外，认识了赵家和宋家。赵先生住在北关桥旁边，是个打铁工人，为人耿直、豪爽但脾气急躁，对他的母亲很守孝道，在家中是老人说了算。赵先生的太太姓王，很贤惠，上面孝敬婆婆，下面要教育四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祖母极溺爱他），还要侍候丈夫，任劳任怨，从无怨言，真是女性中的楷模。大女儿叫建新，非常懂事，下课后出去拣破砖，卖给人家，贴补家用，小女儿叫丫丫，中间的一个叫小红，另一个我忘记名字了。弥撒后他们全家邀我去他们家吃饺子。姓宋的一家，先生是面粉厂赶大车的，他有七个儿女，二女儿叫翠梅，才高中毕业，当时我在保定河北大学兼教法文，每周两节课，每次下课后她骑了自行车等在校门口，接我到她家中吃饭，家常便饭但充满尊敬神父之心，我喜爱这两家人，迄今没有忘记他们。

    我回上海后仍和他们保持联系，宋翠梅和赵建新由于信仰天主教，未能考上大学，今天她们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确实可喜。

    这期间我收到荣德先寄给我的一本最新德文字典，我翻阅一下内有我的朋友GEORGMEISTERMANN的名字，说他是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我很高兴他已出了名，但字典上没有他的地址，我只知道他是SOLINGE地方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上只写德国SOLINGE市G.MEISTERMANN收，他居然收到了，可见他的知名度，其实他已离开故乡，迁居科隆。但我第二次去信时，信退回说查无此人。其中是否有天主的安排，特意派他们来照顾我，我认为是天主上智的奇妙。一个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他们一直怀念我，他又说，曾耐心教我德文的女儿DONATE患了癌症已于1968年去世，遗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已长大。又说他妻子正在埃及，待她回来后准备到中国看我，一个月后他夫人也来了信，说打算跟一个旅行团来中国看我，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来信说已定了，过两个星期跟瑞士一个旅行团到北京。我向邹远汇报，邹说：“怎么？好不容易把你的社会关系搞清楚，怎么冒出德国人来，不准。”我说：“他们是著名人士，专程来看我，不让看，恐怕不妥吧。”他说应向上级汇报，邹后来说，公安部政保局副局长刘钧同意了，但当时保定尚不是开放城市，外国人不能去保定。他说：“你去北京和他们聚三天吧。”我先到北京，邹远向我上了一课，详细交代我应该注意的事项。刘钧接见我时却说：“接待外宾，应落落大方，自自然然，不必拘束。说真话，他们了解我们，问你的过去，实话实说，问你国家情况不要说得太好，说过了头，人家反而不信，你有民族气节，我信，你不会把国家事情说得坏，放心！我信你。人家给什么，客客气气收着。”我觉得刘钧这个人水平很高，很佩服他。

    他们到的时候我去机场接他们，整整30年未见，一旦重逢，欢乐无比，他们紧紧拥抱我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打探你的下落，我们小女儿MONIKA曾在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她也想方设法打探，但都说无人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北京饭店，我说：“我只能陪三天。”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远万里专程来看你，你必须全程陪同，你的费用我们已代付了。”我向邹远汇报，他转告刘钧，刘说：“既来之，就陪之。”我去国际旅行社，请他们给我安排，他们一口拒绝，说不能，一路上的机票，车票，旅馆房间都已订好，不能追加。我向画家夫妇说了，他们说我们自己去讲，他们两人和瑞士旅游公司的领队和我一起去国际旅行社，接待的人见是外国人来了，就站起来笑脸相迎，说：“这事好办，我们通知各地旅行社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

    他们带给我一个打字机、一架收录两用机、一块够做一身西装的高级衣料、一个古老的十字架、一本德文拉丁文对照的弥撒经本，他们想的很周到，我欣然收下。在北京时，张伯辰在北京烤鸭店宴请了他们，他们很喜欢她，以后来信也总是提起“毛毛”（伯辰的小名）。

