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家驹
(一) 前言
利玛窦与雷鸣远两位神父在很多方面是不能比较的。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修会和国籍，要面对不同的问题等等。然而，我想试图从他们两位有关的资料中，提出两点来比较一下，或许可供我们深入了解这两位传教士。
(二) 热爱中国
利玛窦在去世前一年，写信给在澳门的耶稣会副会长，谈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列出了可以继续；的七个理由。但从这七个理由的叙述中，不啻是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尊敬与热爱。他说：
「第一个理由是：传教事业的发祥，实属神奇，一如天主的一切事业，时常有着种种的困难，至今不绝；然而我们的声价，却日渐提高，教友的数目和品质，也有增无已。」
「第二；因为在这里，文章和学问很被看重，说话有理，人们绝不轻视。而且在中国可称为贵族的，只有文人和学者。因此似乎容易使中国士大夫相信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 的信仰，理由充足，士大夫既相信我们，其余的人更容易劝化了。」
「第三，由以上一条我们看出：易于宣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用书籍宣传圣教，书籍可以在中国各处畅行无阻。」
「第四，中国人的天资聪敏。书籍、言语和服装以及朝廷的组织，东方人无不景仰。因此，若是我们能给他们教授科学，他们不单可以变成学者，而且因着科学他们也容易进 入我们的圣教。他们后来也不会忘记受教的大恩。如今我们已经顺利地开始了。」
「第五，中国人也是倾向修身事天的。(有的人以为中国人不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每天观察，中国人确是如此。)有史以来，中国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较我们西方人更 完善。在一干五百年前，中国人并不甚敬鬼，就是那些敬鬼的人，也不像古经罗马人和希腊人那样的淫逸无耻。他们是愿意修德的人，行为也很好。而且中国古人的经书，是中国最古最有权威的书。书中只讲敬天和敬天地之主。我们只要细读这些书，里面很少找到相反人性天理的事，反而有许多事合乎天理，比任何讲本性学问的哲学家也不稍逊。我们希望中国古来的许多圣贤因着遵守天理，再加上天主仁慈所赐的恩惠，也可以得救灵魂。……」
「第六，在中国教友保守信德，更较方便，因为中国很太平，有时一百多年也没有变乱。」
「第七，我们至今，谨小慎微，和中国士大夫往来，他们都称我们为学者为圣人。我希望我们至终常能保全这种声誉。如今在我们的会士中，既有好几位品行端方，神学优秀 的人，而且没有一人不勉力学习较高的中文程度。因为仅知道我们的学术，不通晓他们的学术，毫无用处。」(见罗光着利玛窦传，页二○七 八)
一五八○年，利玛窦晋铎后，又到卧亚修院攻读神学两年。当时很不满意传教区修院，拒绝收纳印度修生，只让他们速成或补习班式，教育印人，使他们晋铎后，学识不足，而只能成为欧洲传教士之助手，他曾就这事向其总会报告(见利玛窦传，三三页)。但在中国传教时，诚如上述的「七个理由」中所述，不仅敬重中国人，同时地敬重中国文化。
于斌枢机曾在两个演讲的场合，推崇利玛窦为文化传教的楷模：一是在一九六○年，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相互之影响，……远的不谈，明末清初像利玛窦到了中国，研究线装书九年才开始传教讲道，但天主教对中国文化仍极重视，例如天主教在大陆所办的其中三大学把中国文化列为重要课程来研究，因此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于斌：天主教的影响，见于斌总主教言论集，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民国五十三年，页三三一)。另一次是在一九六三年，称：「意大利教士利玛窦，他念了整整九年的中国书，才去讲道，所以才开启了传教的新机运，为后世树立了文化传教的楷模。……第二次中外文化的综合是开始于明末清初，因为利玛窦、徐光启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西欧文化交流，使中西携手相互了解，彼此学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实在开始已将四百年，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不但开始而且已有很好的成就。」(见于斌总主教言论集，页三八三)
一九七二年，罗光总主教在「利玛窦传」再版序中说，「利玛窦是一位先知，预先知道中国传教的途径，也预先知道中国复兴的步骤。他所预先知道中国传教的途径，在于文化工作；所预先知道中国复兴的步骤是科学和伦理。他便在这个路途上，按着步骤去开路，提倡科学，宣讲基督福音和儒家传统的融洽。」(见该书页三)
