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次大战在一九四0年五、六月份的灾难性岁月将把希特勒的兵团引向法国的时候，她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相反，她告诉莫索尔斯基：「我一点儿不怕苦难，而且我就是喜爱死亡。」
当生命还未走向完全的时候，就不会在此地算总帐，但一定会在他处算计。在借方的一栏里只列有二个项目：一个人的生，或者毋宁说，一个人的死；而在贷方一栏里却只写着二个大字：「永恒」。
甘娜死的时候，她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有类似的想法：
不!死亡!这不是我愈来愈爱的你。
只有那永恒的生命，才会在此岸生活出最富有生命。
生活无非是一个死亡的过程。
「如果德国人占领巴黎，我会跟我那些老修女们一起留不来。」她在一九四0年五月二十一日说道：「是时已经发布阿拉斯和亚眠沦陷的消息，我还能把他们给遣送到哪儿去呢?」有几个朋友劝她离开巴黎：「为什么要走呢?我在此地究竟会受到什么威胁呢?再说，即便事情糟糕透顶，德国人总也不过把我关到集中营里去。百姓们甚至还要在一些集中营里活不去。」如果某种迁移值得考虑的话，那便只有俄罗斯还能引起她的兴趣：「与其饿死巴黎，我宁可暴死俄国。」她直到死始终怀有返回祖国的念头：「战争结束后，我要去俄国。」她在拉文斯勃鲁克集中营里对一个难友说道：「那儿是有需要我去从事的初期基督徒教会的工作的：去透过服务宣扬主的名字，去献出一个人的终生结合于故国家园的教会。」
早在战前，她就意识到将有大祸临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已提到纳粹的威胁：
现实的基督教会，决不能忽视教会正处在新的且愈来愈危险之中。然而不论这种危险有多么大，不论那新的异教主义用什么灾祸、事变、战争和迫害来恐吓我们，我们至少可以从适一切变故中汲取某种教训：所有状况说明了，人人都须作出自己的抉择，敌人的逼近毫不含糊毫不虚假。
在对达明斯基寓所议论的团体中，她反复强调，她已能预见有前所未见的大祸即将来临，并且强调说：「文化已经停顿，我们正在进入末世时代。难道你们不曾感到末日已经临近，而且已经『近在咫尺』了吗?」她以默示录的精神作出结论：「我们的目标是加速末日的到来。」她对创造的终极目标显出其独特的关切，似乎是从当日的政治军事演变得到了新的证实与依据。
话虽如此，德国开战的初步胜利，并没有使她对盟军事业的最后胜利感到失望。一九四0年九月二十日，德、英交战之际，她就要求莫索尔斯基记下她的预言：这些战事无非是春分、秋分时的暴风雨而已，英国得救了，德国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上同样地，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侵苏联的时候，她又说道：「我不为俄国担心，我知道俄国会赢，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无线电里听到苏联空军摧毁柏林的消息，战后便会在历史上出现一个『俄国时期』。俄国会从北冰洋扩展到印度洋，俄国会有伟大的将来，不过那可是一个何等样的血海啊!
即使是战争最黑暗的日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首用依撒意亚书的经文构思的诗歌，她写道：
没有星星的夜空，
远处有一条狗，一声吠叫。
守夜人便来警告，
小心窃盗的光顾，
「守夜人，到天夜还有很久吗?」
他在黑暗中说：
「如今还是黑夜!不过天快亮了，
晨光定会到来，切勿怀疑。]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有一个新的教士来到罗默接替吉普林神父，这位新院长名叫克莱德米神父。如海格谢盖在他到来的那一个写给碧苏菲的信上所说：「他是我心爱的、属灵的儿子和从前的学生。」神父于一九三七年才被授予圣职，此后曾服务于俄国大学生基督运动的圣堂，一九三八年十月起曾在僻远的奥索勒费艾教区工作。他要比玛利亚修女年轻十二岁，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自甘淡泊的人，完全不同于玛利亚的气质。不过，要是不去计较年龄、气质或者经历，那就不能想象还有谁更适当出任罗默修道院长。他埋头苦干、默默地献身于贫穷困苦的人们，使「东正教行动」这团体进入了创始以来的一个新阶段。而玛利亚修女也从他那儿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支持，而感到无比地宽慰。
一九四0年的复活节，德军占领前的最后一次复活节，在罗默庆祝得特别热烈。尽管战时的限制，那里仍众有数目相当大的人群，午夜时分环绕该建筑物作庄严的复活节游行。象征着「安息日来临的第一次行列，在七天的第一个主日，黎明的时候一到，三位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基督的墓前。为了容纳更多的人，弥撒的第一部分——早课——在修道院的餐厅举行，在那儿安设了一个小圣堂。那些留不来领守夜礼圣体的人，便穿过那黑暗的庭院来到圣堂。
