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尹莹、汤汉 Tong, John 年份：1980
丁光训主教访美加记后
(甲)记述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共产中国改变了三十年来的决策，遣派一个由基督教、佛教、回教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士顿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这十人代表团美国之行，不但明显地表示近日中国对宗教逐渐改变的态度，代表团中四位基督教代表，更给我们海外的基督信徒一个与他们直接切磋的机会。
这个代表团出席世界宗教会议，显然是中国决意把一九七八年人民大会议章中第四十六条文「人民宗教自由」的决策付诸实行的表现之一，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改变。远在去年一月，停顿多年的北京宗教事务总署连同它在上海及广州的分支同时重新开放。二月的时候，中央政府在云南省首都昆明开设宗教研究所，订八年计划。跟着，基督教传教士王明道获得释放。七月的时候，四十七岁的傅铁山神父被选为北京天主教主教，到去年年底，各地大小教堂渐渐开放，由政府协助逐一收回房屋地产，以助未来各宗教团体自给自足。中央政府甚至资助南京宗教研究所重新编订圣经，于今年内继续出版，供国内基督徒使用。最近，被囚禁二十二年的广州天主教主教邓以明，获得释放。这一切的表现，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茶的时候，各宗教信徒所受身心的迫害，自然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比。
共产主义否定所有宗教信仰，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在中国九亿多人口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三也是事实。在中国全力推行现代化的今天，中央政府知道，要全国安定进步，非得到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国民悉心合作不可。于是这广大人口中的一亿佛教徒、一千万回教徒、三百万天主教徒和七十万基督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便因此而受到容忍和某种程度的尊重。
经过过去三十年的惨痛经验，中国政府突如其来的转变，自然使人满腹疑团，至少也采取观望态度，正如代表团中的基督教南京主教丁光训说的：「在美加各地，不少同胞都问我：『你是政府派来的特务吗？政府如今鼓励基督教的三自运动和天主教的爱国教会，真正的目的是在消灭宗教吗？』我就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事物摧毁无遗。如要宗教消声匿迹，政府只要袖手旁观即可。如果要消灭宗教，却又出面支持宗教研究，岂不是多此一举？』」所以目前最切要的问题，倒不是中央政府有多少诚意，目的何在，而是在政府容忍的范围内，如何能将耶稣基督仁爱的讯息，在中国身体力行，正如丁主教去年十一月在加拿大多伦多说的：「今日中国的信徒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基督徒一样，正要踏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摆脱欺压的制度。在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土地上，协力建立社会主义。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基督徒怎样负起这个使命，结果可能与中世纪时欧洲大陆从封建制度进入资本主义的纪元的时候一样，影响力会深远无比。这个在我们国土上进行中的试验，无论成果如何，凡是关心基督信仰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的人，都不可以忽视。」
基督信仰如何能在局限的条件下与共产主义共存？身为基督徒，在共产制度下是否也能做一个好国民？这是丁光训主教及无数其他身处共产中国的基督徒正在追寻解答的问题。丁主教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始自今天，他原籍上海，早年毕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远在四十年代，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是海外基督徒的青年领袖。五十年代初期，他俩返回中国的时候，萦绕心中的就是同一的问题：共产主义认定所有宗教信仰与它的唯物论背道而驰，那么基督信仰在中国有任何立足的机会吗？「可是我和我的妻子都觉得跟我们的同胞一起同甘共苦，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底，丁主教和他的妻子返回中国服务。
