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窗帘是垂下来的，是我把它们放下来的吗？
我再看了墙上的钟一眼，然后，几乎起身查看它是否已经停摆。时间好似完全静止了一般。
护士会来探访我吗？我迫切需要和人说话。
或许这个主意更棒——我何不打电话回家？
伸长手拿话筒，不久之后，我听见线的彼端铃响了。我们十五岁大的女儿朵娜来接听，她立刻问我好不好。
她关怀的口吻令人宽慰，我告诉她一切还好，只是我有些寂寞。
"爹爹还没回到家。"她说，我的心猛往下沉，实在很想和他说几句话。"妈，你不要紧吧？"她问道，感觉出我有些沮丧。
"嗯，我很好。"我回答，但我心里真正想说的是——"拜托，找到你爹，叫他回来！愈快愈好！"我的不安愈来愈厉害了。话筒里传来孩子的童稚声音，"我要和妈讲话。""嘿，把电话给我！""我要告诉爹！"家里的声响让我感觉好过了些。
后来的半小时，我忙着轮流和他们道晚安。可是一挂上电话，寂寞又像一张毯子般重重落在我身上。
房间里似乎更暗了，而家和医院的距离像不止是在城的那一头，而像有几百万里远。
家人就是我的生命，离开他们的感觉令我伤心害怕。不过，当我一一想着孩子们——当然，还有我的丈夫乔伊时，心情似乎平复了些。
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在数小时之后，我将不在乎能否回家和他们团聚，甚至很想恳求不必回到那个家里去，我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
由于童年就失去了家庭温暖，我一直认为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可以替代我原来的家。当我结婚时，在心里承诺，家将是我的生活重心，是人生最主要的避难所。我答应自己要爱丈夫，和他斯守一辈子，同甘共苦。我们的孩子永远不必担心父母分离，可以信任我们总是在一起。
十五岁那一年，我被送往与母亲同住。
我父亲认为成长的年轻淑女应该和母亲住，不再适合寄宿学校，或留在他身边。
既然母亲全天工作，她也觉得需要一名保母，所以我离开了学校，留在家里照顾最小的妹妹。
天天待在家里，眼睁睁看见邻居孩子早出晚归去上课，我开始自怜起来。
其实当时我还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可是我知道自己失去交朋友的机会，也想念其它的兄弟姐妹。
要不了多久，我有了结论，解决我产问题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赶快嫁人，组织我自己的小家庭。
我觉得自己老是为别人付出，为别人而活，失去了寻找个人幸福快乐的权利。
属于我的衣服，属于我的床，属于我的家——这是我要的。我还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不论生活有什么变动，他都会永远爱我。
所以，在这种心态下，我疯狂爱上隔壁男孩，第二年春天就嫁给他，实在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父亲极力反对，然而我和母亲同住，她却加以支持。
十五岁的我，非常天真，完全不明白家庭是沉重的负担和责任。
应该说两个人都不成熟，加上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目标，婚姻维持了六年便告结束。
我的梦想破碎了，带着受伤的灵魂，需要极大耐性和爱心才能治愈。
我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女儿——朵娜和夏蕊；我的儿子——葛林；我最小的女儿——琴西雅，而她没有活过三个月。
离婚后那个对诞节，我在舞会上遇见乔伊。他当时在内华达州利诺的空军基地，我也住在那一带。乔伊不巧也离婚了，而相处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点。
他和我的家庭背景相仿，都有对家庭温暖的强烈渴望。我们似乎一见面就十分投缘，就连我的孩子也舍不得和他分开——一开始时，可能比我更严重。要不了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这婚姻从起初就圆满得令人难以相信，乔伊的温柔是我以前想象不到的。对于孩子，他非常有耐心，适当的管教，使孩子对他又敬又爱。每天他下班时，他们争着要第一个迎接他，有时甚至吵起来。他们开口就喊他（爹），他当之无愧。
一家团聚的强烈意愿，加上心态日益成熟，使我们共度许多年的晨昏。
不管搬迁到什么地方，不管个人要做多少调适和牺牲，我们总是秉持一家人在一起的意念，不计任何代价，尽力化解所有的困难。
一切以家庭为先，个人则是次要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乔伊调职至兰道夫空军基地——位于德州，圣安东尼奥。电脑正渐渐斩露头角，愈来愈重要，乔伊被指派学习程序设计。待在德州四年期间，我生下两个儿子——小约瑟夫和史都华，杰弗芮。
美梦成真，我们生活得幸福丰足，我们不但有一辆新车和一幢新房子，而且，还有中央空调冷气系统。孩子们满厨子新衣服，我又能在家里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真是天主赐福保佑啊！
童年的寂寞，寄宿学校的可怕经历，似乎都已离我远去，我感到十分快乐，然而，在沉思冥想中，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仍少了什么。
我还是祷告，但和天主的距离似乎遥远陌生，我对他充满了惧怕。
他对我的祈祷偶尔有回应——例如我离婚之后，祈求有爱心有耐心的人协助我扶养孩子，他带领我遇见乔伊。我相信天主是公正并且爱他的孩子——除了祂嫉恶如仇的愤怒本质之外。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把祂的爱带入生活，和我的家人分享。
于是我和乔伊讨论，同时建议全家上教堂。他不怎么热心，由于早年的境遇，使他对宗教感到疏离冷寞。我尊重他的感觉，却还是想办法让家人有共同的信仰。
结果我们参加了附近的教堂的礼拜，感到不满意，这了一阵子，我也就不再保积极。
有好几年，我对宗教的信仰处于懵懵懂懂、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态。
护士走近病房，打断了我的回想。
她拿了一只小杯子，装着安眠药，我不愿意服用。
由于以往不愉快的经验，我对各种药品都十分排斥，头痛不舒服时，我也不会服用阿斯匹灵，宁可忍耐。
转身离开，她带走了药，留下我继续沉思。
在夜的寂寞里，我想到数小时后的手术。手术会不会顺利呢？我听说有人死在手术台上。我会是下一个牺牲者吗？
阴森森的墓地浮现在我脑海中，墓碑下的棺材中，骷髅头的脖子上挂着十字架。
我开始怀疑，死人为什么要戴上十字架。是向天主示好吗？或者正因为他们罪孽深重，所以借此保护自己不受地狱恶鬼纠缠？
鸡皮疙瘩爬上我的手臂，我愈来愈恐惧不安，病房里是那么黑暗，我伸手按铃呼叫护士。
"那些安眠药方便给我吗？"我问她。
她困惑地看了我一眼，不过还是把药取来给我。
我服了药，向她道谢。她调暗了小灯，走出去，在身后关上门。
过了一会儿我才渐渐有了睡意，然后我祷告，终于进入梦乡。
人间若有天堂，那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