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别奉献的圣召：忠贞与背信
以下这些统计数字，可能帮助我们认清这个问题。
进入人数：比利时圣召中心说：从一九六六年起，至一九七三年止，每年进入教区修院的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在法国，依照法国主教团常务委员会报告，在这同一个时期内，进入教区大修院的人数，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七。各种修会也有同样的情形，也许更恶劣：按照前任耶稣会总会长阿鲁贝神父（P.Arrupe）的报告统计，在一九六五年，耶稣会共有一千九百三十一名初学修士；在一九七二年，却只有六百七十二人。
是天主不再召唤人呢？或是们所提供的和实行的奉献生活，不再能吸引人的作用？
退出人数：伽隆讷枢机（Card, Garrone），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举行的一次讨论圣召危机的大会上，曾作了这样的声明：在最近的十二个月里（一九七二年），七千位会士和修女，离开了自己的修会。
在美国，根据一九七零年科夫曼（Kauffman）的报告，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每年出会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六二年，为一百六十七人；一九七零年，增至三千七百人）
在加拿大，哈威（Harvey）所作的关于会士和修女的报告，也发表了类似的百分比。
一九七二年，阿鲁贝神父说：「每个星期，耶稣会内，计有六人进会，七人死亡，二十人出会。」
留存者
有人这样宽慰自己说：今天进会和出会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可是，即使出会的人数已经减少，我们也不应该立刻下定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还必须注意以下两件事：
不是每一次有人出会，都是「按教会法」的；就是说，并不是在申请还俗之后才出会的。科夫曼的报告说，在美国，一九六八那一个年里，每两个「按教会法」出会者，就有一个「不按教会法」出会者。这可想而知，出会者并非都觉得自己必须申请还俗；他史要能出会，就算了。
虽然出会的人数已经减少——这一点尚须证实——可是这并非因为危机已经过去，而是改变了形式。不仅出会者有危机，就连那些生活在修会里的人，也可能如同会外人一样。有许多现象，足以证实这样的假设；只要举出几个实例，就够了。
形成自己的「窝巢」：以主观的眼光，来评估圣召的价值；把奉献的生活就合自己所定的尺度；不是捨弃摆脱自己，好能成为「天父光荣的肖像」，却设法自己安排一个方便的位置。
早期的退休：会士和司铎，年纪尚轻，却已告退，过着私人的生活，不是因为已经到了年限，而是因为觉得自己无力应付当前牧职的要求。
寻求一个为社会所承认的职位：一种可以领薪的工作，一份俗人的职业，或一个公职，可能被视作本身有价值的事而把它作为追求的对象，而不是作为一工具，以表现圣召的价值；把它当作一个好机会，藉以确立自己为人和会士的身份；因为司铎之为司铎，已不足以表明一个人的身份。
这是功利主义，不是实事求是：把人生建立在可以衡量的成就上，职业的能力上，各种组织的结构上，而不是建立在虔诚的宗教生活上。贪图新异的尝试，急欲过集体的生活，把它视作可以满足一己嗜好的方法，放弃祈祷，或寻求祈祷，不是藉以瞻仰天主的圣容，而是想藉以体验感官和情绪方面的感受……。
这一切现象，都在说明，一个人可能保留自己的圣召，却并不因此深明其意义。
在这种自私的行动中，并不牵涉到不良的居心，或邪恶的意图。不过，其结果却也同样令人失望：追求自己，作为最终目的，决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却只会使人陷于孤独的境地，落得一场空虚。
孤独感
许多学术的研究，已能给我们作实在的解释：一个人之背弃自己的圣召，是由于自己个人的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大多数是由于不能在牧灵工作上表显自己，或是由于在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组织机构之间，发生紧张的冲突，因而形成一种孤独和寂寞的感觉。的确，背弃圣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以下几种：「深恐而对不稳定的、晦暗无光的铎职」；「在组织机构面前，感到自己无能」；「觉得对于自己的命运，已经毫无控制的能力」；「感到自己孤独，一无用处」。
希望结婚，与其说是背弃圣召的决定因素，毋宁说是背弃圣召的一个后果。如果一个司铎背弃神职而结婚，可以说，在五种事例之中，有四种是由于有一大堆孤独和寂寞的问题。独身的困难，只不过表示有一种更大危机的一个现象而已。愿意结婚，只是后果，并不是前因。
既然这些都是事实真相，所以面对当前的圣召危机，固然不必感到惊奇，可是，不去追索原因，寻求补救方法，这不是成熟的表示。这就是我们要利用宗教心理学，设法做的工作。以下本书还要分别讨论这些问题；不过，现在先把它们作一综合的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