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er Aubert著 汤汉译
(一) 早年生活
狄斯力．马尔斯(DESIRE MERCIER) 于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廿一日，诞生于比利时BRABANT省法语区BRAIHEL ALLEUD镇一个美好的中等家庭内。在他的叔伯中，曾有一位当过LEOPOLD一世皇朝的财政大臣。可是，当他刚刚七岁的时候，他父亲的猝然逝世使他的母亲和七个小孩处于困难的境况。后来，马尔斯公开说：「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和最深抱负，就是鼓励那些我所能够影响的人。这种提高别人精神的倾向，我肯定是我母亲灌输在我身上的。从她的表率中，我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明白，爱是在于忘我、把自己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从母亲的内心和平稳的意志力中，我所学习到的生命的伟大课程：人是虚无，成功与挫折无关痛痒，只有天主才最重要。为了自己而去碌碌追求某些事物，是一件很愚昧的行为；智慧的本质是单纯倚靠天主。照我追亿所及，这就是我所吸收的第一条指导原则。」
在一位杰出的老师PIERAERT神父的指导下，马尔斯开始发挥他的智慧和才华，并且在完成学业后决定当一名神父。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三年，他按照比利时习俗，在马林(MALINES) 教区的修院就读哲学和神学，之后，转往鲁汶大学深造神学。一八八七年七月，取得相等于今日博士学位程度的硕士文凭，随即受委为马林教区修院的哲学教授。当时正值教宗良十三世于一八七九年颁布「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 通谕，提倡以返归圣多玛斯着作为哲学研究之方向。对于遵循教宗这项指示，马尔斯神父早已训练有素，因为他的一位鲁汶教授CANON DUPONT 曾悉心指导过他，使他对多玛斯学说(1)的综合方法早已发生兴趣；他只需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并且追随新崛起而又最开明的德籍耶稣会士KIBUTGEN的路线即可。原来，当日有两条返归多玛斯学说的路线：一条主要在意大利盛行，它着重拘泥字面地返归圣多玛斯的教导及十六、十七世纪有关圣多玛斯的重要注释，完全不理会从笛卡儿到康德及黑格尔这批新哲学家所介绍的新思想，也不尝试把新的科学方法及其精神揉合到哲学思想中；另一条路线就是马尔斯所定的路线，他深知忠于圣多玛斯的文字屡屡会不知不觉地妥成不忠于圣多玛斯的思想的方式，故此他喜欢忆述LACORDAIRE的格言：「圣多玛斯为我们不应该是一条界限的标志，却应当是一股导引的亮光。」马尔斯从开始便致力将多玛斯学说配合入当代知识实况中，特别由于他的一位弟弟研读医学，故此，马尔斯完全瞭解到：物理学及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的知识领域所占的重要地位，要解决哲学的重大问题时，必须借重科学及其仔细观察与分析方法的成就。
良十三世恐防通谕会如同罗马所颁发的很多文件一样，很快便失去原先的影响力，故此他找寻方法，务使多玛斯学说的复兴得以在世界各地扩展。教宗立即想到鲁汶大学，因为它是当日全球唯一全面性的天主教大学，而且教宗曾当过教廷驻比利时大使，对这所大学十分熟悉。因此，教宗要求比利时主教们成立一个新的职位，专责教授多玛斯派哲学。由于经济及其他理由，主教们开始时很犹疑，直至教宗再三坚持，他们才着手进行。他们首先物色到一位出色和有才干的思想家VAN VEDDTNGEN蒙席，可是他推辞了。后来TOURNAI教区主教因为曾任过马林教区修院院长，很赏识马尔斯的才华，遂推荐了这位年刚三十岁又寂寂无名的神父给主教们。
马尔斯不单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正如他形容自己是一位「热衷于学习和瞭解」的人，能分辨当日热门问题的反应，对一切人文价值采取乐观开放态度，而且实践严格的神修生活，他也是一位有魄力的人物，认真工作，不理任何阻碍，务求成功。当然，离开他所致力的修士培育工作，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他立即明白到置于他身上的新任务的重要，并且立刻着手开辟那展在他前面的新途径。正如他日后所说，从读书时期开始，他已学会了如何把「服从、工作、决心和胆量」集于一身。
译者按：本文译自CARDINAL MERCIER：A CHURCH MAN AHEAD OF HIS TIME 小册子，除作者名外，没有注明出版地点及日期。
