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开始〗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二；法国特鲁斯里）
今日是新生的开始！听来虽然戏剧化一点，不过总是禁不住内心的感受，今日是个重要的头一日。这个决定——离开哈佛神学院，搬到法国来，在特鲁斯里与范尼云，以及方舟团体成员共度最少一年——使我流了不少眼泪和度过无数无眠的晚上。那是一段无限犹豫、无数内心争战的日子。然而，那天，当我驾车离开哈佛那所房子——过去一年里作为我生活中心的房子——的时候，感觉上好比朝着崭新的自由而去一样。今天早上，我踏进范家的一刹那，当范尼云那位八十高龄的母亲，范妈妈拥抱我那一刻，就好象回到家来一样。
回到这里真好。九个月前，我刚在此完成三十天的静修。那时我一点也没想到会快便回来，不过现在我却清楚知道那次的静修已经把我预备好，要向学术世界说再见，并要开始寻找一群同伴，引领我亲近天主的心。
今天下午，我好像听到心灵深处的声音，叫我重新写日记。自从四年前拉丁美洲之旅后，便没有记日志了。然而，我蓦然感到这一年将是充满祈祷、阅读、写作的日子，同时亦是细听圣神在心里的运行之一年，更要无时不努力解答一个问题：“怎样可以一直无间地跟随耶稣？”若要与天主在我身上的工作保持一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每天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如果这真是分辨前路的一年，一份坦率的日志将会给我帮助，一如昔日的日记一样。
在剑桥最后那几天真是既喧闹又紧张，与特鲁斯里这恬静无波浪的的日子，差异之大，叫我深深感动。今天下午，我在镇内狭窄的街道上漫步，不见一人，不闻车马声，我怀疑是否置身另外一个星球上。从波士顿洛根机场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只需六个半小时的晚上飞行，距离似乎不远，但是剑桥与特鲁斯里二者距离之遥远，足以超过一夜飞行的时间。它们代表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剑桥——充满了强烈的学术感、制度上的互相倾轧、知识分子间的明争暗斗、刺激垒叠的世界；特鲁斯里——得享宁静乡村生活，与众同乐同感，一切务以耶稣为中心的世界。
日色已暮，现已很暗，周围一片死寂，只有那个离开前没多久、艾也尔(JuttaAyer)送给我的石英钟发出有规律的滴答声。钟使我想起离开了世界。这里，没有人告诉我明早几点钟要起床、要做些什么、要会见什么人；没有课要上，没有专访，不用辅导谁，没有紧急电话要挂，没有探访。明天就像任何一天一样，无预定的计划。明天会如何？只有天主知道。寂静低语：“上床好好休息吧，要睡多久便多久，没有人会来唤醒你。”我要把石英钟的按扭拨到那写着“关是响闹”的白点上。新生活开始了。
〖万有之上的名〗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
我住的这所房子名叫“栗屋”(LesMarronniers)。这名称我一直都知道，只是今天才得知其中意思。范妈妈告诉我栗屋是指屋前的四棵栗树。“每一棵都有不同的名字，”她说：“玛窦、马尔谷、路加和若望。”随则，她带着微笑加上一句：“你一定明白为什么我称最近房子那棵为若望”。（编按：即范尼云的名字）
名字真重要。有一段长时期，我坚信哈佛神学院座落的方济各道是以圣方济各(St.Francis)命名的。因此，当我上班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总感到一点安慰。我一直不愿去证实这个假设，恐怕幻想又再破灭。然而终于有一天，有人把我带回现实，他告诉我方济各道是纪念十九世纪一位哈佛神学院教授而命名的，并不是如我所料，原来不是纪念我所爱的圣人而命名的。我深信没有哪位圣人让剑桥，或让哈佛的建筑物，借用他们的名字。反而在特鲁斯里，随处都可见圣人的名字，而这个由弱智人士组成的社团便叫“方舟”，常常提醒大家诺厄的方舟，当洪水逐渐淹没大地之际，人兽趋往避难之所。不少脆弱的男女，在这诸多挑剔又凶暴的世界威胁下，方舟真是让他们找到安全和宾至如归的感觉之地。
