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7日政府迫于国际社会舆论，将81岁高龄的老主教假释，软禁在保定市旧道大堂（原主教座堂现由“爱国会”占据）的一间教室里。虽说是释放，却又戒备森严，前边有“爱国会”的骨干分子丁圣中与“爱国会”神父潘得世，里边住的是“爱国会”神父贾文质，主教的隔壁是公安局和宗教处的官员。主教名义上被释放，实际上不过是换个地方关押而已。但这毕竟不是监狱，虽然不是很方便，教友们还是可以前来探视，借机主教可以了解一些教区事物，这里也就成了主教的“办公室”。后来主教又搬到座堂两侧的原神父住宅内。此后主教一直就住在这里，睡眠、用餐、祭献、会客都在这里进行。也是在这里，在政府工作人员的严密监控下屡行他的主教职责。
主教回到保定大堂后，政府还通过“爱国会”特别按排了两个人在主教跟前，一个是博野县程六市的教友李树楷，他负责给主教做饭；另一个是河北省魏县人李俊辉，人称小李子，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日夜守候在主教身边，是监视主教的一个重要耳目。小李子有志修道但误入官方教会，被安置在安国堂里自学，幷做一点体力劳动。范主教回保定后，小李子被调回保定伺候主教。当时李俊辉对政府的宗教政策和“爱国会”的实质幷不认识，但他看到一位主教受到如此的虐待，同时又见大堂里的主教、神父受着那样的优厚待遇，使他慢慢地对教会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长期以来，尤其受到范主教圣德的感召，作为监视主教的耳目，竟然变成了主教的贴心人，幷在主教的直接教导下修道学习。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日夜相伴，主教认为时机成熟，1990年的圣周四，在这至爱的司祭日，范主教在他被监禁的平房里，亲手祝圣李俊辉为司铎。早已发觉李渐渐与自己疏远关系的爱国会主教潘得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报了宗教处，随后公安局、宗教处、潘得世相继找小李子谈话，恐吓、威胁、哄骗、利诱……都无济于事，最后潘得世要新神父去石家庄官方修院“渡金”，李神父断然拒绝，却苦苦请求潘得世准许他继续伺候主教。主教得知后，却要李神父马上离开保定，幷严肃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修道？你又为什么圣神父？神父是做什么的？是为伺候我吗？去吧，传教救人灵魂才是你圣神父的目的和本分。”后来李神父被谴送回到了老家魏县，在永年教区服务。
自从主教由省第二监狱回到保定后，政府官员对主教的态度显得格外殷勤，然而政府这种反常状态幷未使主教看到任何希望，经过几次谈话，主教越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诚意，因而更加强了主教的谨慎与小心。一天，一位看守主教的官员若有其事地对主教说：“中国和梵蒂冈就要建交了。”
“建什么交？把黎培理主教接回来不就完了吗？”主教随口答道。
然后主教给他讲述了一段中梵关系的历史，主教说：“原来，194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所有当时的驻华使馆都随国民政府的撤退而撤离，唯有梵蒂冈驻华使馆丝毫未动，希望能与新政府建立友善关系，直到1951年9月，没有撤离的梵蒂冈驻华大使黎培理，被南京市公安局驱逐出境。黎公使不得不迁居香港，继续主持大陆教务，直到1954年，才在台北设立了教廷驻华使馆。这就是教廷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的原委。”主教接着说：“今天建交很好，这是我们的盼望。不建交也好，因为一万年不建交中国教会也是属于罗马教宗的。”的确，无论国家关系如何，普世教会是一个身体，隶属于一个头，都是以有形可见的罗马教宗为领导核心，这是教会信仰的一部分。中梵建交是大陆教会的期盼，也是普世教会的愿望。然而“建交”绝不是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更不是出卖信仰的让步。
其实政府对主教的态度改变，只是他们的工作方法，目的在于改变主教的思想。主教对此非常清楚，他深深地意识到回保以后的斗争会更加尖锐。果然回保不久，主教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政府有意按排范主教与上海教区“爱国会”主教金鲁贤会面企图借金鲁贤之口来说服、“感化”主教，使能“同舟共济”。在会面期间，政府官员大加吹捧他们的金主教。金鲁贤也极力向主教表示尊敬，幷为范主教准备一桌丰盛的晚宴，席间政府人员、金鲁贤及其属下神父，不断地向主教表示“友善”，介绍上海教区发展的经验，陪同主教来上海的保定官员也乘机向主教说：“我们保定也要向上海学习呀！”
