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得愈多，便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行事的方式是正确的，其它的方式对我并不适合。」她说：「正确!但何等的艰难呵!『艰难而且孤寂』，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得完全孤立地在得不到了解的情况不，自行其事，把我的方针自认为一种属灵的努力。一她在笔记本上这样地敦促自己：「这一切并非因为我想要做，而是因为我必须要做。别人会完成这些事，对我来说必须开创这些事，同时并不设定我一定能成全这些事。」「我非常丧气!」罗默的争执达到高潮时她承认过：「我可以作罢，只要我相信我主张的真理具有相对性。」一九三七年，她甚至连圣诞节也相当的低调：
走每一步都变得那么疲累。
道路愈来愈险峻，愈来愈孤寂。
日常的脚步声，
并不预示永久的福祉。
但是!二年后她却写道：「我们如果不是投身于紧张的属灵努力，穿越没有人走过的路，坚决摒弃精神的快捷方式，现实的歧途，我们便什么也做不到。」
为了克服沮丧的情绪，她总是忙着大扫除、拖地板、油漆或者用纸裱糊墙壁。体力的劳累会给烦躁的心情带来些许的平静。体力的劳累尤其是死亡的感觉，甚至是死亡的象征。
劳累会教育你，不要期望，
更多的承诺，欢乐或者痛苦。
让我永久地安睡吧!
我祈求主来保守我的心灵。
甚至有意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进入虚无。但总而言之，她似乎精力无穷，永远不知疲倦，用莫索尔斯基的话来说：
她不承认自然法则，不懂得什么叫寒冷，可以一连廿四小时不吃不睡，她不顾疾病和劳累，喜欢冒险，不知畏惧为何物，痛恨灵还是属肉之任何方式的安逸。
她有许多非凡的精力用于这样的人，他们因贫困、酗酒、精神病或病痛而不再能过常人的生活。他们在她内发现了她的先知使命，人子会在他们内得以见到耶稣并受到欢迎。
我寻求歌颂者、寻求先知，
他们在天梯一旁等待，
看着有着神秘征兆的彼端，
唱着我们不能理解的歌曲。
我却发现人们惶惶不安、孤苦伶仃，
贫穷、酗酒、绝望、无能。
他们迷失了他们曾走过的路，
无家可归，无衣可穿，无饭可吃。
世上没有先知，只有生活，
我们必须不断地充当先知。
结局近了，时间短牙了。
贺三纳，祢成了一个仆人的模样。
俄侨中有许多「酗酒、绝望、无能」的人，飘泊到了巴黎的郊区，那儿有不少被遗弃的陋巷，成了棚户区中心。玛利亚修女及其副手会上那儿找到他们，提供食品和忠告，资助和安慰。在许多地方为穷人的孩子们设立了「礼拜四」学校，一所在罗默，另一所在（第十五区)索贝杜瓦大街，第三所在工业区蒙特武日。蒙特武曰学校此后又为一个小小堂区的前身。这个堂区由一位虔诚的司铎主持，他过去是基督新教的牧师，名叫白瓦伦神父。
但也有许多贫民过着半流浪的生活，只有碰巧才能找得着。至少有些人还会设法到酒家区去。在第一区考待朗大街「金色葡萄」通宵咖啡馆，无家可归的人们只需要花费一杯酒的代价，便可以买一个座位一直坐在清晨。那里不提供床位，也不允许睡在地板上。但他们可以把头放在手臂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我有时跟玛利亚修女上那儿去」。盖勒列夫修上写道：「她总是跟他们聊天，劝他们去她的房子住，在那里，给这些失业的人们提供十分廉价的饭餐。」「我对他们全都怀有母性的感情」，玛利亚修女在笔记上写道：「我真想抱着他们摇着他们睡觉。」
在那些失业的人们中，她发现有不少的人并不愿意闲逛，然而要领救济金就非得什么都不干，而他们既害怕自由又害怕失去自由所要承担的责任。
救济金至少可以用来买酒，酒可以使他们逃避现实。「我的朋友死得有福，他整夜酗酒，倒头来好不容易爬着回家蒙头大睡。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敲门时没人应声。往里瞧时发现他身子已经冰冷。这真是你的福分上让我们也这样快快活活地醉死吧!」这样的疯话打动了玛利亚修女的心，她将这些话写进了她的诗里。然而对此蒙难者的关怀，也包含着对他们永久的福祉的关怀。他们的死也许微不足道，对这种死亡的形容在她的诗歌集中明显地缺乏宗教慰藉的意象，但最可卑微的和最可耻的人们，也必将应召到天主的面前，进入众所期待的永恒世界，这是她所强调的。