莫索尔斯基注意到，有一段福音经文的诵读起来像是参与弥撒的人们马上要成为纳粹统治下欧洲的形势：「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在简陋的车库改建的的小圣堂，四壁摇摇欲坠之外，战争是一片黑暗，也就是凄风苦雨的一九四0年春天的一片黑暗。」恰恰相反，在那陋室之中，有着基督复活的欣喜，战胜死亡的胜利。许多蜡烛将节日的光辉投向那些苹果花、白丁香花、百合花和水仙花的花束。克莱德米神父穿着一套白丝绸做的祭袍（玛利亚修女特此为他缝制的)，屡屡使烛光摇曳闪烁，当他向着手捧蜡烛的人们胜利地欢呼：「基督复活了!」也引起传统的响应：「主真的复活了!」玛利亚修女站在祭坛旁边，手捧着的蜡烛光，自不而上地映出她那兴高采烈热泪盈眶的脸容。
到了战时的复活节，玛利亚修女曾经写道：
如今，就在此刻，我了解数以百计人们正在送死，我也了解数以千万计的亲友正等待他们归来。我了解母亲们正等候着邮差，他们战战兢兢地捧着一封哪怕只迟到一天的书信。我了解妻子们和孩子们，哪怕是呆在他们宁静的家里，也会有惨遭战争之殃的感觉。
最后我了解，凭我全部的信仰和上天赋予人类的全部的精神力量所领悟，就在此刻，上主正在走访祂所创造的世界。而世人可以接受祂的巡视，世人可以敞开胸怀，那么短暂堕落的生命将会即刻同化于永恒的深处，那么人类的十字架将会呈现人性和神性的特性：在临死的悲哀中，我们将会看到穿着白袍的天使向我们宣告：「死了的祂已不在坟墓里。」那未人类将会进入耶稣复活的欢乐。
或者换一种说法：事情也许不会变得比从前更坏，只会跟从前一样。人类将再一次，而非第一次地走向堕落，不去接受或发现任何走向改变形象的道路。没有生气的人类，也许会继绩因些许的成就而欣喜，因些许的失败而失望。人类也许会槟弃其天赋。人类也许会认真地将棺材盖盖在自己头上。
为了使法国军队中服役的俄国侨民不致忽视走向改变形象的道路，她在〈致士兵们〉的一封信中对他们说：「留心那内心的自我，须知一个人的内心会比他外在的人，承受更大的危险。保重你自己永保你青年时代的纯洁，不要把战争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要把生活中的罪孽和残酷与生活本身混为一谈。」
巴黎的沦陷（六月十四曰)和法国的沦陷（六月廿一日)突出了她所说的危险。道德的败坏灾难性地加剧了饥饿和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不过沉溺于意识形态的指责未免是一种奢侈，玛利亚修女注意到：「今年冬天会有饥馑。我们必须去拯救那些可能会饿死的人们。」
夏末临近的时候，巴黎第五区政府当局宣布罗默的食堂为市政府所有，还在那所房于正面挂起了一块赫赫然的招牌——市政府第九食堂。在房子和圣堂之间的庭院里，玛利亚修女设立了一个货摊销售主食，材料都是玛利亚从酒家区找到的便宜货，制成的食品也都以成本价钱出售。
罗默的日程跟战前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例行的主日庆典活动照常举行，最起码每逢周三、周六和主日都有圣体礼仪。还得天天预备供应穷人的午餐，这就像从前一样地一早先到酒家区走一遭，那儿廉价买到的东西可以用来充实清汤和炖菜，中午在贝格莱大街的市府大楼分发穷人。午后则专门用来填报表和算帐，那是毕亚诺夫的事。玛利亚修女则利用下午的时间去探望病人或者亲自接待来访的客人。晚间依然充满了各种讲座或者各种漫谈，往往还有深夜的出访与来访，常把一天的活动延续到深夜。
战前的生活方式照旧，但所处的背景已经与昔日不同!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弄到的食物比从前少，而需求的人们则比从前多。给玛利亚修女带来的个人问题也因占领状况而产生不可避免地恶化。因为「这个大都会已将整个大地变成一所监狱。」她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这样写道：「遍地尽是钢器、铁器、铜器的枯燥铿锵声，命令统辖着一切的一切。」
德军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对俄国入侵，对占领区里的俄国人带来了新的限制。光在巴黎便有将近一千名俄侨被捕。被捕的人中有玛利亚修女的亲密朋友，如封达明斯基和毕亚诺夫。这些人都被解送冈比耶尔的一个集中营，那地方位于巴黎东北，与巴黎相距一百公里。「东正教行动」的其它成员不久也尝了那儿的铁窗滋味。
