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默罗修会:加尔莫罗是巴勒斯坦的一座小山名。加尔默罗山是中世纪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154年由圣巴斯德创立,团体成员包括三个部分:十字军东征者,独修者,定居于此地的朝圣者。(其实1154年之前此地就住着独修者,他们声称由厄里亚而来)他们的纪律有三种,自我克苦,禁欲,神贫。1291年十字军失败后,土耳其人占领圣地,杀害了加尔默罗修会好多会士。故好多会士进入欧洲。1452年“女修会”成立。16世纪修会纪律松弛,大德兰和十字若望加以重整,恢复其原始精神。1593年修会发生了分裂,成两派。保守派与缓和派,(THE DISCALCED AND CALCED CAMELOTE)。他们的主要任务:
男修会:A、研究学问;B、传教;C、默观生活。
女修会:A、祈祷;B、补赎;C、代祷。为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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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圣味增爵(1518——1660年):脱利腾大会要求成立修院,可迟迟未能实现,直到60年后,才出现两位人物就是味增爵和薜利奥开始建立修院。
味增爵是法国人(1581-1650)1600年晋铎,1625年建立遣使会(CONGVEGATION OF MISSIOM )[简称C。M]。在中国致命的董文学即是遣使会士。他们努力圣化自己,宣传福音,办修院培养优秀的神职人员。1632年,创立“仁爱修女会”以慈善事业为目的,医院、康复中心、育婴堂、收容所、学校等。让修女走出修院,服务社会。 圣人去世后,人们为纪念他,建立了许多以后命名的事业。如:1883年的圣味增爵救济会。
7、薛里奥:
法国人,1608——1657年,创立苏比斯修会,(SOCIETY OF ST SULPICE )[ 简称S.S]。目的为培养更好的神职人员和会士。时在1641年,苏比斯是一堂区,利奥为本堂神父,在此建立第一个修院,故命名。1664年,得到亚历山大七世正式的认可。法国大革命期间受严重打击,被迫解散,1801年比约七世与拿破仑签约后恢复。1791年此会受到迫害后,有4个修士到了美国的巴特摩尔,建立了圣母修院,(是美国第一个修院,第一个主教产生地)。
伽利略:1564——1642年,意大利著名的天文学家及数学家。他在历史上多次被教会的敌人利用来攻击教会的训导。他1564年生于意大利的比萨,年轻时曾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隐修院接受教育。1581年在比萨大学攻读医学与数学。1585年,由于经济原因退学,未取到学位。1589——1592年被聘于比萨大学任教数学。此时期内开始攻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后受到攻击而被迫离开,1592-1610任教帕度亚大学。开始研究物理。开始支持哥白尼学说“太阳中心说”主张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转。1611——1613年他离开帕度亚大学,出版了《关于太阳的位置》一书,公开支持哥白尼学说,他的学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引起极大争论,被认为是反对传统及圣经。他为此辨护:A、圣经作者无意教授自然科学;B、圣经只在(注重)关于人灵的得救问题上才可作标准。
1615—1616其学说受到教会审查,两个主张被认为是错误的,A、太阳宇宙中心说违反圣经传统;B地球围绕太阳转。如此其书被立为禁书,同时命其对此保持缄默。加也同意。
1632年发表《关于两个系统的对话》一书,打破沉默,公开传布白尼学说,1633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在酷刑与认罪中选一,伽利略迫于无奈选择后者,承认自己的这说是错误的,其书又列为禁书并且其又遭到监禁。1637年他在监禁中双目失明。
1638年他发表第三本书《关于两个新科学的对话》,此书阐述动力学说,驳斥亚里斯多德的物理理论。1642年在与教会和好的环境中去世。
加的审判和软禁,多年来一直被教会的敌人以借口证明教会反对科学的进步,和攻击教会训导当局的不可错误性。世俗攻击教会两点:
关于第二点很容易说明:当时的教宗乌尔班八世,以及教会权威人士,从来没有公开宣布“地球中心说”教会的官方教导。这仅是当时多数科学家的意见,教会只是反映当时所相信的科学真理而已。因此,此问题与教会的不可错误性没有关系。
关于第一点: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中的某些成员不公正的对待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们确实不应对潜在的科学持反感的态度。但有两点要做声明:A当时社会潮流是拥护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说和“地球中心说”,哥白尼及加利略的学说只在婴儿阶段,并且加氏的许多学说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教会当局在许多当时认为是正确的科学家的建议下,拒绝加的学说。B、教会认为他的学说具有深刻的神学性,认为他相反教会关于创造的神学观点,取消了天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其学说太新颖,极具争论性,教会当局感到有责任根据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方法来保护教会信仰,故而宗教裁判所将其列为异端。
1741年教会公开承认伽利略学说的价值,1992年在其逝世350周年纪念日,10月31日,教宗若望保录公开承认教会在加事件中的错误并向全世界公开道歉,并且设立委员会对伽利略事件重新审查,后发表声明:
“伽利略事件是新旧天文学知识的过渡阶段,并承认教会在关于宇宙论的释经学上发生混淆,因当时神学家继承当时的科学传统,在描述宇宙万物创造的物理结构上没有领会圣经深刻的非字面的意义。加的书被列为禁书的命令,而且被定为顽固不化的异端者,这是宗教裁判所所犯的非常遗憾的错误。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加利略的个性来解释。我们必须牢记,加利略的审判只是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行为和教会不能错的特恩无关”。当时的宗乌尔班八世,从来没有在他的判决书上签字。1835年加的著作从“禁书”上删去,获得自由。
