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葛夫妇是在俄国内战的非常境遇中萍水相逢而仓促结婚。史葛夫人是黑海沿岸阿那帕镇的行政长官，而史葛先生则在新成立但为时甚短的库班反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充当一个不大不小的阁员。迄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临近这个政府的末日时分，他即将出任库班Kuban的当选总统。夫妻双方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其个人情感和文化素养上的歧异，在随后流亡国外的那些寒冷凄清的日子里，愈来愈难堪地流露出来。
史葛夫妇一心一意要让娜佳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小娜佳去世时，这对夫妇对于亲生的小女儿——娜佳共同的目标与想法。相形之下生母和继父对大女儿甘娜的态度就不大一样。夫妇不相同的表现与态度，愈来愈严重，到一九二七年已经不可收拾。他们终于同意分居。因此史葛丹尼从他们安顿在牟顿那潮湿的底层寓所搬出去，为他自己另觅住所，并带走了儿子尤拉。
同时，他的妻子得到了新职，将她给带上正道，也就是她哀悼娜佳时，曾经想要走的那条道路。
这不是一条文学道路。革命前她已经出版过两部诗集，第三部诗集则要到一九三七年才发表。流亡生涯早期她也曾试着写小说。但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她发表的作品差不多全针对社会问题和神学问题，大部分具有实用性。她正是在这一领域发现了她的使命。
得以涉足此新领域、新活动的体系，起初是由一九三二年建立的流亡团体——俄罗斯大学生基督教（东正教)运动所提供的。这个团体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都有活动中心，总部设在巴黎。但设在大都会的活动中心无法顾及零星遍布欧洲各地许多工业落后地点的俄国流亡者，这个问题很快就受到重视。于是便任命了一些「巡回秘书」，将该运动的传教、教育和慈善活动推向内地各省，那些偏僻的角落，对此会感到更加迫切的需要。被任命的「巡回秘书」（一九三0年)史葛莉萨也是其中之一。
她在流亡法国的俄罗斯人中的巡行，使得她较少接触知识界人士，而更多地联络流离失所的贫民，陌生的环境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怨天尤人或者垂头丧气。在他们中，酗酒往往是自我解脱的寻常手段，自杀率也很高。她撰写的文章〈法国的俄罗斯流亡地理〉为流亡者的报纸提供了凄凉的一页。不过她坚持认为，即便最腐败堕落的流亡者，毫无疑问地仍然还保留着人性的尊严。
「他们堕落吗?」她问道：真的堕落。
「腐败吗?」活生生的腐败。
「酗酒吗?放荡吗?骗人吗?行窃吗?」是的!是的!
「他们还算是人吗?」他们是无可否认十足地被遗弃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只有通人情、具人性的话能够挽救他们，才可以抹去谎言淫行的的痕迹。
莉萨会发现，她有能力说出这样的话。她也会发现，无论她那出身于地主乡绅的家庭教养、大学教育学历或曾经出入于彼得堡文化精英的社交生活，都没有在她自己与目前接近的人们中间树立壁垒。
事实上，她被指望在里昂、图卢兹或者斯符拉斯堡一些流亡者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但当地的情势往往使讲座黯然失色或者干脆取消讲座。「经验教导你去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处境。」她对一位朋友作了如此的解释：
我发现自己正从一个正统的讲师变成一个忏悔师。因为一旦熟悉了我的听众，我们使会坦率地交谈，谈起流亡生活或者过去境遇。我的同伴无疑会觉察到我善解人意，于是便会试图在演讲后一、二分钟的空档找我单独谈心。门外会排起队来，把我当作一个专门听告解的神父。总会有人想要向你倾吐他们的心事，向你倾诉他们多年来的沉怨积郁，向你忏悔折磨他们良心的内疚。在这样的陋巷中谈论对神、对基督或者对教会的信仰完全是没有用的。此时此地所需要的不是传教，而是最最简单的一件事：同情。
缺乏同情心，彼此之间简直是无法沟通。当她到庇里牛斯山区矿坑，前去访问在那里非人的生活工作条件的流亡者，想要对他们作一次演讲之时。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敌意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个矿工竟然说，要是她去擦地板，那倒还用得着。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将此话当真，在擦地板时，却把一桶水泼翻在自己身上。他们坐着、瞧着。那个讥讽我要求擦地板的人忽然脱下他的皮茄克递给我，说道：「你湿透了，穿上吧!」于是冰雪消融，当我擦完地板，他们围着我坐在桌前，拿来晚餐，我们使一边吃，一边谈心。
这次访谈结束时，一位矿工吐露说，那一天他本来已经准备自杀的。因她的来临而迟延，但可说只不过是他的自杀打算。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简直荒谬。」莉萨救助了他，收拾好他的行李，把他送到图卢兹的朋友家中。他们欢迎他住下，不久便使他恢复了活下去的自信心。
这是一次不引入注意却富有成果的会晤，虽然——可能是因为——没有发表演说。日后她继续在适宜的场合发表演说，但却愈来愈珍视和寻求像这样不期而遇的个别访谈。
这样的的过程通常不顾风险。「我记得第一次相遇是在廿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惠德林顿写道：「那时她刚刚从马赛归来，她巡访马赛是为了去那里救助几个鸦片瘾君子的俄国知识分子。她总是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冲进老城的一个鸦片窟，把那几个俄罗斯青年强行拖了出来。」因为处理最无诗意的案例，需要最无诗意的决心。
