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最后的见证
    自从主教获假释后,一直被软禁在保定原主教座堂里,政府偶尔以观光旅游为借口,将主教带到其它的地方,以转化主教的思想,不管结果如何,事后总要把主教送回保定。1990年11月3日,年过八旬的老主教再一次被秘密带走,安置在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地方——石家庄烈士陵园,有专人看管,“特殊照顾”。其目的无非是想软化主教,然而主教却丝毫没有缓和的余地。一次,一位政府官员问主教说:“如果中梵建交是你的大陆主教团代表天主教,还是宗怀德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表天主教呢?”

    “主教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是我和我们全体属于教宗的主教们。宗怀德承认教宗吗?不隶属教宗的怎么能代表天主教呢?”

    “如果教廷接纳了他们呢?”政府官员接着又问主教“那会怎样呢?”

    主教说:“那是另一回事,圣座接纳他们,我们不会有意见,我们与他们本来就不是仇人,我们愿意与他们合一,只要他们首先承认教宗的领导权。”

    “如果请你主持中国主教团怎么样?”接着给主教摆出了许多优惠的条件,然而范主教却断然拒绝,“我不会主持与领导所谓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我不能加入到这样的组织里。而且合一也不是你们的这个意思,合一是共同隶属于教宗的权下,与普世教会共融,回到教会的怀抱。”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官员反复说了多次,时而威逼,时而利诱,然而这一切对主教都无济于事。主教不为所动,反而给他们讲了一套“社稷以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意志,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安邦立国的道理。

    经过一场唇枪舌战的较量之后,政府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瘦小老人的钢铁意志,及信仰给他带来的智能与力量。他们深感束手无策,但幷不甘心失败,不断变换招数掀起进攻。1990年11月下旬,政府人员向范主教郑重提出请他出国的“邀请”,幷以龚主教、邓总主教为例劝他出国,以除去这“心头之患。”其实还在保定的时候,政府曾试探性的提到让主教出国的问题,以国外的优越条件,舒适的环境想打动他出国的心。这次政府人员把出国申请手续放在主教面前,让他签名,主教却一把推开说:“我是保定教区的主教,我不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教区。”政府人员看到无计可施,双眼迸出股股寒光,直射到主教的脸旁,冷冷的说:“老范,你不走,可别后悔呀?”

    老主教坚定地说:“我不后悔,也不会后悔,你们随便处置吧,我是不会离开我的教区,离开我的祖国的。”

    政府人员看到主教如此坚强,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下了最后通牒,叫他再三考虑,限三天给予答复,到了第四天,他们很有礼貌地问主教:“范老想好了吗?”

    主教郑重地回答说:“想好了,我不走,也不能走,我是保定主教,我不能撇下我的教友……”。

    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90年12月6日一直伺候主教的教友被政府辞退了,幷严禁他向任何人透露有关主教的任何情况,从此以后主教就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天主就这样“剥夺”了主教的一切,使他单单属于他,信赖他,将一切——工作、辛劳、成败、教区的将来、生与死……完全交在主宰一切的天父手中。与此同时,政府对保定教区及临近的易县教区、正定教区、安国教区、献县教区等地的正统教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主教失踪以后,保定教区几位神长——施纯洁主教、陈建章主教、安树新、刘士民、崔新刚等二十位神长以及一些教友领袖都先后被捕,留下几位漏网神父,支持着教友们的信德生活。“教会在世界的迫害与天主的安慰中继续自己的旅程…”。

    主教的失踪,教友们很是担心,到处打听毫无音信,亲兄弟范稷田也到处寻找,得到的答复是:“范主教年老体衰,不再接见访客,目前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享晚年。”不论怎么说,范主教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流亡在外,总是使亲人放心不下。