哥白尼:1473——1547年,波兰天文学家。1497年晋铎,是第一个反对亚里斯多德学说的人,创立天体运行论,称“哥白尼学说”学说一度被列为禁书,后解禁。
比约九世于1878年逝世后,良十三继位(1878-1903)他当时已经68岁,人们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一位渡的教宗,但他却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之外,他在位长达25年颁布许多通计分谕,是历史上的著名教宗之一。
1870年梵一会议谴责自由主义、唯理主义、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但它们并未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且在欧洲逐渐强大起来。无神主义主张应把宗从公共和社会生活中完全取消,建立一个无宗教的社会,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对教会进行一系列打击。
首先解散修会、关闭修道院,驱逐外国传教士,逐步使神职人员经济枯竭。
没收教会的一切学校,剥夺教会的教育权利。禁止宗教教育,使学生从小接受无神思想。
取消教会内结婚的合法权利,保证离婚的权利,否认神职主持婚礼的有效性。
完全的政教分离原则,建立一个世俗化的社会。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由此产生了许多不正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教会信仰的纯正,同时又不与社会脱节,确是一极大的挑战,幸而天主兴起了良十三教宗,力挽狂澜,天辟了教会关心社会的先河。
一、教宗良十三的作为:
1、新事件通谕——1891年5月15日。教宗颁布了关于“资本主义与劳工”的通谕。它是教会在资本主义劳工之间,关于社会正义和伦理的教导。面对极端的贫穷和经济的不正义,通谕呼吁人们重新回到教会中关注教会的讯息,它声明教会在提醒人对他人的责任和正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良十三呼吁人有保留私有财产的权利,但不能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只有个人享有其它某些权益的情况下,才有能力保留个人财产。如由工会保证。个人应有合理的工资。通谕还进一步指出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制定法律,以保障社会的正常发展,为国民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空间。反对社会主义,坚持私有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国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拒绝阶级斗争,反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要干涉,以保证工人的精神方面的利益,工人有适当的工资待遇。
为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并提出了他们的解决办法:鼓励穷人对富人嫉妒;没收私人财产,将之变为公有,把掌握和管理财产的权力放在国家和领导国家的极少数人手中,然后由他们公平地将财产分给众人;
教宗良三世指出这二点是错误的:此方法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和劳工问题,而且伤害了劳工本身;它严重地损害了合法拥有者的权力,歪曲了国家的权力,使政府陷入混乱之中;它抹杀了人工作的积极性,使财富的来源枯竭,从而造成人们生活单一、贫穷和可怜;它违反人的自然权力。
教会称人与动物有别,为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庭特别是孩子们的未来,应该享有保留和支配私有财产的权力。而且人先于国家而存在,任何国家没有权力剥夺人合法的私有财产。拥有私人财产是自然权力,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教会拒绝“阶级斗争是追求人类平等的必要措施”同时教会也反对“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提倡必要时国家应加以干涉以保障工人精神和物质的利益。声明工人应有合理的工资,有权建立组织来保护其利益,强调宗教在人们有关正义与爱德中的重要性。
教会强调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就象人的身体应互相直协调。资本离不开劳动,劳动也离不开资本,没有工人或资本家都不行。教会从正义的原则指出了资本家和工人应遵守的原则:
A、工人:应尽力做好自愿和在双方同意下答应的一切工作;不故意损害雇主和他的财产;不应采取暴力和暴动损害雇主的利益;避免和那些心怀恶意的人交往,他们往往夸大和许诺不能实现的人间天堂,最终会导致财富的毁灭且遗害无穷。B、资本家:不能把工人看作奴隶,更不能看为赚钱的工具,而应以基督徒的爱德来尊重工人的人格尊严;自然理智和基督教伦理原则告诉我们劳动并非耻辱而是人们维持生命的值得我们尊敬的方式。因此把人当作赚钱的工具(除了肌肉和力量之外别无它用)是可耻的,也是不人道的;工人的宗教和精神生活也应受到重视,雇主应给工人提供足够时间,满全他们的需要;避免让工人受到罪恶的不良影响,不能疏远对他们家庭的照顾;雇主应避免强加给人不适合人体力、年龄、性别的工作,工作时间应根据工种和季节而定;应给工人合理的工资;鼓励他们和穷人分享财物(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需要,给最小弟兄所做的就是对主做的)。C、教会的职责是通过宣讲使人能遵守教会的教导和纪律,培养他们充满正义与怜悯之心。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该牢记天主造人的最终目的不是在今世而是在永生,现世的荣华富贵和贫穷凌辱如果和来世的永恒相比都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人拥有什么不是重要的,重要是怎样运用自己的财富,在最后的审判时,每个人都要向天主这位公正的法官,关于如何运用财富做一个彻底的交待。(雅5:4)如果雇主和工人都按教会训导去做则将会建立和平共处的关系,整个社会将繁荣发展;教会兴办慈善事业,努力减轻穷人的负担。D:政府的职责:制定合理的方案,成立组织来保证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当工人的权力受到损害时,应加以介入干涉,但也应注意程度和分寸;为照顾工人的精神生活,星期天和其它宗教假日,应让工人恭敬天主;保护合法的民间组织,让他们积极发挥自己的力量在帮助和调解劳工的问题上做出贡献。
