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ion”这字源自拉丁文动词patior，意思是“经受”，与“被动”这词有关。
耶稣的被动是继很多行动之后发生的。三年之后，祂走过一个又一个乡村，一个又一个城市，向人们传道，教导人们，回答他们的问题，医治病人，对抗伪善的人，安慰伤心的人，叫死人复活。无论祂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人崇敬祂、听从祂、向祂求助。在这些紧张、劳碌的日子，耶稣控制着局势。祂认为应该去哪里便去哪里，应该做什么便做什么。祂的门徒服从祂的领导，而且一直追随着祂。
在革责玛尼——橄榄园——所有这一切行动却都戛然而止。在那里，耶稣被祂其中一个门徒交付别人，使祂经受苦难。那就是祂被动之始。从那时开始，祂不能再做任何事；一切都是别人施于祂身上的。祂被捕、被囚、被带到黑落德和彼拉多面前被鞭打、被戴上荆棘冠冕、被逼背负十架、被脱去衣服、被钉十架、被凌辱至死。祂不能行动，只能接受别人的行动，这是完全的被动。
耶稣一生的大奥迹是祂完成使命的方式——不是藉着行动，而是藉着被动；不是藉着祂所作的事，而是藉着别人在祂身上作的事；不是藉着祂自己作的决定，而是藉着别人为祂作的决定。就是这样直至祂在十架上濒死时大声说：“完成了。”
亚当的一生也是被动的。他一生都在受苦，经历人们为他做的一切、与他做的一切、围绕他做的一切。他的痛苦源于他完全依赖别人的行动及决定。他自己只能够做很少事情，例如：在床上跳，将吸尘器从楼梯顶端推下去，拿起调羹或杯子等。他却不能决定去哪里、与谁一起或做什么。亚当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等候别人代他行动。
有几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但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控制他的癫痫发作？他每日都会发作，有时发作后他需要卧床休息。医生给他的抗癫痫药有助控制他的癫痫发作，却有副作用及其他害处。那药夺去他的精力，使他便秘、困倦，而且使他身体渐渐积聚毒素。为了将药物的分量调教得合适，他需要经常到医院。当他体内积聚了毒素时，便要进医院接受密切观察，让医生决定抗癫痫药的准确份量及效力。还有，那种药使他的心脏越来越衰弱，这是我们到了他快去世时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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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大知道亚当的肉体受到什么痛苦，有什么挣扎；更完全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及挣扎。或许，他其中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有什么烦恼。例如：当雷克斯和珍妮发现他的牙齿陷进了牙龈时，他们可以很快地处理这问题；但当助听器令他不舒服，或当别人给他吃过量药物时，他们却不易发觉。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番猜测，才能找出他为何感到不适，虽然那不适是显而易见的。
亚当的身体状况虽然时有起伏，但大致来说，一直都很差。他的呼吸一向都是吃力、沉重、不规则的。即使呼吸那么简单的事也令他很辛苦，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每当他患伤风或感冒，他都要休养很久才能恢复。
一九九四年秋天，亚当病得很重。没有人知道他哪里出了问题，但还是急忙把他送到烈治文山的约克中央医院去。稍后，当我到达医院时，雷克斯和珍妮已在那里，“新屋”的主管祂安·帕维莱尼丝(AnnPavilonis)正在与医护人员谈话。安回来时告诉我们：“亚当患了双侧肺炎，医生也不知道能否医好他。”我们围在他床边，他身上接驳了几部仪器，好像昏迷了。
安说：“医生正在问雷克斯和珍妮，如果亚当的情况转为危殆时，他们是否同意给他人工器帮助他呼吸。”稍后我们一起商量这事，雷克斯和珍妮明确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让亚当活下去，也希望尽量让他少受点苦。”他们只想在必要时才暂时给亚当用人工呼吸器，他们不能想像亚当余生都要靠这呼吸器维持生命。珍妮说：“他受的苦已够多了。”
亚当仍未准备死。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好转了许多，一个星期后，他已出院回家了。
