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终点
我因天主的召叫成为耶稣的小兄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这个圣召。因为如果天主不曾召叫我，我决不能维持这么久。
露天而宿，生活在恶劣的气候中，和那些非常贫穷的土族来往，忍受各种难闻的臭气：这一切与我的自我革命比较起来，都是小事。反叛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过去完全割断，生活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当中，是十分困难的。
如你所知，一个小兄弟的生活，并不是离群的。他必须选择一个小村庄，一个贫民区，一个游牧的小镇住下来，过着和当地最穷的人所过的生活一样。
这和先到此地来的欧洲人的作风正好相反。许多欧洲人是以军人、传教士、科技人员、政府官员的身份到非洲来的。他们一来，就在自己的欧洲人群中，为自己建造一间欧式的楼房，在土族的社会里，过着欧式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程度，也保持着自己本国的水准。
传教士的工作是传扬福音、教育、帮助、组织和支持本地人；但他们常常采取欧洲的方式，按欧洲文化、作风、标准行事。这些传教士所传的信仰就是他们所付出的一切，包括所有的物质资助。
这当然也不是小事情。爱的奇迹和英雄式的对天主的效忠，不断地写在非洲和亚洲这两片广大的土地上。教堂、医院、诊疗所、学校、社会服务机构等等设立起来，为的是医治疾病，减轻死亡率和加速落后国家的发展。
那是教会传教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时期。传教的工作和欧洲国家殖民地的发展、欧洲帝国的建造，是同时展开的。
传教的工作代表了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渗透，富人向穷人，基督徒向“异教徒”的活动。事情当然不是时时都很顺利的，一个传教士也不能常常保持天主子民的朴质，官员未必都是慷慨公正。
总之，传教的历史，说起来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讲下去，我们势必把过去的历史重新评判一番。但，我们的兴趣不在此。不过有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在最近几年间，这一切都会有重大的改变。
非洲的教会，都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不愿做英国、意大利或荷兰教会的翻版。不但有色人种再不肯和殖民地主义妥协，而且在反抗行为的鼓动下，他们对白种人完全丧失过去的信心。他们蔑视、憎恨从所谓“统治民族”而来的一切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宗教。
显然，如果我们只从过去坏的一面看，这种种反抗的行为，都可视为过去不公正和高压的代价与结果。
因此，我们必须对过去的种种行为、态度、加以反省。
带着这种反省的态度，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今后教会传教工作的方向。在这方面，嘉禄的理想，真可说是具先知的灼见。
这位天主的人，从来没有察觉到这些问题。他被圣神的力量和光照推着走，在欧洲国家殖民地势力最盛时到非洲。那时，根本没有任何征兆显示非洲会变成现在这种局面。嘉禄一心只想着把福音传给他的弟兄杜拉人。他了解到当时的人还不能了解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今日在反殖民地思想的情况下，传教士所做的工作。
他不曾带着礼物、医院、诊疗所、学校和金钱到非洲去。他独自前往：无助、贫穷。他明白欧洲的权利，甚至从医院和学校里也可看到，对于非洲人的精神生活，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些物质资助，已不能如过去一般为天主的爱作证。
他也明白，当地的土族，不管是怎样没有知识，怎样贫穷，都已不愿意接受一个在他们看来是高高在上，一个完全属于某个特殊民族，某种特殊文化的讯息。
必须有人向他们显示新的作法，新的讯息。其实，从一个角度说，这也不是新的了。这一切在福音里早已记载。福音的喜讯应该以一种新的纯洁、新的力量活现出来：这就是贫穷、牺牲、谦虚和沉默的作证。这种方法是否只适用于贫穷的国家，还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人，不管是哪一国的，总会害怕权利；今日受权利、财富统御的教会，使人害怕。
