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尝试在本文中证实那些针对郭西德的指控全不成立，因为这些指控并没有建基于任何独立和可靠的文献资料。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和不可靠的。笔者希望在此提出一个论证，能不言而喻地证明郭西德是清白的。这论证就是：对他的无辜所持的伦理左证。广泛阅读关于郭西德的大量文献资料，即有关他的文献、证供、他的著作、他的论文和书信，便会产生这样的信念。
郭西德的同会弟兄，与他深交多年，于一九零八年，即他逝世八年后，便开始申请列真福品案。假如郭西德的道德尊严受到最微乎其微的怀疑，尤其涉及性的话，他们当然绝不会开始他的列品过程。他们也不知道郭西德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事实是也不可能捏造的，因为大多数认识郭神父的人仍活着。兄弟们的证供反而一致赞同郭神父的圣德。而且在列品的过程中，不乏华人的证供，甚至包括一些非基督徒。
如上文所述，郭西德在前往传教区前，曾自愿在家乡照顾患黑死症的人，不介意容易受到感染。在中国，他在艰苦而危险的地区工作，尽量以勇敢和慷慨来帮助穷人，尤其是儿童。郭西德不但对基督徒和慕道者感兴趣，也对于科学、文化和华人的社会习俗感兴趣，
亦撰写过趣味盎然的文章。如此一名勇敢的、慷慨的和忠于承诺的人，是不能行他被指控的恶事。
郭西德写过约三百封信，在书信里，这位身为大时代南意大利的儿于真情流露。他热爱自己的家庭和故乡，但甚至更喜爱他牧养的人，对他们抱有莫大的尊重和深切的怜悯。
一个暴力和暴虐的人不可能写下无数长篇而真诚的信。阅读这些信件足以令人相信这一点。
其中令人印象尤深的，就是他坚拒兄弟和母亲的急切要求应回意大利。自从家中发生一连串悲剧后，这要求越变得令人困扰。在一次地震中（一八八三年），郭西德失去他的父亲和姊妹，然后，他的兄弟、在都灵任军官的布鲁诺（Bmno），于一八九三年自杀。从某个意义上，这次自杀显示出布鲁诺的自尊：郭西德深爱这个兄弟，从他们之间频密的书信往来便可见一斑。以下是这次事件的描述。据当时的军法规定，为维护军队的良好声誉，布鲁诺理应向一位在舞会上冒犯他的平民提出决斗，否则会被革职。不幸的布鲁诺不能承受来自法律和同伴的压力，与其为了微下足道的理由而杀掉某人，他宁愿杀掉自己。
这次事件从没有出现在宗座外方传教会的任何文本，也没有出现在他的另一个兄弟类斯于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传记（却提及一人的悲惨死亡，为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揭示郭西德一些鲜为人知的个性，例如热爱他的家人，彻底的正义感，收藏情感的能力等。
此外，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在华传教士被指是帝国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服膺民族的利益。但是，郭西德的信件显示出他不但激烈地和发自内心地反对，甚至责斥意大利政府。他在写给母亲的一封又长又激动人心的信里（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提到那些真正要为布鲁诺之死负责的人时，表达出他的一切沮丧和愤怒：
你现在明白谁人要为布鲁诺的死负责吗?他本人当然是第一个要负责的，但是，他的同伴过度逼迫他，所以也是有罪的，但是主要的负责人是政府，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的，如果政府不是以革职作要挟，强迫军人接受决斗的话，布鲁诺决会行那一步。所以，布鲁诺之所以死，是因为政府以不公义和相反天王教原则的法律，迫使他这样做。好的，我的政府，我问你，凭什么权来命令你的国民做宗教所谴责的行为?凭什么权来颁布相反天主法律的法律?国会议员、参议员、部长、政府，我们的家庭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事，竞因为你们那些使人讨厌的法律而夺去我们其中一个成员?我们可怜的母亲究竟做了什么
事，竞失去了她作出许多牺牲抚养成人的儿子?可怜的布鲁诺究竟做了什么事，为了你而缩短他在世的日子?啊!我明白，罪行定存在的，这就是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保卫国家，却没有注意到，与其保卫国家，却保卫了一个已落在共济会手中的政府；一个宁愿让官员在和平日子因愚蠢的理由而互相残杀的政府。……但是，可怜的布鲁诺的血将落在政府头上。我希望有一个更明智的政府取代，这个反基督徒、毫血感恩之心，和凶残的政府；愿你自己也自杀。
几天后，郭西德的愤怒仍未平息。他给他的兄弟类斯急道：
肯定的是，布鲁诺的事件进一步证实政府通过对天王教会的迫害……政府完全意识到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决斗，是基于宗教原则，而非懦弱……如果类似的法律没有存在，布鲁诺即使面对挑战也可以拒绝打斗，什么都不会发生了。……谋杀我们兄弟的，就是政府，终有一天，它会受到惩罚的!