1：「多玛斯学说」乃圣多玛斯．阿圭拉(一二二六至一二七四年)的神哲学，它虽然主张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天主，但它把自然与超性、理性与启示、受造与天主分别。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了一种返回多玛斯学说的进步学派，不但反对当日激进的哲学家，也反对前数世纪的退化士林哲学。
(二) 大学教授
「多玛斯高级哲学」课程于一八八二年十月开始，马尔斯为了取得教授这个课程的委任并为了接触过去数十年来推动多玛斯学说复兴的领导人物，匆匆去了罗玛一趟，同教宗呈递他根据VAN WEDDINGEN的意见所拟定的课程大纲。由于他深信在当日科学实证的世界中，哲学思维要以观察事实作为自己的起点，也应把科学各部门所启示的事实加以系统化解释，故此他决定重返鲁汶大学，事师当日在自然科学界有领导地位的教授，包括比利时现代动物学先锋之一的解剖学家VAN BENEDE、生物学家JEAN－BAPTISTE CARNOY、化学家HENRY、及神经病学家VAN GEHUGHTEN。不久之后，他还去到巴黎，在著名的心理学家GHARCOT的诊所学习了几个月；由于柏林是当日欧洲科学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他也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
他于一八八二年在鲁汶所开设的课程是一项选修课程，故此其成功全凭教授个人的影响力。从一开始，他便吸引了他的听众；他的课程本来主要为神学生而设，但不久之后，普通学生比神学生还多来听他的课，因为马尔斯揉合了自己稳固的信仰、广阔的知识、对时事问题的敏觉、以及十分个人的看法；他对于瞭解年青人特别有天赋，主动去跟他们交谈，这是当日大学教授所罕有的行动。
取得良十三世的同意后，马尔斯便运用心理学去开始自己的课程，因为他认为心理学是接触可观察的事物的第一步，不但哲学家要根据这些事物加以反省，而且当日很受重视的心理实验也能提供新的知识。
以后数年，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他教过所有哲学科目，诸如逻辑学、伦理学、宇宙学、形而上学。他虽按照圣多玛斯的教导，但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却能使多玛斯的思想追上时代，同时他亦开始在杂志上着述，俾能接触更多群众。
他很快就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使他们每人都能在最重要的科目上担纲，随即，他便想到扩展原有计划。一八八七年，他向良十三世建议成立一间哲学研究所，与大学的哲学及文史系保持一种没有束缚性的连系。他的目的是便这间研究所不但成为一间高级教学中心，学生可以在其内接受个别指导做研究，而且亦成为一间研究中心，重新去反省一些问题和多玛斯派的答案，使研究出来的具体资料可以促进哲学思想及实验科学的进步。在当日实证主义的气氛下，马尔斯也许把哲学提升到太高的位置，但是在那个基督宗教哲学正受到轻视的时代里，他的努力使他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一位有价值的交谈者。他多次甘冒罗玛方面警告之险，仍坚持哲学应独立于信仰和神学，结果，他获致很大的成功。
他于一八九二年出版了「心理学」，一八九四年出版了「逻辑学」及「形而上学」，最后一八九九年又出版了「批判学」。这些哲学着作都为他在国外嬴得令誉。同时一八九四年问世的「新士林哲学」期刊，成了鲁汶大学表达「开放性的多玛斯学说」的固定喉舌，不但备受赞赏，而且也为该大学赚得世界性的声誉。
可是，正当成功看似在握之际，整个事业却因为同时在比利时相罗马兴起的强烈反对，而几乎弄至让步而了结。原来，罗马教育部新部长MAZZEIIA枢机主教控告他过度强调学术研究自由，危害系统神学的训导，与罗马新多玛斯学说研究所采取的路向背道而驰。经过一段时期，当这位枢机主教差不多可以劝服良十三世接受他的忧虑时，幸好教育部长及时改由SATOLLI 枢机主教担任，而SATOLLI 枢机主教曾阅读过马尔斯的着作，对他十分欣赏。
更壤的情况倒是马尔斯要同时面对鲁汶的重大困难。这些困难不但是在金钱方面，要维持广大计划的开支，而且也是在教义的取向上，因为不少曾在罗玛受训练的同事控告他背离传统的多玛斯主义。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大学校长ABBEIOOS蒙席发生冲突。冲突的开始是在两人强烈性格的对抗及观点的相异上。在论到天主教徒应如何集中精力去面对当代不信的现象时，马尔斯认为哲学应着重时代的争论，而ABBELOOS却如同鲁汶大学的其他教授一样认为，应该运用宗教历史、圣经诠释和教义历史去对抗科学理性主义对基督信仰的批评。但是，他们两人在思想上的相异，因着行政上的冲突更形复杂。马尔斯要使自己的研究所在大学中成为独立机构，有自己的财政和教职员，而且这间「高级哲学研究所」的主席(这衔头在一八八九年正式加在马尔斯身上)可以越过大学校长而直接与主教们及梵蒂冈接触；而校长却不能同意这些做法。有一段时期，比利时主教们倾向于同意校长的反对，因为从行政效率的角度看，校长的反对确实颇有道理，而马尔斯亦正如一切有广大计划的人士一样，不容易与之相处合作；特别是他任职的最初几年内。幸好，就在一八九八年，罗玛对他的态度突然好转。罗妈的支持使马尔斯站稳，而ABBELOOS的地位很快便无法保持，不久即自行辞职。