六月廿二日被逮捕的人中，克里瓦欣。被关了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了出来，回到巴黎不仅想要援助冈比耶尔的囚徒，而且还要资助依赖他们为生的家眷子女。他向史托谢盖求救，史托先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已有多年忙于募集救济金发放给穷困的俄侨，也是他劝告克里瓦欣与玛利亚修女接洽。于是便在罗默秘密设立了一个委员会，除了史托谢盖、克里瓦欣和玛利亚修女以外，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克莱德米修士、葛里奇娜和曼特索菲亚。委员会也组织了食品袋的准备和分发工作，法国红十字会拨给一辆卡车，让他们每周使用一次，把救济食品运送到冈比耶尔。委员会还为囚徒的家属筹集和分发救济金。史托谢盖后来还把这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在纳粹压迫下的其它受害者。
在这同时，冈比耶尔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从一九四一年八月起，集中营的囚徒被任意选作人质。有好多人随即就被处决。在这样的情况不，封达明斯基终于决心受洗。
封达明斯基（一八八。——一九四二)是犹太人，虽然说他的信念已经远离他富有的父母所信奉的正教犹太教义。
封达明斯基的慷慨大方是永不消逝的，自我克制的精神以及对被剥夺的穷困者之天真，纯然认真的关心，使他自然而然地在「东正教行动」这一团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很难说谁对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究竟是玛利亚修女对他呢?还是他对玛利亚修女呢?一毕亚诺夫评论说：「不过有一件事绝对可以肯定的，他俩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语言、对基督之爱的共同理想。那时，他还是一个未曾受洗的犹太人，而却能在教会里感受到我们这些传统的正教徒听不到的声音。」他按时前往盖勒列夫修上的法语教区望弥撒,这便可以肯定地说明他的承诺。但是，当人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仍然不领洗的时候，他会把这归之于自己的不配领洗，还会偶或提到他之迟迟不受洗的另一个理由，是出于对妻于的忠诚。他的妻子已死于一九三五年，但生前不曾放弃所属的犹太教社团的依附，虽则他已信奉基督教，而早有意在这方面与她保持一致。这样一种考虑也许涉及更广泛的方面：「虽然他并不特别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却不肯与犹太人断绝往来，尤其是他那些犹太亲友的社交圈子，对于他们来说，宗教和种族的枢纽是不可分的。」但先前不论有什么原因让他迟迟不去入教，现在总已到了必须不顾一切的时候了。
冈比耶尔集中营有其临时凑合的东正教圣堂，那是一个囚徒申白康神父在一间集中营房里草创的。一九四一年九月廿日，东正教一个重要节庆圣母诞生的前夕，在那里举行了守夜祈祷。接着便是封达明斯基的受洗和领圣振的礼仪。按封达明斯基本人的要求，这个仪式不曾公开。一个犹太人不可能指望因为受洗而受到纳粹当局的优待。尽管如此，事情也还是传开了。那圣堂第二天突然给捣毁了，而新受洗的封达明斯基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便不得不改在申白康神父的监房举行。毕亚诺夫是神父，他回忆说，封达明斯基「脸上洋溢着宁静的喜悦」。「我真的感到很舒坦」，
封达明斯基那时候给他姐妹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很久以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平静、愉快，甚至快乐。」他在给一位巴黎朋友的信中强调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无论是生还是死：「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地领会主恩的真谛，以致于没有必要以语言来表达这种真切的感受。」
封达明斯基不久就因胃溃疡而住进地方市立医院，这使玛利亚修女可以去医院探望他。他们有一个计谋，打算让他通过自由区飞往美国.这件事已经征得医院同仁的默许，但封达明斯基却予以拒绝，他宁愿毫不引人注目地与他的「骨肉弟兄」共生死同命运。正如费道托夫所记述的：「在他最后的曰子里，宁愿与基督徒共存，与犹太人同死。」
此后，他始终没有改变初哀。一九四二年八月，从德朗西被放逐到东部的前夕，他拒绝又一次为他设计的逃亡计划。前后两次逃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全是玛利亚修女。令人感动的是，在他写给玛利亚修女的最后一封信中，最令他担心的是，希望他的决定不致为朋友们带来痛苦，他写道：「请朋友们不要为我担忧。请告诉他们我一切良好，我开心极了。我从未想到会在上主内得到那么多的欢乐。」「圣者就是用这样的生面做成的。」玛利亚修女这样地说：「封达明斯基的信使她热泪盈眶。」
