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占领当局下令解散东正教行动，该团体的领导人被拘押在罗马要塞，那儿的生活单调而乏味，然而条件却还受得了：「我们四个人全在一起。」玛利亚修女给罗默的信中写道：「我跟三十四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厅里，每天体操二次。我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她又加上一句：「我希望不要老是这样子。」以前那些日子的紧张总算有了结束。毕亚诺夫在操场上看到她的时候：「玛利亚修女兴高采烈和蔼可亲，和以前判若两人，我差一点认不出她来。」
他们很快就分乎了，二月廿七日，毕亚诺夫、尤拉和克莱德米神父一起被押回苏珊大街安全观察总部，这一次是从那儿转送到同比耶尔集中营。
我们共约有四百人集中在广场上。克莱德米神父，穿着他那被扯破的黑色会衣，被人当作笑料。一个警察用警棍截打他，叫他犹太佬。史葛尤拉眼泪汪汪站在身旁，克莱德米神父安慰他，说基督本人也曾接受比这更难甚的嘲笑与辱骂。
克莱德米神父谦卑地忍受侮辱与攻击，毕亚诺夫写道：「然而与他同行人的卑劣，使他感到悲凉与切肤之痛。」
四月廿一日史葛丹尼来到罗马为玛利亚修女送一个包里。警卫拒收。声称她已被转往别处。当他回到地不铁道时，只见一大客车迎面开来，径向那监狱驶去。一种本能叫他离开火车折回原道，走了不到一刻钟，看见那大客车从要塞中开出来，车中满了唱歌欢呼的妇女。第三辆大车中他发见了玛利亚修女：「玛利亚修女也瞧见了我，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朝我使劲挥手。」她正被转送冈比耶尔集中营。
冈比耶尔集中营是玛利亚与尤拉最后一次会面的地方。那一天黄昏，外雇的厨房工人离开营地的时候，尤拉混在他们中间，穿越隔离男女囚犯营房的屏障。他俩从黄昏到次日拂晓一直呆在一起。尤拉事后对毕亚诺夫所说：「我俩互相勉励决心无畏地忍受一切的苦难。」特别难忘四月廿二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此种状况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东正教会守夜祈祷的时刻，人们对那冉冉东升的太阳欢呼：「荣耀归于你，带给我们光明的救主。」人们也翘首盼望那：「太阳升起后不再落山」的日子终将到来，那「没有黑夜的天国」终将来临。他们依依惜别后，玛利亚修女仍默默伫立，目光凝视远方，默默地哭泣：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我最亲爱及珍重的朋友」，尤拉给罗默的信中写道：「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在她被遣送德国的那个晚上，我看到过妈妈。她心境非常平静，我相信她具有忍受一切的能力，总西言之我们不必为她担忧。我们天天在饭前祈祷时惦念着她，也惦念着你们，我们天天在弥撒中交流。」
「我们的教堂是一个很好的教堂。」克莱德米神父写道：「其实那是一个特意改建的营房，这次是凭借几只普通的桌子和行军床搭建成的教堂，这是独创性和虔敬战胜穷困的结果。」克莱德米神父将这句话写在为他妻子所作的一幅画上。
冈比耶尔的囚徒成为克莱德米神父的最后一个教区的信徒，这种处境下行使牧灵职务的回顾记录，一直被毕亚诺夫终身珍藏。毕亚诺夫在一九四五年获释后写道：
我认识克莱地玛（即后来的克莱德米神父)廿三年之久，却在他死前的一午才真正地了解他。我们在冈比耶尔集中营一起度过了整整一年。我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他度过的那一年真的是天主的恩赐。生命的基本终极问题总是由每个人自行解决的，而只或天主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对于克莱德木神父的体会而言，可以自信地说，天主能够透过他人发言。我从德米神父身上体会到，一个人成为他人的朋友、伴侣和忏悔神父，能够给予人们在精神上、心理上和道义上有多大的支持。如今，在自由的处境中，我倒反而逐渐丧失了因天主的恩赐而从德米神父身上学到的一切，并对这一切的丧失感到悔恨不已。
尤拉也发现他的被囚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奸处。