放在科学倡明及困难特多的十九世纪末叶期间，马尔斯从事另一项十分有趣的新工作。为了使哲学研究所有规律性地收录学生，而不是只有某些不读神学的学生或只选修一两科的学生听课，也为了使比利时神职界的精英接受到比较一般教区修院更好的哲学训练，马尔斯获得教宗的准许在鲁汶开办了一所大学修院，命名「良十三世修院」，俾一些修生在去教区修院攻读神学前能在此深造两三年哲学。马尔斯因为关心未来神父的培育问题，创设了这种当时十分新颖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建基于纪律方面的信任和个人神修的更深指导上。由于「良十三世修院」有很多外国学生就读，故此它的影响超越比利时边界，唤起世界各地的神职界精英去注意一些问题，即三、四十年后称为教区神职人员的神修问题。
在大学所度过的廿五载时光，肯定带给马尔斯教授永恒的声誉。从一九○六年起，以后的二十年内，他却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去扮演一个领袖角色。
(三) 马林教区总主教
GOOSSENS枢机主教逝世后，马尔斯继任为全比利时最重要的马林总主教区的首长，他的徽号是「耶稣基督的宗徒」。他深信司铎的圣德是每一位神父传教工作的基本因素，所以从开始他便注意神职人员的神修训练。他向修生及神父的训话，不少已经出版并翻译成多国文字，特别对于拉文民族国家内的教区神职人员的神修更新，带来很大贡献。这种关注使他末年创办了「耶稣之友司铎团」，藉此把自己教区内追求更成全生活的神父团结一起。
此外，马尔斯亦对早期的礼仪运动很有兴趣，(2)刚刚在马林教区上任，他便决心提高主教座堂的礼仪的尊贵地位。在一九○九年马林天主教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邀请了本笃会士LAMBERT BEAUDUIN 出席发表一篇有关「教会的真祈祷」的报告。这种真祈祷其实就是源自MONT－CESAB地方所推行的一种牧民礼仪运动。马尔斯枢机主教直至晚年还是多次大力支持这位本笃会士及其同工的努力，他甚至不理医生的劝谕，仍然亲身出席参与那些为神职界及教友而安排的礼仪更新大会或研讨周。
马尔斯昔日在鲁汶从事哲学研究的特色就是，藉着与现代进步科学的接触，使教会传统的思想追上时代；现在，在现代主义的危机时代里，他又要再次表达这份关心。(3)的确，在瞭解了BLONDEL LABERTHONNIERE及TYRRELL 等思想家的学说后，他一方面保护多玛斯主义传统，免受士林哲学敌人的攻击，但另一方面，在当日教会兴起的一股反现代主义的气氛下，马尔斯却设法使教会当局和那批提倡现代主义的公教学者合作，增进交谈，以免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会导至有关双方受到损害。同时，为了使天主教研究机构获得足够的资源去面对科学进步的要求，他于一九○七年向教宗庇护十世建议成立国际天主教学者协会，可是经过数月的讨论，终因反现代主义者的操纵而遭受挫折。对于那篇在一九○七年为反对现代主义而颁发的「应牧放主羊」通谕，马尔斯曾在一封很长的牧函中突出了它的积极面，但他亦与教宗一起反对那些丝毫不能接受神学进步的保守人士。他一方面代表鲁汶大学部份教授保护一些进步人士，另一方面他亦同时鼓励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创始者LAGRANGE神父站稳脚步，不要向损毁他的名誉的人让步。的确，马尔斯在保护信仰上超不让步，但他却清楚地把教会的信仰与思想狭窄的神学家似是而非的立场区分。马尔斯要坚持的一点就是，要在教会内维持学术思想上的自由。
但这位伟大的学者也关心当日比利时劳苦大众的不幸处境，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当日有一斑活跃的教会人士，他们想在马林组织一个天主教大会，规模像似五十多年前所举行过的；马尔斯一当了总主教，便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是一项很敏感的行动，因为那些推动人士是一班基督徒民主政制的支持者，而且很多害怕下台而有保守倾向的天主教政客多年反对这类大会。虽然有人反对，但马尔斯仍然支持社会进步。早年在鲁汶教授伦理哲学时，他已认为：只要采取适当步骤，能够避免社会主义的错误，我们不必否定国家有权干预生产方法和公共财富的分配。他还说，国家的责任既是监管社会福利，便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过度个人主义的危机。