事情原来是这样安排的：那天晚上他本该从德朗西被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巴黎伐德盖军医院。结果，他却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一个自愿的牺牲品死在那里。
留在巴黎的俄国人必须到一个侨民「领袖」那儿登记。此人名叫杰烈可夫，是一个新来自德国的年轻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法国俄侨事务管理处处长
这一机构表面上只不过是给俄侨签发毫无害处的身分证。但是(早在宣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法令之前)便已提前将俄国犹太人的身分证分开来另外登记，这自然决不是纯属技术性的区分。去接受一种类型的身分证意味着另一种身分证的分发。玛利亚修女和克莱德米神父对杰烈可夫的要求不屑一顾。不过他们要是置之不理，就得冒着德国安全警察追捕的风险。杰烈可夫威胁说，侨民「凡不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者，将被视为苏联公民」，换句话说，也就是敌国异己分子，法国警察则对此类规定不作任何反应。
玛利亚修女没有时间应付杰烈可夫的常羽，也没有时间应付他们的主子。她相信希特勒德国是「败坏全欧洲所有泉水和井水」的污染物。在这统治种族的头上，她于一九四一年写道：「站着一个疯子，一个偏执狂这个人应当给送进疯人院，给穿上一束衣，关在软木墙壁的房间里，使他那野兽般的嚎叫，不能随意打扰整个世界。」为一点小事就可能招惹盖世太保的时代，可不容易，也真的太不明智去地写出这样的话来。
不过玛利亚修女根本无意去顺应占领当局，当德国军官来到罗默张贴海报敦促法国人去德国工厂义务工作时，毕亚诺夫（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从冈比耶尔集中营获释)居然想劝阻他们。玛利亚修女则干脆把那些海报从墙上撕不来。当地得知法郎索瓦——杰拉大街招待所中的有些房客勾结了德国人的时候，她宁可叫「东正教行动」把房子出让给他们。尽管这个东正教团体已经为房产付了租金，其委员会干脆拒绝续租。
她的直率反映了她的诚实，也显示出她的不够审慎的危险，丝毫不犹豫地对新政权代表们的基本意识提出挑战。她多次接待一个自称彼得斯的德国牧师来访。对方声称关心她的社会救济工作，与她详尽地讨论「东正教行动」的理想。此人终于被认出是纳粹党羽的日耳曼基督教会，致力于清除福音书中所有的非雅利安痕迹。
「你怎么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纳粹党员呢?」玛利亚修女如此问:他自称来自德占领区，却属于抵抗阵营的来访者。「我对他们有些怀疑。」毕亚诺夫如此强调：「莫索尔斯基也同意这一点。」玛利亚修女则不喜欢她的同事们的过于谨慎。用毕亚诺夫的话说：「她变得愈来愈忧郁，有一次我们在闹集格朗板起面孔争吵了整整一夜。」
她又一次感到自己被误解被抛弃，有如过去的岁月，于是她用诗歌来考验自己。也承认此种态度令也许使别人感到厌烦。难道她的所作所为全是任性妄为吗?她的处境难道不是天主的意愿吗?一九四二年三月写的一首诗如此表示：这么多年的工作必定会使她「堕入孤寂，堕入黑暗」。
然而次年夏天发生的事，却驱散了她的阴郁，结束了她的孤独感。到了秋天，一个新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已经变得：「喜气洋洋像是发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让她走向英雄的路径。」
所发生的无非是悲剧性的事件?杰烈可夫的通令已预示这种内涵。因为他们正在周密地布置一次反对犹太人的重大运劲。
在欧洲德国占区，例如波兰或苏联这些地方，纳粹当局本已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所谓的：「犹太问题最后解决」的暴行。但是，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纳粹还不想激起民怨。数千名德籍犹太人于一九四0年十月被解往维希法国，另有数千犹太难民于一九四0年十一月从法国德国占区被押回德国，这些事件都不希望在法国的犹太居民引起过分的恐慌。尽管如此，纳粹当局也正在针对后者逐步采取种种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不断增加对他们的限制。
最起码，纳粹当局规定犹太人必须履行登记手续。这便需有一个定义，来限定「犹太人」这个名词。第一道有关的法语法令，沿用一九三五年的纽伦堡法律，于一九四0年九月廿七日发布，其中特别说明：
那些现在属于或曾经属于犹太教，或者其祖父母一辈中有超过二个人为犹太人者，应确认为犹太人。
其实现在属于或者曾经属于犹太教的祖父母辈中人均应视为犹太人。
换句话说，宗教关系须与「种族血统」相提并论。这一定义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经过修正，但宗教问题仍在新的条文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条文的结论是：
