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景勋
摘要
本文为作者在1998年出席台湾中央研究院”中、港、台、澳”二岸四地的近代历史研讨会会议中所宣读的论文。文章内容乃根据历史事实，刻划了自一八四零年至今的近代中国－－中、港、台两岸三地的护动关系，特别是「香港」这一块土地，在两岸三地上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文中所强调的是：同脉相连的中港台两岸三地，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拥有中华文化的五千年瑰宝，究在此时此刻，大家希望中华祖国会变成如何的祖国呢？再者，在同根护动下探索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化，即从历史悲刻中看到香港是两岸三地护动关系的桥梁。其后更从两岸三地的历史脉络中作另类的反思，以描述两岸三地的实况。在结论中则也能在异中求同，不怕面对改变，好能达到统一的认同，且提出了切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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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黄仁宇教授在其《新时代的历史观》一书的结论中，有这样的一段精湛且发人深省的话语：
古人说「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虽然免不了自高的语气，却为其他世俗文学里所无，只有宗教的经典里才有类似的说法，尚且未曾说得如是割切。今日中国为着本身之安全和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有继续着此传统精神之必要。可是将这些响亮的名目付诸实施前，台湾海峡的两岸三方务必增强互信。过时的名号可以就此放弃，打破许多不能评议的禁忌。以历史代替意识型态，也就是接收历史的仲裁。
因为每一民族和每一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用整个民族的血汗，将其文化精髓，每论是好是坏，都刻划成生命的历史，且创造其本身的独特风格；而历史乃整个民族以具体的生活在文化中长期累积而成的，实不容临时制造之凭藉，也不容强权所否定或篡改的。(1)
再者，历史是人心迹的记录，也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具体事迹的记录；历史的智慧就是人的智慧，都是活生生具体的事实，不是神秘虚玄的。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大堆偶然事件和人物的巧合，谁也无法寻觅到一条历史演进的规律作为未来的明鉴；但我却接纳另一些史学家的思想：
历史乃根据历史哲学循序而变的，自有其完整的逻辑系统成为重要的渊源，亦有其事实性的互联系统作为重要的证据。(2)
就是这些重要的渊源和证据提升了历史的价值，唤醒人心底的意识。意识乃是人对自我内心生命状态的瞭解，对自我经验的认知，能分辨出「自我、行为与对象」的价值与意义，好使自我在个别的经验中有着不变的原则，且能维持自我、自我与别人、自我与社会彼此之间有明显的互相连接的关系；于是，每一个活在历史中的人，都有责任地维护历史的确实性，亦参与为历史作监督的判断。(3)现代人对历史的体认不够深刻，对自己的生命历史演进也没有深刻的体认，故未能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更不会明白以历史代替意识型态，(4)也就是接收历史的仲裁。无怪乎先圣贤人为人留下了对历史仲裁的「忧患意识」。
孔子说：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孟子亦说：
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下篇)
范仲淹则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直到今日，我们可以从历史实况中，看到历史智慧的累积，作为前车之鉴，亦能得到思想上的启发，作深堪的反思，以建立美好的家国。反之，人若太过享受逸乐，专权霸道，会趋向颓废与糜烂，便会招致灭亡。
二. 同脉相连的中港台两岸三地
历史告诉我们，中港台两岸三地本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版图。中国大陆与香港本来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由于中国地大物博，香港这块位于珠江流域的滨海地带，数千年来就是一块没有被注意的边区土地。可是，这块边区土地因满清政府的腐败，让英国政府看在眼中，便随着危害人心人身的鸦片战争，被满清政府放弃了，在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将「香港」这块土地割让了，给了英国政府；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中，将九龙割让给英国政府(一八六○年)；又在一八九八年春，英国政府以法国政府租借广州湾为危害香港之理由，要求租借九龙半岛以北的新界地区。如此，香港便在中国的同一块土地上，却被英国所占有，变成英国的殖民地；但生活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百分之九十或以上皆是流着中华民族同一血源的中国人。
