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莫里•施瓦茨。“叫我莫里吧。”他总是这么说，即使对特德•科佩尔也是如此。
1995年，特德•科佩尔在美国广播公司“夜线（Night-line）”节目中主动对他进行了三次专题采访，每次半个小时，这位智慧的老人成了全国的偶像。
莫里在电视上露面的理由亦如他本人那样率直坦诚：在七十八岁高龄，由于一种被称作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或者叫作洛盖赫里格病的疾病，莫里正在走向死亡，然而，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虽然莫里相当谦恭，他却领悟到他能利用媒体完成他一生中最后一件卓有成就的事：冲去死亡的阴霾，呼吁人们公开谈论疾病、衰颓，以及所有人都会遇到的最终归宿。
“学会如何生，”莫里说，“你才知道如何去死；学会如何去死，你才知道如何生。”
莫里的话不仅是对病人和快要得病的人说的，也是对身体健康的人说的。他的一席话表明了他对人世的一种看法，他在“夜线”、《波士顿环球报》和对全国广播的电台电视台节目中表明了他的观点。
国人反响如潮。莫里触动了国人伤心敏感的话题。成千上万的观众、听众和读者给他写信，有寻求忠告的，有寻求安慰的，但多数人是感谢他回答了他们在默想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现在有个人得了一种病，这个病肆无忌惮地摧毁神经向肌肉发出信号的能力。肌肉停止活动，萎缩下去，莫里是从双腿开始的。于是，只好等着死神来叩响门扉。
但莫里对死刑的反应是创造一种栩栩如生的纪念仪式，一种愉悦欢快的仪式。他观看马克斯兄弟公司的电影，沉湎于他所能发现的各种幽默之中。他让朋友们知道他希望他们造访。他开始撰写构成本书核心的箴言警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莫里的遗嘱——关于如何富有激情地、平静地活着，直到人生的终点。由于他丧失了肌肉活动能力，他书写箴言警语就比过去更慢，手颤抖得更厉害了，但信念却更加坚定。他原以为这些箴言警语不用解释就自然成立，但他后来认识到，多数读者真正将其付诸实践还需要一点必要的引导。箴言警语是用一种入门速记写成的：这些速记是些符咒，本身似乎既深邃，又可怕。
“为你自己伤心悲痛吧，不仅仅一次或两次，而是一次又一次。”莫里写道。
但如何去做？我们并不都是莫里。我们之中的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悲痛忧伤，不知道如何去悲痛忧伤。
莫里于是开始口授这些箴言警语的传记评论——以图帮助读者理解他是如何悟出这些箴言警语的，告诉人们如何去理解它们。最重要的是，如何帮助读者去践行这些箴言警语并把它们融化在内心里。
录音持续了好几个月，有时候很费劲。到最后，莫里拼命咳嗽，眼睁睁地看着麦克风从他胸前滑落，等着麦克风重新别上。随着录音的延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箴言警语不仅切实可行，它们还是某种博大精深得多的学识的组成部分。
莫里拥有的一以贯之的世界观，是在他平生的大部分时日里形成的，只是现在才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表述出来。对一些人来说，解释他的世界观可能听起来有些矫揉造作，对另一些人来说则肯定耳熟能详。不管怎么样，对莫里来说，生活是一个向他人、向世界、最终向比我们自身广博得多的某种东西充满爱意地敞开自己心扉的过程。直至最后的瞬间，莫里都充满了惊讶和好奇、欢愉和快乐。他度过最后岁月的方式是给我们上最后一课。
箴言警语是从他的世界观里流淌出来的；世界观又依次是从他的传记里流淌出来的。下面对他个人生活的介绍将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他的了解。
莫里矮个头，红头发，脸上有雀斑。生于芝加哥，俄国犹太移民后裔，在纽约贫民区长大。他在最后的一次访谈中描述自己：“穿得像个邋遢鬼，半截子裤子盖着膝盖。”他回忆说，他“总是乐呵呵的，但内心忧伤”。他母亲在他八岁时去世了，因此他变得很内向。
“我已意识到世事的无常，”他说，“人们备觉珍贵的东西，常常会随时化为乌有。”
由于幼年丧母，莫里对一切“失去”极为敏感，而且渴望别人的关爱。所幸，抚养他的继母非常喜欢他和他的弟弟，向他们灌输同情他人的思想，同时还灌输求知的热情。
莫里终于上了免费的纽约城市学院。他有鼓膜穿孔，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应征服役时被刷了下来，他决定读研究生院。攻读社会学，还是心理学？他犹豫不定。