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不，所有现在属于或者曾经属于犹太宗教社团的人均应视为犹太人。
在东部地区则根本没有发生疑问的余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希姆莱颇为生气地书面训示他的一个下属：
我非得要你立刻明白，根本无所谓正式发表的「犹太人」定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蠢话，只会困住我们的双手。东部占领区必须清除犹太人。元首把此困难的任务放在我的肩上。谁也不能叫我轻忽职守，我也不能允许任何人讨论我的说法。
但在法国，所立的法律条文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可以讨论。何况这些条文还留下不少的漏洞，可以让许多公民提出无可非议的要求，而被错划为犹太人。倘能为他们伪造一纸基督教徒受洗证书，以及类似的文书，则便可以充当有力的证据去支持他们的说法。
因而形成了对于此类证书的社会需求，以保护持有者免除贬抑、隔离和被放逐的厄运。犹太血统的基督徒极愿拥有他们所需要的文书。人们还不断要求罗默的克莱德米神父对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发给证书。
沉默寡言的克莱德米神父决定与其让求助于他的人冒牺牲性命的危险。不如让自己的生命冒着牺牲的危险。因而做出决定，最为恰当的证件，应能配合教区档案的核查，只要提出证明对象具有罗默教会成员的身分便可。他相信基督本人面对同样境况也会这样地作伪证的。玛利亚修女立即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决定。克莱德米神父的卡片索引于是迅速地容纳了大约八十名「教区新成员」的名单。
当主教管区行政当局的人真的想要调查他的行动时，德米神父断然回绝。当有人对他相应地签发证书的动机表示怀疑的时候，德米神父为有关档案的机密性争论道：
有关您要求我提交自一九四0年以来新近受洗的教徒名单，兹不揣冒昧覆述如下：所有那些无论是否因外界环境而在我手下受洗的人们，均因同样缘故成为我的属灵儿女，随即受到我一视同仁的照应。您的要求只可能为外界压力所迫，出于公共秩序强加于您的考虑。有鉴于此，我不得不拒绝提供您要求的信息。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艾希曼的柏林办公室采取一项决定：戴维的黄星（纳粹的行话称之为「犹太星」)，在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早已规定为当地犹太人的识别标记，如今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余德占区所有的犹太人都非得佩带不可。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拖延，终于在法国德占区发布了强制执行的政令，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起实施。这一政令规定每一超过六岁的犹太人必须佩带黄星，每个犹太人被发给一式三份的黄星。使佩带者感到更加难堪的是，他还必须交出一张布匹配给票去交换那三颗黄星。
无论是犹太人或他们的同胞都没有意识到这黄星政令的阴险含义和潜在威胁。在巴黎以及法国全国都掀起子一股抗议示威的浪潮。非犹太人也去佩带黄星或者故意佩带滑稽的黄星模拟物。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全都引以为荣地佩带黄星，这种事情弄得纳粹当局感到大为墙火。
玛利亚修女在黄星政令颁布的当天，就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她特地写了一首诗，与她写的大部分诗歌不同，这是一首公开的诗，或者注定要变成一首公开的诗歌。这首诗在巴黎流传（尤其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受到欢迎)，又一次使她那独立的立场惹人注意。
二个三角形是大街王的星，
这祖先的纹章并非耻辱，
它表示一条崇高的道路，
它象征着一个特选的民族。
最后那第五段诗与第一段的诗句首尾呼应，并且进一步地有所发挥：
愿你被打上这一记号，
被政令打上达味王的记号，
以你被动的答复显示
你精神上的自由。
