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智勋
前言
在培育修士成为司铎的过程中，传统认定哲学与神学是不可或缺的。普通的做法是先哲学，后神学，哲学是神学必然的准备；哲学的基础不好，神学也受影响而不稳固。可是，哲学与神学若比较其重要性，主客立见，神学显然是主，哲学只属陪衬，过去就有哲学是「神学的婢女」(ancilla theologiae)的说法。这种讲法，大受哲学家责难，认为有损哲学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现代的知识有爆炸性的趋势，每门学科都有特飞猛进的发展，对人的行为甚至人的存在本身提供不少可贵的资料。尢其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的进步、使人大大增加了对自己及其周围环境的认识。教会不能不对这些学科重新评估：「历代的经验、科学的进步、潜在于各式文化内的宝藏，都是人性所赖以更充份地表达自身，并替人们开拓迈向真理的新途径。1」「攻读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及艺术，颇有助于提高人类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力，对于普遍价值的判断力。于是人类为那永远与天主同在、并与祂一同治理万物、且活跃于尘寰、欢乐于人间的奇妙智慧，更光明地受到照耀。2」在这个大气候底下，哲学在司铎培育过程中的重要受到考验。哲学是否神学必然的伙伴？它的重要性是否为其他学科削弱或取代？神哲学院是否该增加其他学科的课？这是神哲学院培育者关心的问题。
着名的神学家拉内在梵二后曾出惊人之言：「神学未来的主要交谈伙伴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哲学，而是非哲学的、多元的学科与及由它们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对存在的理解。3」拉内的意思自然不是放弃哲学，而是说明仅透过一个哲学架构去研究神学显然不足了，今天的神学需要多种学科的成果。
面对各种学科的挑战，教会没有减轻对哲学在司铎培育中的重视，要求在培育第一期中，哲学是读神学必修的科目4。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98年颁布他的第十三个通谕《信仰与理性》(Fides et Ratio)有意为哲学定位，希望为哲学带来一个真正的复兴。
《信仰与理性》通谕是教宗良十三世《永恒圣父》通谕(Aeterni Patris 1879)后另一讨论哲学的通谕。从标题及致候词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向天主教内的主教发言；但在内文中，他是向着主教、神学家、哲学家及所有追求真理的人发言。5换句话说，这个通谕其实是向所有人讲的，因为人就有追求真理的本性，不过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就其本身的角色，更是通谕呼吁的对象。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本身是一位哲学家，甚受圣十字架若望、谢勒(Max Scheler)及圣多玛斯的影响。6他曾在鲁宾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哲学系教伦理学，也出版过哲学作品。首先是《爱与责任》(Love and Responsibility, 1960)，其后是他的主要哲学作品《行动的人》(The Acting Person, 1969)。他以哲学家的眼光，看出哲学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对追求真理的重要、对神学发展的重要、对司铎培育的重要。现代人对生命意义模糊，甚至只追求物欲，不理会生命的终极意义或永恒的价值。人对于真理不是没有兴趣，就是甘心停留于局部的、暂时的真理为满足。神学家不加辨别的引进各式各样的思想也做成一片混乱，令人对是否获得真理失去信心。这些缺失的原因，主要不在神学而在哲学。哲学失去它应有的功能，故必须为哲学定位，才能拨乱反正，恢复人之所以为人、人追求真理、人作神学研究及培育司铎过程中应有的秩序。
（一） 哲学与真理
通谕以人作出发点，人与其他受造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有反省问问题的能力。在生命的某一刻，人会问：我是谁？我从何来，往何处去？此生过后又如何？这些问题显示出理性的能力，同时反映出人总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人知道有关自己生命的真理后，便能更了解自己、实现自己。哲学就其特殊的方法，表达人这种普遍的渴求，渴求知道自己命运的真理。
通谕特别重视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真理若是真理，必以普遍形象出现，即使它非全部真理。东西若是真的，必定为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是真的。除了这个普遍性外，人们也追求绝对，好使他们的渴求有意义及有答案；这个终点可作所有事物的基础。换句话说，他们追求一个最后的解释，一个最高的价值，以便不再向其他东西索求，同时也结束所有的问题。7」有了这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人才达致确定性，不再怀疑。哲学就是把握这种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的一个途径。