多亏我们每天举行弥撒。因此，我们的生活大为改观。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四个人在兄弟般的仁爱中一起生活，地玛和我相互用「你」称呼，他正在培养我成为一名传教土。天主的旨意需要人们理解。成为传教土是我一生的夙愿，也是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事，虽然我的兴趣曾经受到巴黎生活的压抑，也曾幻想其它的佳境——彷佛这世界上真有什么事业比这更加美好。
这个团体也同样的博得克莱德米神父的忠诚。当有此机会透过彼得斯牧师的中介、安排、单独释放时，他坚定地答：「不要只为我说情，我是与整个东正教团体休戚与共的。」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遣送至德国劳改。但是尤拉宁愿去德国劳改，而不愿选择与德国当局合作的途径：「几天前他们登记了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给他父亲和外祖母的信中写道：「有人猜想这也许是要将我们征召到弗拉索夫的军队里去。如果这样的话，我宁愿留在冈比耶尔或被遣送到德国劳改。」四个月后，事实证明，他的方向是德国。
十二月十六日，尤拉和德米神父被列入至冈比耶尔囚犯的一支队伍，突然被押往布叹瓦德集中营。三星期后，毕亚诺夫也被遣送到那里。但他们很快再次分手。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拂晓，尤拉和地玛要被再次放逐前的一刻，毕亚诺夫曾与他俩匆匆一见。
这是一个寒冷晨雾弥漫的清晨，周围漆黑一片，强烈的探照灯照着整个营地。铁丝网的另一边站着德米神父和尤拉，他们穿着直条纹的囚衣，脚上各着一只木头后跟的帆布靴子，剪短发的头上扣着一顶贝雷帽，德米神父已经刮了脸。他们匆匆地告诉我，他俩已被列入囚犯的名单，马上就要被遣送到离开布钦瓦德四十公里处的杜拉集中营。我们分手时，他俩要我为他们祝福，我祝福了他们，然后也要求他们为我祝福。他们此后使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之中。
毕亚诺夫在布钦瓦德一直停留一九四五年四月。当盟军行将迫近时，纳粹当局为尽速出空集中营，下令囚犯们作向死亡的进军的最后阶段，毕亚诺夫被释放，然而他的难友们却无法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幸免于难。
杜拉是一个设备简陋的集中营。囚犯们被强迫在地下生活和劳动，那儿正在筑地道，建造地下工厂生产V型火箭的零件部。杜拉集中营的死亡率甚至已经成了布钦瓦德营地的口头禅，在设立杜拉的第一个年头，那儿死亡的人遗体是被运送到布钦瓦德火化的。
史葛尤拉到达杜拉的十天后就开始感染皮肤病，浑身上不长满了疮。他被安置在康复营地，名义上的医务处，实际上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二月六日，集中营将二十四岁的他美其名：「送到地点保密的地方治疗」给处理掉了。当他动身前，先行来到杜拉的卡萨尤里拥抱了尤拉。尤拉处之泰然。
二天以后，卡萨尤里在同一复营地遇到了老朋友德米神父，他刚刚被准许「休养」：这可以使他因健康不良而免予劳动，然而这样的「休养」来得太晚了。德米神父躺在那营地的泥地上，因为他得了肺炎，已经濒临死亡。在此之前，他已与人谈到自己的极端虚弱和沮丧，有一种被天主抛弃的感觉。此时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一天，囚犯们发给一张卡片让他们写封家信，德米神父在卡片上只字未写，悄然死去。二月十日清晨，他的遗体被卡车运往布钦瓦德火化。
尤拉在前往德国死亡路上的前夕，所写的一封信，是为朋友祝福并流露视死如归精神的最后遗言。
亲爱的朋友们：德米神父为你们，也就是为我至爱的朋友们献上祝福，我即将与德米、安德利神父和阿那托里一同前往德国。我绝对地平静，甚而有些自豪得以分享妈妈的命运。我向你们担保，我会自重地忍受一切。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迟早会重逢。此刻我可以完全地坦言，自己已经不再有所畏惧：我担心的是你们。我将完全心满意足地离去，只要知晓你们心情安定，只要知晓你们拥有任何力量都永远无法从我们内里剥夺的那种安息。我请求我无论以什么方式伤害过的任何人宽恕我。基督与你们同在!