由于这种态度，他赞成鲁汶大学创办社会研究学会。他屡屡以主教身份申斥社会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因为他认为这种理论相反基督信仰精神；但他主要申斥的却是社会党的反神职主义，尤其是社会党对天主教教育的敌视态度。我们在他的战前作品中，的确找到一些过份简化的反社会主义论调，但我们可别忘记，他在一九○九年的牧函中写道：「社会主义在使公共财富更平均分配上是正确的。」在任主教职之初；他支持了比利时基督贸易联盟的组织者多明我会士RUTTED，虽然受到天主教各方面的严厉批评，并没有退缩。战后，马尔斯亦大力支持了公教工青运动的创办人CARDIJN神父，虽然这个运动亦受到布鲁塞尔城一些天主教保守人士的猛烈攻击，但他的支持并未消减。
2：「礼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推动教友去明白、积极及深入参与教会的公开崇拜，尤其是弥撒圣祭。
3：「现代主义」发生在十九与廿世纪时期。有些天主教思想家，在历史批判的原则和新哲学观点的双重影响下，设法把传统立场适应到宗教知识的深度演进中。今日，他们中一部份人可称为「激进派」，因为他们质问圣经文字的超性幅度和基督宗教的起源，而且认为天主教信条只有象征价值。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马尔斯生命的分水岭。在国王、政府及军队撤退往法国之后，他成了留在比利时的唯一权威，常不顾虑他自己个人的安全，采取任何他认为适当的步骤。
一九一四年冬季开始时，他看到人民越来越灰心沮丧，有被德国宣传征服的危险，遂觉得需要发出「爱国与耐力」牧函去警醒群众。这封牧函散发各地，流通于外国比本国还多，变成了对占领比利时的德国的一项公开挑战。
德国总督的最初反应，就是把马尔斯软禁在他的主教府内，设法使他收回牧函。但枢机主教决意拒绝，连教廷大使出面劝解亦归无效，使人认为他已超越自己的主教本份，去参与政治行动，有违圣座中立的立场。
马尔斯与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政府之间的争斗展开后，马尔斯由始至终不甘示弱，有时毫不留情；在一位教会人物身上出现这种态度，在今天很易被视为过火。他展开两条阵线的争斗：一方面，虽然当时比利时是中立国，但因遭受德国占领而卷入战争，工人们亦因而被迫参与强制劳动，马尔斯遂藉着不断与德国总主教的通信，竭力为这些工人争取利益；另一方面，他运用牧函及其他公开行动，不断赞誉在逆境中的勇敢及民族自尊心，视之为基督徒的可佩德行。马尔斯的颂扬爱国，在今天的情况中也许有点过度，但我们应把它置于当日的环境中去衡量，他的做法正是要追求一件今天我们要醒觉的事情，就是：为了正义，每一个基督徒有责任去干预这个世界的事件，绝不能在他的弟兄们受苦时，逃避到不卷入事件的默观中。所以在理论家开始讲及政治神学之前半个世纪，马尔斯早已直觉地感受到，也勇敢地实践了。
最后，比利时的占领政府终于尊重枢机主教的坚稳不屈态度，而市政主任BARON VON DER LANCKEN 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写信给他说：「你是一位受尊敬的比利时牧者，被占领的比利时的化身。」数月后，大战停止，他会见国王ALBERT 及胜利军队，接受所有协约国的赞美，最后还赴美国作为期两月的凯旋探访。本来，枢机主教对于这次越洋旅程颇为犹疑(当日尚没有越过大西洋的飞机)，但是外交部长PAUL HYMANS却坚持他前往，目的是要利用他的超卓声望，请富有的美国帮助比利时经济复原。
由于勇敢地抗拒了侵略者，马尔斯在协约国中取得超卓的声誉。在凡尔赛条约谈判期间，他设法运用这种声望去争取天主教的利益，可惜徒劳无功。他曾主动接触CLEMENCEAU，欲使比利时天主教国家可以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以免圣地落入基督新教的英国及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他特别在得到圣座的同意前，已设法引起「和平会议」的兴趣，去解决那悬而未决的罗马问题。(4)为此，即使梵蒂冈缄默不言，他仍然乐意藉着群众示威去推动世界舆论，因为自从当了主教后，他便开始日渐深信，大众传播在今日世界里扮演着一个领导角色。
4：所谓「罗马问题」，就是从一八六O年至一八七O年，意大利国家逐步并吞一切从中古世纪以来属于宗座的领土。教宗庇护九世、良十三世、庇护十世及本笃十五世自动把自己当作囚犯，关在梵蒂冈十分细小的领土内。至一九二九年，庇护十一世才藉拉脱朗条约与墨索里尼解决这个事件。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战争的结束及议会制度的恢复，使马尔斯枢机主教面临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保持国家统一的问题，因为推行普选更难产生一个有足够支持力的政府。为了避免当日处于困境中的工人阶级的不满，也为了避免受到俄国革命事件的影响，马尔斯希望联军继续留驻比利时一段时期，而且战时政府也继续掌权，以保障国家的稳定，同时，天主教徒亦支持给工人建造房屋和禁止嗜酒的法律，因为这也是社会主义者所坚持的。他恐怕工人阶级因为受贫困刺激，不能心平气和地参加普选。所以，当比利时ALBERT王立即展开普选，及为此而指责他时，他十分不高兴。
