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汉 Tong, John 年份：1977
引言
翻开香港天主教手册，从教区大事纪一栏中，不难窥探出本港教区的两段发展过程：
一、播种时期 (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五○年)
远自一八四七年，香港教区成立后六年，已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司铎到港。之后有不少男女修会，先后来港参加传福音工作，使传道、教育、医务、福利等工作发展迅速。尤其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随大陆难胞的源源来港，香港教区的男女修会数目及成员亦大幅度增长，这无疑为教区的进一步发展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预备。
二、耕耘时期 (一九五一年至今日)
正如一九五一年白英奇主教上任时所说的几句话：「我们今日工作，明日的一切，托付给上主。」此后廿多年，修会的继续增加，及全体天主子民的共同努力，教区信友人数，自三万余增至二十五万，增加了八倍之多，成为全球国籍信友最多的一个教区。教育与社会福利工作方面，亦有相称的进展。一九六九年，徐诚斌主教继白主教出掌教区后，教区遂逐步改由国籍主教及神职主管。
从上述的本港教区发展趋势，我们可以领略到：香港虽是华洋杂处之地，毕竟华人占绝大多数，他们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方式，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因此福音的植根及教会的本地化该成为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耕耘期日夕努力所期待的目标。故本文欲从中国人观点探讨基督信仰的授受。
(甲)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的各种形态
理查．尼布尔(Richard Nebuhr 1894-1962)在他所着「基督与文化」一书中，把基督信仰与世界文化相接触的诸形态分成五大类型：即(一)基督反乎文化，(二)基督属乎文化，(三)基督超乎文化，(四)基督与文化相反相成，(五)基督为文化的改造者。他的分析及分类不但相当成功，且从此在宣教学上引起了甚多崭新的讨论。
但我个人以为尼氏的分析法，毕竟还是不够圆满，主要因为他的立论看重「传授福音者」的态度 ，却鲜有顾及「接受福音者」的心理历程。
究竟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如何接纳基督信仰呢?李嘉嵩在「景风」杂志第四十六期，试就此问题写出颇佳的答案。李君认为历代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的经过可归纳成六大类型：(一)慕义感得型 ，(二)诸教一源、殊途同归型 ，(三)背祖叛宗型，(四)牵亲引戚型，(五)洋货附奖型，(六)祖传秘方型。
(一)所谓「慕义感得」，指不少人慕求德行风范与道理教训，为福音崇高意义所感，终而入教。
(二)所谓「诸教一源、殊途同归」，指部份人的入教，乃基于中国人的大同精神，认为诸教皆以行善为宗旨，必与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圣人之道，具有相同源流。
(三)所谓「背祖叛宗」，指某些人决志接受基督信仰前，需要毅然拋弃祖传迷信的遗习。
(四)至于「牵亲引戚」，则是指集体归化。一个有地位者接受福音，其他家族或姻戚成群结队亦前来入教。
(五)至于「洋货附奖」，指很多人信道，一方面可能由于慕义心切;'但另一方面更可能藉此得到物资救助或达到某种企图。
(六)最后的「祖传秘方」，实指一些人视幅音为西方教士传授的秘方，接受过来，代代封密相沿，亏欠传递幅音的托付。
上述李氏指出的六类接受福音心理历程，虽随时代变迁，方式有改换，然其基本心态仍然存在着。比方：五十年代的「洋货附奖J多是外国的救济品，今日的；却多是入学、求职与坟地等。昔日的「牵亲引戚」的范围是一村一族，现在的却可能是一机构或一部门。旧日的「背祖叛宗」要求拋弃祖传迷信的遗习，今日的却要求改变与信仰有抵触的生活陋习。
当然，上述的归纳法只为方便分析，不但不否认各类型的复合型的存在，而且承认复合类型可能多于单纯类型。