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前途，跟佛教、回教比起来，似乎更加荆棘满布，有数不尽的社会及历史的远固和近果，其中最大的结症，当然是因为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和过去百多年来中国的同胞在国土上受尽欧西强国欺凌压榨的事实分不开。当年外国传教士满腔热忱，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大城小镇，为中国的老百姓带来救恩的佳音。但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是一一使中国人抬不起头来的屈辱。而且在广大的土地上，简朴单纯的老百姓见到的是靠欧美汇来的金钱兴建的教堂、学校、慈善机构，以及用西方传统思想和教育训练出来的中国知识份子凌驾在吃不饱、穿不暖的老百姓之上。于是原来基督仁爱的讯息、天父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中国过去三十年革命的努力，尽管犯了多少无可补救的错误，经历了多少使国土满目疮痍的挫折，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同胞得回了自尊，抬起了头。
今日中国的基督徒也成了努力建国的同胞中的一份子。在这个自醒自觉的年代 ，基督的信息大概比在任何其他时代更有意义。但最要记得的是，基督信仰在中国发展，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因此，丁光训主教去年十一月在加拿大发表谈话时说：「要基督的真正讯息在中国发扬光大，我们一定要为基督信仰努力探讨一个纯中国化的表达方式，这个形象一定要要同时是基督化，又是中国化，绝不能是西方思想传统的附属品。」在此时此地的中国，要探索一个纯中国化的基督信仰，仍是一条崎岖漫长、艰钜无比的路途。要在无神论者统治下的中国发扬基督信仰，也许并不如我们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想像中那样毫无协调的可能。在加拿大的时侯，丁主教曾经准备了一篇谈话，叫做 「一个中国基督徒对无神论者的钦佩」，内容反映他三十年来对此问题的探讨。远在一九五七年的时侯，他当时是南京宗教研究所的主任，曾经对学生发表过一篇关于宗教信仰的演讲，指出了不少人否定神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并未能真正传达了真神的形象。他说：「主耶稣说：『让你们的光芒照耀大地，好使所有的人看见你们所作所为的美善，回头去赞扬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人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思想和工作，却无法看出得我们主耶稣的天父如何慈爱、公义、光明正大。他们通过教会所见到的神，是他们良心上的正义感和道德观所无法接受的，………。 所以，今日面对共产中国的基督徒，在批判指责之余，还需要俯首诚心地忏悔。」
丁主教在美国纽约与神学家聚会时，曾把无神论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为人自私、刻薄、不负责任、毫无纪律，致使他们不能相信有神存在，因为如果真的有神的话，这个神一定不能容忍他们这样生活。」第二类的人虽然对神的观念抱着严肃的态度，却不能不否定神的存在。丁主教解释说：「我们基督徒坚持神是父亲，而且无所不能。你可有想过在这一个充满苦难、分裂、缺陷的世界里，要信一个这样的神真是谈何容易？较易接受的是一个慈爱但是有心无力的神；或是一个无所不能却并不慈悲为怀的神；又或者是一个既无德又无能的神。神或许不能也不愿意克服邪恶；或者祂可以克服邪恶却不愿意去做；或者祂想做却又做不来；又或者祂既能够也愿意征服邪恶。当然只有最后者才当得起是神，可是，实际上又好像并不如此。从世界四方八面种种不幸、丑恶、不公不义的事看起来，要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天父，我们要感谢祂而不能咀咒祂，实在太难了。犹太长老李察鲁实斯坦谈及『神的死亡』的理论时说：『我说我们正生活在神死亡了的时代，意思是指神人天地之间的连系中断了，我们孤零零地站在冷酷无情、无声无臭的宇宙中，除却自己以外，再没有任何饶有目的的主宰来相助。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六百万犹太人被宰杀，一个犹太人对神还有什么话说？』所以有些无神论的人虽然很想对神抱有严肃的态度，但实实在在不能没有疑问，这些人值得我们同情和谅解。」
第三类无神论者是热爱人类的革命志士。他们不信神，是因为他们所见到被宣扬的神，只是特权阶级的护盾，不容许任何为老百姓着想的价值或制度上的改革，维护着不公不正的社会秩序。对这样的神，被剥夺和压迫的人就只能否定祂。这种无神论并不是毫无可取的地方，因为它的出发无是对人群真正的关怀，它鼓励无私的男女掌握自己的命运，再不俯首缄然认命。丁光训主教认为我们那个滞停了数十年的社会，正需要这一种抗议，因为在这些无神论者对神的否定中，找寻的是人灵的尊严和解放，他们为了要为广大的人民争取身心的自由，拒绝接受那虚假的神的形象。
「在这种无神论据内，有无可比拟的高贵情操。」丁主教继续说：「例如马克斯主义里说的：『人世在生，就是要参与创造的伟大工程；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人的本性相违，是社会制度自我矛盾的结果，人生的自由，与生俱来，要参与创发性的劳动……』这些马克斯信条本来就有很浓厚的神学观。」