至于台湾，在地理上乃一海岛，但在经营开发中，几乎都是闽南漳泉人与粤省客家人，皆由中原迁徙而至的。在历史上说，自远古至第十七世纪，台湾与中国已成为一体的关系。我们可从追溯到尚书中所言的「禹贡」中所提及的「岛夷卉服，厥篚织具，厥包橘柚，锡贡」的记事中作引证；又从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中所记载的「夷洲」可明之为现今的台湾。再者，自隋唐至元朝的「流求」时代，期间亦有留仇、流 、 求、或琉球之称。到了明朝，台湾的地位逐渐开朗，不再以「琉球」称之，另以「小琉球」述之，以别于琉球群岛的「大琉球」。期间亦出现过不同的名称：鸡笼山、大鸡笼、北港、东番、台员、大湾、大冤、台湾等不同的名字。最值得一提的乃荷兰侵入台湾，台湾初次沦陷，时为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的七月。荷兰占据台湾达三十八年，到一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永历十四年)，郑成功初次光复台湾，便更清晰地证实台湾乃属于中国的领土。其后，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受到列强的侵扰，尤其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台湾的危机逐渐地升级，如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已直接地涉及台湾，此时英美法俄四国要求与台湾通商；一八六一年以后，德、荷、丹麦、西班牙等国相继与中国订约，均享有通商之权。由此，台湾与外国的纠纷愈来愈频，如一八六七年的美国商船罗发(Rover)在红头屿冲礁击碎，船长与十三人驾划逃生，在琅 登陆，被龟仔角生番戕害事件等。最忍痛的一次乃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大败，而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便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为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七日，自此，台湾乃受日本统治达五十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投降为止；台湾在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接纳日本的投降，于是台湾又回祖国怀抱。(5)现时的台湾，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治理下，已是亚洲经济富裕，人民生活稳定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也是中华文化的保存地，除了一部份人要求台湾独立自治外，大部份人都盼望着中国能统一。
从历史上肯定，两岸三地的人民生活、经济、政治体系、文化教育都不同，却都流着同一的血源，却因政治的意识型态所束缚着，不能反省历史的教训，只是从推翻帝制的封建社会，但却走入另一个专制的自我独尊的政府，不能活出文化中的「和为贵」与「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究竟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心底渴求的是怎样的政府？盼望活在什么制度下的国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是爱中国、爱香港、爱台湾、爱资本、爱共产、爱共产党、爱国民党、爱民进党、爱自由、爱极权专政、爱民主、爱斗争、爱和平……这都是「夹缝想像」，两岸三地的政府都会说：
我们都拥有中华文化的五千年瑰宝，渊源流长；我们的执着和倔强是一份的涵养；我们是礼仪之邦，也是孝道的恩义民族；我们经济富裕，大家都能舒舒服服地享受吃的文化……
就在同脉相连的语气下，分成了两岸三地的不同政府，而美其名为「一国二制」、或「一国三制」……再发展下去，会不会又在「夹缝想像」提出「六点八点」，以至于「一制二国」、「三制二国」；然后，大家都会说：「安定繁荣」、「平稳过渡」、「循序渐进」、「以不变应万变」等等，口号多多，最后的一句永远都是以「回归祖国怀抱」作为结论。究竟是什么祖国？??传统历史文化熏陶下的祖国？党政下的祖国？同一天空下的这块土地的祖国？抑或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相融的祖国？大家心中有一个答案，不必多问了。
三. 从历史悲剧中栽种了同根护动的机缘
从一八四○年的近代中国史实中，我们看到中国在满清政府的腐败下，孕育了中国的种种悲剧，也在悲剧中塑造了以「香港」为桥梁的两岸三地之护动关系。
1. 中国历史中悲剧的序幕
一八四○年一月，英国政府因林则徐禁烟事件，认为这是破坏了通商的法律，故决定对中国用兵；经过二次的北犯，战胜了中国，于一八四二年八月廿九日在英舰高华丽号上签了中国的第一条不平等之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从始香港的中国人便生活在殖民主义权威下的统治。然而，事实上，英国军队早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已在香港岛西北部登陆，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宣布占领香港；当时，满清政府向英国宣战，却战败，所以不能有所作为；英国政府更在一八四一年二月一日以统治的姿态，张贴第一张告示：「准许居民有宗教信仰或集会结社的自由」，又在当年六月七日，正式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个自由港，以吸引更多外来的居民，带来资金和劳动力，以凑成香港宝贵的资源；「南京条约」签订后，在一八四三年六月七日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 Batt)乘炮艇「女王号」抵港，宣誓就职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此时便正式宣布港岛为「香港殖民地」(The Colony of Hong Kong)。(6)
虽然香港割让给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幸好，在这块殖民地上，由于是自由港，中国人要出入香港都很方便；于是，香港便成为中国大陆广东区沿海人民的避难所，有很多人逃来香港发展。
2. 香港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护动踏板