姑无论如何 ，我个人以为最值得推崇的心态应当是第一类型，即「慕义感得型」。因为早在四百年前，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东来，先到日本传道；但在观察日本的民族性格后，立即想转到中国传教。考其原因，就是他得知慕义求道之人，尽可由中国求之。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活动，已有千多年历史。其间因传教士的慷慨精神，艰苦经营，为道牺牲，使基督信仰在中国奠基。他们对中国的伟大贡献，比如：介绍新教育科技，改良社会风俗，推行慈善事业等，实非一言片语所能尽述。但基督教在中国亦受到至少五次极大的打击，即南京教难、历狱、庚子义和团的排斥、非基督教同盟的指控、及三自爱国运动的压迫。何故？有人运用了名学者汤恩比(A.Toynbee)的文化放射定律去解释。据汤氏说：「当一移动的文化光，因被它所冲出的一个外国社会体抗拒而反射为多种的光线，－－技术的、宗教的、政治的、学术的等等时，它的技术的光线常较宗教的光线穿越的较快及较深……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反射的光线的穿越力量通常是与光线的文化价值成反比例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光线 ，受到其所冲出的社会体的阻力，较之一个重要的光线为轻，因为前者不至于威胁到被冲出的社会体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引起激烈痛楚的干扰。」(参阅林治平着：「基督教与中国」五四至五五页)也有人认为这些教难该归咎到昔日传教与不平等条约拉上了关系，使基督宗教蒙上殖民主义的污点。但我个人以为上列两种解释，都不能构成主要原因，因为中国民族性格富有包容气质，不但易于宽恕，既往不究，且能把各宗教文化兼收并蓄，冶为一炉。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传教时忽略深究中国人的宗教心里。正如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所提出，我国古代已有自然崇拜的事实，即原始约三光崇拜，游牧时代的庶物崇拜，进而至于农业社会的山川社稷崇拜，再进而至于封建社会的天祖崇拜。这些与生活有关的多神崇拜宗教现象，从坏的一方面说，是一种程度很低的信仰，不合时宜；但从好的一方面说，却表示中国人承认精神生活的重要。
所以中国人着重内心修养胜于外表眩人的事业。事实，基督信仰自公元六三五年传入中国，至今已历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仍未广传；而佛教自公元六四年传入中国，约五百五十年后即已完全渗入整个中国文化中。上至艺术诗词，下及生活俚语，无一不染点佛家思想或禅的气味。这是佛教洞察中国人思想看重内修的成功之处，也是我们不得不向佛教学习的地方。
(乙)我们「传授」基督信仰给中国人时应持的态度
谈完「接受者」的心理后，让我们转入「传授者」的态度。
首先，我们耍交待一下什么是「传授基督信仰」?
随着时代日新月异，今日救赎学及教会学的观点有了很大的转变，宣教学的名词及内涵也因而有了重大的变更。兹介绍三个有关名词，以资比较及区别：
(一)「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 指从中古世纪至十六世纪政教合一时期，教会为了光荣天主，以国家为媒介，热衷于拓展基督教国度。这时期的传教就是基督教化，欲把教宗的统治地域扩展到全球各地。这套观念不但产生了历史上着名的十字军东征，也令我们瞭解到，为何昔日葡萄牙及西班牙船只，每次出发把基督之光带给世界前，必先请求教宗的祝幅。
(二)「传教」(Mission)-----指十八及十九世纪政教逐渐分离期间，教会为了拯救人灵，成立了很多宣道组织，去给天下万民施洗，使之获得个人的救赎。这套观念的兴盛，遂使教会内的传教修会如雨后春笋，分布各地。
(三)「传扬福音」(Evangelization)－－－－如梵二大公会议、七四年全球主教会议及七五年教宗保禄「传播福音」文告所示：在「教会外也得救恩」的神学反省下，今日基督徒应该领悟自己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灵魂，却特别是为了回应天主的呼召，去参与天主之介入人类历史。因此，教会要以仆役身份服务世界，将基督的死而复活作为生活典范及宣道中心，在圣神的引导下，透过基层团体与世界交谈，以入世的生活及出世的精神去启发世界，使之转化。因而这一套新观念也令我们醒觉到尊重本地文化及培植本地教会的重要。本文所提的「传授基督信仰」就是指「传扬福音」这个意思。
究竟我们该持何种态度去传授基督信仰给中国人呢?