教宗在通谕最后总结说:为解决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问题,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尽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以防问题继续恶化,以至于不可救药。政府应利用一切法律和组织保护、富人和雇主应留意自己的职责、劳工应理智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教宗也强调宗教的力量,特别是重新建立基督教伦理,它是削除罪恶和矛盾的根源。特别是基督教的爱德观是解决一系列问题、建立和平秩序唯一法宝(格前13:14-15)
此通谕被称为“劳工大宪章”总结了教会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为教会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观注,指出了方向。鼓励教友积极参与争取社会正义和改变社会秩序的运动,故教宗良十三世被称为“工人的教宗”。
2、推动了教会的神学、哲学圣经的研究:
教会面对科学的进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教宗意识到只有恢复天主教哲学才能巩固天主教神学。于是颁布通谕鼓励对这些科目的研究。1879年“永远圣父”通谕重新肯定了多玛斯的神、哲学的贡献及价值。同时也对大雅伯尔、文都辣、董思高都斯的著作加以研究,从而兴起了新士林哲学和新多玛斯主义的运动。
1893年以“最眷顾者”通谕,下令对圣经加以研究,从而发现其中的真理,并向全世界学者开放了梵帝岗的档案室促进世界对教会的了解。
二、若望鲍思高与慈幼会
鲍1815-1888意大利人,二岁时丧父,九岁时离家外出打工,1814年晋铎。当时意大利政治动荡不安,大量教会财产许多隐修院和学校被没收。这样一来许多儿童流浪街头,不能上学,工业的发展也迫使儿童打工受资本家的剥削,鲍意识到儿童们心身遭到的危险,下定决心终生为青少年服务。他先后建立收容站,开办夜校,开办技术学校,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溶入社会。1859年正式成立慈幼会(Salesians of st John Don Bosco简称S.D.B)。1874年取得教宗比约九世正式认可。修会专门献身于青年教育,特别是穷人,以及附有教育他们选择司铎圣召的任务。修会现有17000多人,是世界第三大修会。1872年成立母幼会,教育青年女子。
鲍思高在教育上主张仁爱与惩罚并重,无限制的忍耐和最低限度的约束和惩罚为教育原则。教宗比约十一于1934年将鲍列入圣品。“在他的生命中,超自然的变为自然的,极不寻常的变为寻常的”。
比约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意大利人,特别聪明,在取得三个博士学位之后在米兰教书,后调任梵蒂岗博物馆馆长,1921年7月升为红衣主教,七个月之后当选为教宗,座右铭在“基督的王国内建立基督的和平”。主要贡献:
一、建立基督君王节:
为实现“在基督的王国内建立基督的和平”的目的,教宗在1925年建立此瞻礼,目的是把所有的人类领向天国,同时宣布基督不但是个人的君王,也是家庭、社会、政府、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君王。天主教友的责任是通过他们的祈祷、影响、行为,使世界早日回归天主的羊栈中,教友必须时时刻刻通过精神武器在天主的旗帜下勇敢地为了天主及教会的权力奋斗。
召开“全球圣体大会”推动人们热爱圣体。每两年举行一次。
二、公教进行会:
是一教友组织,教友在教会开始就意识到向外传扬福音,见证信仰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世俗主义,现代主义对教会的挑战特别是无神共产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毒害,教友们认识到传福音的紧迫感。良十三教宗清楚明白这个教友团体的福传工作要达到园满的效果,必须在教会当局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个在教宗和主教领导之下的使徒工作团被圣教宗比约十世正式命名为“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教过比约十一世继位之后,看到教会内信友使徒工作的混乱和不统一现象,感到有重新组织和加以指导的必要。于是在1922年12月23日颁布一通谕“UBI ARCANO”鼓励各种和教会权威及神职界保持密切联系,且在他们领导之下的传教工作。教宗本人给“公教进行会”下了一定义:“公教进行会是教友分享圣统制的使徒职”。所有的信友在本地服从主教,在国际间服从教宗的领导,推动或实现精神与文化的提升,特别是人灵的得救和社会的圣化。于是“公教进行会”在西欧特别在法国和比利进发展起来。到比约十二世继续获得支持,到若望二十三世,“公教进行会”由个别团体而扩展到以整个教会的名义进行的使徒工作。但此名逐渐消失,“梵二”时教友的使徒工作受到教会的承认和重视。但“公教进行会”之名称不再正式启用。尽管在《教友传教法令》第20条和《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第17条中被提及。(《教友传教法令》第20条,文献第480页)(《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文献第331页)。名称不用,但宗旨仍保持。1989年1月30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发表“基督信友”劝谕,虽未提出“公教进行会”之名,但影响着他的灵感。教宗指出教友使徒工作的本质:“与罗马教宗保持一致,且在其领导之下的信友,借圣洗圣事加入教会,组成天主子民,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君王的职务。他们被召完成天主交给教会拯救人灵的神圣使命。因此信友应度一种圣善的生活推动教会的长成和不断圣化,以及福音的传播。他们应遵从教会合法的权威,帮助教会的需要和推动社会正义”。