普选的结果，卒使天主教在上下两议院失去大多数议席。当然，我们不能认为马尔斯是为了有利天主教党而采取爱国立场，但明显地他希望天主教也能日后在政冶方面得益。由于天主教党失去了自一八八四年以来从未间断的大多数议席，所以必需成立一个联合政府。马尔斯一方面很谨慎地维持天主教的党派的团结，使政府尽可能有大多数的代表性，但另一方面却又支持国家联盟。他不曾在函牧中呼吁信众支持；他尽力除去障碍，甚至为了争取自由党派FREEMASONS 的合作而要求禁制一份反马松党的杂志(BULLETIN ANTIMA CONNIQUE) 出版。(5)当某些激进份子建议把耶稣圣心像加入国旗以示感恩时，一向热心恭敬耶稣圣心的马尔斯对他们说：「国旗属于所有比利时人；除了为表示所有比利时人热爱祖国外，任何人都不能因其他理由去使用它。」
他在战时与左派政要的接触，对二十年代早期的政治情况产生颇大影响。两党(即天主教党及自由党)或三党(即天主教党、自由党及社会党)联盟的组成，使一向左右比利时政坛的教会派别的棘手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但马尔斯枢机主教仍不断敦促国王关注，务使战后的三党联盟政府不受社会党太大的影响。虽然他知道，也防范社会主义者反对神职界的态度，但当情况需要时，他却表现出自己的现实态度，不理主教团其他成员的默不作声，赞成基督民主党人士和社会党人士在一九二五年组成联合政府。这点在今日看来相当正常，但发生在半个世纪前便相当新颖，亦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锐觉。
另一方面，比利时国家主义的狭窄观念，使马尔斯枢机主教无法明白佛兰芒人问题(FLEMISH QUESTION) 的产生，以及很多佛兰芒极端份子所提出的要求的合法性。(6)他在这方面的消极态度，成了他任职主教期间最受争论的事项之一，也引起佛兰芒圈子(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很大的反感。
马枢机主教的公开活动，无可否认予人一种错觉，以为他是一位政冶主教，很少关注教会事情，更少照顾自己教区的状况。其实，正如上述，他曾经鼓励过早期的礼仪运动，也很注意提高自己的神父的神修质素，因此，他多次亲自指导神职人员进行为期数过的避静。他个人的通信相当清楚显示出他关心自己的教区，鞠躬尽瘁，至死方休。大战前，他亦表示很有兴趣成立公教青年俱乐部及组织公教青年活动。战争结束后，他不但为神职界及教友制订了教会守规，而且也立定了一些原则，使教会在现代世界，尤其是在女子教育及社会工作上，推展宗徒行动。
枢机主教的个人宗教生活十分虔诚，尤其是因为遭受战争之苦而加深他自己对圣母的敬礼。因此，他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以争取罗玛承认圣母中介地位的道理和立定圣母诸宠中保的瞻礼。他亦支持赎主会士的积极行动，设立特别恭敬耶稣圣心的弥撒，但是，他却阻止他们复古，走回古老的礼仪传统去。
的确，马尔斯枢机主教所作的无数旅行、所接待的大量访客、以及从世界各地所收到的无数来信，使他十分繁忙，无足够时间照顾自己广大教区的日常事务。他的性格趋向大胆创新，只有把日常事务托给可信任的助手料理。他绝对深信，主教既作为宗徒的继承者，便不应该单单注意自己的教区，也要关注整个教会所面对的一切问题。这点精神屡屡使他接受一些令人惊讶的任务。所以，在逝世前不久，他支持了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神父，向罗玛争取祝圣中国本地主教。也在大战刚结束后，从事与教会内分离弟兄的接触，成了他日益加强的一种工作。
5；比利时「自由党」在马尔斯时期，采取反对教会及甚至无神的立场。社会党亦有相同的态度。
6:「佛兰芒问题」就是指比利时佛兰芒语团体与法语团体之间的对抗。其中的理由是因为比利时人起来反抗荷兰人所控制的政府的压迫，于一八三O年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以致佛兰芒语的权利处于困境。从此，佛兰芒方面的领导阶层设法使佛兰芒语成为比利时的国家语言。
(六) 教会合一