    燕子飞来了,又飞走了;桃花开了,又谢了。范主教失踪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消息传到海外,在台湾教会服务的主教的表弟候神父认为:“与其主教永远被隔离,到不如出来透透气”。正当候神父准备托人向中共政府为主教提出申请的时候,也就是1992年4月13日早晨,主教的家人被政府人员接去,教友们期待着思念已久的主教归来,一天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主教归来,4月13日——圣周四的晚上,晚餐礼仪已经完毕,耶稣已经进入了革责玛尼山园,要开始他的逾越奥迹,奉献全燔祭。

    当时相当一部分教友在大候村(距望亭五里地)参与圣周四晚餐礼弥撒。

    教友们正念谢圣体经时,大约是20:30左右,噩耗传来:“教友们,我们的范主教死了,现在正在运回望亭的路上”。这声音如晴天辟雳,教友们拥出堂门直朝向政府的两辆吉普车。

    “我们的主教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教友们大声问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一位政府人员连连回答。

    “啪!啪!两个嘴吧,叫你不知道……”一位年青的女孩子气愤愤的说。

    政府人员见势不好,有几位就躲开了。教友们见一问八不知,有一部份人就赶紧赶往望亭。只见圣堂中央(只是一个民宅做为祈祷所)停放着一张灵床,上面一无所有。教友们来了之后有的在屋里等着,有的在院外等着。不大一会儿,老远传来警报声,一束束耀眼的强光,直射向主教的家乡——小望亭,光束越来越强,原来是大队的警车夹着一辆灵车,在大批公安武警全副武装的保护下驶进了村庄。主教回来了,汽车停稳之后,公安人员先把主教的三弟稷田从最前边的汽车里扶下来(当时他已经是糊里糊涂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教友们以为是主教都围了上来,也有一些教友御主教的所用之物,就在这慌乱之际,政府的两个人把主教的尸体从灵车里拽出来,放在早已准备好的灵床上。主教的尸体,用绿色塑料布裹的严严的,教友们一看先是惊讶,然后愤愤地质问道:

    “主教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是同样的回答。

    “不知道,你们把他拉走,别放在我们家里,如果他有传染病传染上我们家里的人谁负责任……”。

    “没事,我们早已给他消毒了。”

    “消毒了我们也不让放,你们不说出他怎么死的就别在这放”。

    “这是政府让放的”。

    “政府让放我不让放,这是我的家,这是民宅,不是太平间……”。教友们期望哪怕还有一口气,能见到主教活着的最后一面,可是所见到的却是一个绿塑料布包裹着,四道布条紧紧捆绑着的干瘪的主教遗体。实在又悲又愤,当灵车正要走的时候,有一些女教友坐在车的前后,痛哭她们的主教,幷对政府人员喊说:“事情解决不清别想走,如果要走,你们就从我们身上轧过去吧!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主教一起死……”。政府人员对这些教友时而恐吓,时而劝慰,时而哄骗,时而利诱,都无济于事,政府劝教友们时,有一个女青年对这些教友们说:“你们就坐在这里不要动”。政府人员听后更是生气,刚要伸手打这位青年,正好后边来了一位男教友,伸手抓住政府人员的脖领,“你想干什么?”政府人员一看楞住了,一句话没说。这辆灵车就一直等到天明。本来是主教刑满释放的日子,政府给送回来的却是已经干瘪的主教的尸体,塌陷的眼窝、血迹斑斑的伤痕、忧伤的面孔……一时目不忍睹,“他的面容毁伤的已不像人”。

    主教啊!你在什么地方奉献了你的全燔祭?你在哪里咽下了你最后一口气?……那天夜里,整个望亭堂区以及外地赶来过瞻礼的教友一起痛哭着可敬的范主教!