去年十一月份的「七十年代」月刊，曾转载了一篇题名为「坦赞铁路」的文章，记述以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如何援助坦桑尼亚及赞比亚两国建成了一条巨大的铁路。内容包括三要点：(一)坦赞铁路的意义，(二)贷款的条件，(三)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关于第一点，文中指出两国因交通阻塞而荒置的大片土地，将因铁路的兴建而得开发，且可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增长，更可使世界瞩目，成为一个中国援外的实例。至于第二点，中国缺乏外汇储备，因而改以货物信用代替：中国货物以无息信贷方式授给坦赞两国，通过当地国营贸易机构出售来筹措基金。该笔援助，头十年不需还款，以后才分三十年摊还。论到最后一点，在筑路期间，不但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力，而且中国工程人员亦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待遇一如当地非洲工人，甚至要遵守已故周恩来总理的规定：假如他们死在当地，也不要作特殊要求，把尸体火化，绝不接受任何荣誉。
我以为上面中国援外事例的三要点，可视为时代征兆，给我们传授幅音者提供下列应走的路线：
(一)我们传福音者常应反省工作的意义。应重质超过重量。不看重于问自己还需不需要办更多学校、医院或福利机构，却应探求如何使每一项工作成为典范，启发香港政府及市民自己去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并赋与这些工作一项崇高的宗教意义。这才是传福音，也是整个教区不可被人替代的任务。
(二)其次，涉及传福音的慷慨精神。是付出，不是交换。我曾在去年五月份的「景风」杂志，读到一篇「普世教会协会第五届大会简报」，内中提到当日会场挂了这样的一幅漫画：两个非洲人的脸孔，下面写看「当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来这里之前，他们有的是圣经，而我们有的是土地；当外国传教士来了这里后，我们有的是圣经，而他们有的是我们的土地。」以圣经换取土地的殖民主义，已经或者快要成为昨日黄花。但是，利用圣经去获致权势地位或达到个人企图的新殖民主义，也许方兴未艾哩。希望这些人性的弱点，能在基督完全舍己为人的感染下，不断革除。
(三）最后，传福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本地化教会。一九二O年代非基督教同盟的抨击，令我国教会中醒觉份子为了除去洋教的丑号，努力推动教会本地化运动，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目的是使基督信仰不单能建立于蕴义无穷的圣经启示之上，而且又能通过本地文化的融会变成圣化中国的力量。可惜，当这个运动因推行的时间太浅而尚未生根植基之时，一九五O年代中共便利用它作为分化的工具，目的却是使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分裂，然后再加以控制及有步骤地予以消灭。故此年长一辈的信友听到三自运动时，便马上联想起中共所谓的爱国教会，而忽略了它正确及源远流长的原意。幸好，廿年后的今天，这运动又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兴起。在与普世教会共融的原则下，它重倡发展本地人力物力的资源，使每个教友在活泼而有深度的信仰推动下，负起参与教会的责任；努力栽培本地神职界，使之有能力担承领导教会之职；更要求各修会打破小圈子，万事以教区发展为首要目标，不但要学习本地语言，也要学习本地文化，并且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看齐，以免影响传福音的角色及工作的投入。
总 结
总之，传福音者最要注意接受者的心理历程，并当常视自己如同乞丐，何处可以寻得食物(福音)。他最需具有的是内心的谦逊。所以主基督虽贵为天主，仍能屈居马槽及死于十字架。宗徒们及初期教会信徒，虽然在传教上有辉煌成绩，但由于内心的愫养，仍能谦辞己功，把自己比作天主的一块无用器皿，甚至如圣保禄谦逊地说「这不是说，我已经达到目标。」(斐3:12)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圣神才会教导我们如何以爱为力量，去成全中华文化的光辉，使香港教会成为本地化的教会，也才合乎主基督所亲自强调的:「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 (玛5:17)
附 注
本文之初稿原是座谈会的演讲，曾刊载于今年五月六日的公教报。因成稿时间忽促，内容漏洞殊多。今藉暑期之便，再作修改补充。希有识之士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