从以上的资料中，可以证明利玛窦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特别把中国文化的优点与不同，介绍到西方。同时，也愿把西方的科学与思想，介绍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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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整个的雷鸣远传中，都表露出他如何热爱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这里，我想从他的传记中，抄录出一些片断。
「我那时候爱中国的心情，如同今天无别，也没有再加添。……感谢天主，中国民族真是一个体面的民族，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全球的任何百姓也不能比他。实在令人起敬 起爱，我看见渔夫们洗网工作，家庭中相亲相爱之情，真是文明的表现。」(见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越南自由太平洋协会，一九六三，页五九)
「雷神父一到北堂，立刻就将自己的房间，安排成中国样式，找来一些线装书，一些字画、瓷器与其他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充实自己的卧室，衣着方面改用中国服装，用饭 时，则使用竹筷而不肯使用刀叉。」(同上，页六八)
「一条发辫的事情虽然小，但是其中国化的意义，则是很大的。……他要事事中国化，处处表现爱中国，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便是好的，尽管是随俗卑风，只要不是罪恶，他 便认为可以实行。」(同上，页九五)
赵雅博神父曾分析雷鸣远神父这一爱中国的心态说：「人们这样的喜欢他，当然有他的缘故，这个缘故不用说是由于他爱中国人，真的爱中国人。有人说雷神父是瞎了眼睛，不看中国人的短处，而一味盲目的爱。不是的，他对中国人的短处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的使命是救中国人。对要救的人的缺点，一方面是改正它，另方面是要原谅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圣贤，也何尝不是过恶万千。他人的缺点过失并不值得我们太过重视，并且雷神父对中国人的爱，并不是自然的爱，而是超自然的爱，透过天主而爱世人，爱的是他的灵魂无价，爱的是他整个的人乃是耶稣救赎的对象，为了救他而爱他，并不需要因他的缺点而不爱他啊！」(同上，页二○四)
(三) 高尚品德
雷震远神父在序「雷鸣远神父传」里说：「雷鸣远神父不愧为现代宗徒，人见人敬，人见人爱。其品德可直追圣方济沙勿略及利玛窦二位传教先锋」(雷鸣远傅，页一，越南自由太平洋协会，一九六三)
这是把雷鸣远与利玛买来做比较的，重点是放在「品德」上。
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总主教，一九五九年序其所着「利玛窦传」时说：「利玛窦的伟大，不在于灌输西学，不在于精通中文，乃在于他能克己，能勇进，能识时，另外是在于他爱主心切，不求荣己，只求荣主。」(利玛窦传，页七，辅仁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这段形容，重点也是放置在「品德」上。
事实上，无论利玛宾与雷鸣远传记的作者，前者是从资料，后者是从资料与亲泽，所感受到的最大的触角，是品德，由此品德才能发挥出其他的工作。
徐光启在跋「二十五言」中，对利玛窦有以下的形容，可见利玛窦的「学」与「德」的关系：
盖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真宰，干干昭事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诸凡情感诱慕，即无论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绝不萌诸其心。务期扫除净洁，以求所 谓体受归全者。间尝反覆送难，以至杂语燕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利玛窦传，页一四九)
李之藻在序「畸人十篇」里说：
西泰子浮搓九万里而来，所历沉沙狂飓，与夫啖人略入之国，不知几许，而不菑不害，孜孜求友，酬应颇繁，一介不取，又不致乏绝，殆不肖以为异人也。观其不婚不宦，寡 言饬行，日惟是潜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为是独行人也。复徐叩之，其持议崇正辟邪，居恒不释卷，经目能逆顺诵。精及性命，博及象纬舆地，旁及句股算术。有中国先儒累世发明未晰者，而悉倒囊究数一二，则以为博闻有道术之人。迄今近十年，而所习之益深，所称忘行忘念之戒，消融都净；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纯粹益精。意期善世，而行施畛畦，语无排击，不知者莫测其倪，而知者相悦以解。闲商以事，往往如其言则当，不如其言则悔，而后识其至人也。(利玛窦传，页一五一 二)