杜斯妥也夫斯基说：「神真的不存在的话，人就什么都会做出来了。」丁主教不同意这位俄国大文豪的话，却认为无神论并非等于没有道德观。他说：「我认为许多革命之士，他们否定神的存在，但有许多事他们不曾准许自己去做。他们自律很严，极力避免做任何事以损害革命最终的目的－－老百姓的自由和解放。」今日中国国土上满布的就是这样的无神论者。「他们热爱群众，愿意为老百姓作任何牺牲，他们并不为自己斤斤计较，去找寻安逸的生活。他们在老百姓中，把他们所信的身体力行。革命最重要的标志是爱，不是恨。真正的革命志士的出发点，必须是对人的热爱。毛主席说：『所有参加革命的人士都必需彼此关怀互助。』在革命过程中，暴力和恨怒到处皆是，但一个革命人士之所以恨，原因是他要爱。他对老百姓的关怀，使他跟有违人道的制度势不两立。他对正义的热忱使他对不公正的事，不胜其烦……革命之士也是人，他们也能犯错。但是，由于他们知道个人的错误会如何损害到革命的目的，所以他们不停地严格反省、自我检讨和批评，努力克服自私和短见……我们身在中国的基督徒，早就不再自鸣清高，处处找寻这些革命之士的缺点。相反的，他们的舍己为人使我们愧悔莫名。他们非宗教的精神修养，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所不能忽视的……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在这许多舍己忘我的革命之士引领下，得到解放，文化物质生活慢慢得到改善。今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我们占全世界土地七分之一的国土上得到温饱，三十年来物价平稳，我们的食用很简陋，但再没有人挨饿，吃树皮的日子已成为过去。我们四分之一的国民在学校里受教育，我们有的是一个比以前公义的社会，使基督信仰中的神－－一个既慈爱又无所不能的神－－渐渐有被接受的可能。舍己为人的精神本来就是基督讯息的原则。「这些革命之士和神这样接近而又非否定祂不可，归根到底，大半还是我们身为基督信徒的错啊！」
基督信徒能和这样的无神论者并肩而行吗？丁主教对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基督信仰漫长的历史里，和其他哲学理论共存，并不是第一次。他说：「基督徒认定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这点固然重要，但是在圣约翰的福音里，在圣保罗给以弗所和歌罗西基督徒的书信里，我们所见到的基督也是宇宙之主，整个受造的世界的荣耀与满全，上主创造万物的最终涵义。这个基督是上主教导万邦的圣言，照引全民的亮光。到历史终结的时候，祂就会从整个人类－－包括信者和不信者－－的手中，接纳他们的工程，不是要把它丢弃，而是要使它升华，使它十全十美，好献给神－－我们众人的父亲。」
「基督的福音并不硬定要把所有的真理包罗，真理显示的方法不一。不直接从基督信仰而来的真理，我们并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真理就是真理……我们对任何的启示都应该钦羡不已，欢天喜地的去探讨：因为它们一样能够引带我们向着最终一统的真理－－基督－－走去。」
「我深信革命之士亦能在基督的讯息中找到有意义的地方。基督的福音不曾削减他们的革命精神，但会使它更纯洁、更高贵、更能为上主所悦纳……我们充满陈腔旧调、繁文褥节而呆滞不前的教会，也可借助这个革命的过程，大大地革新。我想望着有一天，这两者会合而为一，这时，我们见到的，就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崭新的基督信仰了！」
在这个漫长的路途上，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能做什么呢？丁主教说：「让我们求上主赐给我们一个谦下的心吧！一九五七年的时侯，他曾对他的学生说：『同学们啊，要在社会主义统治下建立基督教会，在教会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里还未实现过。在三自运动里，我们肩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为什么上主把这个职责给了我们，却不给别人？是因为我们优人一等吗？不！主有他的理由，我们还捉摸不到，但至少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教会，既低且微，无权无势，我们就可以表现主的教会如何在微不足道中发挥她的力量，显扬主工程的伟大，把光荣归于上主，因为只有这样，才显得真正的力量并不来自我们，而是来自上主。」
(乙)分析
究竟丁主教三十年探讨的结果，与目前共产中国的哲学思想有何异同？让我们运用我们所认识的共产中国哲学思想的分析方法，去设法透视丁主教言论所特别强调的地方。我们将依照下列的次序逐步分析：（一)世界观；(二)认识论；(三)伦理观；(四)历史政冶观。
(一)世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理」与「气」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表达不同世界观的主要词汇。今日中国哲学思想所强调的世界观，可以用下列两句话概括：「理在气中」、「无理则无气」。究竟这两句话有什么意思？原来，按照他们的解释，「气」就是「器」，即「物质世界」；而「理」就是一切物质世界变动的原则。所谓「理在气中」，就是说，一切物质世界变动的原则都是从物质世界本身产生。而「无气则无理」这句话，则清楚地表达出物质是一切运动原则的基础及根源。无疑，这种世界观就是唯物主义内涵的演绎。
