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院的一个门口的石上刻着“惟一天主”(GodAlone)的字眼，这就是梅顿希望的，离开那找不着快乐的喧嚣世界的野蛮事业。离开只为自私而对事物不断的讨论、防卫和争论。离开他曾想藉此成名的小说、报道和故事。离开麻木感观和生命源头的电影和酒吧。走进修院的宁静中，大自然的安息中，祈祷生活的规律中，与“惟一天主”在一起。
但这种真正隐藏的寻找天主的浪漫生活是不能保持太久的。解读伴随着梅顿一生之久的谣言是很吸引的。这些谣言包括他已离开修院，他已不再坚持，他不再是修士或神父，他已结婚，或已失踪到另一国家。当《七重山》出版时，已谣传他很快会离开，梅顿被一些读者的病态期望不断的折磨，就是他不会坚持下去。对许多人而言它听来太美丽、太虔诚、太感动。甚至许多信众认为一个像梅顿这样浪漫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修道院持守的，尤其是苦修会团体。
就梅顿曾实在的在独处中，被纯化为一个真正的修士而言，所有这些报道也许仍有真理的要素。“惟一天主”要真正能够结出果实，首先必须除去所有假浪漫主义的痕迹，并从邪恶世界中逃生。我们在《约纳的日记》中找到部分这些纯化过程的描述。不久他认识到成为嘉尔笃会士对他寻找真正的独处与宁静是没有帮助的，独处基本上是内心的素质，并且当独处的社会范畴不被察觉时，它会成了虚假。
也许梅顿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在他自己独处的深处，发现了他的人类同伴。在他宁静深处，他经验到新的团结一致，并且他似乎在那里，就是他最孤独的地方，找到了团体的基础。在宁静中他的嘲笑成了慷慨，他的自负成了团结，他的讽刺成了怜悯。1951年3月，他已经在革责玛尼十年了，他写关于他在独处中的生活：
现在我欠了世上每个人那生命的一份。我首要的任务是开始初次作为人类一分子而活，它的荒谬跟我不相伯仲。而我第一项人性的行动是确认究竟我欠了人家多少。（《约》）
透过净化与独处，“惟一天主”成了“与所有人在一起”。在宁静中梅顿发现成为修士是卓越的社会性呼召。这种确信在1951年后当梅顿成为学生的神师时，变得更成熟。60年代，当种族冲突充满狂热的爆发时，当美国的良心忍受着越战时，当贫穷已经更明显时，梅顿是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人们聆听他为要在黑暗中找到亮光,并在精神的混乱中找到清澈。
1968年12月10日，在梅顿逝世前数小时，他在曼谷讲马克思主义与修道主义，他讲述：
我曾参加一个会议，邀请了许多从法国、意大利、德国及弱小国家来的激进学生领袖。这会议在加里福利亚的圣芭芭拉(SantaBarbara,California)举行……在会议休息期间，我与一些学生非正式的交谈，我自我介绍是一个修士，其中一个法国激进学生立即说：“我们也是修士呢……”修士基本上是一些向当代世界和它的结构采取批判态度的人……但那是完全不同的批判……那学生似乎在暗示一件事实，就是如果一个人称自己为修士，他必定在某方面达到某种批判性的结论，是关于世俗社会及其结构提出某些宣告的真确性，而这宣告是与人类生存的目的有关的。（《马克思理论与修道理论》）。
这故事展示梅顿深切的确信，就是默观基本上是社会事情，而宁静、独处、祈祷，都不是私人财产，而是属于跟他一起生活的众人，他也为他们而生。他确信独处不是属于他所拥有，是来自他扯裂心肠的发现，奥斯维辛(Auschwitz)、广岛(Hiroshima)、越南和瓦特斯(Watts)都活在他本人的内心深处。那里他以为可以独自一人，他发现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人类在他里面活着，在所有的痛苦中却又在对爱的渴慕中。呼召从这自我的检验中产生，就是将他自己最深度的经验写成文字，并献给其他人作反省，因为这种经验不是私人的事情；反而，它是全人类没有说出和没有反省的经验。
从梅顿要如此个人的去经验这些，显示出他一己的实际存在对他是一个沉重的责任。
我若生于1915年，我就与奥斯维辛、广岛、越南的事件同代，我就不会被优先查询瓦特斯的暴乱事件。但我却深切地及个人地投入这些事件中，不论我喜欢与否。（《动》）
这个经验使梅顿确信他需要一个抉择。如果他本人的历史含有呼召，他可以接受它或仍掉它。而悲剧是宗教人士、修士、基督徒在蔑视世界的外表之下，威胁他去拒绝接受自己的呼召。他写道：
选择世界……首先是接受自己在世界、历史和时间中的责任和天职。现在非常明显的是只不自觉地“拒绝世界”和“鄙视世界”并不是一种抉择，而是逃避抉择。假装着背向奥斯维辛和越南并装作它们并不存在的人，只不过是虚伪。我想这种想法已普遍被承认，甚至在修士中间。（《动》）
但对梅顿来说，这些思想并非叫他现在可以更舒服地离开革责玛尼，为的是要活跃地参与公民权利及和平运动，参加示威，支持反战人士及到处表达他的反抗声音。他的读者感到一个像梅顿这样思考和写作的人，必是属于前线行动的而不是在修院的庭园内。但在这点上他被误解了。在其中一封他最后从印度来的书信中，他仍需要写着：“我希望没有太多疯狂的谣言。我继续告诉各位我是一个革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