    第四日我就跟他们的团出发，先坐火车到南京，坐的是卧铺，我过去坐火车总是买硬座的。在南京玩了两天后又去无锡、苏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当时这类宾馆只接待外宾，我在走廊里时，一个服务员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在这儿干吗？快快离开！这儿是你待的地方吗？”我把房间钥匙给他看了，他才不出声。友谊商店也不让中国人进去，我想，我小时，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了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感到奇耻大辱，怎么解放多年，又回到外国人统治的情况呢？我大惑不解。我离开上海20多年，走在大街上感到上海面貌一点儿也没有变，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在上海时，荣德先在静安宾馆宴请了他们，他们特别喜欢朱兆庆，说她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女性。坐火车离开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去广州乘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

    在广州参观了两天，临走前夕，他们到我房间里来，郑重地对我说：“我们见到了你，放心了，我们想你的国外的亲友，尤其是你参加的耶稣会会士也一定会高兴，回国后我们会去罗马耶稣会总院告诉他们你的近况。”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我被捕后一直怀念耶稣会，为全世界的耶稣会会士祈祷，我也深信耶稣会不会忘记我，一定在为我祷告。他们又向我说，你的脸色不好，肯定营养不够，你穿的太寒酸了，我们决定每月汇给你200元，专为你添置衣服，增加营养之用。汇寄你人民币还是马克？我谢谢他们，说还是人民币好。回去后他们每月准时汇20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科长月薪才50来元（茅台酒每瓶8元），我变富人了。末了他们拿出2250元外汇券说，他们回国后这些也没有用，拿去用吧，我收下。送他们到广州车站，他们去香港，他们紧紧拥抱我，要我自己保重身体，我含泪看他们的火车驶出车站。他们已为我购买了回上海和从上海到北京的机票。我飞回上海想探亲访友，先后在荣德先、翁方滢、朱兆庆家里住几天。我想去见朱洪声，告诉他应该谨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民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朱拒绝见我，我很失望。陈云棠在他的侄儿家见了我，并请我吃了饭。其间，香港来了耶稣会负责人，要和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蔡忠贤等人谈话，他们找了一家自认为极可靠的友人家中开会。据说，会开完，会谈的录音带就送交公安局了。隔了两个月朱洪声等人被捕。有上海教友说，金鲁贤这个叛徒，来上海刺探了朱等情况出卖了朱等人，导致朱被捕。我又蒙不白之冤。朱有一个习惯，凡来信都编号登记存档，凡写出去的信必自抄一份保存。逮捕时这些信件由公安部门搜去。凡和他有关系的人重点审查，甚至被捕。事前友人劝朱小心，他回说：“放心！共产党不敢碰我。”他够疯狂的了。

    陪德国友人的15天，是我27年中天主赏赐我的又一大恩宠，这也对我的下半生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下卷将提到），我感谢天主。

    在上海时，由袁思德神父的妹妹袁思贞陪着，去佘山朝圣，中山堂已开放，山上大堂仍被他人占用。回到北京，刘、邹接见我，我把经过简要汇报，我的外汇券说要上交，邹准备接，刘阻止说：上交什么？给你的你自己用吧，我很感激刘。

    回到保定后，我为对我很好的赵、宋两家的女儿买了三辆凤凰牌自行车（每辆150元外汇券）报答他们，他们说，骑了凤凰牌车在街上飞跑很是风光。当时8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久，我收到画家的来信，在信中他说，他们兴冲冲地专程去了罗马，要求见耶稣会总长，总长叫他的助手JOSEPHPITTAU接见他们，这人厉声说：“我们不愿听到金鲁贤这个名字，他在监狱中投降了共产党，是名叛徒……”我读了此信，心如刀割，友人们不远万里来探望我，耶稣会居然这样对待我！我只能向天说：“天主，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我相信你，众人抛弃我，您决不会弃绝我，您是最忠诚的，我信您。”

