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云眼中的梅顿 第二部分 默想 第六章 从讽刺到默观
    〖《世俗日志》〗

    1939年10月1日至1941年11月27日

    〖序言〗

    对当时所表达的那种武断性严厉的观点与渴望,在时间的洗炼及更多密切接触别人的属灵困境时,已肯定变得软化与温和。请恕我仍然在文章内保留着这些年轻时的讽刺。

    〖1、皮利街(PerryStreet)——纽约〗

    1940年2月18日

    这是乔依斯的新传记,它肯定了每个人可能的疑惑:他的私人生活曾经是阴沉并相当沉闷的……

    乔依斯肯定看来像一个抗拒神职圣召的爱尔兰人,但他看来像一个簿记员(bookkeeper)过于一个作家。他成为本世纪最好的作家与这点很不相称,也没有人认为他的样子跟他的作品有何干。不幸地他也犯了那些憎恨他的人经常犯的错误:就是不能区分爱尔兰中产阶段的文化与教会的礼仪生活。

    〖2、古巴〗

    1940年4月18日

    我们现代激烈竞争的文化,已失去了它对贞洁与生育儿女的尊重,同时春节的美德,被一种对完全荒芜的洁净的忧郁症的崇尚所取代:每件东西都必须用保鲜纸包裹。你的大麻烟是不经人手的来到你那里。生育儿女已失去其意义,却退化为一种情绪的与偶像崇拜的感觉,而为其本身却是那样沉闷以致令你作呕;那些在淫秽杂志上的肥胖金发女郎变得更肥大及更丰满,而所有认为自己性欲旺盛的人其实是崇拜挫败及与荒芜。毫无疑问地他们随时会疯狂并跳出窗外。这种矛盾是绝不能忍受的,也不能被大量心理与性方面的绝技取代,就是那些曾经接受过心理分析的心理残废者谦虚地相信的方法。

    〖3、纽约与圣文德(St.Bonaventure)〗

    1940年5月21日

    据说当德国人在波兰某处亵渎一所教堂时,某个德国军官,兴奋地斜视着,站在祭台前,并喊着说如果有天主存在的话,祂一定想立即打倒这个勇敢的、重要的和可怕的军官,以证明祂的存在。天主并没有把他打倒,那军官离开时仍然很兴奋。但他可能是世上最不快乐的人:天主不像一个纳粹党人行事。天主实在不是一个纳粹党人,且天主的公义(无论人如何尝试讲述他只不过如是,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却是隐约可见的)是与纳粹党人卑鄙噬血的报复有天渊之别的。

    1940年6月16日

    山谷充满储油库,燃油是用作轰炸机燃料的,一旦轰炸机加满油,它们会进行轰炸,通常它们会选择储油库。

    在这世代,无论你拥有油库、工厂、铁路或任何家庭用品与先进设备,你肯定迟早会受到轰炸。

    所以我若不假装,像其他人那样了解战争,我很清楚这些:现在正发生的事只会让我看到甘愿贫穷,就是在此时刻撇下一切所有、是极其重要的。我有时会害怕拥有任何东西,甚至一个名字、一个硬币、或燃油的享有、军火、飞机工厂。我害怕对任何东西有独占的念头,因为恐怕我这点占有欲会在某处杀害他人。

    1940年5月30日

    人们今天只会有许多意见,用以刺激灵魂但不滋润它,只会使用它直至耗尽精力。凡此种种来代替拥有信仰这一能滋润灵魂并给予它健康生命的美德……

    在这无数人没有真正信仰的情况下,他们不会真正相信任何东西,冗长的询问会不断问及不同的人“相信”什么。科学家、广告人、社会学家、军人、批评家,都被问及他们相信什么以致成为科学家、广告人等。明显地这里有不同的信仰适切生命的每一步。但他们无论如何只会用活跃的长篇论文来回答,说明一些意见或从他处拾取来的,结果足以令人崩溃与啜泣。