从历史的记载得知：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创立于一九○五年八月，期间，孙中山先生是最重要的革命领袖，他的行踪是清政府所不容的。话说回来，孙中山先生在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随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酝酿了反清政治活动。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广州为革命根据地。但起义失败，便在一八九六年流亡海外，是年九月，在伦敦被中国驻英公使逮捕，经过他的老师康德黎(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的营救才得脱险。可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乃在香港读书时渐渐地孕育在心中，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中通过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其后，孙中山先生在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同盟会领导革命的方向。至于后来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所策划的起义，乃是黄兴在香港秘密安排，再到广州作策划。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率领党员一百多人攻总督衙门，与水师提督部队相遇，起义失败，这是同盟会的第十次起义。然而，同盟会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理想，于是，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武昌起义，且获得各省纷纷的响应，两个月内，有十五个省先后宣布成立革命政权，满清政府终于解体，革命党员组织「军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是年十二月廿五日，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回国，到达上海，十二月廿九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大家通过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又议决改用阳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7)
虽然，香港是殖民地，但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自由的文化，也是革命的后援跳板。及至辛亥命成功，香港的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服装上很自然，也很容易地作出改变，在适应上也较容易。
然而，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十年中，广州陷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大乱中，民生不安，香港便成为广东一带人民的避难所，发展了两地护动的力量。
3. 香港扮演国共两岸分治的中介与收容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的破坏很多，国民党与共产党皆希望内战亦可以结束，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日国共相方却感到需要定下协议，共同为国家的和平而努力，故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强调了：
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可惜，好景不常，双方未能根据协定行事而形成了国共的斗争；于是，内战开始，其结果便是国民政府战败，退守台湾，共产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此刻，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便吸纳了反对共产政权的人，也吸纳了国民政府军来港，在调景岭设立了反共基地；于是，香港便成为两岸的中介。尤其在共产政府下所发起的种种政治斗争的运动，使很多人逃难到香港，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大逃亡潮，为香港带来了上百万的生产与消费的人口，还有很多教育文化界的学者，他们带动了香港学术界的起步，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历史与哲学方面的兴起；也有学者专家来回港台两地作学术交流，如罗香林、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现简单地介绍共产政府的十项政治斗争运动于下：
抗美援朝：中共全力支援韩战中的北韩。(一九五○年)
土地改革：乃一场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斗争，中共所实行之土地改革所遵循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具体的做法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中农。改革的时间约为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间，(北部地区较早，南方地区约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才开始)。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行经济改革，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于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即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三反五反之后，完成于一九五六年初；其具体做法为在农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城市之手工业改造为集体所有制、私营商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的企业。事实上，所谓「三大改造」也是中共继续其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变革的步骤。在城市，则是中共与民族资产阶段的第二次较量。(第一次是三反五反)