名字背后藏着故事，尤其是那超乎万有之名，就是耶稣的名字。因祂的名我得生命。祂的名是我的家、居处、避难所、方舟。谈到祂的名就等于说一个故事，有出生、成长、衰老、死亡——在显露一位爱我们的天主，祂爱我们，甚至差祂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
〖斐理伯神父〗
（八月十五日，星期四）
今天，八月十五日，是圣母升天节，在法国是全国假日。法国人对圣母特别敬爱，所以在这个圣母的节日，即使大多数法国人很少上教堂，人人都关上店门，暂停营业。斐理伯神父(PèreThomasPhilippe)是位道明会神父，二十年前与范尼云一起创办了方舟团体。方舟团体视斐理伯神父为属灵父亲。他为纪念圣母升天节讲了一篇长而热切的道。在小教堂里的一百五十人，都全神贯注向这位年届八十的神父领教。
我听得越来越多关于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的事迹。奥康纳神父(Fr.EdO’Connor)每年都从美国来与斐理伯神父一起退修，他称斐理伯神父为现代的圣十字若望(JohnoftheCross)。骤听似乎有点夸大其辞，但是直至一个姓彼德士(Peeters)的比利时家庭请我吃饭，告诉我搬来法国是为了接近斐理伯神父，我才发觉斐理伯神父拥有不寻常的恩赐。我们跟不上他那又长又激烈的法文讲章。然而，在他面前，听着他说出“玛利亚”、“圣母”和“有福的童贞女”等字句时那独特的发音，以及听他说到圣母升天亦是我们众人希望之源，一切都是难忘的经历。
这是个意义深长的经历：面对着这么一个人，几乎听不懂他的话，但他却仍然能深刻而又叫人心悦诚服地，把天主与人同在之奥秘传达。这是个特别意义深长的经历，因为它把我与所谓“迟钝”的人紧密地联结，让我能和他们一样听道，是用心去听。弥撒之后，斐理伯神父热切地与我握手，说：“神父，我把我的羊托付你了。”我回答说：“我会尽力而为，不过我可以保证，以我的法文水平，讲章一定短得多。”他笑了。
今天下午他便要出门十天，我在他离开前赶来，原因之一是要替代他。一位妇人向我说：“你知道啦，斐理伯神父的位置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无论如何，未来几天我便要试试，代替一位圣人并非易事，但是另一方面，天主是仁慈的……
〖丹尼的祈祷〗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
今天我跟爱尔兰科克市来的方舟团体成员共度美好的黄昏。这个八月，他们就在特鲁斯里度过。明显地，与爱尔兰人相处要比法国人容易，言语帮了大忙，还有彼此随和的志同道合感。
晚上的祈祷会，我们唱了些短歌，听丹尼(Danny，来自科克市的一位弱智男子)非常艰难地朗诵范尼云的书，与《耶稣相会》(ImeetJesus)，丹尼喃喃地说：“耶稣，我爱祢。即使我不时会神经紧张，我仍不会否认祢……即使在我慌乱的时候也不会。我用我的双臂、我的双腿、我的头、我的心去爱祢。耶稣，我爱祢，我不会拒绝祢。我知道祢爱我，而且爱得那么深。耶稣，我也爱祢。”他祈祷的时候，我望着他那优美温柔的脸庞，毫无遮掩地看到他的苦痛，亦看到他的爱。有谁能不对这样的祈祷作出回应呢？
突然间，我十分渴望能把我所有哈佛的学生请来，与我一起坐在这个圆圈内。我感到对他们有一份深爱，以前我尝试着向他们说及耶稣，却又总不能感动他们。我多希望他们都能坐在这里，让丹尼告诉他们耶稣的一切。我知道他们定能明白我一直以来未能向他们解释清楚的事。我和大家说晚安吻别后回来，走在路上之际，感到一股奇特而温暖的痛，这痛与我努力试图连在一起的多个世界不无关系。
〖方舟：历史点滴〗
（八月十七日，星期六）