哲学可以找到这种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吗？通谕认为是肯定的。历代哲人以其理性发现了一些核心的哲学理念：「不矛盾律、目的律、因果律，与及人的概念：人是自由的、理性的主体，有能力认识天主、真理和美善；此外还有一些为所有人共有的基本的伦理规律。8」这是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的一些例子。这些人所共有的东西，通谕称为「隐含的哲学」(implicit philosophy)，是人类灵性的遗产。理性一旦写定这些存有第一普遍原则，并据此引伸出正确的结论时，它就被称为「正直的理智」(recta ratio)。9哲学既是了悟人生命基本真理的途径，它也成为深入了解信仰不可缺少的帮助。
人的理性本来有一种超越的能力，如他能无限地问问题，他能知道自己知道。天主让人的理性有能力超越感性与料，到达事物的根源－－天主。可是，人的软弱、人的惰性、人的叛逆使这超越性无法发展，反而拘限于感性的、局部的、有限的事物当中。圣保禄早就说明此：「其实，自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做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或感谢，而他们所思想的，反成了荒谬绝伦的，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罗1:20-21)人的确需要基督的拯救，才可使软弱的理性，恢复它的自由，不再堕入不可知论、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使理性超越自己的局限，发现人存在的意义，从而把握人生命最终的真理。
（二） 理性与信仰
理性与信仰本在不同的层面运作，各有其自主性。带着超越性的理性本可达致生命最终的真理，但人在世途中，其理性难免受其他俗世因素影响着。科学的成功，大大改善人的生活，这是理性不可磨灭的成就，但也做成理性不可一世的气焰，只相信科学的、实证的东西，扬弃一切形上的、超越的事情。不少哲学家也放弃追求生命终极的真理，不重视永久的承诺，但求主观的确定、眼前的成功，更甚的会认定生命是荒谬的、虚无的。要矫正理性的偏差，信仰非介入不可。
信仰的介入并非消除理性的自主，亦非限制它的活动，而是使脱序的理性纳入有秩序的轨道中。理性要求绝对的独立自主，只做成人孤立自己，自己想成为天主。信仰纠正这个错误，因为信仰要求信任、要求交托。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信赖耶稣基督，相信祂的话，把自己交托给祂。历代的殉道者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相信基督的话，相信生命的真理来自基督，没有东西可以动摇这个确定的信念，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来，为这个真理作证。通谕把这个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讲得很好：「在信仰中，我们相信别人获得的知识。这里包含一种重要的张力。一方面这种由信仰获得的知识好像不完美，要慢慢的通过证据的累积而得到改善；但另一方面，从人性而言，信仰要比证据丰富得多，因为它牵涉人际关系，不光是人认知能力的运作，更是把自己交托给别人这种深入能力的运作。10」的确，由信仰而来的知识，建基于人际间的信赖。基督徒信赖基督的话，相信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14:6)。这个来自启示的真理，光照人的理性，使人发现事物最深入的意义，特别人存在的意义。信仰使理性从迷惘和孤立中走出来。
通谕用两句话连起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我相信好使我了解」(credo ut intellegam)、「我了解好使我相信」(intellego ut credam)。11这两句话表面上好像包含了恶性循环，实际上，通谕是想强调两者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创造万物的天主与救赎人类的天主是同一的天主，天主保证由理性达致的真理与启示的真理并不矛盾对立。通谕认为缺乏信仰，理性会走旁门左道，有失去自己最终目标的危险；另一方面，缺乏理性，信仰流于讲求感受和经验，有失去普遍命题，堕入神话和迷信的危险。12
通谕历举教会历史上的人物：圣依勒内、圣戴都良、圣犹思定、圣克来孟亚力山卓、奥利振、卡帕多细亚教父、圣奥思定、圣安瑟莫、圣多玛斯等人，他们都认定信仰与理性间的和谐，使信仰与理性对话。信仰信赖理性，不害怕理性，而理性接受信仰的光照，使自己由脆弱及有限中释放出来。
（三） 哲学与司铎的培育
在晋铎以前，修士必须经过哲学与神学的培育，这是教会长期以来的传统。教宗在通谕中明显地关心这个传统受到挑战，连在天主教会的学科中，不但士林哲学，而是整个哲学研究本身也有不受重视的趋势，有些神学家干脆对哲学没有兴趣。究其原因，首先是现代哲学放弃形上学对人生最终问题的研究，转而专注于其他局部狭窄的问题。其次是过份着重人类科学而把哲学贬至边缘学科，最后是把兴趣都放在信仰本地化的问题上，这本来是好的，不过必须与哲学探究同步，才能使本土的智慧与福音的宣讲相连。