他在一九一四年前已关注俄国东正教，因为他对法国耶稣会士MICHEL D'HERBIGNY所介绍俄国神哲学家SOLOVIEV (7)的书发生兴趣，而且D' HERBIGNY是ENGHIEN地方的神学院教授，有机会与他多次接触。大战后，D'HERBIGNY 对合一问题很有兴趣，因为俄国人流徙到西欧各国，正为罗玛天主教开启了合一的展望。在这位耶稣会士的推动下，枢机主教也是教宗本笃十四世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为俄国饥民所发出的呼吁信的幕后人之一。以后数月，他设法代表莫斯科大主教干预一位受布尔什维克迫害的牺牲者，也多次帮忙俄国在西方的圣统代表，尤其是帮助沙皇前任驻巴黎大使的兄弟IZVOLSKY，因为该位巴黎大使曾任比利时普鲁塞尔俄国教会的主任神父。除了干预教会事情外，马尔斯还关心到在比利时和法国日益增多的难民，由于他的保护和经济支援，加上两位来自NAMUR地方的神父的帮忙，《比利时援助俄国人》基金会得以在鲁汶成立。而这两位神父之中的一位，特别负责协助俄国青年在比利时就读大学。枢机主教对自己这种工作的爱心和瞭解，可以在他一九二二年五月廿七日致在巴黎的俄国国家委员会的信看出来：「的确，教会之间的复合是天主子民（包括你们和我们）所渴求的。但是，除非绝对尊重别人的良心，我们不会推行。你们中有二十位青年，住在学生宿舍几达一载，在鲁汶天主教大学很用功念书；你们不妨问问他们：是否他们的宗教自由受到某方面的侵犯？」两年后，枢机主教向罗玛大力支持本笃会士LAMBERT BEAUDUIN 院长的工作计划，要以隐修院方式推进东西教会之间的修好。在得到庇护十一世的覆信和准许本笃会从事这种工作后，LAMBERT 院长亦倚靠马尔斯枢机主教的权威，于一九二五年在AMAY地方建立了隐修院；这地方今天变成了CHEVETOGNE 隐修院，是天主教合一运动的中心之一。
正当他十分关心罗玛与东正教之间的修好之际（这点特别从他在布鲁塞尔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廿五日教会合一祈祷周所发表的着名演讲可以证明），他对合一的关注又扩展到基督教的另一方面。他本来对基督教的世界有相富强的偏见，但一九一九年夏天美国之游为他却是一项启示：在天主教护教书籍那带有恭维的描写背后，他发现了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当他被邀向主教派教会的大会发表演说时，他说：「我问候你们，犹如问候那些为共同理想而服务的兄弟、在自由的爱中的兄弟、尤其是在基督信仰中的兄弟一样。……这种兄弟之情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一位天主教枢机主教在向基督教大会致词时称他们为「基督信仰的兄弟」，确是宗教改革以来史无前例的，而且使到一些天主教的保守派人士产生反感，向圣部控诉他。一九二○年四月，马尔斯接到一封本笃十五世写给他的信，认为他同意会见「主教派的假主教」是一件「遗憾」的事，(8)以及在那种情况下运用「基督信仰中的兄弟」为称呼也是「不能容许的」。在受到这种警告后，胆小的主教必会因此小心地避开这个危险范围，但这却不是马尔斯的做法。当他在十二月会见教宗时，他不但把这件事解释清楚，而且也呈上一个颇大胆的建议。他使教宗注意到，采取被动的态度去对待大战结束以来渐渐形成的合一会谈的尝试，是危险的，在美国尤然；但他同意梵蒂冈的看法，现在尚不是罗马教会参与其他宗派会议的时候。事实，对于一九一八年春天路德会NATHAN SODERBIOM 所发出的这类邀请，他的回答相当冷漠。按照他的意见，还需在比较不公开的层面多作尝试。在教宗的要求下，他用以下字句总结出自己的计划：「在恳请大家为圣座的秘密意向祈祷后，我设法逐步邀请每个重要基督教派、圣公会、尤其是东正教内一位至两位神学家到马林教区来。我要招呼他们数日，接触一位懂得正确教义和怀有爱心的天主教神学家。在这种亲切关系中，藉着天主恩宠，他们彼此间的瞭解必会大大加深。」对于这封一九二○年呈给教宗的信，枢机主教从未收到回覆，但是到了翌年，环境终于许可他实现自己的部份计划，且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7: SOLOVIEV (一八九三 一九００年)是一位出名的俄国神哲学家，他在生命晚年变得十分亲近天主教。
8: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一九○九至一九二○年时代的天主教看法，估计它至今有何改变。
(七) 「马林会谈」：宗教改革后各教派的第一次交谈
一位法国遣使会士FERNAND PORTAL，因为曾接触过圣公会其中一位显赫的人物HALIFAX 勋爵，故此从一八九○年便开始对圣公会与天主教的修好发生兴趣。他认为新的可能性在大战后又重新展开，遂向马尔斯枢机主教建议，要举办一个由数位天主教及圣公会神学家组成的会议，作为建立接触的方法。他为什么要向马尔斯建议？主要是因为枢机主教有双重的声望，既是鲁汶多玛斯哲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办人，也是德国占领期间比利时人反抗的精神领袖；从探访美国所受到的凯旋欢迎，可见他在英格撒逊圈子内有很大声望。当然，PORTAI 亦从报章上读过马尔斯向主教派教会大会所发表过的演说。似乎这是上天的安排，马尔斯在向教宗本笃十五世呈上建议后数日便接到这份邀请，但他以很含蓄的方式回应了这个请求，因为他不愿被人控诉到罗玛后不久，果然和圣座冲突起来，被人拿作把柄。