困难在于，责任一旦担当起来，就非得坚持不去不可。她注意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我给予他们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她说：「我找他们谈话，然后就离开他们，忘记他们。但我现在已了解为什么这样做总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你生生世世的关照。你非得生生世世地照顾醉鬼或者跛子，无论这事多么烦难。」有关这样的想法，在她巡访期间所写的诗歌中中反映出来：
我又要离开了，更糟的是，
还要奔向那更加遥远的地方。
不管你如何地费心尽力，
一颗心总装不下一个世界。
无论她的帮助是多么的有限，去帮助也就等于去发现。她逐渐逐渐地建立了一套操作准则，她的操作准则与那些专业社会服务人员的工作规则少有雷同。但是这套操作准则使她在未来的岁月熟悉自己的工作。这套准则基于天主「按祂自己的肖像」所创造的人格尊严的确认：
如果有人从自己属灵的世界转向他人的属灵世界，他会遇见一个启发灵感的、令人敬畏的奥迹。他会接触到天主真实的肖像，接触到天主降生成人的本相，从而接触到天主的「道成肉身」和「人性的神圣奥秘」的。他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天主的启示，他也会尊重天主在他的弟兄内所显现的形象。只有当他意识、察觉和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在他面前才会显现另一个奥迹——一个要求他作出更大奉献的奥迹。他会觉察到这位天主的肖像已被邪恶势力所掩盖、所扭曲、所坫污。于是便会为了恢复天主的肖像而去与魔鬼战斗。
这是一场要求自我克制的战斗，参与战斗的任何人「绝不该怀有私利私欲」。基于同样的理由，绝不该对受难的感受抱有无聊的好奇心。相反，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力图重视和感受他人内心之所感受，为一切人成为一切」。
外加的教条主义应当避免，把他们的种种需求简缩为很少的一般水平，可能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式和局部的疗效。然而，同样有害无益的是柔顺的、感情用事的做法。原谅他现在的一切，甚至其精神上的累赘。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要用关心、冷静和爱来求得平衡」。但这种爱务必遍及一个人的全部身心。俄国东正教从前却常常忘记了，人们的肉身也像灵魂一样，需要照顾：
人们对待同胞的肉身应该甚于关心自己的肉身，基督的爱教导我们，既要给予同胞属灵的礼物，也要给他们属肉的礼物。我们应当向他们献上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衫，自己的最后一片面包。个人的施舍和范围更加广泛的的社会服务，二者同样有价值，也同样需要。
她的巡访证实了她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信念。但是（虽然她定期为克伦斯基的报撰稿，却很少顾及他们的政治主张。一种迫切的，尤其是宗教的使命感在支撑她的工作。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首诗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使命感。在这首诗里，她有一次通过法国的火车旅途的梦境中，突然转化为神之临近的敏锐意识。
断断续绩的梦，内心深处的音乐。
然后一切奥秘中的奥秘豁然开朗。
就在眼前彰显。
万军之主厄罗亨驾临。
但我能成就什么呢?万能的主。
我岂不只是他人口中的号角，他人手中的剑?
是让湍滩加速了的一股急流呢?
还是盯住人类负罪的一个讨债人?
然而注定要我走窄路。
「去吧!去哩试一下贫民和流浪汉的生活。
永远永远地靠拢他们
——也成为我的世界。」
自以为人间人、自以为他人手中的剑的感觉不曾在她的心目中消失。在同年所写的另一首诗中，她自问：「主呀，我是什么人?」］而又自答：「一个传播主恩，散布火花的妄想者而已。」她在一九三四年告诉一位朋友：「天主业已将我成为一件工具，使他人因我的帮助而兴旺发达。」
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圣者传记选集中，以自己的方式强调这个「工具论」的重要性。她写到九世纪的约纳修，为一位少女驱魔，他情愿将纠缠这位少女的邪魔转移到自己身上。她也写到三世纪的纳福勒，与萨里修传教士的毕生友谊，在一次无谓的争吵中破裂。萨里修固执己见，不肯和好，反因争吵所生的骄气导致背教几致殉道；然而纳福勒，尽管受到先前的好友怒斥蔑视，却情愿为他而过、代他赴刑。
虽则她所讲述的是古代格式化的版本、老套故事，但她却注意到了这些故事所显示的灵光。这些文字发表的前一年，娜佳的死已经激起她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想法，认为在生活中，像古代圣者那样的自我牺牲，对现世也有实用价值。几年后，甘娜的死又一次产生催化剂的作用，终于使她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基本的抉择。
甘娜是安葬在巴黎附近的圣冉纳维大教堂的俄国坟场。后来有可能在同一坟场的另一部分购得一块更好更具有永久性的墓地。但是法国法律规定，棺材出±和栘葬须有死者母亲在场。莉萨因而再次经历了葬礼的整个过程，又再一次经历了葬礼所产生的后果。
正在追随女儿的棺材迁移新址的那个时候，她终于认识到这一次重新安葬所激起的精神性的调整规模。她那孩子的死出乎意料地丰富和扩大了她母亲的职责：「而今我体会到了一种崭新的、奇特的、广义的、含孕一切的母性。我从那坟场回来时好像成了另一个人。我看到了眼前一条新的道路，看到了人生的新意义。」这是一种挑战性也是难以确定的前景：「为天下人子之母、当一切需要慈母般的关切、或庇护的人们。」即便如此，三十年代早期写的一首诗，已经对她所谓「广义家庭」的说法有所表明：
你把我引向他们：
收养这些人吧!连同每个人的挂虑。
让他们变成你的血液，
你的骨中骨，你的肉中肉。
我收养他们的时候，
把他们的一切视为自己的一切。
他们的傲慢、漫无目标，
无穷尽的争斗伤害、孩子气的胡闹。
主呀!叫他们不要再任性妄为，
沿着那遍布死亡的道路走去。
我（遵主嘱)以母亲的身分为他们说情，
他们的诱惑让我来肩负吧!如同我自己!