三、推动教会传教事业;
比约十一世继位后,响应前任本笃十五教宗“夫至大”通谕的号召继续传教事业,培养本地圣召,提高本地神职的地位。教宗于1926年10月28日,在圣伯多录大殿公开祝圣中国的六位主教,200多位枢机和各国大使参礼,以此提拔传教区的神职地位。(他们分别是:湖北蒲圻的成各德;浙江台州的胡若山;江苏海门的朱开敏;河北宣化的赵怀义;河北安国的孙德桢;山西纷阳的陈国砥)这是继1775年罗文澡主教以来第一次圣中国主教。
四、“拉特朗条约”:1929年。(参考第八章之五“罗马问题”)
五、“预许救主通谕”:1937年发表。针对当时苏联、墨西哥、西班牙和德国的教难而发。教宗悲痛于心,为维护教会的利益而谴责共产主义。
六、“四十年”通谕:1931年5月15日发表
一战对欧洲影响特别大,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盛行,对人们的思想影响较大,且一战使欧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发生经济危机,教宗在通谕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 那就是贪婪、嫉妒、狭隘的个人主义、夸张的国家主义和唯物主义。教宗谴责不受任何限制,与毫无原则的资本主义,同时也谴责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倡的集体主义、政府主义与反天主教主义。教宗呼吁在尊重个人和雇主双方权力的前提下,重新建立一个和平正义的社会。为达到此目的,教宗提出两项建议:一是绝对废除以利润为经济活动的最高规律,当以公共利益取而代之。一是建立职业制度,如工会,国家和国际间机构,目的是要使经济活动公共福利的制衡和约束。教宗也指出财产的两个特性,即私有性和公共性。私有财产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但人也有责任救助穷人,与人分享财产,如果人不重视公共性方面,就变为狭隘的个人主义,但如果只强调公共性方面,就会变为集体主义。国家有责任维护又方面的平衡。
七、“论基督徒婚姻”通谕:
当时社会风气腐败家庭观念淡薄,故教宗针对此一情况阐明婚姻的神圣性、永久性。于1930年发表此通谕。详细阐明教会的训导,共分三个部分:第一论婚姻的神圣性和其目的。婚姻是天主所结合和所祝福的、目的有二个,一为无妻双方的幸福、一为生育子女。第二教会谴责现代主义对婚姻的错误看法,婚姻不是一个合同,而是一个盟约(Not Contract But Covenent)他们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性,也破坏了家庭、国家和社会。一个国家没有家庭就没有希望(当今教宗语)。第三教宗从个人和社会方面指出了挽救婚姻神圣性的方法。天主是婚姻的稳固者。牢固、团结、统一的作者和根源。
八、建立梵帝岗广播电台:
为使更好的传播福音讯息、向全世界宣布教会的训导。教宗在1931年2月12日建立广播电台,教宗用拉丁语向全世界做了15分钟的宣讲。“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是其第一句话。1950年电台第一次用中文向华人广播。电台现由耶稣会管理。
九、呼吁共融与合一。
1931年圣诞节发表“真理之光”通谕,纪念厄弗所大公会议召开1500周年。强调基督两性一体的结合及玛利亚的天主之母的地位。教会的统一和罗马教宗在信仰伦理方面的至高和不可错误性。呼吁所有信仰耶稣的人应团结合一,实现基督一牧一栈的愿望,这一讲话受到一部份人的欣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对。东正教会方面的反应是,东西教会在基督位格的结合和圣母的天主之母地位上没有任何差异,但拒不承认教宗的首席地位。
十、混合婚姻法令:
“混合婚姻”法令于1932年2月5日发表,详细规定混合婚姻的条件。夫妻双方或任何其他人教不能干涉其孩子受到良好的天主教教育,只有这样才可得到教会的宽免。如果夫妻双方或国家法律妨碍这一许诺,在此情况之下:如双方都是领过洗之人,则婚姻是非法的、如有一方为未领洗之人,则婚姻是无效的。违反许诺的天主教徒,要受到拒绝给与圣事的
比约十二世1939——1958年在位。他继位不久之后二战就全面爆发了。他的座右铭是“正义的工作是和平”,表示他要终生为世界和平而奋斗。(他1939年6月份上任,9月1日德国进入波兰,二战正式爆发。)
一、呼吁和平:
1939年9月德军战领波兰,教宗在10月20日发表“Summi Pontificatus”通谕。教宗呼吁人类重新把天主放回他应有的位置,教宗对当时的罪恶表示悲痛,并且把罪恶的根源归于信仰的衰落。人反对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主义,呼吁人们通过祈祷和工作使世界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但他同时出声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在天主的法律之下才能生效。
1939年圣诞节,教宗颁布圣诞节文告“恢复和平的五项原则”提出五项建议:
1、在各国中复兴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2、承认每个国家的权利。
3、裁军,削减武器装备。
4、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利。
5、建立国际法庭,以保证和平。
但无人理睬,教宗既不能阻止战争的浩劫,便想法减轻其灾害,成立宗座救助委员会,帮助伤员和难民。他曾下令将极珍贵的祭器溶化,以便为犹太人向德国交纳赎金。(100万里拉和100万英磅)开放教堂,收容难民,例如仅冈道尔夫一处就收留15000犹太人。他也隐含地谴责德国纳粹的政策与暴行,但他同时相信,公开的富有挑战性的议论是十分危险的。希特勒曾扬言要将宗座赶出梵蒂冈。也正是由于教宗没有公开地谴责德国,给仇视教会的人留下了口舌。