“是啊，上海教区一向是我们保定教区学习的榜样，因为上海是龚主教的教区。”范主教随口答道。“龚主教虽是年迈，但是德高望重，堪称中国、甚至普世教会的楷模。”
旁边的一个看到主教把话题岔开了，便又往回拽说：“范老与金主教都是海外留学生，今后你们可以幷驾齐驱，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共同建设中国教会的未来……。”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主教立即说：“我是在罗马修道，他是在法国留学。”
晚上金鲁贤与范主教谈了很长时间，虽然金鲁贤对主教礼貌有加，但终未“感化”主教。
范主教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星期，期间要求拜见龚主教，但被政府以委婉的理由拒绝了。一周之后，主教返回了保定旧道。主教实在堪称信仰的导师，这不仅表现在有关“爱国会”的问题上，其实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对天主、对人灵的热爱，以及对真理的执着。
主教以前每次到市里，都住在张大鹏家里，主教的户口也登记在琅瑚街。自从主教获假释软禁在主教座堂以来，多次由张大鹏老伴——赵容忍做好饭给主教送去，一般都去两个人。一天赵大姨照常做好饭菜，只身一人送到了堂里，时间不大就闷闷不乐地回来了。到家便说：“今天主教不高兴，我把饭送进去，主教一人在屋里，我请主教趁热吃，主教连看都没看，哼了一声说：“知道了，回去吧。”大鹏说：“可能今天的饭菜不对口吧！”“主教连看都没看，怎么会知道不对口味呢？”赵姨回答说。
第二天，赵姨约好王永要老伴一同给主教去送饭，二人进去把饭放下请主教用饭，便告辞要走，不料主教却愿意让她们坐一会儿，“你们每次进来都得过三关（“爱国会”把守头一道门，第二道是宗教处的盘问，最后还要有公安人员那里登记。）好不容易进来了，歇会儿吧！”原来八十多岁的老主教，生活还是如此严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单独会见妇女，就是在软禁中，哪怕是家人、亲友也不例外。
我把贫穷留给你们：主教的整个生活都流露着充满希望而又纯朴的信仰，88年春有几位年轻的神父去旧道看望主教，瘦弱的老人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
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几位充满活力及朝气的新牧人，开玩笑似的对他们说：“你们是新神父，真是生不逢时啊，在我们圣神父的时候主教给我们每人一套金圣爵、银圣盘，还有五色罗马式祭衣，唉！现在我也是主教，是你们的主教，我曾有过呀！有过财产、知识……而现在我却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好把我的贫穷送给你们了。”神父们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是的贫穷是他唯一的财富，是他拥有一切资本，是他信仰人生的感悟，他愿把他一生所获留给他的神父们，留给他的教区。一天，主教家乡的几位教友来看主教，当他们谈到“一个教友掉牙了”，主教马上就说：“掉牙是正常的事，每人都会掉牙，这就是天主的奇妙安排，天主就用掉牙来提醒人——你的时间不多了，赶快悔改吧！”当教友说让主教也按上一口牙时，主教却幽默的说：“人造的牙总不如天主造的好”。主教的生活非常简朴，所用之物用到无法再用为止，一位教友深感主教的伟大，想留下一点记念，看到主教所用破烂不堪的毛巾就向主教说：“主教，把你的毛巾给了我行吗？”主教随口应声说“你有用吗？如果你有用就拿走吧！”他深知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为天主所用。他对圣事更是虔恭谨慎，1988年元月6日主显节，主教在被关押的房间独自举行弥撒，由一位教友参与幷辅祭，虽是人少，但主教对圣事礼节还是一丝不苟，主教念的拉丁文很熟，整个礼节显得神圣而庄重，弥撒前后穿脱祭衣常是郑重的请圣号、诵读经文。这虔敬之德更是他信仰的自然流露，他的勇敢、爱心、耐心和为信仰牺牲一切的精神，正是他与主交往的在圣神内的果实。当他信赖天主时，信德成了他生活的保障和力量。“上主是我的盘石，我的避难所。”没有虔诚的祈祷生活，就没有为信仰牺牲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