离我的住所不足一分钟路程那所房子便是发源地。大门上端挂着一面木牌，刻着“方舟”的字样。那就是两年前，范尼云搬进去，和两位弱智男子——拉斐尔和斐理伯——一起住的那坐房子。每次路过那所既细小又不起眼的房子，看到大门上那快木牌时，我总是被那不可思议而又微小的信心行动所感动。当范尼云决定请两个弱智男子从大型机构搬出来，住进他的“方舟”时，他已了解到他是没有后悔余地的了。他亦知道从此以后，他的生命便与这两个人紧紧连结在一起。他不可以送他们回家，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他也绝无可能把他们送回从前的机构去。这就是范尼云所选定的贫穷生活方式，是他几经祈祷，以及长时间追求人生使命的成果。
当范尼云作此抉择时，他仍是多伦多圣弥厄尔学院的哲学教授。他来特鲁斯里探望他的属灵导师斐理伯神父。自他在巴黎天主教大学修读时，斐理伯神父对他来说已是亦师亦友。在斐理伯神父的引领和启导下，范尼云放下了成绩不错的学术生涯，踏上属灵旅途，但终点则仍是模糊不清。对范尼云来说，与拉斐尔和斐理伯同住便是他的使命。他并没有计划要发起一次庞大的运动，也从没想过建立一个国际网络，为弱智人士建立家园。在那条小小的法国乡村，范尼云开始了新生活：一所寒微的小屋，两个弱智男子，还有住在不远的好朋友斐理伯神父。
今天，方舟成了感动世上不同角落里成千上万的人之名；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海地、洪都拉斯、象牙海岸、印度等多个国家的人都有。这个洞见是希望的来源，这份工作得到教宗、主教、皇室、总统、民众的称赞。
然而，范尼云在第一个家的门上挂起方舟的木牌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切。他只想和贫穷的人一样贫穷。
这听来和我以前听过的故事没有多大分别——圣本笃(St.Benedict)与斯高拉丝蒂加(St.Scholastica)，方济各与佳辣(Claire)，摩林(PeterMaurin)与戴依(DorothyDay)，许可都何提的凯瑟琳(CatherinedeHuyckDoherty)与泰泽(Taize)的罗哲(FrèreRoger)。“你们只要寻求祂的国，这些自会加给你们。”（路十二31）
〖既痛苦又宝贵的回忆〗
（八月十八日，星期日）
星期日，阳光普照！家父来看我。他正与朋友从荷兰下瑞士途中，决定路经特鲁斯里，看看我现时住的地方，以及生活如何。他参加了我为方舟团体支持的弥撒，与斐理伯神父办的默想社群——“农舍”(LaFerme)——的成员进餐，探访了来自爱尔兰那团人，然而与范妈妈喝下午茶。
听着范妈妈和家父分享往事乃赏心乐事。范妈妈生于一八九八年，而父亲则为一九O三年。纵然二人的生命路程大不相同，但他们在记忆中共同拥有的那段历史，我只能从书籍中获知。范妈妈在巴黎、伦敦和阿尔及尔的加拿大领事馆的经历，与父亲在荷兰的律师行和大学的经历，被他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有的经历串连起来。
战争期间，一共有七个欧洲国家的流亡政府驻守在英国。当时范家亦住在伦敦，代表加拿大政府，因而很多时在防空洞里认识到一些荷兰官员，恰巧该等官员亦是家父颇为熟悉的人。
如今一九八五年，他俩在此吃茶点，谈论着一段我几乎记不起的日子。他们提及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曾经一度颇负盛名，但如今已被人遗忘了。他们又把一些骇人听闻亦叫人兴奋的事件绘影绘声地重现眼前，像我一般的后来者，总是很难以为真。
就是处身于如许残酷的战争景况下，我决意选择神父之职为事业，而范尼云则遵应感召，在贫穷人中生活，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从父母身上学到对天主的认识，很难再传授予这一代的人——这一代的人对于防空洞、对于大城市如鹿特丹和伦敦之被摧毁、对于那挥之不去对死的恐惧，全无印象。
看着，听着这两位坚强的人谈天，叫我悟到那远远超乎语言或姿态的爱——人间的爱与天主的爱——神秘的一面，就在这一刻，偶尔相聚吃茶点之间，闪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