以十年前形容此种放逐的话简言之：「他们去到大地的另一端，一去不复返。
与尤拉碰面的次日早晨，玛利亚修女与其它二百多名妇女一同被押往冈比耶尔车站，组成编号19，000的放逐，她们是第一批被驱上此一路线的放逐群体。放逐者被密封在运输牲口的卡车里，这一令人惊心动魄的东行旅程，途中既没有水，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延续了整整三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柏林，穿越麦克林伯格省（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地，最终到达菲尔斯顿伯格那阴暗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因其靠近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而声名狼藉。
玛利亚修女正在此集中营（囚号为19，263)度过了她一生最后的二年。她从未面临过这样极端的苦难。就伊弗体育场那种经历与情况，迄今此种苦难，委实叫人难以思议。
玛利亚修女具备好品性利于她的生存。她知道自己之所以被捕，此一事实为她的信仰，有可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人间苦难。两个女儿的死亡及罗默所举行的葬礼，使她熟悉死亡的真相。在任何情况不只注重死者的复活，而并不害怕死亡的本身。同时，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的个人经历，已充分发展了自我保重的本能。身心二方面均极强健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天真，毕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她的幽默感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种自卫能力，早在被监禁之前就已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使得她适应缺乏个人隐私和个人安全的生活环境，从容自在地面对个人生活中被人强行攫取的丧失感，这一切的丧失使得她同狱难友迷失方向。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她在奉献生活中有收获。她因而处在一种抵制恶劣环境中的利已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在此地已支配了一般囚犯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仅仅限于求生活动」。
起初，长达二个月的检疫时期，玛利亚修女这一批新近登记的囚犯被关在集中营某一单元内，以避免他们见到营地的恐怖景像。然而即使让她看到了全景，也不会令她惊讶，因为：
她从不丧气，从不抱怨，总是欢欢喜喜，我们列队点名需花好长时间，我们在清晨三点就被叫醒，在露天寒冬中站着直到所有营房全都点名完毕的时候。她对这一切处之泰然，老是说道：「完了，就这么回事，总算又过了一天。明天又是原来的老样子。但总会有那么晴朗的一天，一切事全都完结。」
营地引起友谊的选择性：「此地不可能好坏一个样地传播友谊，我们在营地可以分享的东西少得可怜。每个人大都选择给予支持的人作为他们的朋友。」玛利亚修女不可避免地属于这样的团体。她的背景在集中营里决定了这一团体成员是法国人或俄国人或二者的结合。然而她无意将她所帮助的网络局限于某一国籍、某一党派或者某一宗教。佩里索朗如此说：
她对谁都好。她的团体宗中任何人，一样地熟悉她。她对谁都一视同仁。她与青年人和老人全都合得来，她既能与持有极端进步政治观点的人们，又能与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相处，她不让任何次要的东西，阻碍她与人们的交往。
从拉斯洛莎的证实：「她对我们施展了她巨大的影响力，不论国籍、年龄、政治信仰是如何的不同。总而言之，我们都崇拜玛利亚修女。」尤其她关心那些青少年囚犯。据佩里索朗表示：「她张开双肩来保护我们。我们被隔绝于自己的家庭，而她为我们找回了一个家庭。」
玛利亚修女所施加的影响，决定于她对个人的关心。同时她也做公众代言人或讨论团体的领袖，因而也对整个社群的福利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她那一队囚徒初来几周时紧张的检疫期，她已经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她作了多次的演讲，谈论俄国和东正教教会史。此后正式的营地生活，她仍继续展开这样的活动。
她经常组织讨论小组，大家围坐在她的草褥上，我也有幸参与。」佩里雅各布写道：「这是可怕的一天终了时的绿州。她会给我们谈到她的社会工作，谈论她所思想的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堂归于好的前景。我们使会问她有关俄国的历史，以及俄国的未来，有关她与那些来自苏俄车队的青年妇女的来往情形，他老喜欢与那些苏联女兵呆在一起。这样的讨论，不论主题是什么，总为我们地狱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解脱，使我们恢复所耗尽的士气，在我们内心中点燃起思想的火焰，这种火苗在恐怖统治的重压下摇曳不定，时时隐隐出现。