她把对于犹太人的迫害看作对整个基督教的迫害。教宗碧岳十一世所强调的，「反塞姆族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就属灵而言，我们大家都是塞族人。」「根本无所谓基督徒问题」，玛利亚修女对莫索尔斯基说道：「难道你还没有认识到斗争的锋芒正在指向基督教的信仰吗?我们若是真正的基督徒，大家都得佩带黄星。忏悔者的时代已经来临，大多数人会堕入撒旦的诱惑，然而救世主说道：『别怕，你们这少数的一群。』在这场战斗中，『被迫害的教会』，把它从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中分离出来，使它看到了被征服的姊妹。旧约时代的教会也曾受到同样的迫害。在旧约教会与如今被迫害的教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神秘的连带关系。
事情很快变得很明显，所谓的黄星政令其实不过是一场序幕。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和十五日又发布了进一步的通令，宣布一切的公共场所禁止黄星佩带者的出入，而听有的商店则每天只对他们开放一个小时，起初是限于不午三点到四点。许多犹太人离家外出时，不再佩带黄星或者干脆什么时候都不戴。玛利亚修女如此表示。「反正你戴不戴黄星似乎一样危险」，
那些尽责佩带黄星的人们，所面临的危险在七月十五、十六日的夜间变得格外危险，因为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逮捕就发生在那夜。占领当局因故推迟这是早已预谋的行动，使得不少有可能遭到毒手的人们预先得到警告。即便如此，仍有大约一二、八八四的犹太人遭到逮捕，其中的六、九00人（包括四、0五一名儿童)被囚禁在距罗默仅一公里格纳奈尔大道的伊弗体育场。随后五天恶梦般的日子里，被收容在那儿的人们只能从唯一的水龙头里得到一点儿水：只有十个厕所给他们共享。许多父母发现简直无法照顾他们的儿女。五天后儿童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些孩子被带到德郎西集中营，再从那儿转送奥斯威辛。诚如拉林格杰拉德所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惨剧中伊弗体育场四、0五一名儿童的情节是一个高潮。」希姆莱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的密令，从此开始付诸实施，根据这一密令，所有法国犹太人均应尽速驱逐出境。
幸亏她那修女的会衣，玛利亚修女得以出入伊弗体育场。她在一片混乱中工作了三天。尽可能的抚慰孩子、安慰长者。同时将食物分成少得可怜的配额分发众人。据说，她居然能招募到几名清洁工人（负责清除体育场的垃圾)，甚至将四个婴孩放在垃圾箱里偷运出去。然而这几天也令她与所有的囚徒一样，感受到集中营的恶劣条件，她只能无比痛苦地注意到，一个姆塞族人在这样的困境会变得多么的卑微无助。
七日十五、十六日夜间太逮捕的日子里，犹太人开始了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藏身之处和逃亡路组线的浪潮。这使罗默担当起一个新的角色。「罗默已经拥挤不堪」，莫素尔斯基写道：一些人挤在侧厅和货棚里，一些人睡在饭厅的地板上。有一家人藏在克莱德米神父的房间里，另有一家人则躲在尤拉的房间，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我们手头已经发生尖锐的收容危机」，玛利亚修女表示道：「德国人居然还没有来扫荡我们，岂非怪事。」「德国人要是来这儿搜捕犹太人」，有一次她又说道：「我就给他们看看那圣母的圣像。」圣母当然不错」，庇弟亚夫评说：「不过活着的犹太人可真成
罗默和闹集成为整个法国难民和逃亡路线的复杂体系中的二个联络中心。即使玛利亚修女最亲密的同事，像毕亚诺夫，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客人确切去处（也有好多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用克里瓦欧的话来说：「如今已经不只是物质给予的问题了，当务之急是发给犹太人伪造的文件，好帮助他们逃往南方尚未占领的地区，或是为他们在偏僻的地区觅得一场避难所。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是，要设法安排照应那些被遗弃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是出其不意地在大街上或是突然袭击中被抓走的。」事实上，不仅是犹太人，不仅是俄国侨民在罗默找到栖身之处，那里还有：「我们取得联系的第一批一位苏联逃亡战俘，他在厨房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安全移交法国抗德游击队」，而且他还不是最后一名出现在罗默的苏联逃亡战俘。
上述厨房的供应则也曾得到抗德人员的帮助。罗默的一名老房客给玛利亚修女联络上了乌格里摩夫及杜当小姐。乌格里摩夫的公开身分是一个面粉厂的工人：「因为我有办法为玛利亚修女弄到面包配给卡，给她供应面粉、燕麦和其它产口叩，并且不时使用面粉厂的卡车。」谁都知道这些物品是专门供给从纳粹魔爪中逃出来的人们，因而不消说是有点冒险的事情。