经过这次悲剧后，家人向郭西德施加的压力越来越急切和紧张。他的母亲孤注一掷，甚至谨见教宗，寻求教宗支持她的请求，声称罗马宗座修院的部份传教士已从中国回国。因此，回国是可能的!但是，郭西德虽然深爱家人，却坚守岗位。没有东西比他在中国人当中传教更加重要。我们值得浏览一下他的一些信件，其中他他拒绝家人的压力。在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曰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你所告诉我们，正如你从阿希尔得知，由托马西尼引述，并不真确的（他们获准故私事假而回国）。我们的誓愿是前去我们被派遣的地方……当然，我是自由拥有传教士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权放弃它。至于转换我的传教使命，并不在于我，而我怀疑这对我的灵魂或肉身是否有益。
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三日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几天前，我收到你在一月廿四日写的信……你坚持我要回国探望家人。你应谨记，我的渴望比你的更强烈，但必须考虑因素，所以，很惊奇你非但没有鼓励我留在我现时身处的地方并承行天王的旨意，却做相反的事。难道没有其它方法来安慰母亲吗?我的临在真是那么要紧吗?我最终可以为她做什么?你告诉我，她已忍受不同的疾病和痛苦，但我的临在如何改变这些事实?或者，难道你想我回来，却因违反天王旨意而产生更多的痛苦?那是我们所需要的!你称只是打算，那么，想一想许多人为了支持父母而放弃了传教圣召，最终不过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哀痛。因此，我可以给母亲的宽慰不过是微不足道和短暂的罢了……
无论如何，我发誓会留到我被派遣去的地方，这就是结论。你建议我给母亲写一封得体的信，然而，如果你的意思定要我写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说话，算我不能取悦你。但是，你坚持声称我有责任回家。当然，两个相反的责任是不能存在的，留在这里抑或回家，除非我把自己切成两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其中一个责任是不存在的。再者，没有考虑他们的因素，我告诉你，我承担传教工作，是得到父母完全和自由的合意与准许，就是放弃拥有你所假设的任何责任的权利。……我不知道上主对我有什么心意，但是，自从祂赐给我健康，我假设祂愿意我留在这里。倘若我要死去，就让我们在天堂相会吧。
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给他的兄弟类斯写道：
对不起，我写给母亲的信竞今她感到难过，这并非我所愿意的。……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自己表达得很差，或者，你们是否误解我的想法。我说过，我更加需要知道家中的消息，这些消息是我一直引颈以盼的，尤其当你身处远方，而不是家人需要我的消息，正如你在信里所说的。你们在家中有很多人，我却是单独一个，你们受到烦恼的影响，我的健康却一直很好。……母亲当然忧虑我的不在，她当然想知道我的消息，否则是令人惊讶的。……
当然，这里不是伊甸园，亦非毫无灾难，我也肯定自己会死去的，我从没有对此问题抱有任何幻觉，也没有欺骗别人。因此，让我们信任天主，唯有祂才由哀伤中拯救我们，或者使哀伤为我们的好处而给予我们忍耐和随之而来的功绩，唯有祂在我们要死的时候拯救我们。谁在现世中感到快乐?……
我也是容易感到难过的人。我也经验过消沉、沮丧、醒悟、诱惑……还有可能在先前被忽略的危险。谁在现世不容易经验这一切?然而，此刻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快乐。一个人无论住在那个国家，上主的眷顾都会以我们忍耐的能力来平衡我们的痛苦，而一个人更好留在天王愿意我们所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