人被他目睹的科学发展吓怕了，反而觉得弱小、无助、单纯悦目可喜。人们更对一个大声疾呼的神的代言人无比恐惧。
这就是嘉禄广受欢迎的秘密，他空手而来，在野蛮的杜拉族人中，完全没有自卫的力量。他空手去到阿拉伯国家、生活、衣着完全像个阿拉伯人。他生活在那些欧洲人的仆人群中，就像他们是他的主人一样。他造他隐居的小屋，不是罗马式或哥德式，而是简朴、贫穷的沙哈拉回教寺院式。
生活穷苦，并且衣着和他们一样，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语言；他很快就推倒隔在他们之间的墙，而与他们有真正的，在同等地位上应有的交往。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沙漠中的一幕。这一幕的纯朴，很具体的表现了这种新式的“走向未认识基督的人群中”的传教方式高度的爱。
我骑骆驼沿着沙漠中的路迹在则利维（geriville）至艾阿比（el abiod）之间行走，目的是找一个沙漠去处独自生活几天。
途中，我来到一块工地。大约有五十个当地人正在一个工程部队的低级官员监督下，辛勤地修补被冬雨冲毁的路段。在沙哈拉，找不到机器，也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工人只好终日在烈日下和漫天的沙尘中，辛苦地挥动铁锹工作。
我沿着工地走过，一面回答工人的招呼，一面让他们在我的水囊里喝水解渴。在某一处，就在其中一个张开等水喝的嘴角边，我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微笑。
穷苦、衣衫褴褛、流着汗、渴；这就是保禄兄弟。他选择修路的苦工作为他的十字架，作为他在工人当中的酵母。没有人能从那些破烂的衣服后面，那撮胡子，那块被沙尘和太阳熏黄的头巾后面，看出他是一个欧洲人。
我认识保禄兄弟，因为我们是初学院的同学。他是巴黎人，工程师。当他在拉日那原子弹中心工作时，听到天主的召唤，他放弃了一切，成为小兄弟会的一员。现在，他就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名工程师。他只是一个穷人，和他们一样。
我记得他母亲，她在保禄兄弟发愿时到初学院来过。
“卡罗修士，”她对我说：“帮我了解我儿子的圣召。我使他成为工程师；而你们却使他成为劳工。为什么？你们至少也应该使我的儿子有机会利用他本身的价值，让他做一个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这对于教会不是更有用处，更有益吗？”
“有些事情，”我回答说：“我们不能靠普通常识或理智来理解。只有信仰能开启我们的心智。为什么耶稣要做穷人？为什么他要隐蔽他的神圣的尊严和身份？为什么他要在我们当中过最卑微的生活？是什么叫他？生命的本身，被十字架击败，要他身受加尔瓦略山的羞辱和要他忍受死亡的失败？不，教会不再需要一个工程师，她需要一粒麦子，死在它的田沟里。”
世上有许多的东西是不能了解的。在我们四周的一切，可不就是不可解的奥秘吗？
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禄兄弟为天主之爱，他的兄弟之爱而放弃一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事业。但我也了解他母亲的反应。不错，许多人也会说：“可惜！这样聪明的一个人，跑到沙哈拉去工作。他很可以建造一间大印刷厂，印刷许多好的文学作品。他很可以……”他们可能说的对。
要彻底明白人的奥秘，也就是天主大奥秘的一部分，是很难的。有不少人梦想一个有权利的教会，有富丰的潜能和资源；也有人要教会贫穷和卑微。有些人苦苦研读，希望使基督徒的思想丰富，也有些人为了爱天主和他的兄弟而放弃知识的钻研。
这是信仰的奥秘！
保禄兄弟对于拥有足以影响人的力量，不感兴趣，祈祷和退隐就使他觉得满足。其他的人应该找寻圣化他们自己的方法。
我母亲希望教会拥有一切的财富以便更有效地达成它的使命。我怎能怀疑她的信仰？
而我，她的儿子，却和她相反。我只梦想一个单纯的信仰，一个更深的贫穷，尤其是一个建立在没有财富基础上的使命。从一个角度说，我不也想的对吗？
很难判定谁是谁非，甚至耶稣也求我们不要试图解答这些难题。但有一项真理我们必须死死抓住，那就是爱：
爱确保我们的行为。爱激发我们所有的行动。爱是法律的满全。
如果因为爱，保禄兄弟选择了死在沙漠的路迹上，这样做确保他无咎。
但，如果因为爱，圣鲍思高和薛丹修女开学校和建医院，这样做也确保他们无咎。
又如果因为爱，圣多玛斯在书本中消耗他的一生，这样做也确保他无咎。
问题只在怎样把这各种不同的“在行动中的爱”放在一个正确的透视点上。关于这一点，耶稣教我们一个毫不妥协的办法：
“你们当中最伟大的要成为最卑微的，领袖要成为仆人。”
他又说：“没有比为自己的朋友而牺牲性命的爱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