她不仅在酒家区一路搜寻无家可归的浪子，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几天不见踪影，与街头流浪者一起讨生活。
因为将他们带到居留所，管吃管住也未必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处境所特有的不稳定性和非道德性，在一个闹集居留过的肺病人身上可见一斑。一天在宁静的午后，他趁值班修女休息时，偷了居留所里喂养的两头猪，搭上一辆借来的卡车溜了，从此不再露面。
要说有人欺骗玛利亚修女，这可不是唯一的一次。但无论事情如何令人痛心，她仍不戒备。她情愿冒着被人利用的风险原谅而相信人。
一九三四年，玛利亚修女为一个吸毒成瘾的女孩免费提供生活所需，而她从甘娜那儿偷了廿五法郎，整个事件没有人不相信是小偷的作案。这个吸毒的女孩成了大家的谈论对象，玛利亚修女悄悄地拿出廿五法郎，塞在沙发不面。晚餐的时候，大家罢在一起，她宣布说发现了丢失的那一笔钱：「你们瞧瞧，自己不先找一找，反而寃枉好人，这是那么不应该呀!」那位心虚的姑娘顿时失声痛哭。
还有一次，一位当掉缝纫机的女人，失去了谋生工具，便来求助，玛利亚修女动用她支配不的基金去赎回了这架缝纫机，把它带到罗默，给原来的主人使用。那人赚了不少钱，去做别的生意了，并且将缝纫机让给另一个朋友，当玛利亚修女考虑能否要回机器，让其它的人也可以藉以谋生时。她的提议却遭到了护骂和拒绝。玛利亚修女却用俏皮的微笑安慰说：「我们要是什么都没有，她们就没有理由来骂我们了。」
她的帮助还常令那些受惠不浅的人们怨恨不已。这种怨恨永远提醒人们认识一项事实：「只有给予施舍是不够的，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因为我们如果是出于责任感的施舍或仅是在行动上显得慈悲，受惠者就会在收到我们的礼物的同时收到羞辱、哀怨和痛苦。在这方面，她引用了叙利亚的圣人依撒格)的话：
真有慈悲心肠的人，不仅拿出他自己的财产终于人。并且遂乐意容忍他人的不义，宽恕他们。谁为自己的兄弟献出他的灵魂，谁就会慷慨行事，胜过那只是以其礼物来炫耀其大方的人。
再说，她从未忽视这一事实，她的侨胞并非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已经受够了罪，心神错乱，甚至于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即使碰到重大的障碍，也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她补充说：「我们相信我们将会成功，基于真正的基督爱心的事业不可能不成功。」
她的同事有时候很难容忍她的宽容。当她超出谨慎的范围自行决定的时候，幸亏还有一位头脑冷静的财务总管在她身边。他就是毕亚诺夫。毕亚诺夫的常识使她的热情有健康的出路，对她的莽撞起抑制的作用。从三十年代中叶起，她就一直得益于他的管理经验，那是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领导俄罗斯大学生基督教运动中得来的。尽管他们可能会冲突，她还是懂得去尊重他的忠告，懂得超越他以有些粗鲁的方式去理解他对于穷人的深切关怀，这种关怀比他的言词更多地体现于他的工作中。
有一回，她定要毕亚诺夫任命某贝族俄侨为新建的闹集——格朗招待所的总管。毕亚诺夫与来人面谈后作出了这一任命。几个月后毕亚诺夫从巴黎来到闹集。有位地方上的商人，在他从公交车走到招待所的途中向他打招呼，问起招待所管理部问欠他廿万法郎的那笔钱。毕亚诺夫不知道还有这笔欠账，立即赶回巴黎办事处，找出账单核对，看起来好像已经付清，于曰正再次赶到闹集质询总管。他承认贪污了这笔款子。毕亚诺夫并没打算采取法律行动。可是他们的经济不宽裕，钱丢得没有道理。很明显，总管必须更换。但是，他把这情况告诉玛利亚修女的时候，她却做出不同的结论。在她看来，反倒是毕亚诺夫的做法不近人情。幸而，闹集的房子不是租给玛利亚修女私人，而是租给她名下的信托委员会。毕亚诺夫的委员会同事们给了他一切必要的支持。