镇压反革命份子：对反对共产党及其政权者，特别是未及撒退而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残酷之镇压措施(即大部份被枪毙)。(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
民主改革：为实现社会主义，以确立工人阶段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政体。(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
三反五反：三反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象乃针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即政府的公务员；五反则针对资本家而言，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骗窃国家资产、反偷工减科、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是中共与城市中之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次较量。(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
肃清反革命份子：针对共产党内部的队伍，清查出一批暗藏的敌对份子。(一九五五年)
反右派份子：中共党政府在一九五七年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号召人民帮助党整风，一些右派份子在鸣放中提出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共发起了全国的进行反右派斗争，其中所针对的人乃文化教育界、科技界、医务界及民主党派等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
三面红旗：中共政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生产出现了「大跃进」，和农村推行的「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
反右倾：主要是党内部的思想肃清，凡不与党思想配合的都被套上右倾的帽子。(一九六四年)
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共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政治运动，目的在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乃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再出现的大斗争，掀起了轰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革命，斗争甚为激烈，其斗争规模之大包括了文化教育、科技、宗教、政治、经济……等等。
4. 两岸三地的三通问题在香港的中途站上产生护动
国共分治两岸，却不能分隔人民心灵中的亲情互通，于是，香港便肩负了这份互通的中途站，在护动中变成了亲情互通的转运点。所谓三通就是「通邮、通航、通商」。虽然国共分治的两岸至今还未达成三通的协议，但暗地里由香港扮演了凑合三通的角色。究竟何时开始有三通？我们可说自一九四九年国共分治二岸至今，若要明确地说，则由一九七二年中华民国在国际政治上失利而离开联合国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成为联合国一员起，三通开始频密，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今，中共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后，虽说未能直接三通，三通也算是直接的，究竟何时能两岸直接三通，不必由香港作为护动的转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能实现。
我们可由香港被不平等条约中割让给英国的悲剧事实作反省：若以神话的思域言之，那一刻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会产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争，更没有想到两党分别产生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同根的分治两岸，而香港则被上苍安排作两岸的护动的中介联络。香港的地位表面上是殖民地，内里却是一个自由港，代表着政治跳板的力量，经济跳板的互通，思想与文化自由的交流，两岸相通的踏板；香港能不能再扮演两岸统一的红丝线(月下老人囊中的赤绳)，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四. 二岸三地历史脉络的另类反思
－－以中国近代历史(1842-1980年)中所引 发的护动所看到的影响为焦点