梵二为教会带来众多的改革，但在司铎的培育上，并无减轻对哲学的重视。修士在开始攻读教会学科之前，自须接受人文与科学的知识；但一踏入教会学科时，哲学就是神学前必然的学科：「哲学课程之讲授，首先应在于领导修生，根据万古常新的真理，对人、对宇宙、和天主，获得一个有根据而又和谐的认识；同时亦应注意当代的哲学潮流，尢其是那些在其本国影响较大。．．．亦应帮助修生自己去瞭解，哲学问题与将来读神学时，在信德的光明下要研究的救赎奥迹中间的关连。13」梵二只是重新肯定这个经历中世纪丰富经验的传统，教会早在1513年拉特朗大公会议第八期会议就已经肯定这个传了。14梵二后，教会训导一再重复这个肯定。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基督徒的智慧》宗座法令、《我要给你们牧者》劝谕、现在的《信仰与理性》通谕就是明显的例子。15
《信仰与理性》通谕不光是申述一个教会的传统，它还给予坚持这个传统的理由。要培育一位司铎作为基督的牧者，必须作多方面的培育，即人格、灵修、知识、牧灵的培育，而它们要连成一个整体。知识的培育当然可有多方面，但以哲学和神学最能配合一位牧者的需要。教宗曾说过；「哲学的研读导人进入对人格，人格的自由，人与世界，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了解与诠释。适当的哲学训练是必要的，不仅因为重大哲学问题与救恩奥迹有关......只有健全的哲学，才能帮助司铎候选人，发展他对存在于人的心灵与真理间基本关系的醒觉，这真理在耶稣基督内完全启示给我们。16」《信仰与理性》通谕更进一步发挥哲学如何成为神学必然的伙伴。哲学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连高科技的发展也要问终极意义和价值问题，否则它只有暂时的、局部的功用价值而已。哲学证实人有认知真理的能力及得到客观真理的能力。有形上幅度的哲学，在追求真理的途中，能够超越实证与料，到达绝对的、终极的、基础的东西。17这种哲学助人从现象返回根源，从经验走向属灵的核心。神学没有这种带着超越及形上幅度的哲学难以超过宗教经验的分析，或对启示真理的普遍超越价值，难有协调的描述。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为神学带来这个效果，故此没有任何学科可取代培育司铎过程中哲学的地位。
神学需要靠语言、概念、思考模式去表达。要了解教会的传统与训导，必须明白教会在那特定时刻所用的哲学系统是甚么。教宗多次声明他无意钦定某一特别的哲学作为教会法定的哲学：「教会没有一个属于她的哲学，也没有在众多哲学中钦定任何一种哲学。18」原因是每种哲学皆有它自己的原则与方法，没有一种哲学拥有真理的全部，没有一种哲学可以不加辨别、不加修饰地应用在不同时代所有神学科目中。连沿用多时的士林哲学也不是教会历史上唯一采用过的哲学系统。
每个神学科目都需要哲学。教义神学需要人的哲学、宇宙哲学、存有哲学。教义需要哲学概念才能解释天主的三位一体、基督是真天主亦真人。伦理神学也需要哲学伦理中有关自由、良心、罪过、责任、规律等概念，才能把道德主体与道德世界讲清楚。基本神学更是关乎信仰与哲学思想间的关系。基本神学表明有些真理早已被理性靠自己本身的能力认知，不过启示使这些真理获得圆满的意义，例如有关天主的自然神学。这些例子，在在说明哲学与神学间的内在关系。其他学科能对神学科目某一问题有帮助，但哲学所提供的整体性、普遍性、超越性、绝对性就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取代的了。
（四）《信仰与理性》通谕的反思
基于导师的责任，教宗在通谕中指出现代神哲学的错失，例如唯信论(fideism)中的圣经主义(Biblicism)，漠视理性与哲学对了解信仰的重要，以阅读及注释圣经为唯一真理的标准，圣传是没有地位。19此外，折衷主义(eclecticism)选取不同哲学系统的思想放在一起，不理会能否有内在的统一性；历史主义(historicism)认为哲学的真理只在某一时代、某一环境是真；科学主义(scientism)认定只有实证科学的知识是可信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做决定时，以大众意见为依归，不理会伦理原则和不变价值；虚无主义(nihilism)反对所有根基或客观真理的存在，亦反对存有本身的意义。20教宗指明神哲学上的错失，并不表示他把哲学固定在一特定的框框里，他只要求哲学必须要与信仰调和。他多次明言哲学必须有它的自主性，有它自己的原则与方法。多玛斯的士林哲学得到他的垂青，是因为圣多玛斯最能把信仰与理性连起来，且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教宗坚持一个向信仰开放的哲学，我们可从他所推举的人物中，看出多种哲学系统。在教父中，他把奥思定与卡帕多细亚教父额我略．纳祥(Gregory of Nazianzus)并列，后者带诗意的思想与奥思定明显不同。中古的圣安瑟莫、圣文德与圣多玛斯各自有其思想系统；在解释良心时，圣文德有他的「意志说」，而圣多玛斯有他的「理智说」。21从十三到十九世纪，教宗举苏亚雷(Francis Suarez 1548-1617)和巴斯葛(Blaise Pascal 1623-1662)。苏亚雷自成一家之言，他对法律的解释明显与圣多玛斯不同，至今仍为学者津津乐道。22至于巴斯葛的哲学，则带有浓厚的数学及科学的色彩。