经过这事，我才知道亚当的身体是多么虚弱的。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会失去他。他只有三十三岁，虽然他需要很多医疗上的照顾，但他看来仍可以活很久。不过，经过这次双侧肺炎后，亚当变得很虚弱，再也不能完全康复过来。我们知道，他曾非常接近死亡，我们应该开始接受，他的寿命可能会很短。除了“新屋”的护士安以外，我们都不愿意相信，有时候我们甚至忘记这可能。亚当是家的中心，他的身体一直都那么虚弱，使安很担心。医生告诉她，他们没法使亚当强壮些，但他们没有怎样谈及他的心脏。大家继续生活下去，但有很多个月，亚当都不能参加日间的活动，大部分时间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坐在“新屋”的灵魂——饭厅的座椅上。在亚当进入他受苦的最后阶段时，雷克斯和珍妮这对一直都那么爱他、那么可靠的父母更经常到“新屋”探望他。
“新屋”的助理和协助亚当进行日常活动的助理都很好。虽然他们不容易编排轮值表，让亚当每时每刻都有人陪伴，但他们从没有埋怨过因为要照顾亚当而失去部分“私人”时间。他们都花很长时间陪伴亚当，在他太虚弱、不能自己进食时，他们喂他吃饭，替他更衣，设法给他一些特别喜欢的食物。亚当一直都那么虚弱，有时候也令他们害怕，因为他们是直接负责照顾他的。他们都是年轻人，其中很多都没有照顾长期患病或濒死者的经验。他们问：“如果他发病，不能再起来，怎么办？如果他死时只有我在屋里，怎么办？如果我替他洗澡时他晕倒，怎么办？如果晚上发生什么事，怎么办？”这些问题虽然似乎关于他们多于关于亚当，但都是他们真切关心的。他们需要信心与亚当一起。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亚当的情况只有少许改善，但因为他没有即时的危险，我们也渐渐适应了这情况，有些人甚至对亚当的健康状况这样差也习以为常了。
珍妮、雷克斯、麦克尔和亚当一家人向来都一起过圣诞。多年以来，他们已建立了一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传统。每逢平安夜，他们都会布置圣诞树，喝热果汁，麦克尔会检查一下放在圣诞树下、包装得美仑美奂的礼物。圣诞节有两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礼物和晚餐。
那一年，亚当因为身体太虚弱，不能回家过圣诞。圣诞节那天，吃过晚饭后，麦克尔和父母来“新屋”探望亚当。翌日，他们一起在“新屋”过了一天。那天，亚当和他家人都感到很难受，因为亚当显然很辛苦，他的呼吸很沉重，人也很疲倦；也因为没有亚当在家里，圣诞也不如以前。
一年后，一九九五年的圣诞，亚当刚从医院回到“新屋”。在此之前，他的肺炎再次发作。出院后，他因为身体太虚弱，再次不能回家过圣诞。珍妮和雷克斯决定来“新屋”与麦克尔和亚当共度圣诞。除了火鸡之外，珍妮带了所有需要的东西。亚当的助理兼朋友约翰·大卫(JohnDavid)为阿内特一家预备了一块火鸡胸。“新屋”其他成员都暂时离开，让他们一家可以一起进餐；黎明之家其他的三十五位成员，就在隔壁的礼堂吃晚饭。珍妮记得，那年圣诞过得比前一年惬意。亚当的身体实在太虚弱，她打算让亚当坐在椅子上，由她喂亚当吃晚餐；不过雷克斯认为亚当会喜欢到饭桌与他们一起进餐。当晚餐预备好后，雷克斯带亚当到饭桌旁。他们一家一起享用那顿晚饭，亚当可以自己吃东西，而且像以前一样，很享受那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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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亚当所作的一切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要完全依赖别人过活。他却似乎很接受这情况，完全将自己交托给别人。在完全的软弱中，他散发出光辉和平安。现在回想起来，我发觉那时我们每个人都不想面对一个事实，他已接近自己苦难的尽头。
对我来说，亚当的被动是一个深刻的、先知式的见证。他的生命，特别是他的被动，有力地批评我们中间那些屈服于社会规范的人，而这个社会正受着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感官主义冲击。亚当需要完全依赖别人。因此，只有当我们围绕着他，在一个充满着爱的团体生活时，他才可以过完整的生活。他对我们的伟大教导是：“只有当你们以爱围绕着我，并彼此相爱时，我才能生存。否则，我的生命便会毫无意义，我也只会是一个负累。”亚当明确地挑战我们，要我们相信，我们必须透过怜悯而不是竞争，才能完成我们作为人的使命。这个挑战逼使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及这个重视行动的社会的基本假设。
实际上，我们生命的很大部分——要不是绝大部分——都是被动的。虽然我们都想按自己的意思行动、独立、自给自足，但很多时，我们都要依赖别人的决定而活。我们不单在年少无知或年老贫困时如此，就是在强壮独立时也是如此。我们的成功、财富、健康及关系中有很大部分，都受到我们很难——甚至不能——控制的事件或环境影响。我们总喜欢尽可能沉醉在行动的假象中，但事实上，被动才是决定我们人生的最终因素。我们需要别人——爱我们及关心我们的人——在我们受苦时承托我们，使我们最终能完成使命。对我来说，这就是亚当受苦的最后意义：激烈地呼唤我们接受自己生命的真实，保持平静、慷慨，在自己坚强时愿意付出爱，在自己软弱时愿意接受别人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