每当这样的座谈结东，「玛利亚修女总会拿出某个囚犯被搜身时想尽方法保留下来的(基督教手册)，选读一段福音书和使徒书信里的经文。我们也会对这些经文分享、默思。我们时常以晚祷来结束这样的聚会。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种非人的处境，每天度过这样的一段时光简直就像是我们的天堂。」虽则她与信徒们一起祈祷、诵读福音经文，另一个囚犯这样记录：「她从不向教外人讲道，而仅对那些追求信仰的人们讨论宗教，使他们更加懂得教义，不仅吸引他们的感情，也帮助他们的理智，去认识和理解这些经文。她之所为，无论如何做法，总会有益于保存，尚未完全熄灭的人性的火焰，不管采取的是什么形式。」
集中营的制度是在扑灭人性的火花，法西斯有意剥夺和贬抑收容者的人性，有意搧起他们的兽性，然后叫他们死于非命。玛利亚修女抵制兽性化的意志和能力表现在她告诉诺索苏菲亚的每一件事情上：
点名前我在行列里行走暖暖身子。我开始与队伍中的一个俄国女孩交谈，不曾留意有位女警卫就在附近，她用皮带狠狠地抽打在我的脸上，打断了我说到一半的话。我用俄语继续说完我的话，压根儿没看她一眼，我感觉眼前没有这个人。
据诺索苏菲亚看来：「给她力量去忍受这种苦难的，决不是那种低下的逆来顺受，而是在她内心生命的完善和丰富。」她相信邪恶力量转瞬即逝。「我时常猜想地狱就在地球的彼岸」，她在集中营里老是这么说，「越过此岸便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永远的罪恶不可能存在。」在这点上她响应了庇弟亚夫的教导，而不同于已适应处境的犯人。他们通常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自身受到压迫而对党卫队员及其帮凶的暴行过分怀恨，诚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二个老犯人的记录，对于那些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他们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以致对这些人反而恨不起来，因为仇恨总会包含着某种个人关系：「人们恨一个人通常是恨他的『个人』品质，不大会恨他的『非人性』属性。所谓的『兽性』只会引发恐惧、嫌恶和反感。」
这不是一个自制的问题，据玛利亚修女看来，离开自己的感受，可能表面上似乎是在捍卫，实质上却是在威胁人性的尊严，这样的麻木也许会起于正常情感身处在集中营某种有益健康的抑制。更加可怕的是将一切污秽习以为常，只要在集中营呆上数周，人们的苦难、疾病、垂危和死亡便会随处可见，不再具有初时那种震撼人心的威力了。
索苏菲亚向玛利亚修女抱怨过这种适应性的麻木：「我有一次对她说，不但我对所有的一切不再有所感受，甚至整个思想过程都已麻木，逐渐地趋向消亡。」玛利亚修女回答道：「不管你做什么，还得继续思想。在与怀疑交锋的时候，你要想得更广、更深。切勿贬低你的思想，而要让你的思想超越现状，以及超越地球此岸的境界。」
她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她甚至利用集中营的焚尸炉来提高一个难友的士气。一九四三年四月，拉文斯勃鲁克设置了具有二个焚尸炉的火葬场，到一九四四年年终时又添造了第三个焚尸炉。时至今日三个焚尸炉仍保有着，三个高高的烟囱，不断地喷出一股一股的浓烟，令人想起那越出集中营之唯一可行的路线：「上烟囱」。「每天清晨四点被叫醒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那火红的浓烟，所闻到的第一样气味也便是那焚烧死人的味道。」有个幸存的犯人这样写道：「只有在这里，紧靠着烟囱的上方，那些滚滚的烟火才具有压迫性。」玛利亚修女如此说：「但当这些浓烟升得愈来愈高，就化为缕缕轻云，然后全然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太空。我们的灵魂走的是一样的道路。灵魂一旦离开我们这邪恶的尘世，便会藉着一股非尘世的力量，毫不费力地飞入永恒，在那里享受充满欢乐的生活。」
「有一次，她十分平静而又严肃地根据当时惊人的死亡率估算，说我们大家都会在五个月内死掉。」诺索苏菲亚写道：「玛利亚修女指着火葬场烟囱冒出的带有红色火焰的团团烈烟，说：『我们全得上烟囱。』我儍乎乎地开始安慰她，她却瞪着我，一脸的惊愕忧伤。
在进集中营前，她早就写道：
我们相信。依靠我们信念的力量，可以领悟死亡不再是死亡，死亡会变为永恒的生命，而在人世的磨难也会化为永生之前的阵痛。有时候，当我们那么清楚自己正在走近我主恩赐的永生时刻，以致于我们甚至准备向我们的苦难宣言，但愿苦难变得更加沉重，但愿苦难把我压垮，但愿苦难残酷而又急迫地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的灵魂想要升华，因为我想要获得永生，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小天堂般的子宫里感到压缩，因为我要到我的天父的家去：我准备放弃一切，付出无论什么苦难的代价，以求进入我父那永恒的家。