站在基督徒立场，丁主教的世界观已把「理」改作我们信仰中的「神」。一方面他强调及同意「理在气中」的说法，但他的意思却是：神不断在这个现实物质的世界中，指导物质世界的进化；但另一方面，他所接受的「无气则无理」的意义却落在不同的层次上。唯物论者的解释是在「存在意义」上，意指物质是世界的根源；而丁氏的解释却在「认识意义」上，意思是：只有透过服务世界、热爱人类，我们才能真正接触及认识神。
因此，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在纽约市河滨教堂的主日讲道词中，丁主教说：「今日越来越多基督徒瞭解到，与超越神的接触，主要不在『某处』，而在于人类的位际关系中。即使人际关系看似十分俗化，每当我们自己投入这种关系的深处，我们实是开放自己，通往神圣的领域，与神接触。神既是爱，就只有在这爱中，我们才能与这位宇宙的至高者接触，把我们自己调协在神的本性内。
所以，丁主教虽然同意唯物论者所强调的「理在气中」的说法，也在认识的层次上接受「无气则无理」的意义；但在存在的层次上，始终坚持有神论者的内容，肯定神才是宇宙之主、万物之源。这样的采纳，不但有利于一位基督徒在共产国家内生活，也能纠正一些基督徒的错误观点，不再以为神只住在教堂或天上领域，也不再把基督信仰与实际生活割开。
(二)认识论
随着以「气」为主的世界观，今日中国哲学思想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要求每个人抱着科学精神，脚踏实地，从实事实物的接触及验证中，去认识事物。同时，今日中国哲学所特别反对的，就是「主观唯心论」及「客观唯心论」。根据他们的解释，「主观唯心论」使人脱离现实世界，共会从幻想或推测中去认识事物，犹如天生瞎子之揣测颜色一般；而客观唯心论」则是在获得了一些有限的真知真识后，再凭幻想力或推测力去扩大这些有限的知识，以致推想出其他不可能证实、甚至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作为共产中国的一份子，丁主教在他的言论中也强调「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但丁氏再把这种认识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然科学」的客观认识论，另一类则是对「人文社会」的客观认识论。前者可以透过科学方法或知识去获得，因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研究的对象，有普遍规律可寻；但后者则只能透过「位际关系」(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才能领悟。因为知、情、意在每个人生命中的活动复杂无比，要透过「心心相印」的体验才能成全。所以，丁主教虽然接受「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但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他所特别关心的问题，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神、人、与社会。
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丁主教在南京神学院对他的学生，发表了一篇提名为「基督徒的有神主义」的演讲，其中的说话足以反映出他的认识论：「如果有人发现，在历史的某些时期，有某些宗教信仰人士，曾运用宗教作为鸦片，因而结论出神并不存在，我们便该对他说『你的逻辑推断不正确，你不可从那个大前提，获得这个结论。……每个人应切实研究宗教，不该从一些已含结论的定义去探讨；不然，我们便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谬里。』」
在纽约河滨教堂的讲道词中，丁主教直截了当地提出他「以心体心」的认识论，他说：「爱护同胞，并非只是向他们微笑或德待他们，而是要我们设身处地，以心体心，去体贴他们的感受，明瞭他们的正义精神，与他们并肩作战……。」无疑，丁主教对位际体悟的强调，与他本人的神学背景及信仰使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强调却是一般唯物论者尚未深入探讨的领域。
(三)伦理观
在以「气」为主的世界观的脉络下，今日中国的哲学思想特别强调「顺欲」的社会伦理观。按照他们的解释，「欲」就是指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而「顺欲」就是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不过，这些基本生理要求的满足，并非是个体性的，而应是社会性的，就是要满足社会整体的基本生理要求，使所有人民丰衣足食，物质生活获得正常发展。故此，能够「顺欲」，满足大多数人民的生理要求的，就是合乎伦理，也就是「善」；否则，就是违反伦理，就是「恶」。所以，世界上没有先天的及不变的伦理观，有的只是后天的及顺应社会生活要求的伦理观。这也是「理在气中」及「无气则无理」的世界观的一项演绎。