像罗默或闹集这样的连络中心，及其与抵抗力量保持联系的方式有其典型性。「有鉴于抵抗活动本身的性质，是透过人数很少的无名小团体，从事默默无闻的任务，他们集会、匆忙疏散、不断的运动与由各大连络点及链状联络网的连系。因此常突然冒出谁也不知的陌生面孔，随即又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默和闹集这二个联络点便在这样的处境不存在到一九四三年二月。
二月八日是周一，早上，毕亚诺夫在闹集，玛利亚修女则离开市区前往雷弗扬看望她前夫的战时家居。罗默的食堂照例挤满了等候开午饭的顾客。史葛尤经过那儿时，突然被两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安全警官抓住搜集。他们在他的口袋里搜出了一个犹太女人（加伏隆斯卡娅)写的一封信，尤拉一向与她相识，经常给她带去勉励和忠告。这犹太女人的信是写给克莱德米神父的，信中没有及时地要求一张受洗证书。信是用俄文写的。侦缉队的便衣领导汉斯·霍夫斯是一个波罗的海裔的德国人，俄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受命驻在罗默也正因为这缘故。此时他正需要这样的信件，于是尤拉便被带到「东正教行动」的办公室。
尤拉的外祖母一听到外孙被捕的信息便立即赶到那儿，但霍夫曼对他很不客气。「滚出去!」他朝她吼叫：「你们的神父在哪儿?立刻将他叫来。」克莱德米神父到场后，霍夫曼宣称要将尤拉拙押为人质，只要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出现，就会马上释放他的。
「当尤拉被带走的时候」，碧苏菲随后写道：「他们允许我接近他，我们拥抱，我祝福他，从没想到他这一去竞成永诀。我们人人都宠着他，他是那么地温存、含蓄、谦逊、乐意对任何人提供他的帮助。」
史葛尤拉的童年是在没有安逸，没有家庭生活的动乱环境中度过的。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父亲则根本不懂得如何疼爱子女。尽管如此，他在少年时代倒能养成一种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于宗教健康的虔诚使得他愈来愈珍视母亲的工作，她也帮忙付出了不少。他怀着热情在索邦学习建筑和城市规划，与杰出的学者莫索尔斯基的友谊，培育了他的信心，扩大了他的眼界（莫索尔斯基曾把他那研究杜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论文献给他)。
但是，对霍夫曼来说，尤拉无非是一个有用的人质而已，他不令搜查房子，扣押了克莱德米神父和曼德索菲亚的身分证，带走了尤拉。德国安全警察一走，立刻有信使派出去将这一天的险恶事件报告玛利亚修女和毕亚诺夫。
尤拉的被捕不仅意味着丧失自由，数以百计的人质已经被枪杀，玛利亚修女闻讯后于第二天立刻赶往巴黎。她拒绝了史葛丹尼自愿代她前去的提议：「他只会被抓起来当做第二个人质。」德国人照旧会要她到场。所以，她宁自己设法营救尤拉。「必要的话，所有的事情都算在我的头上了。」他陪她上火车的时候，她这样说道：「不要顾念我，希望能放他出来，我很强壮，我什么都受得了，无论如何战争快结束了，头等大事得让他们释放小尤拉。」表面看来，她显得又平静又自信。
在这同时，毕亚诺夫正在闹集对自己人作临行的叮嘱。他也立刻前往巴黎。
克莱德米神父和曼特索菲亚的身分证也被扣押，作为要他们次日到盖世太保总部报到的担保品。克莱德米神父以前去过，那是当玛利亚修女一九四二年夏天一度被传唤到那里与霍夫曼无结果地对质时，他曾自愿陪同前往。但是任何一次前往苏珊大街的造访都非同小可，此次毫无疑问地比上次更加凶险。克莱德米神父九日那天一大早就起身去举行为自由人所做的最后一次弥撒。
在占领时期，克莱德米神父在罗默圣堂旁边用砖瓦砌成一个附加建筑物，作为其小小的圣堂。这圣堂侧堂题献给那殉道的莫斯科大主教圣菲利普（一五0七—一五六九)。题词的确切性如今表现出来：因圣菲利普胆敢批评他的统治者（伊万四世)的兽行，而惨遭杀害。从而「为他的羊群献出了他的生命」。克莱德米神父就在这地方举行了那天早上的弥撒圣祭。这两个嫌疑犯随即踏上漫长的旅途，前往法国内务部，如今成了纳粹安全警察的总部。
无论如何，安全警察这一次还没有表现出有意认真对付「东正教行动」的任何迹象，即便在前一天的搜查中，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分量的物证。他们找到了大量的新的圣经，但却忽视了英美资助的证据（来自英美的资金直到上年十一月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向罗默修道院)：使曼特索菲亚随后有机会销毁了这一项证据。他们也没有发现玛利亚修女一九四一年所写的〈对欧亚命运的反思〉，此类尖刻批评和嘲弄纳粹体制的文章。二月九日那一天的传讯中，曼特素菲亚面临下面这样幼稚的指控，她觉得不难回避：
你们有个组织。
但我们有个教会。
这不过是个掩护。
你们现在有权有势，想要怎样就怎样，
这么说来你认为我们不会永久得势吗?