在她的传记选集中，肩负邻人包袱和诱惑的圣者，多数是早期的基督教隐修士。想到他们的成就会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然而后期的修道生活，是否如所预料的，为她毕生奉献的母性任务提供架构呢?即使能够，她——一位有过二个丈夫(一个已经分居，另一个已经离婚，且全都健在)的妇人——究竟该不该，或者说能不能去修道呢?这样的复杂问题是不可能在国内解决的，尽管后来终于获得考虑。栘葬之后，她便带着这些问题前去求教她的神师波格谢盖和乔治伊夫大主教。
她有幸得遇这二位导师，首席会长波格谢盖（一八七一——一九四四)这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经济学家显露头角的人物。那时他是个又「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便以一个俄国东正教的神学家来结束他的事业，这完全是当初始料不及的事。他在这两方面都很突出，而且在两方面都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但他工作的独创性始终是他正直和博学的产物。这样的品格和学识促成了他「从马克思主义到理想主义（也是他在1903年发表的一部书的题目)的进步，这也助于他雄辩地游说俄罗斯知识界跟教会修睦和好（一九0九年)，但是后来，却使自己与教会重修于好。在一九一八年那个紧张的夏天于莫斯科他领受司铎职务。他并没有在那里久留。即使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八九九年便因以「修行主义者」论述农业问题，而招惹列宁之怒。作为基督教的卫道之上，他更不能见容于斯大林的新政权。一九三二年一月他终于被逐出苏维埃国度。因而使他有可能在一九二五年加入在巴黎新成立的圣塞尔吉乌斯、东正教神学院教职员的行列。此后他一直留在那里，任该院的院长和信理神学教授，度他的余生。史葛莉萨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他。但不管她如何学得重视神学家波格谢盖的学识（她在神学院听他的讲座，也熟悉他硕果累累的著作)，却是作为司铎的波格谢盖令她格外爱戴敬重。她在他的内里发现了一个良师益友，而波格谢盖虽然有强烈的个性，却从来不以其权威强加于他的学生。他对自由的热情和对个人的尊重，使他成为你坚定的后盾，成为你可信赖的顾问，从不是那种要求无条件服从的太上师尊。
这所神学院是在伊夫大主教赞助下成立的。伊夫（一八六八——一九四六)是西欧一个重要的俄国难民教区主教，他曾担任过莫斯科教区和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大主教。幸而，这个俄国难民得到一个有经验的行政主管：一九二0年流亡国外前，他已经当过十三年的主教。这段期间在流亡难民教区，他表现表现出一个有见识、有耐心和有策略的神职人员。正如一位司铎曾说：「每个人都可接近他，把任何属灵和属肉的负担放在他肩上，他慈悲地处理每一个的人问题。让人人都可能去顺应内心的召唤。」
莉萨的这两位神师都准备对她的问题提供不寻常的答案。但二位都不希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她周密地研究了自己的计划所引起的种种反对后，认为：「障碍是不可逾越的。」
至少不难认定障碍并非教会律令所造，第七至第九世纪的〈教会法典〉第十四章（第二条第四款)（此条款令犹斯定皇帝所颁布的第廿二条和第一一七条新律生效)其中对离婚的规定是，婚姻双方的任何一方企图皈依修道生涯。但是作出决定是一回事，征得对方同意是另一回事。史葛丹尼并不热心，需要大主教出面说服。既然不用上法国法院，因此可以较快地加以解决。
教会准许离婚的公文，甘娜去世周年纪念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发布。接着便开始准备修道誓约：她得到了一件旧的会衣，定了日子。内心思忖着：「一切都清理过了，我的财产清单也做好了，没有什么东西留住我。」
稍后的某一天，神学院在克里默大街小圣堂的走廊里，史葛尤型莉萨，脱去世俗服装，穿上简朴的会衣，进入圣堂，跪伏于地，成十字形：
虽是一身洁白
心里依然存有
莉萨的名字。从今以后
我便成了一个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