1944年罗马解放后,罗马城犹太人的首席经师、拉比 以色列.伊利亲自向教宗表示感谢,称赞教宗的勇敢,对他在极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拯救众多的犹太人致以崇高的谢意。其本人亦归依了教会。1956后去世。
二、任命新枢机:
教宗为重振战后传教区的传教事业,1946年2月任命了32位新枢机。其中许多来自南美洲和非洲。出人意料的是亚洲也出现一位枢机,他就是生于山东阳谷教区,时任青岛代牧的田耕辛主教。教宗此举不言而喻,他希望战乱之后,借新枢机的任命显示教会的大公性,推动传教区的传教事业。
三、谴责共产主义:
二战之后,从某种观点而言,教会所受的打击和考验比在大战期间更为沉重,其原因便是共产主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欧、东欧和亚洲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铁幕之下。(如苏联、爱沙维亚、立陶宛、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家利亚、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等)教会在这些国家所受的打击和迫害极为严重。圣堂被毁或改为它用、学校和慈善事业被没收、神职人员和修女被充军或做牢,甚或杀死。由于共产党的种种倒行逆施,教宗由1949年发表相关通谕,教会谴责了共产主义,并将加入共产党的教徒以及所有助长共产主义势力的人都有开除了教籍。
四、颁布“圣母荣召升天”信条
1950年11月1日由教宗当着36位枢机和450位主教,隆重宣布“圣母升天”为当信之端。教宗同时规定1654年为“圣母年”以纪念“无原罪圣母”信条颁布百周年。
五、礼仪改革:
放宽圣体斋(今日关于圣体斋的规定仍为此);修改教会的礼仪年和司铎日课经规则;为使教友能参加并了解耶稣苦难的礼仪,规定圣周四、主受难日和复活前夕的礼仪改为下午或晚上举行。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年在位。他出生于意大利农民家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选时已经78高龄,为此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一位过渡教宗而矣,但出人意料,他上任之后第二天就宣布三个要完成的目标:召开罗马教区会议;召开大公会议;重新编排教会法典。(1962年开始重编教会法典,但直到1983年才由教宗若望保录二世颁布,称新法)。
一、教宗若望二十三的通谕:
(一)、“慈母与导师”通谕:发表于1961年(为纪念“新事件”70周年)
通谕强调教会关于人权、正义、和平和社会发展的训导,指出人是社会活动的基础,社会是为人而存在和服务的,社会就满足人合法的各种需要。同时指出人的尊严来自天主,人是天主所造的,就受到保护。
强调财产的公共性,教宗针对当时的贫富不均,提出财产的拥有和使用不能用同一的伦理标准,财产的使用就顾及公共性。
教宗强调人就有合理的工资,并提出四个标准:个人的贡献;所在公司(工厂)的经济状况(但是公司主管不务正业不在此限);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公共的利益。
教过在通谕中反对新的殖民主义,主要指经济统治。他鼓励国际间的人道 主义援助,但教宗指出这种援助不应有附加的条件。
关于农业方面,教宗强调农业有很大的风险性,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为此教宗提出三点:为农民保险;价格管理;国家要投资农业技术的开发。
教宗在通谕中特别呼吁,教会从一开始就积极关心社会正义,这是来自主的使命,教友参与社会正义是应有的责任,教会不是外在的指责,而是内在的参与。教会是慈母与导师。教宗重申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会事物,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力。
(二)、“和平于地”通谕:
强调和平的重要性,保障和维护人性尊严。发表于1963年。通谕教导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建立基督的神国,四种不同层次的和平必须首先建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人与政府之间的和平;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和平;政府和世界团体之间的和平。教宗同时指出世界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正理、正义、爱德与自由的基础之上,因此教宗一反前任比约十一和比约十二的做法,开始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对话,目的是为了改善其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教友争取些许的自由。教宗也指出,和平是人们自古以来的渴望,但建立真正的和平,必须遵守天主所定的秩序。
1、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人类社会要想发展和有创造性,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的独立人格,人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因而享有来自本性的权力和义务,是神圣不可剥夺和侵犯的。从信仰角度上讲,我们更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因为人是由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藉圣宠而成为天主的儿女和朋友,是永恒天国的继承人。
人的权力包括:
生存和度适当标准生活的权力:身体的完整性和不受侵犯性、以及生命发展的权力;衣食住行,休息、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权力;人也应该在丧失工作能力、疾病、守寡、老年、失业等情况下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力,所有这些都就给予那些不因自己的过失而需要的人。
伦理和文化价值的权力:根据自然律,每人有权力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良好名誉、自由寻求真理和发表个人意见、追求艺术和了解公共事物的权力;自然律也给予人分享其所属国家的文化利益的权力,因此他享有受基本教育、技术和专业培训的权力。国家有责任让每个人享有尽可能的高等教育,以便根据每个的人天赋和技术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和负起应尽的责任。
根据个人的良心钦崇天主的权力:每个人享有根据个人良心恭敬天主,在私下和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力。这达到此目标,宗徒们曾大无畏地宣讲、护教学者们著书立说加以保障、殉道圣人圣女以鲜血加以作证。
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每个人有权力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因此可以选择建立家庭,也可以选择走圣召之路,晋铎或献身。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婚姻应该是自由结合的、一夫一妻制的、和不可离散性的。它是人类社会第一个和最基本的细胞。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保护和巩固家庭,从经济、社会事物、文化、伦理等方面为家庭提供一系列的帮助。父母的首要职责和权力是支持教育自己的子女。
经济的权力:人根据自然律不但有工作的权力,且有在不受压力下工作的权力。由此而来的是工作条件的问题。人应在身体健康不受威胁、伦理道德生活得到保障、青年人发育不受损害的条件下工作,妇女应在其为妻子和母亲的前提下,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每个人也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参加经济活动的权力。且据正义享有合理的工资,这不但为个人也为其家庭的需要,从而享有私人财产。只有如此才能保护人性的尊严、巩固加强家庭生活、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和平。
集会和结社的权力:事实告诉我们,人由其本性来说是社会性的,因此有集会和结社的权力,也有建立各种组织和协会的权力。它们可以实现和完成许多个人无法完成的目标。在保护个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它同时不妨碍个人应尽的责任。
移民的权力:每个人有权力自由地在其本国内移民,当有正当的理由时也有移民国外的权力。事实上一个人作为某一国家的公民,这并不减损他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也不削弱他作为世界团体的公民身份。
政治的权力:每人有参与政治事务如选举和为公民的公共福利尽其所能的权力。也有根据正义的原则,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力。
人的义务:
在人身上权力和义务是必然联系在一起和密不可分的。例如:人有生存的权力同时有保护生命的义务;人有权度舒适的生活,也有义务去生活的合宜与恰当。
人与人之间权力和义务的互换:人类社会中一个人权力的实施,必然地给别人造成相关的义务。自然律赋与人权力的同时,也加给他相应的义务,因此如果一个人行使权力的同时忘记或忽略自己相应的义务,就等于是一个人用一只手建筑一座大厦,而用另一只手将之摧毁。
互相合作:人按本性是社会性的,应与人住在一起,互相为对方的福利而工作。一个和谐有秩序的社会需要每一个人承认和遵守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且康慨大方地为建立文明社会尽自己的力量。
负责任的态度:每人根据其人格尊严就享有自由的、负责任的行动的权力。而自由是负责任的基础,人在做事时应是自由自主的。任何人类社会如果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是不人道的,因为它成员的人格是受压制和约束的。社会的责任是为其成员提供适当的方法和调动其积极性,让他们发展达到完美境界。
社会秩序必须以伦理为基础:伦理应建基于真理、正义、仁爱和自由上,这种秩序的根源是天主。他是第一真理和最高美善,只有他是活力的泉源。
2、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和平:人类社会要想有秩序和健康地发展,必须有部分人拥有合法的权力,来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福利的发展。这种权力来自天主。
社会权威人士,不能靠使用威胁、惩罚、奖赏的方式来促进公共利益而应以伦理的力量为主导。而伦理之根在良心,只有天主是良心的判官,没有人可强迫别人作违反其良心的事情,国家权威人士必须和天主的圣意保持一致,才有其约束力。当国家权威如此行事、公民的人格尊严得到保护、人在服从其合法长上时,不是服从人,是通过他们服从天主。
由于一切合法权威均来自天主,因此当社会权威人士制定任何法律或命令相反伦理秩序,从而相反天主时,对公民没有任何约束力。因为“我们应服从天主,胜过服从人”。
3、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
这种和平应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首先是取消各族歧视思想。每个国家按其本质说都是平等的,有生存权和自我发展权。尽管在教育、力量、财富和资源上各异,但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在欺压和剥削另一个国家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利益,而应互相帮助,共同发展。