但是，那年秋天，PORTAL及HALIFAX又重新请求。PORTAL 习惯提起，他和他的老友自二九一四年后未曾见过面，突然在同一日彼此通信，亦同样建议先去凭吊战场，然后往距前线不远的马林地方去。马尔斯枢机主教十分热情接待他们。富HALIFAX 勋爵问他是否同意组织圣公会及天主教代表会议时，马尔斯开始问他为什么不向英国天主教当局请求。回答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很敌视这种做法。」HALIFAX 用事实及个人经验佐证自己的说话。枢机主教承认他说得有理，原则上赞成。数年后他记述他当日的回答如下：「我绝不能让我们的分离弟兄中的一个会这样说，他诚意敲一位天主教主教的门，而那位天主教主教却拒绝给他开门。」
结果，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马尔斯、他的副主教VAN ROEY 蒙席及PORTAL 神父代表天主教，而HALIFAX、未来TRURO 的主教FRERE 牧师及威尔斯主任ROBINSOS，他们六位参加者一起在马林总主教府的大会客室会面。
交谈在极度友善气氛下延续了三日；如套用会议记录的说话，它是「在一种很深的宗教热情下」结束。当威尔斯主任很热诚地称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经验之一」时，一向与圣公会圈子的交情十分肤浅的马尔斯枢机主教，现在深为他的英国客人的热诚所感动。他从开始便与FORTAI 神父很合得来。这是不出奇的，因为熟识他俩的GRATIEUX 神父指出：「在某方面可把枢机主教和PORTAL 神父比较。他们同样欲把天主教思想革新，追上现代世界；他们有同样开放诚实的心，同样热爱年青人，也同样有吸引群众的能力。」由于交谈属于十分私人性质，马尔斯认为无须先征得罗玛方面的准许才欢迎HALIFAX勋爵及他的朋友。但他却认为，即使无须征得许可便可行动，最好仍旧知会圣座。无疑，他等待适合机会去知会圣座。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即与圣公会人士聚会后六周，本笃十五世在得病得仅数日便猝然逝世，马尔斯立即启程赴罗马参加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二月六日，RATTI 枢机主教当选，取名庇护十一世。就在选出那天，当新教宗接见他时，马尔斯告知他有关去年十二月的交谈，在提及他以前和本笃十五世关于这件事的接触时，他问教宗反不反对他继续这类「私人性质的会议」。教宗记起他与圣公会学者及俄国东正教人士的会议，遂答覆说，自己深信他们绝对怀有善意，他的态度也是十分积极的：「对于这些会议，我只能看到它们的好处。」
第二次会议在HALIFAX 勋爵请求下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举行。虽然彼此间有那么多信仰道理相同，但勋爵对罗玛的中央集权、礼仪中能否使用英语、任命主教的方式、坎特培里大主教的特殊地位等教律问题，感到障碍重重。但后来他认为研究天主教对教宗地位的观点更为重要，故此这便成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至八日第三次会议的主题，这次多了四位参加者：一位比较注重罗马的圣公会主教CHARLES GORE 和三位历史家(即圣公会的B. KIDD 和M. HEMMER，以及天主教的BATIFFOL 蒙席)。在深入讨论后，找出几个集中点，大家同意需要更深入研究教宗首席权的道理。
枢机主教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神学家。他的历史知识有限，有时追不上讨论的内容，但他由始至终都十分留心，富溢同情心。
坎特培里大主教在一九二三年给圣公会主教们的圣诞文告，以及马尔斯枢机主教在一九二四年元旦日的牧函，两者首次提及这些会议。由于首次公开引起的反对，下一次会议只能拖延到十八个月后才举行。在互相通信后，梵蒂冈不理英国天主教圈子的不满，确定交谈可以继续。马尔斯本想为自己一月的牧函取得罗玛方面的明显批准，以表示圣座方面已迈进新的一步，但教宗不愿太多卷入这件事，结果婉拒了。不过，教宗起码没有采取任何退缩步骤，反而多次显示圣座目前积极愿意继续推进与圣公会的接触。所以国务卿GASPARRI 枢机主教毫不犹疑地告知比利时驻梵蒂冈大使，圣座鼓助「马尔斯枢机主教曾经参与并将继续下去」的交谈。稍后，教宗亲自在枢机主教会议上说：「所有在上主恩宠推动下关心分离弟兄的天主教徒，都令我十分欣悦。他们努力除去成见，清理信仰的障碍，把整个公教道理表达出来，尤其是用生活的榜样把基督门徒的特点、爱显露出来。」国务卿告知马尔斯，教宗说这些话时，已注意到马林会谈。