即便如此，玛利亚修女并没有摒弃她一贯的作风。几年以后，德军占领的时期，毕亚诺夫听说：闹集的园丁吊死了一条狗。他去调查这件事，结果却发现这个人有更多不稳定的状况需要调查。家里储备的食品大量流失，因而查出这个园丁偷了食物拿到巴黎的黑市去卖。毕亚诺夫立即报告玛利亚修女，坚决要求辞退这个园丁。然而他却又一次被指斥为不近人情。
由于玛利亚修女的宽宏大量，毕亚诺夫在罗默还碰到行政上的问题。有一次，市政府旅游局有位监察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出示旅馆证明和食堂所雇用的四十名工作人员的名单。毕亚诺夫不知道有这份名单，更不知道有这些雇员。玛利亚修女便应召前来并作了解释。据有关法律规定，工作许可证不能颁发给失业者，如果没有某一雇主为他提供工作。但雇主通常不大肯为失业者提供工作，除非后者业已拥有工作许可证明，因为雇主可能抽不出时间去去为他办理新的许可证。失业者就此陷于恶性循环中。玛利亚修女决意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她因而给数目无限的失业者提供在罗默工作的书面许诺，并且盖上毕亚诺夫的办公室公章。「监察部门宽洪大量」，毕亚诺夫在笔记上写道：「她没有受到检察官的公诉，但是她被要求保证下不为例，不再任意颁发书面的工作许诺或类似的证明。」
罗默实际上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少。其中最卖力（也是最持久)的一个人是维斯阿那托里，他是厨师。这个自我隐退沉默寡言的人，是玛利亚修女从精神病院病人中带来的。他对她无限崇敬。
一九三八年圣诞的前一个礼拜，玛利亚修女感到又累又闷，便动身前往精神病院，她到那里实地考察，以前只不过偶而去看看。她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有多少讲俄语的病人在那儿，更要紧的是弄明白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出院。她离开巴黎足有五天，出门带行李钱也带得极少。她令人震惊地回到罗默。俄侨报纸(最新消息)很快报导了她在圣斯里收容所的精神病院度过的「困难而有意义的三天」。
所有讲俄语的病人都是发生革命以后进来的，其中有许多人不是欧战，就是内战的受害者。精神病主任大夫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会见玛利亚修女。因为，医师要治疗他们，先得与他们沟通，然而病人们谁都不会讲法语。事实上，有些病人根本就不说话，还有几个人只说一个字，玛利亚修女遇到一个病人，十七年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块石板，费劲地在石板上写着的一个字——「主」。
我进去的时候有些天真，原以为可以向他们作一篇简单的发言或讲道。然而一看到我的听众就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这儿有个病人做鬼脸，那儿有几个人指手划脚大喊大叫，还有一些人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我只好按姓氏笔划为序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出去个别谈话。
有个特别打动她的病人似乎在为好多人说话，他说道：「我很正常。是生活本身疯了。」
他来自潘姆的一个小村子，那儿与最近的铁路相距八十公里。很容易想像他认为正常的生活方式是：冬天的雪堆、春天的耕作等等。生活确实开始发了疯，自从他被征入伍的第一天起，自从炸垮了人们的身子的第一天起。便是被俘虏，生活在周围谁也不懂俄语的俘虏当中，难道这不是疯狂的生活吗?随后又紧接着释放以后那些疯狂的日子：听不懂的法语，吃不下的饮食，过不惯的生活方式。他缺乏灵活性，无法适应这一切，难以把这种种的事情视为正常。很可能，当初，他要是毛病一发作就能回到老家，现在就不会有精神失常的病症。
如今，廿年过去了，难道还有病人不能从他们原先那无可挽回的境地有所好转吗?