站在中国基督徒的立场，丁主教也强调「顺欲」的社会伦理观，但是他把「欲」的内涵扩阔，不但指人的基本生理要求，也指人精神上的要求。在他看来，「顺欲」就是使人得到整体及全面的发展，包括物质及精神两方面。而传播福音就是接受这方面的挑战，要先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方面着手。因此，他在同一次纽约河滨教堂的讲道词中说：「今日我们大多数中国基督徒所认为崭新的观点，就是醒觉到：人不单是罪人，也是被欺压的人；不单违反神的律法，也被别人侵犯权利。我们亦瞭解到：传播福音的任务，不单使人深悟自己的罪过，也与我们社会中被欺压的人站在一起，体察他们的感受，跟他们一起生活。单是便人深悟自己的罪过，尚未算是彻底的传播福音。……曾有人很巧妙地指出，传播福音就如同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何处可以找到食物。这观念不错，但仍末透彻地说明传播福音的含义。乞丐还需要明白，他们自己的饥饿疾病、无家可归、婴儿死亡，及失业行乞等，并非神的旨意，而是少数人贪占权利的结果，也是他们被动忍受的结果。我们应该帮助乞丐看出，神的旨意并非要社会一小群顶尖人物控制一切，享受丰美的生活，把剩余的去救济乞丐，而乞丐却要被欺负，接受行乞的命运。只有当所有被欺压的人士，都变成我们关怀的对象时，神才会把圣言放在我们口中，去见证基督为罪人的救主。这样，我们才够资格说话，群众也乐于听从我们。」
这样，丁主教的社会伦理观与一般共产中国哲学思想的社会伦理观，两者在关怀的出发点上虽然相同，但在最终目标上，却大有分别，因为丁主教始终承认，人的精神生活仍占着最高的地位。
(四)历史政治观
今日中国哲学思想，除了主张「顺欲」的社会伦理观外，还强调「顺势」的「历史政治观」。这个「势」就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认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次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丁主教也强调「顺势」的历史政治观。所以，他以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放弃外国的工作和生活，毅然回到祖国，接受共产政权，希望付出力量，与同胞一起建设国家，要亲自体验和表达出，一位基督徒如何也能在共产政权下做个好国民。此外，他更以基督徒领袖身份，领导中国教会变成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本地化教会，洗脱「洋教」的污名。
一九七八年在接受一位美国退伍军人侯活、海曼(Howard. S. Hyman)的访问时，他说：「基督徒可分两类：其中一类认为自己应该只是信奉基督宗教，而基督信仰与服务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这并非说，他们反对服务中国人民，只是说，基督信仰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系。另一类中国基督徒则认为，他们在社会所作所为应反映基督的训导，服务人民就是实践对神的信仰。你们在美国基督教会中也有这两类人。我较同意第二种的看法。话虽如此，我并非想把马克斯主义宗教化，也不是想把宗教马克斯化。总之，我不以为两者可以融合一起。」
在同一访问中，丁主教又说：「三自运动(于一九五一年在政府宗教事务局领导下成立)是中国基督徒所推动的一种运动，目的要使我们的宗教获得真正的独立。换言之，我们要使中国的基督教会成为本国化，如同英国教会是英国化一样。我们不应该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宣教会的属会，故中国教会该自治、自养、自传。」
这样，丁主教透过推行三自运动，表达自己对政治及信仰的认同。无疑，丁主教本人因为受过比较开明的神学教育，具有深阔的学养，且又隶属于不太强调传统体制的教会，故能把自己的信仰与国家的历史政冶观调协，但对于其他大多数中国基督徒，如果他们从未接受过同样的神学教育，且又隶属于不同传统体制的教会的话，他们要如何面对教会与国家的不同要求？这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大问题。
(丙)问题
的确，丁主教的处境及抱负，使我们联想到下列一连串问题：
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的兄弟姊妹潜心努力，追寻如何能够在社会主义下把基督的训诲身体力行。他们不断聚集祈祷，甚至把圣经逐章逐句凭记忆抄写下来，互相传阅。到今天，他们能在国内宣扬主的福音，使身在海外的我们，兴奋万分，感谢上主的眷顾。正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今年三月一日发表「告全国主内兄弟姊妹书」中说的：「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基督里向你们问安，我们今天又能这样公开称呼你们，不能不感谢神和归荣耀于神，我们虽经过了大风大浪，主用祂的杖和祂的竿，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没有遭害，使我们深深地领会到，主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同时，使我们想到主对约书亚说的话，『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书－5)，应验了在我们当中。」