陈垣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的「教士之品学」，引用几段资料，其中有李月华所说的「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玛窦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盖远夷之得道者。」又引用明史意大里传称「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着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页二一二 二一三。)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了解利玛窦之品德。
关于雷鸣远神父的品德，这是目前很多人所公认的，可以从两方面去说。一是在雷鸣远传中，所记录到他的谦逊与服从，使他成功了。一是接触他的人的亲身体验。我们不妨读一下他于一九二三年见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的经过情形：
你是雷神父，啊，我多么高兴见到您，请坐在我前面哪，……我从我心的深处感谢您所作所为的一切，感谢你所遭受的痛苦，感谢你完善的圣愿服从，是它拯救了一切！请你 注意倾听：在一个这样重大的命题(本地主教)，如果保卫这一命题的司铎，他的行为不是绝对的无瑕可指，我们绝对不会支持他！我不能充分向你说明，我们多么感谢你是一位完善的会士。我没有办法表示我多么感谢你对服从的德行有这样大的信德，使您毫不迟疑的绝对服从！就人事说，你的服从彷佛破坏了一切。不，天主所祝福的正是这一点，你看依恃天主的上智是没有错误的。」(雷鸣远传，页三六六 七)
曹立珊神父所写的「春风十年」中「圣若翰的基本精神」大家在讨论圣若翰修会主保的座谈会上，称：
雷神父劈头便问大家：「圣若翰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沉默了几秒钟，有一位修士发言了：「圣若翰的基本精神是苦修：他不饮酒，时常守斋，住在荒野，吃煌虫野蜜，穿骆驼毛衣……」……可是，雷神父：出人意外的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接着另一位修士提出新的见解，他说：我想若翰的基本精神是「勇敢」。请看，他谏诤国王黑落德，公然斥责国王强占自己的弟妇，对骄傲的法利塞，放浪的军人，贪污的税吏，也敢直斥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耶稣也说若翰不是随风摇动的「芦苇」，而是一位「守正不阿」的强人。雷神父听了，微笑着把手二摇说：「也不是」。第三个修士很明智而谨慎的提出第三个意见：我猜看，是不是爱火？圣若翰充满厄利亚的精神，彷佛一团火，他声嘶力竭的到处喊说：「侮改罢，天国近了」。雷神父告诉他，还没有猜对。……忽然有一位青年修士说：我想圣约翰的基本精神是「谦逊」。他曾说：「基督应发达，我该退消」。又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旷野的呼声。」这声音只传扬基督，传报后自身即消失。雷神父听了把大姆指一伸说：好，说对了。因为克苦、勇敢、爱火及其他的德行，都植基在「谦逊」上面。……有了谦逊，才不顾自己，只为天主，面对真理才显得坚强。……(雷鸣远传页八六 七)
于斌枢机在雷鸣远神父逝世六周年时讲了「雷鸣远神父的三不朽」，其中特别提到了雷鸣远的「全真常」 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曹立珊神父去年出版了「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一书就是讨论这个的。)说：
「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牺牲不难，难在一个全字；爱人也不难，难在一个真字，喜乐也容易，但常喜乐就不太简单。牺牲为爱人之表现，爱人为喜乐之基础，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有连带性的一套修养方法。」(于斌总主教言论集，页三○七)
于枢机在「人生之谜」中，又说：
从前雷鸣远神父提出一句口号为：「打倒我。」为什么要谈革命，先要打倒自己呢？打倒自己并非「自杀」之谓，因为「自私」原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不先铲除此一自私的劣根性，革命的前途势必障碍重重。(同上，页一三五)
(四) 小结
如果让我在利玛窦与雷鸣远两位之中，说出最不相同的作为与性格的话，我觉得利码窦所愿着重的阶层是「士大夫」，由此而通过文化的传播来影响中国；雷鸣远却是以「普通人」为对象，也可以说是社会性特重，想以此而掀起种种的改革。因此，利玛窦把着书立说做成第一位；而雷鸣远则会办普及性大的益世报，和发起不少的群众运动为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