    期间，公安部把我们20几名翻译员转成干部，每月工资调整，我从50元上调为70元（我们仍属邹远管理）。德国画家真的每月汇来200元，这样我每个月就有270元的收入。我添了新衣服，每月买些零食，尤其是蛋糕与巧克力糖，可惜好景不长，进一步确证我有糖尿病，已相当严重，小便4个加号，不准再吃甜食，大呼奈何！医生开了病假，让我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日子也过得很好。

    1980年6月1日我在保定京安翻译公司工作，管教我的警察向我说：明天你去北京，有翻译业务要联系，今晚你可住在北京公安部在锡拉胡同的招待所。我能去北京一逛当然高兴，第二天我去了公安部的翻译公司见了邹远副处长，他说明天等着自有人找你。第二天下午一个名叫张宪民的去招待所找了我，领我去八面槽邮局对面一所小花园洋房内，已有两人候着，他们自我介绍一叫赵亚平，一叫蒋嘉森，都是公安部政保局的，他们很了解我。接着来了一位干部他们起立，表示尊敬，他们说他是政保局副局长，姓刘名钧。他们四人问了我的近况，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谈到国家改革开放，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等，谈了两个小时，他们领我去附近的翠华楼，他们早已订了一席酒，饭后送我回招待所。

    8月初，张宪民到保定找我，领我到了保定市招待所，刘钧已等着，他们又和我聊，刘劝我少和地下教会联系，又请我吃了饭送我回监狱。

    10月份管教我的赵宝田干部又叫我下一天去北京联系业务，我知道此行目的，高高兴兴地去了。第二天刘钧四人和我谈话，谈了上海教区情况，重点谈了朱洪声等人的活动情况，他们对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等人在上海的活动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说朱等人在海外势力的支持下搞破坏活动，很愚蠢，不会有好下场，劝我别和他们联系，更不要追随他们。我发现朱等人活动政府完全掌握，我为他们担忧，想设法告诉他们要收敛，没有机会付诸实行。

    此后每两个月他们约我谈话一次，到了81年中他们提出来要我回到上海教区去，我说不去，我又说：“我好不容易跳出了这个圈子，现在做翻译工作，很适合我，我不愿回去。”他们劝我考虑考虑，他们很耐心地开导我，接着在政协礼堂请我吃了饭，席上有古井贡酒，我说了一声，好酒，他们立即买了一瓶送我。

    刘再三开导我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的，不是权宜之计，不会再变，但宗教得国人自办，不让外国人来办，考虑到将来天主教必须有修院，培养神职人员的接班人，你们都年事已高，办修院是重中之重，外国传教士来传教的日子已过去，再过20年你们归天后，天主教不能继续存在于我国，是你们的过错，政府尽了心，你们自己拒绝，你们得为教会负责。话说到如此地步我也感动，但我仍犹豫不决。我和同在保定河北省第一监狱内已刑满当医生的周山夫说，他说：“不能参加爱国会，不要回上海，看来你也必须脱离翻译公司，公安部找你，你不能不去，敬酒不吃，吃罚酒。暂时客气，日子久了，可不客气了。在易县一座山顶上，有20来家天主教教友家庭，他们虔诚敬主，全部教友，没有外人，政府也不去人找他们，我介绍你去住在那儿，作他们的本堂神父。”我心想，这个方法不妥，第一，我是上海人，进入那村，立即引人注意；第二，这种地方政府暂时不管，早晚要管，一管我就被抓，不是长久之计。两年后，在这个村躲藏起来的神父被抓，政府把这批教友管了起来。