但是，在我们深受鼓舞之余，在未来艰钜漫长的路途中，等待着解答的还有无数的问题。首先，共产主义与教会的教诲的最终理想，虽然都是要建立起一个正义和平的世界，可是，在达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共产主义坚持群众的利益要走在个人自由选择之前，并且为得到完善的结果可以不计代价。这一点与教会的精神有没有冲突呢？个人良心的选择，在对国家和对上主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又怎样？人性的本质是精神抑或物质？两者的关系如何？是物质决定精神抑或精神决定物质？人的本质决定现象抑或现象决定人的本质？过去教会在中国的工作和列强欺压中国的历史确实纠缠不清，但即使我们今天不会重蹈覆辙，我们仍要解答出，怎样才使同胞不再把它当做一个西方的宗教？又怎样才可以使一个现在的中国人觉得教会的训导，包括对神、对罪等的观念有切身的意义？从教会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看似寂寂无闻的经历中，我们对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得到了什么启示？三十年来教会凭着遍布中国境内的基督徒基层团体，不断萌芽长大，海外的教会对他们有什么借镜的地方？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与他的实际生活环境不能分开，故此，生活在完全不同环境下的我们，怎能洞察国内同胞在社会主义下的生活体验？在有限的认识下，对国内教会的成长我们能作出什么贡献？当然，身为天主教徒的我们，在反映中国基督教内兄弟姊妹的经验之余，还得面对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如何可以同时尊重教会近二千年的传统？……这些都是要寻找答案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我们追寻真理的路上，必须努力保持中肯的态度。正如Concilium杂志去年六月份的前序所说的，我们要避免过激的观点，既不可过份天真乐观，认为上主完美的天国就会在未来的中国出现；也不可轻率盲从，一口咬定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革命一无是处。毕竟，信仰提示我们，上主是历史的主宰，祂的慈爱常伴随着我们。我们深信，在祂认为适当的时间和环境下，祂必会把祂钟爱的中国子民引领回祂的怀抱去。
附录
解放后仍有宗教存在吗？
－－访问丁光训主教－－
侯活．海曼著 汤汉、陈尹莹合译
（本文原载于一九七九年夏天「新中国」杂志。该杂志为中美友谊社出版。作者海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军在中国服役。在一九七八年，他以退伍军人代表旅行团领袖的身份，返入中国。)
对于西方人来说，丁光训主教大概是今天中国最着名的基督教领袖之一，他曾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在北京所举行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也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员。此外，他是南京神学院的院长(亦是南京大学新成立的宗教研究所的主任)。他的妻子是南京大学的英语教授。
我有一位担当过基督教男青年会学生秘书的朋友，他于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已经认识丁主教。当我赴中国时，地拍我介绍给丁主教。现在丁主教夫妇很高兴地准许我带同其他旅行团团友，在他们上海的寓所内与他们共同消磨一个黄昏。我们经过一块园地，进入他们那古老英国式的美丽房子，通过一条小走廊，那朴素而镶了墙板的会客室就在右边。室内简单地陈设了一张沙发椅、数张椅子及一张咖啡桌子。我们一共是八位美国人，其中有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也有并无加入任何宗教的人仕。隶属美国基督教全国协会的巴牧师(REV.ROBERT RUE PARSONAGE)可说是我们中的「专业人仕」，他代表全体向我们的主人家提出一连串问题。下面的访问以问答方式进行，我把我们的谈话重新整理，灌成录音带。当我首先问及丁主教能否录音时，他眨一眨眼回答说：「当然可以！我肯定这不会对我不利。」
问：据我们所知，毛泽东认为：任何宗教、任何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运动，如非无用， 就是与社会生产背道而驰。今天有关宗教的法律，究竟是基于对宗教信仰者的纯粹容忍抑或尊重呢？