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中，落实了满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到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其后又历经国共两党的军事及政治斗争，却由于日本侵华导致全民进入八年抗战，形成国共两党暂时的合作；而且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也保持了合作的景况。其后，国共又再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以至席卷全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产党控制全大陆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权则偏居于台湾、澎湖、马祖、金门地区。自此两岸进入了关闭时期，互不往来；自此，近五十年来，形成了两岸三地的情怀、思想、习惯、及心理与政治意识之差异很大，实在是尽在不言中。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大纲，其思想意识基本上是属于中华民族的道统：儒家思想。加上期间至四十年代，西方物质文明、文化思想和宗教精神传入中国，对国民之心理状态和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从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大都会的社会现况可见一斑。
不能忽视的一点：满清政府末期之腐败，引致列强入侵；以至民初的军阀混战所导致战祸频凡、民不聊生，社会矛盾之激化而引致马克思主义之入侵。在当时的教育界(尤其是高等学府)、文化界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市场。一九一九年之「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虽有其反封建、争民主的一面，但潜在的另一面实是马克思主义之「左派」思潮开始公开地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力推崇「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开端的原因；此新民主主义乃有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主义因此而发动日后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七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取得中国国民党之绝对领导权，发起「清党」命令，在上海发动政变，逮捕和杀死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五千多人等，国共便形成决绝关系。其后，一九二七年八月朱德之「南昌起义」，到建立江西井岗山根据地；其后数年，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江西井岗山，而导致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中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中共便另外开辟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为契机，国共双方再度合作全面投入抗日战争，期间虽有多次的摩擦和斗争，(如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地区包围九千余新四军，大部份的军民牺牲)，但抗日终可获得胜利。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双方又马不停蹄地进行备战，由东北之争夺 ??辽沉战役开始，便爆发了全面的内战，最后结果便是二岸的分治。
我们再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期开始，反省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下：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权、殖民地政权、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权，政治意识、宗教意识和道德意识之不同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互相影响。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基本上向全民推行极「左」之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政治路线，强调「统一意志」，也强调「集体主义」，这实际是当年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在共产政权之初期，此类教育颇有成效，但随着大陆推行大规模政治运动(如抗美援朝、镇反、土改、民主改革、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派份子、三面红旗、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共开始借助警察及保甲制度去镇压和控制百姓。至于对香港及台湾之存在认识，乃通过无线电波(香港电台、绿村电台、自由中国之声)及有限度的往来(大陆与台湾的往来几乎是完全隔绝的)。大陆民间颇为向往香港丰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台湾的三民主义制度则颇不了解)，故除了五十年代的逃港潮外，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再引发了二次大规模的逃港潮，每次逃港人数皆以拾万人计算。此期间，大陆南方地区及华东沿海地区民间老百姓，甚至共产党之党政内部之所谓「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已逐渐淡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和物质享乐思想逐渐渗入社会的各阶层。
至于台湾，在七十年代中期，蒋经国实行开放政策，走民主路线，以及推动十大建设，期后更开放党禁，于是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富裕，尤其有土地的暴发户增多，虽然与大陆不能有三通的交往，在暗地里却透过香港的护动，已间接地与大陆亲友互通，也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支援。