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他提及的有由基督教转到天主教的纽曼枢机(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有曾为教宗良十三世谴责过的义大利哲人罗斯米尼(Antonio Rosmini 1797-1855)，有法国哲人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和祁尔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有号称第一位俄罗斯哲学家查代耶夫(Petr Chaadaev 1794-1856)及接踵而来的俄罗斯哲人苏罗夫约夫(Vladimir S. Soloviev 1853-1900)、弗罗伦斯基(Pavel A. Florensky 1882-1940)与罗斯基(Vladimir N. Lossky 1870-1965)，也有一位犹太裔的波兰女哲学家斯但因(Edith Stein 1891-1940)，她是加尔默罗会修女，在纳税集中营被煤气毒死。最后连基督教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祁克果(Kierkegaard 1813-1855)也受到赏识。这些人中，没有多少个是士林哲学家，他们以不同的哲学思想，把信仰与理性连起来。我们可以结论说：教宗只是推崇一种向信仰开放的哲学。
在向信仰开放的前提下，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教宗特别推荐圣多玛斯的士林哲学。圣多玛斯生活的第十三世纪是哲学思想的黄金时期，欧洲的大学纷纷成立，人们对五花八门的学术感到兴趣，教会自然受到冲击。圣多玛斯了不起的地方是把神学放到一个高学术水平的层面上，使神学可以和其他学科交谈，在大学里占一重要地位。从这方面来看，他是成功的，奠定神学在欧洲着名大学里有一巩固崇高的地位。既然要和其他学科交谈，他的思想是开放的、活跃的、动态的、在当时是具挑战性的。教会的神学院未能立刻采用他的思想，就是因为它在当时是太新颖了、太开放了。正因为这种开放的灵活性，使教宗特别垂青圣多玛斯的思想。教会的哲学思想已经在学术界退到一个边缘境界，外界大学的哲学系，少有教会哲学立足的地方，神学更不用说了。教宗希望在这所谓后现代时期，人们不满于对真理的模棱两可，能藉着一股多玛斯旋风，像从前新士林哲学一样，把教会的思想，以新的包装带进学术界，带进人群中，而非退缩到教会神哲学院的小天地而已。
有鉴于读教会哲学的人，不少是准备做司铎的，这个通谕第一个接触的对象，就是那些在培育中的修士们。他要修士们重视哲学，不光是因为这是教会的传统，或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学科可以取代哲学的地位，成为神学最佳伙伴，而是受信仰光照的哲学碰到人生命的最深处，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激荡着人的心灵，使人产生共鸣。这种哲学，不再是学院式的理智游戏，而是心灵的相通与提升，对理性的信任，对别人的信任。这种哲学是具有生命力，通向真理，通向绝对的。人对哲学文字的表达能因为心理因素而产生厌倦，但哲学所包含理性的活力、真理的渴求、人际关系的建立，却是万古常新的，在培育中的修士应把握此。
中国文化中的诗，以唐诗最受欢迎，最经得考验。新诗的发展已近一百年了，多少诗人竭尽心力去创作，虽然也有成果，但影响力及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及唐诗。究其原因，唐诗写得实在太好了，诗人的生命活跃在文字上。文字虽然过了千多年，但我们仍能捉摸到诗人的想像力和生命力，与他心灵相通。修士们若能了悟哲学的生命力，像哲人一样把握到生命的真理，那么，无论那一个时代的哲学，都能助他宣讲生命的福音。
1.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4。
2. 同上57。
3. Rahner, Kar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sing in Theology",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9, 1972,60.
4. 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基督徒的智慧》宗座法令(Sapientia Christiana 1979), 72 条a 项，亦参圣部为该法令而定下的《实施规则》51 条 1a项。
5. 参《信仰与理性》通谕6。
6. 教宗在罗马Angelicum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圣十字架若望的信仰》。参Buttiglione, Rocco, Karol Wojtyla: The Thought of the Man Who Became Pope John Paul II, (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Grand Rapids, Michigan/Cambridge, U.K., 1997), 45.
7.《信仰与理性》通谕27。
8. 同上4。
9. 参同上4。
10.同上32。
11.这两句话分别是《信仰与理性》通谕第二章及第三章的标题。
12. 参《信仰与理性》通谕48。
13. 《司铎之培养法令》15。
14. 参《信仰与理性》通谕62。
15. 参《基督徒的智慧》宗座法令72-73,79-80；《我要给你们牧者》劝谕51-53,56。
16. 《我要给你们牧者》劝谕52。
17. 参《信仰与理性》通谕81-83。
18. 同上49。
19. 参同上55。
20. 参同上86-90。
21. 参周克勤《道德观要义》上册，台湾商务，1970，202-203。
22. 参吴智勋「从中国人的正统观念看法律的解释问题」，《神学年刊》第十三期，1991-9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