和平应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每个国家应承认尊重它国的权力,尽各自的义务。任何国家不得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发展。圣奥斯定说的好“一个国家没有正义,就是一群强盗”。
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任何限制少数民族的数目(人口)和发展都是非正义的,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各族灭绝”政策。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自然天赋、祖先传统和经济秩序方面的成就和做出的努力。
关于政治避难者:由于政治原因,有些人不能在其本国内自由生活与发展,不得已而移民国外。国家有责任接纳、协助他们融入到其国家的生活之中。教会赞同和赞扬那些出于人类互助原则和基督教爱德观的原因,欣然接受移民的国家和团体。
精简武器:大量武器的生产不仅给其本国人民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不能再为它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军备竞赛经使人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给人民造成深深的负担。教会主张,从正义、理智、人类尊严的角度出发,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备竞赛、禁止核武器试验、公平地销毁武器。教宗比约十二说的好:“鉴于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社会、经济和伦理的损害,我们不能允许它再发生第三次了”。教会指出国家之间的真正和平,不是建立在武器均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真理、正义、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应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只有这样国与国之间才能建立真正的、持久的、有效的和平。
这种和平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任何国家,不能非正义地压迫、干涉它国的事务,而应协助它国发展其责任心,促进各个领域的繁荣与发展。发达国家应以基督教爱德观为基础,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应意识到只有自己才是其本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负责人。
4、国家与世界团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贸易、交流、合作、访问使地球变成一个村落(Global village)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平、进步与其它国家的发展、和平、进步是不可分的。
联合国:为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世界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公共福利的进展。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应运而生。其要目的是保障和巩固人类和平。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作的前提下促进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它的作用并不是限制或代替各国政府的权力,而是要建立一个国际代的环境,使各国领导机构、公民组织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的履行自己的义务。
《国际人权宣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国际人权宣言》宣布每个人的人格应该受到尊重,每人有权力追求真理和选择正确和美善的伦理生活,有权力度一种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
5、《和平于地》通谕的小结:
教宗指出在许多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中,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方面,很少受到基督教伦理的影响,原因在于宗教信仰和实际生活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又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基督教教育所造成,许多国家只注重青少年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而忽略了宗教教育。因此教宗指出,在教育青少年时,应该给他们提供完整的、有关宗教价值和符合伦理的良心等方面的教育。
教会也深深意识到把自己的伦理原则和主张应用到具体环境中的困难,因此呼吁人类要不断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和其它基督教派及不信仰基督的人士合作的问题,对此教友们一方面在信仰和伦理上绝不能妥协,另一方面也要与他们在追求公共利益和美善方面共同合作。但教宗也提醒我们,不应混淆错误和犯错误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应混淆错误和对宗教与伦理不完全认识之间的关系。一个犯错误的人永远是一个人,人任何情况下都保留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应受到符合人格尊严的对待,但这并不减少人改正错误与追求真理的责任,因此天主教徒在和非教徒合作交流时,应给他们提供回归真理的机会。
“Error has not right but the person in error always has right.”