    1940年6月25日

    我们没有和平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事保持和平,什么不为它祈求!除了为错误的原因我们甚至不渴求和平:因为我们不想受伤,我们不想受苦。倘若我们渴望和平的最大的原因只因我们是懦夫,我们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敌人看出我们的懦弱,正是他的首要及最有效的武器。

    如果我们希望重现和平,我们就要为一些更好的原因憎恶战争,不单因为我们恐怕失去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冰箱、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双腿,及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要得到和平,我们一定要渴望一些比大麻烟和麻醉药更重要的东西。那是我们似乎都想要的,任何避免痛苦的东西。

    1941年1月2日

    这就是新的一年,1941年。我尝试对自己说:过去的一年是恐怖的一年,太阳也消失,这一年可能也是一样。我是最坏的先知:除了数学与从军之外,说预言肯定是我没有天赋的事情。我不敢肯定可否成为一个冷静自持的冰人(ice-man),我从未尝试过。

    1941年2月22日

    我若为和平祈祷,这祈祷只是表示一件事才是合法:不是战争可能完结、争斗停止,和谋杀与不公义继续以某些形式进行。只为战争停止,及为一些冒充的停火协议祈求,并不是为和平祈祷。

    若我为和平祈祷,理论上只有为“公义的和平”(justpeace)祈祷才有意义,虽然我不知道,以政治的术语来说,什么会在现在构成一种公义的和平,且我哦完全找不到任何从这言词衍生的政治意涵。

    但当我为和平祈祷时,我会为以下的神迹祈祷。就是天主感动所有人祈祷和忏悔,并承认每个人自己的大罪,因为我们都为这次战争在某方面有罪。博来(Bloy)说对某处的一个杀手,所有人都是一棵树,而这个凶手只是其中的一个果子,我们都滋养他,他的兴旺全靠我们对他的憎恨和谴责,尤其当这些谴责漠视我们一己的罪(guilt),并把每件事的责任都堆在某人的罪上时!

    〖4、间场:圣母革则玛尼修院〗

    1941年4月7日

    我应该撕掉这本书所有的东西,及所有其他我写过的东西,并从此处开始。

    这是美国的中部。我曾经惊奇什么使国家团结起来,什么保持着世界不致四分五裂。正是像这修道院的地方——不单是这间,必定还有其他……

    这是美国惟一的真城市——只有它独自在旷野中。

    1941年4月8日

    ……宗教生活不是在建筑物或死物或花朵或野兽中存在和兴旺,却是在灵魂中。它的存在不是作为一种“好感觉”,却是作为一种恒久的目标,一种无尽的爱、现在以忍耐、现在以谦卑、现在以勇气、现在以舍己、现在以公义表达出来,但永远在坚强的信仰和盼望中,并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恒久深切的渴望、慈悲与爱的不同面向。

    1941年4月10日

    我们必须渴望学会我们自己无有(nothingness)的奥秘(不是以天主的奥秘为首要,而是我们自己的奥秘)。但唯有天主可以向我们指示我们自己的奥秘。一旦我们看见它,我们可以寻求去接受祂的爱进入我们内心,并我们可以渴望像祂。的确,在祂的爱中我们可以开始像自己——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因为我们是按祂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

    天主在苦难中教导我们,在世上最不幸的人是那些不知道苦难的人。最不快乐的人正是那些能够用贿赂脱离他们的痛苦与苦难的人,并藉着享乐、战争、忠于一个目标如纳粹主义——就是一种道德自杀(moralsuicide),去逃避苦难。

    1941年4月12日

    ……我怀疑我是否已学会了为谦卑祈祷。我只渴望一件事:爱天主。作个爱祂并守祂诫命的人。我只渴望做一件事:跟随祂的旨意。我祈求我至少开始知道那会是什么意思。这是否意味着有一天我会在修道院内做修士呢?我主,我主,我天主!

