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期间（一五八二年至二八四四年），耶稣会传教士超卓地标志两大文明，即明朝与欧洲文艺复兴之问的友谊。尽管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区没有低估所遇到的问题和失败，但作为一个相遇的指望，为中国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对话，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利玛窦在华出版的第一本书（一五九五年）交友论）代表这友谊相遇的象征。
不幸的是，相反地，从鸦片战争至民国革命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尤其是有关义和团的事件，洋人与华人都显示出他们中最恶劣的行为。西方列强，还有日本的加入，在中国做事时都抱着极为自私和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施加残忍的压迫，造成许多无辜的受害者，并制造很大的痛苦。
西方列强也为了自己帝国主义的目标，以不光彩和虚伪的方法剥削宗教和基督徒传教事业，而家乡的反神职政府则反对和压迫天主教会。
清帝国转过来被严重的分歧、恐外的闭关，以及有系统的杯葛维新改革所而四分五裂。部份朝廷以不择手段的态度，透过机会主义的和保守的政策，支持义和团的狂热而暴力的运动，容许残暴的浪潮席卷，使中国淹没。义和团不但是迫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一旦失败后，便遭到遗弃，而其中有很多少男少女被屠杀，甚至连人数也没有计算。
但是，两个文明在这时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元素和英勇的人物。许多中国基督徒显示出他们并非机会主义者，却能够做伟大尊严的行为，以致为了理想而交付自己的性命。在中国，有很多平民、绅士和官员保护基督徒，却危及自己的性命。大多数传教士都认真地献身于人，许多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郭西德的殉道，以及燕子砭一些基督徒和慕道者的殉道，都有力地见证了暴力的残忍和无用。传教士及其基督徒都是无法预见的环境的受害者，一切都非他们所能控制的：然而，他们忠于自己的信仰。事实上，传教上和基督徒蒙召在复杂的、悲惨的和不明朗的环境活出他们的信仰，所以不能埋怨他们。利益冲突同样阻碍了基督徒和传教士，但是，在他们所居住的时代，不能归咎任何人，也下能归咎中国的基督徒加入一个普世宗教。每个人必须为他能否作见证和言行一致而被评价，例如，为了理想而献出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们堪当得到同晴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