    公安部政保局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每两个月找我谈话两小时，也宴请我），尽管他们知道我在敷衍他们，仍细心耐心教育我，使我敬佩。回上海后我才知道是上海宗教局副局长陈一鸣努力的结果（陈的父亲是著名的教育家，名陈鹤琴，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负责教育的督办），陈受的西方教育，但进步，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时代派他做地下工作，后去美国留学，在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工作，被美帝国主义驱逐回国，先在中共华东局内负责宗教事务，后调上海市宗教局，反右时期，以右倾罪名免职开除党籍，去工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后为了落实宗教政策，政府请他回宗教局，他立即服从，全心投入落实政策的工作，他向上级建议我回上海负责恢复修院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为开放教堂落实教产，四处奔走、各方呼吁，为上海教区的自养奠定基础，上海教区应该感谢他）。1982年5月我向刘钧说，我愿意回修院恢复修院，他大喜说：“你暂时不回保定，留北京两三天吧。”第二日刘钧找我去，在座的多了一个人，刘介绍说：“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丁根发同志。”丁自我介绍了一番，说欢迎我回到上海，希望我放心工作，有事多沟通，如有困难，他们帮助解决，态度很诚恳。刘于下一日又找我去，在座的另一新人，刘介绍说是上海宗教局的浦作同志，先认识一下，回去后便于工作。浦作先表示欢迎，接着说：“那，你先写一封信给张家树主教请求他收纳你入上海教区。”我当时火了，我原是上海教区的人，为什么要我请求他批准，我自己根本不想回去，“我不回去了”我说。拔脚就走。蒋、赵叫我坐下，说有话好好谈，我一言不发，第一次和浦作谈话，一上来就谈崩了，刘说今天这样吧，请老金明天再来。

    明天再去仍是原班人马，浦作先开口说：“金神父，我代表上海宗教局欢迎你回上海，信就不必写了，我回去向张家树说一声就够了。”

    我暂时回保定仍做我的翻译工作，一天邹远叫手下的一位名叫李静的干部到宿舍找我，给我50元人民币说：“这是给你回去的车费，你准备好了买票自己回去。”我说知道了，我把50元退还给他，坚决不收，我想就这样打发我走？我不希罕这50元。

    这期间，在新乡管过我的干部王春先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爸爸（当时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打电话给她，叫她急回郑州，她去了，她爸爸很生气地问她：“你和要犯金鲁贤有什么关系？公安部派专人来了解你和他的关系，问题严重了！”王说：“什么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间的关系嘛，我管教他3年。”她爸说：“没那么简单，如果当真这样，公安部会派专员来郑州调查，并问我吗？”她说：“金教过我英文。”他说：“学英语非得找个严重反革命分子？真糊涂！”他爸担心她被牵连。事后我问刘，刘笑着说：“请你回去之前，例行公事，弄清社会关系嘛。”这一调查使王的父亲担心了一阵子，王春先本人很坦然，不当回事，老一辈跟年轻一代就不一样。

    隔了十来天，保定派人把我送到了北京，刘钧在北京饭店设宴欢送我，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也来了，非常友好，他的普通话满是绍兴口音，乡音难改呀。他向我敬酒，祝我回去工作顺利，谈话中他说自己经手盖的秦城监狱自己却被关进住了7年。他又说有事仍可与刘钧联系，他会帮助我解决问题。

    隔一天全国宗教局副局长曹锦汝宴请我，陪席的有天主教处处长，傅克勇女士，她学美术，解放后先在华东局和陈一鸣同事后调来北京，傅在任时对上海教区大力支持，不遗余力。刘钧也去了，刘笑着对曹说：“现在我把金托付给你了，政治上他可靠得很。”刘，河北人，15岁投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他夫人也是红小鬼出身，刘曾戏说：“我起先奉献青春给党，后奉献一生给党，最后奉献子女给党。”他的大儿子在军队，小儿子在公安局，他的女儿在国安部。刘为人耿直，廉洁，我去过他家，是公安部内的旧房子，家具老式，没有摆设，真是好党员。下一天公安部派专人送我到车站，订的是软卧车厢，很舒适。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年干部，我才从监狱出来，不想和人接触，一路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上海车站的月台上，等着我的有丁根发、市宗教局办公室的王怡白和荣德先的女儿朱兆荣等。丁说已为我订好金门饭店的房间，我说还是住到荣德先家里去。他们说：“张家树一行人正在普陀山休假，让我过几天再去教区，行李两箱，先送教区（我心底深处是极不愿意回到上海。这一段我怎么回到上海，写的较详细，因为迄今仍有人在说我以出卖同志的代价才争取到回上海的）。