答：当我的内子与我于一九五一年返回中国时，这一些问题曾不断徘徊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九四不年以前，我俩一直住在中国。之后，我俩同赴外国，至一九五一年后期才返回来。当时我们从日内瓦返回，因为我们都是该处普世学生基督徒联会的职员。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学生基督徒联会及圣公会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反对我们回来。记得一位主教曾对我说，由于我与西方人和海外基督徒工作的联系这么密切，一旦返回共产中国， 必会招致危害。另一位好友写信请我不要回去，并警告我说，即使我不被斩首，也会被关入集中营多年。但我仍决定了回来，因为和我的同胞同甘共苦更为重要。自返中国后，我一直在教堂工作，我并未被斩首，也未被关入集中营。事实上，据我所知并没有集中营这回事。我不是说，共产中国对基督信仰或任何宗教有好感。共产党员本身虽反对宗教，仍准许中国人民依其所需去信仰。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政策解释为国家对宗教的保护与鼓励。我们的国家绝不推行宗教，也没有任何宗教在中国被立为国教。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但我能瞭解为何他们仍坚持宗教自由的政策。其实十分简单，因为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重大的工作。共产党希望联合我们社会中各类人民，参与共同目标；这就是所谓「联合阵线」。
问：这政策有何重要及如何实施？
答：共产党员的数目，在中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十分细小的数字，(在九亿多人口中) 约占三十万人口强。而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渴望中国能享受更丰美的生活。就在这条「联合阵线」上，我们大家设法去异求同。当我们在外国时，我们曾担心，将来在新中国内，共产党员会竭力教我们认为宇宙间并没有神的存在，也不应该信神等 等。但我过去廿五年多的经验却告诉我，共产党员是最先尊重人民宗教信念者之一。 我们联合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并肩努力建立社会主义。除了这些把我们团结一致的基本政冶观念之外，我们不但可以相信不同宗教，而且我们的宗教信念真正受到尊重。
问：去年三月曾举行人民协商大会，请问阁下可否告诉我们一点有关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大会曾否涉及宗教在中国的问题？
答：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我们的成员包括佛教徒、回教徒、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据我们所知，在中国并没有犹太教徒；假如有的话，他们的代表也会被包括在内。这会议是一个特别为宗教团体而设的部门。在这部门内，中国的佛教、回教、天主教及基督教，以及西藏和内蒙的喇嘛教领袖均有代表出席，一起研究共同问题，申诉不满。在过去数十年中，宗教自由在中国若干地方，确实受到四人帮的压制，比如：在中国西北部回教徒占大多数的地区，曾有些干部认为回教应被消灭，要迫使回教徒相反自己的信仰去喂猪。在四人帮统治下，所有政策都应雷厉风行，所有中国人都应立即接受共产主义。所以，任何末充份表现自己为共产党员或纯粹社会主义，四人帮视他们为不良份子或中产阶级，需要遭受斗争。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之内，不能有宗教存在。故此宗教事务局、回教徒及其他人仕便首当其冲。可是，这些事情现在都能在上述会议中提出，且大部份问题正在谋求解决。
问：目前这里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如何？
答：基督教徒虽只占全国人口的千份之一，却始终保持一定的影响力。昔日基督徒因为与西方势力有联系，在中国是特权阶级。在美国，一所教堂提示给人的，只不过是一些神圣超凡的观念。但在中国却不一样，我认为教堂使很多中国人记起西方人的侵略及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不太理会能否在教堂举行聚会的部份理由。一九四九年的南京，只有五佰名基督教信徒，却有三十五所教堂。自从南京成为当日中国首都后，更获得美国及英国差会的基金支援。解放后，中国基督教徒瞭解没有理由支持这三十五所教堂，遂于一九五八年把总数削减为四间。外国报章便立即大做新闻，说中国共产党迫害中国基督徒，报导教堂如何被充公。其实，共产党并没有作过任何事情，只是从文革开始，我们连那四间教堂也没有使用而已。兴建教堂完全是西方的神学及礼仪观念。它们是为了提醒教徒于礼拜天早上十一时去教堂崇拜。但是我们的工厂采取轮班制度，每周工作七天，每天轮流有若干工人休息。基督信仰在中国是新的宗教，特别在解放后，中国基督徒甚愿拋弃西方习俗。在中国各处，很少基督徒于主日早上在教堂聚会；这听起来好像十分不虔诚，却是事实。可是，南京的基督徒大约每周一次，在任何借到的地方举行小团体聚会。
问：闻说你会称中国的基督教已进入「无分宗派的」(Post-Denominational) 阶段。请问这名词有何意义？有组织的教会在新中国要坦当甚么角色？