“我始终对心理学感兴趣，”莫里说，“但因为学心理学必须用白鼠做实验，我退缩了。”最后，他攻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
读着卡尔•罗杰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马丁•布贝尔等学者的著作，莫里对他们的哲学有了深刻的领悟：敞开胸怀，抒发你的真实感情。探讨的重心并不像心理学所强调的那样只放在个人方面，也不像“社会学”一词所表示的那样要严格地放在社会方面。莫里将两者联系起来，开创了一个称作社会心理学的崭新领域。
莫里初登职坛，便对事物的真谛有了首次顿悟。受雇于一家精神病医院要做一项研究工作，他必须得接受一次精神分析。
“我于是懂得我母亲去世的全部影响……并为我失去母亲感到悲哀。”他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莫里把治疗称作“宣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隔着一段距离审视自己，成为自己的见证人。正如警语所示的那样，这已成为他应对死亡的关键窍门。
莫里与艾尔弗雷德•斯坦顿合作，开始在一家非传统的精神分析病院的病房里工作，对备受折磨的病人进行观察，对医务人员以及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处处留心。使他感到震惊的，是患者周围的人对患者的态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莫里在病房里进行观察，与每一位病人——是孤零零地蹲在角落里的病人——进行交谈。他彬彬有礼甚至是低声下气地对待他们。他极尽所能地敞开自己的心扉。病人渐渐地对他作出了回应。最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对他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一定要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一对一地交往效果更为明显，这两点对莫里来说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这些研究成果被整理成书公开出版，它作为施瓦茨和斯坦顿研究工作的结晶著作，已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影响了整整一代行医者。此书出版不久，莫里就被布兰代斯大学授予一个职位。
在大约四十年的岁月中，包括他去世前的一年，他一直是一个身历其境的观察者。他开创的“群体进程”的本科生课程已成为每年的实验课，这门课教授学生不要按个人道德标准进行评判，要把你自己看作是社团的一分子并向它敞开你的心扉。总之，莫里毕生都在实践他最初所宣讲的信条。
他获益于自己的认识。他能抑制自我，懂得别人对你更为重要，而不是你对别人更为重要，他把自己具备的这个能力归因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他为自己的不幸感到悲哀，先是失去母亲，最后是失去了自己，他把自己的这个悲悯能力归因于“温室”。“温室”是他和他的朋友与同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的一个低收费的心理疗法社团组织。
他能持续不断地捍卫弱势群体，捍卫自己主张的包容与平等的政治理念，他把这归功于当时激进的布兰代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们。
莫里甚至感谢哮喘病。他一面喘着气，一面说他晚年得的这个病教会了他如何规避对死亡（或者似乎是死亡）的惊恐。
年近古稀时，莫里踏上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征程——他开始学着冥想。
对莫里来说，这是心理疗法实践的延续——与自己保持距离，学会如何生活在当下，向广袤的大千世界敞开自己的心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莫里“精神实践”的开始，这个词用在这里具有典型意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莫里几十年前开始的精神实践的顶点。
箴言警语源于莫里的人生历程，这本书是围绕着这些箴言警语写成的。从伊索到耶稣再到尼采，简明深刻的见解在世界文化上永远享有一席之地。在电视和信息时代，人们有时嘲笑说话简短是“咬音”。莫里用不着替这个担心。他认为这些简明的箴言警语是对着心灵说的，完全是对着心灵说的。
1995年11月4日，莫里在寓所里平静去世。
——索尔曼