    第二天,市、县政府人员把主教的家人、本村的会长和教友骨干叫到大队里,让他们看主教在狱中政府派人服侍主教的录像带,以缓和教友们的心情,开始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然后是主教拿起酒杯给政府人员说:“我们需要把政府和教会的事谈谈了。”后来就是主教说:“你们光胡闹,你们光胡闹,我不是便秘,而是拉肚子,你们闹反了,你们这真是……”没等主教说完马上换了镜头。后来就是主教站在中间,有几个人给主教穿绿大衣,当时主教已经不成样子了,主教有气无力的说:“晚了,这件大衣穿的晚了。”接着就是政府人员喂主教,揣着一个小茶杯,用白水泡的饼干,只见张口,看不见人。最后就是主教躺在床上输液(头上有一紫包),手上扎了几针输不进去,后来在脚上一只脚一根针。录相带完了后又放了一个录音,政府人员问主教:“你的病好不了怎么办?”主教回答说:“好不了,如果死了就挖个坑埋上吧,愿意焚化就焚化,哎,关于以后怎么处理,我就不做主了……”教友们看了以后,更是悲愤至极,痛哭不止。

    主教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各地的教友纷纷赶来,与主教告别。政府经过严秘布暑,在乡里设立指挥部,保定市领导亲自督阵,幷派出几十辆警车包围了整个望亭,到处设立关卡,所有车辆禁止拉去望亭的人,就连骑自行车卖菜的也不让进村。无论怎样阻拦,教友们还是越来越多,近处的教友知道政府到处设立了关卡,就绕小道进村;有的插地进村;外地来的教友有的在半道被劫回去了;有的快到村时,政府人员把车扣住了,教友们就步行来到望亭。然后经过主教家人出头才把车放了出来。本地教友知道后,就派一些教友带着孝帽到二十里地之外的大路上去接人,有的到火车站接人,遇到去望亭的教友就给一孝帽,带着孝帽可以进去。政府看到来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他们担心把主教的尸体偷走,曾几次收买人心,让人监视主教的尸体,幷派临时联防队昼夜职班看守。停放主教的前边和右边的房上都站满了公安人员,时刻监视教友们的行动。同时关卡检察的更严了,任何车辆不许进村,就连教友们拉面粉的车也不许进。几天的时间,来吊唁主教的约有十五万人次。

    主教没有坟地,政府不允许把他埋进公坟,让埋在河堤内侧(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也是对死去的人绝大的不负责任)。经过几次谈判终于允许埋在一公民的地里。复活瞻礼过后,4月24日下午2点钟由保定教区东吕本堂崔新刚神父主祭,由26位神父陪同共祭举行殡葬大礼弥撒,弥撒完毕,主教的遗体在祈祷声、哭声、歌声、琴声、乐队的奏乐声中和四万双眼睛的护送下送到了坟地。是怅然、是迷惘、是光明、是希望——四万颗心带着主教的祝福与希望,回到自己奉献的地方。

    主教去了,他就这样悄悄的离开了我们,他用自己的生命护卫着自己的羊群,为羊舍生致命,做了大众的赎价,为中国教会埋下了一颗生命的种子。“我们因着与他相似的死亡,和他结成一体,我们也要因着与他相似的复活,结成一体。”(罗六4-5)

    转眼之间四年过去了,几年的平安年过去,几年的灾难又来了。1996年3月教难在保定教区再一次兴起。就在这期间主教的坟也几次被人破坏,十字架一次一次被砸掉,终于在2001年4月24日被政府用推土机把主教的坟给推平了。他如此贫寒,也死于凄凉,连坟墓也被人平了。但他的正直,真诚和热爱天主,热爱人灵的心,是永远推不平的。他象熙雍矗立在群山之颠;他象圣殿深植在人们的心田。

    他的一生正可谓:

    是说是,非说非,坚持信仰完整,敢为信仰作证,绝对效忠教宗磊落光明,铮铮骨狂风恶浪打不动。

    黑是黑,白是白,维护圣统共融,宁予群羊致命,誓不离国铸定旗帜鲜明,灼灼亮浩然正气齐穹苍。

    基督说:“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在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若:十二、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