她以一张纸条表达同样的想法，要求一个难友诺维科娃背下来，
如果有可能的话带给伊夫大主教、波格谢盖神父和她的母亲。
我目前处于这样的状况，已全然接受苦难，明白这一切是我应有的遭遇。如果我注定了要死，我会把我的死看作为上天赐与我的一种福祉。
承受死亡的这种态度，提高了生命的价值。诚如阿黛露西凭她在奥斯威丰和拉文斯勃鲁克的感受所写的：
我们每一分钟都有死亡的挂虑，这个挂虑可能只延绩一周、一天或一个小时，因此生命使变得特别珍贵，特别集中，以致摆脱浮面的一切。尽管我们过着畜牲般的生活，这种进入真正生命的洞察力，将我们的个性提高到超越人性的地步。这样的升华因摆脱了死亡的恐怖，变得更加纯洁。我们巳随时准备好，但死亡的准备并未使我们消极，或成为无能的哑者，却因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强壮。死亡近在咫尺，看得见，闻得到。但是我们不再害怕死亡。事实上，完全无拘束的生命只属于那些不再畏惧死亡的人们。
然则死亡对于玛利亚修女似乎并不那么迫在眉睫。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邮件转运了一个月后，她的明信片到达巴黎：「我强壮又健康。」她以德语书写，并还在考虑工作考虑未来。尽管如此，在集中营只呆了第一阶段的「最不厉害的」八个月后，她仍觉得有必要用俄语加上一笔：「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太婆。」
话虽如此，她还是尽可能地保存体力。事实上的情况是，有一个阶段，她与一位法国犯人在集中营的道路上，来回拖一台沉重的金属压路机，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即使如此，这样的工作不必像别的作业那样地受到严密的监视，中间可有让人喘息的机会。总之，她成功地逃避了其它重活。事实上：「好几次，他们心照不宣地瞒过警卫的耳目，让她呆在营房里根本不出工。」其它的时候，她在编织车间工作，工作尽管乏味累人，但对于肢体生命的威胁，毕竟比集中营周围的森林沼泽地带的工作要好一点。一九四二年夏天，她在集中营的休养所度过几个星期，这个休养与其它休养者一样，不必点名不必劳动。因为那地方当时还不曾变成为个死亡前的接待室。
玛利亚修女被分配在廿七号营房，在集中营西南角。但她却与其它营房里的犯人取得连系，特别是卅一号营房里的人们，那里住着一些苏联囚犯。那些俄国人乐意进入她的营房：「每当一些人被派往工厂劳动，其它的人便立刻来接替他们。」拉斯洛莎这样记载道：「我不知道玛利亚修女究竟对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出来的时候个个满心欢喜。」当他们怀着压抑的心情来见她，她总会安慰他们：「将他们当孩子般地拥抱。」与甘娜同辈的年青人尤其亲善，她敬佩他们的奉献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她为他们谈论西方生活的方式，讨论俄罗斯过去的历史事件和未来的展望。她还为他们诵读和解释福音经文，当她孤独地躺在休养所里时，那本珍贵的福音被人偷了。
处于艰苦的情况下食品也非常的少，集中营将偷窃食物与谋杀同罪，是可以理解的。犯人们被告知偷窃食物者，将被处以死刑。即使是最难吃的残羹剩饭都舍不得丢掉。尽管如此，玛利亚修女时而收到他人赠送的食品，她总是小心地存放起来送给别人，这种行为需要非凡的意志力以及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此时，食品的匮乏激发人们不断地梦见美食，不断地闲聊佳肴，人们望梅止渴的幻觉达到了如此，以至于「人们宁可省下最后一片面包，以换取一枝铅笔头一片废纸，用以写下自己平日爱吃的食谱，这种人们视为珍宝的食谱，在一次检查房间被冷酷的女警卫当作垃圾丢掉」。用莫勒米切林的话来说：
饥饿影响了我们情感，甚至爱心，偷窃渐渐地取而代之。起初，我总是渴望与丈夫儿女合家团圆。最后只梦见我那老伴手里拿着一条大面包。梦中总是担心家里不知道我回去，没有做饭。幻想自己回到家里，见到心爱的家人，可是一看厨房里空空如也，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是多可怕呀!在再往后的幻想，心爱的人全都不见了，只看到各种式样的面包，谁愿给我都无所谓。
玛利亚修女太清楚这样的幻想会降低一个人的品格与扭曲人际关系：「当人们开始只谈论吃喝或者妄想多领一份饭菜的时候，她才情不自禁地勃然大怒，因为我们已不幸地不再能讨论其它的事了。」