许多有正义感的人看到社会上的不公义现象或正义未被完全伸张,于是产生了用革命的方式达到正义的想法。教宗指出,事实上自然律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的转变都是逐步的,是从内部开始的。比约十二说的好“救恩和正义不是通过革命而得来,而是通过和平,演变而来”。在天主所定的秩序中建立真正的和平,对人类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达到此目标,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世界团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真理、正义、仁爱与自由的基础之上。除非人内心存有和平,天主所愿看到和制定的和平,人与人之间是不会有和平的。奥斯定说“只有天主管制灵魂、灵魂管制肉体的秩序得以实现,和平才能达到”。要想在世上建立和平,通谕所提出的以上原则必须付诸实行,否则和平只是空洞的言辞。和平仅依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天主的帮助,基督是和平之王,他借死亡战胜了罪恶即一切纷争、悲伤、不公平的根源。使人类与天主父重归于好。
让我们祈求耶稣基督,愿他光照人心,驱除人内心一切不和睦的思想,互相理解宽恕别人的过失,建立兄弟之爱,以达到人们长久渴望的和平。
二、建立基督徒合一秘书处
为实现基督一牧一栈的愿望,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于1960年成立“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专门负责与非天主教的基督信徒接触与对话。(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不仅与基督徒对话,且与犹太教和其它信仰的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三、梵二会议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二十一次大会议,于1962-1965年召开,是教会最重要的会议之一,给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背景: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文化、社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各种通讯器材的发展、打字、影视、飞机等的出现,把人们领进了“地球村”的时代。教宗比约十二世在位时就意识到了教会在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曾有召开大公会议的意愿,但因身体状况欠佳而搁置。若望二十三世1958年继位第三个月便向枢机们透露了召开大公会议的意愿,虽然教宗预料到自己未必能看到大公会议的结束(教宗时78岁且身体欠佳),又有许多教延人士反对(他们认为世界和教会都处于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召开大公会议)但这些并减少教宗若望二十三更新教会的决心。用教宗自己的话讲“教会太沉闷了,要打开窗户透透气”。
(二)、经过:1959年5月16日若望二十三世任命了大公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三年半的准备之后,会议终于于1962年10月11日在梵蒂冈揭开序幕,有2540位枢机主教、主教、修院院长、修会会长参加了会议,又有东正教和其它宗教的代表列席了会议。(中国的枢机主教田耕辛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分四个阶段:
1962年10月11日至同年12月8日
1963年9月29日至同年12月4日
1964年9月14日至同年11月21日
1965年9月14日至同年12月8日
(三)、会议的成果:会议共发表了四个宪章、九个法令和三个宣言。
《教会宪章》(教会)1964年11月21日公布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启示)1965年11月18日公布
《礼仪宪章》(礼仪)1963年12月4日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现代)1965年12月7日公布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主教)1965年10月28日公布
《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司铎)1965年12月7日公布
《司铎之培养法令》(培养)1965年10月28日公布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修会)1965年10月28日公布
《教友传教法令》(教友)1965年11月18日公布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传教)1965年12月7日公布
《大公主义法令》(大公)1964年11月21日公布
《东方公教会法令》(东方)1964年11月21日公布
《大众传播工具法令》(大众)1963年12月4日公布
《信仰自由宣言》(信仰)1965年12月7日公布
《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非基)1965年10月28日公布
《天主教教育宣言》(教育)1965年10月28日公布
(四)、会议的意义:梵二会议给教会带来了五项重大的改革
1、礼仪的革新:礼仪和弥撒所用的语言由拉丁文改为本地语言,为使教友更容易了解和参与礼仪。在礼仪革新的同时,教会强调,礼仪改革主要是人的改革。
2、教会对自身理解的加深
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与脱利腾大公会议以来,教会特别注重她的组织性、立法性和圣统性,这样就在神职界与平信徒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壁垒,神职人员领导,教友服从。梵二会议改变了这种教会观念,把过去金字塔形式的教会重新理解为教会是所有天主子民所组成的团体。强调人最基本的圣召、尊严和使命的平等性,强调所有信徒的使徒职务和教会内职务的服务性,强调教宗与世界主教团联合起来,共同行使管理教会的权力,改变过去强调教宗与教会隔离且在教会之上的倾向。
3、教会对其它基督教派团体的态度及措施的改变
“梵二”意识到合一运动不再是个别的基督教派皈依到天主教的运动,而是所有分离的基督徒之间的合一。为实现这一目标,天主教会鼓励信友和其它基督信徒对话、共同祈祷、一起为社会正义问题而共同努力。这也存在许多问题,教会一方面不放弃声称自己拥有完全的为得救所需的一切方法与恩宠,同时也意识到其它基督教派(尤其是东正教)所拥有的宝贵的传统。教会也承认是因自己的过失,而给教会造成了分裂,并对此表示歉意,同时许诺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与改革,改正不足(甚至过去一些信条的表达方式)来实现基督一牧一栈的愿望。
4、 大公会议开始注意教会、信仰、生活的历史角度
自从多玛斯以来,教会的神学多注重天主启示的不可更改性。梵二会议意识到教会的信仰传统与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神学和人类历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她的礼仪生活、习惯和信条的表达方式等。
5、 大公会议呼吁教会与现代世界对话
教会放弃过去君士坦丁时代及脱利腾大公会议时期所表现出的胜利姿态,谦逊地承认自己是为人性服务的仆役,大公会议也指出教会和世界在维护人性尊严及建立充满人性的社会团体方面有许多共同点。
以上简述了梵二公会议给教会带来的五大改革,但梵二会议对教会的贡献和影响远不止这些,梵二会议可说是教会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为教会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教会获得了新鲜的空气,但同时也给教会带来了诸多的挑战,教会还需要在基督的许诺和圣神的带领下不断奋斗,直到天主之国的圆满实现。
最后,愿用纽曼枢机主教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讲义
“现世的教会是一个永远战斗的教会,有时赢,有时输,有时在一个地方赢却在另一个地方输,我们有时怀疑她的命运,但她的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怀疑的。教会就象一条在大海中漂泊的小船,我们都是船上的船工,基督也在里面,有时仿佛是睡着了,所以有时候船被狂风巅簸的厉害,好像要翻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信基督与我们同在,并奋力地划浆,这样我们最终能到达永远的天乡”。
注:本文根据宗可光神父的讲义整理打印
2003年1月6日主显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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