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一面在我面前的一张名单上记下他们的各种状况，他们一个个轮流着走到我跟前来，我所抱的能找出一些神志正常的人的希望使愈来愈小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主考，迫切希望学生们通过考试，因而尽可能地提示正确答案，可是他们却无视提示，一错再错。
她花了一天半的时间跟这些人接触，其结果，五十一名约谈者中，有八名被她试探性地列为不完全正常，也许有轻微的毛病。她建议医务人员可以在次日上午对他们进行检查。
她自己担任口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一个病例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人家问他年龄的时候，这个病人老是回答：「一九0六年从军。」有如医师所指示，这种现象应被视为他的病症。他对军事的联想，替代了他对出生日期的记忆，这样的事实说明他的头脑只能在战争记忆的框架内起作用，因而形成了他的病态。但玛利亚修女居然能想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常会用从军日期来表达自己的年龄。他便重新构筑问题：从他从军至今有多少年呢?如今的实际年龄又是几何呢?「这样，我想要拯救约谈者的意图便如愿以偿了：他提供了正确的答案，终于被宣告为正常。」
精神病人终于被定为正常的案例的发现已经足以断言该项调查之必要性，结果又有三名病人判为正常。其中有一个人（时年六十岁)对外界感到恐惧，宁愿在圣斯里担任医院的雇员，另有一人要求出院之前给予非精神病的治疗，其它二人则准备立即出院。「能够在此地有所作为，我感到无限的兴奋。L玛利亚修女对罗默写道：「即便只有三个病人出院已经是一件大好事了。」
她发表在(最新消息)上的文章提醒俄侨社团注意这样的惊人的可能性：讲俄语的病人中可能差不多有百分之八的比例，该项调查且不限于俄罗斯族也不限于东正教基督徒，也在别处期盼解放。在这同时，这篇文章还强调，有必要对真正病人的需求予以重视。
我听到他们不时发作的欢笑和眼泪，
还有他们那些发狂的言论，
虽然被自己的痛苦悲哀压倒，
但仍企望为各人奉献我的生命。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一个救援俄罗斯精神病人的委员会迅即成立起来，决定对法国所有的精神病院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在一九三九年中，玛利亚修女亲自考察了十七所病院。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访问了另外十二所。总计二百名病员中间，「至少十五至廿名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委员会的工作受到法国当局的重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玛利亚修女已经发布信息：（法国)政府答应要建立一个「足以容纳四百名病员的医疗中心」。可惜迅速爆发的战争，使这样的规划付诸流水。
侨民医疗的需要显然并不限于精神病领域，幸运的是，卅年代法国政府逐步增大了侨民在享受医疗保健方面的权利。这样的医疗保健有若干是他们的应得权益，只要他们经过保险，或者拥有一处固定住所，就可指望国立医院的免费治疗。但是，「那些不曾保险以及没有固定住址的人便很难取得医疗帮助」。
肺结核是导致多数侨民死亡的病症之一，玛利亚修女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因为自己的女儿便是死于肺病，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经染上肺病，肺结核病人的遭遇尤为不利，因为「法国疗养院因缺乏床位不对外侨开放」，俄国疗养院在奥特勒瓦，则因缺乏基金而无法收容他们。此外，「对于老年病人和慢性病人」则简直完全没有什么协助的办法。
许多人流浪在外苟延残喘，而后悲惨地死去。即使那些有机会住院的人，也因缺乏疗养院而受到影响。他们面临两种处境：要不是回到他们的日常环境，要不是毫无希望地在医院等死。前一种情况，有可能重病复发：后一种情况则可能反复感染。当伊夫大王教访问巴黎罗歇富库医院时，他遇见二十五名俄国肺痨病人，他们向大主教诉说他们的悲伤和失望。
我们久留此地，年复一年地徒守四壁。我们知道，唯一的出路只是走向坟墓。我们是被遗忘的一群。红十字会只是偶而给我们每人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不过如此而已。我们中只要有人，哪怕只要有一二人可以去到一个疗养院，就足以活跃我们这种沉闷凄凉的生活，使会抱着治愈的希望活不去。