人们送给她的食物有些是来自各小分队派往集中营外田野里劳改的俄国人，他们能够将田间的胡萝卜或马铃薯偷偷地带回营地。她将这些珍宝藏在一个盒王里，分配给那些真正需要的犯人。收到外界寄给她的食物邮包时，也同样分发给需要的人。犯人们组成小组一起分享这些食物。她也关心不属于这个团体中的饥饿者，至少将自己的一份与他人分享。一位名叫莎莎的女孩，得了肺病快死了，她经常可从玛利亚修女的食物邮包中分到一份额外的食品。只有玛利亚修女的健康完全垮不来的时候，她才被迫放弃施舍，限于自我支持而存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集中营的生活开始在玛利亚修女的身上留下烙印。天天站在零度以下的露天点名，她的腿肿起来越来越软弱。由于行走不便，只好将难友韦伯伊娜当作拐杖。即使如此，她的活力仍然不减当年：「清晨四点时，点名的哨子还没吹响，我们已经起床，一起散步。她会对我们说个不停，讲故事，谈梦想，不断涌现各种计划。例如：她一旦出去，立刻回到拉法伊勒)，写一本谈拉文斯勃鲁克的书。这本书最后无法写成。连她以集中营为主题的二首诗歌都未能幸存。」
她在集中营中的所有作品，只有一块刺绣被保存不来，那是用巴约挂毯的格调绣上诺曼底登陆场景的一块头巾。玛利亚修女打赌说，必定会有俄国的胜利先于如此的登陆。她的作品，成了当时的没收物，又庆祝了盟军曰后的胜利：「她不站队点名的时刻常做点刺绣，几乎一眼不合地做着手上的针线活。」
材料足我在集中营用的头巾。染料是从一个波兰的朋友那儿弄来的，她在警卫队的衬衫染料工场工作。绣花的线是剥去表面绝缘材料的电线，利用集中营的机器切割和剥皮。针是从杀人狂虐待狂宾持乌斯的缝纫车里偷来的。我们的难友冒着生命危险想办法弄到这一切材料，制作适幅杰作。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战争已接近尾声。以奴役劳动来夸张德国强权的犯人们，希求希特勒一旦垮台后昭示集中营的真相，使得德国声名狼藉。可是当局开始考虑销毁集中营的档案、设施，甚至杀人灭口。「大约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我们收到希姆莱的命令，要防止任何集中营的犯人落到敌人手中」，盖布哈特作证说：「卡尔滕布鲁纳亲自颁发命令。我无意中听到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二人的电话讨论。」此时，苏联红军日渐逼近，德国当局正实施一个计划，打算清除所有东欧集中营。从那里疏散转移到拉文斯勃鲁克的人们，使得集中营的人口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起急遽增加，也促使以苏伦弗利兹为首的集中营行政当局在希姆莱命令尚未到达时便提前考虑加速处理犯人。
用韦伯伊娜的话来说：
一九四四年年未和一九四五年年初，对玛利亚修女来说，乃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们不再收到信件与邮包。集中营的伙食一向糟透，现在就更坏了，每人配给的份量只有以前的一半；卫生保健条件恶劣得骇人。一个单元住八百人，现在增加到二千五百人。一张床睡三个人甚至被虱子咬得要命，伤寒和痢疾成为常见的病症，我们的团队有十分之一的人丧生。
一九四五年三月，玛利亚修女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危急。据停里雅各布看来：已经到达个人耐力的极限。」
二次点名之间，她总是躺着，不再讲话，长时间地凝神沉思。她已经不再属于生者的大地。她的脸特别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她那憔悴的面容而是她的面部表情强烈地反映了体内剧烈的痛苦，这种表情已经带有死亡的印证。尽管如此，玛利亚修女并无怨言。她一直闭着眼睛，似乎处于一种连续祈祷的状态。我想，这是她的革责玛尼。
她的情况并非单纯的走向衰亡，而是她自己作出的灾难性决定的结果：她与其它数千犯人一起领取一张粉红色卡片。卡片中表示自己年迈、有病或者疲劳过度请求减免集中营的日常活动。卡片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颁发，可由犯人们自愿领取。集中营当局还对领取者保证，他们将被减免集中营的日常活动。韦伯伊娜对玛利亚修女领取红卡的决定不胜惊愕，因为集中营的犯人早已具有这样的常识，任何的变化只会愈变愈糟。她却未能劝阻玛利亚修女。那红卡不仅病老弱病痛的犯人带来希望，还让他们享受难得的优惠特权，它也使玛利亚修女不再为德国战争效力。她对伊娜说：「你老是那么悲观，而我总能自得其乐。」
即使有关最近改建的的「青年营」的流言传播开来。所谓的「青年营」设在距拉文斯勃鲁克本营一公里的东南方向。如笛福丹尼丝的回忆：
有关新建的青年营组织体制，最乐观的流言。是从官方传布。他们吹嘘那里迷人的景观，担保在那里取消繁琐的天天点名制度。他们说那里的伙食数量多质量多，每人会有自己的一张床。根据切身经验，我们根本不相信当局会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这里的病人常常因要求治疗失眠而被毒死，人们如要赞成或要反对，无非是进入坟墓而已。
但领取粉红卡片便意味着抛出了生命作赌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起，病人和老人就被迁往青年营。玛利亚修女则是在一月卅一日被带到那儿。到那里的人们，许多人已被屠夫盖布哈特和他的帮凶做「医学实验」重创致残。
犯人们所猜的结果证明言之有理。青年营纯粹是为了解决犯人过分拥挤的问题而设的「杀人骗局」。那不过是一个小型的死亡营，用以喂饱火葬场的焚尸炉。
