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呼朋引伴
1846年2月22日，一位身材瘦弱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在法国Metz教区的发表了一份公开演讲，他说：
在满洲，我异常孤独，故此我要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我离开美丽的法兰西已经15年之久，此次踏上故土，心旷神怡，实在是不舍得离开一步。诸君听到我的法语已是错谬百出，毫无法语应有之优雅。这丝毫不足为奇，皆因这十五年间，除汉语外，我未听过其他任何外语。?我的中国教友非常贫困，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是那么的无助，中国教友难以抵御诱惑而又很软弱，然而当我们看到有人受到归化，又有人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会感到莫大安慰?②
演讲者是远离法国十万八千里之遥的满洲①宗座代牧区代牧方若望主教(EmmanuelJeanFrancoisVerrolles)。方主教此次回到欧洲，先去罗马谒见教宗，做了述职报告。教宗高度肯定了方主教的奉献精神，指示他回到法国后多走几个教区，向家乡的神长、教友介绍一下自己的福传历程，以激发他们的传教薪火，到远东收割主的庄稼。
方主教在Metz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五天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了两批传教士去了满洲，八个月后，又派出两批。方主教在满四十年，共招募来四十八③位法国传教士，为广袤的黑土地洒下了福音的种子。
当方主教在法国四处化缘、呼朋引伴的时候，他的主教代表，正在满洲主持教务工作的宝神父（BrulleydelaBruniere）在佳木斯传教时被匪徒杀害，宝神父致死不知经方主教推荐罗马方面已拣拔他为满洲教区的助理主教。
注：①我切愿声明，作为一个出生在“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东北人，我极不情愿用“满洲”来称呼我的家乡，这不禁令人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洲国”。而且即便在满族人执政的清朝，也鲜有人使用这个词，阁下可以阅读清代档案，就会发现哪怕是满族权贵之间也是用“东三省”来称呼现在的“东北”。
然而，一切东、西洋鬼子、洋奴喜欢用Mandchourie称呼东三省，这应该是一个外国人的习惯使然，就如同韩国光复后，就将她的首都更名为“舍乌尔”，而中国始终称之为“汉城”，直至韩国人抗议为止。
中共在建国之前也是用满洲来称呼东三省，这应该是迎合苏俄的习惯。经过沙俄和苏俄近百年的蚕食，中国长城以北的领土已是“十停去了七停”，原来的东部三省变成了东北三省。
②译文不一定确切，原文如下：
Jesuisrestéseul,etvoilàpourquoijesuisrevenuchercherdenouveauxcollaborateurs:aprèsuneabsencedequinzeannées,j'airevucettebelleterredeFrance,cettepatriebienchèreàmonc?ur,etquepourtantjevaisbient?tquitterunesecondefois,etpourtoujours.Voustrouverezmonlanguageincorrect,peut-êtrebarbare;maisquecelanevousétonnepas:quandonavécuquinzeansaumilieudesChinoissansparlerd-autrelanguequelaleur,ilestasseznaturelqu'onaitperdul'habitudedes'exprimerfacilementenfrancais?MesChrétienssontdoncpauvres,pauvresaudernierdegré?DanscesMissionssidésolées,dontjevousairacontélesmisères,chezcespeuplesexposésàtantdetentationsetnaturellementsitimides,noussommessouventconsolés,édifiéspardestraitsd'unefoietd'uncouragehéroique;dignesdesplusbreauxagesdel'Eglise."
③数据来自美国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系博士JiLi的毕业论文BECOMINGFAITHFUL:CHRISTIANITY,LITERACY,ANDFEMALECONSCIOUSNESSINNORTHEASTCHINA,1830-1930，可信度不高，因为纵观方主教在满的四十年，传教士总数始终是十几位。
一、开教满洲
1838年8月14日，教宗额我略第十六将中国北方长城以外的满洲、蒙古地区从北京代牧区划出，成立满蒙代牧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代管。并任命该会会士方若望(EmmanuelJeanFrancoisVerrolles)神父为这个新教区的宗座代牧，领衔（哥伦比亚）Colombia教区。
方神父生于1805年4月12日，圣名厄玛奴尔。1824年晋铎，1830年来中国，在四川传教。
当时的交通、通信极为不便。直到第三个年头的1840年的10月8日，接到命令的方神父才到达山西太原，并被山陕代牧区代牧金主教（Salvetti,O.M）祝圣为主教。随后，到达长城口外的天主教重镇——西湾子村（在今河北崇礼县境内）。
在此之前，西湾子村由法国遣使会代管，有圣堂、小修院等机构，外国神父们在此公开传教，这在“百年禁教”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遣使会会士，西湾子的本堂神父孟振生(Mouly)不愿意将蒙古地区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于是致函该会总会长，说：“我们在这里很平安，每年大家能在一起举行大避静。如果我们遣使会士离开蒙古地区，修道院恐怕就会解散，修生们不得不遣散回家，许多神父也得迁往澳门。在这么重要的环境中，必须向您申明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已没有地方可以去开教。”
我们应该理解孟神父的心情，因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代皇帝的禁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而西湾子堂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官府迫害得不那么严厉，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总堂，所以遣使会士不愿意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教友村。
罗马圣座经过重新考虑后，于1840年底做了重新调整，将满蒙代牧区一分为二，成立单独的满洲代牧区，仍由方主教担任宗座代牧；蒙古代牧区则由孟振生神父担任宗座代牧。
1841年8月，这条消息传到西湾子村，于是方主教远赴辽东，孟神父则于次年的7月25日被山陕代牧金主教祝圣为主教圣秩，成为中国近代天主教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1841年春天，方若望主教来到营口，并驻跸于此，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传教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