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共组织部长胡耀邦拋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贬废了华国锋(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高干及开国元勋得以回朝；其后，邓小平第三次正式复出，高举开放和改革之大旗，推行为拯救共产党衰亡的新政治路线，即所谓「设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坚持一党专政、一党独裁，但经济则推向「市场经济」的策略，于是在经验上需要香港作为转运站，亦欢迎台港两地商人回大陆经营；香港便自然地成为台商转入大陆的踏板。
大陆南方地区及华东沿海地区由于自七十年代中已开始受到「港风」的影响，遂逐渐加强「自由经济」及伴随着的自由经济文化之侵入也日渐明显，促使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实行开放改革以后，这些地区之经济发展特别迅速的原因和效果。目前大陆的社会，特别是较开放的东南沿海各省及城市，受香港之独特资本主义意识的影响颇为广泛和全面，甚至无论在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活习惯，更甚的连常用的口语等方面，都在模仿香港的做法。
由于台湾方面的开放比较迟，尤其是对大陆的开放皆有条件性的开放，故台湾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对大陆的影响要到八十年代中末期才得以加强。饶有趣味的乃是邓丽君的歌曲，在七十年代末已在大陆广为传播，且甚受欢迎，这对于当时大陆仍是流行歌曲之沙漠来说，无疑是一股甘露的滋润，故当时大陆民间有此一传言：「日间是邓小平，夜间是邓丽君」。
近廿年来大陆奉行之改革开放政策，及台湾开放；中、港、台三地在刻划护动的历史意识，以及在经济意识和文化交流的意识上的互动和渗透是明显的。首先是大陆不断地从香港和台湾吸收自由经济的精髓，以及其附属之上层建筑 ??文化、教育和民主、自由的思想体系。香港和台湾也逐渐地了解曾经封闭了卅年的大陆社会之政制架构，及其社会、文化、教育的面貌，特别是其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意识型态。加上台湾及香港所保存的传统儒家思想渐渐被大陆的文化智识界所接纳，而且唤醒学术界的文化前辈的重新反省思索，这对于在大陆社会中千千万万被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扭曲或吓怕了的人性之矫正，肯定发挥了正面的影响。
尽管共产党强调他们是无神论者，其宗教政策是「有信教的自由，但没有传教的自由」。就在开放的廿年以来，大陆人民自身已有或祖传的宗教信仰也由地窟中走出来；加上各类宗教透过不同渠道进入大陆，也给予支援；于是，使原来颇为低调的或在暗地里生存的各类宗教，都能在民间蓬勃的发展。再者，除了传统上已存在中国文化中的道教、佛教和儒教，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外，民间不同的各类宗教(民间宗教)及新兴的宗教都不断地发展，台湾某些新兴宗教或教派亦在福建及广东一带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发源于大陆而传入台湾的民间宗教也回大陆寻根和迎神。虽然，有部份宗教依然屡被取缔，但这些植根人心与发自人心的宗教是无法予以禁绝的。
五. 结论
当我们览观中国历史时，都可发现每一个新朝代新政府上任时，都必定有新的改革，这正是应验了易经所言的「生生之谓易」了；宇宙在变、天在变、地在变，人也在变，一切万事万物皆在变，「变」也就是「改革」吧！
然而，在「变」中，究竟是产生「相合」的变，抑或是「分散」的变；「统一」的变，抑或是「分裂」的变。中国谚语有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一个大道理吧！现今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的「分」治情况，这个「分」算是「久」抑或「不久」？也有一句话笼括着中国今后动向，也宣扬着继蒋介石、毛泽东后中国长期革命中第三阶段的主题，那就是：「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8)。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他的书中提出：「中国若不改革，只有灭亡」(9)， 不改革就是不变，不变就不能生生，不能生生，就只有灭亡，实在也是易经的大道理。
因此，在历史的反省中，我们要分辨清楚：「脓头要根除」的意思。也肯定了：若不是脓头，就不必根除，而要好好地护理，不使它受伤而含脓。(10)现今中港台二岸三地的分歧实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这些分歧能否截长补短呢？或者，是重要的不在于截长补短，而是要正视背后的真正问题呢？于是，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为了利润，利用一切价值包装人的欲望；共产主义为了权力，利用一切价值包装人的理想。一个是经济性的异化，一个是政治性的异化。」(11) 如此，人心会失调、历史也会因人心的失调而失调；社会文化也会失调。人心便没有希望，历史也没有希望了。
所以，本文所强调的「同根」，就是要强调中港台的人民都是同出一源的中华民族，有着血脉相连的历史文化，若在血脉中有受伤而含脓，便要忍痛地根除脓头，以保存一体的生命；若中港台有分歧之处，便要以「和为贵」地作出协调，以达到有同一的共识。至于「护动」，则有着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为互相排斥的抗争，这种情况重点放在「动」中。另一则是互相包容的爱护与互相帮助的互动，虽然中港台二岸三地在意识上有不同之处，也能在异中求同，不怕面对改变，好能达到统一的认同，这也是本文的希望。于是，我们尝试提出切诊的方法：