那可得看天主的意愿。
经过进一步的审问后，安全警察释放了她，同时对她今后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这种警告此后又再三地重申，当安全警察发现她仍在罗默担负着总管的职务时，安全警察却没有对她采取行动。可能有一件事帮了她的忙：她早已守法地在杰列可夫办公室做了登记。德国人对于按官式程序照章办事的尊重，带来意想不到的实惠。尽管如此，当罗默的工作最终瓦解之时，女总管仍不得不撤离，跟伊芙修女前往莫集格朗栖身。
克莱德米神父被连续审问达四个小时。他根本无意为自己辩白。霍夫曼事后在罗默描述事情的经过：他如何愿意给他自由，只要他答应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要再去援救犹太人。殊不料克莱德米神父举起那佩在他胸前的十字架，指着上面的受难基督像反问道：「但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也是犹太人?」克莱德米神父立刻被回敬了一巴掌，重重地掴在脸上。「我们可没想抓你们的院长，是他自己讨进门的。」霍夫曼这样宣说：「他硬是说，一旦得到自由他仍会一如既往行事。」
玛利亚修女抵达巴黎的那一天，她首先去看望朋友们，以便进一步弄清楚罗默事件的真相。她于二月十日回家。霍夫曼到场审讯她。因为尤拉并没有被释放。直至二月十六日晚问毕亚诺夫亲临苏珊大街盖世太保总部说情，尤拉还是没有被释放，毕亚诺夫自己反而遭到逮捕扣押。
有位德国国家安全内务部警官，在霍夫曼的陪同不，前来巡视维斯科夫斯基正在工作着的厨房。维斯科夫斯基假装毫不在意，德国人甚至没问他一句话。其实他们连这厨子也没有放过。几天以后，霍夫曼便又回到了这地方下令逮捕了他，还逮捕了卡萨契金，那天他不过前来克莱德米家串门而已。
霍夫曼的作为意味着他相当了解罗默的房客和来访客人。二月事件发生之前，有个女人来到罗默要求栖身。她刚从德国人的拘捕中获得释放，即按她自己所谓监狱的状况，可以听得出，她在那里受到了优待。后来又听说他与霍夫曼颇为亲近，碧苏菲曾警告玛利亚修女要当心：「这女人是个特务。」然而玛利亚修女照例以她特有的风格漫不经心地回答：「随便疑心别人是不对的。」
日后霍夫曼本人证实这样的疑心不无道理。在玛利亚修女被捕后，对碧苏菲扬言：「我们有代理人跟你们坐在一起吃饭。」「我们留不来的那些人试图猜出这个犹大可能会是谁。」碧苏菲平心而论：「的确有人可疑，但也可能冤枉好人，只有天主晓得。」
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设想罗默是那一个人的告发而遭到劫运。罗默名声太响，有太多的流言蜚语，使搜捕变得非常之可能。有关罗默的蜚短流长，有不少源于玛利亚修女喜欢以人们的表面价值接纳他们、信任他们。此类流传引起俄侨右翼圈子的恶意。
霍夫曼慢条斯理地审问玛利亚。然后要人给她搜身：「你教坏了你的女儿。」他朝那八旬老人碧苏菲吼叫：「她光知道帮犹太佬!」当毕亚诺夫后来如此被奚落的时候，他答道：「谁困难就帮助谁，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一个样，提供这样的帮助是任何基督徒的责任。」碧苏菲也以差不乡同样的话答道：
我的女儿，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她眼里，根本无所谓希腊人犹太人，只有困苦患难的人。你要是遭到什么祸患，她肯定也会帮助你的。
玛利亚修女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说道：「对!我想我一定会的。」此言令霍夫曼颇为尴尬。
但他却没有更多的理由再拖延时间了，安全警察的警车早已等在街上。用碧苏菲的话说：
我们拥抱，我祝福他。我们迄今为止一起过活，亲亲热热的，几乎不曾有过分离的日子。她跟我道别，而且说出了先前每逢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例如：她告诉我我儿子死亡、外孙女死亡的那种时刻。她总要说的一句话：「母亲，请多保重。」
霍夫曼次日回到罗默，口出狂言：「你永远别想再见到你的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