那里的点名仍按老规炬进行，而且一天二、三次，花费时间与本营一样地长，有时甚至整天站队报名，其主要的目的不再是统计活人，而是为了减少活人的数目。每天配给的面包份量从一百五十克削减为六十克。再加上半汤杓飘着几片卷心菜菜汤，这样的伙食也是存心让犯人渐渐地饿死。隆冬时期，雪地里的气温低于冰点（圣诞前夕气温
更是零不廿六度)，犯人的毛毯、大衣和外衣全被没收，甚至连鞋于和袜子也拿走，因此每天至少有五十名犯人「自然死亡」。但这样的死亡率还不足道，立刻又有了新方法。不但撤消所有的医药供应，而且安排病人强行服毒。每天要筛选出一部分健康状况最差的犯人，押送枪毙或以煤气处决。起初有二辆密封的货车专门设置煤气杀人装置，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拉文斯勃鲁克本营也有了自己的煤气室，每天「容纳」一百五十名犯人，这个煤气室接近火葬场的焚尸炉，有几千名囚犯通过青年营，然则那里的营房却曰渐空荡。
尽管青年营的条件如此恶劣，玛利亚修女起初仍在埋头做另一件刺绣，这幅绣作刻划了圣母将她钉上十字架的儿子基督紧紧地搂在怀中。在本营她常用面包去交换到针线，而绣制品可换取更多的面包。但这幅绣象隐藏着她心底里的神秘神修的含义，所以人们无论怎么要求她，她都不肯转让：「我们一旦回到巴黎，我会将它作为一件礼品无条件地奉献出来，但这儿可不行。」她说道：「要是我能完成这幅绣象，它会帮我活着离开这儿。要是我做不完，那就意味我会死在这儿。」事实上她没有完成，诺维科娃说：
「因为她很快就病倒了，据说是肝病，一连几天躺着不动。然后是痢疾，不再进食，希望靠绝食来解救她的毛病。她变得更虚弱无力。」
在遥远的巴黎市场，她能够取得无数的便宜货去养活别人。在这儿，恰恰相反，当她想要一把木梳来除去头发里的虱子，就必需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即使她是如此虚弱地偶而用一下宝贵的木梳，总还能保持她的幽默感。甚至看着自己骨瘦如柴的身子也觉得有趣。她有时笑着说：「瞧!我们的腿这几天变得多么滑稽，又瘦又细又长，活像小男孩的腿，只有膝头突出来。」不管一切有多糟，她跟人说话照旧带着笑容，她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显而易见。有一次诺维科娃问她：「你怎么想，修女，我们最后会走出这个地方吗?」她答道：「当我们无法走出时，只好让人抬出去了，我深信我们总还会活着，我对此毫不怀疑。」
事实上，青年营中居然活着度过整整五个星期，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第五个礼拜后，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青年营一批囚犯被送回到原来的本营。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三月三日，似乎是两批犯人的转移：一批犯人从本营转到青年营，另一批犯人则从本营不祥地押送到毛特豪森集中营（三月二日)。果真如此，先前在青年营的一些犯人相信他们已经脱离了死亡：「真不能相信我们中居然有人回得来。」其中有个人对塞维西维娅如此说道：「我从未想到回到本营时竟然会高兴到流泪。」玛利亚修女她们一起回来，被安顿在第廿七号单元。
韦伯尹哪在第二天找到了她：
我看到她那形锁骨立的外表的遽变时，简直吓呆了。她整个人的人就像皮包骨头，眼睛正在化脓，身上冒着患有痢疾的人们持有的味道。她第一次对我如此客气温存，显然她也需要别人的温情和怜悯。
当然，这不只是由韦伯来支持她的肉体了：「我们不要再分离了。」玛利亚修女说道：「我要活不去：你是花岗岩做成的，你会拖着我一路走到底。」韦伯伊娜并未对这样的想法提出质疑。但是，「扪心自问，我这块「花冈岩』究竟能成就什么呢?」
三月份是加紧点名和筛选的一个月，据集中营副统领施瓦茨休勃)说，二月底苏伦（集中营统领)告诉我们说，他已接到希姆莱下达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所有患病不能行走的妇女应全部处决。苏伦早已预期这样的命令已经在此地执行，但命令的发布，再加上战局的恶化，加速了他原先的步骤。
列队点名就叫玛利亚修女难以忍受。不过她却有幸博得营中的督导之一的同情。这个女人名叫克里斯蒂娜，据诺维科娃说：「她的卑劣的本性似乎集中了地狱里的全部恶势力。」但她情有独锺，有意包庇她所偏爱的几个犯人，玛利亚修女就成为她包庇对象之一。在克里斯蒂娜特别的关照不，玛利亚修女可以在最后一分钟站起身子应付点名。
此外玛利亚修女还可以呆在韦伯伊娜的背后跟她背靠背地站立。
点名现在增加了新的一层意义，点名愈来愈多对玛利亚修女明显不利。杜福丹尼丝瞄述了点名的程序：
我们整队，一排五个人，一声令下，产、就得有一排人出列。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便也得光着腿遂着紧张快速的步子开始行走。我们得向前走上五十码，让那「挑选者」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们的腿。他会不时举手叫停。
要不然他会挥鞭裁决：向左转的犯人立刻处死，向右转的犯人暂缓死刑。那些死囚的编号随即被摘不取走。然后便有车收容那些死囚，将他们运到青年营或直接送煤气室。