放弃唯我独尊的历史包伏，走向民主的共融，使人人活出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其原则在于「贞定其异，感应其同」与「同则相感，异则相动」，就是要人开放心胸，尤其是当权者；然后不断地寻找生命与政制体系中的相同点，在变中走向同；若有异，则彼此学习。(12)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保护传统文化的优良点，开创现代化的动力；同时也接收历史的仲裁，使传统与现代化产生互动关系，其内发挥纠正(修正)作用与续程作用，发展互信、自由与开放；就是说，传统可以帮助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可以促成一些传统的复兴。(13) 所以，千万不要破坏历史中的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本身可以再发展下去，吸纳现代化的精华，作出一种互动的交谈。
发展历史性的全人教育，与全民教育，培育新的一代，以开创新纪元。其实，教育的重点在于发展人性，使人人能尽性而行；其次是使人明瞭社会文化的需求，且学习哲学的思考，创新和解决问题等方法。同时，必须加强民主教育，因为民主的真缔是「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的基础是「真理」。(14)
懂得在历史中定位，所谓「名实相符」，而不是妄自菲薄。因此，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很重要的。
注释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 ??西学为体，中学为团》，台湾 商务 1998年初版 71-74, 58。
王逢吉，《人生之旅 ??绿川随笔精选》，叶强出版社 1988年初版 「历史的心」92-95。
周景勋，《让自己成为自己 ??心灵的追索》，台北 上智 1994年初版三印 128-131。
所谓「意识型态」(ideology)，其意义异常混杂，纷歧含混，扑朔迷离，学者对它的定义和主张很多。故国内有以译名说明之，如译作「主义」、或「意理」、或「观念丛」，亦有音译为「意底牢结」。因为「意识型态」影响了廿世纪人类的思潮，一般以为意识型态是国际间政治对抗的因素；实际上，它的影响广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不只存在于政治层面指导政治斗争，甚至跨过界指导人的经济活动，即使在纯学术活动中，也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其实，意识型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并不很长；首先提出意识型态这个字的人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家德拉西(Antvine Claude Destutt de Tracy)。他在一八○二年创用这一名词时，原意是用来表示一种对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要求以自然科学严密实证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的思维活动。他更依据洛克(John Lock)和康第拉克(EB de Condillac)的感觉论观点，说明意识型态(思想、观念、科学)是由三部份组成：一是合理的意识型态、二是生理的意识型态、三是比较的意识型态。然而，在廿世纪，意识型态此一名词又和极权主义信仰相结合，使此名词令人望而生反感。这种视意识型态为可恶反感的情形，在民主国家中，尤其普遍。若就政治层面来说，政治意识型态是一信仰的体系，它为既存的或构想中的社会，解释与辩护为人所喜好的政治秩序，并且为其实提供策略(过程、制度、计划)。政治意识型态包括一套与人性、与社会有关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基本命题。这些命题用来解释与辩护人类的情况，及指导与维护人们所喜好的政治秩序之发展。因为它是一种信仰，所以它能引起信仰者的狂热，为了维护其主张，为它牺牲、为它奉献，使他们的生活行动，对反对者予以反击，或设法使之同化。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意识型态含有四种组成系统。现以日本学者高桥彻和田中义久两人的说法作介绍：
分析体系：针对现实生活的社会情景，从事科学及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建立合理的认识。
价值体系：表明团体的积极且具有创造性存在的理由，指示团体的目标或方向，对于成员灌输神圣的使命感。其内，有一评价的力量，以说明理想价值目标及个人的根本意义。
信仰体系(神话体系)：描绘出一个理想远景，其内含有浓厚的情绪色彩，使人有共同向往的追求意志，而为高度的行动取向。
政治策略：乃根据其理想远景所拟订出来的具体策略，此包含了远程策略和近程的行动步骤。
参阅(1) 陈明仁撰，《先秦儒家价值思想中天人观念和演变》，1991年5月 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罗光教授指导。
(2) 斐鲁佝(Lucian W. Pye)，《中共的改革与方励之》，台湾联合报 民77年11月21日三版。
(3) 巨克毅，《意识型态传播与国家发展》，台湾 正中书局 民76年5月初版 31。
(4) 思格尔等着(张明贵译)，《意识型态与现代政治》，台湾 桂冠图书公司 民75年 5。
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台湾 正中书局 民43年三月初版。
张月爱，「香港一八四一至一九八○」，《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广角镜出版社 1981年12月版 82-88。
《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1979年二版 第八章 辛亥革命 153-201, 687-688
黄仁宇，《新时代的历史观 ??西学为体，中学为团》，台湾 商务 1998年初版 54。
同上，17。
王镇华，《百年中国的反省 ??源头既清，波澜自阔》德简文集(1)，德简书院．觉觉出版社 1992年11月出版 3。
同上，7。
王镇华等，《两岸文化的关怀》，德简书院．觉觉出版社 1993年九月初版 15。
王镇华等，《两岸文化的关怀》，德简书院．觉觉出版社 1993年九月初版 18。
林生传，《新教学理论与策略》，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民77年 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