答：我确曾说过今日中国基督教已进入「无分宗派的」阶段或更好说是「非制度化的」(Deinstitutionalized) 教会。以往，即使我们对美国内战一无所知，祖国内仍一向存在着北方浸信会及南方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圣公会及七日复临会，甚至还有四方福音差会。但是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这些派别已模糊不清。据我所知，很多圣公会(尤其有主教制度的圣公会)及一些路德会，仍然对教会传承持有强烈意识。但大部份中国基督教徒已不理会这些传承与宗派。他们可说已踏入 「无分宗派的」阶段。解放前，中国老百姓十分贫穷，需倚赖教会及福音组织开办学校、大学、医院和孤儿院。现在我们再没有维持这些健康、教育和慈善机构的需要，因为政府能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同样的服务，甚至效果更佳。在一九六○年代，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踪迹及基督教戒酒会的作用，经已消失净尽，它们成了多余及不必有的组织。此外，在唐山地震后，国家开设了很多孤儿院。我们实在不能与国家相比，也没有这种需要。所以，基督教会在中国要成为「非制度化的」教会，逐步把组织当作负坦般摆脱。中国基督教会也是「非神职化的」(Declericalized) 教会。我们中很少信徒至今仍被雇任为秘书处的牧师。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平信徒。连以前曾担当牧师职责者，也以平信徒身份参与基督徒团契，因为在我们的脑海中，劳动占有很崇高的地位，故此很多牧师要求负起劳心或劳力的工作，获取与一般人民相同的薪酬。加入基督徒团契是「非职业化的」信仰。其实，本质依旧，形式不同而已。在今日的中国，为信仰福音的中国人，基督信仰主要变成对现实世界有实际功用和密切关系的信仰，而分享这种世界观的人，团结一致。
问：中国从未采用或产生任何一种闻名于世的宗教。这是否由于中国人民的宗教性格完全不同所使然？
答：我的朋友们和我都觉得，中国人民并非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一样，是宗教狂热者。我们常常需要输入宗教。本地唯一的宗教就是道教，而道教其实并不存在。之后便是孔教，很多人曾试图把它变成宗教，但它主要仍是一种伦理系统，无法变成一种宗教或神学。
问：今天神学院教育情况如何？你以为它应走什么路线？
答：目前中国不可能再收容过百青年人，把他们安置在象牙宝塔中，过五年生活，把我们从西方神学系统和制度学得的东西灌输给他们。我们的神学教育应大事修改，对象也不是为培育出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好去告诉别人该如何做。这在今日的中国并不适宜。我们至今尚有学生进入神学院，在指定地方研读两周或一年。我们仍在尝试的阶段。我们也打发一些宣教师到西南地区的基督徒团体去，他们每次都逗留一段时期。主要问题还是我们尚未厘订我们的目标及主要工作。某些西防教会团体正在努力尝试向中国传播福音。我们也知道，每周有二百六十小时的宗教广播节目，分别从日本、菲律宾及香港发射到中国。但我怀疑这些广播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三十年前，基督徒的数目之所以较为庞大，就是因为当时人民缺乏食物及可以从教会取得帮助。他们至今仍被称为「米饭基督徒」。在农村地区，至今还存留着原始宗教的标记，一些石头象征神明，而迷信者竟向着这些东西膜拜。
问：信仰既建基于传播福音，则在传播不受到鼓励时，信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答：照我所知，今日很少中国基督徒想到自己蒙召去传播福音。我们大多数都觉得，我们们的基督信仰是这般西化，简直超过我们所能接受的程度。在四十年代，我们所有的神学教育都用英语灌输，全国性的教会领袖会议都用英语举行，金钱由外国输入，外国宣教士直接或间接教导我们该如何做。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基督宗教至今仍是「洋教」。所以谈得太多传播福音，为我们起码就没有益处，因为这样做便等于推销洋货。
问：请问可否告诉我们有关三自运动？基督教徒如何能保持自己的信仰，又同时能完完全全地成为新中国的一份子？
答：三自运动(于一九五一年在政府宗教事务局领遵下成立)，是中国基督教徒所推动的一种运动，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宗教获得真正的独立。换言之，我们要使中国的基督教会成为本国化，如同英国教会是英国化一样。我们不应该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宣教会的属会，故中国教会该当自治、自养及自传。
问：既然国家已能解决人民的基本需要，我们明白为何某些基督教组织不再需要存在。在西方，我们希望知道，今天中国的宗教人仕是否也视宗教为「服务人民」的途径？
答：有两类中国基督徒。其中一类认为他们应该只管信奉基督宗教，而基督信仰与服务人民没有任何关系。这并非说，他们反对服务中国人民；只是说，基督信仰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并无关系而已。另一类中国基督徒别认为，他们在社会所作所为应反映基督的训导，服务人民就是实践对神的信仰。你们在美国基督教会也有这两类人。我较同意第二类的看法。话虽如此，我并非想把马克斯主义宗教化，也不是想把宗教马克斯化。总之，我不以为两者可以融合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