    〖5、圣文德、哈林和山谷圣母〗

    1941年5月19日

    我为所有我在十七至二十岁期间读过的小说感到惊奇。我不能明白哈代(Hardy),虽然我实际上读了所有的,包括劳伦斯、宾逊(StellaBenson)、吴尔芙、巴苏斯(JohnDosPassos),露明斯(JulesRomains)、海明威、巴尔扎克、福楼拜、施莲,甚至一些斯荣(StefanZweig)的短篇故事,一些巴姆(VickiBaum)的。我还记得某日当我坐在阳光下怎样向我的代父解释为什么喜欢苏葛利(LucianoZuccoli)的拙劣情色小说LaDivinaFanciulla时的困窘,我当时只说它是“很意大利的”。

    我读过太多小说了,我不想再读了。并且,我认为无论如何小说是一种坏的艺术形式(lousyartform)。

    1941年5月23日

    我从未对任何事如此深信过,就是我对发生了什么事及人们做了什么事,都没有任何意见。我想许多人疯狂了,许多人只会拒绝任何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并变得本能地顽固,并以一种颇好的畜生形式作表达,他们不会受感动。

    1941年8月15日

    当我在圣巴特利爵大教堂祈祷时,我见哈林站在老远处像个税吏……他甚至连仰视天堂也不敢!

    温柔,衣衫褴褛的小孩很快的跑过黑暗的廉租屋区并走上街。一个母亲喊着其中一个小孩:“不要在屋顶放风筝!不要上那里放风筝,它会使你摔下来!”

    翌日我初次来到男爵夫人的地方……他们(年轻的黑人)围着圆桌而坐,为着某些事情辩论。是这样进行的:一个说:“啊,我不认为那是对的。”所有人都捧腹大笑。另一个说:“啊,我却认为是对的。”他们又再次捧腹大笑。他们很快乐,他们辩论些什么并不重要。我肯定那是最好的辩论,总之是快乐的。

    1941年9月3日

    衡量我们的身份或我们的存有(这里二者都是一样的)的标准是我们爱天主有多少。我们越为自己爱地上的事物、名誉、地位、安逸、成功和享乐,我们越少爱天主。我们的身份消失在许多事情上,而它们却没有我们心目中的价值,并我们在它们中间迷失。我们含糊地知道每当我们得到我们所渴望的,所有这些事物却使我们失望和病倒。但我们仍使自己一无所有,藉着尝试用一些办不到的事物来满足自己,以致毁灭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最后真正面对死亡,我们突然晓得我们曾怎样虚度光阴,我们看见我们实在被自己的病态欲望(sickdesires)所毁灭。我们一无所有,所有天主给予我们的东西也退化为无有,现在我们是完全的死亡。

    1941年11月6日

    不用任何新事物,或任何兴奋的事。若我祈祷,我会改变主意或不会(是否去哈林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天主会引领我,不用举手投降,不用成为任何我以外的事物——但我会更迫切的祈祷和禁食。不再有兴奋、辩论、抓头发、古巴之旅和伟大的“再见世界”姿态。不用任何特别的事物——特别的喜乐或特别的哀愁、特别的兴奋或特别的苦楚。每件事都是一样,除了祈祷、禁食、默想和工作。我感谢天主和所有的圣人我没有在困局中打转——并不!天主啊,保佑我吧,让我对抗所有顾忌!

    1941年11月27日

    今天我想,我应该去哈林,还是去苦修会呢?为什么苦修会这个思想不能离开我?……但也许我所怕的是我写的东西被拒绝……

    我可否现在不用被逼接受,如果在哈林和苦修会之间我要作出抉择,我会毫不犹疑的选择苦修会?是否这是为什么我犹疑不去找出抉择的存在?……

    也许我抓紧我的独立自主,写作的机会,到我喜欢去的地方……在当时看来是荒谬的,我应该首先考虑我的作品有否足够资格被列入问题内。若天主要我写作,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

    前往哈林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它是一种追随基督的和合理的方式。但前往苦修会是兴奋的,它使我充满敬畏与渴望。我一再回到这个思想:“撇下一切所有,撇下一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