所以在天主教方面，一切官方的障碍已除去，但在英国方面，坎特培里大主教却要面对圣公会大多数人士相当强烈的反对，因为HALIFAX 勋爵所代表和支持与罗马修好的人士尚是少数派。最后，在马林与坎特培里的多次通信后，十位参加交谈者终于能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及廿日再聚会。当VAN ROEY 蒙席发表一篇文章，论及天主教对主教职与圣座的关系的看法时，GORE 与BATIFFOL 对教宗在早期教会的角色发生了一场新的争辩，马尔斯随即宣读了一篇由LAMBERT 院长所草就的相当动人的报告。在这篇报告里，这位有魄力的本笃会士把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先知性想像结合一起，勾划出坎特培里大主教与罗玛联合时所可能享有的独立自主范围。
我们不清楚罗马对第四次会谈有何反应，因为马尔斯在会议后便立即再去罗玛，所以整件事情由口述交代。但庇护十一世显然从此时起，开始受到英国天主教圣统方面日渐增多的敌对反应的影响，特别注意到交谈展开后，个人归化的数目从此下降。要瞭解庇护十一世态度的转变，必须考虑到马林会谈之外的其他问题。原来，自一九二五年起，教宗的整个合一政策改变了。与俄国东正教修好的希望曾令人鼓舞一时，如今却觉得比他登极之初更有问题，此外他又忧虑到教义方面的自由主义，特别因为一九二五年八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使合一运动形成，而圣公会亦正式参加。与此同时，要商谈解决罗玛问题的话，便需对圣部一部份不妥协份子让步，因为以MERRY DEL VAL 枢机主教为首的人士从开始便声明坚决反对马林会谈。一九二八年一月教宗颁发的「MORTALIUM ANIMOS」通谕，对非天主教徒关于合一所尽之努力采取了不变通和不理解的态度，就因为受了上述情况的影响。
马尔斯自始至终都保持信心，他写给HALIFAX 的一封信表达自己如何在晚年面对两教合一的问题：「我们不该把敌对的教条摆出来，却应顾全我们的主观心理。事实从圣奥斯定至十六世纪，英国教会与罗马教会同属一个身体。即使今天，难道它不是含蓄地与罗玛联合一起吗？如果有障隔的双方都能深入自我反省，他们不难藉圣神的帮助发现到，保持分裂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历史的影响、误解、不合理的恐惧都可以造成表面上的分歧，不知不觉地遮盖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我深信情况确是如此。」
这些文字写于一九二五年，不但使罗马，而且使各地很多神学家的眼界大开。另一方面，这些说话似乎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各项肯定相吻合，除了显出他的伟大爱心和热情外，也表达了他的深度智慧和信念。这样，他成了天主教合一运动的真正前驱之一，而这个衔头也是他所拥有的众多崇高衔头之一。
9:不是并吞，而是与圣公会合一》。
(八) 结语
马尔斯枢机被癌症侵袭，手术的尝试没有成功，结果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廿三日逝世。死前一日，HALIFAX 勋爵虽已超过八十岁，仍然在仲冬从英国赶到，在枢机主教的小房子参与弥撒。在领圣体后，枢机主教伸开双手，两位老友拥抱良久。他们不能一起在同一圣祭中领圣体，但是他们的心灵已经排除障碍。深深结合为一。为了表示这种超越宗派界限的团结，枢机主教把自己的戒指除下，送给HALIFAX。
马尔斯的殡礼在备受尊崇的气氛下举行。教友景仰他为一位伟大的基督徒及主教；知识界视他为一位开明的思想家；而政界人士及非信友则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由于社会主义者E. VANDERVELDE 的推动，政府给他国葬，ALBERT 国王及其他政要也来参加葬礼。
无论在哲学或具体行动方面，马尔斯一生都走在时代前面；他是一位实行家，从不因危险而畏缩。正如所有伟大的实行家一样，他对自己的权威有很强烈的意识，有时因个人的感情和兴趣，他超越了自己权力范围去对待他的神父们。虽然他是这样的一位行动家及哲学家，但他更是一位祈祷者及准确的领导人，他的威严留给接触过他的人一份深刻的印象。他比一般人度一个更简朴严肃的生活，知道如何对一般群众表达自己纯厚温暖的情怀；但他有时也因此过份信任别人。这实是每一个热爱别人的人所付出的代价。马尔斯是一位伟人，全球知名，是欧美无数学府及学会的会员。法国部长LEON BERARD 在拜访了这位老枢机主教后，出来对人说：「我今天真正体会到『威望』这两个字的意义。」但是，马尔斯亦同时是一个简朴的人，他在自己的主教府生活得比很多隐修士和工人阶级还简朴。他接待部长及主教们，也以同样态度欢迎任何前来求他的平民。正如所有普通人，他有自己的缺点，但由于把自己一年比一年更献给上主；他放射出圣神的光辉和福音的精神。一位马林教区的老妇论及他说：「即使在冬天或下雨的日子里，在他经过后，他遗留下一些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