第廿七号单元的囚犯不再外出劳动。相反，她们被禁止离开本营。她们现在只是在等待下一次点名，下一次筛选，下一次突袭。在一个层次上，可以说：「我们唯一可做的，只剩下开饭后寻虱子，开饭前梦想额外的羹汤这两样事情。」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生活在一种神经格外紧张的状态，神经高度的紧张，再加上饥饿的作用，使人失去了理智。玛利亚修女仍然以默然不语的泰然自若。但在关键的时刻成功地躲过党卫队的耳目。」这样的紧急时刻，在那一个月就出现过好几次。
三月廿三日和廿九日本营曾发生突击性搜查，各有三辆卡车满载遇难者送往青年营。玛利亚修女得到克里斯蒂娜的庇护，躲在天花板和屋顶之间，所谓「五层楼」，两次都幸免于难。也有几次躲在铺位下而免遭毒手：「但一九四五年基督受难曰，东正教复活节那天，我们便再也无计可施了。」
究竟是玛利亚修女本人被选中的，还是她主动挺身而出，以替代一位被选中的难友的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同时，她殉道的可能性不应该只考虑最后时刻的因素。在她的思想中，殉道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殉道也许真的是一个终极过程，她那「奉献自我来平息世人的忧患」的承诺，是她决意殉道的主要部分，她的死也是自然的结果。
当年基督受难日的星期五，向前挺进的苏军重炮的轰鸣此间已经依稀可辨。一辆国际红十字会的白色福将牌轿车停在集中营大门口，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前来谈判三百名法国囚犯的释放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接待，拉文斯勃鲁克的统领推说「很忙」，而他也的确很忙，因为他已经下令下午进行一次筛选，集中营所有犯人务必整队待命。
主要的筛选者就是拖瓦茨休勃。
如今已不再会对那些中选的人抱有幻想了，施瓦茨休勃知道这一点。他简直是喜气洋洋，满面春风，当那一排五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客气地倾向我们，用德语说道：「尽管放心向前走」，然后用一种阴险淫邪的目光接着又说：「你们在心惊肉跳，是不是?」
那些被遣往左边的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他们共有几百人。有些人硬是赖着不走，还有九个人迅速溜走，很快的就被逮了回来。万般无奈的遇难者还想要带着面包上卡车，一上车面包便马上从他们手中被夺走：面包还可另派用途。
玛利亚修女没有被选。但她目睹难友们的恐慌，试图安慰难友，叫她们放心，因为到青年营未必就是送死。尽管她自己曾活着逃过了那地方的鬼门关，现在她的话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更难让那些倒霉的难友们鼓起勇气来。
玛利亚修女必定知道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回到青年营，即使不进煤气室也活不了。尽管如此，似乎为了表示：「我可不相信什么煤气室。」，她主动踏进了那些被选中的难友们的行列，去替代其中的一个人。当时有二位目击者这样写道：「玛利亚修女就是这样自愿地献身殉道，为帮助她的难友们走向死亡。」
佩里雅各布那次整队不在玛利亚修女身旁，她觉得自己的腿也出了毛病，因而想自己也有可能被选中。
玛利亚修女很可能去替代一个害怕得狂呼乱叫的难友。这种惨状必定会叫她觉得应该慷慨地自我捐躯取而代之。不论如何，玛利亚修女总归是自愿地投入到那一场大屠杀申，藉以有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接受那主的十字架。从她身上散发出天主的和平，并把天主的信息传给我们。
大蓬车满载囚犯一辆接一辆地驶向青年营。许多人在当天就被押送煤气室毒死。玛利亚修女倒是活着度过了最后一夜。不过她再也没有力量支持不去。她的眼镜被强行取走，使她寸步难行，她便如此地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投入煤气室。那正是复活节的前夕。
复活节那个礼拜天，法国犯人得到通知，务必于次日早晨集合在营地中心广场。青年营的犯人也得到场。红十字会开始起作用。三百名犯人终于获得释放。
集中营行政当局企图利用犯人的骨灰肥沃土地，他们将受难者的骨灰沿着斜坡朝附近的一个湖泊一路洒去，其中也包括玛利亚修女的骨灰：「主呀!这不是我。」她生前早就这样写道：「这是一把埋藏所有激情意欲的灰烬。」纳粹当局哪里晓得，像她那样的生命，是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来滋养这个世界。纳粹党徒却错误地将死亡的残忍性与死亡的终极性混为一谈。
但玛利亚修女相信「死亡已经失去了压倒一切的剧痛」。几年后，她的一个朋友，拉符斯基乔治，在一个简洁生动的梦境中想起了这一诗句。他在梦中看到玛利亚修女迈着稳健的步伐穿过一片玉米田。他惊奇地说道：「玛利亚修女，你不是值得死了冯?」
她越过眼镜的顶端看着我，目光祥和而带着政一儿俏皮，一面说道：
「随便他们怎么说好了，反正你瞧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