人们迫切需要更多的疗养院，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首先在闹集格朗找到比较适合于筹建此类疗养院的地方，先前的奔波则毫无结果，他们终于在这地方发现了已经被毁的乡间房屋。此地可以供给病人休闲的草坪，有维持生计的宽广的厨房，更不用提那个四百棵树木的果园了。以房地产经纪人的话来说，此地「已可现代化了」。但到那儿弄到钱，不仅要租下这房产，还要给予必要的整修和添置设备，将它成为一所疗养院呢?毕亚诺夫马上提出了这些问题。玛利亚修女则置之不顾。认为这个机会不该放过，疗养院必须建立，最低限度的基金也得及时筹措。
她的鲁莽与一切消极的预料正好相反，结果又一次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她在俄侨的报刊上征求资金和设备。在这同时，俄侨有限的财力物力很快地因得到伦敦、日内瓦和纽约等地的非俄罗斯人和非东正教徒同情者的资助而大为增加。只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新的疗养院就告成立，由伊夫大主教来到闹集主持了成立典体。大主教还为疗养院的小圣堂祝福，那是玛利亚修女在鸡舍的基础上重新改建成的。同时他欣慰地从甘娜处获悉，她的女儿也正在从事同样的事业。一九三六年，也就是她生命之最后一年的最初几个月内，她正忙于莫斯科一处建筑工地，此处拟兴办一所肺结核疗养院。
闹集疗养院的创办结果证明，其本身的重要性还不如它作为进身之阶的重要性，由此导向侨民肺痨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在闹集工作时得到了契托诃夫神父的帮助，他是一位年迈的司铎，特别关心在巴黎住院的俄国病人，他曾经以罗默为据点组织了一个义务探望病人的团体。只凭着这三人行的团体，便使得大主教上书法国卫生部长娄方。希望部长先生，因其妻子是俄国人，至少对俄国肺痨病患予以同情的关注。卫生部长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复信「令人意外地亲善」（伊夫语录)，颇难想象接下来的政策改革的幅度。次年一月（在一位新的部长的领导不)在医疗保健方面俄侨突然被授予跟其它居民同样的权利。即使在期待这一政令之时，对方部长已向大主教作出保证，俄国肺痨病人将可以进入国立疗养院完全享受公费医疗。不久以后，罗默社团甚至能将这一规定进一步推广到已向政府注册登记，并获准营业的私人疗养机构。
这样一来，闹集作为一个疗养院，在创办的一年之内就已显得多余了。不过这地方并未闲置起来。人们不难将其改造成为招待所，在那里三分之一的过客可获得免费接待。德军占领期间，该招待所被占领当局查封使用，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恢复原来的面目，继续原来的工作。工作的性质到一九五0年有所变化，是时该招待所转为「领养老金的俄国老人之家」，此后在闹集格朗市府的支持不，老年之家一直维持至今(一九八一年)。那楼上有一个房间，堆着创办人玛利亚修女的有关手稿、材料和大事记。她的母亲碧苏菲，在此地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年。即便在她九旬暮年，她仍花费许多时间用来整理女儿的手稿，从她留不的抄本看来，碧苏菲的说法很有道理，她认为自己的字显然要比女儿的字写得好。及至碧苏菲去逝(一九六二年)，她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我们继续说玛利亚修女的故事。现在已经到了协调和巩固玛利亚修女负责的各种事业的时候。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她得与莫索尔斯基和毕亚诺夫讨论过「组织基督教社会工作」的事。他们完全了解俄国大学生基督教运动的「失业救济委员会」，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他们却又感到不安，因为这样的工作并未与他们密切联系的运动中引起重要作用。
在运动中早就有呼声，要求基督教社会工作有更为投入的纲领。列夫神父因而在一九二八年该运动的刊物上写道：
衣食入住行、父母般的照料以及医疗保健的问题，对俄侨社群的负担比欧洲任何其它社群更为沉重。既然如此，我们的运动难道应该把自己局限于智力问题或个人虔诚的问题上吗?我们难道应该像福音中的司祭和肋未人。在俄侨身边走过却对他们实际的苦难视而不见吗?或者应该像那个好心的撒玛黎雅人，去俯身照顾那躺在路边的受伤人，并用酒和油清洗他的伤口，然后把他带走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们不仅在受苦受难，而且还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死去。我们真的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他建议在运动内组织一个青年团体，专门为这些生活无着的穷人服务：「这样一来，便有可能产生一种新型的特殊类型的宗教生活，要求与修道生活同样多的自我弃绝，但却完全不同于原来的修道状态。」