    隔了几天，市统战部李广副部长，请我吃饭，有宗教局陈一鸣同志和办公室主任王怡白，还有教区的张家树、李思德、沈保智、顾梅青、陆薇读等人，一别27年，想不到还会重逢，又将同事，内心不胜感叹。往事如烟？往事非烟？真难说呀！

    6月21日上午去徐家汇天主堂和神职人员和教友代表一起祝贺，张家树九旬华诞，会上祝辞，送礼的极多，我也发了言，内容已忘。被安排在浦西路120号住下，当时神父修女则住在曹溪北路201号原拯亡会会院内，翌日我去201号拜会了张家树和爱国会的顾梅青和陆薇读。原公青李文之来看我，说她奉命来照顾我的生活并做我的秘书。

    浦西路120号原是耶稣会总院，我的初学生活就在那儿度过的，后改为阳伞柄厂，“文革”期间神父修女都曾在厂内劳动，工厂已搬走但房屋尚未归还教会。

    上海教区收还的教堂有徐家汇大堂（连国邦做本堂，艾祖章副本堂）、四川南路天主堂（本堂未定）、青浦朱家角天主堂、佘山中堂（龚秋生本堂）、崇明新开河（郁显达、朱尚谦两位）共五所，我记得我被捕前的大小圣堂392所，恢复工作任重道远！

    6月21日也是我的本名日，前一日是我的66岁生日，我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我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回顾。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半生。我于1938年自愿加入耶稣会，我爱耶稣会，她为基督的教会做了重大的贡献，我矢志做一个好会士，自愿作一块砖，随耶稣会放我在任何一个角落里，承担教会大厦的一小部分的压力。初学两年很痛苦，我承受了。以后耶稣会多次把我放在充满危险的岗位上，我二话没说立即赴任，尽心竭力，总想做好工作。

    在监狱27年我天天心中唱：“耶稣会我的母亲”，深信全世界的耶稣会在为我祈祷，我故此感到安慰和力量，意想不到的是，我德国干妈来看我后，兴冲冲地去罗马求见耶稣会领导，报告他们我仍在人间的喜讯时，耶稣会副总会长接见他们时，严厉说我早已是叛徒不承认我这个会士。当我收到干妈的信时，真似一把利剑刺透我的心，那是我27年失去生活中的最痛苦的时刻。干妈信上说，她决不信我是叛徒，她全家仍爱我，给了我巨大的安慰，事实上她一直支持我，照顾我，直到她蒙召归主。顺便再提一句荣德先，朱洪声释放回上海后以他从保定的朋友处得来的消息，断定我已背叛信仰加入了共产党，去找荣德先，向她说：“我以朱家族长的身份通知你，应与金鲁贤划清界限，当他已死去一般，不再理他。”荣没有听他的话，坚信我不会背叛信仰。

    我干妈和陆纳英、荣德先是我一生认识的三位伟大的女姓，她们也是伟大的母亲，她们以母亲、长姐之心爱我。欧美有些人在讨论，天主应是女性还是男性争论不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不是难题，我们中国以阴阳解说一切，阴在前，阳在后，对天主应用“他”还是“她”，我说兼有阴阳，我们中国在阴阳之上有太极，天主有慈父之心，也有慈母之心，说天主爱人，可以说她既是父又是母。

    上卷完

    2008年8月30日

    入耶稣会70周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