只有很少的人注意这样的话，但就在这寥寥数人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协会领袖。他们起先没有想到要与他们的母体（俄国学生基督教运动)分裂。一九三二年玛利亚修女仍在说，要留在运动内部继续从事她的工作。当时她想到一个「新的传教团体，其中无论西欧的教区和团体都可以参加」。一九三五年六月，在运动秘书处的一次会议上，她也提到「运动总体组织的一枝新生萌芽，由独立工作的愿望产生，但仍与运动总体保持密切合作」。结果，新的协会与运动的分裂更形尖锐，更加令人痛心。
庇弟亚夫所提议的新协会的名字叫做「东正教行动」。它是东正教信仰与生活意识的体现，它注重行动。支持这个团体的主要人物是：哲学家——庇弟亚夫、神学家——海格谢盖、历史学家——费道托夫、文学家——莫索尔斯基和一个诗人——玛利亚修女。虽然他们都是文人，却无意理论眼前现实而平常的任务。玛利亚修女在一九三二年表示：
我非常清楚，如今任何理论，在价值和需要方面无论多么了不起总不可避免地需要实际工作。无论这些工作如何地微不足道，具体的形势对我们有所要求，我最有先于一切的切身体会。
「东正教行动」成立的时候，她又阐明同样的思想：「我们承担重要的任务，要认真地对待种种微小的事。」
一九三五年九月廿七日(举扬十字圣架节)，海格谢盖神父主持了罗默的弥撒圣祭。「东正教行动」便在随后的会议上宣告成立。伊夫大主教出席了成立大会，并祝福了这新协会。成立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协会章程，选出了领导成员。玛利亚修女是主席的当然人选，她的同僚是莫索尔斯基（副主席)、契托诃夫神父（财务主任)和毕亚诺夫（秘书)。伊夫大主教同意担任名誉主席。即便如此，这个团体是否属于教会组织的问题，街待来日定论。最后以毕亚诺夫的话来说：「大体意见认为，虽然我们的名誉主席是伊夫大主教，他以他的名字给我们以极大支持，但我们仍应把宗教的团体视为独立的团体——一个完全自由独立的组织。」
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光靠散居国外的俄国东正教会来资助这个协会。正如毕亚诺夫一针见血的话：「玛利亚修女满脑子计划，她会实现这些计划需要的资金，我们却没有钱。」英国教会、普世教协和种种国际机构很快地来援助他们。
英国国教俄国东正教基金会，在其秘书威德林顿的领导不，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四0年法国投降时为止，一直定期给予数目不大的捐助。更要紧的一笔资助（每年约四十万法朗)来自美国YMCA团体，透过保罗、B·安德森的中介，甚至在法国投降以后照样能够按时送达，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军占领维希法国的时候方才停止，透过库尔曼古斯塔夫（在廿年代便经手俄国侨民事务)的斡旋，如今（从一九三六年起)则是国联难民高级委员会的一名高级职员，因而国联本身也开始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起发放拨款。
这一切真有其重要性，没有这样的支持，「东正教行动」恐怕只能局限于非常狭小的活动范围。然而只要注意活动的财政或行政方面，又将违反其精神。当玛利亚修女回顾协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时，她有如此的想法：「协会的事业注定着仅仅旨在『系琉地』开发」。
几十午后俄国侨民史会提到我们：东正教行动——一个有力的慈善教育组织。它拥有如此大的旅馆、休养所、学校、营地等；拥有一整套规划，良好的医护工作系统，拥有大量病人、儿童、老人、失业人员等；它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组织了学习班；它的帐目、预算有条有理，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人敬重。我们真在这区域取得了最佳的成果。
「捐赠者」和「接受者」的人格解体，是协会所面临和对抗的同样严重的危险。
我们应当尽一切的努力保证我们每一赒济是所有需要的人们共同工作，而并非只是某一慈善组织的（部分)工作。在这些慈善组织中，通常有某些人做慈善工作通报他们的上级；而另外有些人则接受慈善后，让路给排着队的下一个人，就不见踪影。我们必须培养一种公社的组织，而不是去建立一种机械的组织，我们的公社观念，责成我们这样去做。在这同时，我们信守着适一意义上的人格原则，对我们来说，绝对没有人会变成程序中的数字，其作用只是让我们增添统计表上的数目。我得说，我们决不该给出一小片面包，除非接受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
这决不是「要求我们保证每一个醉鬼、无赖，都应该在情感上得到大家的认可」。在这些事情上，要「以关怀、庄重和仁爱来达到平衡」。然而，为了追求这样的平衡，「东正教行动」的成员为这样的坚定信念所指引，也就是：「人是天主的肖像和模样，人是圣神的宫殿，人是天主永恒不朽坏的肖像」。正是这样的信念，便得花费资金，必要的话，甚至要付出的生命，也成为正当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